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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刊杂志》2015年第四期
如果翻译的历史是一部译者隐身的历史，那么近五十年的译学研究就是在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旗号下译者登场的历史，是译者从幕后走向前台，参与消解源文本的中心地位、批判文化霸权和颠覆父权话语的历史。如果翻译是一种有意识的社会实践活动或社会话语干预活动，那么问题焦点就回到译者的“目的”，正是“目的”本身推动并最终促成译者的话语干预。人以自由的方式存在，其面临的选择多样、复杂且难以简单抉择，因而现实生活中个体的立场和观点并非以单一、纯粹的方式显现，也可能以矛盾张力的方式存在。从而使译者的语言干预活动呈现出内在的矛盾性，如秋瑾翻译的《看护学教程》。
1理想主义社会观与功利主义翻译目的
秋瑾的翻译实践极少，《看护学教程》是其唯一的一部译作。这可能与其对翻译一贯持怀疑和消极的态度有关。在《中国女报发刊词》中，她说，“夫今日女界之现象。固于四千年来黑暗世界中稍稍放一线光矣。然而茫茫长路，行将何之。吾闻之，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距。苟不确定方针，则毫厘之差，谬以千里，殷鉴不远。观十年来我中国学生界之现状可以知矣。当学堂不作，科举盛行时代，其有毅然舍高头讲章，稍稍习外国语言文字者，讵不曰新少年，新少年?然而大道不明，真理未出，求学者类皆无宗旨，无意识，其效果乃以多数聪颖子弟，养成翻译买办之材料，不亦大可痛哉!”(王绍箕1937:20)。显然，翻译并非大道，而是附属于大道的。因而，其重要与否完全取决于大道。秋瑾认为，翻译应该以正确的理想和目标为前提，否则将“谬以千里”，结果浪费“聪颖弟子”的才华。在她看来，明大道和出真理才是革命新少年的第一要务，否则“无宗旨，无意识”的翻译实践也只能使译者自甘堕落为外商企业的人和工具。秋瑾追求的理想是:“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使我中国女界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歌呼”(王绍箕1937:21)。因此，翻译应该服务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女性的解放事业。这是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中所谓“编译各种有益女界之书文、小说印行”(秋瑾1960:10)的真正内涵所在。理想社会和两性平等关系的建立必须且唯有通过现实行动才能实现，这使得实现理想的行动策略和方案都具有浓郁的功利主义色彩。对于清末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而言，兴办女学、开启女智是实现两性平等和国家富强的必要途径。然而，秋瑾对于女性教育有更为务实的考量。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秋瑾鼓励女性:“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如今女学堂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吗?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一来呢，可使家业兴隆;二来呢，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王绍箕1937:14－15)。秋瑾认为，女性的自由和两性的平等是以女性经济的独立为条件，而经济的独立只能通过职业技能的掌握来实现。她指出，“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东洋女学之兴，日见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其国焉能不强也”(秋瑾1960:33)。在秋瑾看来，女性所接受的教育应是职业技能的训练，它必须能够帮助女性谋得经济上的独立。正是这种女性的职业教育观使得秋瑾的翻译实践渲染上功利主义色彩。“她翻译的目的，除了发展中国的医疗护理事业外，还有为妇女创造就业渠道之意。”(田传茂2008:47)这种功利主义目的决定秋瑾把翻译的重点放在护理工作的操作实践和女性护理职业技能培训上。
