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式东方主义文化观逻辑透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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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杂志》2015年第四期

井上靖（1907—1991）的历史小说《苍狼》于1959年10月至1960年7月在日本月刊杂志《文艺春秋》上连载，并于1964年由日本新潮社出版首发单行本。小说一经问世便引起了读者的热切关注和强烈反响，连续数周蝉联畅销书榜首，并荣获当年度的“文艺春秋读者奖”。井上靖的这一力作不仅受到了读者的喜爱，也得到了当时文艺界的高度评价，并引发了日本文学界有名的“狼论争”，即关于历史小说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历史的争论。恰恰是这个曾经备受争议的“狼原理”，使《苍狼》的艺术虚构大获成功，其中的成吉思汗形象得以深刻演义，更使“苍狼”认知被世界、包括当今蒙古民族所逐渐接受，并不断地全球化。萨义德在其《东方学》绪论中提到“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4）其所指出的东方主义的构造一般被理解为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是以西方自身为主体并强加给自己对立面的他者为中心的。但是在致力于脱亚入欧全力推进近代化的日本社会中，东方主义并不仅仅是单一的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日本利用来自西方的他者建构和维持自己的“日本特性”，在“自我东方论述”（self－orientalism）中获利，而这一过程中的他者不可避免地分裂成西方的他者和东方的他者。日本是在同时追求与这两个他者的自我同化过程中进行着日本的自我东方异化过程，通过利用东方论述的凝视把自己转化为他者，从而与东方主义构成一种“渊深的共谋”。（岩渊功一：168—70）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与西方的东方认知同宗同源但样式稍有不同的日本式的东方主义。本文将在试图解读小说《苍狼》中“狼原理”的基础上透视其内在的日本式东方主义逻辑认知。

一、“狼原理”与“狼论争”

所谓的“狼论争”即为1961年1月到3月，以杂志《群像》为舞台展开的，日本作家、评论家大冈升平与井上靖之间的文学争论。1961年1月大冈升平发表《〈苍狼〉是历史小说吗？———常识的文学论（1）》一文，对当时的畅销小说《苍狼》的创作手法提出质疑，认为《苍狼》“谈不上是什么英雄叙事诗，甚至怀疑其能不能称为历史小说。这哪里算是井上文学的转折点，应该是清楚的展示了井上靖的创作极限。”（『「蒼き狼」』：218）其主要论点为《苍狼》着重塑造的“狼原理”完全是井上靖本人的杜撰，并将《苍狼》与作品创作时依据的资料《元朝秘史》相对照，列举其中的多个“篡改点”，以此来质疑《苍狼》的历史性小说问题，并因此做出《苍狼》不过“就像一部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加了料的美国大片”（224）的判断。对此，1961年2月井上靖发表《关于我的作品〈苍狼〉———读大冈氏的〈常识的文学论〉》一文，为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辩护。文中首先承认“我想写的确实就是您所说的‘狼原理’”，“《苍狼》中我想写的是小说，而不是历史”。（1961：176）针对大冈升平列举的几个“篡改点”，井上靖回应：“《元朝秘史》是一本比较特殊的史书，同时它更是一本文学书、一部叙事诗”，所以“它是比较重要的资料，但绝不是史实”，（178）认为对此做出何种取舍是作家的自由，自己并没有因为某种动机而随意改变历史事实。3月份的《群像》杂志上再次出现大冈升平的质疑文章《成吉思汗的秘密———常识的文学论（3）》，对此做出新的反驳，“即使《元朝秘史》不是历史书，但也不能否定其中有史实的成分”，“您所记述的那些没有真实再现蒙古人的心”，（『成吉思汗』：180）以此来进一步批判井上靖对待史料的态度。井上靖对此没有再做出新的回应，当时备受日本文学界关注的“狼论争”就此落幕。也许是因为井上靖对大冈升平的批判没有正面反击，低姿态地表达了对其“忠告和好意虚心接受”的态度之后一直保持了沉默的缘故，导致这场继森鸥外提出“尊重历史与脱离历史”命题以来日本文坛再次出现的对于历史小说本质问题的讨论草草收场，让许多日本评论家都觉得虎头蛇尾。

