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教育及国语教材选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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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中小学教育杂志》2014年第七期

一、日本当代高中国语课程设置

日本每十年对《学习指导要领》（相当于中国的教学大纲）修订一次。[15]其中涵盖对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特殊学校的各学科指导。而对于高中国语教育最新版的学习指导当属于2010年6月由文部科学省颁布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解说：国语编》。按照该指导要领的规定，高中国语课程设有6个科目，分必修和选修两种方式，共涉及19个学分。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国语综合”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听说”、“写”、“读”及“传统言语文化和国语特质”四部分。其目标是培养学生准确表达和正确理解国语的能力，在提高个人沟通能力的同时，加强思考与想象力，达到丰富情感，品味语言，加深对语言文化的认识，培养尊重国语和使之发展的态度。[16]因此，在各类教材中，其内容编写也大体分为现代文（以日本现当代作品为主）、古文（日本古典文学）、汉文三大类。而国语表现、现代文A、现代文B、古典A、古典B则分别围绕“国语综合”的四大教学内容展开，便于进行深入细致的学习，其中也有小部分交叉学习。与汉文教育密不可分的当属古典A和古典B。“古典A”的教学目标是通过阅读古文、汉文等相关文章，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培养终身对古典抱有亲切感。“古典B”则是在培养学生阅读古文和汉文能力的同时，拓宽对事物的见解、感受、想法，通过加深对古典的理解与关心来充实丰富人生态度。[17]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作为当代日本高中生必修科目的“国语综合”，包括了言语能力、文学文化修养、人生思索等内涵的全方面培养，其它5门选修科目则是在分属领域更为深入的学习。而汉文教育至今仍然是日本高中国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所有的日本学生都须在高中国语课程中学习汉文。

二、《国语综合》中的汉文选文特征

本文将日本最新版的23种高中《国语综合》教材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考虑到这是所有日本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中都能接触到的汉文文选，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笔者将汉文选文情况数据化，同时从教科书课程设计、汉文选文分类及数量等多角度进行统计比较，具体情况如下：从教科书设计看，有的教材将“现代文”、“古文”、“汉文”统编为一册，如东京书籍出版的《新编国语综合》、《精选国语综合》等15本；有的则将“现代文”与“古典”独立成册，“汉文”分属于“古典一册”，如三省堂出版的《高等学校国语综合古典编》、大修馆书店出版的《国语综合古典编》等8本。从教科书选文内容来看，其体裁大致分为“成语故事•寓言”、“史传•史话•逸话”、“诗歌”、“文章•说话•小说”、“思想”、“日本汉文”等六大类。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其中，“成语故事•寓言”类共选录16篇，如《借虎威》、《蛇足》、《渔父之利》、《朝三暮四》、《矛盾》等。“史传•史话•逸话”类共选录17篇，《管鲍之交》、《卧薪尝胆》、《鸡口牛后》、《先从隗始》、《晏子之御》等。“诗歌”类共选录38首，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柳宗元的《江雪》、杜甫的《春望》、李白的《静夜思》、王翰的《凉州词》、孟浩然的《春晓》等。“文章•说话•小说”类共选录12篇，如《杂说》、《桃花源记》、《卖油翁》、《人面桃花》等。“思想”类共选录55篇，如《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孟子》中的“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不忍人之心”，《庄子》中的“蝴蝶之梦”等。“日本汉文”类只有明治书院出版的《精选国语综合•古典编》中选录了由野中兼山创作的一篇文章《兼山远虑》。不管是从选文篇目还是各家出版社的选录次数来看，“诗歌”类和“思想”类的选文占有压倒性的地位，而“文章•说话•小说”和“日本汉文”类的选文极少。

日本《国语综合》教材中的汉文选文表现出了以下三方面特征：其一，选文以“诗歌”类和“思想”类为主，当下使用的各部教材各有侧重。其中相同点是，“诗歌”类全为唐诗，且绝大部分为绝句与律诗。“思想”类以《论语》、《孟子》、《庄子》为中心，但《论语》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其二，选文内容以描写自然风光、人间情感、个人生活为多。例如，“诗歌”类选文次数最多的是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此诗共被选录21次，并且多数教科书将其归类为“歌颂友情”、“别离”篇，如东京书籍出版的《精选国语综合》、大修馆书店出版的《新编国语综合》、第一学习社出版的《高等学校国语综合》等。其次为柳宗元《江雪》，共被选16次，绝大部分教科书将其归类为“赞美自然”篇，如东京书籍出版的《国语综合古典编》、大修馆书店出版的《新编国语综合》、第一学习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新订国语综合古典编》等。“思想”选文次数最多的为《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分别为19次和18次，多数将其归为“学问”、“人生”篇，如东京书籍出版的《精选国语综合》、明治书院出版的《高等学校国语综合》、筑摩书房出版的《精选国语综合古典编》等。“文章•说话•小说”类选文次数较多的为韩愈的《杂说》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分别为11次和4次。其三，教材选文注重与日本历史文化的关联性。中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会考虑到整个文学史的辐射，因此选材面广，内容杂而多。而日本的汉文选文几乎都是唐及以前的作品，且日本汉文极少，内容大致围绕上述六大类，而未选取中国国内语文教材比较重视的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体裁。一些选文体现出了日本人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过程中的独特选择，从中透露出日本文化的审美特质。如白居易的两首诗歌《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和《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忆元九》，在中国国内语文教材中就从未出现过。

