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援朝战争时期的海防布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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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学刊杂志》2015年第四期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抗倭援朝战争爆发，山东海疆因与朝鲜、日本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而成为海防前哨。但是，山东的海防军事体系，自明初建成后，此时已经窳败不堪，海防力量十分薄弱。面对严重的海防危机，朝廷官员提出了怎样的筹海理论？这些理论有何新颖之处？明廷和山东地方政府是如何筹划和建设海防的？这些筹海举措的效果如何？山东海防在抗倭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截至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相对薄弱，尚无系统论述。因此，本文将对此作一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日本侵朝与山东的海防危机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妄图征服朝鲜，进而侵占中国，独霸整个东亚。明朝政府得知后，立即派遣军队应援朝鲜，与朝鲜军民齐心协力，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挫败了日本的侵略。日本发动的侵朝战争，历时七年之久，使朝鲜人民惨遭涂炭，使明朝政府付出了沉重代价：“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縻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1］（第27册，P8299）但是，抗倭援朝战争的胜利，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它拯救了处于危亡之际的邻邦朝鲜，它使中国免受了日本的蹂躏践踏，它使东北地区的秩序重获稳定，它为今天中朝友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历史见证。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侵占朝鲜以后，可以采取陆路、海路或者海陆结合的单攻或并攻方式侵略中国。在陆路方面，日军可以凭借朝鲜与辽东接壤的地缘条件，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在海路方面，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日军可扬帆渡海直接侵入中国。正如明人许孚远所说：“辽阳、天津两地密迩京师，一由朝鲜度鸭绿江而上，一由山东海面乘风疾趋，设有疏虞，令倭得长驱而入，震惊宸极，此不可以不虑。”［2］（第5册，P4340）山东的海疆危机和海防战略地位由此凸显。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日本水军自釜山北上，击败朝鲜守军，侵占闲山岛，此时沿海局势骤然紧张，山东的海疆危机亦愈加严重，“闲山岛在朝鲜西海口，右障南原，为全罗外藩。一失守则沿海无备，天津、登莱皆可扬帆而至。”［3］（第3册，P973）然而，自明初以来建成的山东海防军事体系，此时却窳败不堪，海防力量极度薄弱。卫所城池坍塌严重，“门楼铺舍，形迹全无”［4］（P378），不得修缮；军伍空虚，“行伍逃往过半”，“海防废弛已甚”，“地方渐以多事”［4］（P354，P380）；战船失修，海上力量空虚；卫所屯田，“斥卤沙薄，军逃地荒”［5］（卷184，P6），屯政荒废。面对极度废弛的海防，山东巡抚郑汝璧就曾痛心地说：“从海东三郡历卫所而周视，则叹祖宗之防海一何精密也。卫所星列棋布，兵多者六七千，少亦千余人，率其法不废，即鲸鲵故浪立歼耳。”［6］（第1357册，P23）山东海防的衰颓，由此可见！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山东海防危机的日益严重，迫使明朝政府和朝廷官员不得不重新思考筹海问题，各种海防理论应运而生。

二、朝廷官员的山东海防理论

随着山东海疆危机的日益严峻和海防地位的凸显，海防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些朝廷官员积极献言献策，提出了颇有价值的海防理论，这对战争期间山东的海防建设、海防战略调整、海防布局的完善诸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增强了山东海防的实力。山东巡抚郑汝璧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而科学的海防理论。郑汝璧，浙江缙云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任山东巡抚。在任期间，经过实地考察后，郑汝璧提出了必须全面调整山东海防政策，以“为经久营卫之谋用”的筹海主张［6］（第1356册，P627）。对于这一筹海主张，郑汝璧在《条议防海六事疏》中做了具体阐述。这六条防海措施是：“练兵马以在战守”、“议积粟以广贮蓄”、“修城垣以固保障”、“开岛田以佐军资”、“置将领以便统率”、“分信地以专责成”：第一，建设一支强大而训练有素的海防军队。第二，保证充足的粮饷储备，以稳定军心。第三，增强沿海城防。第四，在海岛屯田，以解决海防驻军粮饷不足的问题，同时充实海上防御力量，“一遇有警，船可哨而兵可水，且耕且防。万亩之地即可资千军之食，有屯田之利，无诲盗之害”［6］（第1356册，P633）。第五，设将置兵，加强和完善海防布局。郑汝璧认为，山东北强南弱的海防布局不适应当时抗倭形势，应该加强胶州防守。因此，他建议把即墨营移驻胶州，设将置兵，以增强山东南部海疆实力，“西可以控安东，东可以援即墨，而北亦可以援莱登，南海之备周而犄角之势成”［6］（第1356册，P634）。同时，他主张将王徐寨营守备移驻莱州府城，带兵操练，使之成为北海的一支海防机动劲旅，以调整北部海疆布防中的缺陷。第六，划分海疆防区，明确海防责任。他将山东海疆划分为五大防区，分别以登州、文登、即墨、王徐寨、滨州守备负责，并明确各营的管辖范围。为了避免产生互不统属、事权不一的情况，郑汝璧制定了一套五大防区互为应援的方案，使山东海疆全线形成了布防严密的网络体系。除了提出这套较为完整的海防理论外，鉴于青州府在山东海防布局中的重要地位，郑汝璧还建议设立青州守备，专理陆、海防军务，加强青州府的防守，“遇警则督率战守，捍卫海滨，隐然虎豹之形，联成臂指之势”［6］（第1356册，P664），这对于山东海防布局的完善颇有价值。总之，郑汝璧的海防思想，是他在综合考虑了山东海疆特点、海防原有力量和战争实情的基础上构思出来的，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其最终目的就是优化山东海防，以保障海疆的长治久安。

