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拓荒期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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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大陆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的成绩

“拓荒期”新马华文文学研究颇有成绩，主要呈现为如下几个研究向度：

（一）新马华文文学思潮、发展及概况研究关于新马华文文学思潮的研究，归侨作家韩萌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争论及其他》[1]是这阶段最早有所涉及的论文。韩萌认为，从萌芽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阶段的南洋华侨文艺活动，“可以说只是中国文艺运动主流的一派支流。”但二战后华籍文艺工作者“也开始正视当地人民的利益这一种神圣任务了”，“马华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便可证明。作者韩萌进而肯定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肯定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联性。对新马华文文学思潮研究做出重要成绩的是凌彰的《新加坡华文文学思潮的变迁》。[2]作者首先界定新加坡华文文学概念，“新加坡华文文学是新加坡公民使用本国一种官方语文———‘华文’创作的反映新加坡人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这种华文文学作品的作者和题材完全是新加坡的，也就是说它是新加坡的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概念特别强调了新加坡公民身份、作为官方语文的“华文”语种和内容的本土性，这是较为严格的界定，一定意义上排斥了“侨民意识”。论文重点依据新华文学的本土特色，将新华文学思潮划分为战前、战后和新加坡独立后几个阶段进行描述。作者认为，“战前的马华文学反映的基本上是侨民的意识”；战后马华文学思潮有新的发展变化，新民主主义文学的肯定和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强调是其一，提倡健康文艺和“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也是新特点；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文学思潮主要表现为：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新加坡国家意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和开展“建国文学”运动等几个方面，论文肯定新华文学“己逐渐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心”。总体而言，论文对新加坡文艺思潮在各历史阶段发展特色的概括性论述，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契合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走向。不过，作者对“新华文学”的概念论定，虽有相当的科学性（尤其是强调“华文”是新加坡“官方语文”，表明了新华文学在新加坡国家文学中的正宗地位。这对于大陆学者习惯性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在华人居住国属于边缘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认知，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也有些失之偏颇，比如它规定“这种华文文学作品的作者和题材完全是新加坡的”，就可以商榷。笔者以为，“作者”是新加坡的，但“题材”不应该限定。只要是“新加坡公民”使用“华文”创作和体现“新加坡意识”的文学，就是“新华文学”了。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概况作出重要评述的是陈贤茂、温文认两位学者。1985年陈贤茂就发表了《新加坡华文文学简论》。[3]首先，陈贤茂以二战和新加坡独立建国两大政治事件为外在标记，同时，以“马来亚意识”和建国后新华文学独立发展为内在标准，将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史，大略分为三个时期:“一、战前(1919~1942)，二、战后至新加坡独立前(1945~1965)，三、新加坡独立以后(1965~)。”其次，作者依次分析了新华诗歌、散文和小说的发展状况和各阶段特点、代表作家作品，有助于读者对新华文学产生较为系统和感性的认识。陈贤茂的《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概况》[4]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轨迹作了更为详细的梳理和评述。此文有几个观点值得重视。首先，陈贤茂评述“马华新文学”(实际上指的即是新马华文文学)的起源不可忽视，作者肯定“马华新文学”是在中国影响下诞生和发展；其次，作者认为新马华文文学史的分期以杨松年的较为合理，杨松年将七十年来的华文文学史，大略分为战前（1919~1942）、战后至新马分家前（1945~1965）、新马分家以后（1965~）三个时期。陈贤茂依据三时期对七十年来的新马华文文学发展史作了概括性评述，重点评述“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此文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期”发表，让中国大陆读者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进程，加深对新马华文文学的认知。温文认的《略论新加坡华文文学》[5]首先将新华文学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对各个历史阶段的新华文学加以细分。三阶段论和杨松年的分期颇为一致，只不过将第一阶段微调为“由萌芽期起至二次大战结束时止(1919~1945)”。论文指出“前两个阶段属于马华文学的一部分。”“第三个阶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华文学。”在三阶段论的框架中，作者对各阶段的新华文学再次加以细致划分，给了读者更为清晰的新华文学“图像”。其次，论文对在“新华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小说进行内容与题材分析。其三，就创作方法而言，论文指出现实主义“是新华文学的主流”。可以说，这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对新华文学发展阶段划分最为细致的一篇论文，它对新华文学各历史阶段的评述有助于国内读者整体把握新华文学的走向，对新华小说的题材、内容分类也加深了读者对之的印象。对新华文学艺术“现实主义”主流的肯定成为后来大陆华文文学研究学者的“共识”。此外，马阳的《抗战时期的马华文学》[6]主要介绍了抗战时期马华文坛，重点对作为马华文学“战斗的营垒”的副刊杂志、文艺社团加以评述。此文富有价值的还有对郁达夫在东南亚的文艺活动和创作的评述。作者说，1939年郁达夫半路接手的《晨星》“是当时出版最正常、最具规模的报纸副刊。”郁达夫把大部分心血倾注在《晨星》上，“既把它办成救亡的战斗阵地，又把它看作培养文艺新人的园地。”在该刊中，马华文学的“抗战救亡”和“抗敌卫马”的主题更加鲜明。这个时期郁达夫的大批时评和杂感，尤其精彩，“他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艺术境界出现在马华文坛，受到华侨社会各界人土的喜爱。这时的郁达夫，不再是‘颓丧文人’，而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论文对抗战时期的马华文学和身处南洋的郁达夫文学活动，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可以说，1979~1989年中国大陆期刊对新马华文文学思潮、发展进程及概况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陈贤茂、凌彰、温文认三位学者对新马华文文学七十来年的思潮变迁和发展概况的评述，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首先是资料价值，它为后来学者研究新马华文文学提供了基础、依据。其次，三位学者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阶段的描述大同小异，对此文学脉络的梳理，使读者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新马华文文学在不同阶段的主题、题材、文学观念、创作特色等诸方面的变迁，加深我们对新马华文文学感性、系统和整体性的认知。

