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泛主义对民族教育的破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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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并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所侵略分割，但奥斯曼帝国的辉煌一直萦绕在帝国知识精英们的心头，挥之不去。所以此期土耳其帝国境内也孕育着类似“泛伊斯兰主义”的大伊斯兰主义思想。如19世纪70年代，土耳其人纳米克•基马尔提出“捍卫伊斯兰”，“维护伊斯兰教的真谛……甚至还鼓吹建立一个在奥斯曼人领导下的大伊斯兰统一体”，认为“所有一切欧洲文明中最好的东西都是出自古典的伊斯兰文明”［1］。而“泛突厥主义”也迎合与激发了处于衰落态势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遗老遗少们妄图建立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阿尔泰山山脉的亚洲西部和中部地区，包括奥斯曼帝国、俄国、中国、伊朗和阿富汗境内所有操突厥语各族，由土耳其苏丹统治的政教合一的大突厥帝国，重振往昔奥斯曼帝国辉煌的梦想，所以“双泛主义”很快在土耳其境内流传，成为土耳其意图恢复奥斯曼帝国昔日强大辉煌的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支柱，并向世界传播。至20世纪初，传入土耳其的“双泛主义”思想完全被奥斯曼帝国封建宗教上层掌握，并加以利用和发挥，走向了歧途，成为一种具有偏激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的社会思潮，最终演变成为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的极端宗教观和狭隘民族观，背离了原有的反抗殖民主义压迫、寻求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初衷，成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御用工具。而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分子也对“泛伊斯兰主义”的本意进行歪曲、改造、利用与发挥，只片面强调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号召“圣战”，反对“异教徒”;强调伊斯兰教的至上作用;强调宗教认同感，使这一思想学说成为近现代民族分裂思想的一个重要依据。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泛伊斯兰主义”是“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其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一种反动思潮［2］。“泛突厥主义”者则将其原义随心所欲地扩展，他们将古代各突厥语言民族所居住的地方和历史上突厥人所游牧过的地方，都称之为“突厥祖国”的疆域。世界上所有操突厥语的不同民族都属于同一个民族，即突厥民族。后来演变为多民族国家中的狭隘民族观，成为一些国家民族分裂主义者进行民族分裂的理论工具。

1“双泛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破坏

1．1一战前后“双泛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破坏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引发了第一次国际民族主义浪潮。这次民族独立浪潮，是西欧民族解放运动向东方的扩展和延伸，体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自决思想。此期新疆受杨增新、金树仁等汉族军阀的高压残暴统治，在第一次国际民族主义思潮冲击影响下，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包括宗教人士与商人为了反抗所谓的“汉族统治者”的“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在他们前往中亚、西亚、中东地区求学、朝觐与经商的过程中，将19世纪末该地区人民为反对沙俄与英国等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而兴起的“双泛主义”思潮引进新疆，对新疆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文化渗透。据学者纪大椿、陈超等人研究，清末民国初年，“双泛主义”思想开始传入新疆。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由俄国的鞑靼斯坦经中亚传入，二是由土耳其传入。

1．1．120世纪初“双泛主义”对新疆民族教育领域的渗透破坏

清朝末年，尤其是清末“新政”后，新疆地方政府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始创办新式教育学校。1905年改书院、义塾为新式学堂，先后建立了省立法政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省立中学堂、巡警学堂、中俄学堂、陆军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实业学堂、汉语学堂、官话讲习所、简易识字学塾等。由于新疆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宗教信仰氛围十分浓厚等原因，在新式教育发展的同时，新疆伊斯兰教经文教育在少数民族主要居住的南疆、东疆等地仍在不断发展。特别是在民间，伊斯兰教经文教育仍占统治地位。清末民初，“双泛主义”对新疆进行渗透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一些怀有特定政治目的的国家如土耳其、俄国、英国、德国等成立专门组织与派遣专门人员对新疆进行“双泛主义”思想传播渗透;二是由新疆籍人士主要是商人、宗教人士、出国留学和朝觐人员主动传入;三是居住在新疆的外国“双泛主义”者及其信徒在当地散发“双泛主义”宣传材料，进行渗透活动。这些境内外势力在新疆大肆进行“双泛主义”思想传播渗透，其中对教育领域传播渗透的方式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创办民族教育进行传播渗透;二是通过宗教活动对伊斯兰教经文教育进行传播渗透。