作为一名山东人，礼部尚书冯琦（山东临朐人）也高度关注和重视海防问题，提出了颇有价值的筹海主张。在海防武力的增强方面，冯琦从三个方面做了考虑。一是积极筹措海防经费；二是修葺城池，加强海岸陆地防守，阻止日军深入内地侵扰；三是训练民兵，增强海防兵力。在海防布局的完善方面，与郑汝璧的认识相同，冯琦也认为南部海疆应该是山东海防的重点，主张加强南部海疆的防御。在海防战略调整方面，冯琦提出了建青州为军事重镇，加强内地纵深防御的理论。明初布置海防，仅重视单纯的海岸陆地防御，而忽视了海疆地区的内陆纵深防御。其实，内陆纵深防御是海上一线防御的后备保障，不容忽视。对此，冯琦有深刻的认识，他说：“登莱可捍外，不可卫内，若外控登莱，内护省直，扼山海而居其会，则惟青州为重”，“故莫若建青州为重镇”，“倭至登莱，我失大海之险一矣；至青州，我失群山之险二矣；过此以往，更无险阻”，“故青州守，则我东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则倭北面以扼我”［2］（第6册，P4831－4832）。与郑汝璧相比，冯琦对青州重要性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他的这种理论“将海疆防御与内地防御综合考虑，不失为兵家卓见”［7］（P326）。经略宋应昌的海防观也颇有价值。宋应昌，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曾任山东巡抚。巡抚山东期间，他关心武备边事，积极筹海，颇有政绩。在抗倭援朝初战失利之际，明廷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负责蓟、辽、山东、保定等处的防海御倭军务。宋应昌就任后，结合山东海防地理特点和战争形势，提出了如下颇有价值的海疆防御论：第一，驻守海岛，加强海上防御能力。海岛是镇守海防的前哨阵地，是实施海上防守和进攻的有利依托。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其间岛屿星罗棋布，是拱卫环渤海地区海疆安全的天然门户。宋应昌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主张充分利用这些海岛的战略地位进行海洋防御，并提出了具体的部署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内容是，派遣军队驻守海岛，招募海岛之民为兵，二者齐心协力，加强海上巡逻，及时打击来犯日军。与明代前期的空岛政策相比，宋应昌的这一主张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是值得肯定的。第二，增强环渤海地区的海防协调作战能力。宋应昌说：“辽左以及山海，山海以及天津，天津以及山东，地壤相接，势若率然，有如修守诚设，则戒备自严。倭犯辽，则蓟兵可以扼其前；倭犯蓟，则辽兵可以蹑其尾；倭犯山东，则蓟、保可以遥其声援，而辽兵可以直渡朝鲜，捣其巢穴。兵连势合，权一事专，战守有此动彼应之机，调度无左牵右顾之虑。”

