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历史环境的人物形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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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杂志》2015年第二期

由先秦时期的编年体史书，到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堪称是开创了中国历史编纂学发展的新时代。《左传》是编年体名著，它以时间先后为线索记载史事，虽然已涉及了众多人物，但能达到记载其完整活动、从多方面着力刻画的人物却仅能举出数人。史书以记载人物为中心，记载众多的人物活动的完整形象，是由《史记》创始的。司马迁实现这一伟大创造的根本原因是时代的推动。从春秋、战国时期各列国的盛衰兴灭，秦的崛起和统一六国的成功，反秦风暴的掀起，楚汉相争及西汉皇朝的建立，汉初由经济凋敝、社会残破到盛世的出现———这无数腾挪跌宕的事件，波澜壮阔的场面，感人至深的活剧，都是人的活动造成的。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著作应以记载人物活动为中心，这就是客观历史进程向历史学家所昭示的结论。因此，司马谈临终时对司马迁的谆谆嘱咐，就是“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①《史记》七十列传基本上都是写人，本记中《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孝文本纪》等篇，以及世家中的不少篇章也都突出地记载了人物活动。尽管在西汉时代鬼神之说盛行，神意史观、五德终始之类的说法仍然占据着不少人的头脑，但司马迁却以无数确凿可信、生动感人的史实证明历史是人创造的。他是以成功的历史编纂学实践否定了神意创造历史一类邪说，而为我们奉献了中华民族发皇壮大时期勇于创造、生生不息的宝贵记录。

一、伍子胥的韬略与楚、吴、越三国盛衰

司马迁写人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不孤立写人，而将人物置于时代环境之中，既通过人物活动写出时代特点，又刻画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白寿彝先生曾说:“编写人物传记，既要在传记中写出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时代特点。”①《史记》所取得的出色成就，正好为我们提供极为宝贵的借鉴。在有关春秋时期人物的篇章中，伍子胥是司马迁尤为关注的人物，他在《左传》《国语》提供的史实的基础上，撰成完整生动的《伍子胥列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楚、吴、越三国的盛衰。当楚平王囚禁伍奢，派人召伍尚、伍子胥兄弟时，子胥即识破楚王欲一网打尽的奸计，决心经过艰难曲折的努力以达到最终报仇的目的，因而果断地告诉伍尚:“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雠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他经历了许多磨难，逃到了吴国。其时，吴公子光为将，伍子胥探知其欲杀王而自立，于是进刺客专诸于公子光，本人等待时机。不久，吴王僚派兵袭楚，被楚击败，公子光乃令专诸袭杀吴王僚，自立为吴王阖庐。“阖庐既立，得志，乃召伍员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吴楚两国多年连续相攻，吴王阖庐听从伍子胥与将军孙武之谋，联合唐、蔡伐楚。五战，攻至楚都郢。伍子胥求楚昭王不得，乃掘平王之墓，为父报仇。楚大夫申包胥至秦求救兵，立于秦廷号哭七昼夜，秦乃派兵击败吴军。后二年，吴派太子夫差伐楚取胜，楚惧吴而迁都。“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伍子胥洞悉吴与越国及北方齐、晋等国的情势和利害关系，在吴国命运攸关时刻，一再向吴王夫差提出具有远见的计谋。吴越相争，吴败越于夫湫。越王勾践乃以余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之上，派大夫种厚礼贿赂吴太宰嚭以请和，称委国以为臣妾。吴王将许其和，伍子胥乃忠心进谏:“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预见许和必让越王能卷土重来，制吴于死命!吴王竟不听从，而用太宰嚭之计，与越讲和。吴王夫差因胜越而骄侈狂妄，欲乘齐景公死、大臣争宠、新君幼弱之机，兴师伐齐。伍子胥当即告诫说，吴国的真正威胁乃在越国，北上用兵将招来祸患:“勾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务齐，不亦谬乎?”勾践拒不听从，伐齐，获胜而归，从此对伍子胥越加疏远。其后四年，吴王夫差又将伐齐，越王勾践别有用心地派士卒助吴，伍子胥及时识破其计策，劝夫差改弦更张，说:“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辞诈伪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愿王释齐而先越;若不然，后将悔之无及。”吴王仍不听其计，却派伍子胥使齐。“子胥临行，谓其子曰:‘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太宰嚭又加谗害，称伍子胥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图之，于是夫差赐剑逼伍子胥自杀。子胥满怀悲愤，临死前留言说:“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②次年，夫差北上大会诸侯于黄池，越王勾践乘其虚突袭，大败吴兵。九年后(前473年)，越灭吴，杀吴王夫差。司马迁生动地刻画了伍子胥刚烈坚忍的性格，他识破楚平王设下的险恶圈套，历尽艰辛求得生存，最终实现为父报仇的心愿，而其具有远见卓识的谋略，更导致演出楚、吴、越三国盛衰迭起的局面。篇末赞语极力赞扬其智慧和毅力，云:“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二、抗击强秦，急人之难

