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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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评估经历徘徊与探索、重新起步、走向制度化等阶段，至今已趋向稳定与成熟。文章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基点，通过建构制度主义所强调的行为体、理念等要素对前者的修正，回顾了中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发展历程。同时，更新评估理念，推动评估主客体多元共治等将是中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不断完善的有效思路。

关键词:历史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环境;路径依赖

本文运用建构制度主义修正后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从中观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高校教育评估，将其置于历史脉络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观察在此过程中各种变量的相互作用，进而解释中国高校教育评估制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建构制度主义对历史制度主义的修正

(一)历史制度主义

虽然新制度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受到关注，但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之一，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萌芽，到90年论成型。21世纪以来，学者进一步对该理论做了深入与拓展。可以看到，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历程正是世界格局发生巨变的时期。当代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在多元化的新时代，必须摈弃直线式、确定性、可逆性和历史的有效率性逻辑，而应采取更加符合当代的非直线式、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历史的无效率性的逻辑来认识和诠释世界。其中，制度观是其最为核心的要素，它包括两个部分:制度变迁理论和制度效能理论［1］。前者将制度作为因变量，研究制度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是怎样生成又是怎样转变的;后者则将制度作为自变量，研究制度怎样通过影响人的行为和决策，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对于制度变迁，不同的历史制度主义学者给出不同的解释，这就形成制度的革命与战争生成论、路径依赖理论、断裂平衡理论和渐进转型理论等。制度建立在特定环境中，在新制度主义之前，行为主义者主要通过研究主体行为、态度等来解释政策或社会现象，而往往忽视了其背后的环境因素。历史制度主义者则主张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分析和研究，而且要特别关注过去的环境条件对今天的持续影响。就此来看，制度的背景分析一方面为现有政策的延续和改变提供了合法性，另一方面也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状况［2］。尤为重要的是，历史制度主义者强调历史过程在制度形成中的作用，此处的“历史过程”，并非仅仅指过去的事件，它更强调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即我们常说的路径依赖。对此，历史制度主义通过社会结构内部权力关系的不平等现象给予解释，认为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已经造成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是享有不同权力资源的集团之间的冲突导致制度的产生。产生于不平等权力关系中的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延续下去，只有当这种权力关系发生变化，才能期待制度的变化［3］。

(二)来自建构制度主义的修正

1998年，ColinHay在英国《政治研究》杂志上指出由Pe-terHall与RosemaryTaylor划分的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不但在社会本体性基础上无法共享相互兼容的理论假设，而且不同程度地存在“剥夺制度中行动者的能动性，并使制度分析移向结构主义一侧”的倾向。在此基础上，他从建构制度主义出发，提出同时具有历史性和建构论特征的解释路径。现在，建构制度主义已然成为新制度主义的第四个流派。建构制度主义将历史制度主义作为自己征程的起点，但前者对后者的部分观点不甚认同。他们认为，历史制度主义表面上关注“过程追踪”(processtracing)，并进而探究制度如何随时间发生变迁，但它的强项是解释制度生成而不是对制度形成以后的变迁予以充分说明。即使历史制度主义注意到制度形成后的动力机制问题，也往往将其视为路径依赖所锁定的某种结果，或从制度断裂的角度将其视为受到制度外部的冲击(如战争或革命)而形成的产物［4］。行为体在制度变迁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建构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争论的焦点。Hay等建构制度主义者认为，历史制度主义把行为体深深嵌入制度中或者为制度所制约，没有赋予有目的的行为体合适的角色。行为体在历史制度主义者的话语中思考能力很弱，建构主义者认为必须将目光重新聚焦于行为体本身，关注行为体的理念和话语范畴。只有这样，行为体才能“建构”行为，并在最小的程度上受到制度的影响［5］。部分历史制度主义者也认识到这一不足，例如，KathleenThelen和SvenSteinmo也曾批评过那些只强调制度变迁外源因素的观点。StephenKrasner认为，制度变迁的模型不是不可解释的“黑箱”，只是缺少对一些重要因素的研究，比如，行为体和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6］。事实上，虽然制度可以塑造行为和强化行为，但建构主义者避开了制度分析，忽略了制度的作用。行为体、制度、建构或理念这些因素都是辩证地互相影响的，所以应强调探析“理念、利益和制度互动”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制度形成过程中利益和理念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种借鉴了建构制度主义的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路径更加灵活，更具解释现实的效力，基于此，我们提出经建构主义修正后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三)修正后历史制度主义对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适用性