可见，宋应昌的海防战略并未顾此失彼，而是把山东海防作为环渤海地区海防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来布置，这种点面结合的海防全局观是颇有见地的。内阁首辅沈一贯对山东海防给予了高度重视。万历二十五年（1597）九月，沈一贯在《议设天津登莱巡抚疏》中指出，应设立天津登莱巡抚，专门负责环渤海地区的海防事务，以统一海防事权。沈一贯说：“事权宜一不宜分。天津与登莱同是一海，不得分而为两……请于天津、登莱沿海居中处所设立一巡抚，率总兵、兵备、参游总辖海道，北接辽东，南接淮安，臂指相使，首尾相应。”［2］（第6册，P4760－4761）这有利于提升山东海防的行政效率，有利于加强环渤海区域的海防协调作战能力。万历二十六年（1598）一月，沈一贯上《垦田东省疏》，提出开垦荒地、筹备海防经费的主张。他说：“倭氛飙起，海防戒严”，“山东巡抚原有营田一事，后亦具文而不行。今日时务，特宜重此”，“则可望山东一省，不请户部，不派小民，而自裕其海防之资”，“今日之事，宜令巡抚得自选廉干官员，将该省荒芜地土，逐一查核顷亩的数，多方招致能耕之民”，“不问远近，凡愿入籍者悉许报名择便。官为之正疆定界，署置安插，辨其衍沃原隰之宜，以生五谷六蓄之利”，“不出数年，可称天府”，“而本地自称富庶，足以省司农请发之烦，免百姓加派之苦，纾九重东顾之忧，增环海长城之重矣”。这一主张是颇有长远眼光的。万历援朝抗倭战争期间，代任天津巡抚汪应蛟，结合倭情和山东海防地理特点，提出了一套山东海疆防御计划，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倭氛未灭防御宜周疏》中。在该疏中，汪应蛟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第一，“莱海宜增水兵以防流突”。汪应蛟认为，莱州海域是扼守登州和旅顺两地的海防门户，是海运粮饷到旅顺的良好战略物资基地，必须在莱州增设水军［8］（P397）。第二，“成山宜增战卒以控孤悬”。成山卫与朝鲜的汉江和临津互为东西犄角，海防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为了防范盘踞在朝鲜的日军循此航线侵扰山东，汪应蛟建议在成山卫增加海防兵力。

第三，“安东宜置重将以护运道”。安东卫是山东南部海疆的重要门户，是南北海运的重要枢纽。鉴于安东卫的重要战略地位及海防兵力的薄弱，汪应蛟建议在安东卫添将置兵，“则淮青海上屹然增一重镇，而漕运可保万全矣”［8］（P398－399）。第四，“运艘宜给兵器以防战斗”。抗倭援朝战争时期，山东登州是海运粮饷输送朝鲜的战略物资集散中心，为了保障从登州至朝鲜海道的安全畅通，汪应蛟建议应增强海运士兵的战斗力。“凡运船出海……量给铳炮、刀枪等器。仍慎选管运官，必以精强颇识水战者充之，沿途守风驻泊，责令登岸演习器械，倘遇有警息，则各奋长技，与防护官兵并力追截，是运艘皆为战舰，运卒皆为战兵，以扬威海上，则足以壮声援之势。万一朝鲜更需水兵，亦足以长驱珍岛，效一臂之助矣”［8］（P400－401）。汪应蛟主张加强莱州、成山卫、安东卫和海运军队的海防武力，弥补了以往只重视登州防守的海防布置缺陷，认识到了海防与海运、漕运互为依托的紧密联系，使山东海防布局和海防体系更加趋于完善。综上所述，与明代前期相比，抗倭援朝战争时期的山东海防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其突出表现有四点：一是强调重视南部海疆防御，优化海防布局；二是强调建立海疆纵深防御，完善海防体系；三是强调海岛驻防，增强海上防御能力；四是从加强环渤海区域的海防协调能力的理念出发，布置山东海防。这是对以往山东海防理论的突破，也是明代山东海防理论发展的新高度。山东海防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充分分析倭情变化基础上的，反映了明代对海洋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同时也为明朝政府筹建海防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建议。

