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结构的视角下的俄国革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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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杂志》2015年第三期

革命是一种宏观社会变迁的类型，是传统社会现代化的路径，是20世纪以来不同后发国家的共同主题。人们常常将革命发生的原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精英之间和阶级之间的斗争、财政危机与经济困难，以及国内或国际政治体制的衰微等等。解释革命发生机制的研究路径大致有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社会心理学三种。“相对剥夺感”概念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典型表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入文化研究路径。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都是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力图构建宏大而整全的宏观理论，文化主义强调构成个体和群体身份的规范、价值、共识乃至信仰，对革命的发生进行诠释性的理解；而结构主义倾向于寻找普遍性，强调制度背景下行动者之间的静态与动态关系，研究真实社会类型的历史动力。①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认为，有关革命的结构主义研究缺少了一个总体性的、容纳各种结构与历史条件的情境，亦即文明框架。他提出，革命的发生与某些轴心文明的特质相关，只有具备此岸世界愿景或此岸与彼岸世界愿景都具备的文明，才能提供进行社会政治制度与文化方案重建的乌托邦愿景和革命意象，才会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发生伟大的革命。俄国革命的发生在于其处于东正教文明的范围内。②金雁认为，俄罗斯民间宗教的分裂运动与东正教独特而浓厚的弥赛亚（即拯救、救赎）情结，导致了俄国自彼得一世改革以来激进主义与民粹主义（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或narodnichestvo）的滥觞，这是俄国1905年革命、更是1917年革命发生的原因。③艾森斯塔德对文明类型的划分与革命发生之关系的研究，因突破了单一研究对象的范围，其文化主义路径所固有的研究对象特殊化、静态化和循环论证的弊病尚不明显，这些局限性在金雁以一国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思想史研究上则十分突出。与此相对的，结构主义将阶级视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摩尔（BarringtonMoore）寻求将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与其他类型的国家和政体的后果联系起来。与其一脉相承的斯考切波（ThedaSkocpol）则采用强结构主义宏观分析，兼用马克思（KarlMarx）式的阶级分析、韦伯（MaxWeber）式的国家分析来研究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④结构主义的弊病在于立场太过欧洲中心，将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生硬地应用于欧洲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理论的有效性值得商榷。本文通过梳理艾森斯塔德与金雁的文化路径、摩尔与斯考切波以阶级为中心的结构路径和罗戈夫斯基（RonaldRogowski）与格申克龙（AlexanderGerchenkron）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结构路径对俄国革命发生机制的研究，力图重新对俄国革命——这一代表了不同于欧洲现代化与现代政治发展方向的晚近革命新榜样的共产主义革命及体制——的性质及后果进行评价。

一、文化主义的解释（一）：轴心文明与此岸愿景

艾森斯塔德认为，既有的革命研究都未触及更宽泛的历史文明背景问题，革命更容易发生的主要文明框架，几乎都是轴心时代文明的某种类型。“在这些文明中盛行的基本文化取向和文明前提，激发着许多带有强烈的乌托邦式和普世论导向的社会秩序新类型的愿景。同时，这些文明形成的社会的组织性和结构性特征创造了让这些愿景得以制度化的框架。”①早期革命发生在基督教文明的框架内，也就是信仰新教与天主教的欧洲文明，而后向东扩展到东正教范围的俄国和儒教文明圈中的中国和越南。这些社会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是在所谓轴心文明的框架中形成的。②“救世与乌托邦思想的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这些文明中的统治者的责任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衍生的制度。”③艾森斯塔德发现，单纯以彼岸世界（如印度）或单纯以此岸世界（如传统中国）为取向的本体论愿景的社会，在早期现代化时期没有产生强烈的革命倾向和革命活动，它们的文明的中心，要么是宗教仪式，要么是政教合一（儒教中国和伊斯兰教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形成了解决超验秩序与世俗秩序之间张力的主要舞台，所以无法孕育出对政治领域的原则上重建的社会新类型、新的现代文化方案的强烈的先验愿景。④革命意识形态具有普遍主义和传教士精神的维度，①这对于革命的发生起着关键作用，但印度、中国或伊斯兰国家的社会缺乏这一要素。尽管现代国家并不一定需要通过革命来产生，但是，“现代政治和行政机构的发展，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扎根于革命中的基本的意识形态前提密切相关。”②而未曾历经革命涤荡便进入现代社会的德国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为法西斯主义所吞噬。“法西斯主义的牺牲者面临的悲剧和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就是因为没有经历过一场真正的革命就进入了现代化所造成的后果。”