（二）新马华文诗歌研究学者们对新马华文诗歌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三种方式，即“点”“面”结合的诗歌评论、综合性评述和个案分析。陈贤茂的《新加坡华文诗歌发展的轨迹———读新加坡华文诗歌四首》[7]和《新加坡华文诗坛的历史回顾》[8]是最早对新华诗歌加以研究的二篇论文。前文重点是结合新加坡诗歌发展历程，对战后新华诗坛诞生的四首诗歌即米军的《跳“珑玲”》、牧羚奴的《哑子》、杜南发的《野火》和喀秋莎的《海湄夜笺》加以个案分析。陈贤茂认为新加坡战前的诗歌多中国题材、散文化倾向严重；战后初期“有些诗人开始尝试表现‘此时此地’的生活”，“很富有热带的地方色彩。”米军的《跳“珑玲”》即以明快热情的节奏描绘了跳珑玲舞的场面；六十年代初期，现代主义诗风在新华文坛引起骚动。牧羚奴的《哑子》可见一斑。进入七十年代，“出现了‘现代’与‘写实’合流的缓慢趋势。”杜南发的《野火》和喀秋莎的《海湄夜笺》就能看出此趋势。总之，论文“点”“面”结合，既梳理了新华新歌几十年的发展轨迹，同时对四首诗作进行了细读，且艺术分析独到贴切，令人敬服。综观陈贤茂上述二篇论文，作者论述的策略，都是一方面概述性地梳理从战前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华诗歌的发展轨迹，一方面对各阶段的代表性诗作加以细致的分析，是“点”“面”结合、深入评述的好论文。在1980年代，陈贤茂这种从微观入手、宏观论述的学术风格，对于读者认知较为陌生的海外华文文学，显然很有意义。李庭辉、陈实两位学者对新华诗歌的综合性论述富有创新性。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庭辉的《时代与文艺：战后新加坡华文诗歌的发展初探》[9]为中国大陆读者认识新华诗歌提供了新视野。作者将战后新加坡华文诗歌的发展分为1945年至1966年、1966年至1982年，以及从1982年至今的三个时期，重点分析了新加坡政治势力、时代背景与战后新华诗歌的关系。作者说，“在第一个时期里，(以下简称马共)是华人社会的主要政治势力，因此在二十年左右期间里，华文诗歌活动的情况是左倾的。”当然也有些变化，如1948年马共的和平斗争转为武装起义之后，文艺避开接触到政治问题，转而只就文艺论文艺。“前阶段的写实主义，转变为这一阶段的唯美主义。”铁戈、米军、周粲、杜红等，是第一个时期影响较大的作家。在1966年至1982年期间，马华文艺受到台湾国民党的影响，“取实文艺而兴起的便是唯美主义发展到最高峰的现代派文艺。”一般认为领导现代派的诗人是陈瑞献。1982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领导的政府提倡建立建国文学，有选择地吸收写实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特点，文学呈现为较复杂丰富的姿态。此论文对于新马政治、历史背景的梳理较为清晰，对新马华文诗歌在战后的进程介绍得法，当然，它似乎对于彼此（马华时代背景、政治势力和马华文学）之间关系的论述有生硬之嫌。因此，论文虽给学术界提供了新视野，却也妨碍了作者本人对新马华文诗歌在历史进程中本有的丰富生动性的论述。陈实的《热带岛国的心灵律动———<新加坡华文诗歌选>后记》[10]是一篇不错的新华诗歌研究论文。论文认为，“现代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在新加坡华文诗歌中是一个纠缠在一起的整体概念。”“现代人性的呼唤”和“文化的回归”，也是诗集所显示出来的特点。作者虽然阐述的是《新加坡华文诗歌选》的特点，但实际上也是对新华诗歌发展进程和特点的概论。在个案分析方面，胡凌芝、翁奕波、于燕燕三位作者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胡凌芝的《“有水的地方就有舟，有岸的地方就有歌”———<五月诗刊>巡礼》[11]重点阐述了新加坡《五月诗刊》的创刊意图、方针和诗刊特色。诗刊创刊表达了对大诗人屈原的纪念，屈原诗魂常在并凝聚了各国诗人的力量，而“放眼天下”的办刊方针也使华文文学大放异彩。诗刊体现二大特色，其一，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大千世界、宇宙万物，尽入诗中。其二，《五月诗刊》是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国家的诗人诗作的大会师、大交流。此文是中国大陆最早对新加坡重要文学刊物《五月诗刊》（创刊于1984年5月）的综合介绍，开启了大陆学者对新加坡重要诗社、诗人群的学术探索，意义重大。翁奕波的《阳刚与阴柔的共振———刘思诗歌赏析》[12]是对1930年代末新华文坛极为活跃的诗人刘思诗歌的评述。作者以诗意的语言评述说，刘思诗歌“立体交叉一样繁复的思想，南海波涛一样汹涌的情感，交汇成一首接一首跳动着时代脉搏的诗篇。”且抗战前后的刘思诗歌具有与情感搏动的轨迹相应的内在音乐旋律，表现为具有两种不同的情感脉络：即“强烈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民族意识”和“深沉委婉的思念故乡故国的缠绵之情”，它们在刘思诗歌中形成两种不同的旋律，谱成了“阳刚与阴柔的共振”。在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翁奕波此文脉络清晰、论述较为深入，不失为一篇较好的研究论文。总之，在1979~1989年，陈贤茂首先开启了新华诗歌研究的先河，并对新华诗歌发展历程和重要诗作作了较为出色的论述。李庭辉、陈实两位学者进一步对新华诗歌作出了深入切实的研究。胡凌芝、翁奕波、于燕燕等学者对《五月诗刊》以及刘思、贺兰宁诗歌的介绍或赏析，又拓展了中国读者对新华诗歌的认知领域。