通过这场论争我们不难看出，井上靖的历史小说《苍狼》的一个最大的主题就是“狼原理”。井上靖在《苍狼》中运用通俗心理学手法，依据蒙古族的传说对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不断发动征服战争的心理根源进行了艺术虚构，即有着“出身之谜”的成吉思汗为了证明自己的苍狼血统不断发动征服战争。事实上，将历史英雄们的行为通过现代心理分析手段将其合理化的艺术虚构手法并不是井上靖的独创，而是日本的大众小说业已醇熟的技法。比如在《苍狼》付梓之前，日本大众文学大师吉川英治的《新?平家物语》于1957年5月在《周刊朝日》上连载结束且广受好评。在《新?平家物语》中，吉川英治以现代文学笔法改写了日本古典名作《平家物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主人公平清盛的行为通过心理学手法进行了合理化改写。对应来看，井上靖在《苍狼》中也将这一手法照搬到成吉思汗身上。前文提到的井上靖自我辩护的文章里也提到了中世的《平家物语》与后来出现的如《新?平家物语》一类有关《平家物语》的作品之间的用辞差异等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否是有意识的，井上靖总归还是受到了它的影响。再有，关于英雄出生的秘密，可以说是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以来日本文学的一个传统主题，《源氏物语》中的主人公光源氏和他的长子熏都是拥有秘密出身之人。吉川英治的《新?平家物语》通过平清盛为自己的出身之谜苦恼这一伏线，描写了日本武家政治鼻祖平家一门的荣华与没落，精彩再现了日本平安末期百年人间世界的兴亡和流转。而在《苍狼》中，成吉思汗的出身之谜更是得到了完美演绎，这与吉川英治的写作技法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给这种心理描写找到一个依据，井上靖不惜故意将小说《苍狼》的重要依据史料《成吉思汗实录》（《元朝秘史》那珂通世日语译本）进行误读，甚至舍弃了被许多日本作家大做文章的“沐浴着光之精华而诞生的孩子”孛端察儿（成吉思汗所在的孛儿只斤氏族的祖先），而片面根据《元朝秘史》的记述，将“苍狼”的血统与成吉思汗之间主观联系在一起，刻画出了一个要使自己成为勇猛的狼的成吉思汗形象。如前所述，井上靖本人也非常坦率地承认“作品中我想写的也就是您所说的所谓的‘狼原理’”。正像大冈升平的评论中所言，“狼原理”是一个发明，是与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所有蒙古族人都无关的发明。

二、“狼原理”与他者认知

井上靖对《元朝秘史》的“曲解”和“更改”，引发了前面提到的日本文学史上有名的文学争论———“狼论争”。在这一“《苍狼》论争”中，相对于稍稍带有攻击性语调的大冈升平，更多的舆论则是倾向对为了维护自己的作品而避开论点放低姿态的井上靖报以同情和支持。但是从井上靖就史料应用中所表现出的潜藏在其历史认识中的他者认知这一点上来看，与历史文学的争论重心略微不同的另一个侧面浮出了水面。首先，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苍狼》在日本发表时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形象认知。蒙古国曾在1962年，即“狼论争”的第二年，举办过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的庆祝活动，当时蒙古国的现代诗人普莱布道尔基（ДэндэвийнПрэвдорж）曾在一首题为《成吉思》（Чингис）的诗中反复吟诵：“铁木真，不是生自弓箭；铁木真，不是生自箭镞；铁木真，是由诃额仑而生的。”（芝山豊：27—29）从诗句中可以看出，以普莱布道尔基为代表的蒙古人认为是母亲诃额仑这一母系血统孕育了成吉思汗，而非支撑了井上靖的“狼原理”的父系血统。根据《元朝秘史》的记述，铁木真（青少年时期的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是一个宽容的母亲，无论是谁的孩子她都会当做家庭成员来养育，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她的这种宽容态度才孕育出了一个从小部落发展壮大的、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大蒙古。实际上，这也不是诃额仑的个人特性，根据一些史料记载，12世纪前后的蒙古社会虽然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可是仍然保留着一些母系氏族的遗风。从《元朝秘史》一书所描述的谱系图表中也能推断出，成吉思汗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狼的血统。《苍狼》的重要史料依据《元朝秘史》，即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中，开头第一句话就做了详尽且重要的秘史解释：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蒙语：孛儿帖赤那，《蒙古源流》：布尔特奇诺。