三、明朝政府加强山东海防的举措

日本侵略朝鲜，对中国的海疆安全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的海防链条中，山东海疆起着连接南北的纽带作用，“最为防倭要害”［5］（卷254，P5），海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战争爆发后，明廷严令沿海诸省加强戒备，并积极加强山东海防。第一，增设海防官员。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明廷任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前往蓟辽、保定、山东等处经略防海御倭事宜。万历二十三年（1595）六月，在青州设守备1员，以“团练民兵”，镇压“濒海剧盗”［5］（卷286，P1）。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明朝任命邢玠为兵部尚书，全权料理援朝军务。同年，明廷将青州守备移驻安东，并增设游击1员，以处理安东和青州两处的海防事务。万历二十六年（1598）一月，考虑到“济宁乃运道咽喉”［5］（卷318，P9），明廷在济宁增设备倭游击1员，以防止日军的侵扰，保护漕运的安全。这些海防官员为山东海防的筹划布置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宋应昌为例，他不仅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山东海防理论，而且以实际行动全力经营山东海防。宋应昌及时掌握战争动态，多次与山东有关将领、官吏函商筹海问题。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二十九日，宋应昌写信督促山东巡抚迅速制定方案，部署海防：“登、莱沿海一带直接天津地方，中间海口某处紧要，系适中去处；该镇旧无总兵，应否添设备倭总兵一员、或协守一员、或左或右；某处紧要，应否添设游击；其余某处紧要，应否添设守备；应否比照蓟镇事例，兵马作何召募，钱粮作何区处，屯扎作何修建。在登，如长山、沙门、古城、徐福等岛，在莱，如黑山、鼍矶、黄城、灵山等岛，其间可设水陆等寨。……凡未尽御倭事宜，从长计处停妥。”［9］（P27）十一月十六日，当得知山东海丰县至青州塘头寨兵力空虚后，宋应昌随即命山东巡抚调兵遣将加以充实［9］（P57－58）。第二，增加海防兵力，改进军队的领导体制。战争爆发之初，山东沿海“卫所空虚，主兵人数甚少”，海防兵力十分虚弱。为了解决兵源问题，山东地方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地募兵以充实军伍。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山东巡抚在保甲军中挑选了部分壮丁，分守沿海要地；尔后，又增设了水兵和步兵，并招募浙兵和标兵。据山东巡抚郑汝璧奏称，万历二十年（1592），山东招募海防兵力3000名，并调南兵3000名。万历二十五年（1597），山东巡抚万象春募兵2000名驻守塘头寨和青州府城，招募水兵3000名驻防登州，并在莱州增设南、北兵2000名。此外，战争期间，山东还增设了莱州营和王徐营两支海防军队。莱州营，万历二十五年（1597）增设，共有马步兵3000名。王徐营设立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共有兵力500名。［10］（卷2，P76－81）募兵制的实行和莱州、王徐二营的增设，使山东海防兵力得以改观。

同时，为了适应抗倭需要，明朝政府将明初所建登州、文登和即墨三大海防营的营制做了改变。登州营组建于永乐七年（1409），设有把总、指挥各1名，旗军1524名，马521匹。万历二十一年（1593），明朝政府将登州营分为中、后2营。中营设把总1名，哨官2名，兵力400名，屯种长山岛；后营设把总1名，哨官4名，兵力686名，屯种濒海荒［11］（卷4，P3）。即墨营，组建于永乐二年（1404），原来设有把总2名，兵力1200名，万历二十一年（1593）改为守备府，设有守备1名，中军1名，哨官4名，兵力919名［12］（卷5，P10）。文登营，建于宣德四年（1429），原设把总1名，指挥1名，中军等官23名，旗军1140名，万历二十一年（1593）改为守备府，设有守备1名，中军1名，哨官2名［13］（卷1，P30）。营兵制下，这些海防官职是常设性的，这使得将和兵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提高了军队的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第三，修建海防设施。海防军事设施是海岸陆地防守的重要依托，直接影响着海防军队的抗击能力。因此，为了加强山东海防，明朝政府修缮和加固了沿海的一些重要城池，并增筑了敌台。根据山东方志文献的记载，在抗倭援朝战争时期，蓬莱县城，增筑敌台28座；蓬莱水城，增建敌台3座；宁海州城，建筑敌台12座；掖县城被扩建；即墨县城，由土城改为砖砌；日照县城，由土城改为砖砌，并增筑瓮城重门，敌台4座［14］（P30，P214－221）。黄县城，“创砌以石，极其坚备”，并在东、南二门各建敌台1座［15］（卷3，P1－2）。第四，开垦岛田，筹措经费。在抗倭援朝战争中，山东担负着巨大的军粮和财政开支，致使“民间骚动疾苦，愁怨之声载道”，给山东海防带来诸多不利，“匮则坐困……万一海上有警，民望名城以为归，门扃不三日，而城中告急变且内作矣”［6］（第1356册，P629）。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山东巡抚郑汝璧提出了“开岛田以佐军资”的主张，明廷予以应允。实践证明，这一方法颇有成效，仅仅3个月的时间内，山东就在南、北长山岛开垦岛田22025亩，减轻了海防军饷的压力。总之，万历援朝抗倭战争中，明朝政府在充分重视和采纳朝廷官员建议的基础上，从倭情实际出发，积极筹海，使山东海防得到了重建和增强。山东海防力量的增强，无疑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强的军事后盾，提供了有力的军事支援。

