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文物学研究热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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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基于考古发现、田野调查的研究为一大主流

80年代以来，戏曲文物学研究范围、基本理论以及田野作业方法基本确立且快速发展。学界更加重视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新发现的戏曲文物，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是可观的，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层出不穷。为了编纂《中国戏曲志》中“演出场所”、“文物古迹”两项内容，由此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戏曲文物普查，规模空前，至1999年三十卷本出齐，为戏曲文物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1984年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的成立，预示着专门性的基于戏曲文物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的研究工作走上正轨。1986年刘念兹在《戏曲文物丛考》中正式宣告“戏曲文物学”问世②。之后，众多学者与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师生同仁积极主动地投入戏曲文物的调查研究，新的戏曲文物不断发现并报道，相关课题的调查报告、论文、著作迅速增多，研究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有力地夯实了戏曲文物学的学科基础。由该所与中国戏曲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华戏曲》成为戏曲文物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每辑都有对新发现的戏曲文物的公布与研究。这一时期主要成果有，以黄竹三先生为首的山西师院戏剧文物研究组撰写的《元初戏剧演出的重要史证———山西新绛元墓戏雕考述》（《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2期）运用田野调查所获戏曲人物砖雕结合金代侯马戏佣和洪洞元中叶杂剧演出壁画进行考证，揭示其在戏曲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引起学界关注，并被1983年《中国戏剧年鉴》全文转载。另外，自1985年以来在山西陆续发现了多种明清赛社礼仪抄本③，相关学术成果公布于《中华戏曲》、《戏曲研究》、台湾《民俗曲艺》等刊物，被视为20世纪戏曲研究界重大发现之一。

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戏曲文物田野调查考古发掘更加重视，专业性更强，研究更为深入。主要成果有：冯俊杰先生《中国现存最早的神庙戏台》（《戏曲研究》第58辑）、延保全《山西高平市发现一座有纪年之金代舞庭》（台湾《民俗曲艺》104期）向学界公布了山西省高平市王报村二郎庙戏台是我国目前发现的现存最早的戏台，这一座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修建的戏台，即使是《中国戏曲卷•山西卷》也未见载录，这为学界研究金代戏台实例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资料，之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山西日报》等作了相关报道，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2009年4月，陕西省韩城市宋墓戏曲壁画的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关注，焦海民、姚小鸥、康保成、延保全分别撰文考述。车文明先生《北宋“舞楼”碑刻的新发现》（《文学遗产》2011年5期）向学界公布了位于山西长子县南鲍村汤王庙内的北宋舞楼碑———《大宋故汤王之庙碑》，并对其进行了缜密的考证，为研究北宋“舞楼”提供了又一重要依据。戏曲文物的新发现，大大补充了戏曲史料的不足，正如冯俊杰先生言：“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愿和期待而改变，出乎意料的发现总能昭示出戏曲史研究的某些空白或缺憾，具有补证与开拓新领域的无可替代的价值。”④随着田野调查与考古发现工作的不断拓展与深入，运用新发现的戏曲文物重新论述戏曲文化史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成为当前戏曲文物学科研究的普遍趋势。

二、区域性、专题性研究较为盛行

戏曲文物学经过了长期微观的、个案式的研究积累，逐渐迈向了针对一定的戏曲文物类型，进行专题性、区域性的研究之路。就研究对象来看，戏台、戏曲碑刻、戏曲壁画、戏曲雕塑、舞台题记、服饰道具等类型的戏曲文物受到学者们的持续关注。针对戏曲文物的区域性研究持续升温，以山西省为最，北京、河南、浙江、江苏、福建等次之，东北三省、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较为薄弱。区域性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掌握区域内戏曲文物资料，并充分结合地域民俗文化加以研究，从中看出各区域戏曲文化活动真实面貌，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如以山西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有刘念兹《从建国后发现的一些文物看金元杂剧在平阳地区的发展》①、廖奔《从平阳戏曲文物遗存看元代杂剧发展的时空序列》②、黄竹三《谈山西的戏曲文物》③、薛林平、王季卿《山西传统剧场建筑》④、冯俊杰《山西戏曲碑刻辑考》、《山西神庙剧场考》⑤、杨太康、曹占梅《三晋戏曲文物考》⑥、张林雨先生的《山西戏剧图史》⑦、段建宏《戏台与社会：明清山西戏台研究》⑧、牛白琳《明清太原府剧场考论》、李文《金代河东南路戏剧研究》⑨、曹飞《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等⑩，这些论文与著作以山西省内子区域或山西整体区域的戏曲文物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了解山西民间赛社演剧提供了重要依据。有类型性的专题研究，亦有综合性的系统研究，实践证明区域性的研究，辅以定性与定量式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可行的。类似研究有廖奔、杨健民等对河南地区戏曲文物遗存的研究。其他省份地区的戏曲文物研究主要以古戏台为研究对象，这是区域性研究与专题性研究的有机融合。需要说明的是，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是我国唯一以戏曲文物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有较为稳定的研究团队，再加上山西又是戏曲文物大省，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故学界对山西戏曲文物研究相对来说是比较充分的，但就目前戏曲文物调查以及研究现状来看，晋东南地区的戏曲文物遗存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凸显出明显优势，对此区域进行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应该是未来戏曲文物区域性研究热点之一。关于专题性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古戏台的研究为一大主流。自卫聚贤先生开古戏台研究先例以来，古戏台研究一直是戏曲文物界学者关注的焦点，也是新世纪以来戏曲文物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就专著而言，主要有周华斌《京都古戏楼》、与朱联群合作《中国剧场史论》和《中国剧场史资料总目》、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车文明《中国神庙剧场》、《中国古戏台调查研究》、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考》、罗德胤《中国古戏台建筑》、吴开英主编《中国古戏台研究与保护》、王季卿、薛林平《山西传统戏场建筑》、罗丽容《中国神庙剧场史》、曹飞《敬畏与喧闹：神庙剧场及其演剧研究》等，以古戏台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题性研究，需要进行艰苦的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这些著作从古戏台的建筑形制、结构演变、演剧习俗、保护修缮以及与历代戏曲艺术形态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极大丰富了我国戏曲史、剧场史的研究。随着田野调查的进一步深入，还将有大量的戏台及其相关研究予以公布。