这个注释引自《蒙古源流》，是乾隆期的史官翻译的汉文版。去年九月，我的朋友内藤湖南在盛京的官库里得到了《蒙古源流》的蒙古文原版并将其拓写。该书是仅次于《蒙古秘史》、具有极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的珍贵书籍。根据此书也可以修正明代译本中的误译问题）……（1—2）那珂通世的这一解释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明代译者可能对于图腾与姓氏起源乃至民族起源的关系等缺乏了解，对蒙古人祖的解释望文生义而产生误译，这一点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已经被承认。即使是一般的读者，在读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时都会注意到开头部分的解释而不会产生错误的理解，而井上靖虽然采用了那珂通世的一些用词，却为了在作品中构筑自己的“狼原理”而彻底无视那珂通世在开头部分便已经做出的重要解释。就像大冈升平所指出的那样，井上靖将《元朝秘史》中的狼形象等内容描述加以篡改，以其强硬的姿态来构筑自己的“狼原理”。我们在蒙古族译者翻译的《蒙古秘史》的不同译本———包括蒙古族译者札奇斯钦、特?官布扎布———及汉族译者余大钧等的译本中可以看到与《元朝秘史》不同的开篇：“成吉思汗的先世，是奉上天之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他的妻子是豁埃?马阑勒。”（札奇斯钦：3）在特?官布扎布等人翻译的《蒙古秘史》译者序言中甚至直接指出了明代译者的误译问题，成书于约1300—1310年间的《史集》中记载：所有的蒙古部落都是（从某时）逃到额尔古涅昆来的那两个人的氏族产生的。那两个人的后代中有一个名叫孛儿帖赤那的受尊敬的异密，……名叫豁埃马阑勒的长妻为他生了一个诸子中最有出息、后来登临帝位的儿子。（拉施特：6）通过这段文献我们也可以获知，至少在中古波斯文献中，孛儿帖赤那是蒙古部落祖先的人名而非一匹苍色的狼。实际上，许多的文献记载都证明，孛儿帖赤那与豁埃马阑勒确实为人名。而在现在所有蒙古文献及传说中，均认为孛儿帖赤那（苍狼）和豁埃马阑勒（白鹿）是成吉思汗的先祖，但也仅仅是作为人名，并未提及“苍狼”、“白鹿”结合而生人的故事。据日本的蒙古学者芝山丰考证，在一些蒙古语译本中，《元朝秘史》开头部分的“苍狼”是与普通名词的狼相区别作为固有名词来使用的。无论是在汉语音译还是维吾尔式竖写的蒙文中，很难区分那个“孛儿帖赤那”是固有名词还是普通名词，但是在西里尔式横写的现代蒙古语中，固有名词的词头都是大写的。蒙古语译本中“孛儿帖赤那（苍狼）”通常都译作Бθртэчино或者Бθртэ－чино。（芝山豊：32）在《元朝秘史》卷一的前三节中蒙古族产生源流的部分，并没有出现任何类似朝鲜、韩国的“壇君神话”那样的动物化身为人的阐述，所以《成吉思汗实录》或蒙古语译本的《元朝秘史》所表达的应该是一个叫孛儿帖赤那的男子娶了一个叫豁埃马阑勒的女子，并在斡难河源开始游牧为生。而井上靖《苍狼》中的解释明显是对《成吉思汗实录》的有意误读，以期达到建构和支撑其艺术主题“狼原理”的目的。根据罗马传说，罗马的祖先罗慕路斯（Romulus）是由狼哺育成人的。到了现代，世界各地也有一些有关狼孩的报道，我们依此可以推断在一些原始民族的心目中，狼作为人类的一种伙伴式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一些著作中提到，在日本，由于狼在农业中起到了很重要的驱逐害兽的作用，故已被神格化为“多产之神”。但这个理由并不适用于牧羊人，特别是成吉思汗生活的13世纪的蒙古草原。实际上，在鄂尔多斯绵延至今的祭祀活动中，成吉思汗多被比喻为“鹰”或“骏马”，而不是“狼”，这从祭祀活动的祭文、祭词及祭歌中都可以明确看出。显然，“狼原理”的证据在《蒙古秘史》等蒙古人书写的年代记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而以井上靖为代表的日本人并未将蒙古看做是一个“鹰”或“骏马”的国度，而是看做“狼”的国度。将蒙古视作“野蛮的”、“兽性的”存在，其实质与近代西方的东方学中的东方认知是同宗同源的。通过阅读西方流传下来的相关作品和典籍也可以看出，在中世纪的欧洲，成吉思汗绝不是一个恶魔般的存在。在英国中世纪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成吉思汗是作为一个伟大的王者来记述的。这位国主名叫成吉思汗，在他那个时期，他的声誉和才能，超过了任何一国的帝王。

