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中的人性之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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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杂志》2014年第二期

1对作品主题的争议

很久以来，《贝尼托•塞莱诺》(以下简称《贝》)被认为表现了善与恶的斗争，其中巴波代表邪恶，德拉诺代表天真，而饱受折磨的塞莱诺代表邪恶对人们的冲击。塞莱诺在得救后，仍然郁郁寡欢，德拉诺劝慰他:“你已得救了，还有什么阴影笼罩着你呢?”，塞莱诺答道:“黑人。”②这被引用来解释黑人的叛乱在他身上投下阴影，即意味着黑人是邪恶的象征。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这种善恶论的观点遭到挑战，人们认为麦尔维尔并未将黑人视为邪恶的象征，相反，他在故事中赞扬黑人为了自由而抗争所表现出的勇气和精神，巴波不仅不是一个邪恶的凶手，还是一名充满智慧的领袖。评论家举出各种例子说明黑人在船上杀害白人都是为了自卫和自由。很多评论家还指出故事表现了麦尔维尔对蓄奴制的批判，并以微妙的方式批判和讽刺了蓄奴制背后的主导意识形态，批判了白人潜在的种族优越感。在国内，韩敏中教授洋洋洒洒几万字的论文可以说是对《贝》做的最细致的研究。她批评了当前对该作品过于政治化的解读。通过对比麦尔维尔的作品与阿玛萨•德拉诺的《南北半球的航行与旅游记》以及另一个对作品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底本”，即《查理五世皇帝的隐修生活》(TheCloisterLifeoftheEmper-orCharlesoftheFifth)，她解释了作品中的内在矛盾，并将小说纳入了麦尔维尔对形而上的“恶”的一贯关注中。

这种种解读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作品的不同视角，令人受益非浅，但这些解读似乎都没有解答这个问题:为什么麦尔维尔在作品中会对黑人白人都有种种暴行的描写。在传统解读中，作为邪恶象征的叛乱首领巴波带领其他黑奴们杀害了许多白人船员，甚至在他们完全控制船只后，还残忍地杀害了一些已无反抗能力的白人。然而，如果说黑人是邪恶的代表，为什么这部发表于内战爆发四年前的作品仍有大量对白人暴力的描写?尤其是德拉诺在叛乱暴露后对黑人的追杀。面对作品中白人与黑人都实施的暴力，简单地断定巴波象征着恶、而白人代表着善似乎有失偏颇。在对《贝》进行政治化的解读中，德拉诺被视为当时美国白人大众的代表。他之所以不能对“圣多明尼”号上的种种迹象做出正确判断，之所以无法预想黑奴可能叛乱，不是因为他的善良天性和单纯性格，而是因为他的种族优越感使他根本无法想象黑人居然有能力组织起来进行判乱。他自视甚高，既没有将黑人视为平等的人，也瞧不起没落的西班牙人。他在无意识中显示了美国人以理性自居、以新大陆精神为自豪的倾向。巴波正是利用了德拉诺的这种优越感，才成功地迫使塞莱诺演出了一场大戏。巴波因而被视为黑人智慧和勇气的象征，德拉诺也成为麦尔维尔含蓄讽刺的对象。然而，如果说麦尔维尔在作品中表现了对黑人的同情，对白人和蓄奴制进行了批判，为什么他还会描写黑人的一些不必要的残忍行为?除了叛乱黑奴将阿兰达的尸骨高悬、巴波在为塞莱诺剃须时显示了他的奸诈与凶狠等例证外，研究者还例举了巴波最后跟随塞莱诺跳入小艇，企图刺杀他的细节。③在对《贝》的研究中，研究者常将德拉诺的历史叙述与麦尔维尔的虚构作品进行对比。评论家费尔腾斯坦(Feltenstein)指出，在德拉诺的历史叙述中，是塞莱诺想用暗藏的短剑刺杀被俘的黑人，被德拉诺愤怒地制止。而在作品中，麦尔维尔却描写“如蛇般的”(2321)巴波拿着两把匕首，来刺杀塞莱诺。费尔腾斯坦认为这最有力地说明了麦尔维尔是将巴波“变成纯粹的恶的表征”(韩敏中2005:98)。

