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下的生态文学书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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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理性的过度膨胀与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不能只在科技理性中安身立命，以资本逻辑为代表的理性瓦解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共同体，让人的心灵无法得到安顿，因此，感性世界的建构将成为心灵港湾的需求。在生态世界的建构中，感性世界对“本心”的滋养是关键，而感性世界的建构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一是生态文学作品传统，即经典的生态文学作品，二是创作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生态文学作品可以发挥文学伦理的作用，完成感性伦理世界建构的使命，从而创建人与人、人与物和谐相处的生态世界。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生态世界；生态文学；科学理性

生态文学最初指再现了自然生态被破坏的文学作品，其目的是为了告诫人类自然生态被破坏后的灾难性后果，从而起到警示性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生态破坏现象不仅存在于自然世界，还扩展到人类社会，即生态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学伦理学认为，文学起源于人的伦理需要，其存在目的首先在于伦理教诲，而审美是为伦理原则服务的。[1]（P9）人之所以为人，最本质的是人具有伦理选择，离开了这个选择，人就会滑向“非人”的深渊，触犯某种伦理禁忌，从而受到惩罚。本文以文学伦理学为视角，择取相关生态文学作品，展现生态文学作品发挥伦理功能的过程，并烛照生态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伦理价值。

一、生态文学的根源

生态文学起源于生态危机，是生态危机在文学作品中的显现。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进步强制”，其发展逻辑表现为“不进步”就不是现代社会。这种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大都市正在集聚，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大都市“甚至以更加爆炸性的速度增长”[2]（P37）。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创始人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工业的蓬勃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的决定性力量，而工业持续膨胀的结果是，人类世界在生态方面最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P252）在加拿大小说家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的小说《使女的故事》（TheHandmaid’sTale）中，核工业污染所形成的放射性物质弥漫在空气、河流等自然环境中，使得有生育重任的女性身体“肮脏得就像进了油的河滩……说不定连兀鹰吃了她们的尸体都会毙命”[4]（P181）。核工业的发展原本是为人类提供能源，但畸形的核工业发展却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小说中写到，核工业病毒侵入人体后，在身体内存活的时间比人的寿命还长，人的生命终结并不意味着病毒的死亡，可能还会继续侵害其他的有机体。这种科技理性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在西方的生态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既有具象性的描写，又有关于人类文化命运的反思。反思的结果大都将这种生态灾难归结为人类数千年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仅是核工业，即使是对人类生命起到治疗作用的生物克隆、器官移植技术，也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OryxandCrake）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以倒叙的方式，首先展现了人类被毁灭后的悲惨场景：在一片废墟上，遍地是生物工程制品——鸡肉球、器官猪和秧鸡人。鸡肉球只长出鸡胸脯和鸡腿肉，人类饮食不需要的部位一概没有；器官猪长出供人类移植的器官，如肾和大脑皮层；秧鸡人是一种“人造人”，以生物工程精英“秧鸡”的名字命名，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制造出任何体貌、性情的“人”，这种“人”几乎不需要消费，“只吃树叶、草、根以及一两种浆果”，但却美丽温顺，可以为人类提供随心所欲的服务。[5]（P315－316）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秧鸡将一种灾难性病毒植入进一种常用的维生素胶囊，并准备在病毒发作时出售疫苗，从而大发横财。不幸的是，秧鸡突然死亡，并且在死亡前毁掉了只有他自己能控制的疫苗，从而带来了整个人类的毁灭。由于技术主义的盛行，人类的生存世界不可避免地被技术化，从而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这种技术化要求能够控制外部世界，包括作为特定主体的人。个体被作为物而受到控制，造成了人的物化，从而改变人与世界原初的生态关系，不可避免地带来生态危机。那么，这种技术至上是否可以靠道德来约束呢？换言之，科技理性可否逻辑地推断出道德，而用这种道德对理性自身进行约束呢？康德曾经想建立道德的理性基础，他认为人的行为应由理性规范，只有这一行为对其他所有人有普遍立法的意义才是道德的。[6]（P39）这是无条件的，康德称之为“绝对命令”。他以绝对命令的形式，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做出理性的论证。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实际上难以靠抽象的理性思考来做出道德决定。每一次道德的善举均来自于正义情感的驱动，而这种情感的决断往往与生态文学作品及其他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情感冲击和艺术感染力息息相关。

