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乐户问题思考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早期乐户问题思考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戏剧艺术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乐户渊源之探讨

北魏杂户制度固然直接影响了乐户制度，但在此以前，一些民户在功能和结构方面已经与后世的乐户趋于接近了，特别是汉魏以来的乐家、音家和倡家，这为寻找乐户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可惜学界对此关注得不够，以下稍作申述。据《太平御览•乐部七》引《汉书》云：“惠帝葬安陵，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从这条史料看，当时掌握着表演伎艺的倡优、乐人群体一般就以“户”作为结构单位。这种“户”的内部组织又是怎样的呢？一些史料为此提供了信息，如《史记•佞幸列传》及《汉书•外戚传》分别记载：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6］（P.3195）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7］（P.3951）自上引可知，李延年一户之内无论男女老少人人皆以歌舞表演为业，而且这些伎艺明显带有世代传承的性质。和其他史料比对又可知，这些“户”的特点与后世的杂户、乐户存在不少相似之处，如《魏书•世祖纪》载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庚戌“诏”云：其百工伎巧，驺卒子自成，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这是北魏杂户制度推行以后发生的事情，由此可见当时乐杂户的伎艺是父兄子弟之间世代相传的。另据刘肃《唐新语》卷二《极谏》引李纲谏曰：“均工乐胥，不得参士伍，……皆终身继代，不改其业。”［8］（P.297）这条史料再次表明，即使乐户制度出现以后，户内世代传承技艺的特点仍然牢不可破。所以说，汉魏以来一些民户在功能和结构上与后世的杂户、乐户确实存在相似之处。另外，汉魏这批民户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称谓，如“乐家、音家、倡家”等，也近似于后世“乐户”之有专称，这些称谓在历史典籍中出现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兹举数例如次：《汉书•礼乐志》：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为太乐官。《太平御览•乐部二十一》引《风俗通》：琵琶，近代乐家所作，不知所起。《汉书•外戚传》：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宋书•律历上》：依案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无施于乐。《三国志•后妃传》：武宣卞皇后，瑯玡开阳人，文帝母也。本倡家。《三国志•许慈传》：（刘备）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皆可为证，其中“乐家有制氏世世为太乐官”一条，亦反映出这种音乐伎艺在家族内的传承性，而且“家”与“户”在意义上也相当接近。直至隋唐时期，人们仍然有用“乐家”一词称呼乐户的习惯，举例如：《隋书•裴蕴传》：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新唐书•王虔休传》：尝得太常乐家刘玠撰《继天诞圣乐》，因帝诞日以献。

以上例子又一次证明，乐户与汉魏以来大量出现的乐家、音家、倡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乐户制度正式出现以后，仍有人用“乐家”这种旧有称谓来称呼乐户。而在近代学者的论文中，则有使用“乐户”一词称呼两汉魏晋时期伎乐人的做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严格来讲，那个时候乐户制度尚未正式出现，还是把他们称为“乐家、音家、倡家”更准确一些。乐家、音家、倡家不但与乐户存在相似之处，而且也逐步成为后世乐杂户、乐户的骨干组成部分，这与外交、战争和掠夺有很大关系，举《魏书•乐志》所载的几条史料为证：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儁平冉闵，遂克之。王猛平邺，入于关右。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初，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伎。可以肯定，汉魏以来的乐家、音家、倡家由于掌握着世代传承的特殊技能，所以成了政治外交中的馈赠佳品，更是战胜国争相掠夺、罗致的对象。当北方政权普遍推行杂户制度以后，他们很自然会被进一步编入杂户民中。而当乐户制度正式出现以后，凭藉其世代掌握的表演伎艺，乐家、音家、倡家也必然会成为乐户中的骨干组成部分。因此，若要追溯乐户更早渊源的话，这确实是一条颇为重要的线索。当然，这些户民虽可视为东魏以来乐户的渊源之一，但二者的区别也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当时的政府尚未将乐家等列入专门的乐籍，对此前文已有阐述，毋庸多叙；第二，乐家、音家、倡家的社会地位与乐户也有所不同，可举以下史料为证：《汉书•外戚传》：孝武卫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主讴者。《汉书•外戚传》：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三国志•后妃传》：武宣卞皇后，瑯玡开阳人，文帝母也。本倡家。从上引来看，汉魏的“倡家”可以嫁入王室，甚至有成为皇后者，这就说明当时倡家的社会身份并不太低，而且在户籍上似乎也没有严格的限制。而据《唐会要》所载武德四年（621）九月二十九日“诏”云：太常乐人，本因罪谴，没入官者，艺比伶官。前代以来，转相承袭，或有衣冠继绪，公卿子孙，一沾此色，累世不改。婚姻绝于士庶，名籍异于编氓。大耻深疵，良可矜愍。这篇诏书说明，乐户职业不但世代不能变改，而且社会地位极低，故为士庶所深耻，连婚姻也必须是同类户民自相为配。在这种条件下，要嫁入王室甚至成为皇后几乎不太可能。即使要嫁给一般的平民或士人，也须先行脱籍，难度也相当大。由此可见，乐户的地位明显要低于汉魏以来的乐家、音家、倡家，所以二者虽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却千万不要混为一谈。最后还有一点须要澄清，即早期乐户的社会地位虽然比较低，但仍不能等同于奴隶。据《大唐六典》卷六《都官郎中》记载：“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隋唐时期，一部分乐户是番上服役的“番户”，一部分乐户则是太常“杂户”，但无论如何都属“户民”身份，虽比良人即一般平民百姓地位要低，却比“官奴婢”要高出一等或两等，所以才有奴婢豁免为番户、杂户之说。近世某些著述直接将乐户等同于奴隶，这是欠妥的，特此提请注意。

