金融监管的双系统决策模型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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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与经济杂志》2015年第四期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再次提醒人们，金融风险的防范不容忽视。尽管金融监管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但它毕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最后一道屏障，通过有效的金融监管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金融监管存在决策有限理性问题

美国于2010年7月通过了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欧盟于2010年9月通过了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也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各方都更加重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从以往的以资本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上升到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监管，从顺周期的微观监管上升到逆周期的宏观监管。但是无论是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还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都需要对宏观经济波动加以识别和判断，这种识别和判断本质上同微观主体对市场的识别和判断是一样的，都是金融系统的组成部分，一旦出现识别和判断的错误就会造成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20世纪30年代以前，市场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鼎盛时期，金融监管处于自发性的初级阶段。由于金融监管弱化，终于发生了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大萧条”。(2)20世纪30～70年代，金融监管全面而严格。由于金融监管过严，最终发生了“经济滞胀”。(3)20世纪70～80年代末，金融监管放松，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因金融监管弱化，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4)20世纪90年代至今，金融监管趋于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寻求融合与均衡，但是还是没有避免2008年的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在强化和弱化之间的选择，实际上是针对宏观经济的变化所进行的相机抉择。但是我们看到，长期以来金融监管并没有如人所愿地适应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反而因为金融危机的反复发生而备受诟病。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个或几个金融机构发生巨额损失或倒闭导致整个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风险，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恶性影响的可能性。它是金融系统内累积的风险，具有传染性、蔓延性、负外部性以及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巨大溢出效应。现代金融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系统，金融机构之间频繁的日常交易使金融网络越来越复杂，所有机构通过这个网络将信息迅速传播给与其有业务联系的机构，信息的大量交换使得金融市场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任何曾经制定的监管规则都不能适应金融领域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相反还可能形成对金融系统的干扰，引发“蝴蝶效应”。因此，金融监管的原则不能仅仅着眼于宏微观经济的波动，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充分考虑金融监管的决策理性。

20世纪50年代，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提出了期望效用理论，用来解释和预测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是如何决策的。阿莱悖论、埃尔斯伯格悖论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现实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决策时会受到自身背景和经验的影响，只考虑某些次要的、枝节的问题，而忽视另外一些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并且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感性偏见又会使其对问题本质的理解发生偏差。因此，在实际情境中，决策者的偏好是复杂多变的，这就需要人们对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理性假设做出修正。20世纪60年代以后，认知科学在描述和解释人类决策行为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近年来，双系统决策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二、双系统决策模型

双系统的概念在神经科学、医学和心理学等不同领域都有各自的名称，比如评估系统和运动系统、自动过程和受控过程、反射系统和反思系统、系统l和系统2(Camerer，2003)。本文采用系统1和系统2来描述双系统决策理论中的两个子系统。双系统决策理论的核心是，人们的决策分析过程是大脑中两套不同的决策系统相互影响的过程。系统1可以简要地概括为直觉，其信息加工方式为并行加工且加工速度较快，不占用或占用很少的心理资源，模块化封闭运行，决策时大脑处在自主控制状态，反应自动化，容易受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影响，无自我意识或只能意识到其加工结果而意识不到加工过程;系统2可以简要地慨括为慎思，其信息加工方式为串行加工且加工速度慢，占用较多的心理资源，非模块化，在做决策时需要集中注意力，不容易受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干扰，主要基于规则进行，有自我意识，加工过程和结果都可以被意识到。丹尼尔•卡尼曼(Kahneman，2003)指出，人们做出决策时容易失去耐心而丧失理性，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不能快速而精确地计算出做一件事情的成本和收益，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人们经常遗漏决策的相关信息。如何在有限的资讯、知识、能力和方案下做出最优的决策是决策学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决策者们研究的重点和追求的目标。当面临时间压力的时候，大量信息需要被筛选，这时人们会启动系统1，即凭直觉做决定。系统1做出的决策由于缺乏思考，犯错的可能性很大。Sunstein和Thaler(2008)曾认为对决策人可能出现的偏见进行提醒，或者不断提醒决策人尽量考虑周全可能会提高系统1决策的质量。但是事实证明，当决策人面临时间压力的时候，通常不会接受旁观者的劝告。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不愿在他人面前表现出考虑不周，而另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会无意识地忽视这些劝告。实验证明，决策人在面临时间压力的时候，其决策行为通常不会被简单的提醒和劝告所改变(Nosek和Greenwald，2007)。［7］与系统1凭直觉决策的行为相比，系统2经过分析思考的决策行为大大降低了犯错的可能性，但是，用时长是系统2决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一个稍长的时间范围内，启动系统2决策的决策者会接受旁观者的意见，会考虑不同的决策可能产生的不同后果(Gigerenzer和Hoffrage，1991)。从系统1的决策转变为系统2的决策之后，决策者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他们会采纳外部意见﹑及时提供信息反馈﹑刻意训练思维等(Milkman，Chugh和Bazerman，2009)，但是，所有这些行为转换的前提是更长的思考时间。因此，时间是区别系统1和系统2的一个重要参数。通常情况下，系统1与系统2会同时对决策过程起作用，当两个系统作用方向相同时，其决策结果既合乎理性又遵从直觉;反之，当两个系统的作用方向不同时，它们之间是竞争关系，占优势的一方会控制行为结果(孙彦等，2007)。简而言之，思维活动的时间一旦拉长，人们的决策就会从系统1转变为系统2。笔者结合神经经济学、认知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对决策过程的描述，对双系统决策模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如图1。