2大众化的语言观与文言的翻译语体
尽管秋瑾在翻译时已具有明确的读者群体预期，该书是翻译给女性同胞看的，但由于译文使用文言语体，这种功利主义的目的能否实现，让人怀疑。秋瑾曾创办报刊，目的是为了普及知识和教育，唤起女性的觉醒，帮助女子走上解放之路。在其创办的《白话》第一期中，秋瑾提出，“论演说的好处”在于“人人都听得懂，虽是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子，都可听的”(秋瑾1960:4)。在第二期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中，秋瑾完全是以“我手写我口”的方式鼓励女性同胞起来反抗男权社会的压迫:“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总要求己为是。当初那些腐儒说甚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他反对”(秋瑾1960:5)。可见，对于文章语体与阅读效果之间的内在关联，秋瑾有着明确的认知，她把俚俗语与知识的普及直接联系在一起。由于目标读者群体为女性，考虑到当时的女性大多文化水平低，秋瑾主张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述。白话有助于实现秋瑾办报的目的，“使不甚通文理者，亦得浏览”(秋瑾1960:10)。然而，刊发于同一期杂志上的译文《看护学教程》却没有用俚俗、直白却又生动活泼的白话，而是使用一种浅近、凝练而又冷静肃穆的文言。以译文中描述病房中床位的安放为例:“位置须中央，若以狭隘之故，则头边可向壁，惟不可接近暖炉，且须建炉屏，以防蔽火热。卧床之制，不拘木铁，惟选适宜简单者。卧褥须用布，但须易于浣濯者，其内则实以藁或马毛等”(王绍箕1937:34)。显然，这段译文虽为浅近的文言，但毕竟不够晓畅易懂，根本无法按她所说的“同着白话念念”。今天来看，源文本是以明治时期的日语写就，与今天的现代日语差异较大，浅近的文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源文本正处在急剧的语言变化过程中，再现源文本的语言风格。但是，无论如何，译者的语体选择都可能给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读者带来阅读障碍。郭延礼解释道，“女性翻译家的译入文体，主要还是文言或浅近的文言，这是因为她们自幼年读书开始比较熟悉的语言符码就是文言，再加上当时社会上重文言轻白话的偏见，也影响她们对译入语的抉择”(郭延礼2010:48)。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秋瑾在翻译《看护学教程》时选择的语体不利于其知识和技能普及性的教育目的。因此，秋瑾期望的，当革命战斗打响时女性能够参与到推翻清政府的事业中去，从事伤员的护理工作，也难以实现。
3女性主义社会批判与父权主义翻译话语
作为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秋瑾揭露和批判当时父权社会制度对女性的歧视和迫害，也敏感地注意到话语表述方式对女性可能造成的伤害。她对父权制度的批判和对话语社会语用功能的认知具体呈现在她的干预性翻译策略中。源文本在序言部分批判对护理工作的错误认识，“然ルニ本邦古来ノ風俗ヲ惟ルニ病者看護ノ如キハ一般ニ之ヲ蔑如シ不学無識ノ卑婆賎婦ニ一任シテ敢テ顧ル者ナカリシハ誤見ノ甚シキ者ト謂ハサル可ラス”(笠原光雄1896:1)。对此，秋瑾翻译道，“惟习俗所锢，往往有视看护为贱业者，此则谬之甚者也(按日本初时亦有此弊)”(王绍箕1937:26)。译者把原文中歧视妇女的用词“不学無識ノ卑婆賎婦”删除，以职业歧视用语“贱业”取代性别歧视用语，把语义的焦点从两性关系转向职业关系或阶级关系。秋瑾对源文本进行劫持和改写，有意识地改变表述方式，避免歧视性词语对女性读者的伤害。此外，译者还对部分涉及女性形象定位的描述进行删节。“謙退辞譲静粛寡言”的妇德正是传统父权制伦理对女性的强制性定位，是对女性自由权利的束缚。