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发展中的皇太极教育思想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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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研究杂志》2014年第四期

一、推行教育

1．命儿童读书，定读书年限皇太极越来越意识到政权的稳固不仅要靠铁骑硬弓，而且还需要统治集团占据文化的制高点。如果只有勇猛的攻击能力，而缺少坚毅忠贞的精神和高超的智慧，即使已经占领的城池也会再丢失，已经俘获的百姓也会逃亡，已经建立的政权也可能被他人推翻。要使八旗子弟尤其是众贝勒、大臣子弟具有“忠君亲上”的品质和高超的智慧，就要让他们接受教育，掌握知识。天聪五年(1631年)闰十一月，皇太极降汗谕:“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得毋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与?独不思，昔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今我兵围明大凌河城，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而去者，岂非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如有不愿教子读书者，自行启奏。若尔等溺爱如此，朕亦不令尔身甲出征，听尔任意自适，于尔心安乎?其咸体朕意，毋忽。”［5］首先，他开宗明义，说明“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的目的是“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他办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这些儿童从小养成“忠君亲上”的品质，而“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只是实现“忠君亲上”的途径。他又分析了诸贝勒、大臣不愿送子读书的原因。“不令就学”是因为“溺爱子弟”;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紧接着他把弃守滦州、永平、遵化、迁安四城的阿敏贝勒与死守大凌河城的明朝军队作比较，指出丢失城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未尝学问，不明理义”，而明军能做到“人皆相食，犹以死守”则是由于“读书明理”，因而能“为朝廷尽忠”。最后，皇太极作出规定:“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他同时暗示了违反此项规定的惩处措施———“不令尔身甲出征”。虽然他是以假设的口吻说出，但诸贝勒、大臣都明白这话的潜在含义，即革职或不再任用。在那个年代，披甲出征既是男子建功立业的机会，同时也是获取财富的重要途径。“不令出征”则意味着断了财路，更无升迁的可能。皇太极对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的规定，得到了汉官们的赞许，其中以胡贡明的奏疏最具代表性，并且受到了皇太极的恩准。［6］奏章说:“皇上谕金、汉之人都要读书，诚大有为之作用也。但金人家不曾读书，把读极好的事反看作极苦的事，多有不愿的。若要他们自己请师教子，益发不愿了。况不晓得尊礼师长之道理乎?以臣之见，当于八家各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然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当将一国秀才及新旧有才而不曾作秀才的人敕命一、二有才学的，不拘新旧之官，从公严考，取其有才学可为子弟训导的，更查其德行可为子弟样子的，置教官学。顺设养廉之典，供以衣食，使其无内顾之忧。尊以礼貌，使其有授教之诚。崇以名分，使其有拘束之严。小则教其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则教其子、臣弟、友、礼、义廉、耻之道。