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学到民俗艺术学的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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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杂志》2014年第三期

1987年我和郭于华作为首批民俗学博士生入学北京师范大学师从张紫晨先生之后，民俗学的研究成为我专攻的方向。20余年来，我在民俗学的研究中，主要对民俗学的基本理论和民俗文化的一些专题进行了研究，也部分涉及了比较民俗研究等领域。在民俗学的理论研究方面，我曾出版了《应用民俗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国都市民俗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作为开创性的选题，它们丰富了民俗学的学科体系，开辟了我国民俗学理论研究的新方向。《应用民俗学》包括“概论”、“应用对象论”、“应用功能论”、“应用资源论”、“移风易俗论”、“当代应用概说”、“应用前景论”和“结语”八章，初步建构了应用民俗学的研究体系。该书指出，“应用民俗学是以民俗为教育手段，干预生活、改造社会的学科，同时也是以民俗为开发对象，对其加以勘察、利用、保护及管理的学科”。其理论构架主要是“移风易俗论”、“民俗资源论”和“民俗工程学”。与一般文章提及“应用”就是讲“开发”和“产业”不同，《应用民俗学》在辨析“迷信”与“俗信”的异同时，强调它还有对陋俗加以移易、批判、劝诫的任务。该书还提出，民俗应用的三个要素是“应用者”、“应用源”和“应用场”，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应用的基本建设应包括市场建设、基地建设、社区建设和队伍建设；民俗应用的实质可判断为“文化的选择”、“文化的保护”、“资源的开掘”和“文化的创造”。《中国都市民俗学》系我国第一部有关都市民俗学的研究著作，它在对中国古代都市民俗的梳理，以及对当代民俗生活的变迁和城乡民俗整合趋向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以“主体与时空流动论”、“民俗中心转移论”和“传统与现代磨合论”三个新的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都市民俗。直到本世纪初，还有人认为，中国民俗在农村，都市里没有民俗，该书以大量古代都市民俗资料和当代都市职能及都市民俗特征的归纳对此做出了回应。该书针对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指出，由于都市与乡村空间分野的客观存在，“田野作业”已不适合作为都市民俗的研究术语，可用“社区作业”或“街区作业”等新词来替代，以符合都市民俗采集的环境特点和研究工作的实际。在民俗文化的专题研究方面，我先后出版了《中国鱼文化》（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祈禳：求福•除殃》（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风俗探幽》（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镇物》（台北东大出版公司1998年）、《中国祥物》（台北东大出版公司2003年）等专著。

《中国鱼文化》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研究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有关鱼文化的民俗专题论著。014它以历史上的各类鱼图、鱼物、鱼俗、鱼信、鱼话为研究对象，选取多学科的视角，通过内涵阐释、功能探究、鱼谜揭解和演进分析，以展现鱼的大千世界和人的精神宇宙。作为超学科、多层次的复合研究，它把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学、考古学、文化学等学科统合起来，提出重申了一些创见，如金鱼献宝故事的源头在中国，鱼为星精兽体的象征，孟姜女的原型为善哭善织的海人鱼，和合二仙的象征形象来自波斯女神阿娜希塔，河姆渡文化时期鱼与小儿同食的野蛮风俗是中古西南地区杀食头胎为“宜弟”的先型，等等。对我来说，该书的写作开始形成注重理论阐发与实证研究、古籍文献与艺术图像、行为信仰与口承资料互证互补的研究风格。《中国镇物》作为我国第一部镇物文化研究的专著，包括“导论”、“岁时镇物”、“护身镇物”、“家宅镇物”、“路道镇物”、“婚丧镇物”、“御凶镇物”、“结语”等部分。所谓“镇物”，又称作“禳镇物”、“辟邪物”或“压胜物”，它以有形的器物表达无形的观念，在心理与风俗的层面帮助人们面对各种实际的灾害、危险、凶殃、祸患，以及虚妄的神怪鬼祟，克服各种莫名的恐惧与困惑。作为文化象征的产物，镇物以非实验的方式，用加工过的自然物或人工物来建立自然世界与幻想世界的同一；作为巫术信仰的物化，它借取虚构的“超自然的力量”，以图对他人、他物或环境加以控制；作为宗教的通神法物的泛化，随着民间文化选择和长期俗用的结果，它强化了排解种种生活困惑的工具性质；作为风俗探秘的符号，它往往表现为心象与事象的叠合，并在各种装饰性的外观下隐含着风俗生活的秘密，也展现着人类的多彩思维和奇妙创造。对源头悠远、形制庞杂的镇物，我做了“四不”的概括，即：无时不有的文化载体，无处不在的象征符号，无物不用的生成方式，无人不与的民俗情境。在民俗学的专题研究方面，我在国内外发表过论文数十篇，包括《论先秦诸子的鬼神观》、《论民间信仰的研究体系》、《祖道軷祭与入山镇物》、《石敢当与山神信仰》、《论佛学的俗用》、《试论乡野道教》、《魂瓶钱树与释道融合》、《南京郊外的傩文化传承》、《中国园林建筑中的民俗观》、《荠菜花与上巳节》、《春节文化符号的释读》等，涉及多个研究领域。在域外民俗和比较民俗的调查研究方面，我出版了《问俗东瀛》一书（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发表了《东方鱼文化三题》、《中日民间信仰研究的历史回顾》、《中韩元夕民俗三题》、《中国纸马与日本绘马略论》、《中在家花祭的文化隐义》等论文。