《史记》记载战国时期为数甚多的人物，如苏秦、张仪、穰侯、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范睢、蔡泽、乐毅、廉颇、蔺相如等。六国面对秦的进攻，需要联合起来抗击，同时，六国之间利益又不可能真正一致，而秦随着国力的强大，在政治上、军事上越发占据优势。苏秦、张仪从事合纵、连横活动，其声势可以倾动天下，如《孟子•滕文公下》引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其论辩滔滔不绝，往往用一篇说辞，即可以完全改变国君对局势的判断和决策。正如明代学者茅坤所概括的，苏秦、张仪游说之词，“适以倾乱人国”，“特其言利处则讳其害，言得处则蔽其失，亦自有耸跃人处”。①司马迁所倾注最深沉的感情撰成的篇章，是《魏公子列传》。此篇是《史记》历代传诵的名篇之一，原因在于记载集中，形象鲜明。全篇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信陵君礼贤下士，本人贵为公子，是魏安釐王之异母弟，尊崇无比，但对于出身贫寒而有才能之士，无不倾心结交，声誉著于魏国内外。二是在赵国遭受秦国进攻、局势危殆的情况下，他为赵国解除了重围，挫折了秦向东进攻的气焰。围绕以上两条主线，篇中集中地写了迎侯赢于众人广坐之中和窃符救赵两个高潮，因而成功地凸显出信陵君受人称誉的行为、性格，并且表现出时代的特点。养士是当时的风气，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都有门客数千人。何以信陵君声誉最高?司马迁首先总括他行事的特点:“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并以一个情节作为全篇的铺垫。有一次，公子与魏王下棋，魏国北方边境忽然传来举烽火的消息，说:“赵寇至，且入界!”魏王立刻紧张起来，要召集大臣计议。公子阻止他说:“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然后依旧从容下棋。魏王却感到害怕，心思不在棋盘上。过一会儿，又从边境传来消息:“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感到大为惊讶，问公子何以知道。信陵君回答说:“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司马迁用这个小插曲说明，信陵君广泛礼交士人，士也处处为他出力。

隐士侯赢是大梁夷门守门人，七十岁了，家境贫寒。公子听说他是贤者，便前往拜访，要给他丰厚的礼物。侯赢拒不受礼，说:“臣修身絜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信陵君于是为侯生设下盛大宴席，宾客都坐定了，他亲自乘坐车骑，虚着左边尊位，迎接侯生。侯生从容地整理了自己穿戴的破旧衣帽，大模大样地坐到左边上座，故意不作谦让，欲观察公子的反应。公子手执马缰绳，表情更加恭敬。侯生又对公子说:我有个朋友朱亥在市上卖肉，请绕路去看望他。司马迁接着写道: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竊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这里用特写镜头，“聚焦”当时的场景，借满堂尊贵客人的期待，市人惊奇的注视，从骑暗中对侯生的恼怒，全部用来衬托信陵君对地位低下的寒士的谦恭和超乎寻常的礼节。信陵君礼贤下士的美名更加远近传扬。盛宴结束，公子拜侯生为上客。侯生又告诉魏公子，朱亥是个有作为的人，世人不知，因此隐居在屠宰行中。公子几次去拜访他，朱亥却故意不回访答谢，公子也不明白其中原故。