凡是帝王所应有的一切品质他都齐备。他出生于哪一教就始终诚信着，立誓尊奉；他又勇敢、贤明、富有、守信、遇事仁爱、公正、生性稳健、像大地的中心一般；他又年轻、活泼、坚强、善战、如朝廷中任何一个武士。一表人物，是幸运的受宠者，永远保持着他的高贵地位，举世无匹。（276）近代以后，特别是在19世纪的东方学和黄祸论等思想学说的渲染之下，成吉思汗才被赋以嗜血的征服狂魔的化身这一形象，就像1939年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中亚通史著作《草原帝国》中写的那样：成吉思汗是草原游牧部落入侵定居文明的典型，他们凌厉的攻势，强大的战斗力和惨烈的屠杀被看做人类的灾难。蒙古人给人类带来的噩耗超过了他们的任何祖先。他把恐怖当做一种政体，把屠杀变为一种有条理的制度。（112）西方作品中曾经的“高贵君主”，从19世纪开始变成了“人类灾难”。井上靖《苍狼》塑造的“狼原理”，根本上还是基于近代传入日本的这种东方主义认知。与其说“狼原理”是借鉴了蒙古的始祖传说，不如将其视为与井上靖文学中共通的创作动机密切相关。井上靖作为父母的长子出生，却从小远离父母，由与其关系极其复杂的祖母（曾祖父的妾室）抚养长大。井上靖作品中反映这一人生经历的作品有很多，小说《白牙》即为其中之一，它以描写亲子关系及厌恶性欲放纵为主题。对于这部小说井上靖曾坦言，他想写的是一位像一个远离世俗与常规世界的白牙一样的年轻女性。小说最后以诗一样的语言写道：“再见了，约翰；再见了，爸爸；再见了，妈妈；再见了，角田康之；再见了，涌动着粘稠血液的沼泽……”（1995：430）这里的“约翰”是小说中多次登场的狼狗的名字，最后一句“涌动着粘稠血液的沼泽”，根据小说情节，将其理解为人难以摆脱的血统问题也是符合逻辑的。无论从这部作品的名称还是小说重要情境中多次登场的狼狗“约翰”来看，我们都很容易联想到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白牙》，这部小说写的是一只有狼的血统的犬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狼原理”的构思。在日本近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日本作家反复描述日本人不断抗争的封建家长制度，而这种封建家长制度与其说是前近代（明治维新之前）的一种存在，不如说是西方的家族观念在日本衍生的一个近代性问题。井上靖所追求的血统问题，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化自身的问题。井上靖在《苍狼》中着力刻画的主题除了“出生秘密”之外，还有成吉思汗与忽兰之间的爱情。小说中忽兰质问成吉思汗：“你现在对我的感情是爱吗？……你说你爱我，可是你是不是真的比对其他任何女人更深沉地爱着我呢？”（202）相信无论是日本读者还是中文译本的读者，读到这里时难免都会产生某种隔膜的感觉，细究其原因，无非是这种颇具现代性的大胆的“爱”的叩问方式和用词。作品中忽兰反复确认的“爱”字虽然早在平安时代的日语中业已存在，但该字指向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作为表示男女之间相互吸引并升华了的情感的这个字，是在进入明治时代以后作为英语love的对译字出现的，而它开始广为接受并被频繁使用则是进入昭和时代以后的事情。而实际上，据有关学者考证，表达这种意义的“爱”字在蒙古语中跟在日语中一样，都是近代以后翻译过来的外来语，蒙古语中就如何翻译“爱”这个词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所以，无论是在当时的日语还是蒙古语中，并不存在相当于“爱”这样的字词。关于小说《苍狼》，井上靖反复强调“没有篡改历史，叙事诗的解释是自由的”，但不管是《苍狼》中描写的“狼原理”还是那种西式的极具罗曼蒂克情结的爱情，无论是在成吉思汗生活的年代还是《苍狼》发表时的蒙古人的现实生活世界里，都没有这种表达方式。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正如大冈升平所论，井上靖并不是要描写历史上的蒙古人，而是借用《元朝秘史》的舞台上演了一场日本的时代剧，描写的是一群日本“近代人”。因此可以说，《苍狼》是一部凸显了井上靖历史小说的现代性的作品。