历史制度主义在分析制度变迁的问题上，具有天然优势，而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评估的发展历程，多重因素的改变，共同推动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变迁，因此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变迁逻辑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看，教育评估制度的变迁与社会宏观制度环境存在紧密的耦合关系。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多元行动主体的形成，促使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实现了从集权管理到分权、从强制性变迁到诱致性变迁的转变。与此同时，受旧制度的自我强化和权力失衡的影响，教育评估制度在发展变迁中出现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现象，而想要克服路径依赖带来的阻力，建构制度主义所关注的行为体、理念等因素显得至关重要。经过建构主义修正后的历史制度主义，在解释环境和路径依赖方面有较强的说服力，为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二、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历程

(一)探索与徘徊(1949－197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受到政治的影响，政府全面认同苏联的教育模式，在教育评估领域，则全面引进以五级分制为核心的苏联式成绩考评法。在此期间，中国教育学界也零星地出版过一些关于教育评估的作品。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教育模式受到批判与否定，中国教育评估研究也陷入困境。接踵而来的“”使高等教育系统一片混乱，教育评估更无从谈起。

(二)重新起步(1978－1989年)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这激励了高校工作人员的热情，促进了教育评估工作的开展。改革开放的推进，让中国教育界的学者有了与外界交流的机会与平台，他们引进国外的思想、理论，邀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1984年1月，中国正式加入国际教育评价协会(IEA)。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此文件是我国官方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高等教育评估”一词，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真正开始。在随后的几年中，高等教育评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有序展开，1988年上海高教研究所创办《高教评估信息》(现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评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评估领域最早的专业刊物。同时，高等工程教育领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的试点，截至1989年，全国共有八十多所工科院校参与教育评估。

(三)走向制度化(1990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在全国初步确立，高等教育评估也开始走向制度化。90年代至今的高等教育评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出台。为了适应体制改革，90年代以来有关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也相继出台，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的出台，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的制度化开端。其次，高等教育评估的主体多元化。90年代后，在简政放权的改革背景下，政府对学校的行政管理职能逐步弱化，公共教育的社会化职能初现，社会力量也逐渐投入高等教育评估中。1993年，北京高校教育质量评议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社会力量支持下的高等教育评估组织，在随后的二十余年中，此类组织层出不穷，他们的评估结果也越来越为高校和民众所重视和认可。最后，高等教育评估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开始走向完善。1994年1月，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研究会正式成立，该研究会致力于通过学术研究发展高等教育评估相关理论发展从宏观角度指导高等教育评估实践。在研究会的带领下，这一时期出现很多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姚志清的《高等教育鉴定与水平评估》(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王冀生的《中国高等教育评估》(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安心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此外，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越来越密切，中国的高等教育评估研究有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在实践方面，1994年，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工作正式启动，评估方式经历合格评估、优秀评估和随机性评估。1995年，研究生教育评估也启动;2005年，我国建立对博士、硕士授权点进行六年一次的定期合格评估制度。这些都体现出我国在高等教育评估实践层面的日趋完善。

三、修正后历史制度主义对高等教育评估变迁历程的解释

(一)制度环境与高等教育评估

1．经济体制与高等教育评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一词从来是避而不谈，教育与市场挂钩，更是无稽之谈。由于受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如政治运动)的影响，政府在教育发展中的角色和地位一再地被强化和巩固。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注重对教育质量的把握成为政府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让更多的相关利益主体牵扯入教育过程中，教育质量和水平不再只由政府的偏好说了算，政府也无力对教育进行全面的掌控，既然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已经参与到教育中，自然呼唤着社会化的教育评估。这既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在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局面，这再次证明了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环境的关注，是具有强大说服力的。

2．政治体制与高等教育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管理体制，政府是教育制度的主导者，掌控着包括教育评估在内的全部教育过程，高校的自主权较小，因此政府的偏好选择直接决定着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与水平。这从1950年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职能开始发生逐步转变，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由“控制”向“合作”过渡。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职能逐渐转变，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推进，政府逐渐减少了对高等教育的管制，在高等教育评估领域，学校和社会的声音越来越重要。