魏安釐王二十年(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秦将白起在长平之役大败赵军，坑赵降卒四十万人，又进兵围邯郸，赵国形势危急。赵向魏求救，信陵君之姊是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也一再写信给魏王和信陵君请派救兵。魏王派将军晋鄙率十万军救赵，秦国向魏王发出威胁:“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惧，派人命令晋鄙在邺城驻扎，“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赵国都城邯郸处于秦军重围之下，平原君派出的使者前后冠盖相属，向信陵君恳切求援，又以不能急人之困责备他。信陵君向魏王无数次求情，却毫无结果，别无选择，只好打算带领宾客去与秦军拼命!在这关键时刻，侯赢献出计策，说:能窃得魏王卧室内的兵符，便能夺得晋鄙军。如姬是魏王最宠爱的妃子，公子以前对他有大恩，求她，她定能办到!信陵君按计而行，果然得到虎符。至邺，向晋鄙假称受魏王命令代领大军。晋鄙欲不听从，在危急之下，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遂夺得兵权。信陵君下令军中:“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精兵八万人，进击秦军。司马迁以饱满的激情，称颂信陵君这一彪炳史册的壮举:“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韊矢为公子先引。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信陵君盗窃虎符，夺晋鄙军而败秦存赵，是违抗魏安釐王之意旨的，但却在全局上有利于魏国，因而赢得人们的赞誉。因为赵、魏是毗邻，在对抗秦国的强势进攻上有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如果赵国被秦灭亡，魏国也沦于危险境地!正如当代学者对信陵君的举动所作的评论:“赵存，使魏不孤立而有屏障。败秦军，消除了魏王尊秦为帝的幻想，减少了对秦畏惧思想，也使魏在东方各国间的威信有提高。”

侯赢在与信陵君诀别时说:“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刭，以送公子。”至信陵君夺晋鄙军之日，侯赢果然北向引刀自决。这也恰是当日崇尚的“主人施以恩惠，门客尽忠报效”时代风气的写照。此后的事件是上述高潮的余波，也是围绕信陵君与门下士关系的线索展开。魏王恼恨信陵君夺晋鄙军，信陵君因此不敢返回魏国。赵王对他感恩戴德，计议封他五城，于是公子“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有门客劝说他:“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见赵王时，自言罪过，以负于魏。十年之后，秦利用信陵君长期留在赵国、魏国力量削弱的时机，派大军攻魏。魏王因形势危急连连派使者劝公子归国，信陵君却担心魏王仍旧恼恨他，严诫门下客不准为魏王使者通报。此时，只有信陵君在赵国新结交的两个寒士毛公、薛公，敢于站出来求见信陵君，劝说他:“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未等两人说完，信陵君“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于是，魏王任命公子为上将军，公子派出使者遍告诸侯合力救魏。“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司马迁对信陵君的品行、功业高度赞赏，篇末赞扬他名冠诸侯，为战国诸公子所不及，曰:“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②信陵君在秦汉之际产生很大影响。《魏公子列传》末尾特意记载:“高祖始微小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司马迁还在《史记》另外两篇讲到两位历史人物对他的敬慕。一是《张耳陈馀列传》载，张耳为梁人，“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二是《韩信卢绾列传》载:“陈豨，梁人，其少时数称慕魏公子。”可见，“名冠诸侯”之语，是确切有据的。