1996年底我获得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长期项目，于1997年3月至1998年1月在日本东北大学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合作研究，其间我在日本东北地区的宫城、山形、福岛、岩手、青森等县多次开展民俗调查，后利用搜集到的资料和考察笔记写成《问俗东瀛》一书。该书包括“墓地调查”、“船冈赏樱”、“乡村做客”、“恐山之行”、“山形采风”、“原野探旧”、“仙台节日”、“民俗艺术”八个部分，以田野作业中的所见所感为主，记录了日本的风俗与信仰，以及考察过程，同时对中日的当代墓制、蚕神信仰、七夕民俗等进行了比较研究。该书指出日本的神异动物河童可能来自中国的猴、马传说，而在寺庙、商店和情人旅馆中常见的狸的塑像，则来自罗马人用以结缘的信仰风俗。这些观点均有创新的意义。2009年我应邀参加了日本的国际研究项目“东亚的祭祀艺能研究”，项目的周期为4年，第一年在日本爱知县东荣町中在家对“花祭”傩仪做实地考察，之后我分别在中国和日本发表了《中在家花祭的文化隐义》一文。日本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关注和考察“花祭”活动，认为它与中、韩文化有联系，但其中很多东西还看不出它的真正意义。我的文章着重对“花祭”中的一些象征元素做出解说，指出与中国文化的承继关系。文章的“结语”作了这样的概括：“日本东荣町中在家的‘花祭’名称与‘花树’相联系，是‘花树’迎神、送神意义的概括。‘花祭’仪式的信仰中心是山神崇拜，‘花祭’中的神鬼都是‘山神’的形象。‘花祭’作为带有巫傩风气的民间信仰活动，其中有宗教哲学的因素，即主要来自中国的两仪五行观。‘花祭’中的日月切纸、庭火与山泉、山神与水神、煮沸的开水等，包涵着‘阴阳两仪’的隐义；而‘金、木、水、火、土’切纸，拜五方，五遍舞歩等，则透露出‘五行’观的哲学影响。”《中日民间信仰研究的历史回顾》系与日本学者铃木岩弓教授合作由我执笔的文章，旨在对百年来中日民间信仰的研究做学术史的总结，并归纳它们之间的异同。文章指出，中日一百年来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具有学术的与社会的双重意义，是近现代文化思潮与社会生活的曲折反映。文章归纳中日民间信仰研究有着以汉字作为概念名称、早期都译介并借鉴西方学者相关理论、都以采集整理和理论概括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均以本国的为主等共同点，同时着重指出它们的相异方面：中国将贫弱之根归于“迷信”，视其为“种灭国亡”之祸，而日本视民间信仰为“民族精神”的体现，并欲发扬其中潜含的“文化创造的因子”；中国由民间信仰而强调启蒙的任务，并以倡导科学与教育作为革除迷信的手段；日本的民间信仰在国内是为了认知和保护自身的传统，在殖民地则为了对异文化加以把握。

我对民俗艺术的研究经历了从专题探究到理论建构的过程，并逐步从民俗与艺术的交叉研究过渡到对“民俗艺术学”这一学科的建设。我从1999年开始在“艺术学”学科内招收民俗艺术学方向的硕士生，从2003年开始招收民俗艺术学方向的博士生，这一方向目前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中仍然是唯一的。至今，我已培养获得学位的民俗艺术学硕士23人，民俗艺术学博士18人，另有专攻这一方向的3名博士后人员出站。我曾发表过《<八宝图>与建筑装饰》、《民间小戏略论》、《中国纸马与佛教艺术》、《祈年礼俗与神马地画》、《虎图虎俗的文化探秘》、《钟鼓•琴•琵琶———中国吉祥乐器摭谈》、《沉醉于民俗艺术的园田》、《灵岩寺泥塑罗汉吉祥衣饰探究》、《切纸•面具•神像———日本民俗艺术三题》、《高淳花台会与乡野戏剧教育》、《论民俗艺术学研究》、《南京高淳水陆画略论》、《山西常家庄园影壁花墙砖雕的文化功能》、《民俗艺术研究的历史回顾》、《论民俗艺术学体系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论民俗艺术传承的要素》、《略谈书法与民俗艺术》、《民俗艺术传承的结构与层次》、《论民俗艺术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等研究文章。在民俗艺术研究的著作方面，我出版了《中国纸马》（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江苏纸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民俗艺术学》（南京出版社2013年）等著作。