诱掖奖劝，日渐月磨，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礼，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况考校乃历代之大典，不行考校，则人不读书，而真才无上进之阶。举孝廉，乃汉朝之美政，不举孝廉，则人不学好，总有才学，为政必乖。伏乞皇上并法行之。一则，可为我国取材济世之明制;二则，可以昭我万世不朽之盛事也。”［7］在这一奏章中，胡贡明首先肯定了皇太极要求八旗子弟读书的命令是“大有为之作用”。他又分析了满族人对待读书学习的心理状态，并提出了“八家各立官学”的建议。他还就教师的资格及聘用、教师待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目标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这些论述完全符合皇太极所设定的教育目的。胡贡明还论述了科考取士对送子读书的促进作用。2．开科取士，促进教育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家的一个创举。这一制度始自隋唐，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皇太极借鉴了汉族统治者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把知识分子纳入其统治机构，是满族统治者治国理政方面的进步。它改变了以战功擢升官员的唯一标准，标志着满族政权逐步走向文官体制。同时，以科考擢用官员，可激发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对教育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读书学习成为社会底层人民向上层浮动的通道，是扩大教育规模的政策推力。满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其治下的人民包括满、蒙、汉等多个民族，因而它的官僚体系中肯定要由来自三个主要民族的官员构成，它的科举考试也必然是多民族、多语言的，所录用的官员也有着不同的民族身份。不仅如此，所录用的生员也有语言特点。天聪八年，“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满洲习汉书者查布海、恩格德，汉人习满书者宜成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蒙古习蒙古书者俄博特、石岱、苏鲁木，共十六人俱赐为举人”。［8］3．重用生员，助推教育生员，是对知识分子的称谓。皇太极重视文化、教育事业，还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的善待和重视。天聪六年(九月)皇太极下令“八旗教习汉文生员(每旗二人)，报汗获准后，各免二丁之徭役”。［9］给作为教习的汉文生员(即教师)每人免除二丁徭役是极大的恩惠，使这些教习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皇太极重视教育及教师，还改善被裁撤教师的待遇。天聪六年十月，“正黄旗刘生员、邵生员，因超额被除名。彼遂告于汗曰:‘教习汉文之生员四人，我等教授两旗子弟已十二年矣。我等所教授之二木拜、巴敦、恩德依三人均被录用。新入两旗诸大臣之子弟，亦共同教授两年矣。丑年(天命十年，1625年)屠戮生员时，蒙汗眷顾，择而养之，命我等教授汉文，并将被戮生员家中诸物，悉赐我等。凶年赐银命购粮而食。今又蒙汗眷顾，命教授汉文之生员等，各兼男丁二人，免徭役。而正黄旗因生员超额，仅命董生员、黄生员教习，而将刘泰及邵生员我等二人革除，充当差役。更将我等所教授之镶黄旗新旧子弟，命镶黄旗新进生员教授。今特将我等教授十二年之苦，报知于汗。’汗遂命二生员各免二丁徭役”。［10］从这段史料不难看出，“丑年屠戮生员时”，皇太极保护了一部分汉族生员。同时可知，教授汉文的汉族生员受到优待:“免二丁徭役”。“因超额被除名”的二位生员也受到了皇太极的优待。这可以视为皇太极重视“教师”，重视汉族“教师”的例证。皇太极不仅善待自己统治区内的读书人，就连对明朝辖区内的汉族生员也表现出垂爱之心。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亲率大军入略中原。“十二月初一日，大军起行，西趋良乡，行猎南苑。遂渡浑河，至良乡城东山岗驻营。是夜，招城主知县降，不从。初二日卯刻，正蓝旗先登，即克其城。尽诛军士大夫。收养之生员六人”。［11］正是由于皇太极实行对读书人的优待政策和准许上奏自陈制度，处在民间的归降生员才敢于直接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情况。