三、为秦统一六国建功的勇将

客观历史是复杂曲折的运动过程。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抗秦与秦对六国的进攻互相交错，两者都有其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秦对东方六国的攻伐，自然伴随着破坏杀戮，六国的抵抗，如信陵君救赵和率五国之师抗击秦对魏国的进攻，符合六国人民的利益，因而值得肯定。而秦在西方长期经营，自孝公以后，历代君主很有作为，富国强兵，因而具备统一六国的实力。汉初人士因为要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教训，一味“过秦”，每每把秦的历史视为罪恶的堆积，不愿作正面评价。司马迁则能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精辟地评价“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①，并且分析到秦的统一在客观上符合历史的必然性。在列传中，他既写了抗击秦军的文武贤才、反秦的英雄，同时又写了一批在秦统一六国进程中建立了卓著战功的将领，如穰侯、白起、王翦等，写出这些军事家在战场上的胜算。必须将抗秦人物与秦朝勇将双方的活动合而观之，对于战国这一重要时代的特点，才能有全面的认识。穰侯名魏冉，为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昭王之舅，昭王年少，宣太后用事，穰侯秉政，四为秦相，兼任将军。秦昭王十四年(前291年)，穰侯举荐白起为将军，进攻韩、魏，败之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喜。次年，又攻取楚国宛、叶。其后，秦任穰侯为将军，东伐魏，魏献河东方四百里土地，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余。遂使秦国势隆盛，于秦昭王五十九年(前246年)，称为西帝，而齐称东帝。穰侯第四次任相期间，将兵攻魏，围大梁。听梁大夫须贾之言，在楚、赵之兵未及援魏之时，以“少割收魏”(即暂要求魏少量割地予秦，以稳定魏国)为策略②，同时行挑拨之计策，使楚、赵两国怨恨魏国，导致合纵解散，三国争相奉事秦国。

白起是秦昭王时名将，连立战功，他所指挥的著名战役是长平之战。其时，秦军长平，与赵军对峙。指挥赵军的是名将廉颇，他精于用兵，富有谋略，“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秦相应侯乃行反间计，诈言:秦所最惧怕的是赵括，廉颇容易对付，他很快要投降秦军了。赵国误中奸计，遂撤换廉颇，改用赵括指挥。赵括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庸才，于是秦国认为绝好的机会到来了!立即改派名将白起为主将。白起周密布置，封锁消息，“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即白起)将者斩”，白起设下埋伏。而赵括不明敌情，轻躁出击，被秦事先布下的两队奇兵围住，白起又派出五千骑兵切断赵军营垒与前方赵括所率主力的通路。赵军被分割为二，两头不能相救，粮道被断绝，而秦军连出轻兵攻击，赵军毫无应对之策，只好等待救兵。秦昭王亲临河内前线督战，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上阵，隔绝赵军救兵和运粮通道，赵括主力被严密包围在山谷之中。“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赵括带领锐卒亲自搏击，被秦军用箭射死。赵军溃败，四十万人全部投降。此役使赵国实力遭到重创，标志着秦朝着统一三晋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此役的尾声，是白起对赵降卒实行了残酷杀戮，借口担心赵卒反复有变，“乃挟诈而尽阬杀之”。其后，白起因为功高，遭到秦相范睢(应侯)谗毁，秦昭王派人赐剑令其自裁。白起临死前，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司马迁在传末补写的这一笔，正是表达对白起残酷杀戮行为的严厉谴责!王翦是秦始皇时大将，先后将兵灭赵，灭燕，其子王贲又先后攻楚，灭魏，因此司马迁在王翦传中称，秦始皇“尽并天下，王氏、蒙(恬)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王翦战功累累，而传中只详写其攻灭楚国之役。司马迁匠心独运，以“年少勇壮”、最后失败的李信与之作对比，极力写王翦指挥作战足智多谋，又体恤士卒、深得军心，因而书写了军事史上堪称精彩的一页。李信是个少壮派将领，曾率数千兵追击燕太子丹。至此时，秦已先后灭三晋，灭燕，又数次大败楚军，秦始皇自感得意，想用少量兵力最后攻下楚国。他问李信灭楚估计需要多少军队，李信回答说:“不过用二十万人。”又问王翦，回答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鄙夷王翦年老而怯，赞赏李信势壮而勇，于是派李信、蒙恬率二十万军攻楚。王翦因被嫌弃，称病告老闲居频阳。李信、蒙恬先连胜两役之后，两军相会于城父，而楚军用计尾随其后，三日三夜紧追不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王翦正是在秦国处于极其不利的局势下，受命率师攻楚。篇中生动地描写秦始皇怀着愤怒与悔恨交织的复杂心情驰见王翦，恳请他重新出山，和王翦老成持重、依旧坚持前识的情景: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始皇谢日:“已矣，将军勿复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这里通过详细叙述秦始皇登门谢罪、好言劝勉、完全答应所请和隆重送行等情节，充分表现王翦在平楚之役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写王翦深知秦始皇暴躁易怒、每每惩罚大臣，因而在临行前特意请求赐给大量良田美宅，以消除其疑心。以上描写，都预示着王翦出师必胜。楚人闻秦国改派由王翦统帅大军而来，便集合全国兵力迎战。王翦不愧沉勇有谋，他实行两项策略，一是坚壁而守，挫折楚军锐气，“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又一是处处关心士卒。司马迁详细描写王翦如何使士卒心怀感动，因而个个摩拳擦掌欲与楚军拼命:“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军见一再挑战毫无结果，引兵向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①整篇王翦传主要记载的就是这次平楚之役，成功地运用对比手法，以李信之恃勇躁进，来反衬王翦之深谋胜算。又用秦始皇先对王翦鄙夷不屑，而后亲自登门请求他出兵挽回败局，作了有力的烘托，因而更加丰满地刻画了王翦老练沉勇、韬略过人的形象。