作为传统女性身份和形象叛逆者的秋瑾对源文本进行驾驭和操控，使其适用于预期读者，不但凸显女性译者的主体性，而且展示出其女性主义立场。秋瑾的女性主义革命自家庭开始，但却并不仅限于家庭。她批判婚姻制度中的父权主义，争取男女平权，把谋求全体女性同胞的自由和独立为己任，批判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在诗作“勉女权歌”中，秋瑾呼吁女性同胞承担起社会进步的责任，她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铸，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秋瑾1960:117)。换言之，男女平权与社会责任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女性只有通过承担国家女杰的社会责任，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而女性只有真正获得自由地位，才有可能承担起国家女杰的社会责任。秋瑾所谓的国家女杰形象，完全颠覆传统的女性形象，是以男性为摹仿对象。因此，她在公开场合身着男性服饰，表达内心对“身不得男儿列”不甘和“心却比男儿烈”(秋瑾1960:101)的追求。“秋瑾的异装表现为言说方式、服装的男性化，也包涵她在思想上对男性角色的认同，她不仅在行事方式上仿效男性，更承袭男性社会精英的家国理想。”(王炜2006:117－118)《看护学教程》的翻译就是这种家国理想具体表现。在译文序言开头，秋瑾写道，“慈善者，吾人对于社会义务之一端也。吾国群理不明，对于社会之义务，阙陷良久，独慈善事业尚稍微发达”(王绍箕1937:23－24)。慈善是全体国民的社会事业，也是全体国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秋瑾反复强调，女性应该组织起来，共同承担起这种社会义务，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从而实现自身价值。对于女性应组织起来从事看护工作的理由，秋瑾在译著序言部分说道，“而男子性质常粗率疏忽，远不若女子之绵密周缜，此所以看护之职，常以女子为多。欧美各洲亦本此意，自昔以妇女充看护者既久。夫看护为社会之要素，妇人之天职，固无俟吾辈喋喋”(王绍箕1937:25)。这句话并不是原著中的句子，而是译者添加，因而传达出秋瑾的立场和观点。尽管秋瑾否定父权社会制度下的“妇德”，颠覆传统女性的形象，她同样以贴标签的方式，以社会责任为借口，把看护之职强加于女性，否定女性的生活方式自决权。秋瑾的翻译实际上吹响革命的号角，号召女性学习护理技能，奔赴前线救护伤员，参与并融入到宏大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事业中去，使妇女解放服从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是把男性的社会价值强加于女性群体上。为了女性的利益，秋瑾将社会意志强加在女性身上，从而限制女性自由的行为和意志。因此，女性追求的两性平等关系实际上为男性的社会价值追求所取代，从而展示其女性主义思想和行为内在的深刻矛盾。
4科学主义翻译态度与实用主义翻译策略
日本赤十字会出版的《看護学教程》“内容涉及救助护理人员必须的专门知识外，还包含美化战争，鼓吹军国主义的内容”(舟越五百子2006:91)。在源文本的首页，出版机构在解释教材出版原因时说道，“本社ハ報国恤兵ノ主旨ニ據リ戦時軍人ノ傷病者ヲ救護スルヲ以テ事業トナス故ニ其看護婦タルモノハ平生学術ノ研究ト共ニ軍紀禮式等ノ大要ヲモ講習セサルヲ得ス……事変に応スルノ準備ヲナシ以テ聖慮ニ答ヘ奉ルニ在リ”。可见，护理人员的培养是以战备为目的，这与秋瑾翻译该教材的目的一致。秋瑾在翻译前言中说，“他日者，东大陆有事，扶创恤疮，吾知我一般之姊妹，不能辞其责矣。兹编之译，即本斯旨”(王绍箕1937:24)。可见，秋瑾翻译《看护学教程》的一个急迫目标是在短时间内培养一批护理人员，以满足革命战争对医疗护理人才的需要。然而，她面对的现状是，国内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甚至相当一部分女性是文盲，而合格护理人员需要掌握全面的医学知识。