上述两种解读似乎都难以解释为什么麦尔维尔会对黑人白人均有种种暴行的描写。我们认为，上述的两种解读并非完全矛盾，实际上还起到了相互映证的作用。麦尔维尔在作品中的确表现了他对“恶”的一贯关注，但黑人并非“恶”的象征。作品显示，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人一旦掌握有某种权力便会显露出来的一种劣根。奴隶主和贩奴者原本代表着恶，奴隶们为了反抗这种恶，运用了暴力。在他们获得船上的控制权后，又不自觉地滥用了这种权力，表现了恶。同时，麦尔维尔也批判了古道心肠、乐善好施的美国船长德拉诺代表的另一种恶，因为他的“天真”，他不仅对自己的“恶”毫无意识，甚至还为自己的天真之恶沾沾自喜，为蓄奴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人性之恶

反对对《贝》进行政治化解读的评论家提出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在麦尔维尔的创作笔记、书信和日记中，难以找到他对蓄奴制和黑人的评论，仅凭《贝》一部作品就断定他在批判蓄奴制有武断之嫌。当然，这意味着，从中也难以找到麦尔维尔在为蓄奴制辩护的证据。因而，要对作品做出客观判断，只能从文本入手了。故事发表在美国内战爆发的四年前，与麦尔维尔同时代的梭罗、惠特曼等作家都对蓄奴制作出了种种评论，生活在新英格兰的麦尔维尔不可能对那时的废奴运动毫无耳闻。作品中的一些细节也表明他对蓄奴制并非完全漠然置之。如前文所述，麦尔维尔在创作中对历史上真实的德拉诺的叙述进行了一些修改。在德拉诺的历史叙述中，这次奴隶起义发生在1804年12月。而在麦尔维尔的作品中，时间提前到了1799年。麦尔维尔还将塞莱诺的“磨炼”号贩奴船改为了“圣多明尼”号。这些改动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1799年在圣多明尼岛发生的一次有名的奴隶起义。《贝》中时间与船名与该次奴隶起义的直接联系最有力地说明了麦尔维尔对蓄奴制和黑人暴力反抗的思考。另外，故事最初在《普特纳姆月刊》上连载，据评论家凯瑟琳•亚当斯称，该杂志是一份废奴主义杂志，麦尔维尔最初设想的读者群与哈里艾特•比彻尔•斯托(HarrietBee-cherStowe)风靡一时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Tom’sCabin)是一致的(Adams2004:373)。这些似乎都说明麦尔维尔创作此故事是旨在批判蓄奴制。

然而，仅凭这一点，就判断说麦尔维尔就是在批判蓄奴制似乎有些草率。虽然没有明确文本表明麦尔维尔对蓄奴制的态度，但他本人的经历可能会影响他的看法。他年轻时，曾在捕鲸船上担任水手，1841年在南太平洋上的一条捕鲸船上时，因种种原因在马克萨斯群岛的努卡希瓦弃船上岸，不慎进入素有食人生番之名的泰皮人部落。两周后才设法搭上另一条捕鲸船逃离该岛，但又因参与该船水手的叛乱而被捕入狱。翌年，他又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亲眼目睹了号称文明的白人对当地土著居民的剥削与欺压。这些经历让麦尔维尔深刻感受到被奴役、失去自由的痛苦，或许影响了他对黑人受奴役的状态表示同情。然而，在此期间，他还目睹了这些“原始”部落种种血腥、残酷、尚武的仪式和行为，这或许影响了他对包括黑人在内的“野蛮人”的看法。因此，麦尔维尔的亲身经历或许能从一个角度说明《贝》中黑人形象的复杂性:这些值得同情的受奴役者在掌握权力之后，也成为血腥暴力的实施者。困绕麦尔维尔研究者的一个问题是《贝》中哪个人物是道德的代表?麦尔维尔在创作中喜爱运用大量意象和象征，使得读者难以做出简单明了的阐释，《贝》也不例外。读者很难判定麦尔维尔究竟是在批判奴隶制的不正义，还是在描述一场残酷、非正义的奴隶起义。一方面，白人对黑人的奴役很难被视为正义、道德的行为，而奴隶们叛乱成功后的残暴和血腥也似乎难以用正义来描述。这种被很多评论家称为介于黑与白之间的“灰色”地带正表明了麦尔维尔对恶的思考。正如很多评论家所注意到的，作品中的意象和色彩耐人寻味(Richards2010)。故事开篇的色彩描写奠定了全文的基调，“一切都是灰蒙蒙”:铅色的大海，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水鸟，“到处都是阴影，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更深的阴影”(2272)。这一灰色似乎寓示着故事的复杂性和恶的复杂性:恶并不是非黑即白。