三、金融监管决策时间的双重效应分析

(一)金融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决策分析金融机构之间频繁的日常交易使得金融网络越来越复杂，也使金融市场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快速的变化使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由于金融市场的变化速度极快，大量的信息需要被筛选，不论是市场参与者还是监管者，在时间压迫的情境下会更多地凭直觉也就是系统1做出决策。此时，决策者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反应大部分是自动化的，对各种金融信息的加工过程为速度较快的并行加工，模块化封闭式运行;做决策时大脑处在自主控制状态，自动地受大脑中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金融市场规则所影响，并且很少能自我意识或只能意识到其决策的结果而意识不到决策的过程。由于缺乏长时间的思考，这些快速、自动化和凭直觉做出的决策，犯错的可能性很大。另外，当系统1参与决策时，尽管金融监管者可能对市场参与者可能出现的决策错误进行了提醒和劝告，建议者可能对监管者可能出现的监管决策错误进行了提醒和劝告，但是在面临时间压力的情势下，这些提醒和劝告很难改变他们的决策行为。如果将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的决策时间尽可能地延长，那么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就会更多地利用系统2做决策。此时，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反应是非自动化的慎思，对各种金融信息的加工过程是速度较慢的串行加工，非模块化开放式运行;做决策时大脑受自我控制，注意力集中，不易受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金融市场规则的干扰，有比较强的自我意识，不仅能意识到决策的结果，还能意识到决策的过程。由于拥有充分的时间思考，这些缓慢地、能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而做出的决策，犯错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另外，当系统2参与决策时，市场参与者可能更容易接受金融监管者的意见，监管决策者可能更容易接受建议者的意见，能及时提供信息反馈，考虑不同的决策可能产生的不同后果，以及改变僵化的思维方式等等。

(二)金融监管决策时间的双重效应分析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效率来自于自由竞争，是自由竞争创造出的更多的可能性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工业革命的产生，从而促进了经济效率。但是，自由竞争创造出的可能性在扩大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同时也创造出了更多的市场风险，自由竞争是市场风险的催化剂。用双系统决策模型可以解释这一观点。金融市场自由竞争程度加大使金融市场变化速度加快，市场参与者在时间压迫的情境下会更多地凭直觉也就是系统1做出决策。根据上述金融市场参与者决策分析可知，系统1这种决策机制最终导致自由竞争的游戏规则不具有自我约束功能，金融市场只能在市场参与者很少有自我意识的决策过程中自发地进行调整，最终金融市场以金融危机的方式让市场参与者意识和察觉到自己决策的错误。反之，如果自由竞争程度减小，那么金融市场的变化速度也会减慢，这就给市场参与者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市场参与者就会更多地启动系统2，其结果是市场参与者能更理性地应对不确定性的金融市场。因此，自由竞争程度是市场参与者选择不同决策系统的重要条件，而市场参与者选择不同的决策系统又是影响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根据上面金融监管者决策分析的结果，如果在金融监管中增加金融监管者决策的时间，那么就会产生金融监管的双重正效应，不仅能使金融监管者更多地启动系统2进行更理性的决策，还能够减缓金融市场自由竞争的程度，使市场参与者有更多的时间启动系统2进行更理性的决策。事实上，对市场安全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参与者的决策，金融监管中增加金融监管者决策的时间归根结底是给市场参与者更多的决策时间，只有得到市场参与者的积极配合，才能更为安全和有效地控制千变万化的金融市场风险。反之，如果金融监管中不考虑决策时间这一因素，那么就会产生金融监管的双重负效应，一方面金融监管者会更多地启动系统1进行非理性决策，另一方面使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更为激烈，市场参与者不得不更多地启动系统1进行非理性决策，最终金融市场会变得更为复杂，风险不断加大。

四、关于金融监管决策时间的建议

金融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在做决策时唯有更多地启动系统2，才能更理性地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金融市场的瞬息万变，这就要求给予金融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更多的决策时间。因此，金融监管应当以积极地帮助市场参与者理性决策为宗旨，在金融监管的原则中应当加入决策时间这一重要参数，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宏微观审慎监管、对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判断、逆周期的宏观监管等都应当充分地考虑到决策时间这个重要参数。金融危机具有周期性特征，资产价格波动又存在顺周期效应，这就给金融监管提出了难题。如果不充分地考虑决策时间这个重要参数，那么在实际操作中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非理性决策而导致的金融风险将会危及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然而，风险和效率是对称的，降低自由竞争程度既会降低金融风险，也会降低经济效率。因此，金融监管改革中所规定的决策时间应该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要保证整个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效率。

如上所述，金融监管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在弱化监管和强化监管之间进行选择的原因就是寻找风险和效率之间的平衡。但是，选择弱化监管和强化监管是通过相机抉择的方式做出的，这种相机抉择需要对宏观经济波动加以识别和判断，这种识别和判断本质上同微观主体对市场的识别和判断是一样的，都是金融系统的组成部分，只要是在系统内的识别和判断都难以把握和驾驭金融风险，一旦出现识别和判断的失误就会造成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在其四个发展阶段的最终结果就是有力的证明。因此，金融监管改革中所规定的决策时间应该是一个不变的常量，它应既能保证理性决策，又能保证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效率。这将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作者：陈奇超 刘力臻 石凯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渤海大学 经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