秋瑾对此非常清楚，“欲深明其学，施之实际，而能收良好之效果者，非于医学之全部皆得其要领者不能”(王绍箕1937:24)。面对这一矛盾，译者只能对源文本进行大幅度删节，以适应读者的文化水平。《看護学教程》共分10篇(45章)，内容包括红十字会的组织架构、生理解剖、护理方法、治疗护理、包扎方法、外科器械、急救护理、患者搬运和护理卫生等。秋瑾所译内容仅为绪论和护理方法中的部分内容。译者对此解释说，“第原书卷帙颇多，若欲全译，则杀青无日;故删繁录要，先成此篇，俟有暇日，再合订成书，饷我博爱诸姊妹”(王绍箕1937:24)。“繁”和“要”的对比决定译者译什么和如何译，但问题是何为秋瑾所谓的“繁”和“要”。面对即将到来的革命战争，秋瑾显然没有时间按部就班地培养护理人才。短平快的培训目标决定秋瑾把与护理无关的红十字会组织架构删除，把医学知识或与医学相关密切的解剖学内容和治疗护理等都删除，只留下最基本、最简略的护理操作技能和注意事项。秋瑾所谓的“要”是无任何医学背景的读者能接受和学习的护理方法，所谓的“繁”则是系统的相关医学知识。可见，在源文本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之间，秋瑾显然是强调所译内容的实用价值，即她心目中的读者能否接受和学习这些护理技能。秋瑾的“删繁录要”并非去冗存精，而是使译文有利于无基础者。在谈到病房空气流通时，她说道，“灯火火炉等皆能耗空气中之酸素而生毒气，若以绿叶茂盛之草木置室中，可少除此弊，但戒用芬香之花卉耳”(王绍箕1937:39)。译者没有使用原文中的“酸化炭素”(一氧化碳)，而是将其译为“毒气”，以通俗易懂的语词替换难以理解的化学术语，虽然能确保读者能够理解前面半句话的意思，但读者面对后面的操作性指导却无法知其所以然。这种删繁就简的翻译策略与孙中山的做法完全不同。孙中山翻译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系统地讲述人体解剖学知识，图文并茂地介绍救伤之法。他在序言中说，“恻隐之心人人有之，而济人之术则非人人知之。不知其术而切于救人，则误者恐变恻隐而为残忍矣，而疏者恐因救人而反害人矣。夫人当患难生死俄顷之际，施救之方，损益否当，间不容发，则其理不可不审求也”(孙中山1981:108)。因此，秋瑾译介的最基本的护理技能失去医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依托，其实用价值也大打折扣。秋瑾并非不知道护理工作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为实现她在前言中所说的“只求达意耳”，译者有时不得不增加一些背景知识，以帮助无任何医学教育背景的女性读者能够理解译文。在谈到病房内空气不洁的原因时，译者写道，“空气不洁，非第酸素缺乏，且时带种种毒气为诸病之原因，而一种巴喀特略Bacteria(细菌)亦常有之也”(王绍箕1937:39)。在谈到病人饮食注意事项时，她写道，牛奶“但少留贮，常有酸败之患，若防此弊，可于煮沸后加少许重碳酸曹达(Bicarbonateofsoda)”在这两句话中，译者都额外增加术语名称，甚至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提供给读者。化学和生物术语的使用无疑可使得译文沾染上某种科学性色彩，使得所译内容显得更加专业性。但是，对没有接受过相应教育的读者来说，恐怕很难理解何为细菌，何为巴喀特略，何为重碳酸曹达?尤其是在秋瑾所处的时代，由于这些译名尚未统一，这无疑给阅读增加难度。译者在基础知识的普及性与专业性之间徘徊，在科学性与实用性间顾此失彼，因而该教著的可读性和科学性都不尽如人意。
5结束语
无论对于翻译的操控学派，还是翻译的目的论来说，“目的”都是明晰可辨的，方向明确单一。但是，译者的社会存在和心理存在复杂多样，其观点也不一定是单向度的。在翻译《看护学教程》的过程中，秋瑾展示的功利主义翻译目的以及她对语体的选择，都与她的革命主义理想和大众化语言观不完全吻合;译文表现出的宏大叙事与她的女性主义立场也是背道而驰;出于实用的教育目的，她大刀阔斧地对源文本进行简化处理，然而又为了维护源文本的科学性，增加一些科技术语，使得译著充满矛盾张力。这种矛盾张力不但使译本以张力的方式存在，而且也凸显出译者的介入。
作者：陈志杰 潘华凌 丁亮 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