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方言电影的艺术效果之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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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文化潮流的发展，方言电影创作的特点也萌发出新的变化。本文以当前较为令人瞩目的几部方言电影为例，从人物形象、镜头的情感角度、方言的表现空间三个方面来总结方言电影的艺术变化。

关键词：方言电影；人物形象；镜头；表现空间；艺术变化

提起方言在电影中的运用并不陌生，无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中将方言作为一种笑料点缀在剧情中，还是六十年代中国的第一部方言电影《抓壮丁》里所有的角色讲四川方言，电影创作对于方言的运用较为常见。虽然中间一段时间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方言电影的发展暂时停滞，但是进入九十年代后，先是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中大量运用陕西方言，接着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中将山西方言进行到底，还有《孔雀》里的安阳话，《疯狂的石头》中的四川话，《万箭穿心》中的武汉话……可以说电影的创作对于方言的展示从未中断，而近几年一些优秀的电影作品纷纷选择方言对白，如《金陵十三钗》《火锅英雄》《路边野餐》《追凶者也》《老炮儿》《山河故人》《我不是潘金莲》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之前的电影选择融入方言大多数出于创作者们的个人情愫或是喜剧效果的考量，但在当前这些片子中，方言却不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为电影的表达效果和艺术呈现增光添彩。学者戴锦华认为：“对电影中方言的出现，不应该只是从方言与普通话的二元对立中简单否定其存在价值，也无需只是在‘写实性’效果上肯定其意义，而是要发掘其作为电影声音的存在，对演员表演、对观众接受心理、对影像表达和意义传递的深层影响，从而承认它作为电影元素探索的一种途径。”本文将以上文提到的部分电影作品为例，研究当前电影中方言的艺术效果呈现，找出方言在这些电影中的别样魅力。

一、人物形象更丰富

人物形象由单一走向多元。以往方言电影中刻画的人物，总是难以绕过“关注底层”“聚焦边缘”之类的字眼，令人印象深刻的都是“秋菊”“傻根”或是《疯狂石头》中穿班尼路的“笨贼”之类，方言为这些人物贴上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标签，人物迅速地在观众的脑海中建立形象。最具代表的就是《天下无贼》中的“傻根”，因为对于社会的美好期望，怀着“天下无贼”的憧憬，而他一口地道的河北方言，似乎为他的淳朴和简单提供了最好的说明。但这些方言角色的特点往往比较雷同，将方言作为角色单纯、耿直或搞笑愚昧的标签，是底层或者边缘的代表。反观在当前的方言电影中，方言对白更加彻底，不再只是某一个特定人物，而是全片的方言对白，人物则涉及生活各个领域的人，包括企业家、官员、打工族和小老板，人物阶层更多元，人物形象也更加丰富，真正将方言的语言魅力表现了出来。《老炮儿》讲述的是一个“横行”在北京的老炮儿六爷和他的一帮老哥们儿的故事，除了北京方言的对话，片中人物的绰号如“灯罩儿”“话匣子”“洋火”等都是京味儿十足；《火锅英雄》的主角是“沙坪坝草蜢”，导演杨庆曾在采访中表示想要用这样一部自己母语的电影找回迷失的自己，片中三个性格迥异的老同学呈现的是导演眼中不同角度的家乡人，率性诙谐的重庆话给这个带着荒诞色彩的故事填充了生活气息；《金陵十三钗》中则是用地道的吴侬软语将一群乱世佳人的柔情似水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曲《秦淮景》则是在香艳之余唱出了几个秦淮女子的舍身取义、热血衷肠……可以说方言是有着古老传统的文化，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口音，还是简单深刻的俗语都是一方土地的人民数百年繁衍生息的缩影和代表。因此，如果仅仅将方言作为某一类人或某一形象的代表，那么这样的方言形象可以说是相当扁平，甚至说是狭隘的。方言就如同人物的根，不仅仅为人物提供一个鲜明的成长背景，还能够帮助人物有更加鲜活、扎实的塑造，当前的方言电影中人物不局限于边缘、底层形象就是对于方言文化更好的发扬。