司马迁对穰侯、白起、王翦三人为秦攻战建立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太史公自序》评价穰侯说:“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穰侯列传》赞语中又说:“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与《自序》中的称扬正相呼应。然而赞语又严肃地批评他“贵极富溢”。这是以极其精炼的文字对篇中所载的穰侯自恃功高，擅权贪财行径的概括。穰侯因功先封于穰，又加封陶，“于是穰侯之富，富于王室”!已成为国君的威胁，遂遭免去相国职位的厄运，而“穰侯出矣，辎车千乘有余”。最后在陶忧郁而死。司马迁这种高明的历史洞察力和对事物善于作辩证分析的态度，同样充分体现于《白起王翦列传》篇末论赞之中。其论云: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这篇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白起的短处。白起的非凡指挥才能声震天下，但他原由穰侯所荐举，于范睢相秦之后遭其谗毁，这位在战场上奇计无穷的常胜将军，却不能防备谗毁者的暗算，岂不令人慨叹!对王翦的评论更抓住了秦统一六国前后秦国君臣政策上的根本错误。司马迁指出，王翦军事上有大功，“夷六国”，因其资格很老，功劳又高，秦始皇尊之为师。王翦却缺乏政治远见，不懂得治国的关键是实行德政，固其根本，要将原先长期实行的攻战政策，改变为废除繁苛、休息民力的政策，反而一味阿附秦始皇，毫无建言，目的只为求保持住自己的名位，这是王翦本人、也是秦国君臣所犯下的历史性错误。司马迁的这段评论，表现出其极高的历史见识，对于民众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他以辩证眼光分析评价历史人物的睿智，对于全篇记载的白起、王翦的军事活动作了很好的提升。从战国分立到秦、汉两次统一，历史进程曲折复杂，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尖锐剧烈、相互交错，既有无数的壮举和智谋，有从不同方面坚持把历史向前推进的不断努力，也有反面的深刻教训，更有因长期攻战而造成的民众灾难和大量牺牲，说明历史的每一进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我们应该深刻记住的。

四、汉初“引义忼慨”的卓荦之士

司马迁运用匠心写了一大批汉初见识卓异的人物，表现出这个历史时期的独特风采，成为我们民族珍贵的历史记忆。从西汉建立之后大约一百年间，经由休息民力、发展经济和重建社会秩序，因而出现了蓬勃上升的景象。有的学者称汉初是“英雄时代”。与当时社会出现的旺盛创造力相合拍，汉初这些有为之士往往在历史的关节点上，慷慨陈言，议论国家的政治得失、历史教训、军事经济文化政策措施的利弊，他们思想顾忌少，“引义忼慨”。司马迁对于这一类人物十分欣赏，对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时代特点有准确把握，在《袁盎晁错列传》中，称“袁盎引大体忼慷”，又在篇末赞语中概括说:“(袁盎)仁心为质，引义忼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一再点赞其引大义慷慨的气质和性格，并认为这种气度禀性正与时代要求相适应。《史记》列传中所写的这批人物，有刘敬、陆贾、樊哙、栾布、季布、刘章、贾谊、张释之、袁盎、晁错等，他们生活于同一时代，尽管出身、经历、文化修养、职位各有不同，但他们勇于针对国家民族的重要问题慷慨议论，却是共同的特点。这里仅以刘敬、陆贾、袁盎为例作简要论列，以略见司马迁笔下的汉初人物风采。