四、山东海防在抗倭援朝战争中的作用

在抗倭援朝战争时期，山东海防对于战争的彻底性胜利、对于拱卫京师的安全、对于稳定东北亚地区的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为海运保驾护航。战争爆发后，明朝派遣大批军队开赴朝鲜增援。由于国力弱小，加上遭受日军的侵略，朝鲜对明朝援军粮草供应极为有限，明朝政府只得依靠国内供应粮草。当时，明朝政府主要依靠陆地和海运两种方式运输粮草。在海路方面，环渤海区域的辽东、天津和山东三地是承办筹粮、运粮输送朝鲜的前线阵地。在山东，登、莱二州因与朝鲜和辽东距离较近，成为战略物资集散中心，承载着海运粮饷支援朝鲜的重任。据《明史》卷86《河渠志四》记载，万历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运粮给朝鲜军”。又据《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五年五月乙巳条记载，户部奏称：“辽东所积米豆及朝鲜现报粮数止二十余万石，恐经用不足，请行山东发公帑三万金委官买籴，运至登莱海口，令淮船运至旅顺，辽船运至朝鲜。又借临、德二仓米各二万石，运至登莱转运。”［5］（卷310，P4）明廷允准。在万历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的大规模海运中，在几个海运口岸中，发自山东蓬莱一带沿海港口的军粮尤其多，当时就有亲临其境者统计：这两年该地共计运粮40万石，金银143万两，绢帛布匹43万余段，另外还运输4万余名士兵。这些军事物资的顺利转运，离不开山东海防的保驾护航。在明代海运制度方面，为了防御倭寇和海盗，保护航道的安全，海运一般由海防军队守护和押运，且运舟必须同日出发。此外，抗倭援朝战争爆发之初，山东巡抚郑汝璧派遣水兵驻守长山岛开垦荒田，兼防日军；万历二十六年（1598）一月，明廷又令山东总兵李承勋率水兵驻守长山岛，以扼登莱之门户。这些举措的采取，提升了山东海上防御力量，为海道的安全畅通和海运的成功提供了有力保障。第二，为朝鲜局势的彻底稳定提供了军力支援。战争期间，山东登州因“外接重洋，距朝鲜不远”，所以“御倭之制为特备”。万历二十六年（1598），山东总兵李承勋又“率舟师出汛于长山岛，以守登莱之门户，备旅顺之应援，并壮朝鲜之声势”。山东海防实力的增强，使日军不敢冒然从山东半岛偷袭中国，为朝鲜战事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保障。战争结束后，为了防止日本卷土重来，明廷又派李承勋率军暂时驻守朝鲜，协助朝鲜增强军务。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李承勋率领约3600余名标兵赴朝驻守，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0）六月才撤回。李承勋带领的这支登州部队英勇善战，为朝鲜局势的彻底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廓清倭氛，保定属藩，乘秋南狝，放于东海”。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虽思乡之情时时萦绕心头，但士兵们毅然坚持在战争前线：“兵将思归之念勃然而不可遏矣。岂惟兵将，即不佞先母长逝今几十月矣，寄榇旅邸，尚不得儿俯棺一哭，扶之归里。此等哀苦，百倍恒情。第念钦奉简命……报效职尔，安敢言劳。又安敢顾私情乎？”其精神是何等的可贵！时至今日，万历抗倭援朝战争已经过去400多年了。在这场长达七年之久的战争中，为了保卫中国的海疆安全，明政府朝野上下群策群力，掀起了一次山东海防大讨论的高潮，明廷也积极应对，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筹海，地方政府同样不敢怠慢，最终在各方的努力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当前，中国的周边海洋危机不仅仍未消除，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中越南海争端都有逐步升级的可能。如何强大我们的海防，如何实现我们的“海洋强国梦”，成为我们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时期，与山东海防有关的讨论及举措，无疑为我们今天的海防事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例证。

作者：赵红 单位：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