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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岁时民俗的传承性特征看，端午祭更符合端午节的原意
岁时民俗的传承，指的是民俗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有的某一核心内容的传播与继承。不l司时代、不同地域的岁时民俗，之所以被认为是同一个岁时民俗，不唯在于它们拥有大致相同的时间及节俗事项，更关键的乃在于它们拥有同一个主题。世界上各类岁时节日的最初形成，除了岁时这个因素外，都有一个重要的宗教信仰核心，而这个重要的宗教信仰核心往往就是该岁时节日的主题。
人寿年丰、如意吉祥是人类永远的追求，但是由于发展的局限，导致了人类乞灵于神异的必然，这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尤其如此。人们在各个特定的时日举行各种不同的宗教祭祀活动，并围绕不同祭祀的核心，派生出大量的节俗活动，呈现出综合的多样性，但其内容都可以归结为两点：祭神、赛(酬)神。具体则包括供奉、祈祷、酬谢、娱神、驱邪、神示，等等，在让神灵满意的同时，也使众生满意，以至于在民俗学界，对岁时节日有“退化了的宗教”的称呼。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外传统节日，如中国的元旦、元宵、清明、寒食、端午、中秋、腊
八、除夕，中国彝、白、拉祜等族的火把节，藏族的雪顿节，傣族的泼水节，等等；外国的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万圣节、户神节、惠风节，等等，均与宗教仪式有关，无非是主题不同罢了。端午节的起源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关于中国的端午节之起源与主题，虽然历来说法不一，有“恶日”说、祭祀历史人物说，现代I司一多则考证为“龙的节日”，但归结起来均与祭祀信仰有关，其中举办的林林总总的节俗活动，亦皆关乎信仰，譬如我们最有印象的竞龙舟和食粽子就是这样。先说龙舟竞渡，关于其起源，文献有不同的记载，但无论是为了驱逐邪恶、招迎屈原(或伍子胥、孟姥、曹娥等)之魂，还是祈求丰瞀，都是宗教信仰所发动的。即便单单认为它是一种竞技游戏，也属于宗教中娱神娱人的一种仪式。发生在端午节的其他竞技游戏，如汉族的斗草、踏百草，苗族的赛马、斗牛，满族的射柳，等等，也是如此。再说粽子，一般记载是投向水中祭屈原的供品，还有学者考证是祭享能决疑、占吉凶的水中神兽獬豸的供品，总之是祭祀仪式的供品。再如端午节的商贸活动，从表面上看，可能是最远离宗教祭祀内涵的了，其实也是从属于祭祀活动的，因为其形成就是应购买端午节令物品之需，而且自古以来它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药市。因为端午为“恶日”，为了趋利避害，除了进行精神上的驱邪，还要有物质上的驱邪作配合，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奏效。人们当然可以自行采药，但是社会毕竟有分工，所以端午前后，节日中要用的驱邪药物便成了最重要的贸易物质，交易端午节令物品的市场自然要命名为“药市”了。至今不少地方还在举办这样的药市，如湖南永州、广西靖西、福建宁化的端午药市，都是远近闻名的节日性药市。总之，端午祭本来就是端午节题中之意，中国的端午节最初也应该是一个端午祭。
现在，让我们再来具体比较一下中国的端午节与韩国端午祭的主题。综观中国各地各民族的端午节俗，不出祭祀祈祷、辟邪压胜、竞技游乐、商业贸易等类型，后两者为从属性的，暂置勿论，且先让我们看看其祭祀祈祷、辟邪压胜的对象是什么，也就是那些纷繁复杂的端午节俗活动背后深沉的文化心理根源是什么。