③所有的现代政体都面临着如何吸纳或者拒绝不同的革命象征与主题的问题，这首先在于如何对待并将社会主义的阶级象征与民族主义的象征，融入到它们各自政体的集体认同和合法化的认知框架中。不同的融合与吸纳方式构成了不同的现代性秩序和多样现代性的主要特性。其次，所有的政体都面临着潜在的和事实的革命运动对它们制度框架的连续性挑战。④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性象征在另类现代性中非常突出，常常被许多专制的政体采纳。它们否认现代性文化方案中的普世性要素，但却试图使自己也适合于社会主义象征。⑤不过，艾森斯塔德认为，在多样现代性的方案中，“共产主义者是现代性经典模式的最极端的替代模式的传承者”。⑥受到主要的激进左翼极权主义运动拥护的另类现代性，形成了晚近革命的核心，在这种现代性中，社会主义的激进象征被完全接纳和转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完全被置于现代文化方案的框架中，尤其是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框架中。它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依照现代方案的不完整性来展开的，在这种社会中，这种“最耐久和最持续的另类现代性”成为了现实。⑦共产主义革命及政体采取的，是一种总体现代性的方式，以类宗教式的救赎主义的使命对人类和社会进行总体性改造和重建，试图建立一个由工人和无产者组成的现代的普遍共同体，从而以救赎主义愿景为名，要求个人在全面性极权主义体制内的整体沉没。①对于许多非欧洲社会中的精英和其他阶层来说，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吸纳社会主义象征并采用社会主义政策的策略，使得他们能够“在新集体认同中吸纳一些现代化的普遍性要素，同时又不需要放弃他们自己的传统或者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的批判”。

②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要素是“科学唯物主义”原则，这一原则以不同的方式被吸纳到不同社会的智识框架（intellectualframework）中。（1）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象征成为了它们基本的文明前提，它们的智识地图是普遍性话语的一个构成要素；（2）在苏联、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古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成为它们存在的政治前提、智识地图的核心和主导性的要素；（3）在伊斯兰世界和非洲国家，社会主义象征已经成为了它们集体认同的重要要素，但并非其智识地图的基本要素。③也就是说，俄国革命开启了直接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唯物主义”变成革命与革命政权政治生存的前提，乌托邦的信仰与承诺以类宗教般神圣化的方式，④成为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和基础。艾森斯塔德认为，尽管知识分子和宗教团体都是革命愿景的构想者，但有关革命的文献更偏向于强调重大的社会力量，尤其是阶级关系，却不太重视特殊的文化与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⑤在社会转型中，精英的特性，“特别是他们反对被嵌入到不同的特殊团体的自主性，他们所宣扬的本体论愿景和这种精英之间以及他们与更广泛的社会部门之间的关系，在催生社会变迁的革命或者非革命过程和同时进入现代性的现代制度与文化框架的不同模式中是至关重要的。”⑥俄国知识分子与俄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疏离与隔绝，知识阶层整体上对工业化与现代化采取的否定与批判态度，就非常恰当地证明了这一点。金雁对俄国革命的研究，恰以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世界为核心。金雁认为，17世纪末开始的彼得一世的政治改革与尼康的宗教改革所激发的民间东正教的分裂运动及其民粹主义遗产，为俄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传统提供了独特的精神营养，18世纪的反教会潮流、19世纪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20世纪的革命运动，都须从此处追根溯源方能解惑。①