（三）新马华文小说研究新马华文小说研究中，主要是作家个案研究，有一篇宏观论述新马华文小说发展概况的好论文，是杜丽秋、蔡敏、陈凡的《新加坡华文小说的今昔》[13]。作者肯定新华文学“一开始也曾是中国母土文学的延伸”，但有南洋本土特色。这和很多学者将战前新华文学视为中国文学“支流”的观点有微妙差别，是难得的判断。文章重点是对新华小说的发展阶段加以划分和阐述。论文认为，1919年至1942年，是新加坡华文小说的萌芽期和成长期；战后的1945年至1965年新加坡独立，“是新加坡华文小说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战，促进了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七十年代新华文学日趋繁荣，“过去描写华侨在殖民地艰苦劳作、思乡恋旧的题材以及颠沛流离的生活心态，几乎已经完全绝迹，代之而起的是扎根创业、奋发向上、建设新家园的新加坡人形象。”“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华文教育日趋式微，新加坡华文小说的创作再次走向低潮。”论文特别指出有异于现代主义对新华诗歌和散文的影响，“现代主义对新加坡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文章以新华小说是否受中国文学影响、创作数量和质量变化、新加坡重大政治事件为依据进行综合考量，对新加坡小说的发展进程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划分，其观点基本上为后来研究者借鉴。可以说，这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较有深度的一篇论文。方北方、姚紫、李汝琳、苗秀是本时期最受重视的小说作家，本时期新马小说研究就重在对他们作品的个案分析。《华文文学》创刊号就推出方北方研究论文，即忠扬的《马来西亚华文小说家方北方》，介绍了马华重要小说家方北方的生平及创作，指出方北方的长篇巨著《风云三部曲》（《迟亮的早晨》、《刹那的正午》、《幻灭的黄昏》）“以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和观点，来铺写几十年来中国现代史实的小说，而且又是长篇巨著，在中国领土以外的华文写作界来说，可称得是独一无二。”并指出马来西亚《星槟日报》正连载的《树大根也深》这部以马来西亚当地为题材的巨著的完成，“或将给新马文坛建立了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论述《树大根深》的文章还有作家肖村的《一卷雄文柄蔚千秋———读方北方小说<树大根深>》，重点评论该小说的内容主题、人物形象。肖村所采用的评价标准（包括评论术语）接近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理论，虽较为欠缺自己的个性，不过对于马华文学史上的老一代华人作家作品而言，也是比较合适的批评方式。陈实的《苗秀前期小说创作论》[15]是1980年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比较详实、深入的研究论文，也是新马小说作家个案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文章分为三部分：“苗秀的作品”、“苗秀的风格”、“苗秀的评价”。“苗秀的作品”阐述了苗秀前期小说的背景、内容、主题、人物形象等，对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作出了颇为深刻的评价。作者说，“在小说中，有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娟妓、赌鬼、流氓、小偷、私会党等社会渣滓构成的畸形世界；另一个是善良的赛赛、侠义的陈万、好心的新秋月和银花等人构成的小人物世界。后者是一个温暖的角落，有着人与人之间以沫相濡的友谊、和谐及温爱。苗秀一方面为我们展示了那些受压迫、受歧视的人们所受的生活磨难，一方面通过对这些小人物善良心灵的挖掘传达出对一种美好社会关系的朦胧追求。这不仅是他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也是他要求改革社会的民主理想的艺术化。”“苗秀的风格”部分肯定了苗秀的现实主义风格，赞誉他“创立了新加坡华文文学语言的新风格。”“苗秀的评价”部分，作者说，时代和历史把他推上了史诗作家的位置。但是，苗秀的小说还缺少一种史诗般的雄阔气魄，“这就使苗秀面临一个矛盾的境地———他是处于史诗地位的作家，却未能生产出史诗式的伟大作品。”论文突出对苗秀重要作品的评论，又全面地综合论述了苗秀作品的内容、主题、人物系列、风格，在此基础和前提下，进一步将苗秀的文学创作上升到文学史意义的评估，可谓论述绵密、层层深入。