1．1．1．1通过创办民族教育进行传播渗透

最初进入新疆传播“双泛主义”思想的土耳其人是以办教育和办医院的名义实施的，在儿童、青年等民众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1914年3月14日，由奥斯曼帝国“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派出的阿合买提•凯马尔(又译艾哈买德•喀麻力)等一行7人在阿图什开办了一所示范学校，此外还开办了一个慈善机构［3］。招收当地15岁以上的小学毕业生3个班，开设的科目有伊斯兰教经文、历史(土耳其历史)、地理、体操、图画等。在学校中，阿合买提要求学生以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为领袖，唱土耳其歌曲，教育学生把奥斯曼土耳其的哈里发当成自己精神上的父亲。凯末尔还派遣土耳其人伊思马依阿吉前往和田办小学。他们私下兜售“双泛主义”思想，反复教导学生要以土耳其奥斯曼苏丹为领袖，经常组织学生唱土耳其进行曲。学校还附设了一个从伊斯坦布尔搬来的印刷厂，公开印行《伟大宗教》杂志，宣传“双泛主义”思想。同类的“新式学校”很快在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和田、库车等开办。1916年，土耳其人牙可甫(又称阿库布伯克)在莎车开办实业学校，以教授实业的名义，专门传播“泛突厥主义”。其中，1915年，鞑靼人陆希尔宛尔在库车秘密办学，被政府查封。1920年鞑靼人哈桑米海乙得尔等数人在吐鲁番秘密办学，遭查封。20世纪初，一些在国外接受了“双泛主义”思想的新疆籍人士，在喀什、阿图什、库车、吐鲁番、伊宁等地，创办各类学校，公开招收青少年学生。他们从国外带回了许多如《新土耳其斯坦》等杂志、教材、宣传刊物，打着办民族教育的幌子，大肆宣传“双泛主义”思想。他们在教学中不仅主张一切土耳其化，用土耳其课本，用土耳其语授课，而且在政治上公开叫嚣，反对祖国统一。如曾长期在土耳其留学的麦斯武德1915年返回新疆伊犁，以办教育、开医院为名宣传“双泛主义”思想，他带来几个土耳其人当教员，开办“图冉”学校，在学生中公然宣扬“我们的祖先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土耳其［4］”，向学生灌输“东突”独立的分裂思想。