二、文化主义的解释（二）：分裂教派与民粹主义

金雁认为，俄国革命的发生，表面上看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民粹主义，实际上是民粹主义同化并改造了马克思主义。②不过，格申克龙认为，将俄国民粹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分支或农业社会主义也并无不可，它们都对分配而不是生产有着道德上的强烈兴趣，且对西方资本主义与工业发展的成果与后果持强烈批判态度。③金雁指出，布尔什维克不过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民粹主义，列宁的思想资源中源自19世纪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和革命民主主义的东西远远多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列宁使马克思主义民粹化，“从党务上的民粹主义发展到意识形态上的民粹主义，由否定的民粹主义到肯定的超民粹主义”。而斯大林时代干脆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借壳上市”的外包装，最大限度地借用沙皇专制制度中的旧的文化方式，以传统的东西混合苏联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义内容。④所以，20世纪俄国革命之发生，与马克思或费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的社会主义实在是关系不大。金雁有关俄国革命的观点，恰与结构主义对革命发生的因果机制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第一，到底是东正教、是历史更为久远的民间分裂教派，还是分裂教派的遗产民粹主义，才是革命乌托邦的来源？金雁认为，激进的革命乌托邦是与东正教一元论结构相一致的逻辑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追求完整性与统一性的行为与民族心理导致了激进主义。①但《倒转“红轮”》通篇都在论证分裂教派与分裂运动具有宗教性与激进性，不是东正教的一元论结构，而是与东正教相对抗的民间分裂教派，才是俄国革命乌托邦的来源。作为基督教的分支，俄国东正教的歧义性、落后性与封闭性，没有哪个教派可以与之相比，分裂教派与近现代俄国政治和宗教一体化趋势的对抗，所凭恃的是文化保守主义（亦即民粹主义），而非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分裂运动是“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

②分裂运动及其“人民崇拜”的民粹主义经由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继承并发扬光大，使得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后期的俄国盛行，到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与知识群体在无政府主义的暴民政治中迷失了方向。③作为俄国激进主义与革命乌托邦的源头，东正教的一元论结构，与分裂教派或其民粹主义遗产，三者能否等同？摩尔认为，用停滞、不变与稳定性的文化视角来解释事件和行为，就是在进行循环论证，④或者无限追溯。而在金雁看来，东正教的一元化追求，分裂教派的多样性与反专制反西化，分裂教派19世纪的遗产——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后来的民粹主义，似乎都是可以等同或换用的，都是俄国近代宗教与文化的内容。这种往前无限追溯的方式，甚至将对立的两个要素随时替换作为根源的文化研究，凸显了文化主义路径的解释过于宽泛庞杂，而无法建立明确的因果机制。并且，任何社会的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都是打掉地方性、多样性而迈向一体性、统一性的过程，⑤尼康宗教改革所确立的官方东正教的唯一合法地位，是俄国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过程，是俄国现代国家政治一体化建设的一部分，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将其归因于官方东正教或民间东正教甚或斯拉夫民族的特性，十分牵强。第二，如何评价1906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与农民解放？革命既是社会多种功能性障碍的产物，就远非单一群体的行动所能达成，需要有人运作，也需要所有群体的参与，包括统治者。既然俄国自19世纪以来知识界总体的倾向是反西化和反现代化，——无论是稍显西化的19世纪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及其20世纪的继承者“路标派”（1909年集体写作发表《路标文集》的知识分子群体），①还是19世纪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及其民粹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后继者们，——而俄国革命又是另类现代化的替代模式，因此，俄国知识分子和金雁对斯托雷平改革的评价就非常奇特。土地公社化、农民农奴化和国家集权化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在彼得一世时期建立起来，土地的使用与兵役制挂钩，军功贵族土地上的劳动力靠农奴制来解决，以满足这个幅员过于辽阔的国家军事征战与内外安全的需要。

