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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训育在师范学校教育中有着特殊的历史使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师范学校纷纷制定训育方案和训育目标,采取校长个人训导和教职员工广泛参与的级任制相结合、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学生自治会等社团在训育中的作用,促进师范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培育进步革命青年、推动社会风气改善和社会进步。
关键词:民国时期;师范学校;训育
1931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拟定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关于各级学校实施纲要中将课程与训育两项并列,系国民政府官方首次提出训育概念。1932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今后中小学训育上应特别注意之事项》对训育目标、训育责任、环境设备、实施方法做详细规定;1935年与1936年分别公布的《中学规程》和《小学规程》把课程与训育二者并列于文件中;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统一《训育纲要》对训育的意义、道德的概念、训育的目标进行了全面阐述。从官方对训育的意义、训育目标的阐述来看,陈桂生将训育的含义理解为:“训育不局限于德育,又以德育为核心;训育把智育、体育中的精神陶冶涵盖在内;训育是课程(教学)以外的教育。”[1]训育一词在民国时期有着丰富的内涵,本文从训育在师范学校中的特殊使命、师范学校训育的实施及历史价值等方面探讨南京国民政府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师范学校训育问题。
一、训育在师范学校教育中的特殊使命
民国时期的师范学校特殊使命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是养成小学师资。”[2]可见师范学校教育直接担负了儿童的教育责任,师范学校教育的质量决定了师范生的质量。“师范生的一切行为思想,甚至一言一动,都要有可为模范的地方,这样看来,师范生岂独为儿童的师表而已,直一民族兴亡之所系。”[2]因此,师范生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民族兴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师范教育的重要特点便在于师范教育训育的与众不同。师范生“若无善良之训练,不但误学生自身,亦且误将来一般国民”[3]。不仅如此,“师范生训育的得当与不得当,训练出来的师范生的良好不良好,直接影响于民族文化前途,至重且大!”[2]英国的师范学校负责训育的大都称为训练学院,有些附设于大学称训练部,均意味着教学与训育并重之意。因此,师范学校除照普通的教育施行训练外更应有专业的训练。所谓专业的训练,“一方面为教育学识之修养,他方面则教育家性格之陶冶也,欲达此训练之目的,非有师范学校之特殊训育不为功”[4]。
二、师范学校训育实施状况
(一)各师范学校自行制定训育方案和训育目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较早制定师范训育方案的当属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9年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制订的训育标准为:认清中国的历史背景及现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的状况,确信三民主义为救国救世界的唯一路径;发扬民族独立精神,破除封建时代产生的一切宗法地域等不良的思想和观念,以造成完全国民使将来能负起社会初等教育的责任;提高革命情绪,锻炼革命意志,造成为时代奉献及社会效力人才;使明了个人与社会及国家之关系,俾青年行动团体化和纪律化;培养自动能力,发展活泼、进取、独立、创造的精神,力矫依赖颓唐浪漫无恒及一切不科学不卫生之弱点;工作要有计划有组织,养成工作的指导者不为工作的应付者;提倡劳动精神,养成勤苦耐劳的习惯;采取艺术的陶融,培植爱美的情绪,增加生活之意识[5]。1930北京师范学校制订的《北平师范学校训育暂行方案》[6]从思想、行动、生活等三个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训育标准。鉴于当时师范生训育培育乱象,国民政府感到有进行统一规范的必要。1932年12月17日颁布《师范学校规程》,其中第37条规定师范学校的训育宗旨:“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以最适宜之科学教育及最严格之身心训练,养成一般国民道德上,学术上最健全之师资。”[7]各省教育厅及师范学校根据此规定纷纷制定相应的训育方案,确定训育目标。陕西省教育厅1934年制订了《陕西省师范学校训育实施方案》,该方案将训育目标概括为九个方面:“锻炼健全体魄;陶冶道德品格;鼓铸革命精神;充实科学知能;注重专业训练;养成勤俭习惯;准备公民生活;改进家庭生活;启发审美情绪。”[8]这九个方面包括了对师范生德育、智育、体育、群育(社会教育)及美育五方面训练。此外,江苏省教育厅、湖南师范学校等也制定了相应的训育方案和训育标准。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统一的训育目标前,各师范学校能定出自己的训育目标和训育方针,应是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也为后来国民政府制定统一的训育方案奠定了基础。但各个学校训育方案和训育目标太笼统,且各不相同。“有以坚韧、友爱、自治、爱国等德目为根据者,有以精神、思想、态度等整个行为或良好师资健全师资等为根据者,还有以三民主义,严格主义或科学化,劳动化、纪律化、平民化等为根据者。”普通学校的训育目标,大部分多以勤朴、进取、合作、健康、纪律化、平民化,以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为根据。而“富有特殊使命———传授文化,领导社会活动的师范学校亦完全与其相同,一点没有特殊精神的所在”[3]。