刘敬原名娄敬，山东人，本是拉车的戍卒。但他眼光远大，了解国家形势，熟悉历史知识，正当西汉建立、百废待举之际，他不顾本人身份低下，先后勇敢地就三项重要问题直接向汉高祖建言，为西汉政权的巩固建立了大功。《刘敬传》既生动具体地记述其作为、性格，又鲜明地表现出汉初的时代风貌，因而成为历代传诵的名篇。第一项，是建议定都长安。汉五年(前202年)，汉朝初建，高祖在洛阳。当时，娄敬是一名应征从山东前往陇西的戍卒，拉着小车路过洛阳。他决定面见高祖建言，通过山东同乡虞将军介绍。虞将军看他穿着寒酸，要他换上鲜丽服装，娄敬谢绝他，说:“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见到高祖，问他来意，娄敬说:“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高祖称是。娄敬于是滔滔不绝发表了一篇大议论，讲出自己大不相同的观察和判断。他首先陈述周和汉建国的基础很不相同。周从后稷、公刘、太王、文王，积德累善十有余世，至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周公营成周洛邑，理由是，“以此为天下之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这种地理形势，后果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因而至东周，势力衰颓，“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而今汉之立国，情形与周代大不相同。陛下从丰、沛起兵，先西进，再势卷汉中，再向东征战，经过无数次惨剧战斗，才最终打败项羽，“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以为不侔也。”娄敬认为洛阳作为汉朝都城很不合适，坚决主张定都长安。他提出有力的理由:“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他还用两人搏斗生动地作比方，必须扼住对方咽喉、猛击对方后背，才能获全胜。“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也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原先在定都问题上，朝臣有一种压倒性意见，因为大臣们原籍在山东，希望都城邻近家乡。并且以秦都关中二世而亡，周都洛阳则延续了几百年作为理由。又称，洛阳东西有成皋、殽山之险，南北靠着黄河、洛河，可以据险而守。高祖听了娄敬这一篇议论，又转过来问众大臣，大臣们因原籍在山东，争着要求建都洛阳，称“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高祖拿不定主意，再问富有谋略的留侯张良，“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车驾西都关中”。高祖大力表彰娄敬首先建言之功，说:“本言都秦地者娄敬”，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并赐姓“刘”。

西汉的历史充分证明，建都长安是关系汉朝政权长期稳定的大事。关中不但形势极其险要，而且因多年来刘邦委任萧何在关中镇守，汉朝在这里有稳固的统治基础。不久以后，异姓王臧荼、陈豨、英布叛乱，景帝时同姓吴楚七国之乱，都是在山东地区发生，汉都长安处在西方，凭借其险要形势控制全国，确实有利于保持大局的稳定。历史证明娄敬、张良等人的远见卓识。司马迁的记述极为生动，而且突出地显示出其对时代特点的深刻观察，他将“刘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在汉初历史上作了定格，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挽车戍卒披着羊皮裘向皇帝建言这一场景，同时也凸显出汉高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特点。这些都是在汉初这一特定时期才有可能出现的，因而我们阅读此篇，不但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而且认识了这个时代。司马迁的篇末论赞更引起读者的深深思索: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輓輅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①司马迁所赞赏的正是众贤才勇于建言献策，君主能够虚心采纳，这样的时代风气推动了汉初社会上升局面的形成。前人也颇有见于此，如明儒高嵣谓:“刘敬建都关中议，自具卓识，留侯赞之，高帝纳之，遂定汉家四百年之基。”②刘敬勇于提出有关国家长治久安大计的建言，还有与匈奴和亲、徙强族大姓入关中两件大事。

