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对《战国策》的部属归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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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杂志》2015年第二期

关于《战国策》的部属归类，学界长期以来存在分歧和争论。最早的观点出自西汉末年的刘向。在《汉书•艺文志》中，《战国策》与后世被目为史部书籍者，如《国语》、《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史记》)等，均被归于六艺略春秋类之下。这也就意味着刘向对《战国策》总体性质的认定(《汉志》对《战国策》的分类体现的是刘向而非其子刘歆的主张，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相关论述)。至唐初，《隋书•经籍志》开始明确按经史子集四部之法进行图书分类，并将《战国策》正式归于史部杂史类。它实际上还是延续刘氏的主张，只是更明确更细化了。此说可统称史部说。①南宋以下，此说遭到质疑。先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战国策》应归入子部纵横家。②与史部说相对，此说简称子部说。之后，到清代，章学诚明确主张亦史亦子说。

这个观点认为，《汉志》六艺略春秋类和诸子略纵横家类应该同时收录《战国策》。它对之前刘氏和晁公武的主张都予以了否定。不过总的说来，在中国古代，史部说是主流，子部说有一定影响，亦史亦子说则除章氏之外鲜有响应。至现当代，反对刘向分类的观点日趋活跃。子部说越来越受到关注认同，①亦史亦子说也获得了不少学者的呼应。②比较起来，这个时期史部说显得论证乏力，少有深入阐述辩驳者。③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当代有影响力的史学史著作和史籍经典导读类书籍，几乎都在先秦史书相关内容中列出《战国策》并加以专门介绍，如金毓黻、蒙文通、瞿林东、李宗侗、白寿彝、杜维运各自所作《中国史学史》和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等均是。但是，实际上各家却对《战国策》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或认同《战国策》是史书，如蒙文通、瞿林东。或认为《战国策》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其本身实为长短纵横游说之书的汇集，如李宗侗、杜维运、白寿彝、张舜徽、钱穆。虽然持论各异，但是各家对这一学术史上争论颇剧的问题均着墨甚少，尤其是对于相异的观点几无回应和辨证。所以，《战国策》的性质问题在今天并没有真正取得共识，还有深入辨析的必要。本文认为，历来否定刘向分类的各种观点，其据以展开讨论的前提存在问题，从而直接影响到后面的具体讨论和最终结论的有效性。事实上，刘向的分类是正确的。《战国策》是编者刘向为保存战国史料所做努力的成果体现。该书按照史料汇编的体例进行整理，并被刘向做了相应明确定位。下面稍作具体述析，希望可以为研究这桩历史公案提供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同时也借此具体而微地展现刘向当日校书、编目工作的一个侧面。

一、否定刘向分类者的思维误区

在《战国策》这部书形成的过程中，刘向的参与度有多高?换句话说，对于《战国策》总体性质的形成，刘向个人主观意图体现了多少?这在讨论刘向分类是否合理的问题时，是最重要的前提认识。因为《战国策》的部属类别，实质上是其总体性质在目录学上的体现。谈论部属类别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谈论该书作为独立完整成书的总体性质问题。而作为深刻影响《战国策》成书的编者刘向，相较于仅仅是置身事外对《战国策》进行部属分类的刘向，对问题的讨论具有完全不同的影响。熊铁基先生近年指出，在刘向整理中书的活动中，有一个“很普通而未被重视的现象，即在书写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书籍大多是单篇流传的，很少有如后世完整的某一部书存在。而刘向等人的工作，倒是做了‘整部’书的工作”，刘向“对几乎所有的图书，施行了一次大手术———整编乃至改编”。①就本文所论的《战国策》而言，正是如此。刘向《战国策书录》在介绍该书整理过程时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馀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②《四库全书总目》早就据此指出:“《战国策》乃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编，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③近人张心澂进一步解释说:“授者、学者、传抄者既不一其人，则所记流传之本，亦不止一种，而名称亦不一……及向时所见于中书者……因以校编之为《战国策》。至其作者之主名，则不一其人而失传矣。”④其后，续有学者如诸祖耿⑤、范祥雍⑥等均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张舜徽先生曾对中国古代文献从内容来源上分为三大类:著作、编述、钞纂。其中，“将过去繁多复杂的材料，加以排比、撮录，分门别类地用一种新的体式出现，这成为‘钞纂’”。⑦近年杜泽逊以之为基础，提出“著、述、编”之说。“编，又叫纂、辑。是根据一定体例缀辑旧文，其重要特点是原始条文都是其它文献的原文，不加改窜。”⑧依此标准，刘向对《战国策》的整理已经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校雠，而属于“钞纂”或“编”这一类工作。