二、生态文学传统与生态文学创作

在当代，建构感性世界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大众传媒，如赫尔曼（EdwardHerman）和乔姆斯基（NoamChomsky）所言，大众传媒向人提供娱乐和信息，“灌输特定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准则，以便其融入社会整体”[7]（P1）。但这种价值准则往往带有强迫性，人出于本能地进行排斥，即不能心悦诚服地领会到价值观的真理性。因此，建构价值观需要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心灵滋养之源泉来自于这些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生态文学作品并非仅只是对现实的摹仿，而是更多地指向未来。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文学比历史更真实，因为历史只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实，文学是讲述还没有发生、但按着某种内在规律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事。[8]（P1451－1452）生态文学作品指向未来，人类社会的生态原则在生态文学作品中获得感性的显现，由此，读者才能通过进入作品领会到生态原则的真理性。如果现实行为违背生态原则，读者就会自觉地进行调整。因此，生态文学就是由于人类应用先进技术控制并攫取自然，从而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后，文学作品所进行的回应。[9]（P137）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Chatterley’sLover）中，工业文明将文质彬彬的工厂主克里夫变成了残疾，而护林工梅勒斯虽没有文化，却充满活力，从而导致康妮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克里夫，投身梅勒斯的怀抱。按照生态文学的观点，这其实是投身大自然的一种隐喻，喻指人类逃离恶劣的生态环境，回归大自然。有些生态文学作品是对神话、传说的改编。何成洲认为：“北欧的山妖神话在最近二三十年中被挪用和再创作，编制出风格迥异但又深具生态关怀的重要作品。”[10]同时，有些中国生态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受西方作品启发，二者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阿狄生（JosephAddison）的随笔《伦敦的叫卖声》（OntheCriesofLondon）与刘炳善的《开封的叫卖声》就存在渊源关系。前者借狂想客的书信讲述了伦敦嘈杂的生存环境，里面充满着对城市噪音的不满，有的噪音还严重威胁到人的栖居，如一位脾胃不好的绅士出钱让叫卖小贩远离他家的院落。最后，这位狂想客只好请求政府授命，自己对噪音进行一番整治。刘炳善译完这篇随笔后感慨万千，内心涌动起丰富的生命情感，使其联想到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于是写下了《开封的叫卖声》。不同的是，他对中国传统的叫卖声称赞有加，深为各行各业精致的叫卖声所感动，但也展示了现代推销手段的纠缠和对民众正常生活的干扰。刘炳善在作品中对这种纠缠和干扰并未作道德评价，而是让读者进入作品去领会和反省。读者在作品所开启的世界中意识到日常生活中被遮蔽的生存环境，领会到人会在未来的生活中有所抉择，这是生态行为自发性的前提。生态文学作品通过其所建立的感性世界滋养人的心灵，而这一世界需要两种方式来完成。第一是生态文学传统，即经典的生态文学作品，如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约翰•邓恩的诗歌、约翰•弥尔顿的诗歌、哈代的小说、加里•斯奈德的诗歌、托妮•莫里森的小说、阿特伍德的小说，等等。这些作品蕴含着丰富的生命情感，读者一旦领会就会进入作品所建立的场域，从而获得精神寄托。当人内心充满生命情感时，就会产生表达的欲望，但有时又限于自身所掌握的语词和形式的局限，不能彻底表达或完全不能表达出来，导致自己不能认清这份情感，这是痛苦的根源。生活在痛苦中的人易对外部世界产生消极和否定的不良情绪，这种情绪对生活的生态化极为不利，这时需要借助经典作品。中外历史上积淀的生态文学作品丰富灿烂，几乎承载了人类所有的生命情感，这些作品帮助人看清自己的生命情感，能有效帮助人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第二是适合的生态文学创作，即创作出能体现当代人生存命运、容易产生共鸣，让人获得自我对生命情感认同的生态文学作品。世界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是某些特定的人使然，而是当代的文化病症。这种文化病症与经济全球化不无关联，资本的逻辑要求不断增值，这一本性促使资本征服整个世界，侵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如波兰尼（KarlPo-lanyi）所说，这种资本所形成的市场体系，到达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现有居民，还是尚未出生的后代，……这种普遍性的生活方式已经在全球展开”[11]（P137）。当今的经济、教育、医疗、房产等领域均已走向市场化，这一进程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生态原则的迷失。民众在现代性进程中往往随波逐流，最后终于疲于应付资本的逻辑，感到无所适从，由此产生海德格尔所言的“无家可归”之感。优秀的生态文学创作就是要以感性的方式建构起当代人当下的生存场域，显现民众的生命情感，使民众“有家可归”。这种生态文学作品适合性的标志就是能否承载起民众当下的生存情感。