崇德元年六月，正白旗佟三牛录下生员刘奇遇、刘弘遇上奏，自陈由明朝归附有功，“伏乞圣汗轸念穷困，豁免差役”。皇太极看过奏章，命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考试刘奇遇、刘弘遇兄弟之优劣”。“三大学士以刘弘遇可用为文职入奏，遂授为弘文院副理事官，免其兄弟徭役各三丁”。［12］4．强化民族意识，弘扬民族文化从皇太极实行的种种政策看，他对汉文化持接纳和学习的态度。但是，面对汉文化强大影响力的冲击，他时刻保持着警惕。他力求吸取汉族文化中的精髓，尤其是教化人民，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等方面历代帝王的经验。与此同时，他又非常坚定地维护以“国语骑射”为显著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坚决抵制汉族习俗，防止被汉化。(1)官名、地名满语化以本民族语言命名官职、地名是一个民族文化走向成熟的表现。从原始社会一路走来的满族共同体，自从建立了本民族的政权以后，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同时，其各部落的文化习俗逐渐趋于统一。经过八年的探索，皇太极即位以后，对内建章立制，调整国家机构，发展经济，壮大军队。对外进行武力扩张和掠夺，既扩大了版图，增加了人口，也增强了国力。至天聪八年(1634年)，基本完成了作为一个以女真(满洲)人为主体的国家建设。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文化体系基本形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太极训谕，创立属于自己的制度，保持本民族文化，以求政权“能垂之久远，永世弗替”。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把官名、地名“易以满语”，而且明确规定:“仍称汉官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也，察出决不轻恕”。［13］(2)拒绝汉俗皇太极熟读史书，常常借古喻今，教育众王、贝勒、大臣使其认识保持本民族传统风俗的重要性。他时常以金朝习染汉族习俗导致灭亡的教训警告众王、贝勒、大臣，以放弃传统则国亡的历史观教育众人。他命令满洲八旗子弟要谨遵祖制，常习骑射。崇德二年四月，他专门圣谕，告诫众王、大臣:“此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也。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踈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俱令遵照国初之制，仍服朝衣，且谆谆训谕者，非为目前起见也。及朕之身，岂有习于汉俗之理?正欲尔等识之于心，转相告诫，使后世子孙遵守，毋变弃祖宗之制耳。朕意如此，尔等宜各陈所见。”［14］他认为“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他强调指出满族“以骑射为业”，服制为立国之经。只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经常习练“弓矢、田猎、行阵”，“武备”才不致荒疏，军队才能永葆战斗力。皇太极这一“国语骑射”教育思想，寄希望能贯穿于清朝始末，后来清朝历代皇帝也是在极力推行之。但是，发展到清末，随着满族的逐步汉化，终究使满族的“国语骑射”无法贯彻和推行下去了。

二、建章立制，化民成俗

(一)民间法规为了使民间纠纷案件得到及时有效的审理，避免大小案件都送交刑部，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癸巳，皇太极下诏令，对民间可能出现的纠纷规定了具体解决办法，并规定像借粮、狗咬伤牲畜、牲畜毁坏庄稼等小纠纷，“俱令各该牛录额真即行审结。事有大于此者，送部审理”。［15］这一诏令不但规定了民间因琐事而出现纠纷的解决办法和程序，也为民间的彼此交往活动提供了准则，把许多可能出现的民事纠纷案化解在萌芽状态。因此，它具有更大的社会教育意义。