三、“狼原理”与“《苍狼》本质”

在《苍狼》问世前夕，日本小说家尾崎士郎曾于1940年写过同样以成吉思汗为题材的小说《成吉思汗》，两者之间虽艺术虚构手法不尽相同，但写作意图及目的指向却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处。尾崎士郎在《成吉思汗》序中写道：“成吉思汗无限的征服热情和野心在今日看来并不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而是暗示了亚洲民族未来的一个大方向。”（2）这里所谓“暗示”就是指日本要在蒙古曾经支配过的版图下再建一个“泛亚洲帝国”，也就是说尾崎士郎在此所写的并不是什么“蒙古实像”，而是当时自诩为亚洲盟主的日本应该继承的理想的领导者形象。二十年后，在日本战后迎来了新的阶段的1960年的日本安保斗争前后，井上靖的《苍狼》问世了。尾崎士郎利用《元朝秘史》中的“沐浴着光之精华而诞生的孩子”孛端察儿的意象使之与日本的日丸旗和日本当时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意象相重叠，而井上靖则是彻底舍弃了这一点，无视那珂通世的译本《成吉思汗实录》中的注解，仅根据明朝的《元朝秘史》译本的记述，将《苍狼》的血统与成吉思汗直接联系起来，描写了一个要使自己成为狼的成吉思汗和蒙古形象。引申开来，井上靖的成吉思汗的形象就是努力使自己成为狼的日本现代人形象。基于“狼原理”的《苍狼》延续了把蒙古从现实生活中剥离开来的做法，暗示的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普遍存在于日本人世界观中的战后版的“脱亚入欧”情节。当然，在作家执笔之时也许完全没有将读者设想为蒙古人，只是想提供给日本读者一个蒙古世界。这部小说和被称作日本大众文学大师的尾崎士郎的《成吉思汗》一样，都是为日本人搭建一座他们向往的舞台，即他们能够肆意驰骋“成吉思汗即为日本源义经”这一幻想的舞台。

