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官传序的对比艺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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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建设杂志》2014年第二十二期

一、庄宗与伶官的对比

在社会动荡年代，掌握兵权的军人往往是左右时局的关键，而艺人往往是这一时期弱势的群体。然而，历史似乎并不总是按照人们的意愿发展，叱咤风云的英雄有时也会受制于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人。庄宗少年便显英雄本色，“年十一，从克用破王行瑜”，长大后“善骑射，胆勇过人，稍习《春秋》，通大义”，后梁朱全忠曾感叹道：“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凭着军事上的智能，庄宗最终统一北方。《旧五代史》认为历史上的中兴之主少康、汉光武帝“亦无以加也。”《传序》文字虽然简洁，但字里行间也显示了这位中兴之主的不凡。与纵横天下的庄宗相比，伶官不免骄橫，“是时，诸伶人出入宫掖，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籓镇，货赂交行，而景进最居中用事。”伶官史彦琼的专权跋扈引起了兵变，而当乱兵临城的时候，“已而贼至，彦琼以兵登北门，闻贼呼声，大恐，弃其兵而走，单骑归于京师。”而伶人郭门高乘机作乱，率部攻入宫中，庄宗为乱箭射中，遂至“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伶官传》叙述了景修、史彦琼、郭门高等伶人的劣迹，揭示了他们龌龊的行径。五代分裂割据，长期混战，百姓生活极其困苦，欧阳修认为五代分裂割据的原因是道德的沦丧，“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欧阳修认为“史者国家之典法也”，他批评旧五代史“繁猥失实”，试图以“褒贬义例”的“春秋笔法”来评价五代史，在给尹师鲁的信中说道他重修《五代史》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欧阳修的“劝戒”其实主要是防止小人乱政。庄宗忠于父命，宠幸伶人，伶官们却临阵脱逃，倒戈反击，通过庄宗与伶官的对比，作者揭示了人事在王朝兴衰中的关键性。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借助小说、笔记等的记载补充叙述了旧五代史没有的事件，不少叙事形象生动，爱憎分明，而一般断代史书写非常注重的典章制度却没有出现在《新五代史》中，写作体例其实也体现了作者重人事轻天命的思想，这与旧五代史过度渲染天命是不一样的。从这点上而言，《伶官传序》可以说是《新五代史》思想的集中体现。

二、庄宗自我的对比

庄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后失天下，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庄宗的成败是一个先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忽于反思，没有防微杜渐，“智勇多困于所溺”，最终“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前期的庄宗“以雄图而起河汾，以力战而平汁洛，家仇既雪，国柞中兴。”特别是燕晋合势击退梁国显示了他非凡的胆识和能力。在逐步削平各方势力后，庄宗没有励精图治，“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更严重的是，日益沉湎于享乐，放纵伶人，“庄宗既好徘优，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晋之俗往往能歌其声，谓之‘御制’者皆是也。其小字亚子，当时人或谓之亚次。又别为优名以自目，日李天下。自其为王，至于为天子，常身与徘优杂戏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于亡。”统一北方之后的庄宗荒于政事，受到宠幸的伶人所为欲为，可以随便侮辱群臣，朝臣敢怒不敢言。庄宗将伶人视为心腹，利用伶人去刺探群臣，而身经百战的将士弃置不顾，甚至派伶人抢将士的妻女入宫，最终是为自己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庄宗在达到人生鼎盛的时候，已占有大半天下，仅存的几个小割据政权实力都很弱小，如果能有英明的政治，完成最后的统一，实现长治久安是一件不难的事情，而庄宗却没有能够把握好时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后唐的兴亡虽然有各种原因，但关键还是取决于内因，这内因由量变而最终导致了质变。因内的关键在于人，而“人事”的关键在于自己而非别人，作者由此感慨“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忽微”培养了异己的力量，而“所溺”又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庄宗之得与失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三、难与易的对比

《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自古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唐太宗曾经对此评价道：“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草创时期，英雄人物顺应历史潮流，代表人数人民的利益，向阻碍历史发展的顽固势力发起攻击，他们虽然备尝艰苦，九死一生，但他们得天下是顺理成章的事。由此言之，得天下也易。而天下既定，障碍既消，骄逸易生，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外在的困难与矛盾容易看得清，而自身的缺点与不足却不易察觉，由此言之，守天下也难。五代时期，天下纷争，百姓涂碳，大一统的安定局面是人心所在，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庄宗不辱父命，依靠自己的智能定取天下，及其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一部私修正史，作者感慨道：“呜呼，五代之乱极矣！”，这个乱主要体现在“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乱”使得草创也易，而“礼崩乐坏”使得守成也难。作者重新书写五代史，就是要批评那些“无复廉耻”之徒，以达到“乱臣贼子惧”的目的。在王朝兴替之外特意加上了《伶官传》，记录伶人景修、史彦琼、郭门高等人的事迹，将伶人附于正史之后，其意正是要告诉人们，守成难于草创，为人君者当慎焉。

《宋史•欧阳修传》云:“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伶官传》体现了历史叙述中的“微言大义”，告诫执政者吸取历史，居安思危，认识到守成的艰难与复杂。五代是一个“乱世”，“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对于这一段乱世的兴衰成败，欧阳修从人事的角度进行观察，摒弃了天命的非理性因素，分析了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其识见是很可贵的。《伶官传序》在一系列鲜明的对比中将美与丑、善与恶、崇高与卑微、人与兽充分地揭示出来，深化主题，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梁结玲单位：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