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实践中的意义互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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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外语教学杂志》2015年第六期

［摘要］

话语实践是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实践中交际双方的话语互动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的建构、磋商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交际双方的主体身份被建构起来。本研究在建构主义话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分析框架，探讨了话语实践中交际双方的意义互动过程。研究认为，交际双方的社会距离以及权力与亲近度是话语互动的基础。对话语互动的研究能更好地揭示话语背后不同社会机制的运作过程，同时也能帮助我们观察不同文化间个体或是机构身份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

话语互动；互动社会语言学；协商

1．引言

在全球化的今天，话语在整个人类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语言或是话语构成了社会实践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与之密切联系的话语或是语言的作用也逐步得到凸显。传递信息、表达观点固然是话语实践的重要功能，但是话语实践的重要性更体现在其传递一定的价值和立场。话语主体一方面通过这些价值和立场进行利益表达，同时又通过这种手段塑造了一定的身份。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逐渐构建起来的社会主体的身份也会影响着社会实践活动的进行。Hall（1980）指出，受众针对特定信息所包含的观点可以同意或者反对，也可以保持一种协商的态度。据此，话语意义的维持依赖于与某一文化中潜在的各种观点之间的互动与对话。意义除了是一种作者和读者间的对话，也是一种与目前存在的不同观点的互动。每一个讲话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某一观点的回应者。讲话者不但预设了语言系统的存在，同时也预设了先前观点的存在———自己的以及别人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存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话语意义的互动资源。本项研究则是在以上理论基础上，借鉴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分析模式，具体讨论话语实践中交际双方的意义互动过程。

2．互动社会语言学的主旨

在社会语言学①研究流派中，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sociolinguistics）②是重要的研究派别（Gumperz，1982，2001，2003）。该流派由美国语言学家Gumperz创立。Gumperz认为，互动社会语言学是话语分析的一种方法，起初在于寻求一种可以复制的能够解释人们在日常话语实践中交际意图的定性研究方法（Gumperz，2001：215）。近年来，互动社会语言学以民俗交际学为基础，关注交际过程中的互动，以话语分析为方法论基础，着重来阐释不同民族和文化间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语言学研究主要关注语音、语法和词汇系统的描写和分析，即把语言看作是一个抽象的体系。美国的描写主义语言学以及转换生成学派等语言研究流派大都遵循了这一研究思路。到20世纪后期，随着美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壮大，人们开始认识到，话语实践不仅仅是词汇语法的具体运用，话语实践发生的具体环境是语言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在这样一个大的研究背静下，Hymes和Gumperz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提出了交际民族志学这一研究思路（Gumperz＆Hymes，1964，1972；Hymes，1964，1972；Gumperz，1971）。这与当时流行的语言研究的结构主义方法以及转换生成语法相对，其语言研究的基本假设如下：某一话语的意义只有在一定的语言事件或是交际事件中才能判断，而言语事件或是交际事件的特征（例如某一次祷告、一次审判、一次电话会话）都是受某一文化所决定。据此，通过对即发言语事件系统的观察和分析，语言使用的规则是可以获知的。Hymes当时的研究重点并不是话语实践所反映的某一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或是意识形态，也不是对这一话语交际活动的抽象结构的把握，而是关注话语实践的发生环境，也就是Jakobson所提出的言语事件的研究（Gumperz＆Hymes，1964，1972）。Hymes（1974）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交际事件的SPEAKING模式，在这一模式中，S代表了交际事件发生的具体场景；P则是这一交际事件的参与者；E代表了交际事件的目的；A则是达成这一交际事件需要完成的行为序列，即信息的内容和形式；K则代表了交际事件的主调；I则是交际中使用的言语手段；N则代表了交际和理解过程中应遵循的规范；最后一个字母G则是交际的类型。以上言语交际模式实际上涵盖了交际实践中的必要因素，具体则包括交际的时间和空间因素，以及交际参与者的特征以及交际目的等其他成份。在这一模式中，人类的交际行为模式与广义的社会文化语境或是情境联系了起来，语境所包含的内容被细致地分成不同的更小的单位，这一模式为我们更好地观察话语实践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俗交际学中经常区分的两个宏观语境是言语社区和言语网络。潘永睴（1994）认为宏观语境与传统的上下文语境共同影响着话语实践的进行。