三、影响日本高中教材选文的因素分析

1、作家作品的经典性近代王国维曾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8]日本教科书在汉文的选文上也极为重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例如以诗歌为例，中国诗歌从远古歌谣及《诗经》开始，经过汉、魏、六朝的发展，在唐代达到了顶峰。但之后的宋、元、明、清朝同样涌现出许多著名诗人和佳作，因而在中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宋代苏轼的《赠刘景文》、《饮湖上初晴后雨》，陆游的《游山西村》，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朱熹的《春日》、《观书有感》，杨万里的《小池》，清代袁枚的《所见》，赵翼的《论诗》，龚自珍的《乙亥杂事》等佳作经常入选。而日本23本《国语综合》教材中采录的则全为唐诗佳作，这与唐诗的独具经典性质不无关系。一提起汉诗佳作，日本人想到的必是唐诗。正如奥村郁子（1994）所指出的，这样的选择，不仅在于唐诗有着整体汉诗的代表性，还在于唐诗中的绝句和律诗最为历代日本人所推崇和熟知。仅限唐诗的第一大理由，自不言说，唐代是以绝句、律诗为代表的近体诗完成的时代。除了极个别的古诗之外，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汉诗”，几乎都是唐代的绝句或律诗。[19]此外，《国语综合》教材在作家的选取上，也体现出遵从文学经典性原则。如下表所示：不管是从诗歌数量还是选录次数来看，李白和杜甫是最多的。在诗作的选择上，也都选取了古今传颂人口的名篇，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柳宗元的《江雪》、杜甫的《春望》、李白的《静夜思》、王翰的《凉州词》、孟浩然的《春晓》、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等。

2、中日文学的关联性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早在魏晋陈寿的《三国志》中便有记载。源远流长的文化文学交流对现今日本教科书中的汉文选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就涉及到中日文学的关联性。以白居易的作品传入日本为例，据《文德实录》记载，承和5年（838年），藤原岳守在搜查唐人货物之时，将偶然获得的《元白诗笺》呈献给天皇。此后，白居易的作品在日本开始流行，并直接影响到平安时代的藤原公任精选当时流行的和歌与汉诗佳作，编纂出著名的《和汉朗咏集》。黄金堂（2004）曾统计，在《和汉朗咏集》收录的803句诗句中，白居易的诗句便有136句，占据首席之位。[20]实际上白居易不仅笼罩《和汉朗咏集》，甚至对整个平安时代的文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很多日本学者都指出，《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等名作都受到了白居易诗作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白居易与日本文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性。这种在历史上形成的关联性，在现今日本教科书的汉文选文中仍然清晰可见。中国国内出版的各种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多选录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琵琶行》等诗作。而日本23本《国语综合》教材中，共有21本选录了白居易的诗作，但都是《香炉峰下》、《八月十五日》这两首。其中，《香炉峰下》被选录9次，《八月十五日》12次。对于白居易与日本文学的密切关联性，渡步英喜曾指出：以《枕草子》为首，《源氏物语》、《平治物语》、《大镜》、《曾我物语》、《东关纪行》、《平家物语》、《十训抄》、《和汉朗咏集》等名作，都明显受到白居易的影响。菅原道真的一首《不出门》，在日本脍炙人口，也可看出白居易诗的影子。[21]《源氏物语•须磨》卷中，谪居须磨的光源氏看着十五的月亮，怀想起了京都的情景，就直接吟诵白居易《八月十五日》中的诗句“二千里外故人心”。汉文汉诗不仅是中国的古代文学，而且还对日本古典文学产生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国语综合》在汉文选文中关注中日文学的关联性，也就是必然的了。