13世纪的成吉思汗时代，驰骋欧亚的蒙古骑兵军团的征服使许多历史学家困惑不解。而在被西方学者指为与蒙古同属一个人种的日本，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对蒙古问题、对成吉思汗尤为感兴趣，泛蒙古主义在这里极具吸引力，甚至许多日本学者著书立传，试图证明成吉思汗与日本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源义经（1195—1189，日本平安末期名将）同为一人。尽管这一说法在当时就备受争议，然而这个牵强附会之说仍然在日本民众之间广为接受和流传，并延续至今。井上靖在小说《苍狼》后序《〈苍狼〉的周围》一文中，开篇就提到了1924年出版的小谷部全一郎的《成吉思汗乃源义经是也》一书，该书一经出版就广为流传，而井上靖身边的朋友们读后也深以为然，可见“成吉思汗与源义经同为一人”的说法在日本民众之间的接受度。历史小说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历史这一问题，是一个长时期构成困扰的问题，而一般读者更为关注文学文本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被日本文学评论家誉为“战后让日本文学重新恢复趣味性的先驱者”，（佐藤春夫：213）井上靖更是深谙此道。在日本，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的说法已经被日本人广为接受，井上靖迎合了现代人的喜好，塑造了这样一个成吉思汗形象，是该小说一经问世便持续畅销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中村光夫评论说：小说中描写的“支配了成吉思汗内心的多个固定观念之中，无处不折射出现代日本人的影子。但这并不是井上靖的个人感情，而是他人生观中的思想性体现，或者可以直接说是现代日本人的人生观的一种抽象描写”。

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井上靖这部作品并不是将蒙古人他者化了，而是将其无限地拉近自己并与自己等同起来。只是单纯地通过一些文献来了解蒙古的井上靖，凭借自己超凡的想象力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全然陌生的时空和国度进行艺术创作，这就需要将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对抗性因素及文化关联全部舍弃，采取一种无视现实世界时空间限制的普遍主义立场。这样做虽然没有完全复制欧美的东方认知，但无视历史的前后关联，否认自他差异的态度，无疑是一种别样的“泛蒙古主义”、一种裹着普遍主义外衣的民族中心主义。而正是因为这种民族中心主义披着普遍主义的外衣，《苍狼》和“狼原理”不仅没有被批判，反而在小说、电影甚至是学习漫画中被全盘接受和不断复制，痴迷蒙古的日本式东方主义不断被再生产。就像岩渊功一在《共犯的异国情调———日本和它的他者》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东方主义不仅仅是一个西方对东方的问题，也是一个东方对东方的课题。日本通过全力脱亚入欧，对外实行典型西方式的殖民主义，对内通过西式言论自我殖民地化不断推进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不自觉地、且不遗余力地将这种脱亚入欧意识强加给他者。与努力使支配变得正当化及合理化的西方的东方主义相比较，日本的东方主义也着力于使支配网络化和全球市场化，从这一角度着眼，可以说《苍狼》和它的“狼原理”所塑造的绝不是一部单纯的浪漫史诗。《苍狼》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无疑是成功的，而关于“狼原理”的艺术虚构是否合理的问题，即历史小说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历史的问题，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无疑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当今历史或新历史的辩证推理演绎的时代，许多学者甚至提出，历史是在帮着历史设圈套，作家是史学家的天然敌人。这让我们很容易想到起源于日本的“罗生门效应”这一现代流行的说法，据此也可以看出井上靖信奉同样的艺术理念，在历史的框架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创作出了包括《苍狼》在内的一系列极具现代性的历史小说。《苍狼》和它的“狼原理”不仅广为接受，且不断被复制，覆盖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成吉思汗”题材的文学作品、电影、漫画、电子游戏甚至是竞技体育。这种理念走出了日本的国门，甚至被原本极为排斥该作的蒙古民族所接受，使“苍狼”这个称谓几乎衍变成了蒙古民族的代名词。以“狼原理”为支撑的小说《苍狼》，在全球化过程中起到了将蒙古的生活世界隔离在外的正当化的作用，现在看来，这个作用也将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西方话语霸权的地缘产物，是对东方文化的一种权力压制，而作为东方主义在“东方的继子”（亀井勝一郎：409—10）的日本已经远远逸出了萨义德定义的东方主义的射程，实现了日本“自我东方论述”的策略中将他者分化且追求自我东方异化的目的。这是日本典型的“脱亚”民族中心主义的表达方式，是与“东方主义”同宗同源的日本式东方主义。

作者：刘素桂 单位：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