因此，《战国策》这部书在刘向整理中秘藏书之前并不存在。若论书中这些零散材料的作者谁何，几乎无迹可寻。但是若追究《战国策》这部书的作者和第一责任人，则非刘向莫属。以这样的身份，刘向就有可能贯彻他个人的主观意图，按照他自己特定的整理原则、体例，将一盘散沙一样的材料改造成为一部具有特定组织结构、属性、有机整体的新的书籍。这样，学界在讨论《战国策》的总体性质和部属归类时，就无法忽视刘向的作用和影响。从逻辑上讲，要讨论某一部书的总体性质、理解其部属归类，应该紧紧扣住这部成书的整体状况来探求。书中具体内容的具体特点只能是作为辅助性的参考，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主导整部书基本性质的决定性因素。众所周知，脱离了整体而孤立存在的局部，其性质往往不同于它所属的有机整体的性质;反过来说，局部性质的简单加总也不能等同于整体性质。所以，考察《战国策》的部属类别亦即整体性质问题，不能仅仅或主要通过其具体、局部的情况去逆推。《战国策》中有些篇章可能确是战国、秦汉时代的纵横家所作，因而孤立地看，这些篇章都具有显著子书纵横家的性质。不过，当这些个别零散的材料被刘向依据特定编辑目的和编辑原则、体例重新整合为另外一部有机完整的成书———《战国策》后，就可能形成不同的独特性质。但是，以往质疑刘向分类观点的讨论仅仅把刘向的角色预设为单纯的文字、篇章校订者或评论者(作为书目编修者对已有的成书进行部属归类)。于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往往不能清晰分梳《战国策》的局部性质与总体性质。具体说来，无论是子部说，还是亦史亦子说，都是基于《战国策》书中具体篇章多不实记载、无明确年月标记和纵横家色彩较为浓厚的事实立论，却游离了最不应忽视、最应着力考察的《战国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所体现的总体特征。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最极端的是完全蔽于书中具体篇章特点的子部说。其实，在一些表面上态度坚决的持子部说的学者那里，内心也不是丝毫没有犹豫。以南宋高似孙为例。前文已经提到，亦史亦子说是章学诚明确提出的。事实上，早在南宋稍后于晁氏的高似孙已经无意间首开其端。高似孙原本承续晁公武的子部说。在其《子略》中，他将《战国策》列入子部纵横家并有一段看起来很雄辩的理由①。但他却又在《史略》中依《隋志》的做法将《战国策》列入史部杂史类②。何以会做出这个涉嫌“骑墙”③的归类，高氏并无说明。也许高氏将《战国策》归入史部实属无意，可这一行为本身似乎透露了他头脑中对于《战国策》性质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的迟疑和矛盾。亦史亦子说论者的纠结则显著表现于外。此说表面看起来不偏不倚，对不同观点都有所兼容。但它更可能反映了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既隐约意识到《战国策》在总体上似乎具有史的特征，却更为书中具体篇章的子书色彩所吸引和影响。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持论者拿不出一个明确的意见，最后只好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来处理《战国策》的部属归类问题④。