二、镜头的情感角度更加广阔

镜头视角由俯视怜悯转向平实，展现原生力量，将土地的坚韧和美丽赋予人物。在以往的一些方言电影中，习惯于将方言与普通话设置为二元对立，普通话是主流和权威，方言则是落后和卑微，进一步说就是普通话代表明媚的梦想，而方言就是灰色的现实，主角们则在梦想和现实之间不停地挣扎。如在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中，不甘于小镇生活的姐姐就对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的跳伞兵用方言仰慕地说：“你说话真好听，跟喇叭里的广播员一样。”在这些电影中，呈现的主题聚焦在小城镇上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人性挣扎和精神面貌，无论是对命运的抗争还是对理想的追逐，最后都只是在不停的曲折反复后无言地妥协，电影则是从怜悯的角度渲染这群人的悲怆。如《站台》里接受“体面”工作的尹瑞娟在办公室里落寞的舞蹈；《立春》中曾骄傲无比的王彩玲最后也放下歌剧院的梦想，做一个北方小镇的普通女人；陕西方言电影《高兴》里的主人公积极乐观地面对一切困难却还是难免在巨额的医疗费面前低下了头……这样的创作角度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意义，却长久以来使方言区的人们被“边缘化”、被“失败”，忽视了大多数平凡却努力生活、享受生活的人们，他们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喜怒悲欢，虽不及大城市的现代繁华，但他们与家乡的相依相傍则是另有一番不同的精彩。近期的方言电影中对于土地的原生力量有了更为正面积极的呈现，其中较为出彩的不能不提新锐导演毕赣的《路边野餐》。陈升是贵州凯里的乡村医生，业余还喜欢在电视上发表诗歌，一百多分钟的电影描绘了主角陈升一段亦真亦幻的旅程，片中用方言诵读诗歌最为惊艳，朴实平淡的音调和着凯里水雾腾腾的景色，一股原始、天然的文艺气息和泥土味道扑面而来。《一个勺子》讲述的故事则发生在广袤无垠的西北，一个古道热肠的农民拉条子救助了一个失智的流浪汉，由流浪汉引出的认领风波让拉条子夫妇百口莫辩、有苦难言。无论是天南地北赶来要人的骗子们还是推诿不作为的民警和村长，都讽刺了现代社会的自私、功利，歌颂了拉条子夫妇的善良淳朴，两人的西北方言如同他们的真实一样跟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格格不入。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杨海婴说，“为什么有的电影会用河南话、山西话，而不用普通话？我认为主要是为了表现出不同的生存状态。”而当下的方言电影用作品告诉观众，方言地区并不是只有贫穷落后、失败困顿，更有生生不息和仁义礼信。

三、方言的表现空间

更多提到方言电影，受众还有一个既定标签就是“纪实美学”。众所周知，方言是大众生活中使用的自然语言，是“还原”和“写实”的表征，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方言来源于民间最纯正鲜活的生活状态，以其原始形态给电影带来真实性，因此一些导演在进行现实主义创作时偏好于采用方言对话。如创作出“汾阳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的导演贾樟柯，其作品中地道的汾阳方言就是真实记录生活的手段，粗粝的对白呈现了当地的人物和风貌，以真实深刻直击观众内心。方言成为表达真实的手段，无论什么故事情节，如果是方言对白就会显得更有可信度，但方言在电影中除了写实这个功效，还可以有更多的表现空间。比如，方言作为人物情感的直接表露：《火锅英雄》中刘波三个人为了让老同学于小惠帮他们解决困境，特意制造一出“便利店偶遇”的戏码，并在重逢饭上给于小惠灌酒，几个老同学之间一直讲普通话，传达出一种刻意、作态的气氛，在王平川惹不住全盘托出后又恢复了方言的对白。在这里，方言和普通话代表的是人物内心不同的情感状态，普通话是刻意、虚伪的，方言则是真挚、洒脱的。而在电影《亲爱的》中，方言又为剧情的发展提供了巧妙的联系，鹏鹏在被拐前跟着父亲嚷嚷的是陕西童谣，而在几年后再被父亲找到后，操着一口芜湖口音，这一南一北的方言差异中是鹏鹏人生的巨大变化。正如聂欣如先生曾指出的，“电影中的方言是一个牵涉到地域、文化、历史、人类等诸多方面的课题，在表现上有着巨大的潜力。”在当前的文化潮流发展中方言文化重放异彩的条件下，方言电影的表现潜力也不断得到开拓，这对于方言文化的继承发扬和电影艺术的继续探索无疑是互利双赢的。

作者：姬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