3、降低阅读理解难度来自古代中国和日本的汉诗文，对如今的日本中学生而言存在着较大的阅读理解难度。因此，教材在选择汉文汉诗的篇章时，必须考虑降低阅读理解的难度。对此，历年颁布的日本《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都有提及。昭和26年颁布的《中学校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国语编（试案）》的第七章《国语中的汉文学习指导》中提到：虽然汉文存在难度，但高中生思想境界有了一定的提升，因此在选文上，尽量选取形式简单、内容深远的作品。昭和31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国语编（改订版）》的第三章《国语科国语（甲）》中规定：汉文的选文应考虑到学生的能力、兴趣和必要性，选择恰当的部分。昭和35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的第二章第一节《国语》中提到《：古典甲》的教材，应选择那些古典价值高，有学习必要性，与学生发展阶段相符合的易亲近、平易的作品。至于汉文的学习，在选取带有训点、简单的汉文同时，还应该活用文下注释，丰富学习内容。昭和45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的第二章第一节《国语》中提到《：古典Ⅰ甲》的教材，应尽量精选那些古典价值高，符合学生发展阶段的易亲近的作品，同时，也要考虑到长短和难易等因素选取适当的部分。此外，也可适当选取格言、成语故事等。在教材处理上，应该在表记上下功夫，使用一些确切的注释、解说、现代文翻译等，特别是汉文，应该加上训点，有时也可根据教材与文下注释合用以便于理解。昭和53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的第二章第一节《国语》中提到《：国语Ⅰ》中古典以及近代以后的选文应该符合学生的发展阶段；《古典》中的教材处理应该在表记上下功夫，使用一些确切的注释、解说等，特别是汉文，应该加上训点使其便于理解。平成元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第二章第一节《国语》中提到《：国语Ⅰ》应该从古典以及近代以后的文章中精选符合学生发展阶段、话题及题材合适的作品《；古典Ⅰ》应尽量精选基本的、易亲近的作品，同时，也要考虑到长短和难易等因素选取适当的部分。至于教材的处理应该在表记上下功夫，使用一些确切的注释、解说等，特别是汉文，应该加上训点使其便于理解。平成11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的第二章第一节《国语》中提到《：国语综合》的教材应该以保证听说读写能力均衡发展，良好读书习惯养成为目的，精选符合学生发展阶段、话题及题材合适的作品《；古典》的教材不仅要尽量精选基本的、易亲近的各种文体、形态的多样文章和作品，也要考虑到长短和难易等因素选取适当的部分。至于教材的处理应该在表记上下功夫，使用一些确切的注释、解说等，特别是汉文，应该加上训点使其便于理解。平成21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的第二章第一节《国语》中提到《：国语综合》的教材应该以保证听说读写能力均衡发展，良好读书习惯养成为目的，精选符合学生发展阶段、话题及题材合适的作品；古典类教材应该在表记上下功夫，使用一些确切的注释、旁注、解说、现代文翻译等，特别是汉文，应该加上训点，使其便于理解。综上所述，从昭和26年到平成21年的所有《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都指出教材的选择要符合学生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古典及汉文的选文应该综合考虑难易、长短等因素，使用恰当的训读、注释等以便理解。在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23本《国语综合》教材中，“诗歌”和“思想”类选文为多，“文章•说话•小说”类选文较少；且诗歌全为唐诗，绝大部分为绝句和律诗。毕竟与“诗歌”和“思想”类选文对比，“文章•说话•小说”类选文不管是在文章篇幅，还是训点语法上都是相对复杂的。对此，奥村郁子（1994）就教材中“诗歌”类作品数量居多提出了以下看法：诗歌（特别是近体诗）作品简短，几乎没有复杂的语法点。因此从阅读层面看，即使是尚未掌握汉语语法要点的日本高中一年级学生，也可以大致无碍地阅读汉诗，不会产生学习抵触情绪。[22]这一点很重要，也成为日本高中教材中多选择汉诗佳作的理由所在。

四、结论

本文在概观日本汉文教育历史的基础上，以当今日本23种高中《国语综合》教材中的汉文选文为研究对象展开分析。日本历史上的汉文教育，曾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但是自明治27年开始，“国语为主，汉文为客”方针的提出，使得汉文的地位多次升降起伏。战后初期，汉文并非为必修科目，之后却一直以各种形式成为所有学生的必修内容。从平成15年（平成11年颁布的学习指导开始实施）的课程设置上来看，并未规定所有学生在高中阶段必修汉文内容。平成21年，随着学习指导要领的再一次修订，汉文教育又迎来了新的曙光。该学习指导要领规定，包含汉文的“国语综合”列为日本中学的必修科目。因此，汉文教育有回暖倾向。汉文的学习内容也发生了由汉籍类为中心到日本汉文为中心，再回到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中心这样的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此外，从当今日本各地使用的23本《国语综合》教材中可以看出，日本高中汉文选文内容有三个特征。第一是以“诗歌”类和“思想”类为主，而且各有侧重；第二是以描写自然风光、人的情感、生活细节为多，很少带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形态；第三是考虑到与日本文学文化的关联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文学体裁、文学作品及作者的经典代表性；第二，中日文学文化的受容及影响；第三、以学生发展阶段为出发点的难易度。上述三点成为影响日本语文教材汉文选文的重要因素。

作者：严明黄晟育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