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恶里，蓄奴制可能是恶的源头。蓄奴制使得白人成为主人，黑人沦为奴隶，这就赋予了白人为所欲为的权力和绝对的话语权。在黑人面前，当他们的权力无限大时，白人就会不自觉地显露出人性深处的恶。大量黑人被抓捕和贩卖，满足了白人对金钱的贪欲;黑奴在贩运途中被无故鞭打和折磨，满足了白人的权力欲和控制欲;黑奴在被制服后杀害，则满足了白人的报复欲。黑人最初是恶的受害者。由于白人的欲望和恶，许多黑人被迫只身远离故土，来到异乡沦为奴隶。他们必须得忍受贩运途中恶劣的条件，很多黑奴会在途中悲惨死去，葬身鱼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贩运途中黑奴叛乱事件频发。正是白人的恶和残酷迫使黑奴为了自由奋而反抗。在《贝》中，黑人在控制船只后，巴波要求塞莱诺将他们带到附近海域的黑人国家，当得知没有时，又要求塞莱诺将船驶到塞内加尔，希望能回到非洲的家乡。在叛乱暴露后，德拉诺率领水手攻下叛乱船只，黑人们在没有领袖、没有胜利可能之时，仍然“对和平与停战嗤之以鼻”，拒绝投降。(2324)显然，这些叛乱的黑人之所以发生叛乱，是因为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希望能回到黑人之家。如果说为了确保叛乱成功而不得已杀人能证明黑人的勇气和对自由的向往，但在叛乱成功后，黑人显示的残暴就难以解释了。完全控制船只后，黑人显示了与白人同样的专制和残暴。他们用棍棒和斧子杀死了很多没有表示丝毫反抗的白人，还把一些人绑住扔到海里活活淹死。当塞莱诺恳求巴波不要再滥杀时，他们却当着他的面，把三个活着的白人绑住扔到船外。后来，巴波决定杀死奴隶主阿兰达，一是为了“确保他们的自由”，二是“为了给其他水手一个警示，告诫他们如果试图反对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条路”。尽管塞莱诺不断哀求，但巴波却很坚决:“所有西班牙人如果试图在这件事、或别的任何事上阻挠他，都只有死路一条。”(2328)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阿兰达被拉到甲板上，巴波却不让其他黑人将他扔到海里，而是当着塞莱诺的面将他残忍杀死。四天后，巴波将阿兰达的白骨放在船上做船头雕像，并在下面写上“追随你的领袖”的字样，以警示其他白人船员，如果他们企图反抗，就会遭受与阿兰达同样的命运。巴波不仅显示了他充满智慧和勇气一面，还表现出残酷、专制的一面，有着强烈的权力欲、控制欲和报复欲。