二、《战国策》的成书目的及其总体性质

从上文所引刘向《战国策书录》那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他编辑《战国策》所依循的基本体例原则是:“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概言之，它的主要内涵有两点:其一是国别，其二是时序。这个体例方案从何而来?刘向所整理的材料主要包括两类:提及六种名称的“中书余卷”和“国别者八篇”⑤。其中，“中书余卷”处于“错乱相糅莒”状态，是不可能提供整理《战国策》的基本体例、框架的。因此，刘向所采用的国别体这个总体结构是受“国别者八篇”启发而来的。在此基础上，刘向又将所有“中战国策书”材料按国别和时间先后排比、充实在已有的结构内，并去除重复的内容。显然，这个体例是刘向面对零散杂乱的具体材料，自己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确定的。虽然是上承“国别者八篇”，但将其推广及于所有材料则是刘向自己的主张。那么，依照这种体例编辑的书是什么性质?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需要澄清。在中国古代直至明清时代，很多学者都误把《战国策》看做是一部史著，更确切讲，看成是史官或史家的手笔⑥。这导致否定刘向分类的学者也往往不自觉将《战国策》的部属归类问题置换为《战国策》是否史著的问题。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现当代，以致有学者在讨论《战国策》部属归类一节时直接冠以“论《战国策》非史著”之目⑦。但这样简单置换偏离了讨论中心，从而对《战国策》基本性质绳之以不恰当的衡量标准，也无助于理解刘向的分类行为。纵观历代书目，在史部下面的很多书都只是史料汇编。这些书我们可以称之为史部书籍、史料文献，而不能称之为史著。刘向将《战国策》归于六艺略春秋类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以该书为史著。例如，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之下，与《战国策》同列者除了《国语》、《世本》、《史记》等之外，还有《奏事》二十篇。在此书之下，班固注:“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①。这种书籍显然不能称之为史著，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与史有关，属于史料汇编性质的书籍。这一点在刘向父子的时代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战国策》而言，刘向的编辑方式就是资料汇编类书籍最基本的做法②。进一步，《战国策》作为资料汇编，到底是何种资料的汇编?这个问题决定着《战国策》的基本性质。现当代对于《战国策》基本性质的争论中，无论是史部说、子部说还是亦史亦子说，基本都认为其为资料汇编。争论的关键就在于，它是史料的汇编，还是纵横游说资料的汇编，抑或亦史亦子的大杂烩的资料汇编?但是单单从刘向这个编辑体例还无法令人对此做出准确的判断。张舜徽先生曾指出:“(《战国策》)体裁与《国语》相似，故世人多取两书并称。”③张先生这句话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世人往往因《战国策》的国别体例与《国语》一样，就将前者看作是与《国语》同类的史书。