(二)婚娶制度联姻是部落间结盟、笼络大臣的一种重要途径。努尔哈赤就曾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何和礼;为了与乌拉结盟，对布占泰更是“妻以三女，三为我婿”;明将李永芳来降，立刻招为额驸。到皇太极时代，这种出于政治需要而缔结的姻缘仍然盛行。基于此，天聪九年(1635年)三月，皇太极通过户部贝勒德格类传谕:“嗣后，凡官员及官兄弟、诸贝勒下护卫、护军校、护军骁骑校等女子、寡妇，须赴部报明。部中转问各该管诸贝勒，方准嫁。若不报明而私嫁者，罪之。其小民女子寡妇须问明该管牛录章京，方准嫁。凡女子十二岁以上者许嫁，未及十二岁而嫁者，罪之。其专管牛录与在内牛录皆同此例。”［16］这样，女子出嫁的法定最低年龄为十二岁;出嫁需要得到牛录章京或该管贝勒的批准。天聪六年三月，皇太极说:“前禁不许乱伦婚娶”“乃古圣王之成法”，“今仿而行之。”［17］我们可以推知至少在天聪六年三月之前就已经下令禁止“乱伦婚娶”。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改元称帝伊始，再次下令:“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凡女人若丧夫，欲守其家资、子女者，由本人，(家)宜恩养;若欲改嫁者，本家无人看管，任族中兄弟聘与异姓之人。若不遵法，族中相娶者，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汉人、高丽因晓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我想及此，方立其法。我国若有淫乱之人，欲娶族中妇女者，其夫死后不许哭。心内既欲娶其妻，外则虚哭之何为?此言欲令愚鲁之人晓之，今禁革，不许乱娶。”［18］此次禁止乱伦婚的命令较前更为严厉且具体明确，规定了丧夫妇女选择守寡或改嫁的条件。在这个规定中充满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教育内容。

(三)牲畜使用制度天聪元年九月，皇太极颁布诏书，规定各种牲畜的用途:“马骡以备乘骑之，牛驴以资负载，羊、山羊、豕、鸡、鸭、鹅等供食用。嗣后，汗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及筵宴、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驴骡，永行禁止之。……明国、朝鲜及蒙古人等勤牧善养，遂以致牲畜繁盛。而我国之人若不善养牲畜，一味宰杀，则牲畜何由得蕃。嗣后，务须勤加牧养。”［19］他首先讲各种畜禽对于人的功能，强调马、骡、牛、驴等大牲畜的战争资料和生产资料功能。然后做出规定:不许宰杀大牲畜，不许屠杀母猪。特殊情况下必须宰牛时，也要用小牛。另外，皇太极号召满族人民要像汉、朝鲜、蒙古人那样“勤加牧养”，以使“牲畜繁盛”。马匹是满族人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战略物资。天聪五年(1631年)九月，针对马匹再次做出明确规定，即使阵前受伤马匹，也不得任意宰杀。“阵前受伤马匹，本无任意屠宰之例。受伤马匹中，将有死者，有活者，奈何任意屠宰耶?”只有“主人解去鞭辔，确实废弃之马匹，可准屠宰。若妄行屠宰，则罪之”，“盗取马匹治以双重盗窃罪”。［20］(四)严惩盗窃与禁止烟、酒、赌博制度皇太极即汗位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社会秩序，革除陋习，移风易俗。严厉打击偷盗行为，对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予以禁止。虽颁布严厉法令，且三令五申，但偷盗现象却屡禁不绝。因此，皇太极颁布更加严厉的法令，即“枭首示众”。天聪六年十月，皇太极对众官员等说:“我国人中曾下法令，凡出兵行猎时，有为盗者，或杀、或鞭，但竟不惧。闻此番行猎，仍有盗鞍、辔、靼屉、笼头、绊镣等物者。”于是，命诸贝勒大臣亲督搜捕为盗者。“查获为盗者，若就地执法，恐众人不知，遂携至沈阳城枭首示众”。［21］烟草在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崇祯皇帝曾重法禁止，但率军与后金作战的洪承畴却上奏说:“辽东士卒，嗜此若命”。皇太极也认为应该禁止吸烟。天聪八年(1634年)十二月他问和硕贝勒萨哈廉:“烟之为禁已久，民间仍有不遵而擅用者，何故?”萨哈廉认为，“此禁止行于众人，而不禁诸贝勒”，因此，未能禁绝。“若欲永行禁止”，应该由禁止贝勒吸烟开始。皇太极说:“朕所以禁烟者，毋见穷乏之家，其仆从衣服不周，犹市此不已，无益妄费，故禁之耳。”［22］可见，起初皇太极禁止吸烟是出于减少百姓生活开销为目的的。由于烟草盛行，在众贝勒、大臣中吸烟现象日益普遍。皇太极曾下令禁止吸烟，对“种者与用者俱行申饬”，但仍有大臣“用之，以致小民效尤”。崇德六年二月戊申，皇太极对户部官员说:“前所定禁止用烟之令，其种者与用者俱经屡行申饬矣。