②1762年准予贵族免除劳役的敕令颁布，这个敕令“最终切断了农奴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原始联系”，农奴制被永远定格为经济进步的一个主要的绊脚石。③贵族解放以后，俄国社会所有的阶层，包括沙皇，都在不断地反对农奴制，与金雁所强调的不同，知识分子的反对不仅不具有特别的显著性和决定性，这一群体赋予村社制度的过高的道德色彩，甚至客观上阻碍了农民获得经济独立的自由与权利。1861年农奴解放以后，农民可以拥有土地，却仍然没有自由迁徙权，村社制度使得农民仍然要固着在自己的土地上。到了19世纪末，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危机日益严重，并在日俄战争中全面显示了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对于经济与工业发展的阻滞，土地富余的农民反倒时时以村社共同体为单位发起集体反叛，旧体制的能力限制了俄国的国家野心，于是斯托雷平改革启动。应该说，斯托雷平的改革既生逢其时，而且改革措施得当，一战前俄国农业与工业产出均在稳步快速增长。格申克龙在研究俄国工业化时不断假设，假如改革未曾因一战的打断而继续顺利推进，激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会逐渐平息。但金雁则认为，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专制主义市场化”，是“父”夺“子”利、独霸“家产”的不公正改革，积聚民怨以致社会情绪激进化和民粹主义大爆发，终至转变为剧烈的政治革命——1917年的“二月雪崩”。①最后，到底是村社制度，还是村社制度的解体引发了革命？在1825年俄历十二月发动武装起义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之后，土地公社化与村社制度一直被视为俄国传统的正向遗产，但实则与俄国的工业化需求相悖反。金雁认为，斯托雷平推进的改革导致了农村的分化，摧毁了“公社精神”，失地农民因失去村社制度的庇护和丧失对沙皇“慈父”形象的敬畏与依赖而成为革命主体。②按照金雁的逻辑，如果不是斯托雷平改革改变了传统村社制度对农奴、农民的保障，沙皇的慈父形象还不会丧失，知识分子的革命宣传也不会深入人心，农民也就不会成为革命的主体。从1861年农奴解放直到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前，村社制度的存在决定了农民仍然必须固着在土地上和村社中，不能自由流动，一旦离开村社，其土地所有权将被收回。③但客观上，人地矛盾突出，农民对土地的渴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却又无法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职业。

于是，村社制度决定了农民既没法供应城市工业紧缺的劳动力之需，也无法凭借土地耕种改善经济境遇，所以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效果上来说都是个不良制度，何以会成为道义上仁慈而温情脉脉的良善的专制旧制度？斯托雷平改革致力于改善农村人地紧张的状况，允许农民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客观上使得农民再也不可能成为一种革命力量，改革反而减缓了农民叛乱对沙皇体制的冲击。所以，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发生，尽管可以从艾森斯塔德的基督教文明提供了乌托邦愿景的角度，或者金雁的俄国分裂教派与民粹主义的斯拉夫民族独特性的角度，去断定其内含革命因子，因而必然会发生；但实则革命的发生是可能性与偶然性的因缘际会，一旦遭遇，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便与更好的历史机会失之交臂。

三、结构主义的解释（一）：阶级结构与农民革命

戈德斯通（J.A.Goldstone）的观点最能简单明晰地表明结构主义对革命发生机制的认识：（1）国家财政负担的加剧与财政危机的发生；（2）精英内部的冲突变得更加严重，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与行动力削弱；（3）民众反叛的兴起；（4）社会纠偏和政治转型的意识形态变得日益突出。①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在政治上是主权国家以及主权国家的后西方系统的创建和发展。②摩尔将社会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确立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根据土地精英阶层与农民之间的不同关系，摩尔将现代国家转型划分为三种类型：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确立了民主制度（资产阶级革命），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往往导致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出现（君主改革与立宪），而发生农民革命的国家则大多建立了共产主义极权国家体制。③摩尔的思想后来又更精致化地落实在斯考切波的革命研究中。摩尔在他的研究中恰好回答了金雁研究中神秘化的一个东西，即俄国民粹主义的文化保守性与其反西方、反工业化的独特性。在摩尔看来，所有社会的乡村都是人们用来判断和谴责现代工业文明的那些含糊混乱的道德标准的一个重要来源，客观上是因为“所有地方的乡村都在现代冲击到来之前实行佃农制度，这种制度存在着平均分配资源的内在倾向”，摩尔称其为“加图主义”。加图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社区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接触到足够的资源来完成对社区应尽的义务，社区则依靠集体的努力来维持其生存。④“农民的风俗习俗和道德标准的本质，是有关平等的最粗略概念，它强调公平也强调为了完成基本任务而拥有最低限量土地的必要性。这些标准通常会带有某种宗教性的惩戒，因而农民可能会强调他们的宗教不同于其他社会阶级的宗教。”①这也正是金雁所说的俄国分裂教派或者斯拉夫主义文化的独特性之所在，它是由俄国落后的农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

