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理论及其在汉语研究中的运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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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将对话视为语言存在的本质，认为一切话语都具有内在的对话性，即使是在书面写作这样极具个人化的独白性言语行为中，书写者也总会处在一种和假定的接受者对话的情景中。对话理论将语言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尤其强调说话人和受话人的互动关系对语言生成和理解的制约作用。这种观点对一贯缺乏语用视角的汉语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巴赫金；对话理论；汉语研究

巴赫金被誉为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苏联思想家（托多罗夫，2001），他在文艺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文化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卓有建树，深具影响力。从20世纪60年代起，巴赫金的多种原创性思想在俄罗斯、欧洲、美国等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共鸣，成为后结构主义时代一股强劲的思想旋风，给多个人文社会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国学者对巴赫金的研究始于80年代初，夏仲翼（1982）在评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时介绍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并翻译了该书的第一章。随后，钱中文（1987、1989）进一步对巴赫金的思想进行了概要式的译介；赵一凡（1990）第一次将巴赫金的思想概括翻译为“对话理论”；董小英的专著《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出版之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开始广为人知。1998年钱中文先生主持翻译的六卷本《巴赫金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此掀起了一股研究巴赫金思想的热潮。我们以“巴赫金”为篇名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期刊库进行检索，发现从1983年到1998年的15年间，共有论文60篇，而从1999年到2014年的15年间，则有620余篇，这种增长的速度是惊人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与巴赫金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立体性和丰富性不相称的是，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艺学、哲学领域，对巴赫金的语言学思想，虽然也有较多涉及，但多局限于外语学界对其语言哲学的简单译介，且多种论著间的重叠交叉之处过多，而创新突破之处较少。与文学界借鉴巴赫金理论具体分析研究中国文学作品不同，国内汉语学界尚极少有人运用巴赫金语言哲学的精髓———“对话理论”来对汉语的具体语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有鉴于此，我们拟在简要介绍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若干汉语实例，尝试探讨对话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重要参考价值。

一、语言学视域下的对话理论

（一）从语言学到“超语言学”

20世纪初，发轫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在当时的俄国也是盛极一时。以雅可布逊为主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1915年成立）和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主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1916年命名）都高举结构主义的大旗，对语言符号的内在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秉持索绪尔的语言观，突出所谓“语言”及其系统结构，而忽略“言语”及其实际应用，把语言置于一种共时性的静态情景中进行考察，从而排斥历时性的动态因素即社会、历史、交际情境等因素的作用。与结构主义相对，当时的欧洲还存在着一个发端于洪堡特的所谓“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语言观。该理论把语言归结为纯粹的心理作用，认为个人心理是语言发生的源泉，字词的意义都来自个人的主观理解与审美创造。针对这两种流行思潮，巴赫金在192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进行了分析批判。他指出，这两个学派要么把语言当成一种抽象的概念体系和规则一致的形式体系，从而使语言与丰富多彩的具体语言现象及饱含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分离；要么把语言视为个人的心理现象，使内在符号完全心理化，从而抹杀了语言在交际中存在的本质特征。正是在批判上述两大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巴赫金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语言研究要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着眼于语言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变化的活的意义及其发生规律，从而建立了他所谓的“超语言学”。巴赫金说（1998b）：“语言学从活的语言中排除掉的这些方面，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恰好具有头等的意义。因此，我们在下面所做的分析，可以归之于超语言学；这里的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超语言学不是在语言体系中研究语言，也不是在脱离对话交际的篇章中研究语言；它恰恰是在这种对话交际之中，亦即在语言的真实生命之中来研究语言。”而“超语言学”的精髓就是巴赫金视为语言以至人类存在本质的“对话”。