(二)实施训育的指导机构及组织人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师范学校开展训育的指导机构有训育委员会、纪律委员会、指导委员会、训育研究会、训育行政会、定期训育会议等,称谓参差不齐。而组织人员则有校长、训育主任、教务主任、事务主任、各级主任、训育主任、训育员、教员、职员及校医等。指导机构中以训育委员会名称最为普遍,组织人员多以训育主任、训育员、教员及职员的参与为最多。从参与组织训育的人员成分来看,具有较强的广泛性,但在实际组织中,“大半都是虚有其名而实际上没有一点工作,除去少数负有专责者执行几种死板的敷衍的操行考查的工作外,大多数是不负责任的;同时校长参加的次数不如职员参加的次数多”[3]。
(三)师范学校开展训育的主要方法
1.校长个人负责训育的方法校长为一校之首,总揽学校各方面事务,对训育亦负有重大责任。有些学校采取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方法。校长个人实施训导的方法包括团体训话、个别训话、个别谈话、联络家庭、监导教学、督促训育人员、辅导学生自治、请名人讲演、奖惩、以身作则、开诚布公、提倡各种活动、召集各种会议等。根据陈钟郁的调查表明,“采用团体训话的方式次数最多,以身作则次之,个别训话、个别谈话又次之”[3]。其中以身作则最为重要,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辅导自治、提倡各种活动为积极的方法,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合作精神。监导教学、督促训育人员、实施奖惩为消极防止之法,各个学校使用得较少。
2.教职员广泛参与训育之法师范生训育一事,涉及内容非常复杂,仅靠校长一人是无法办到的,因此动员学校所有教职员广泛积极参与训育,训育目标才能有效达成。据张钟郁的调查,各师范学校参与训育的教职员一般有:校长、训育主任、教务主任、事务主任、各级主任、体育主任、训育员、教员、职员、校医等。参与训育工作的次数“以训育主任和训育员为最多,教员次之,职员又次之”。总体上训育主任和训育员是专管训育之事,参与次数最多实属必然。教员在课堂上授课时也有育人之责,体育主任、校医对学生的健康进行指导。但缺点在于,“职员和事务主任纳入训育团队与学理不合,因事务主任系管理学校一切物品设施、财政等,可不参加,职员繁琐之事甚多,亦无时间对学生开展训育工作”[3]。
3.采取级任制和导师制《师范学校规程》第四十条规定:“师范学校每一学级设级任一人,择该级一专任教员任之,掌理各该级之训育及管理事项。”[7]该规定明确了开展训育工作的级任制。级任制有其优势和缺点。优势在于:级任教师为担任班级各学科的专职教师,与学生直接接触的频率较高,故而对学生各方面情况更为熟悉,便于进行有的放矢的训导,同时因承担课程教学,能实现“训教合一”的教育教学要求。班级的训育事务有专人负责,易于集中人力和精力组织训育并系统化。但级任制有其缺陷:级任教师除了担任自身负责学科教学外,还要承担繁重的训育职责,需要级任教师超强的责任心和工作能力。同时因有专人负责班级训育工作,其他任课教师就置身事外,这与全员育人、训教合一精神不符。为克服级任制的不足,国民政府采用了导师制。最先在中等学校推行导师制的是江苏省。1932年江苏省教育厅颁行的《江苏省县中等学校教学合一试行办法》规定:“每学级人数超过30人者,即分成两组,每组设导师一人,其中一人仍兼级任导师,导师由担任该学级课程教学的专人教师担任,以促进训教合一。”[9]导师制因单个教师训导的人数相对减少,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深入了解和熟悉训育对象,工作更有成效。
4.学生为主体的各种社团组织训育,以学生自治会为主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种社团组织训育的主要方式是开展团体活动,这种方式易培育学生良好习惯、团队合作精神,是实施训育最好的方式之一。据张钟郁的调查,各师范学校参与组织训育的社团有:“学生自治会、班级自治会、文学研究会、科学研究会、音乐会、体育会、演说会、笃行社、旅行团等社团组织。”[3]其中参与组织次数最多的是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成员中,学生参与次数最多,职员参与次数较少。可见多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对学生自治会的工作进行指导,合理引导学生开展训育工作。学生自治会是师范生训育工作最主要的载体,国民政府对该组织高度重视。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确立教育方针实现三民主义的教育建设以立救国大计案》中规定学生自治会的活动范围限于:“(1)自治:学校生活秩序的维持,拟定学生集会、结社、辩论等方面的章程和组织训练实施等;(2)智育;(3)德育:私德和公德的互励等;(4)体育:一切体育运动。”[10]1930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等文件规定:“学生自治会必须以‘三民主义’为一切活动的指导思想。学生自治会筹备会、会员大会或代表会,须呈请当地国民党高级党部及学校派员指导自治会章程草案须报请当地高级党部核准;自治会组织完成后须备具章程及职员履历表、会员名册等,呈请当地高级党部核准后,呈报学校及主管官署备案。”[11]这些规定使学生自治会成为了国民党领导下的师范学校内部辅助学校管理学生的组织。