但在巴波被捕后，白人表现出的残暴和恶与黑人其实并无不同。在塞莱诺纵身跳到德拉诺的小艇，黑人叛乱暴露，其他黑奴驾驶船只试图逃跑时，德拉诺仍然命令他的水手前往追赶，并杀害了很多为自由抗争的黑奴。在巴波被捕处决后，他的尸体被焚烧，首级被悬挂在广场的柱子上，“泰然自若地面对白人的注视”(2338)。一边是白人阿兰达被悬挂的尸骸，直指黑人的残忍;一边是黑人巴波被示众的首级，同样彰显着白人的血腥。如果说叙述者德拉诺深刻意识到了黑人将阿兰达白骨作为船头雕像时的残酷，但他却似乎没有意识到白人把巴波首级示众时的血腥。作品中这两个突出意象之间的张力表明，《贝》既表现了蓄奴制的恶，也表现了人性之恶。

3天真之恶

故事中叙述者美国人德拉诺船长还表现了另一种恶，即天真之恶。在黑人叛乱最终暴露后，尽管塞莱诺坚决反对，德拉诺仍然决意夺取叛乱船只。历史上真实的德拉诺并非像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纯粹出于人道动机”(Delano2010)，也不像麦尔维尔笔下那样侠胆义肝，古道热肠，而是一名精明的商人。历史上的德拉诺与塞莱诺之间有一些交易。因为塞莱诺的“磨炼”号上有大量金钱和货物，塞莱诺许诺如果德拉诺帮助他夺回船只，他将会给德拉诺一定的经济回报。这说明德拉诺帮助夺取叛乱船只的行为并不只是他的热心和义愤，他同样有着经济上的考虑。为了获取经济上的最大利益，他甚至不惜牺牲其他人的生命，也要夺回叛乱船只。麦尔维尔作品中的德拉诺天真善良，乐善好施、英勇无畏，没有表现出对金钱的渴望。韩敏中教授认为，麦尔维尔在作品中“剔除了他们(德拉诺和塞莱诺)身上猥陋的一面”，是为了突出他们天真的特点:“麦尔维尔在创作和修改中不断降低德拉诺预期得到回报的数字。过滤掉利益权衡后的白人形象表现出一种哲理意义上的单纯……根本不懂得何为‘黑暗’。”(韩敏中2005:90)从这个角度上说，德拉诺可以被视为一个“天真的亚当”。在1955年发表的《美国亚当:19世纪的天真、悲剧和传统》一书中，R．W．B．刘易斯认为19世纪的美国人刚来到新大陆，摆脱了传统和历史的束缚，自立自强，乐观向上，能勇敢地面对一切困难。这一“新的英雄可以说是堕落前的亚当。……他的新体现在他本质上的天真。”(Lewis1955:5)德拉诺充分表现出了美国亚当的这些令人自豪的品质。看到塞莱诺的船只有难，主动伸出了慷慨援助之手。在叛乱被暴露后，他显示了充分的勇气、镇静和指挥能力，一举攻下了叛乱船只。