1．1．1．2通过宗教活动对伊斯兰教经文教育进行传播渗透

经文教育，是伊斯兰教特有的经文学习方式，是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宗教知识教育体制，其特点是宗教人士在清真寺将《古兰经》经文知识以私塾式教学方式进行宗教知识传授的一种教育形式。由于新疆尤其是南疆少数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所以，伊斯兰教经文教育一直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民国初年，德国、英国、土耳其等国家还通过宗教等活动在新疆传播与鼓吹“双泛主义”思想。1917年，杨增新就向北洋政府汇报了土耳其人在新疆传授经书的情况，并分析了其目的在于肆行煽惑。1918年，地方政府查明新疆各县都有土耳其人在讲授经书。此外，一些外籍人在新疆私设经堂，吸引中国居民前往听讲，也有外国人如英、俄和土耳其人前去听讲，这些人表面上是为了诵经，实际上暗中则进行各种宗教煽动，例如俄籍塔益罕在喀什回城设立经堂。有的清真寺阿訇是外籍人，其重要目的就是披着讲经外衣，私下贩卖“双泛主义”思想。甚至有的土耳其人不但在新疆活动多年，而且还要前往内地进行传教，如土耳其人阿吉里在新疆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吐鲁番、鄯善和哈密传教三年后，前往甘肃的撒拉族居住区进行讲经活动，中途被查获。1918年，英国雇佣一些土耳其人冒充阿訇，深入到新疆各地的清真寺，以讲经为名，宣扬“双泛主义”思想，借以挑拨新疆各族人民脱离新疆。20世纪初，德国也曾派土耳其间谍至南疆阿图什县创办“经文学校”，并以此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和宣传“双泛主义”。有资料记载表明，当时，英、德等帝国主义国家还支持一些土耳其间谍，专门向新疆散发宣传“双泛主义”思想的书刊。在这些书中，他们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否认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挑拨新疆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与汉族的关系，鼓吹要消灭异教徒，建立伊斯兰教国［5］。1933年8月，英帝国主义通过印度政府派出间谍潜入喀什，利用印度商人与南疆各界有广泛接触和联系的有利条件，收买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英国的间谍和宣传员，大肆鼓吹“双泛主义”思想。另外，奥斯曼帝国通过境外或中国内地直接向新疆各地广泛邮寄“双泛主义”思想宣传品，进行渗透。一些国外机构、外国驻新疆领事馆，甚至一些私人直接给新疆官员寄交或者送交宣传品。例如，1917年，喀什噶尔道尹就收到了国外伊斯兰教首领送交的函件，希望穆斯林和德国结盟［6］。“双泛主义”在新疆的传播与渗透引起了省政府的重视和警觉，省长杨增新采取了比较严密的防范和限制措施:禁止外国阿訇来疆传教，限制并曾一度禁止新疆穆斯林朝圣，通令各地“查禁各类学校聘任外国人作教师［7］”，对境外邮寄宣传品稽查甚严，并监禁了一批宣传“双泛主义”思想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双泛主义”在新疆的传播。但是“双泛主义”所宣传鼓吹的“保护民族、反对落后”等诱人谎言，尤其是其宣扬在中亚和新疆突厥语族居住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突厥共和国的主张，在新疆仍有一定的市场，大量包含“双泛主义”思想的印刷品还是通过中国内地转寄新疆，“双泛主义”思想在新疆部分地区呈蔓延趋势，由此构成了20世纪新疆分裂主义思想产生的源头。并在此后约20年左右的时间内，形成了以麦斯武德•沙比尔、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少数以“双泛主义”为旗帜的分裂势力。自“双泛主义”思想传入新疆，经新疆境内民族分裂势力将其与清末民初被西方殖民者政治化的语言地理名词“东突厥斯坦”进行杂糅拼合，构成“东突”分裂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其政治目标是要实现“东突厥斯坦”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后来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就是“双泛主义”传入新疆后逐渐演变发展的产物。

1．1．1．3南疆喀什分裂政权对新疆民族教育领域的渗透破坏20世纪30年代，在“双泛主义”分裂思想的支配指导下，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利用南疆农民起义暴动的机会，攫取政权，将农民阶级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起义暴动引向民族分裂的歧途，并分别于1933年11月12日在南疆喀什地区与北疆伊犁地区建立了分裂政权。执掌这分裂政权领导权的分裂主义分子利用他们自身社会地位、宗教地位的影响，大肆传播与宣扬“双泛主义”思想，使“双泛主义”思想在新疆的泛滥达到一个高潮。1933年11月12日，喀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政权成立后，以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就大肆进行“双泛主义”分裂思想的煽动宣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依据伊斯兰教教条而立，谨遵万世不渝之《古兰经》所在条令命令为准则”，“黄汉人与东土耳其斯坦本无丝毫关系，……东土耳其斯坦者，乃吾东土耳其斯坦人之东土耳其斯坦”，“吾人此后不用外人之语言与名称，外人之风俗、习惯、性情、文字等均须打到，并将外人永远驱逐出境。黄黑色之污秽，污及吾人之地方，为时已久，而今非将此等污秽洗去不可。打倒黄黑色之野蛮!东突厥斯坦万岁［8］”;“东干回比汉人更为吾人之仇敌［9］”。提出“杀回灭汉”、“建立伊斯兰教国”或“东土耳其斯坦国”的口号。并出版《东突厥斯坦周报》、《独立》月刊、《自由杂志》、《生存周报》等刊物大肆宣扬分裂思想、鼓动对异教徒进行“圣战”。“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虽然仅存活了三个月就很快灭亡了，“双泛主义”者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双泛主义”思想却依然阴魂不散。穆罕默德•伊敏在流亡期间倾其全部精力，在土耳其编撰出版了《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他在此书的《自序》中写道:“……所不幸的是，突厥斯坦的人们不能明了自己祖先们的许多光荣历史，英勇威武、可歌可泣、惊动世界的事迹，以及过去自己国家之伟大，轻信某些人们的著作，怀疑突厥斯坦在历史上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0］。他在书中煽动“每一个东突厥斯坦人民”为维护民族生存，实现民族解放，要“团结一致”、“集中力量、努力奋斗”。该书主要内容就是编造突厥与新疆历史，鼓吹“东突厥斯坦”独立论。而境内外民族分裂分子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在新疆境内广泛散播该书言论，继续为散布“双泛主义”思想，进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制造舆论，对新疆民族教育领域包括经文教育都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毒害。

