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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分别有舟和龙字，但没有“龙舟”连称，说明那时还没有龙舟。随着历史发展，龙舟一词出现了。龙舟最初指競渡之舟，后来它的含义扩增了，可以兼指大的船；天子所坐的船也专称龙舟；画有龙纹装饰、甚至有楼台亭阁的游娱之船也称龙舟。本文专指端午競渡的龙舟。
龙舟起源于东南沿海的古越人。古越人善于驾驶独木舟，他们信奉蛟龙为图腾，“是以剪髪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以避水神也。”[1]1976年浙江鄞县石秃山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靑铜钺，上面刻有龙舟競渡的图案，终于有了实物佐证。此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的一面残铜鼓上，有舟船競渡的图纹，图中的船体狭长平浅，首尾微翘，桨手们作奋力划桨姿态，船上的指挥面对桨手作有节奏的鼓动和指挥。桨手们的头上都有雉尾装饰，且向后飞扬，反衬出船体飞速前进。[附图1，上]广西贵罗古墓出土的铜鼓上层，有完整的龙舟競渡图像[附图1，下]。它们的时代约相当于战国至东汉（公元前5世纪～公元1世纪）[2]。
我们现在不知道古越龙舟的结构怎样，从铜銊、铜鼓上的图样看，当然比后世简单些，但古朴的艺术性非常突出。有史以后有关龙舟的结构、取材、大小、长短、形制，龙舟的人数、桨手的培训、挑选等，文献上少见全面的记载，直至明朝的《武陵競渡考略·競渡考》中才有详尽的记载。[3]《競渡考》虽然有龙舟的大小尺寸，却没有形象的图画。但可以与现存最早的宋代龙舟图联系起来理解。宋代龙舟种类之多样化，出乎今人的想象。其大型的龙舟有多层的楼台亭阁，豪华非常，当是天子所乘的龙舟。其余龙舟也有大小不同，或八桨，或十桨，都是可以競渡比赛的。[4][附图2]
龙舟发展到后来，內容趋向复杂。如龙舟競渡的时间定在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
前后举行，龙舟节和端午节重合，家家都要裹粽子、吃粽子，龙舟上也必备带粽子。并且有关龙舟的传说积累很多，最流行的是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因为据说屈原是五月五日自沉于汩罗江的，粽子是给屈原吃的，一说是给蛟龙吃的，以求保全屈原的屍体…等等。但在南朝·梁（公元502～557）的《荆楚岁时记》中，对五月五競渡的起源，有三种不同说法，一是“按五月五日競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荊楚方言，称大船为舸）取其轻利，谓之飞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提龙舟，称之为飞凫。二是作者摘引邯郸淳（人名。邯郸，复姓）《曹娥碑》的原文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其三又引《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5]笔者按，《曹娥碑》全文已佚，这里的摘引，易致误会。因曹娥是东汉（浙江）上虞人，传说她的父亲是五月五日投江死，曹娥沿江哭父，后跳入江中抱父屍而出，是个孝女故事。伍子胥是春秋吴国故事，似乎张冠李戴。也有可能《曹娥碑》文字中提到伍子胥的故事，才不矛盾。但不论曹娥或子胥，都非屈原。《荆楚岁时记》作者宗懔是楚人，他也听说过龙舟起源于越王勾践，只是详情不知。这都说明南朝时，五月五的競渡还存在不同传说。唐朝的诗歌中有以龙舟競渡为纪念屈原的，也有不是指屈原的（详后），到了明朝《競渡考》中，开头就说：“競渡事本招屈，实始沅湘之间。…故划船之盛，甲海內。盖犹有周楚之遗焉。宜诸路倣傚之者，不能及也。”不过《競渡考》是专讲武陵（今湖南常德地区）的競渡情况的，当然以沅湘为起源地。
屈原是公元前299年自沉于汩罗江的，当年，楚怀王为秦所执，过两年客死于秦。在屈原自溺之前两百余年的吴越两国，已有龙舟競渡活动。查屈原《楚辞》中提到的船名，计有“舟”字：“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6]；有“舲船”、“吴榜”：“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7]舲船即通常帶窗的小船。榜是船桨，也可指船。有“桂舟”：“美要目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8]桂舟指用桂树木制造的舟。所称的舲船、桂舟，吴榜都是其他处也见使用的词，与龙舟无关。所以司马迁详细叙述屈原如何遭遇楚怀王和襄王的迫害，最终被谪于南方，作“怀沙赋”之后，“怀石自沉汩罗以死。”紧接着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批评他们“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最后又说；“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9]如果屈原自沉汩罗以后，当时楚国的百姓们即以划龙舟、投角黍纪念屈原，如此重大之事，司马迁决不会弃而勿写，却连百余年后贾生投书吊念也予以记载。