《礼记·月令》载：“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贝鸟)始鸣，反舌无声……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是月也，农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说明五月乃是阴阳死生分出之月，要祭灶，专职的长官要祭山川百源，要用盛大的音乐隆重地祭天，要祭贤明的掌管农业的古代上公句龙与后稷以祈求五谷丰登，天子还要祭祖。《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之父田婴因其五月五日生，令其母抛弃他，其母私下把他养大，引得田婴发怒，理由是：“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唐司马贞索隐引《风俗通》日：“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俗称恶月。”又云：“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五彩丝系臂，名日辟兵，令人不病瘟。”唐储光羲《观竞渡》云：“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载：“濒江诸庙皆有船，四月中择日下水，击画鼓，集人歌以榷之，至端午罢，其实竞渡也，而以为攘灾，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擢鼓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诸如此类的文献记载非常多，不再赘举，俱可见出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妨害生命，所以要举行各种祭祀和巫术活动来祓除灾难，祈祷幸福平安。至于为什么认为五月及五日为恶，五月为阴阳生死分判之时，大概是远古时的一种基于天文历法的自然观念吧。
韩国的端午祭，其“祭”的内容如何呢?从韩国考察归来的贺学君所写《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以江陵端午祭为例》有翔实的介绍，笔者在此且撮其要转介于下。江陵端午祭由以地区的首长为献官的“儒教式祭仪”和巫人的“巫俗祭仪”两部分结合而成。前者包括山神祭、奉安祭、迎神祭、朝奠祭、送神祭等一系列祭祀，融“大关岭山神祭”与“村庄城隍祭”于一体，“祈求免除洪涝干旱与疾病，风调雨顺粮食丰产，禽畜繁盛”。对于后者，贺氏具体列举了19种代表性祭仪：
据之，韩国端午祭主题与中国古代对于五月、五日的认识，以及相应要举行的祭祀仪式并无多大的不同。其带有官方性的“儒教式祭仪”，当从属于《礼记·月令》所载之官方祭仪；其民间性的“巫术祭仪”，当从属于《荆楚岁时记》等所记之民间祭仪，不过更加详细具体。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祓除瘟疫、祈求人寿年丰的目的，在韩国江陵端午祭中，也是那样的强烈。因此，韩国的端午祭也许更符合端午节的原意。
中国是一个民俗文化蕴藏非常丰厚的国家，相关典籍记载简单，并不代表民间的遗留就简单，无数的田野调查告诉我们，民间文化不仅常常与文献记载相对应，更常常能够弥补文献的不足。对于像端午节这样还活着的民俗，依然保有许多出人意料且活生生的端午祭仪并不是不可能，只是需要我们去认真调查开掘而已。
二、从岁时节日的变异性特征看，端午节的内涵大于端午祭
岁时节日的变异，指的是岁时节日民俗在时间和空间上传承中的变动。由于时代的变迁，地域的不同，造成了民俗节日在传承上的不断变异，没有变异的民俗是不存在的，变异使民俗得以传承。
在时间的流逝中，围绕着一定的主题，强势的岁时节日不断添加新的内容，其原有的一些内容则可能渐渐淡化。现存的那些节日民俗无一不是历史上的强势民俗，呈现着丰富多彩的面貌。端午节在中国至少有两千多年的传承，其中的不少活动就是经过了不断的整合变迁过程的。譬如端午重要节俗龙舟竞渡，就有分别在端午、寒食、清明、上巳、重阳、元宵举行的文献记载，现在则除了浙江仍有零星的寒食、清明竞渡，就只有端午的竞渡了，而且被整合为为招屈原之魂、纪念屈原而举行；端午纪念的人物，古来也有介子推、屈原、娥皇、女英、孟姥(风神)、阳侯(波神)、越王勾践、伍子胥、曹娥等不同记载，而当今占主导的是屈原。又如前所述，粽子本是祭享能决疑、占吉凶的水中神兽獬豸的供品，现被整合为祭奠屈原的供品了。但流传至今的中国的端午节节俗活动中，还有不少仍然是与屈原毫不相干的，譬如佩香囊、采药、系五色丝、插艾、插香蒲、扎艾虎、吃五黄、贴五毒、游百病……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端午节不仅是祈福攘灾、重生卫生、欢乐愉快的节俗活动，还具有纪念伟大的屈原、弘扬爱国精神的政治意义。因此，单从祭屈这一点看，中国端午节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大于韩国的端午祭的，也具有更为感人的力量。