1．2二战前后“双泛主义”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民族主义浪潮，这次国际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世界格局的旧有模式，给新疆“东突”分裂势力注入了一支强心剂。此期的新疆由于军阀盛世才的高压统治，引起新疆各族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新疆境内的“东突”分裂势力也利用第二次国际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于1944年11月12日在北疆建立“东突厥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政权进行“双泛主义”思想渗透。随后，国民党政府也利用国际形势发生逆转的有利时机而入驻新疆，为了抵制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势力对新疆的介入，国民党政府任用了一些“东突”分子担任各级政府官员，使得“东突”分裂势力能够利用合法身份与权力地位对新疆进行系统的“双泛主义”的渗透破坏。

1．2．1北疆分裂政权对新疆民族教育领域的渗透破坏

1944年9月，以“双泛主义”者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分裂势力窃取了北疆伊犁地区农牧民起义的领导权，他们把盛世才、国民党政府及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新疆各族人民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苦难，统统说成是“异教徒”的“汉人统治”所造成的，进而号召“反汉、排汉”，鼓吹“圣战”，要求独立、分裂［11］。他们狂热地鼓吹“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12］”，公然宣称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主张各类公办学校必须讲授伊斯兰教;还主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公职人员只能从熟谙古兰经训示的人员中挑选［13］”。艾力汗•吐烈公然把“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斥为“谬论”，散布“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祖国”等分裂言论。艾力汗•吐烈还曾多次跑到维吾尔语授课的学校，对师生发表演说，胡说“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的名字叫东土耳其斯坦。东土耳其斯坦本来是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等突厥人的故乡，我们就出生于祖国的这块纯洁的土地上，汉族人的故乡在甘肃那边，即在万里长城之内，但是，后来汉人占领了我们的国家。300多年来，我们的祖先和东土耳其斯坦的人民被奴役，被中国专制政府践踏、压迫、奴役，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不能当家作主，流离失所;我们的宗教横遭凌辱，使所有的穆斯林统统被汉化。号召师生学习和理解伊斯兰教，想方设法保卫我们的国家，这是天命”等等。“三区革命”后期，这些错误思想虽然经过包尔汉、阿和买提江等一批少数民族的革命先进分子的批驳，但其思想流毒并未彻底肃清。