上述考古出土的吴越青銅钺上龙舟競渡的图案，那时还没有统一的汉字，古越文已消失，不可能找到史籍上的记载。先秦文献里还没有龙舟这个词，《史记》里也没有。笔者查阅最早提到龙舟的是西汉《淮南子·本经训》，《本经训》的主导思想是主张“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反对木、水、土、金、火五种物质财富的“遁”（遁，指奢侈浪费），其中的“水遁”是指农业丰收以后“龙舟鷁首，浮吹以娱，此遁于水也。”汉时的龙舟鷁首，在水上游乐时，还有音乐伴湊，相当繁华热闹，不属于競渡的龙舟，刘安认为是一种不应有的奢侈之风。[10]但有人引《穆天子传》的记载：“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因而说：“龙船在西周穆王时就已出現了。”[11]这是不足为信的。因为《穆天子传》相传是记述周穆王出游四方的事，内容荒诞，带神话性质。如说穆王一次行猎，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之类。这书相传是晋时人盜魏襄王墓出土的遗物，从晋时算起，距离周穆王也已有两千五百来年，郭璞为之作注说“舟皆以龙鸟为形制，今吴之靑雀舫，此其遗象也。”[12]郭璞这是以晋时吴地的靑雀舫形制，推论解释两千多年前的“龙舟”，是没有说服力的。
与龙舟密切相关的是角黍和端午的问题。
角黍的最早记载在晋·周处的《风土记》，此书已佚，《齐民要术》引《风土记》注云：“俗以先二节（指端午节夏至节）日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粘黍一名糉（粽），一曰角黍。盖取阴阳尙相裹未分散之时象也。”《齐民要术》又引《食经》及《食次》的内容，角黍也可用糯米做。[13]说明古代的粽子可兼用糯黍和糯米制作，其起源当甚早，但那时还没有和龙舟发生关系，这里不作讨论。
《风土记》所记的做角黍和端午节吃粽的风俗，起因于秦汉时期，那时中原人民迷信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后汉书·礼仪志》里讲一年四季里应该注意的礼仪，其中仲夏之月云：“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14]。到南朝时这个风俗更为完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名拟甚多。”[15]。有的地方在这天用菖蒲叶做成宝剑狀，挂在大门上，认为可以驱赶疫鬼消灾，还有打扫房间，饮雄黄酒（有杀菌消毒作用）等。这些活动，全国都有，只是内容大同小异，流传至今。如所众知，端午以后，天气转热，流行性传染病开始流行，饮食不小心，就容易得病，端午节民间的这些活动，可以视为古人的卫生防疫活动。
把端午节吃粽子、挂五色线禳灾等和龙舟连在一起，组成为共同风俗的，当在晋以后，其中起有关键性影响的当是纪念屈原投江之事。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五百年后的南朝·梁·吴圴在《续齐谐记·五花丝粽》中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世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色丝，皆汩罗遗风也。”为什么用五色丝纒粽，吴均有个故事交代，说是汉时长沙有个姓曲的人，路上遇到一个自称三闾大夫的人，对他说，谢谢你们年年祭祀我，只是祭品常被蛟龙吃掉了，以后请你们“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緾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楝叶五花丝遗风也。”[16]这个故事托古到汉时，人们无从对质，但值得注意的是，故事里仍没有牵涉到龙舟競渡，只提到蛟龙偷吃角黍的事。这与沿海一带崇拜蛟龙为图腾，粽子专门为祭蛟龙而制作的，完全不同，也可以反证龙舟最初不是起源于华中地区。
现在所知，歌咏龙舟競渡早而多的当推唐诗。笔者从《全唐诗》查得咏競渡的诗有九首（可能有遗漏），其中卢肇“競渡诗”别无新意，元稹“競舟”诗则是批评岳阳赛舟的时间太长，农民负担太重，与本文无关。其余七首多少都有启发，尤以张建封的“競渡歌”最为生动，令人如身临其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即桨）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船桨）。……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互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競脫文身请书上……”[17]这首长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末句“競脫文身请书上”中的“上”，是为了同前两句末的“赏”及“往”押韵，其叙述的词序应为：“上书競请脱文身”，说明参加競渡的桨手们要文身代表蛟龙，競渡毕，经过上书的手续，解除文身。显然这还保留着古越人纹身的风俗。