（二）对话———语言的本质

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指的是话语（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中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声音，它们形成同意和反驳、肯定和否定、保留和发挥、判定和补充、提问和回答等言语关系（萧净宇，2007）。需要说明的是，巴赫金理论中的“对话”并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面对面的对话交际，它比日常对话所指的对象更为广泛、更为多样、更为复杂。他把对话理论应用到语言哲学领域，还扩展到了整个文化领域，并把它上升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哲学基础。他说：“用话语来表现真正的人类生活，唯一贴切的形式就是未完成的对话。生活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的。”（巴赫金，1998b）对于巴赫金来说，对话理论首先是而且始终是一种哲学理论，是关于人的主体建构的哲学理论。巴赫金关注的是人如何在认识自我和他人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主体，他认为主体建构只能在自我和他人的对话交际中实现。但我们不能不说，日常交际意义上的“对话”是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基石，他对交际话语对话本质的探讨对我们从哲学层面认识语言现象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巴赫金特别强调听者在话语交际中的重要作用。应该说，20世纪初期，重视交际、情境等语言外因素的学者并非只有巴赫金一人。伦敦学派的创始人弗斯、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都提出并强调语言研究中的“语境”观。但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相比较，他们所说的语境都仅仅局限于和言者（尤其是在场的言者）有关的时间、地点、话题、阶级、社会文化等要素，都忽略了听者（尤其是不在场的听者）对话语产生及理解的影响，把对话关系排除在语境之外。巴赫金则完全不同，他认为表述的一个重要（结构）的特征，就是它要诉诸某人，即“当我说话时，我总要考虑到受话人接受我的言语的统觉背景：他对情景的熟悉程度如何，他是否拥有这一文化交际领域的专门知识，他的观点和信念如何，他有什么成见（从我们的观点上看），他的好恶如何。因为所有这一切将决定他对我的表述的积极的应答性理解”（巴赫金，1998a）。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他不仅关注在场的听者，而且把不在场的听者也纳入话语的范围。他认为任何话语都具有内在的对话性。

“不管我们的一段话看起来多么具有独白性，实际上它都是对他人的回应，都同先于它的其他话语处在程度不同的对话关系之中，是先前话语的继续和反响；另一方面，任何话语都希望被人聆听、让人理解、得到应答。”（萧净宇，2007）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人们的言语活动恐惧独白，即使是在书面写作这样极具个人化的独白性言语行为中，书写者也总会处在一种和假定的接受者对话的情景中，唯有如此，他才能确立自己言语行为存在的价值。在这种对话性存在的基础上，言者必须时刻表现出对听者的关注。巴赫金（1998a）指出：“表述的情态总是或多或少地作出应答，即表现说者对他人表述的态度，而不仅是表现他对自己表述对象的态度。”听者的应答反应对说者的话语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表述的构建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可能会出现的应答反应，实际上它正是为了这种反应才构建的。表述是为他人而构建的，他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他人（只是针对他人，我的思想才第一次成为现实的思想，也仅仅因此，对我自己来说，同样成了现实的思想），不是消极的听众，而是言语交际的积极参与者。说者从一开始就期待着他们的应答、他们的积极的应答性理解。整个表述的构建，仿佛就旨在得到这一应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具有深刻的内涵，但就狭义的语言学意义来说，对话理论可以理解为：语言本质上就是对话性的，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对话、互动渗透在语言的方方面面。“对话”不仅是语言的本质特征，更是我们观察、研究语言现象的最佳视角，唯有认识到这一点并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语言全息景观。