二、乐户中心的转移

早期乐户研究中尚有一个问题颇为值得关注，亦即乐户中心的形成、发展与转移。现今研究乐户的著述，往往只论及近古（宋金以来）乐户最为集中的山西一地，这是不够全面的，也不足以反映乐户发展的完整历史，以下接着探讨。如前所述，乐户制度是北魏政权迁邺以后才正式出现的，“配为乐户”的法令最初乃针对京畿群盗而制定。由于邺都一带盗贼颇多，稍涉末罪就有配为乐户的可能，遂为乐户人口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亦复因此，邺都很自然地成为了乐户繁聚的中心，前引《通典》提到“相州多乐户”，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促成因素，比如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盖北魏洛阳既有万余家之归化西域胡人居住，其后东魏迁邺，此类胡人当亦随之移徙，故北齐邺都西域胡化尤其胡乐之盛必与此有关。否则齐周东西隔绝，若以与西域交通论，北周领土更为便利，不应北齐宫廷胡小儿如是之多，为政治上一大势力，而西域文化如音乐之类北齐如是之盛，遂至隋代犹承其遗风也。故隋之胡乐大半受之北齐，而北齐邺都之胡人胡乐又从北魏洛阳转徙而来，此为隋代胡乐大部分之系统渊源。陈先生的论述表明，邺都乐户的繁盛与“随之转徙”的“胡人胡乐”有密切关系，这些胡人胡乐也为这一“中心”的形成提供了人员和技术上的支持。直至隋唐时期，太常乐工中仍有不少是这些胡乐人的后裔，可见其势力之庞大。由于南朝并未实施配没为乐户的制度，北周初年国力不及北齐，正致力于军国建设，也无暇专注乐户的问题，所以北齐的邺都实际上就是当时全国性的、甚至是唯一的乐户繁聚之所。邺都虽是乐户制度正式出现以后的第一个乐户中心，但随着北周灭齐、隋并天下，它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那么这些乐户将何去何从呢？据《隋书•音乐志》《隋书•裴蕴传》《新唐书•礼乐志》等分别记载：自汉至陈乐工，其大数不相踰越。及周并陈，各得其乐工，多为编户。至（大业）六年，（炀）帝乃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并于关中为坊置之，其数益多前代。

蕴揣知（炀）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乐］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从上引史料中的前两条不难看出，这些乐户及其子弟被隋炀帝所搜括，并集中在“关中”，“为坊”以“置之”，被搜括者还包括南朝和北周的“乐家子弟”，关中的乐户中心毫无疑问就是长安。这一点从第三条史料中也足以看出来，因为隋唐时期的乐户主要隶于太常的太乐署或鼓吹署，人数以万计。而作为中央礼乐机构的太常寺，很明显是设置在长安城内的。由此可知，到了隋唐时期长安已经取代邺城而成为新的全国性乐户繁聚之中心。这里有一点须要稍作补充。前文引《唐六典•都官郎中》时提到了“番户”和“杂户”这两个概念，并指出它们均属乐户民，但在社会等级上略有区别，这一点还有《唐律疏议》所载可作补充说明：议曰：工、乐者，工属少府，乐属太常，并不贯州县。杂户者，散属诸司上下，前已释讫。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乐不殊，俱是配隶之色，不属州县，唯属太常，义宁以来，得于州县附贯，依旧太常上下，别名“太常音声人”。⑥这则史料说明，工户统属于少府，乐户统属于太常；⑦太常乐户之中有一种是“杂户”，“散属”太常“诸司”，而且户籍置于太常而不置于州县，所以身份要稍高一些。另一部分太常乐户的户籍则置于州县，采取番上服役的方式，亦即“依旧太常上下”。他们就是“番户”，别名“太常音声人”，比杂户的身份要略低一些。但勿论如何，太常乐户均为特殊的户民而非奴隶，且均以长安的太常寺为聚集之中心。到了唐玄宗时期，长安依然是乐户中心，而另一个中心也悄然诞生了，这与开元二年（714）玄宗设立教坊以“典俗乐”有极大关系。据史料记载，当时一度出现了五个教坊，其中宫内的教坊称为“内教坊”，地点设在蓬莱宫侧。⑧宫外的教坊则称为“外教坊”，共有四个，其地点在《教坊记》中有明确记载：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成习。东京两教坊俱在明义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