三、生态文学的伦理建构过程

生态文学作品是对伦理禁忌即生态危机的表达，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引以为戒，从而选择合乎人本性的生存方式。如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俄底普斯王》以神谕的方式展现了杀父娶母的伦理禁忌。这是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伦理原则。这种伦理原则以生态文学作品的形式显现出来，读者通过进入作品打开文本世界，领会这一伦理原则的真理性，从而在未来的生活中按感性真理的指引有所抉择，自觉遵守伦理禁忌。在这种伦理禁忌和伦理原则的规约下，人以属人的方式存在着，对于伦理秩序的混乱，深切领悟到危害性，并尽力阻止。这样就容易形成人与人、人与物伦理关系的生态化。因为伦理关系不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还涉及到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物不是统治与被统治、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一种生态的依存关系。最初，人怀有对自然的天然敬畏，认为自然世界体现了神的意志。随着理性主义的兴起，人不断获得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越来越多的认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逐渐非神化，在这个祛魅的过程中，理性处于统治地位，原来的神性由于被认为是迷信与荒谬而被排斥到边缘的位置。人依靠理性，控制和改造着自然界。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人的社会交往变得越来越艰难，人与人之间共同的社会时间秩序被打乱了。[12]（P75－76）理性的过度膨胀造成生态危机，出现了资源枯竭、人际关系冷漠、道德沦丧等一系列问题。因为人常常以趋利避害的理性逻辑对待周围的事物，万事以自己的利害得失为考量原则，这就形成了人对外界索取的本性，一切以“利益优先”成为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是生态批评反对的主要内容。埃克曼（KerstinEkman）的小说《天沟森林中的绿林好汉》（TheForestofHours）“从历史的角度批评和质疑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尤其是那些支撑文明大厦的基础概念，比如，主体、客体、自然、文化以及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建构的规范和制度”[10]。王诺、乔纳森•莱文（JonathanLevin）等学者认为，生态危机主要的根源性问题还是在人，是人的思想与文化决定了人在这个世界中的生存方式[13]（P4），而生态文学作品就是在以感性的方式培育生态的伦理关系。生态文学作品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有其内在原因。政府制定的生态文明规则往往在社会公共领域发挥作用，而在私人领域却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因为人并没有在内心深处领会到生态原则的真理性。生态文学作品却能直达人的心灵，通过其语词改变着人的言说方式，形塑着人的价值观念，让人在作品所打开的感性世界中领会到何为生态，何为反生态。这种感性领会与逻辑范畴的理性解读完全不同，人在理性上能够理解逻辑范畴，但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决定往往不是人的理性做出的，而是由人的感性力量来进行决断。生态文学作品通过感性的方式培育着接受者的生态观。毋庸置疑，生态文学作品在构建人类的生态世界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鲜活的生态文学形象中，人心才容易感受到真理，达到空洞的理论说教无法达到的效果。