另一方面，随着横向的空间的变迁，环境、民族、历史、文化、科技、生产等等状况的不同，在相同或相近的主题下，同一名目的岁时节日的民俗活动也会有显著的不同。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土地上，不仅东西南北地域差异大，而且多民族共生始终是历史的常态，因此，在中国不同的地域上，不同的民族中，不唯存有不同的岁时民俗活动，就是相同的岁时民俗，也呈现出特别丰富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譬如五月五日为通行的端午节时间，湖南、湖北、四川一带则称五月五日为小端午，五月十五为大端午，端午节俗活动在十天以上。“五日竞渡，楚俗所同。至十五日名日大端阳。食角黍、饮蒲酒如前。十
三、十
四、十五三日，龙舟尤胜，与他郡异。”(湖北宜昌)。四川华阳县对于五月五日，“俗谓之‘端阳’”；对于五月十五日，“俗谓之‘大端阳”。“(五月)初五日为‘龙舟会’。士女皆泛菖蒲、雄黄酒，悬蒲、艾于门以辟邪。亲友咸以角黍相馈遗，近水居民则为龙舟竞渡。相传屈原以是日沉江，故为角黍、龙舟以吊之。十三日为‘关帝会’，二十八日为城隍生日，乡镇士女骈集喧阗，市为之哄。”(金堂县)至今流行于台湾近海地区的五月初五至初七举行的扒龙船(斗龙舟)活动则是集纪念屈原、辟除邪恶、祈求人寿年丰为一体的仪式。近期江苏苏州举行的端午节活动，又恢复了纪念伍子胥的内容。又如土家族过端午节，根本没有纪念屈原的内容，他们“不包粽子，不划龙船悼念屈原，靠河居住的寨子，赛龙舟，谓之‘龙船节’，纪念龙”，并且“祈祷五谷神赐下丰年”。苗族的龙船节虽然掺杂着纪念屈原的内容，但“龙船节从祭祀活动到竞赛场面，都标志着苗族举行这一活动是为了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是一次群众性的禳灾祛病、除污去毒的卫生运动”。黔、湘一带的苗族是日还举行传统的赛马、斗牛、踩鼓和“游方”活动。云南开化彝人“五月五日正午走马，以角力射柳为节”，而且，地方文献称此俗传自明永乐时代的宫廷。藏族青年男女“于是日到郊野游乐，进行赛马、对歌、丢手帕、抢帽子等活动”。而在韩国，“端午祭规模很大，活动跨度达10天……现在的江陵端午祭有数种祭典和假面舞剧，还有农民乐舞比赛、投壶、摔跤、打秋千、长跪比赛、跆拳道比赛、高校足球赛、棋王比赛等文娱节目1000多个。从五月初一到初十，还举办全国性的盛大的‘乱场’(庙会集市)，各地特产商品集中展销，规模很大。”再加上前面我们对于韩国江陵端午祭的不少引述，不可否认，韩国端午祭的具体节俗，虽然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性质上一一对应的端午节俗，两者还是存在着不少差异的。正如中国某些地方、某些少数民族的某些特别的端午节仍然属于上古中国端午节的变异一样，韩国端午祭同样也应是一种变异。诚如民俗学家刘魁立先生所言：“每一个地方，在自己的民俗活动上，都有自己的特点。而这一普遍性和特异性的结合，是民俗事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而且，比之于中国的端午节，韩国端午祭的内涵也要小得多。新晨
总之，中国端午节与韩国端午祭均为中国上古端午祭的现代传承。祭祀为端午节之本意，中国端午节的各类节俗活动，归结起来仍然都与祭祀信仰相关；韩国端午祭则不唯在命名上保留着端午祭祀的原意，所举办的各类活动更未脱祭祀之主题。而且自上古时期至今，在端午这一天祓除瘟疫、祈求人寿年丰，在中国和韩国都未有任何改变。几乎韩国端午祭的所有细节，都可以在中国端午节俗活动中找到具体且同一性质的对应。端午节在中国至少有两千多年的传承，其中的不少活动经过了不断的整合变迁过程，复加以我国幅员的辽阔、族类的多样，也导致了中国境内的某些地方、某些少数民族的某些端午节俗有些特别，如同韩国端午祭为上古中国端午祭的变异一样，也是一种变异。这些又都使得中国端午节的历史文化内涵远大于韩国端午祭，单从祭屈这一方面就可以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