近见大臣等犹然用之，以致小民效尤违禁。嗣后，凡欲用烟者，惟许各人自种而用之。若出边货买者处死。”［23］崇德六年二月，“甲喇章京刘廷聘盗取义州青草一千三百束，又藏烟私用，为家下五人首告。”皇太极裁定刘廷聘“革职，追草束，原告准离主”。［23］烟草通过朝鲜进贡和归降后金的明朝将士传入后金后，迅速成为八旗各阶层人士的嗜好。八旗贵族中嗜烟者众多，其中包括代善、莽古尔泰、多尔衮、德格类等重要人物。［24］正是由于诸位贝勒吸烟才使得皇太极的禁烟令未能落实。努尔哈赤一生不饮酒，而且反对饮酒。因为饮酒误事，饮酒过量致死，酗酒伤人等现象屡有发生，努尔哈赤曾多次教育诸贝勒、大臣不要饮酒。皇太极延续其父的政策，并且加大了对酗酒者的教育和处罚的力度。天聪九年(1635)七月“以牛录章京石尔胡纳克纵饮致死革其世职”。［25］世职是指可以世袭的职位，革除世职，意味着他的子孙不能承袭其职位。皇太极注意到，饮酒不但使人“年未老而先衰”，而且因酒而“荒惰弃业”，导致贫穷。崇德六年二月，皇太极把诸王贝勒大臣召集到笃恭殿，就饮酒问题训谕:“牛录下人多有贫乏者，皆因牛录章京及拨什库等耽嗜饮酒，不办理牛录之事，晨醉则至暮不醒，夜醉则日中不起，荒惰弃业，职此之由。昔皇考太祖时，太祖素不饮酒，因而群臣庶民，凛遵教训。故太祖国势振兴，诸臣迄今殷富。皇叔贝勒嗜酒，其部下臣民俱效之。故皇叔之政渐衰，而部下臣民渐贫。自正蓝旗莽古尔泰、德格类在时，耽于麴(qū)蘖(niè)，其部下之臣及本旗下人皆相习成风，以致败亡。镶红旗王、贝勒、公等亦惟酒是嗜，其部下本旗人，其相仿效，故瓦尔喀什之族，年未老而先衰。镶蓝旗郑亲王先时嗜酒，一旗人皆效之。今郑亲王戒饮，而部下之人积习已久，不能禁止。似此沉湎废事，致令牛录贫穷者，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何不查明议处?”［26］他以努尔哈赤、舒尔哈齐二人为例，说明上行下效的道理，以此来教育诸王、贝勒。他又以莽古尔泰、德格类、吉尔哈朗等王、贝勒嗜酒，以致“一旗人效仿”的事实为例，说明王、贝勒饮酒对百姓的重大影响。他历数了饮酒的害处之后，要求八旗官员率先戒酒，对因饮酒而致属下牛录贫穷的王、贝勒等高级官员予以惩处。赌博是文明社会所不容的陋习，是危害社会的行为。皇太极认为赌博者“行止不端”，因而严令禁止。天聪六年二月，皇太极命刑部贝勒下书:“诸凡以钱及货物赌博者，概行禁止。若有赌者，则依律罚之。”［27］对于有赌博行为的官员更是严惩不贷。最具代表性的是深受皇太极赏识的大学士宁完我。宁完我“原系萨哈廉贝勒家奴仆，因能文史，汗擢置文馆，参预机务，授为二等甲喇章京，准袭六次，赐庄田奴仆”。因嗜博，“革其职，凡汗所赐诸物，悉数夺回，解任，仍给萨哈廉为奴”。［28］天聪十年(1636年)二月，宁完我因屡次赌博而被革甲喇章京职、解文馆大臣任，重做奴隶。与他一同赌博者也受到了相应惩处。

三、信奉萨满，虔心礼佛，打击邪教

(一)信奉萨满教，严惩自称萨满者萨满教是流行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种原始宗教，也是满族及其先祖所信仰的原始宗教。它起源于远古时期，是没有创始人和特定组织的宗教形式。其内容主要是自然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及与之相应的祭祀活动仪式。“在皇太极的统治下，萨满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终形成具有满族民族特色的原始宗教”。［29］关于皇太极对萨满教的态度，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信与不信之争。本文认为皇太极信奉萨满教，因为《满文老档》、《清实录》中记载，每逢重大活动，皇太极总是率诸贝勒、大臣“拜堂子”。而“拜堂子”则是萨满教的一种形式。再者，作为满族的民族领袖，皇太极不可能不信仰满族及其先世广为信仰的萨满教。“萨满”一词源自通古斯语，“萨”意为“知道”，“满”意为“……的人”。《三朝北盟会编》载:“珊蛮(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萨满“能道神语，甚验”。［30］因此，“萨满”的意思为“知者”。萨满巫师们凭借自己的宗教威力，在宫廷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宫廷斗争。［31］“萨满的产生有神授、世袭、族选、许愿等多种途径，但神授萨满常常被视为最有神通的萨满”。［32］只有通过特定方式的鉴定确定某人有当萨满的资格，并通过艰苦的学习和特定的考验仪式才能成为萨满。［30］正是由于萨满有“通神”的本领，所以，自称萨满者对老百姓具有欺瞒和蛊惑能力。作为后金汗和大清皇帝，皇太极必须控制萨满教，使之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因而他所打击的是自称萨满的人。崇德元年六月，皇太极对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等说:“民人中有自称萨满，书符读咒，诳骗民人，行邪术以欺国之人，当即行奏闻。”［33］此举，旨在保持社会的安定。