生态文学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建立一种属人的生存世界，读者在生态文学作品所构建的世界中领会自身生存的意义，从而体认生态原则的真理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当这种生态的真理性被摄入作品，便被去蔽，从而显现出来，这也就是作品的美，即作品的价值所在。[14]（P56）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显现出生态的伦理价值。老人桑提亚哥在浅海捕鱼84天，一无所获，说明浅海已经被捕捞殆尽，生态环境已经恶化。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小说的开头已经交代：捕鱼已经不是如传统中那样只是满足自己肠胃的需要，而是为了运到市场上去换来大量的货币。正是由于捕鱼的商业化运作造成了海洋生态的恶化。桑提亚哥在捉到大马林鱼时，首先映入其脑海的便是这将换来一大笔钱。年轻人就靠出售鲨鱼肝获得的资本购置了汽艇，这种现代科技一方面提高了捕鱼效率，另一方面也造成大海生态的破坏——往日鱼类丰富的浅海现在已经无鱼可捕。老人在经过84天的徒劳无获后不得已去了深海，与大马林鱼斗争，通过运用人类的理性、计谋终于捕获并杀死大马林鱼后，却又引来了海洋之王——鲨鱼的围攻。深海是鲨鱼的领地，社会是人的领地，老人桑迪亚哥离开了人的社会，而去了属于鲨鱼领地的深海，人与鱼类共生共存的生态平衡被颠覆，最终造成人的失败：大马林鱼被鲨鱼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这对于桑提亚哥而言毫无使用价值。小说的结尾是一对情侣将大马林鱼的骨架当成了鲨鱼的骨架，这寓示人类对大海的无知，在人的眼中，大海只是资源，而非一种与人具有同等地位的存在，这造成人类对大海的过度开发、掠夺，从而造成生态伦理的混乱。海明威研究的知名学者董衡巽和顾尔科（LeoGurko）指出，有人将老人桑提亚哥当作与大自然搏斗的硬汉，尤其有些警句至今常被引用，如“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运用文学伦理学的相关思想就可以看到老人桑提亚哥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大马林鱼并没有给他造成任何麻烦，他却想出种种办法诱骗大马林鱼吞下钓饵，继而一步一步设法找到其藏身之处，然后抓住并血腥地杀死它，其贪婪、阴险、狡诈的形象跃然纸上。[15]（P212）[16]《老人与海》的伦理价值告诫人应该按自然所赋予的尺度去生存，而不能如桑提亚哥那样跨越这一尺度，否则将造成生态危机，人类也将遭遇失败。只有按自然所赋予的尺度去生存，才是海德格尔所言的“诗意地栖居”。“诗意地”（poetically）不是诗情画意，在古希腊语中，“诗意地”的意思是创造，在海德格尔这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指人要遵从一定的尺度，这个尺度属于大地，要按照大地所赋予的尺度生存。为了领会这一尺度，人首先需要认识这个世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般靠理性、逻辑对世界进行处理，而是将世界看成人类的一部分，将世界看成与人类同样平等的存在。

人属于这个自然界，虽然具有理性，但却不是世界的主人，而只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为了真切领会到这一世界的存在状态，必须诉诸感性世界的建构，只有被感性构形，事物才能呈现出其本真的存在意义。领会到生态存在意义的人，才会做出生态的决断，采取生态的行动。卡森（RachelCarson）的海洋三部曲——《我们周围的大海》（TheSeaAroundUs）、《海风下》（UndertheWindofSea）和《海之边缘》（TheEdgeoftheSea）通过对大海世界的感性建构，促使“民众的环保意识开始觉醒，环保运动也逐渐兴起和发展；这些作品还促使美国政府开始正视环境保护问题，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法案被制定出来”[17]。由此可见，生态文学作品中有真理的发生，这种作品改变着接受者的价值观，从而形成人类社会的生态原则。生态文学作品滋润人之“本心”，让其培育起生态的原则，获得精神寄托，通过其在此基础上的外部行为，达到社会世界的生态化。生态文学作品能发挥重要的社会伦理功能，指向未来的美好世界，指引未来世界的发展。未来世界在生态文学作品中预先被演绎，接受者在生态文学作品所展开的世界中，预先知晓未来社会的状况，作品通过改变人们的言说方式，让人领会到生态的意义。因此，生态文学作品参与着人类的生活实践，并为人类的未来指明方向。理性主义的单向度发展造成人与自然的失衡、人与他人的不和谐，这些都是现代性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而且无法单靠理性自身来解决。感性的生态文学作品在此将发挥重要作用，它为人的伦理道德提升提供文本，使人类在未来的伦理生活中有所抉择，由此自觉地践行生态原则。由于生态文学作品指向未来，一旦在生活中出现了有损生态的行为，生态文学作品就会开始发挥警示作用，让人自然联想到作品中描绘的生态危机的可怕后果，从而奋起斗争，自觉规训自身的主体行为、维护世界的生态化。如果在感性领域中缺乏对生态性的领会，人类的生态进程就会受到自觉和不自觉地阻碍。总之，生态文学作品在生态世界的构建中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为人类建立精神家园，使人获得心灵寄托，让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和谐相处。因此，召唤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将是时代的要求。

作者：伍艳红；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