二、对话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一）对话理论与汉语研究新趋势的契合

从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近百年间，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言学研究一直处在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的统治之下。从语言作为一个系统的角度看，这两种理论方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都把语言视为一个封闭的、独立的系统，去分析其内部组成成分及成分间的各种组合、聚合关系，即使涉及到意义，也大多局限于语法形式本身的意义。他们对语言单位的分析主要停留在句子内部。虽然文章学和修辞学也关注语篇层面上的语言运用，但他们对于谋篇布局、辞格、文体等的分析仍然都只是把目光停留在静态的语言成品上。对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的因素的分析很少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汉语研究论著中。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认知、功能语言学的传入给汉语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认知语法认为，大脑中的语言模块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与人的其他认知模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依存关系，感知、注意、情感、记忆等多种认知因素都对语言结构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时间顺序原则”“象似性原则”“短时记忆限制”“回溯推理”等认知心理机制的研究都加深了人们对汉语相关现象的理解。功能语法注重交际因素对语言结构的制约，特别是经济原则、信息传递、语体差异等对语法的影响。早期认知语法和功能语法对汉语的研究也主要局限在句子内部，例如袁毓林（1999）对定语语序的认知解释，陶红印（1999）对“把”字句和“将”字句语体差异的分析等。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话语层面的语用标记等现象，从动态交际的角度观察语言在话语层面的操作规则。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互动因素对语言生成和理解的影响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语言学意义进行重新阐释，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下面我们将结合汉语中的几个语言现象，从对话理论的视角进行观察分析，论证对话理论对汉语研究的重要参考价值。

（二）实例分析

1．独白语体中的虚拟对话独白与对话是相对的，其体现为说话者／书写者单方面地向听话者／阅读者传递信息。这似乎是巴赫金“一切话语皆对话”论断的反例，实际上，即使在独白语体中。

2．肯定性应答语的反身性话语功能汉语中的“对”“是的”“可不是（嘛）”等经常作为应答语表示说话人对对方话语的肯定、赞同态度，因此它们经常用于互动性的对话中。

3．口语中直接引语引导语动词“说”的重复现象直接引语（directspeech）是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从结构上来看，一个直接引语通常包括两个部分———引导语和引用语。我们认为，被引述话语和说话人当前话语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言语行为，由说话人独自连续表达出来，必然会引起受话人的混淆。因此，说话人必须运用某种手段对被引述话语进行标记，以便于受话人理解，这集中体现了话语交际的对话性。就书面语而言，说话人（书写者）可以用书面符号———冒号、引号来对直接引语进行标记，但在口语会话中，缺乏可视的书面符号，于是，在被引述话语之前或中间重复使用管领词就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被引述话语和说话人当前话语之间的有效区分，避免了受话人理解上可能产生的困难（张金圈、肖任飞，2016）。巴赫金（1988）说：“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

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作为对话关系主体的言者和听者对于分析语言的意义自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巴赫金的理论再次提醒我们，从对话的角度、从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角度来观察汉语使用中的各种现象，可以使我们发现很多曾被人们忽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为我们认识语言的本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对世界人文科学的贡献是举世瞩目的。他建立的对话主义的超语言学理论从社会学角度审视语言现象，特别关注作为交际主体的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对话关系对话语的影响。他所说的受话人不仅包括面对面交际中显在的受话人，也包括说话人假想的潜在受话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话语都具有内在的对话性，这给我们研究语言现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近年来，交际因素对语言生成和理解的制约作用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汉语学界也不例外，话语标记、交互主观性等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研究的理论源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启发，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本溯源，重新发掘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深邃内涵，为汉语话语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

［2］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白春仁，晓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a．

［3］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b．

［4］钱中文．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J］．外国文学评论，1987（1）：30－40．

［5］钱中文．误解要避免，误差却是必要的［J］．外国文学评论，1989（1）：30－36．

［6］陶红印．试论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J］．当代语言学，1999（3）：15－24．

［7］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蒋子华，张萍，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8］王丽秋．讲演语体中的虚拟对话［J］．当代修辞学，2012（3）：77－83．

［9］王志军．自然口语中的话语标记“对不对”“对”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10］夏仲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J］．世界文学，1982（4）：105．

［11］萧净宇．超越语言学———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2］袁毓林．定语顺序的认知解释及其理论蕴涵［J］．中国社会科学，1999（2）：185－199．

［13］张金圈，肖任飞．汉语口语会话中引语管领词的复说现象［J］．中国语文，2016（3）：315－328．

［14］赵一凡．巴赫金：语言与思想对话［J］．读书，1990（4）：112－12.

作者：张金圈 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