如同美国亚当，德拉诺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天真。他的天真使他不相信身边有大恶。虽然他曾怀疑过塞莱诺可能居心叵测，但这些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很快就被他抛到脑后。他的这种天真和率直是许多美国人感到自豪的一个特点。然而，也正是这种天真，使他全面低估了黑人的能力和智慧。当他感到塞莱诺行为乖张、遮遮掩掩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塞莱诺可能在阴谋夺取他的船:“如果塞莱诺有秘密的话，他可能与黑人合谋吗?但他们太愚蠢了，而且，谁听说过哪个白人会背弃自己的种族，而与黑人合谋呢。”对他而言，“白人天生就是更精明的种族。”(2299)他完全没有将黑人视为平等之人。巴波正是充分认识到了德拉诺的种族优越感，才在他设计导演的大戏中，充分满足了德拉诺的期待，使他对船上的叛乱毫不知晓。德拉诺的种族优越感使他变得“天真”，不仅不恨黑人，还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和好感，根本猜想不到黑人们的阴谋。德拉诺对塞莱诺大赞巴波是一个优秀的奴隶，甚至开玩笑地说要买下他，他却没有意识到看似毕恭毕敬、温顺体贴的巴波实则是叛乱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德拉诺饶有兴致地观看巴波娴熟地为塞莱诺理发，感叹“大多数黑人都天生适合当贴身男仆和理发师”(2307)，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巴波正在利用剃须的时机，对塞莱诺进行威胁和恐吓。在德拉诺的眼中，黑人妇女如同“大多数未开化的妇女，她们似乎既有温柔之心，也有强壮的体魄，准备为孩子们死去，或为他们战斗。如母豹般单纯，如鸽子般可爱”，宛如“在树林岩石上的树荫下歇息的母鹿”(2297)，他却不知这些“单纯、可爱”的黑人妇女为了自由，随时可能拼死奋力抗争。德拉诺登上“圣多明尼”号后，身材魁梧的黑人阿图福尔扮演了一个高贵的野蛮人形象，宁愿戴着镣铐，每两个小时来见塞莱诺，也不愿低头认错。德拉诺不仅没有看出其中破绽，还责怪塞莱诺对阿图福尔如此地不谅解是可耻的。麦尔维尔写道:“实际上，像大多数心地善良、性情乐观的人一样，德拉诺船长喜欢黑人不是因其博爱之心，而是因其随和亲切的态度，就像其他人会喜爱纽芬兰狗那样。”(2308)显然，麦尔维尔此处表明德拉诺对黑人屈尊俯就的态度并非特例，他只是大多数“心地善良、性情乐观的”美国人的代表。

如果说德拉诺对黑人的印象是因为他的天真，那么，以德拉诺为代表的美国人的这种“天真”成为对蓄奴制的最好辩护。在19世纪的美国，白人将黑人常描述为两种形象，一种是孩子形象，黑人如孩子般天真、无知、任性，因而需要奴隶主(犹如父母和监管者)的指导和约束。一种是野兽形象，黑人如野兽和动物般野蛮、凶残，因而更需要奴隶主的管教。④无论将黑人视为孩子还是野兽，结论都是相同的，即奴隶制是必须的，甚至也是人道的，因为正是有了奴隶主的管教，黑人们才会压抑野兽般的冲动和孩子的任性，才会摒弃自身的恶习，成为对社会无害的、甚至有益的一部分，当然，这里显然指白人社会;正是有了奴隶主的“慷慨”和“仁慈”，黑人才得以有一个栖身之所。在德拉诺对黑人的单纯、温顺赞许的同时，是他对蓄奴制的认同。这时，他的天真转化成了一种恶，实质上为蓄奴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可以说是一种天真之恶。在德拉诺等美国亚当的天真背后，读者还能看到他们其实并不天真。奴隶主阿兰达在贩运途中，没有像其他奴隶主那样给黑奴套上枷锁和脚链，而是允许他们在甲板上自由行走，因为他认为黑奴们“温顺驯良”。(2326)然而，他对黑人的这种“友好”并没有妨碍他将几百名黑人从其家乡抓捕，漂洋过海，贩卖到美洲。虽然阿兰达给予他的奴隶一些自由，但黑人们并没有感到高兴和满足，甘愿作一个“快乐的奴隶”。而阿兰达也绝对不会天真到释放价格不菲的奴隶、给予他们真正自由的地步。他的这种宽容和天真与其说是对黑人的，不如说是为了让他自己不受良心和道德谴责的一种策略。同样，正是因为德拉诺并不单纯的“天真”，他才在大力褒奖黑人的高贵和温顺之时，对黑人的叛乱进行了无情镇压，对白人的权益给予了坚决维护，并将之视为自己的天然职责。此时，他的天真已经以正义和责任的名义，毫无遮掩地转化成了暴力、杀戮和恶。德拉诺的天真还体现在他不能从“圣多明尼”号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正如很多评论家所指出，德拉诺是一个扁平人物，自始至终，他都一成不变。在叛乱被平息后，德拉诺试图劝慰塞莱诺:“过去已过去了，为什么还要对之赋予道德上的意义呢?忘记吧。你看，那边灿烂的太阳已全部忘了，碧海、蓝天，也都忘了。这些都已掀开了新的一页。”(2337)对德拉诺而言，“圣多明尼”号上的叛乱只是他的一次冒险而已。黑人的命运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冲击，他没有在事后对这一事件进行再思考，没有纠正和反省他对黑人的误解，没有对自己重新进行审视，也没有对自我与世界获得新的认识。更为可叹的是，无数像他这样的天真的美国亚当们，一边因自己的“天真”沾沾自喜，一边却完全无视黑人遭受的痛苦。