可见，当时西京除内教坊外，新置了左右二教坊，分别位于长安的光宅、延政二坊。东京即洛阳，也新置了左、右二教坊，它们全部位于洛阳的明义坊。教坊所典的俗乐，原本属于太常，当教坊分立以后，原本表演俗乐的太常乐户遂改而隶于教坊。⑨复由于五教坊中有两个设在东京，所以洛阳也聚集了大批的乐户，从而成为与西京并峙的又一个乐户中心。那么唐皇朝为什么要在首都长安以外的地方另设教坊呢？原来，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唐代帝王频往东都，⑩而玄宗本人更曾五幸洛阳。如果每次出行都带上大批乐人、乐器会很不方便，于是干脆就在东都另置一套乐官、乐人以供娱乐，这恐怕就是洛阳也置教坊的主要原因。輯訛輥如此一来，也产生了乐户制度出现以后的第三个乐户繁聚中心。现在学界一提起乐户，首先就会想到山西，但在早期乐户发展史上，山西的地位根本无法和邺都、长安、洛阳这三个中心相比。即使到了北宋初期，山西乐户的地位也并不算突出，据《宋史•乐志》记载：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可见，北宋初年为了设立教坊，朝廷曾广泛罗致全国各地高水平的艺人，山西太原虽亦有“执艺之精者”进入教坊，但只有“十九人”，远较西川、荆南等地为少。这就足以说明，当时全国性的乐户中心肯定还轮不到山西。不过，一些历史的原因却为山西日后成为乐户中心奠定了基础，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当是后唐庄宗的出现。据历史记载，山西是后唐立国的主要根据地，后唐庄宗最初称王的地点即在太原；輰訛輥同光元年（923），庄宗于魏州即皇帝位，遂以魏州为东京，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輱訛輥更为重要的是，这位庄宗最喜欢俳优，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称：（后唐）庄宗既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晋之俗，往往能歌其声，谓之“御制”者皆是也。……是时，诸伶人出入宫掖，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倖，四方藩镇，货赂交行。引文提及的俳优、伶人，都是教坊中典俗乐的乐户民。由于皇帝的喜好，当时伶人的势力非常之大，缙绅、群臣亦“莫敢出气”，其影响自然也非常之大，以至于“汾、晋之俗，往往能歌其声”，后唐庄宗还因此而成为了传说中戏剧的祖师爷。可以说，山西日后之所以能成为乐户中心，就是以此为开端的。但研究早期乐户发展历史则必须承认，北宋以前其地位还不足以和邺都、长安、洛阳相提并论，有学者将山西视为“乐户的主要发源地”，恐怕是不够客观的。

三、小结

以上对早期乐户发展史上的若干问题作了一些考析。概而言之，乐户制度的正式出现是在东魏而非学界普遍认为的北魏，它是从北魏杂户制度中发展出来的。而在北魏之前，一直有大量乐家、音家、倡家的存在，他们无论在功能抑或户民结构上都与后来的乐户有相似之处，可视为乐户产生的渊源之一。当然，他们与乐户的区别也相当明显，特别是在社会地位方面。此外，北宋以前曾出现过几个全国性的乐户中心，东魏、北齐时期的邺都是第一个，隋唐时期的长安是第二个，唐玄宗以来的洛阳是第三个，出现的原因虽各有不同，但均为乐户的集中、繁聚之所。至于目前乐户研究界最重视的山西，从五代开始就有不少的乐户存在，但在当时其地位尚无法与上述的三个中心相提并论。总之，乐户制度正式出现的时间、乐户与汉魏以来乐家、音家、倡家的关系、乐户中心的产生和转移等问题，是早期乐户发展史上较为重要但又较少获得学界关注的几个问题，若能将其考析清楚，对于宋金以后乐户发展历史的研究也有较高参考价值，因为源若不清，其流也难于考究。只是笔者学识有限，所述未必确当，还望方家教正。

作者：黎国韬单位：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