而在现当代一般都倾向于把《国语》看作是史料汇编而非史著④。因而主张《战国策》史部说者也多认为《战国策》是与之类似的史料汇编。但这个因果关系似乎在逻辑上显得过于简单化了。《战国策》在资料汇编这一点上确与《国语》有相似之处，但它到底是不是史料汇编，还需要做更深入的论证。否则，史部说终究是欠缺论证的说服力。这个问题其实关联到刘向编辑《战国策》的目的，即刘向怎样看待这批材料:他是将其作为史料看待，还是当作纵横家说辞资料来看待?作为该书最后编订者，刘向的这个主观意图是不能忽视的。正如民国时期钟凤年所论:“夫欲辨一书之体，须先审作者所以为之之故。”⑤所以，考察刘向的编书目的是本题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事实上，后世否定《战国策》刘向分类的一个经常被提出的理由就是，“其旨趣集中在记录游士的策辞谋略而非史实”⑥。从具体篇章的内容看，确实如此。但这与刘向无关，因为原始材料就是如此。刘向整编《战国策》的旨趣和目的是不是这样，却不能仅仅通过书中具体篇章的表现下断语。自汉代以下，所有学者都不得不肯定《战国策》巨大的史料价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论者都考虑到战国时代史料严重匮乏的因素。这里的问题是，刘向的时代面临战国史料匮乏的状况吗?刘向意识到并肯定《战国策》巨大的史料价值吗?澄清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刘向整理《战国策》的目的无疑意义重大。众所周知，刘向之前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当时史料匮乏的状况已经有多处记载和抱怨。《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上疏:“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⑦《史记•六国年表序》:“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①司马迁著《史记》时，号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但是在战国史料的占有上，他却显得如此捉襟见肘。几十年后刘向之时，这种战国史料奇缺的状况更甚。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司马迁上文提到，并在写作《史记》战国部分时大加利用过的那部可贵的秦国史《秦纪》，在刘向的《七略》中已没有踪影。看看《汉志》六艺略春秋类之下，专门记载战国史事的书有哪些?除了刘向整理的《战国策》，一部也没有。如此花果凋零的史料积累状况是与战国时代的重要性不相称的。对于西汉的人们来说，那是一段充满警示意义的不折不扣的近代史。可是，在文献如此奇缺的情况下，如何去了解认识反省这段历史?这是摆在西汉时代所有学者包括刘向面前的重要问题。进而，它对于刘向整理《战国策》的目的取向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其实刘向很清楚这批材料的原始性质并非史著。用他自己的话说，“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②。它们是“策谋”。但在刘向那里，它们又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的策谋。但实际上并不是被收入书中的所有篇章都是纵横说辞和策谋。很多《战国策》中提到的人物也都是当时诸子名家，儒、墨、名、法、道诸家皆有，并不局限在纵横家一派中。这批材料在具体性质上参差不齐的状况是明显的③。而且，如果刘向只是把这些篇章当作完全游谈无根、没有史料价值的纵横家之言，那他按国别、时序编排这些材料的行为就是不必要、无意义的(参下节对刘向《战国策》和《新序》、《说苑》、《百家》三书不同归类态度的比较)。因此，他编辑整理《战国策》的主要目的显然并不是要单纯汇总一部纵横家游说资料，而是带有尽量保存战国史料的意图。刘向这样做的根源在于，他对于《战国策》材料所潜藏的史料价值，有相当明确的认识。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后人往往强调《战国策》在展现战国时代风貌方面的史料价值。刘向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战国策书录》中，刘向对战国时代特征的理解和概括是这样的:“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④这个概括是战国秦汉时代数百年间人们的共识。孟子说，在战国时代，“处士横议”，“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⑤。李斯说:“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布衣驰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⑥。司马迁说:“三国终之卒分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横短长之说起。”⑦类似的表述汗牛充栋，不能遍举。文字各异，意则无二。在这个阶段，纵横长短权变之风习是如此流行，是这个时代的主要时代特征之一。而这种时代特征在《战国策》的文字中恰恰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这一点，后世学者多有谈及，刘向难道会意识不到吗?或谓这个反问难免以今律古之弊。其实，无论是先秦还是西汉的史书，最具代表性者如《左传》、《史记》，行文时往往浓墨重彩渲染史事(这些渲染后人多所指摘其失实，反倒显得拘泥不化，格局失之过小了)。这个事实显著地表明，当时的学者并非只斤斤于具体史事的真伪，而是格外注重史的感觉，亦即人物、事件或时代的精神特征的体现。刘向自不能外。其二，《战国策》在具体记事上的史料价值，刘向也有明确认识。《战国策》几乎每篇策文都以战国时事为背景，具体言论都是围绕着所说的事展开。许多策文结尾对事件结果还有交代。读者几乎找不出纯粹记言的篇章。在这里，可以将《战国策》与《国语》比较一下。《国语》是历代无可置疑的史书，但是其具体内容记言的成分远远多于记事。瞿林东认为，《战国策》虽然也是记言为主，但与《国语》相比，它在记言与记事的结合上做得可能更好①。无论如何，在战国史料极度可贵的情况下，《战国策》所包含的丰富记事内容，不论真伪，对任何稍稍具有文献保存意识的学者来说都不会无动于衷。徐中舒曾评论说:“《国语》、《国策》都是以记言为主的书，除记言外，所记史事就非常简赅，往往不足以说明一事的原委本末;但在古代史料匮乏的时代，有时片言只字，也是非常可贵的记录”②。两千年前的刘向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刘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信《战国策》记事的真实性的。在刘向《战国策书录》中概括《战国策》内容时，他说:“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③。也就是说，无论《战国策》是否在客观上真实反映了战国史事，至少刘向在这里表明了他对这部书的主观认识和看法，即他是把《战国策》中的记载当作历史真实的。在这方面有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在《战国策书录》中说:“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④刘向此语据《战国策•赵策》“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⑤一句。范祥雍曾评论道:“‘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这句话完全是后来学习‘苏秦纵横’者的夸大粉饰之辞，根本不是事实。刘向不加思考地把它采用，是明显的错误”⑥。可是，意识到“苏秦纵横”者之辞夸大粉饰，这是后来的学者经过研究才得出的结论。刘向在《书录》中纵论战国历史时采用《战国策》中“苏秦纵横”者之辞，证明了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主观上将《战国策》所记之事当作史实来看待是无可置疑的。