阿兰•莫尔•埃米瑞(AllanMooreEmery)将《贝》与美国的天定命运论相联系。他认为德拉诺对“圣多米尼号”船上的描写与19世纪50年代美国媒体对古巴的描写极为相似，即美国是一个“文明进步的种族、强大富有的国家”，西班牙却“衰败委靡、正走向末落”，古巴作为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惟一属国正处于“专制残暴的统治之下”。当时传言因其大量的奴隶人口和西班牙人政府的昏庸无能，古巴要解放黑奴，使古巴“非洲化”。因而有人呼吁美国应该介入古巴的“混乱”局面，制止古巴当局解放黑奴，他们认为“兼并古巴会让热爱自由的美国人‘维护岛上的政治、宗教和商业自由’”。(Emery2010)《贝》中的黑奴叛乱和西班牙人塞莱诺的软弱无能似乎就是对古巴时政的生动写照，同时似乎也说明了美国人应当介入古巴事务。⑤因而，《贝》“是一个双重寓言，将美国蓄奴制被压制的现实与美国公众当时不断高涨的幻想———即美国帝国应该扩张到新世界———并置起来”。(Adams2004:376)评论家埃瑞克•桑德魁斯特(EricSundq-uist)指出，这一并置正好表现了天定命运说中一个“令人痛苦的悖论”(Sundquist2004:626)，即它是会促进自由，还是会加深蓄奴制?天定命运论是19世纪中叶为了宣扬美国的扩张而提出的一种说法，即上帝注定美国要在北美大陆上扩张，从大西洋海岸直到太平洋海岸，有时甚至包括加拿大、古巴和中美洲。德拉诺既代表了浪漫的种族主义，也象征了美国新兴的帝国主义，他在故事中帮助塞莱诺平息黑奴叛乱的事实说明，所谓的天定命运说不会帮助奴隶们得到自由，而只是会加深蓄奴制。邓恩•巴卡(DaneBarca)也认为，“《贝》揭示了麦尔维尔就内战前种族主义审视模式的前景表现出的宿命论态度，和他对这一问题的反帝国主义的思路。”(Barca2010:30)美国扩张到古巴，“对古巴的奴隶们只会意味着主人的更替”，他们仍然得不到渴望的自由。美国人可能对他们表现得彬彬有礼，甚至会对他们的某些才能交口称赞，但这些黑人却是“资本主义和基督教的原始资料，是美国人实现帝国梦想的工具”。(Adams2004:376)从这一意义上说，德拉诺的天真只是一个漂亮的幌子。像他这样“天真”的美国亚当们，虽然表面上对黑人表现出温情、友好和赞许，实则在继续维护剥夺黑人自由与人性的蓄奴制。他们举着“天真”的幌子，继续为美国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恶”服务。《贝》是麦尔维尔一部非常受欢迎的中篇小说，它在发表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引发的各种解读和争议说明了作品寓意的丰富性。麦尔维尔既关注哲学意义上的“恶”，也对当时美国的蓄奴制和扩张主义有诸多思考。他不仅揭示了人性之恶，还对白人“仁慈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感进行了含蓄的批评，表明蓄奴制下美国人的天真和仁慈是一种更有隐蔽性的恶，实则起到了为蓄奴制和美国的天定命运说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胡亚敏单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