(二)虔心礼佛，整顿寺院“皇太极所确定和推行的佛教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为现实政治利益服务的实用主义色彩”。［34］他优待本国僧人，盛情邀请并隆重厚待西藏喇嘛等举措都是出于政治考虑，以及安抚蒙古诸部，使佛教成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崇德二年三月，他还特意“召诸喇嘛至崇政殿赐宴”。蒙古察哈尔部墨尔根喇嘛载古帕斯八喇嘛所代嘛哈噶喇佛像至，皇太极命令“于盛京城西三里外建寺供之”，崇德三年八月竣工，“殿宇弘丽，塑像巍峨，层轩延袤，永奉神居”。“赐名‘实胜寺’，铸铜钟”，“悬于寺内”，“东西建石碑二”，镌满、汉、蒙、图白忒四字碑文，记载此寺由来。并称建此寺不“惟寒暑调，雨旸(yáng)若”而受一时之福，而是要“将世弥积而功宣，身逾远而名劭(shào)，行将垂示于无穷”。［36］皇太极亲莅该寺，并率群臣于佛像前行三跪九叩头礼。崇德四年正月，皇太极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临幸实胜寺礼佛，布褚喇嘛献彩缎、纪匹，推却未受。崇德五年正月，皇太极“率和硕亲王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幸实胜寺礼佛毕，则诸王大臣等宴，赏住持喇嘛僧人有差”。［38］他对众僧人说:“尔等既奉佛教，务讲明经典，洁治身心，克守清规，方为有益。若口宣佛号，身多败行，有玷清规，究何益哉?”［35］针对当时出家人中有假借僧人名义违法妄行的现象，皇太极要求寺庙中的僧众“讲明经典，洁治身心，克守清规”，切不可“口宣佛号，身多败行，有玷清规”。他以包容的心态接纳佛教，并厚待僧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讲明经典”，教化百姓。为了更好地弘扬佛法，皇太极遣使赴西藏延请佛教大师。崇德四年十月，皇太极派遣察汉喇嘛等致书于图白忒(西藏)汗:“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于图白忒汗。自古释氏所制经典宜于流布，朕不欲其泯绝不传。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扬法教。”又与喇嘛书曰:“朕不忍古来经典泯绝不传，故特遣使延致僧宣扬佛教，利益众生。唯尔意所愿耳。其所以延请之意，俱令使臣口述。”崇德五年正月，他又遗书于喇嘛诺木汉，表达迫切心情。在皇太极的盛情邀请下，崇德七年十月，西藏达赖喇嘛的特使千里迢迢来到盛京。皇太极亲率诸王、大臣迎接图白特部落(西藏)达赖喇嘛特使。“上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还至马馆前，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进马馆”。图白特部落达赖喇嘛遣使在大清国滞留八个月。期间，皇太极盛情招待，命八旗诸王每五日宴请一次，赐予多种礼物。到返回时，皇太极亲率诸王贝勒送至演武场，设大宴，为他们饯行。命睿亲王多尔衮等送至永定桥，再设宴饯行。皇太极赠与达赖、班禅礼物及书信各一封。给达赖的信说:“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大持金刚达赖喇嘛:今承喇嘛有拯济众生之念。欲兴扶佛法，遣使通书，朕心甚悦……”［41］从迎接和送别图白特部落(西藏)达赖喇嘛特使的规格可以看出皇太极对佛教的虔诚程度。在达海翻译的汉文典籍中就有《大乘经》，这说明皇太极本人对佛教已较有深刻的认识。