他这种主观看待并不是凭空无据，而是有其充足的理由。在《战国策书录》中，他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⑦。也就是说，策士游说之辞要有说服力，首先在所设定的客观情势上就不能太过虚拟杜撰，否则游说效果无从体现。刘向这个判断完全正确，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文献学家敏锐的专业眼光。虽然战国之世是斗智、重实用的时代，但当时的思想界，在论述时仍极为流行“尊古而卑今”的观念。章学诚曾谓:“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⑧今人蒙文通具体指出:“考论周秦诸子，派别统系，群言淆乱，分合靡准。诚以言义理则人有出入，难可据依，由史而言，则事有定质”⑨。杜维运就此又有进一步阐发:“先秦诸子学说不同，气象迥异，但皆据历史以建立其学说。虽取舍角度容有不同，而必以其所据之真实为前提……直到西汉时代，学者著书立说，皆借重历史”。所以，战国诸子之书虽不是史著，但是其中隐含着很多史事也是历来认同的。即如反对法古的法家如韩非亦是如此。具体就本文所涉及的崇尚用世的纵横家而言，他们著书时也是这样。这里提出一个例证试做说明。《史记•虞卿列传》载:“(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虞卿是战国后期有名的游说纵横之士。其《虞氏春秋》是取用《春秋》的材料分门别类地加以辑录，目的是“刺讥国家得失”。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虞氏春秋》八篇中《揣摩》一目。这里“揣摩”的含义可以对照苏秦所作的《揣摩》一书之名来理解。《史记•苏秦列传》:“出游数岁，大困而归……(苏秦)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史记索隐》:“高诱曰‘揣，定也。摩，合也。定诸侯使雠其术，以成六国之从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当矣”①。《虞氏春秋》中《揣摩》的主旨当与苏秦所作《揣摩》类似。它是战国游说之士最着力经营的一种游说技巧。韩非曾特意作《说难》一文，阐述游说工作中最难、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揣摩被游说对象心理这一关。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虞氏《揣摩》的特点正在于以《春秋》史事展示游说技巧。

回到本文的讨论主题。《战国策》所载说辞也是一样。尽管书中具体篇章的原始写作意图不是记史，但作者为了达到其说服游说对象的目的，所涉及的基本事实必须正确，对客观形势的总结和分析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实际。诸祖耿曾对《战国策》中普遍被认为是拟作的关于苏秦、张仪的几个典型例子做过深入分析，也得出结论，“拟作也一定要有它起码的事实依据，未必全凭子虚乌有可以捏造出来”②。另据缪文远考证，在《战国策》全书四百九十五章中，明确为拟托之作只有九十八章③。反过来说，该书大体可信的内容占五分之四以上。由此，后世之人就可利用该书进行史事考证和研究。刘向之高明之处正在于，他是首先观察到并指出《战国策》说辞包含大量史事这一特点的。也正因此，刘向在整理《战国策》材料时对之进行了时间上的甄别排序。以往否定刘向分类有一个重要理由:《战国策》记事不书年月。其实，这是原始材料本身存在的问题，与刘向无关。而且，这并不等于说《战国策》总体上不存在对史书来说至关重要的时间观念。对此刘向在主观上是做过修正的努力的。他在《战国策书录》里曾强调说，“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他是尽量以时间顺序编排内容的。无论他这个原则受客观条件限制贯彻得怎样不如人意，他在主观上想这样做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上，刘向整理《战国策》时“略以时次之”的原则也正是专业史家所惯用的。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写作中整理苏秦事迹时即是如此。《史记•苏秦列传》云:“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④对于在时间上较为混乱的原始材料，专业史家司马迁所能做的也不过就是“列其行事，次其时序”。而且，范祥雍曾论及刘向《书录》“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一句透露了刘向对“时序”问题的专门处理:“《战国策》本身没有纪年。而且这个二百四十五年该怎么算呢?……刘向撰定时必先据其内容区分国别时代而编次之，其书分国十二即可证。因之时代先后亦必有据。其所据资料今无从详考，惟司马迁之《六国年表》必居重要地位”。