而且对苗秀作品的全面、综合论述，可谓典型的作家论，提升了“拓荒期”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品格。云林的《读<秀子姑娘>》是对于姚紫名作的深入解读。《秀子姑娘》是姚紫南渡新加坡后的第一部小说，1949年在《南洋商报》连载，继而由《南洋商报》印成单行本，“成为新加坡文坛上空前的畅销书。”云林认为，语言的优美、情节的生动、敌国男女恋爱的浪漫是小说吸引读者的“外衣”，“艺术构思的新颖，人物性格的复杂多样，对于战争与人性的深沉思考，则给小说带来了一种内在的意蕴。”“秀子姑娘形象的塑造，是作者对以往人物形象单一化、类型化的突破。”论文对秀子这个人物性格的论述富有新意，并颇为透彻。同时，作者对《秀子姑娘》主题意蕴和成功的人物塑造所体现的文学史意义的评估，也颇为中肯。因此，文章虽短，却有其值得推荐的意义。苏卫红的《李汝琳小说创作浅论》分析了在新加坡华文作家行列有“文艺长跑者”美称的李汝琳小说特征。论文以《新贵》、《漂浮》、《公关荆》、《懊悔》、《内疚》、《姐妹俩》等文本为例，重点分析了作家笔下类型人物：一类是处于新马华人社会多种政治势力较量中的小人物如小政客、小爬虫、市侩人物，一类是生存于新马华人社会生活夹缝中的小人物，即背负生活重担的体力劳动者及受尽歧视的小知识分子。论文认为，作者借小说人物描述，寄寓了惩恶扬善的道德力量。总之，在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处于“拓荒期”的1979~1989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的局面已经打开，主要表现为：其一，方北方、姚紫、苗秀、李汝琳、蓉子等重要新马作家浮出研究的历史地表，并成为此后研究者持续、重点关注的新马作家；其二，新马华文小说发展概况和重要作家文本的主题、题材、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各方面，都纳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说，学者们对新马华文小说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了全方位的考察视野，为下阶段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化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四）新马华文散文研究新马华文散文研究贡献最大、研究最早的是前辈学者陈贤茂。其《散文创作的新尝试———读杜南发的散文<海上>》指出，《海上》是运用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进行新尝试的独特散文，它没有传统散文中那种实实在在的情、景、事，它使人“模糊地感觉到一种氛围，一种心境，一种情绪”。不过，细读杜南发的《海上》，它也隐约暗示了上世纪东南亚排华，无数华裔被迫漂向怒海挣扎求生的痛苦背景，这是残酷现实的背景。《海上》很短，陈贤茂的解读文章也很短，但却能贴切地把握杜南发散文的情绪和内涵，实属难得。陈贤茂的《对传统的怀恋与对现实的省思———读<归去来兮>和<繁华边缘>》[19]所论两文是新加坡一次“金狮奖”小说组和散文组的第一名，陈贤茂发现它们有近似的思想内涵，“都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淡淡的怀旧情绪，以及一种由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加速西化所带来的心理负荷和疲惫、厌倦的情绪。”综合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对新马华文文学进行比较论述，陈贤茂开创性的研究思路颇有意义。此外，肖村的《马华文学的郁郁绿荫———<叶的事业>读后》是一篇阅读随笔，肯定甄供及其杂文集《叶的事业》对马华文坛的默默贡献。王振科的《那“一丝小小的爱”———评周粲的散文新作<都市的脸>》[20]从“于细微处见精神”、“于平凡中含深情”、“于朴实中显文采”几个方面，评述了周粲第九本散文集《都市的脸》的特色和风格。王春煜的《南洋的风俗画与风景画———新华作家<莫河散文选集>序》重在对作家散文“乡土”特色和“善于以情为文”特征的论述。当然，作者也指出选集有些篇章的浮浅和直露。可以说，新马华文散文研究比较单薄，学者们关注的作家只有新加坡的杜南发、莫河、周粲和马来西亚的甄供。陈贤茂的研究思路和论述深度都值得肯定，王振科、王春煜、肖村三位学者也开拓了新马华文散文研究的园地，但相较于丰富的新马华文散文创作来说，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有待拓展，论述也有待深化。