(三)打击犯戒喇嘛和假僧人在大力弘扬佛法，厚待喇嘛的同时，皇太极严厉打击假借喇嘛名义从事违法活动的人员。作为后金(大清)君主的皇太极对僧人的活动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不许单个喇嘛外出讲经，不许俗家擅自容留喇嘛等。违者，将受到惩罚。崇德三年七月辛巳，“多罗饶馀贝勒阿巴泰违法擅留喇嘛于家，理藩院以奏，下法司审实”，“上命罚阿巴泰银一百五十两”。［42］尽管再三对出家僧众进行“治身心，守清规”的教育，但是仍有一些喇嘛不遵戒律。于是，崇德三年十一月丁巳，皇太极遣人谕席图、绰尔济曰:“今闻尔等不遵喇嘛戒律，任意妄行。朕若不惩治，谁则治之?凡人请喇嘛诵经者，必率众喇嘛同行，不许一二人私往。且尔喇嘛等又不出征从猎，何用收集多人?”他认为既不从军出征，又不参加围猎，不需要过多僧人。他发现寺院中闲人很多，于是，从中“择有用壮丁能随征行猎者”充实到军队中。把“内齐讬音喇嘛及诸无行喇嘛等所私收集汉人、朝鲜人俱遣还本主，给以妻室”;“以土谢图亲王下一喇嘛、扎鲁特部落青巴图鲁下一喇嘛不遵戒律，令之娶妻又不从，阉之”。［43］对于伪装成喇嘛潜奸妇女、骗人财物的人深恶痛绝。他教育众人不要上当受骗:“喇嘛等口作讹言，假以供佛持戒为名，潜奸妇女，贪图财利，常悖逆造罪，索取生人财物牲畜，声称使人免罪于幽冥。诞妄莫过于此者!”［44］他认为，这种骗人钱财的人是“妄人”，而“不宜称为喇嘛”。天聪五年(1631年)十一月，皇太极下令整顿寺庙，清查僧人。对假冒僧侣、私建庙宇等不法者，以严厉打击。谕令说:“奸民避差徭，多相率为僧。旧岁已令稽察寺庙，毋得私行建造。今除明朝汉官旧建寺庙外，其余地方妄行新造者，反较前更多。该部贝勒大臣可再详确稽察，先经察过，准留者若干，后违法新造者若干。其违法新造者，务治其罪。至于喇嘛、班第、和尚，亦必清察人数，如系真喇嘛、班第、和尚，许居城外清净寺庙焚修……嗣后，若有违法擅称喇嘛、和尚及私建庙宇者，依律治罪。”

(四)取缔邪教，惩处巫觋在积极支持本地佛教发展并主动延请藏传佛教大喇嘛来讲经传教的同时，皇太极对邪教、巫术采取措施，严厉打击。1．取缔“善友”邪教崇德七年(1642年)五月，皇太极“令严禁善友邪教”［45］之后，他通过礼部向全国“禁止邪教”训谕:“自古僧以供佛为事，道以祀神为事。近有善友邪教，非僧非道，一无所归，实系左道也。且人生而为善，则死亦无罪。若无罪戾，何用立善友之名。既有罪戾，虽为善友何益?与其积恶而为善友，何若行善之为愈乎?语云:‘行善者天降以福。’善原在心，非不食肉之谓也。今因善友康养民、李国梁等合群结党，私造印劄，惑世诬民，紊乱纲常，凡列名于籍者三百余人，法司俱拟死罪。朕加宽宥，止诛为首十六人。自今以后，除僧、道外，凡从善友邪教者，不论老少男妇，尔部永行禁止。如有不遵禁约者，或被他人首发，或经衙门察获，杀无赦。该管各牛录章京、拨什库及本主不行察究者，一例治罪。”2．严惩“巫人”皇太极不但严厉打击邪教，而且以极刑惩处“巫人”。“多罗安平贝勒杜度有疾时，福金以其病由气鬱(yù)令石汉招巫人荆古达至家祈祷。荆古达剪纸作九人，由太监捧至北斗下，半焚半瘗(yì)之。又禁福金不令出外，至第三日福金昏仆”。皇太极下令，“巫人荆古达照议正法”。［46］他还严惩信巫、行巫之人。崇德三年八月，已故固山额纳穆泰妻带着女巫去祭其子。皇太极以“纳穆泰妻听信邪巫，擅违国制”，“纳穆泰妻并女巫皆正法;牛录章京安朱及牛录拨什库均坐以应得之罪”。［36］不仅如此，皇太极下令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此等满洲蒙古汉人(巫觋、星士)岂无本主该管?何以不加禁止，任其妄行。嗣后，若不严行禁止，有被获者，将此妄行之人，必杀无赦。该管牛录额真章京及本主，各坐以应得之罪”。［5］正是由于皇太极“扶正黜邪”的宗教政策，使得这个新兴的民族共同体具有趋于一致的精神信仰，也使得当时的满族社会更加稳定。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大力发展农业，采取措施保证粮食的生产和供给，使后金的经济基础不断增强。他建章立制，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移风易俗，教化百姓，使满族这个新兴民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文化。他在坚持传统文化的同时接纳外民族传入的儒家学说与佛教文化。但是，他对邪教、巫术以及假借佛教名义诈骗百姓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他颁布法令，发展文教事业，完善满文，翻译汉文典籍并加以推广。他颁发上谕规定8至15岁的八旗贵族子弟必须入学读书，同时举行科举考试招录满、汉、蒙等民族的知识分子充实后金的官吏队伍，提高国家机构的行政效率。皇太极时期开科取士的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八旗子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作者：戴猛强吴明海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