这也透露了刘向从全书整体角度对“时序”问题做过专门处理。如果再联系到刘向本人的著述实践，就更可理解刘向对《战国策》材料记事价值的重视。刘向上距战国之世百年有余，他有没有这种托古以论今的思维习惯?他能不能理解《战国策》这种隐含史事的作文方式?这从其所编《说苑》、《新序》即可看出。《汉书•楚元王传》云:刘向“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⑥。《说苑》、《新序》的编辑目的是为了向君王说法，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游说。对照起来，刘向对于《战国策》具体篇章内容的记事当有此种同情之了解。退一步讲，就算刘向意识到书中具体内容有虚构，也无关《战国策》的总体性质。在刘向那个时代所能看到的即使是后世公认的真正史书，很多也都有显著的虚构内容。即如被刘向同样归于六艺略春秋类并被后世公认为史书的《国语》，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①、“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②。再如《史记》，众所周知，存在为数不少的杜撰虚构的情节。早在东汉时班固就曾指出书中“甚多疏略，或有抵牾”③。但是有谁会否认这两部书的总体性质是史著呢?当然，刘向编辑的《战国策》材料本身并非史家手笔，但无可置疑的是，它在存在失真内容的同时，也包含了大量真实的历史记载。司马迁曾从史料的角度将古代文献别为五类并分叙其各自特点:“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④在司马迁看来，这些古代文献在历史记事方面的缺点是显然的，但是都不妨碍它们成为他运用的史料。相较之下，斤斤于《战国策》史实记载的失真问题，显然是过于苛求了。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刘向对《战国策》的历史鉴戒意义做了明确的定位。在《战国策书录》最后，刘向说:“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⑤。今人杨宽在纵论战国史书时说:战国时代学者编辑春秋时代的历史书，目的也在于分析过去统治者的成败得失，用来作为当时统治者的借鉴⑥。刘向整理《战国策》亦特重其历史鉴戒功能，只不过这个鉴戒不是“临国教化”之治国之道，而是侧重于“兵革救急之势”、“扶急持倾”、“转危为安，运亡为存”这一方面。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作为当时最博学、最顶尖的文献学家，刘向整理《战国策》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是整理保存战国史料，其二则是对国家安全层面上“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能力的借鉴。二者皆与史密切相关。所以，刘向是把《战国策》作为一部战国史料文献汇编来整理的。

三、刘向对《战国策》部属归类的斟酌

刘向对《战国策》的部属归类是作为本书编者对该书总体性质所做的最终、明确的定位。这个定位既是对之前整理行为的一脉相承，也是经过了仔细的斟酌考虑。其间毫无含混模糊令人产生误解之处。析之于下。在体现《七略》面貌的《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下，首先录的是有关春秋三传及其章句解读著作。其后则除《战国策》外均为后世归入史部无异议的书籍。为便于说明问题，现按顺序抄录于下:《国语》、《新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冯商所续《太史公》、《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其编排顺序是按照所记史事截止时间的早晚进行排列。《战国策》之前的《国语》、《新国语》、《世本》的内容都是主要关于春秋时代的史书⑦。《战国策》之后紧接的《奏事》，前已提及，是“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显然，刘向对《战国策》的定位很明确。它就是记载春秋与秦代之间的战国时代史事的书籍。刘向这个意图，将近半个世纪后的班固心领神会。《汉书•艺文志》仍沿用前者的归类，将《战国策》属于春秋类之下，并特意注明:“记春秋后。”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志》关于《战国策》的部属归类体现的是刘向而非刘歆的观念。如所周知，《汉志》基本是照搬《七略》的内容。而《七略》是刘向父子研究成果的综合体现。一般而论，很难区分何者为刘向的观点，何者为刘歆的观点。但是就本文所涉及的《战国策》而言，《七略》和后来《汉志》的部属归类体现的是刘向的主张。据《汉志》载:“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①。可知，在刘向开始领校图书之初，已经确定了图书目录的基本结构、分类体系。在具体整理活动中，刘向负责其中的经传(即六艺)、诸子、诗賦三大类。而且，从整理本书到最后撰写本书《书录》的一系列工作，都在刘向主持下完成。由这一事实本身，可以推定，在刘向那里，《战国策》的性质是归入这三大类之内的。进一步，联系前文所述刘向将《战国策》的记载当作历史事实可知，最早是刘向而非刘歆在主观上将其定位在六艺略春秋类之下的。