3．政治理念与高等教育评估理念或者称为思想，是政治学中常常探讨的内容，在制度变迁的研究框架中，历史制度主义认为理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它影响着制度选择的方向、模式和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历史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彼得霍尔在分析为何英国摆脱凯恩斯主义选择货币主义时指出，指出理念是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变量，它推动了制度变迁的进程［7］。另一位历史制度主义者沃尔什基本认同霍尔的观点，他还认为理念在政策执行的作用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即执行机构或权威的集中和分散程度、社会对新理念的反对程度。他如果执行权威集中程度高，社会反对度低，那么理念对政策的影响是非常强大的。这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政府内部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制，再加上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拥护，让党的政治理念直接反映在各种公共政策上。具体到高等教育评估领域，政府主张全盘引进的苏式成绩考评法，很快且顺利地在全国推行。1978年以后，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民主和法制的政治理念在全党全国建立起来。教育界也开始呼吁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更为活跃和民主的讨论氛围，让许多政策面对更多反对的声音，所以这一时期的教育评估领域面临的是更为激烈的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力量博弈，政府的政治理念并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反映在政策上。建构制度主义者非常关注理念的作用，特别是行为主体的理念和话语范畴，因为是理念支配了行为体的行为，而行为“建构”了未来，认识行为体的理念格外重要。就这一点而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思想内核是一致的。

(二)路径依赖与高等教育评估

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不是凭空降生的，而是存在对历史传统的延续和继承，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就存在“路径依赖”的特征。皮尔逊作为研究路径依赖较为深入的学者，他给出的解释是增长回报导致路径依赖的产生。所谓增长回报是指过去的技术或制度，在经济生活中不断自我维持和强化，从而使其面对新技术或新制度时，呈现出后者不具备的优势地位。因此使后期的技术选择或整体效果倾向于从前的状态，而很难获得突破［8］。这就解释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评估领域不断寻求变革，但仍然在较大程度上受改革开放前制度的影响，导致改革进程缓慢而呈现出渐进的特点。其他的历史制度主义者也对路径依赖展开激烈讨论，他们既有共识也有分歧，但都非常肯定地认为，利益和理念是制度变迁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变量。历史制度主义者将路径依赖和否决点看作研究制度变迁的重要概念，前文已经提到路径依赖的概念，它代表着制度变迁中的惯性，而否决点则表示制度的断裂。任何一个制度一旦形成会具有稳定性，保持一段时间的平衡，但受到内外力的冲击，它有时会发生断裂，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平衡被打破。基于这样的认识，制度变迁可分为四种形式:观念延续导致的路径依赖，观念变革导致的否决点;既得利益导致的路径依赖，利益博弈格局变化导致的否决点。那么，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评估而言，在理念因素方面，前文已经提到，1978年的理念变革让中国高等教育评估走上正轨，随后几十年的理念继承，又让中国高等教育评估因循老路。在利益因素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让市场参与到教育活动中，原本教育领域的利益主体得到重新建构，因此，在该阶段中国高等教育评估发生重大转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种利益博弈模式逐渐趋于稳定与平衡，尽管目前来自社会的力量仍然薄弱，但这种局面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一时很难被打破。

四、结语

建构制度主义修正后的历史制度主义，在解释制度变迁中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一方面，从中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的历史来看，评估主体较为单一，我们应当关注行为体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因此形成合理的评估主体结构至关重要。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应推进评估的分权改革，构建多元共治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利益博弈格局的变化会带来历史否决点，进而推动制度变迁。通过分析中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虽然在近些年呈现出一定的主体多元化趋势，但政府依然是主角，其在整个利益博弈格局中的地位难以撼动。改变这一格局，只能由政府自身来推动。在多元主体的治理理念背景下，政府需要进一步转变角色，在教育评估领域给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的同时，也积极鼓励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加入教育评估实践中。要完善有关高等教育评估的法律法规，使得教育评估的过程更合理、更合法，避免与教育评估与高校实际情况相脱节。另一方面，应当十分重视行为体理念在制度变迁中起着先导性的作用。旧理念的延续往往成为制度变迁的阻碍。推进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变迁，应当在理念的层面树立多元的教育评估理念。当然，理念的树立，需要权威主体的支持，就当前中国的情况而言，这个权威主体就是政府，政府应从根本上认识到分权的重要性，让高校、各种社会力量在教育评估体系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只有这样，才能让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发展走出路径依赖的困境。

作者：曲纵翔；王卓煊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