3．话语实践的界面特征

随着人们对语言语境研究的逐步深入，语境不再是语言发生的具体环境。话语实践所处社会、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也影响话语实践的具体运行（Bourdieu，1977，1994）。这一观点基本属于话语语境决定论的观点，即社会文化语境决定了话语的具体实践过程。但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最终是由话语互动来定型，即话语具有影响社会的能动作用，话语在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同时也能动地推动社会进程的发展（刘立华，2009）。在这样一个理论前提下，话语实践不仅仅是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反映，同时也是社会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力量。话语实践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实现关系因此构成了互动社会语言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互动社会语言学试图寻找一种将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的角度，以填补其间的空隙。在互动社会语言学看来，话语实践是社会力量和话语力量的交汇点，在具体的交际实践中，话语处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对话语的观察则能帮助我们在观察交际实践的同时，又能洞察社会的具体实践。同时，在每一个话语互动的过程中都存在着相应的社会结构（Bourdieu，1994），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目标就是呈现出这些社会结构的实现过程，把它变成能够解释说明的一种现象。就这一角度而言，语法结构不再是研究的焦点，话语实践中体现的社会意义及制约话语互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才是关注的重点。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社会结构或是社会因素是如何进入到话语实践过程中的，这些社会因素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出来，进而促发了话语实践？

4．话语实践的互动实现过程

4．1交际实践的微观呈现在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假设中，一个重要的命题是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进入到日常的话语实践过程中。因此，一个成功的话语实践则需要一种共享的阐释以求达到一种交际的成功，反之则出现交际的困难。在下面的案例中，我们具体考察话语互动的微观呈现，即在一个会话过程中，交际双方是如何通过一系列语境提示理解并完成正在进行的会话。但是，语境提示并不是事先存在，而是在会话过程中随着交际双方的互动不断产生和变化。同时，语境提示作为一种“规约”，在不同文化中，看似相同的语境提示也有可能暗示了不同的会话规约。在上面的案例中，面试官通过重读单词“trade”，希望申请者就这一问题展开并提供更多的信息，而申请者则把这一“请求”理解成了一个“yes－no”问题，只用一个低声的“yeah”来回答面试官的问题。在“c”部分，面试官继续这一话语策略———使用重读来提示申请者，希望能得到详细的信息，然而申请者只是重复了面试官的问题，并没有添加更多的信息。随后，教导官加入到了这一问话当中，也是通过重读的语境提示来获取更多的有关申请者应聘这一工作的理由，然而令他失望的是，申请者依然是重复了他的问题，没有提供多余的信息。在以上话语实践中，对某些单词的“重读”构成了语境提示的手段，同时也是某种话语策略的使用。这些话语策略帮助申请者理解面试方话语背后的假设和意义。遗憾的是，受试者正是从字面上理解了他们的话语，没有提供正确的话语应对策略。Gumperz认为，以上研究表明了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人（申请者为南亚国家的人）在面试时不同策略。南亚国家的人往往无法理解“重读”所隐含的信息，他们往往把面试官看作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员，而且往往在面试时不敢直接表达自己的偏好，避免留下太直接的印象。这一由以上文化特征所表现出来的话语策略是导致以上话语互动失败的原因（Gumperz，2001；Gumperz＆Levinsion，1996）。因此，对于互动社会语言学来说，在一个种族间的话语互动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双方使用的语言的风格、语码，而是具有文化特定性的感知、评价和阐释的过程。交际双方推理的资源可能是说话的韵律（rhythm）或是单词或是词组的重音（placement）。而这些又构成了话语实践的重要资源。