1．2．2国民党统治期间“东突”分裂势力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破坏

1944年9月后，国民党政府开始统治新疆。此前，投靠国民党、受南京政府长期豢养的老牌“双泛主义”分子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此时都随同国民党势力返回新疆，而国民党政府也想利用这些分裂分子来对抗当时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政治力量，使得一些“双泛主义”者乘机得以占据了新疆省政府的一些要职，如“双泛主义”者麦斯武德于1946年任新疆监察使，1947年5月任新疆省主席;穆罕默德•伊敏1946年出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49年1月升任新疆省副主席;艾沙1945年10月任三青团新疆分团干事长，1946年任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这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自己公开身份与合法职权的影响，重用了一批具有“双泛主义”思想的分裂分子担任专员、县长以及各地学校的校长。他们通过给师生演讲、上课、办报刊、出版书籍，举行所谓的学术研讨会等方式，宣传“双泛主义”分裂思想。他们把新疆称作“突厥省”，把新疆各少数民族称为“突厥族”，组织了一个统一突厥语的研究组，草拟了维吾尔文字土耳其化方案，竭力推行语言、文字土耳其化。在他们出版的《自由报》、《阿尔泰月刊》、《中国突厥斯坦》等唱得最响的口号是:“我们的族系是突厥，我们的信仰是伊斯兰教，我们的故乡是突厥斯坦”，经常举行“达尔乃克”(集会)，以讨论民族、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学术为名，宣扬“双泛主义”分裂思想。如“双泛主义”分子麦斯武德在同伊斯兰代表会谈时说:如果我们把独立自主视为最高目标，那么为东土耳其斯坦自主独立的彻底解决需作长期的准备。现在如何能顺利通过实验阶段的考试，然后才能再谈论完整的权力。当一切准备就绪即可解决自主独立的问题。穆罕默德•伊敏在新疆学院以讲课为名，大讲“突厥斯坦历史”，肆意歪曲新疆历史，宣扬新疆历史上是独立的谬论，否认历史上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交融的关系，肆无忌惮地鼓吹反汉和“高度自治”，为进行民族分裂大造舆论。1948年8月14日，艾沙在新疆省第二师范学校教师训练班讲话时猖狂叫嚣，吾人需要高度自治与独立，先以言论要求实现，如这一要求不能实现，则以流血来争权。柯坪县教育科长热扎克编写充满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的歌曲，分发给维语授课学校，要求学生练唱，禁止教授汉文，增授突厥史课程，以此激发学生的反汉、排汉情绪。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把持的学校中，青年学生唱土耳其歌曲的现象很普遍，分裂思想、仇视汉人思想四处蔓延。在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把持的报刊杂志上，十分醒目地印着三个口号，即“成立我们的祖国东土耳其斯坦”，“我们的民族突厥”，“我们的宗教伊斯兰教”。为了达到分裂祖国的阴谋，他们甚至在青年人中间成立“维吾尔族青年训练班”地下组织，妄图建立武装力量，图谋独立。受其毒害影响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的青年知识分子、学校师生、机关和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或跑到国外，或躲进宗教界、学校等部门潜伏下来，他们分裂祖国的阴谋也随之瓦解破灭。但是“双泛主义”分裂思想的流毒仍然存在，并对新疆解放以后的社会稳定与边疆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

2“双泛主义”思潮对新疆民族教育渗透破坏的危害

近代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长期对新疆民族教育领域进行“双泛主义”思想渗透破坏，对新疆民族教育、民族团结及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2．1扰乱了新疆民族教育的正常发展在国民教育方面，尽管清末“新政”后，新疆地方政府在发展民族教育中，也提出了“明伦理爱国”以及“国防的教育”、“团结的教育”等办学方针，但由于“双泛主义”思想的长期渗透破坏，严重扰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受“双泛主义”思想渗透破坏的学校，其教学方针、教学内容与政府的办学方针和教育内容背道而驰，严重干扰破坏了国民教育的正常发展。在经文教育方面，由于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氛围非常浓厚，伊斯兰教对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民族情感的影响更为深刻，其民族性和群众性、复杂性表现得格外突出。宗教信仰与群众朴素的宗教感情已转化成为民族的一种共同的心理因素，广大信教群众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往往被视为是对本民族的态度。许多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成长环境都受伊斯兰教文化熏陶影响，他们的出生、起名、割礼、结婚、生子……到去世等，人生的许多重要仪式都由宗教人士主持，所以民间社会也需要大量的宗教人士，这样就使得经文教育成为社会生活之必须。恩格斯指出:“一切能够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14］。境内外“双泛主义”者正是因为新疆这一特殊的区情、社情以及宗教文化特点，对新疆经文教育进行广泛的渗透破坏，煽动宗教狂热与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打破了传统经文教育满足正常宗教信仰与宗教生活需要的宗旨，干扰破坏了正常经文教育秩序。