和亲之议在汉七年(前200年)，其时，韩王信反叛，高祖亲往征讨。至晋阳，闻韩王信与匈奴勾结攻汉，高祖大怒，派人探知匈奴虚实。连续派出的十次使者回来都报告说，只见老弱人口和羸弱牲畜，主张出兵攻打。高祖再派刘敬出使，所见景象相同，而作出的结论却相反，报告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当时，汉军已有二十万人越过代北句注山，高祖认为刘敬故意说丧气话，不禁大怒，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广武。结果高祖和汉军被匈奴用奇兵所包围，七日才得解。高祖回到广武立即赦免刘敬，向他认错，说:“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刘敬为建信侯。其时，匈奴兵力强大，号称“控弦三十万”，经常袭扰北方边境，高祖苦于难以对付，问刘敬有何计策?刘敬回答:“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其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因而提出派汉家公主往匈奴和亲的建议，说:“陛下诚能以适(嫡)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嫡)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于是高祖采用和亲之策，取良家女称为公主，嫁给单于，派刘敬出使送女，与匈奴结好。和亲的结果，确实在一段时间之内缓和了匈奴对汉的威胁。接着刘敬又向高祖建议徙强族入关中。刘敬出使匈奴回到长安，报告说:匈奴河南白羊王离长安只有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即可到达。“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他建议将六国的强宗大族，齐国诸田氏、楚国昭氏、屈氏、景氏等，以及豪杰名家，徙至关中定居。“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

③高祖立即采纳，派刘敬主持此事，徙山东大族豪强十余万口到关中。司马迁为出身贫贱的刘敬写了内容厚重、记述生动的传，并置之显著的地位，其重要的意图，是通过其建言和作为，写出汉初的时代特点，因此在《太史公自序》中概括了本篇内容的主干，即“徙强族，都关中，和约匈奴”三桩大事。明代学者凌稚隆对此也作了恰当的评论:“按传内迁都、使虏、和亲、徙大姓，皆汉初大事也。太史公只叙此四事，而敬之功业自见矣。”④汉初这些引大义慷慨、敢于直言的人物，他们为国家大计所作的谋划，涉及到政治、民族、外交以及维护朝廷重大礼制等方面，无不显示出其眼光远大、有胆有识。陆贾楚人，是富有政治智慧的著名辩士。高祖时天下初定，尉佗据南粤称王，高祖派陆贾出使封尉佗“南越王”印玺。尉他起初态度倨傲，陆贾告喻他高祖顺应人民，起兵讨暴秦、诛项羽，五年之中，平定海内，为百姓兴利除害。对尉佗晓之以礼，卒令尉佗改变态度，接受汉的封号，“称臣奉汉约”。因而陆贾对安定南粤作出重要贡献。陆贾对汉初社会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更在于他劝说高祖接受儒家仁政学说，确立治国方针。高祖以征战得天下，但他不重视总结成败兴亡的历史教训。陆贾明知高祖最讨厌儒生，但他为了国家大计，却不怕当面冒犯，而恳陈应以儒家仁政学说作为治国方针的道理，使高祖最终感到心悦诚服。《陆贾传》对此有生动的记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迺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汉初实行体恤民众、休养生息、恢复生产，陆贾与有力焉!宋代学者黄震对此即评论说:“时时称说《诗》《书》，以袪高帝马上之习，社禝灵光，终必赖之矣。”②至吕太后称制时，诸吕擅权，汉家朝廷处于危险局面。右丞相陈平终日忧虑，陆贾去拜访他，径直走到他面前都不觉察。陆贾对陈平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为社禝计，在两君掌握耳。”献计让陈平以重礼为太尉周勃祝寿，于是两人深相结好，形成了保卫刘姓天下的强有力基础，因而最终挫败诸吕的阴谋。孝文帝即位后，派陆贾第二次出使南粤，“令尉佗去黄屋称制，令比诸侯”，再次圆满完成任务。