二是全诗详写龙舟競渡的景象，没有提及纪念屈原，却清楚交代文身手续。张建封官御史大夫，曾任徐（州）、泗（州）、亳（州）节度，属今苏北皖北地区，故所写的“競渡歌”，反映的是东南吴越古风。而储光羲“观競渡”[18]、白居易“競渡”[19]、刘禹锡“競渡曲”[20]及李群玉“競渡”[21]等诗中，都提到屈原。储诗云：“大夫沉楚水，千祀国人哀。…”末句并与丰收联系：“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大有年即丰收年）白诗云；“競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别无他；自经放逐来憔悴，能较灵均死几多。”刘诗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传浮彩舟；灵圴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檝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招屈亭是沅江边纪念屈原的亭子，至少立于唐以前）。张说《岳州观競渡》中有句云；“土尙三闾俗，江传二女游。”[22]“三闾”是“三闾大夫”，即屈原的官职。“二女游”是指周昭王时东瓯献二女，善歌笑，后二女和王同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的故事，与龙舟无关，这里从略[23]。这诗说明唐时已把競渡和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但有地区性，即地点在湖南岳州一带。同时“二女游”的传说还在流行中。
到宋朝的黄公绍，有《端午競渡櫂歌（櫂即棹，船桨）》十首，都是描写杭州西湖競渡的，其第四首云：“贺灵鼍，贺灵鼍，几多翠舞和珠歌；看到日斜犹未足，湧金门外湧金波。”灵鼍即鼍龙，鼍是鳄鱼，即龙的原型之一。这是典型的古越人贺灵鼍遺风，没有牵涉到纪念屈原[24]。
明·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把屈原和龙舟的故事更进一步完整化、通俗化，书里详述屈原受廹害的种种情况，最后屈原“叹曰：楚事至此，吾不忍见宗室之絶灭。忽一日，晨起，抱石自投汩罗江而死，其日为五月五日，里人闻原自溺，争棹小舟出江拯救，已无及矣。里人乃为角黍，投于江中以祭之。系以彩线，恐为蛟龙所攫食也。……龙舟競渡之戏，亦因拯救屈原而起，至今自楚至吴，相沿成俗。”又说：“宋元丰中，封原为清烈公，…后复加封原为忠烈王。髯翁有过忠烈王诗云：‘峨峨庙貌立江旁，香火争趋忠烈王。侫骨不知何处杇，龙舟处处吊沧浪。’”[25]冯梦龙把龙舟起源归在楚国，然后东传到吴国。冯梦龙不知道这类传说各地都有各自的说法，其特点是结合地区历史风情。如浙江绍兴地区传说古越国勾践曽于五月五日在这一带操练水军，龙舟競渡是仿照水师操作。江苏苏州（古吴国）地区的传说则是龙舟競渡起因于伍子胥被吴王夫差杀害，投屍钱塘江，所以后来钱塘江江涛汹涌澎湃，还有子胥的女儿驾舟追潮故事…等。
当然，龙舟競渡并不局限于汉族，壮、苗、侗、布衣、土家、仡佬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有他们自己的类似龙舟活动。如大部分壮族地区都过端午节，人们用糯米包成卷狀，中夹猪肉，煮熟后作为节日的食品，一部分投入江里祭奠屈原。有些地方这一天整天只吃凉粽，表示对屈原清孝，当月不剃头，表示对屈原崇敬。端午的中午，把雄黄酒喷洒到房屋四周，以避邪疫。全家老少都喝一两口雄黄酒，有钱人家还用雄黄酒洗身，表示消灾。在门口插艾草、枫叶或茅草等，屋里熬醋液，烧柚子皮等，认为它们散发出来的气味，可以驱邪。靠近河边的壮族，举行龙舟活动，龙舟用长竹扎缚而成，约七八个人一组，競赛的情况和汉族地区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广西宁明县当地传说，古时候的蛟龙叫“图额”，是壮族的雌性水神，宁明县五月五纪念的不是屈原，而是白母娘。当天先在室內祭祀祖先，然后换衣，化妆，打扮一番，去看龙舟競赛。在競赛时，还要放鞭炮和地炮，炮声和呐喊声此起彼应，十分热闹。与他们祖传的《端阳节歌》所唱的一致：“划船恭敬白母娘，鞭炮地炮响连天。”壮族地区龙舟的演变，更为明显地说明端午纪念屈原是后来受到汉族的影响，他们最初祭祀的白母娘（蛟龙图腾）才是与古百越族同源。[26]端午节也是湘西和贵州部分地区苗族的节日。有关裹粽子、挂艾叶、饮雄黄酒、祭祀祖先等，都大同小异，有的还要祭五谷神。贵州东北部间于四川湖南之间的松桃县，地处酉水上游，端午节有划龙舟的习惯，但西北部的苗族是以跳芦笙为主[27]。纳西族的端午节，一切和其他地区相同，上引《后汉书·礼仪志》所提到的“续命缕”，纳西族称“续命线”，长辈们要在十五岁以下的男女小孩手腕上，绕上五种颜色棉线，说十五岁是人的生命一道“坎”，缠上续命线，可以度过这一道“坎”。这是对《礼仪志》的一个注释[28]。拉祜族的端午节则类似汉族的植树节，这天各家各户都在村旁和房屋前后种植树木、竹子等，同时禁止在这一天砍伐树木[29]。凡此可以说明端午节的习俗，因地而异，不一定都划龙舟。