二、中国大陆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的意义

在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期”，广东省、福建省的高校、社科院研究机构得风气之先，率先开始了此领域的文学“耕耘”，但研究还限于东南亚和欧美两大华文文学“版块”。由于地缘、血缘因素，东南亚华文文学率先获得中国大陆学者的青睐，成为“拓荒期”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镇和中心。又由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是东南亚诸国中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种族冲突相对平和、华文文学创作更为繁荣的国度，因此，在“拓荒期”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板块”中，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是重点和焦点，泰国次之，菲律宾和印尼华文文学研究则处于萌芽状态。

正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期”，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处于重镇和焦点的特殊地位，因此，“拓荒期”中国大陆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其一，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率先打开了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将汉语文学研究拓宽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拓展了汉语文学研究的疆界，意义极其重大。自此以后，汉语文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连绵一体，形成世界格局的华文文学研究。我们会发现，汉语文学和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马来语文学一样，在世界格局中凸显其作为重要“语种文学”的地位和价值。其二，在“拓荒期”，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代表了中国大陆学者“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水平，同时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模式，带动了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热情。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热心于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时候，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研究成绩还非常有限（只有泰华文学研究略好），欧美的华文文学研究也还处于起步的“苍白”阶段，许多国家的华文文学研究还是“不毛之地”。就作家个案而言，对身居美国的白先勇和身居瑞士的赵淑侠两位作家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深度。但“拓荒期”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达到了较好的水平，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华文文学研究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华文文学研究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促进、“导航”作用。

笔者梳理和评述中国大陆“拓荒期”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不仅具有一般的资料价值，也有利于我们理清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源头和初始阶段的学术价值，进而使学术界对“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发展进程有一个略为清晰的认知“图像”，为学科建设略尽绵薄之力。

作者：向忆秋 单位：闽南师范大学 闽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