5.学校与家庭共同实施训育家庭作为学生幼年生活之中心,对学生的性情影响很大,学生在进入师范学校前,学校对其家庭状况的了解和熟悉是学校实施训育的重要依据,入学后常与家庭联络,共同推进训育工作,会使训育工作事半功倍。各师范学校与家庭进行联络的方法大致有:“(1)校会:包括纪念会、谈话会、恳亲会、游艺会、联欢会、成绩展览会;(2)通讯:包括通知书、成绩报告单、家长须知书、填写调查表、评定品性表、批评功过处分表、各学生成绩报告表;(3)访问:包括询问、拜访两种。”[3]张钟郁的调查表明,在校会项内,采取恳亲会方式与家长进行联络的次数最多。在通讯项内,以通知书方式与家长进行联络最多,以成绩报告书方式次之;在访问项内以询问方式与家长进行联络最多,拜访次之。从本质上而言,询问和拜访两种方式既可与家庭联络感情,又能对达成训育目标起重要作用,收效也最大,但实际上由于师范学校师资普遍的缺乏和交通等条件的限制,询问和拜访两种方式很少使用,从而也影响到训育实施功效的最大发挥。
三、训育实施的历史价值
(一)促进师范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发展,养成良好习惯
克伯屈认为:“我们在道德教育上,如欲收正确的效果,第一要培养正当的道德观念;第二要培养向善的趋势;第三要培养行善的果断力,久而久之,成了坚强的习惯,所有的行为,也不患不趋入道德的正轨。”[12]师范学校开展训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培养师范生的良好习惯。张钟郁在对师范学校实施训育效果进行调查时,从德育、智育、体育、群育等四个方面设置问题,“德育项包括诚朴、耐劳、公正、守品、爱名、有责任心;智育包括勤学好问、富研究性、有工作兴趣;体育包括清洁、好运动、精神振作;群育包括尊贤、敬礼、友爱、合群、好交际、守纪律、勇于公务、服从多数、喜作慈善事业”[3]。张钟郁的调查显示,德育项目中,师范学校的训育对养成诚朴和耐劳的良好品德影响最大;智育项目中,训育对学生养成勤学好问的习惯影响最大;体育项目中,训育对学生养成好运动和精神振作方面影响最大;群育项目中,训育对学生养成守纪律的习惯影响最大。
(二)培养进步革命青年,引领革命活动
通过训育的实施,师范学校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养成良好的习惯,促成健全人格的形成,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世界和社会发展都有了自己的判断。特别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的大时代背景下,师范生参与革命的热情得到培育,在教师的领导下投入到革命浪潮中去。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陕西省西安师范学校学生掀起革命高潮,国民党要员戴季陶受命来到西安镇压学生运动,激起了学生的反抗斗志。该校和中山中学采取联合行动,掀起反抗戴季陶的斗争。一些进步的学生严克伦、刘庚等积极参加,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3]。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西安师范学校学生发起了反内战,坚持合作抗日,师生中构成强大的革命进步力量。教导主任武伯纶、训育主任李敷仁以及教师张寒晖等都是革命的先锋力量”[13]。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在1927年大革命的高潮中和榆林中学的学生帮助当地的农民建立了‘绥德县农民协会’,促进了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结合”[13]。
(三)改变社会风气,促进社会进步
廖世承认为:“转移风气的责任,在教师,在学校。师范学院的第一使命,在树立共同的普遍的教育信念。”[14]南郑师范学校通过训育对师范生德智体等方面的培育,使他们具备敬业乐群的优良素质,这种爱岗敬业的精神可以潜移默化地感染其他人;同时师范生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深入民众宣传进步思想,唤醒民众。如在关于陕西省立汉中师范学校现况调查中论述道:“南郑一般社会习惯辄趋于奢侈安逸一途,本校训练学生特别注意勤劳俭朴,以为一般民众倡导,且本校位于南郑乡村周围,概系田野,除种稻麦外且植有各种菜蔬,课余之暇由劳作教员率领学生至菜畦田畔与农人接近,一方面参观农圃工作,一方面宣传。”[15]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社会,为广大乡村民众脱盲做出了重大贡献,利于社会进步。如武冈简易师范学校“于附近地点,社识字处四所,由学生自治会民教股负责,推行识字运动,每日张贴一字并绘画涵义字意,使一般民众一目了然,各处附近民众皆可认识所教字眼”[16]。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师范生训育对培育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健全人格的形成等方面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具有道德教育的价值。特别是积极推动学生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做法,加强了师范生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的结合,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个时期的训育制度基本还是师范学校各自为阵,全国尚未形成统一师范生训育体系,这使训育效果不尽人意,不能完全达成训育目标。
作者:石攀峰 单位:成都师范学院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