而且，有迹象显示，刘向父子②对于《战国策》应该如何归类的问题是有过一番斟酌考量的。这里我们可以具体对比一下《战国策》与《苏子》、《张子》归类的不同。《苏子》、《张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归于诸子略纵横家下。在刘向父子的观念中，无论是《战国策》，还是《苏子》、《张子》，其具体内容都是纵横家之辞。何以他们要对这几部书做出不同的分类?有学者认为，《战国策》与《苏子》、《张子》的内容有重合之处③。若是这样，刘氏的分类就属于清人章学诚的别裁，即裁篇别出之法④。这就意味着刘向父子在《战国策》的分类问题上是做过有意识的考虑斟酌的。但是，这个思路有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缺陷:由于《苏子》、《张子》两书早佚，无法考察书中具体内容，因而事实上是无法确切证明《战国策》与《苏子》、《张子》的内容有重合之处的。郑良树曾就此与齐思和做过商榷:“假如《战国策》原始本和《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有重复的话，刘向整理《战国策》时，一定会有所发现，而且也应该会在《叙录》里提出那个问题。然而，我们读一读刘向的《叙录》，除举出《国别》、《国策》、《国事》等书外，再也没有《苏子》、《张子》了。刘向亲眼看过《苏子》、《张子》及《战国策》原始资料，尚且不敢说前者是后者来源之一;生在今日的我们，敢于如此立说吗?”⑤郑氏这个辩驳初看起来很强有力，但是却存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预设了一个绝对的前提，即刘向亲眼看到了《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而且他看到的一定是两书的单行本。其实未必。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苏、张之书，早经纵横家改编为长短等书，以资揣摩。刘向所据者乃长短书，而非苏、张原本，故其序中并无苏、张之书欤。”⑥事实上，刘向父子的“别裁法”应当包括两类情况:“一类是古人的单行之本，后人收入全书，其单行之本，也不因此废弃，而是重复著录;另一类是全书中某些篇章的内容或体裁判然有别于全书者，就分出来著录。”

也就是说，诸子略纵横家类中的《苏子》、《张子》有可能属于后一种情况，即是从《战国策》材料中整理出来的。之所以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未提及两书，可能是《战国策》的整理和相关《书录》的写作时间在前，之后才将其中《张子》、《苏子》的内容专门整理出来并编入诸子略纵横家。这个工作可能是刘向做，也可能是后来刘歆做。毕竟，刘向父子的整理图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应该考虑到，刘向目录分类的整体架构前无所承。他要确定这个开创性的方案，虽是以对中秘藏书具体情况的基本摸排为前提，但工作过程中的调整修正也不可避免，尤其是在书目编制过程中遇到可以别裁的情况时。而《书录》是每部书整理杀青写定之后即时写就上奏君主的文件，之后绝无追加修改补充的可能。所以，在刘向的《战国策书录》中未提及《苏子》、《张子》这一事实，不能说明《战国策》与《苏子》、《张子》无关。当然，这些都是基于可能性的讨论，无法给予实证性的明确解答。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无论《苏子》、《张子》两书事实上是否有与《战国策》重合的内容，《战国策》在事实上都有篇幅可观的苏子和张子这两个人作品的内容，而且其内容就是纵横游说之辞。将此三书分别归入不同类别，显然体现了刘歆、向父子的某种主观、有意识的思考。《四库全书总目》曾说，《战国策》之所以应隶属史部而非子部，是因为诸子略之下都是个人的文集:“子之为名，本以称人，因以称其所著，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战国策》乃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编，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所谓子者安指乎?”①这个理由其实站不住脚。例如，刘向编的《说苑》、《新序》都不是个人文集，而是一批不知名作者文章的分类汇编，却列入儒家类下。儒家类与纵横家类同属于诸子略。其收书原则除了讲究内容的不同之外，不应该有根本区别。所以这个解释是不成立的。其实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战国策》在刘歆、向父子那里就是类似于《奏事》那样的史料文献汇编，置于春秋类之下是这一观念顺理成章的体现。这里还可以对比一下刘向对于他所编理的《新序》和《说苑》、《百家》的不同分类态度②。《汉书•艺文志》中，《新序》、《说苑》入于诸子略儒家类之下，《百家》入于诸子略小说家。从具体内容上说，《新序》、《说苑》、《百家》所载皆战国、秦、汉间的遗闻轶事。其内容与《战国策》是比较相近的。从记事的真实性说，在刘向那个时代，这三部书所记均是百家“传记行事”，不比战国纵横家之辞更不可靠。《百家》已佚，现存《新序》、《说苑》中有些内容就与《春秋》经传、《史记》、《战国策》相表里。体例上，三书也也都是资料汇编，只不过它们是以类相从。而《战国策》则是按“国别”、“时序”编辑。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刘向对这三部与《战国策》在内容上颇为相似的书在编辑体例和部属归类上未等量齐观，采用了与后者不同的处理方式?原因就在于，首先，编书目的不同。《新序》、《说苑》、《百家》均不是从保存战国史料的角度着眼。本文第二部分已经引《汉书•楚元王传》提及，《新序》、《说苑》成书目的主要在于为了向君王陈述见解，从而影响其治国理政的行为。《百家》则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语的汇编(见下文)。