4．2话语互动的宏观表达话语实践不仅仅是面对面的交际过程。在媒体化时代，越来越多的话语实践是通过媒体来完成。近年来的话语理论和传播学的发展说明了媒体在话语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Dahlberg＆Phelan，2011）。在一个面对面的交际实践过程中，交际双方可以通过对语境提示的观察来推动交际的进行，但是在一个以媒体为媒介的话语实践过程中，话语发出者的文化理念以及话语的具体表达方式则是话语互动实践成功与否的重要保证。下面我们选取国内外媒体对中国企业神华集团的报道为例，具体说明话语互动实践的运作机制。③在国内外媒体对我国企业的报道案例中，中国媒体，特别是综合性党报一类报刊高频率强调神华作为中央直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下紧密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贯彻党的相关指示这一独有形象，体现出了集团形象中的政治色彩。而外媒强调企业的国有控股属性，神华集团被塑造成了依靠国家力量的强势蛮横的企业形象，这一点在澳大利亚媒体对神华沃特马克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购置土地时的报道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字里行间讽刺了神华因为政治原因才获得南威尔士的开矿权。其次，国内报道分类比较明确，涉及面也较广，有对神华的专题报道，对神华生产服务的报道，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报道，还有特写速写等。报道均为正面报道，而且图文并茂，增强了神华集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极少数有关神华煤矿事故／漏水事故的报道中，也多表现企业积极处理，高度重视的精神，没有负面或消极词汇的出现。国内媒体对神华企业的报道与神华公司所希望打造的“先进、创新、节能环保和具有责任感”的国际一流大型能源企业形象相吻合。外国报道多为事件引发性报道。例如，神华集团的上市、并购、对外合作和突发性污染事件，特别是遇到引起污染的事件，外媒用词毫不留情。例如，在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于2013年7月曝光神华集团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煤制油项目过度抽取地下水和排污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后，美国媒体使用了“以最贪婪的方式攫取地下水”、“不知羞耻地剥夺地下水”等尖锐词汇，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对外形象。以上案例说明，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不同的新闻机制，以及对“言说”概念的不同理念导致了对某一个企业行为的不同解读和报道。以上社会认知在新闻记者或是机构的作用下进入到话语体系中（vanDijk，2009），进而表现出不同的话语模式或是话语策略（刘立华，2014），这些话语策略又建构了不同的社会现实或是不同的国家和企业形象。

5．话语实践中的意义磋商机制

5．1意义来源的互动本质根据索绪尔的观点，各种符号并没有确定或基本的意义，符号的意义来自于符号与符号之间存在的差异。例如，“父亲”这一词语的意义，只有涉及“母亲”“女儿”“儿子”等具有亲属性质的词语时才能据此判断其意义，否则就很难确定它的意义（Robins，1979）。符号之间存在着差异或是某种关系，这正是意义能够产生的基础。没有了差异，意义也就不会存在，即意义的根本是“他者”。与索绪尔不同的是，Bakhtin（1986）认为，意义是在两个或是更多说话者之间的对话里得以维持；意义是不属于单个说话者的，它产生于不同说话者之间的对话，意义的一半属于他人，只有说话者占用词语来表达自己的语义倾向时，意义才为说话者所有。值得注意的是，意义并非存在于中立的和非人格的语言中，意义总是存在于他人的话语中，为他人的意向服务。Voloshinov（1986，1995）也认为，意义产生的对话本质说明，词汇意义存在于沟通双方之间某一位置，换言之，意义的实现过程是主动的、反应性的。意义并不属于某一个具体的词汇，也不属于说话者个体。意义的产生是一种复杂的声音体系之间的互动；同时，意义是与过去、现在、将来或是潜在的观点之间的一种对话。Bakhtin（1981，1986）指出，每一个话语都是在某一特定区域沟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沟通的过程中，话语并不是孤立的或是自给自足的，它们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并且产生相互的反应，每一个话语都是针对先前话语的一种反应，形成反驳、确认、补充或是依赖的关系，它预设听话方已知这些话语，然后纳入到自己的话语中。每一个话语传播都是对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是潜在观点的一种反应。依照以上对话性理论，话语是一种多声性（heteroglossic）的场所。意义不是说话者个体的权力，而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共同建立的一个磋商空间。这种观点突出了话语语境多样性和多重性的特点。每一个特定的话语实践中所面临的可能是观点相统一，也可能观点的相悖。