2．2对新疆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自“双泛主义”思想传入新疆，在新疆教育、宗教等领域的长期渗透，经新疆境内的分裂主义势力将其与清末民初被西方殖民者政治化的语言地理名词“东突厥斯坦”进行杂糅，拼凑构成“东突”分裂思想的理论基础:在历史观上，坚持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不顾历史发展的事实，随意虚构、臆造、附会、猜测、夸大、歪曲和篡改历史，妄称“东突厥斯坦”民族有近万年的历史，维吾尔的先民历史上建立过11个强大的国家，有数万里的活动空间，无限抬高“突厥民族”的历史地位。把新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描述成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互仇视和不断征服少数民族的历史。在民族观上，坚持“突厥民族”至上论。极力鼓吹“东突厥斯坦”的突厥民族古老而优越，“对世界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民族之一，是中亚最古老的主要土著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对人类世界贡献很大的一个民族”;宣称维吾尔民族优于新疆境内其他操突厥语民族，如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等谬论。否认新疆各民族共创新疆的历史事实。在国家观上，坚持“东突厥斯坦独立论”。鼓噪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体，建立宗教、精神、思想和行动一致的以维吾尔族为主导的“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国”。在宗教观上，坚持“泛伊斯兰主义”。煽动蛊惑宣扬:“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如果我们不信仰伊斯兰教，就会被同化和消化掉”。鼓吹“圣战”，“死为殉教者，活为英雄汉”，“一旦战死，我们是殉教者;如果幸存，我们就是征服者”，消灭“异教徒”等极端宗教思想。在文化观上，坚持“共同突厥文化论”。把新疆古代诸民族创造的文化说成都是突厥文化，声称“突厥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最伟大的”、“最优越的”、“独一无二的”，而把其他文化说成是“文字落后”、“文化落后”、“愚昧好战、侵略成性”等，在文化价值观念取向上表现出强烈的封闭性。这种错误的“五观”思想的长期毒害与影响，对新疆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2．3煽惑毒害了一部分少数民族青少年群体，使他们成为分裂思想传播与分裂破坏活动的马前卒和牺牲品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主义者在全盘接受“双泛主义”思想并对之加以改造和利用，把19世纪末中东、西亚等一些被压迫民族反对欧洲殖民者、争取国家独立的“双泛主义”思想照搬到中国新疆，并进行嫁接演绎，把当时中央政府和新疆地方当局的统治视为殖民统治，声称要“反对中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其目的就是要把新疆从中国分离独立出去。这种对外来“双泛主义”思想进行改造的“新双泛主义”更具有新疆民族分裂思想的本土化特色，特别是新疆分裂势力把他们在新疆进行的民族分裂思想的宣传与分裂破坏活动包装伪造成“反对汉族人入侵，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假象和谎言，将解放前汉族统治者和普通的汉族群众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地予以排斥甚至杀戮。污蔑“汉族是野蛮的侵略者和殖民者”，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坚称他们的民族分裂活动不过是“恢复”古老的“祖国”而已。对新疆一些少数民族青少年具有很大的煽惑性和鼓动性，从而容易造成他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清末至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对“双泛主义”分裂思想在民族教育中的渗透破坏没有给予认真的清理和对民族分裂势力进行坚决的打击。虽然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也抓捕了一些宣传“双泛主义”思想的民族分裂分子，关进了监狱，但“双泛主义”分裂思想并没有完全肃清，使得“双泛主义”分裂思想深深地渗透到新疆民族教育领域，并通过这一领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民族分裂分子，煽惑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部分新疆少数民族青少年，使他们成为分裂思想传播与分裂活动的马前卒和牺牲品。由于这种思想流毒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新疆解放以后民族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对新疆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造成了深远持久的负面影响。

作者：杨东平张砾谢贵平单位：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塔里木大学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