综以上所述可知，尽管龙舟、端午和粽子的起源都很早，屈原自溺也很早，但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是逐渐形成的。历史人物凡是生前受到人民拥护的，死后必受到纪念追悼，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类似屈原的在先秦还有晋国的介子推，吴国的伍子胥，汉代的曹娥等。何以随着时间的推延，独有屈原取得突出的地位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本文作这种分析，不是肢解这个古老的传统风俗，恰恰相反，笔者的意图是想从这一现象入手，探讨中华民俗的道德伦理精华是怎样发展演化的？它们对于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和修养起着那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农业社会（其实现代社会也类似），需要解决的有四大问题。一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个体生存的保障；二是“人丁兴旺，子孙繁衍”这是家族、种族绵延的保障。三是“祈禳消灾，趋吉避凶”这是身体健康的保障。四是“孝悌忠信，仁义道德”这是社会稳定、精神健康的保障。几千年以来，农业社会人们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是所谓“天人合一”，或天、地、人的“三才”思想。人与天上的诸神及祖先在精神上是沟通的。龙是司理雨水之神和司理生殖之神，绘画和雕塑之龙是静态的，动态龙的形象化就是龙舟和龙灯（笔者另有专文探讨舞龙灯是生殖崇拜的升华）。所以，获得龙的欢心可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获得龙的欢心可以“人丁兴旺，子孙繁衍”。至于第三个问题，古代人不可能知道细菌、病毒等病原物，它们心目中人之所以得病，是由于某种致病的“凶神恶煞”作祟之故，一年之中，五月被视为恶月，是最易得病之月，于是有了一系列端午节禳灾驱病的措施。现在看来虽然无稽，却不能否认它具有警诫和预防作用。最后第四个问题是最为复杂的，除了儒家经典古籍的教导，在民间风俗上也自有其优良传统。把端午节、划龙舟同纪念屈原投江自溺联系在一起，就为第四个问题树立高尚的学习榜样，同时这四大问题也获得统一的解决。
屈原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善良诗人，更是人们追求精神自由、社会公正、平等的偶像。司马迁说他“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騒"”。称赞屈原是“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之自溺，绝非他个人的不平和忧愤，而是楚国的悲剧，也是后世国家政治腐败屡屡重演的悲剧。屈原是以自溺抗议政治腐败的“变白以为黒兮，倒上以为下”[30]的精神堕落。人民所以怀念追悼的正是这位“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民意代言人。年年端午划龙舟，也即是人们年年期盼政治清明、相信好人永生的愿望。新晨
参考文献
[1]汉·刘向《说苑》卷十二《奉使》，见《百子全书》第一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影印1984
[2]庄礼伦，浅谈东南亚古代铜鼓装饰艺术，收入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铜鼓和青铜文化的新探讨》第88～91页广西民族出版社南宁1993
[3]《武陵競渡考略》原作未见，此据《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52卷《端午部》第019冊，45页上海中华书局影印1934
[4]《古文明大图集》编辑委员会，《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第七部《世风》第76章436节競渡食粽度端午第190～191页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1996韩国大宇集團赠书
[5]据《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52卷《端午部》第019冊，44页上海中华书局影1934
[6]《楚辞·九章·哀郢》据黄凤显注释《楚辞》156页华夏出版社北京1998
[7]]《楚辞·九章·涉江》据黄凤显注释《楚辞》151页华夏出版社北京1998
[8]《楚辞·九歌·湘君》据黄凤显注释《楚辞》51页华夏出版社北京1998
[9]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卷八十四）南宋黄善夫刻本上海上海涵芬楼影印1937
[10]汉·刘安《淮南鸿烈解》卷八《本经训》转引自《百子全书》第五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1919年石印本影印杭州1984
[11]曹景文，深受人民喜爱的龙舟競赛，见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史百科》（上）《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