5．2话语互动的运作机制在话语实践过程中，影响话语双方言语使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社会距离。权力和亲近度（power＆solidarity）是用来描述交际双方社会距离的一个重要概念。权力指某一沟通事件中交际双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亲近度则是指人们在社会距离中的亲近程度。Martin＆White（2005）认为，亲近度不仅仅可以用来测量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一致性，还可以用来表达移情、同情或开放的观点。话语的权力首先来自于使用该话语的机制、机构或个人。通常情况下，有权力的群体中会产生有权力的话语，并通过一定的渠道传播，能够控制其可及性、传播渠道、规模和方式等。在话语的内部则表现为特定的语类类型、题目、布局及话语策略等。如果没有具体的施加对象的权利就不是权力，因此，话语权力的最终目的是影响或改变受众，从而达到一种“理想群体”的建构，即塑造出符合权力所有者要求的理想群体。但是话语的权力并不同于强制权力。强制权力往往通过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来保证其及时实施。话语权力则是一种软权力，受众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可以选择相信、抵制或是协商。因此受众对话语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话语实践的成功与否。从话语传播者的角度看，当话语主题和受众无法控制时，说话者应选择恰当的话语策略以保证话语权力的成功传播；说话者应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方式。在建构主义话语理论视角下，权力与亲近度并不是事先存在的意义，而是话语建构的现实。这种建构伴随话语的互动而扩展，进而影响人们的认知。亲近度与权力的相互运作构成了话语实践中话语互动的动力，它们就像某一个事物中矛盾又依存的两个方面，在相互作用中推动话语前进。如果讲话者把更多的权力意义编码到话语中，整个话语就表现为强势的话语类型，继而与拉大了与持有相反观点人的社会距离；当讲话者把更多的亲近度编入话语中时，话语就会表现出一定的拉近策略，一种亲近和平等的社会距离就被构建出来。话语互动空间建构的具体策略就是以上策略的具体表现。在具体话语互动过程中，这种权力与亲近度构成了衡量话语对话性空间的重要尺度。对话性空间是一种对受众的考虑，若较少顾及受众的话语，其对话性空间收缩，对话性程度低；反之对话性空间扩展，对话性程度高。

6．结束语

互动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话语互动实践研究反映了社会语言学从群体和社区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到个体和身份建构研究的转变。对话语实践的研究在帮助我们洞察话语互动实现过程的同时，能帮助我们了解个体或是机构在话语实践中的身份建构问题（Gumperz＆CookGumperz，2007）。话语主体的身份或是话语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也在话语的互动实践过程中建构起来（Wodak，1999）。对话语互动过程的考察，能帮助我们揭示话语双方所建构的社会结构以及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而权力关系往往是社会发展或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对话语互动模式的考察进而能揭示和解释这种社会个体或是社会元素之间的连接过程。正如Lauclau＆Mouffe（2001：105）所指出的那样，“那些能建构一种关系并在这一关系建构过程中其身份得到修订的过程称为连接（articulation），这种由连接过程而形成的结构性的整体则是话语”。Mills（2003）也认为，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研究中，语言不仅仅是一种清晰透明的交流载体或是再现形式，而是一种系统，并拥有自身的规则、限制因素以及决定性效果，进而能够影响个体思考及言说的方式。据此，我们在讨论话语互动实践的同时，应关注社会实践中的话语互动特性，即话语互动中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建构或是分布的样式，进而挖掘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主体身份的建构过程。而这种由话语实践所建构的主体身份往往又影响了个体的认知，乃至决策的立项和执行。

作者：刘立华 孙炬 单位：北京交通大学 语言与传播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