由于刘向在编撰三书时预先未存保存史料的主观意图，因而三书编撰体例、处理材料的方式与《战国策》大相径庭，只是“以类相从，条别篇目”。其次，从各书材料的史料价值角度而言，《战国策》所记材料对于史料奇缺的战国时代而言是珍贵的补充，而其余三书所记材料在刘向之时并不稀奇，即《四库总目》所谓“百家传记”③的材料。那何以《新序》、《说苑》与《百家》未归于同一类别之下呢?这里有个内容的思想标准问题。据刘向《说苑书录》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书十万言以上……号曰《新(说)苑》”④。可知，刘向将《说苑》原本中“浅薄不中义理”者挑出来编成《百家》。将其归入“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①的诸子略小说家类实至名归。“中义理”者，即儒家伦理的材料则编入《新序》、《说苑》。将两书归入诸子略儒家类就是顺理成章的做法。前文提到，战国纵横家虞卿采纳《春秋》的材料编了一部借古讽今、“刺讥国家得失”的《虞氏春秋》。此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未归入六艺略春秋类，而是归入诸子略儒家类之下。其理由何在?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本部分讨论的问题也颇可做一参照。笔者分析，刘歆、向父子最主要的理由当有二。其一，《虞氏春秋》是“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之作。就是说，这部书的取材完全出自《春秋》。虞卿通过特定的分类重新编辑《春秋》所载史事，以供近世之人参考借鉴。从史料上说，这部书并无任何新意。其二，《春秋》是儒家经典著作。而且刘向本人还认为虞卿与大儒荀子之间有师承源流关系。孔颖达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中引刘向《别录》云:“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②所以，无论这个认识是否正确③，刘歆、向父子将《虞氏春秋》归入诸子略儒家类之下，在他们那里是有充分理由的。这正如《吕氏春秋》虽然也是“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④，可是刘歆、向父子却将之归于诸子略杂家一样。反观刘向对《战国策》的部属归类，更可体会他有意识保存史料、以之为战国史料汇编的良苦用心。所以，将《战国策》归入六艺略春秋类之下，是刘向对该书总体性质的最终、正式定位。而且，这个定位表现得很明确。它与刘向之前对该书的编辑整理活动是内在统一、一以贯之的。它既不可能是疏忽大意所致，也不可能是对《战国策》有着深刻理解的刘向的误判。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即刘向的史学造诣绝非泛泛。这一点从《战国策书录》花费大量篇幅纵论战国历史的文字中即可见一斑。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⑤在东汉中期之前，《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刘向是最早对《史记》做出这样敏锐、精到的史学评价的。若不深通史学，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对自己作品的基本认知发生根本性错误。

四、结语

《战国策》这部书是在刘向手里才真正产生的。这个事实意味着，《战国策》这部书的总体性质是受到刘向整理编辑活动的主导、规范和深刻影响的。进一步，这也就意味着，在《战国策》的部属归类问题上，刘向最有发言权。对于创作者就自己作品的基本性质所做的判断，后世的评论者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和重视。而历来的反对者忽视了刘向与《战国策》之间存在的这种密切关系，从而未能准确把握《战国策》作为一部有机完整的成书的总体性质;也未能充分理解刘向对于《战国策》总体性质的主观定位及为之付出的主观努力。因而在具体讨论过程中，他们只是过度聚焦于书中具体篇章的纵横家色彩。他们所提出的种种否定理由，都只是书中存在的细节、局部的问题，都不足以影响到《战国策》总体、基本的属性。作为那个时代最顶尖的目录学家、文献学家，刘向很清楚，他所整理的原始材料原本不是史著。可是，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其中所包含的弥足珍惜的战国史料价值。他的整理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彰显、保存这批史料。他将《战国策》归入六艺略春秋类之下与其它史书并列，是在之前整理行为基础上顺理成章的合理处置。其文献抢救意识跃然纸上，展现了一代文献学大家卓越的专业素养。以后世的眼光看，从史类书籍的角度衡量，或许刘向编理的这部史料汇编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实际上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即《战国策》作为史料汇编的编撰水平和质量到底如何。无论水平高低，都应以它是史料汇编的确定前提来谈论。

作者：陈一风 单位：太原师范学院 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