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现状及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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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考察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职业倦怠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对133名大学体育教师进行调查。结果不同特征的大学体育教师在职业倦怠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社会支持总分（5.74±0.94）和倦怠总分（29.23±11.71）、情绪衰竭（10.89±5.11）、去个性化（4.99±3.71）、低成就感（13.34±7.06）均显著负相关（r=-0.41、-0.21、-0.29、-0.38，均P＜0.01）；积极应对方式（3.08±0.45）和倦怠总分（29.23±11.71）、情绪衰竭（10.89±5.11）、低成就感（13.34±7.06）均显著负相关（r=-0.34、-0.19、-0.35，均P＜0.01）；此外，消极应对方式（1.95±0.50）和去个性化（4.99±3.71）显著正相关（r=0.22，P＜0.05）。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方式均显著负向预测职业倦怠（均P＜0.01）。结论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方式是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保护因素，而消极应对方式是其职业倦怠的风险因素。

关键词：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应对方式

职业倦怠是指个体在长期的工作压力过程中产生表现为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的一种行为反应[1]。大学体育教师由于其职业的特点，非常容易发展成为职业倦怠。例如杨清元等[2]调查发现，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情况普遍存在，刘媛等[3]调查发现，高校体育教师在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方面尤为严重。以上实证研究均表明，高校体育教师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应给予高度关注。随着对职业倦怠的关注，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就社会支持而言，吕邹沁等[4]调查发现，社会支持与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就应对方式而言，王志慧等[4]调查发现，消极应对方式越多，护士的情绪枯竭、去个性化程度越严重。郑银佳等[6]对252名小学教师调查发现，消极应对方式与其职业倦怠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积极应对方式与其职业倦怠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是职业倦怠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医护人员、普通教师群体等，对大学体育教师这一特定群体研究十分有限。因此，本文以广东地区大学体育教师为研究对象，对其职业倦怠的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同时进一步探讨了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对其职业倦怠的影响。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于2017年4月15日对广东地区5所高等学校体育院系教师140人进行调查，由肇庆高等医学专科学校的体育教师和心理教师担任主试，在征得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后，利用体育院系的例会时间进行集体施测。调查前宣读指导语，待他们完全理解答题要求后开始作答，施测过程中如有问题举手提问，现场作答，答题完毕收回问卷。本次调查回收问卷140份，回收率为100%，剔除无效问卷7份，得到有效问卷133份，有效率为95.0%。其中，已婚101人（占75.9%），未婚及其他32人（占24.1%）；初级职称35人（占26.3%），中级职称70人（占52.6%），高级职称28人（占21.1%）。

1.2调查工具

1.2.1职业倦怠量表采用李超平等[7]修订的职业倦怠量表，该量表共由15个项目组成，包含3个维度分别为低成就感、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该量表采用7点计分，0表示“从不”，6表示“总是”。计算各项目的总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职业倦怠越严重。本文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5。

1.2.2社会支持量表采用由ZIMET等[8]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共由12个题目构成，包括3个维度分别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采用7点记分，1表示“极不同意”，7表示“极同意”。计算各项目的总分，分数越高表示其社会支持的水平越高。本文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2。

1.2.3应对方式量表采用解亚宁[9]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由12个项目构成，包含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采用4点记分，1表示“不采取”，4表示“经常采取”。计算各维度的总分，分数越高表示其采用积极或消极的应对方式越多。本文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8。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统计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t检验、F检验、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不同婚姻状况的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得分t检验表明，已婚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总分、低成就感得分均低于未婚，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431，P＜0.05；t2=3.082，P＜0.01）。

2.2不同职称的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得分F检验表明，不同职称的大学体育教师倦怠总分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中级、高级、初级，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78，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中级职称大学体育教师倦怠总分得分显著高于初级职称得分（P＜0.05）；不同职称的大学体育教师去个性化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中级、高级、初级，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42，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中级职称大学体育教师去个性化得分显著高于初级职称得分（P＜0.05）。

2.3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和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考察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和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社会支持总分和倦怠总分、情绪衰竭、去个性化、低成就感均显著负相关（r1=-0.41、-0.21、-0.29、-0.38，均P＜0.01）；积极应对方式和倦怠总分、情绪衰竭、低成就感均显著负相关（r1=-0.34、-0.19、-0.35，均P＜0.01）；此外，消极应对方式和去个性化显著正相关（r=0.22，P＜0.05）。

2.4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和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多元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了解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和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关系，以倦怠总分得分为因变量，以社会支持总分、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enter法），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方式均对职业倦怠具有显著的回归效应（均P＜0.01）。

3讨论

3.1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已婚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总分、低成就感得分均显著低于未婚。这与彭颖[10]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彭颖研究表明已婚高校教师职业倦怠显著高于未婚。造成这种研究结果的不同，可能与样本的选取有关，需后续研究进一步检验。中级职称大学体育教师倦怠总分得分显著高于初级职称得分，中级职称大学体育教师去个性化得分显著高于初级职称得分。这和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刘文利等[11]对409名高校教师调查发现，讲师（中级）的职业倦怠程度高于初级职称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高校中，初级晋升中级相对容易，而中级晋升高级难度大，因而面临巨大的晋升压力，因此更容易出现职业倦怠。

3.2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相关分析表明，社会支持总分和倦怠总分、情绪衰竭、去个性化、低成就感均显著负相关，积极应对方式和倦怠总分、情绪衰竭、低成就感均显著负相关，消极应对方式和去个性化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表明，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方式均对职业倦怠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综合而言，大学体育教师社会支持越多和积极应对方式越多，消极应对方式越少，其职业倦怠程度越低。这和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杨颖等[12]对贵州省403名幼儿园教师调查发现，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越高，幼儿教师职业倦怠越低[；冯旭[13]对医学院校教师调查表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均与职业倦怠总分、情绪耗竭、低成就感显著负相关；张婷[14]对高职院校教师调查发现，消极应对方式与情绪耗竭、去个性化、低成就感均显著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情绪耗竭、去个性化、低成就感均显著负相关；张丽[15]对农村特岗教师研究发现，积极应对方式显著负向预测职业倦怠，消极应对方式显著正向预测职业倦怠。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消极应对方式是大学体育教师职业倦怠的风险因素，而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方式是其职业倦怠的保护因素。

作者：王瑜浩 单位：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公共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