《民俗艺术学》一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的最终成果，由我及我培养的已获得博士学位的几位课题组成员共同完成，我制定了全书的写作框架和理论基调，写作了其中的4章，并通改了全稿。作为第一部民俗艺术学理论著作，它构建起学科的理论框架，开辟了艺术学的分支学科。该书包括“绪论”、“民俗艺术学体系论”、“民俗艺术学方法论”、“民俗艺术类型论”、“民俗艺术特征论”、“民俗艺术功能论”、“民俗艺术传承论”、“民俗艺术审美论”、“民俗艺术作品论”、“民俗艺术应用论”、“民俗艺术传播论”“、民俗艺术保护论”共12章。《民俗艺术学》首先进行了概念界定，对“民俗艺术”、“民间艺术”、“民艺”等做了辨析，指出：民俗艺术，系指依存于民俗生活的各种艺术形态，作为传承性的下层艺术现象，它又指民间艺术中能融入传统风俗的部分。从主导方面说，“民俗艺术”的概念是以传承性、风俗性对下层社会的艺术创造所做出的文化判断；而“民间艺术”的概念乃基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的分野，强调其下层性的特征；至于“民艺”一词，则出于对某些艺术形态的创作与应用主体所做出的身份认定和类型划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基点为“传承论”、“社会论”、“象征论”，它们分别从存在特征、属性风格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构成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基础。民俗艺术学的研究体系包括民俗艺术志、民俗艺术论、民俗艺术史、民俗艺术批评、民俗艺术应用研究、民俗艺术专题研究等基本范畴，其体系随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而不断地充实和严整。

该书还对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做了综述和小结，指出其以下阶段性的特点：1.1949年以前，我国的民俗艺术研究以常任侠、岑家梧等为代表，他们主要从艺术史的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提出了“民俗艺术”的概念，但对“民俗艺术”、“民间艺术”等又未从理论上加以厘清，概念的混用正反映了民俗艺术研究在初始阶段的学术状况。2.台湾的民俗艺术研究，在30年前基本沿袭常任侠、岑家梧、凌纯声等学者的治学思路和研究方法，在民俗艺术的研究中同时注意田野调查、宗教艺术、山地文化等方面，对“民俗艺术”开始思考并提出“善加保护”和“维护”的问题。近10余年来，台湾开始在高等院校设立民俗艺术的研究机构，注意“以民俗艺术为核心”，汇集众多相关学科，同时强调本地民俗艺术的调查和理论基础的建立。3.近20年来，中国大陆的民俗艺术研究和民俗艺术学教育取得了突出的进展，相关论著的出版、民俗艺术学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设立、民俗艺术相应机构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开展等，都反映了中国民俗艺术研究的拓展和繁荣。四早在20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短文，与青年学生们谈治学的感悟，当时我说了三点，现在我愿在此重提：1.敏而好学，锲而不舍。所谓“敏而好学”，就是要以创造性思维引导自己，善于在学习中总结规律、发现问题，在摄取各类知识的时候，不是生吞活剥，而是力求理解、消化，并做出取舍。同时，要广开知识的信息源，培养多种兴趣，在治学中始终保持一个或几个“焦点”，把接受与求索统一起来。所谓“锲而不舍”，主要指恒心与毅力，要经得起失败学界名家的痛苦和成功的欢乐，不因挫折而气馁，也不因一时的成功而固步自封。所选择的课题最好要有系列性或递进性，不满足于“满天星”，而力求“众星拱月”。2.另辟蹊径，独上高楼。治学中应注意选择并调整自己的专攻方向，尽可能走前人没走过的道路，努力开辟新的学术空间。这除了要多阅览，了解学科的研究状况之外，也要有开辟新视角的意识和勇气。治学者在认定开拓路径之后，还要有“独上高楼”的志气，向最高水准进发。尽管并非人人皆做得“一流”，但树立一个较高的目标能成为自己不懈努力的动力。3.博采精研，融会贯通。任何学术成就都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的新的开拓，因此，“另辟蹊径”也要博采众长。同时，知识与真理并非出于书本一途，更应注意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从现实的生产与生活中寻找资料和问题，加以思考和取舍，并力求严谨、扎实。所谓“融会贯通”，除了知识层面的应用外，也包括研究方法的选择。对具体问题的探究不囿于人为的学科分类，可以超学科多层次的复合研究取代单学科的孤立研究。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是丰富复杂并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只有多维视角与交叉研究才有助于洞察对象的实际，从而引出科学的结论。

作者：陶思炎单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