司马迁称扬袁盎的性格特点是“常引大体忼慨”，《袁盎传》详载其行事，我们从中又能认识到汉初君臣关系的特点和朝廷风气。文帝初即位，袁盎任中郎。其时，绛侯周勃因诛灭诸吕、迎立文帝立了大功，任丞相，权势无比，每次罢朝，周勃意气自得，汉文帝反而态度谦恭，常常亲自送他。袁盎进谏说:“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此后上朝，文帝越发显示出庄重的神色，丞相则越发表示对文帝敬畏。对于骄横不法的同姓王，袁盎也及时地向文帝建议削弱封地，但未能实行。文帝爱幸宦宫赵同，出入让赵同参乘，赵同倨傲，又常常构害他人，袁盎果断地俯伏在车前禀奏:“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载!”文帝听罢，只好让赵同下车。文帝十分宠爱王妃慎夫人，在宫禁中或外出到上林游玩，都让慎夫人与皇后并排而坐。袁盎在场，郑重其事地引慎夫人坐到后面座位，慎夫人气恼不肯坐，文帝也愤而离开。袁盎上前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适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并举出因高祖宠爱戚夫人，以后吕后对戚夫人残忍报复的教训。终于让文帝和慎夫人懂得袁盎的进谏符合朝廷的大礼节，利于国家，因而表示愉快接受。更有意义的是，司马迁在传中详细记述了袁盎晓谕丞相申屠嘉的一席话，讲了文帝虚心纳谏的细节，让读者由此真切地感受当时朝廷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其时，袁盎已先后调任地方官职，先为陇西都尉，后又任齐相、吴相。一次，袁盎在路上遇到丞相申屠嘉，袁盎赶忙下车拜谒，申屠嘉却傲慢地坐在车上拱手示礼而过。于是袁盎专门到丞相官邸，向申屠嘉论理，以文帝对职位低下的郎宫谦虚纳谏，与申屠嘉的傲慢态度作对比。袁盎说:您身为丞相，但并不像陈平、周勃，有辅翼高祖定天下，或诛诸吕、安刘氏的大功，您不过是从材宫、队率、太守积累资格升迁，并无攻城野之功，无法与陈平、周勃相比。更重要的是，您要知道皇帝以其尊贵的地位，却是如何对待官职卑微的下属的。“陛下从代来，每朝，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尝不称善。何也?则欲以致天下贤士大夫。上日闻所不闻，明所不知，日益圣智;君今自闭钳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圣主责愚相，君受祸不久矣。”

这一席话使申屠嘉大为震惊，于是表示恭敬受教，拜为上客。正因为汉文帝有虚心纳谏的襟怀，才有臣下勇于建言，为国家大事献计献策的局面。袁盎晚年退职住在安陵家中，当时，文帝的小儿子、梁孝王刘武受太后宠爱，谋求作为景帝的继任人。袁盎认为这违反了朝廷“父死子继”的根本礼法，因而向景帝进谏，表示反对。还有大将军窦婴也引用《春秋》大义，设法阻止，至此景帝才不再犹豫，决定立刘彻为太子，是为后来的武帝。但梁孝王由此衔恨，派出刺客将袁盎刺杀在安陵郭门外，实则袁盎是为维护西汉朝廷的大经大法而付出生命的。西汉前期是中国历史上富有创造力的重要时代。此时，封建制度正在成长。在推翻秦朝暴政和经过长期战乱之后，社会迫切需要实现安定局面。高祖实行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减轻民众负担的政策，在文、景之世得到有力的贯彻。西汉前期君主大多很有作为，能接受忠直之言，采纳智慧之策，因此才有刘敬、陆贾、袁盎等一批人物“引义忼慨”，勇敢地针对有关时政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言，表现出这一时期独有的蓬勃生气。司马迁精心撰写的这些篇章，如实地记载了这些议论风发的人物和这个大有作为的时代，因而世代受到珍视。司马迁记述人物的成就有诸多方面，其中对特定历史环境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和大力阐释。《伍子胥列传》、《魏公子列传》、《袁盎晁错列传》等名篇，不仅展现了这些人物生动感人的性格、神采，而且深刻地反映出他们所处的不同时代的特点，因而为我们提供了撰写历史人物传记的成功典范。我们要认真借鉴《史记》的成功经验，努力实现对传统史学精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探求在当今历史书写中如何做到既能生动地刻画人物的活动、性格、气质，又能凸显其所处的时代特点，从而有效地克服历史著作平淡乏味的缺陷。继承的目的在于发展，愿我们撰写的史书更能受到大众的欢迎，让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得到弘扬。

作者：陈其泰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