第二，随着寺庙、墓葬中大量戏曲壁画、砖雕的发现，戏曲的舞台形象探讨成为戏曲文物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如宋元戏曲，此前只有剧本传世，舞台形象资料难以寻觅，戏曲壁画、砖雕的发现与研究填补了此项空白，早在50年代，刘念兹、徐苹芳、周贻白、赵景深等学者先后对新发现的戏曲壁画、砖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运用文物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对宋杂剧、金院本、元杂剧的角色数量、服饰装扮、舞台场面等内容作了深入研究。之后，延保全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关注宋金元时期砖雕、石刻、壁画中的戏曲形象以及演剧场景等方面的研究，不仅有针对某一墓葬戏曲砖雕的个案分析，而且有一系列关于宋元杂剧脚色行当的专门考证，陆续发32014表于《中华戏曲》等刊物①。元鹏飞对此方面用力较勤，在攻读硕士、博士期间先后完成《河南省宋金戏曲文物考论》、《戏曲与演剧图像及其他》两篇学位论文，以戏曲砖雕图像为切入点研究戏曲脚色以及演出场景②。另外，黄竹三、周华斌、冯俊杰、徐子方、廖奔、康保成、车文明等学者也陆续对戏曲砖雕壁画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过去影像技术欠发达的条件下，戏曲砖雕、壁画等舞台形象的遗存显得异常珍贵，它是后人认识、研究旧时戏曲艺术穿戴扮像、身段功架、神情仪表、剧目演出场景等方面的重要的舞台形象资料，对于认识不同时期戏曲演出形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戏曲碑刻的整理研究也是戏曲文物学科的重点之一。20世纪30年代，张次溪《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后收入《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松筠阁书店1937版）首开戏曲碑刻整理先例。之后，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版），1954年欧阳予倩发现了广州外江梨园会馆的戏曲碑刻，冼玉清对其进行了解析③。冯俊杰《戏剧与考古》、《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曹飞《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等都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选取一部分戏曲碑刻进行专门考证，展现了山西民间神庙剧场赛社演戏习俗的种种迹象。另外，学者们在考证神庙剧场、戏曲砖雕壁画、赛社礼节抄本、舞台题记等过程中，碑刻资料的重要佐证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碑刻对于一座庙宇的创修、演剧习俗以及各区域内神庙剧场兴衰更迭、赛社习俗的真实面貌都有相关的记录，是研究民间戏曲活动的重要资料。第四，舞台题记的整理研究是戏曲文物学科的新宠儿。其中以山西地区发现居多，栗守田、杨太康、曹占梅、暴海燕，以及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师生等关注较多④。其他省份，有杨榕对福建省舞台题记的调查⑤，应志良对浙江新市刘王庙舞台题记的考证⑥。舞台题记是关于上演剧目、戏班、演出时间以及伶人心情的真实记录，展现了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时间民间戏曲活动的真实面貌，弥补了传世文献对其载录不详或失载的缺失，为研究民间演剧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已成为戏曲文物研究的热点之一。

三、多元化、系统性研究层出不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学界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潮，拓宽了戏曲文物学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的变更以及学术观念的转变，促使了其治学思路的调整。刘念兹在为“戏曲文物学”命名时就指出其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之后，在《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序》中认为戏曲文物学的研究范围是：“在戏曲史学与考古学结合的基础上，还广泛涉及历史学、民俗学、文化艺术史、金石学、古器物学、古建筑学、服饰学、文献学和美学等各门学科”⑦。戏曲文物学研究的广泛性，为戏曲研究界开拓了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随着多种学科之间边缘性、交叉性的不断增强，戏曲文物学科也势必需要拓宽视野，主动汲取相关学科领域的专门知识、基础理论及研究方法，为进一步多层面、多角度地鉴定戏曲文物，研究戏曲文物所反映的特定时代的戏曲文化内涵开辟了新的广阔领域。如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杨建民《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等著作，选取舞台、砖雕、壁画、碑刻、道具等多种戏曲文物，将文物、文献、民俗资料三者有机结合，运用“三重证据法”对相关戏曲形态进行了多元化系统分析的尝试。新世纪以来，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在充分掌握戏曲文物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戏曲形态的发展进行重新审视。车文明《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对戏曲文物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学科性质以及学术工具、研究方法等作了进一步阐发，廖奔先生为此书作序，认为其显示出“戏曲文物学导论的构设”框架。此著首次从正面的、以整体学科为对象来审视戏曲文物，以附录的35万字戏曲文物资料为基础，从剧场史、演出史、观念史等各方面考证、审视戏曲文物所包含的戏曲文化价值内涵，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使戏曲文物学科的理论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戏曲文物的专著《中国戏曲文物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由黄竹三、延保全合作完成，对戏曲文物学的定义、类型以及研究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发明，系统性、综合性、理论性得到了充分体现。戏曲文物学科的不断发展，对广大学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戏曲史上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借助于大量的戏曲文物的发现与研究来解决，上述戏曲文物学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昭示了戏曲文物学的发展方向，丰富了戏曲文物学的学科理论基础。

作者：王潞伟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戏剧与影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