不同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旦传统农民经济受到威胁，加图主义就会出现，这种思潮的基本倾向是反对社会变革，呼吁回到古风时代。摩尔认为，俄国农民也不例外，甚至更加突出。在18、19世纪的俄国乡村地区，农民关于平等的概念体现为对土地周期性的重新分配，债务和税收以社区为单位厘定。甚至可以说，俄国民粹主义者采纳了农民设定的目标，也采纳了许多农民基于自身对村社共同体的理想化要求而对现代社会展开批判。②所以，激进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农民和城镇里的小手工业者，无论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还是俄国的民粹主义都是如此。因此，不是金雁所认为的官方东正教的一元化结构，或者分裂运动及民粹主义催生了激进主义与暴力，而是基层农民社会及其平均主义的认知与客观现实间的鸿沟，是18世纪以来俄国与欧洲国家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催生了分裂运动和民粹主义。斯考切波认为，革命是发生的（Happening），而不是制造的（Making）；革命并不起始于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努力，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势之下。③所以，对革命的研究应从国家组织和社会结构入手，而不是泛泛地从意识形态、思潮、观念或“社会情绪”等主观因素来解释革命的发生。斯考切波所谓的“社会革命”，是指自下而上的结构变迁与农民造反。④斯考切波认为，国家不仅是一套行政组织，是一种有组织的、控制政治冲突的强制力，而且是国际与国内交界面上的行动实体，亦即“国家的国际体系”。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成功，均是在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旧政权的国家组织崩溃，而新的革命性国家组织得以建立。因此，我们对革命的研究不仅要考察阶级关系，考察国家与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的关系，还要考察国家之间的关系。

①通过比较三国各自面临的国际环境、国家与上层精英的团结/分裂程度、农民的团结和自主化程度，斯考切波将三国革命的发生机制概括如下：（1）对外战争与竞争失败；（2）旧制度的国家组织遭遇危机；（3）农村结构（村社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民起义。②具体到俄国革命，一战中军事失利，加上国内落后的经济与交通状况无力继续保证战争的后勤补给，沙皇制度陷入行政和军事崩溃。俄国内部存在一个掌握土地的支配阶级，支配阶级依赖于旧制度的国家，享有官职与财富两方面的好处；乡村地区因为1861年的改革而成为一个动员与行动的共同体。旧制度的失败会迫使国家对社会进行剥夺，剥夺损害了支配阶级的权益并使底层农民的生活无以为继，支配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会阻挠改革，不仅致使旧制度的改革流产，而且使国家官僚机构的行动能力遭到破坏。国家强制力减弱，而村社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又使得农民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于是革命爆发。③但俄国的支配阶级即贵族很虚弱，并不具备破坏国家强制力的能力，那么，革命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斯考切波认为，俄国当时面临的外部压力实在太大，压垮了旧制度的国家组织。1861年改革虽未彻底解放农奴，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的状况继续阻滞着俄国农业产出的增长与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固着在土地上的农民形成了村社团结的集体习俗，底层农民凝聚成了有组织的群体。④人—地矛盾长期突出，加上村社共同体的形成，使得农民叛乱与农民革命在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前已经成为严重困扰沙皇体制的棘手难题。斯考切波对村社共同体与斯托雷平改革的评价也与金雁相反，说明了文化主义路径容易带入并掺杂主观化的道德性判断。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金雁研究的偏颇之处也说明了19世纪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的工业化进程之间的疏离乃至隔绝状况的严重程度。对于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俄国工业化趋势及需求之间的严重脱节，格申克龙的研究提供了专门而独到的解释。

四、结构主义的解释（二）：资源禀赋与落后程度

国际贸易具有很强的收入分配效应。罗戈夫斯基研究的是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的充裕与稀缺状况、各种资源所有者对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的支持与反对态度的不同，所导致的农民、工人、企业主与地主之间不同的利益分化格局及其后果。对于贸易保护或自由贸易所导致的收益与亏损问题，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TheStolper-SamuelsonTheorem）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及广泛使用稀缺要素的厂商会因贸易保护而获益，因贸易自由化而受损；充裕要素的持有者及广泛使用充裕要素的厂商会因贸易保护而受损，因贸易自由化而获益。①因贸易所致的变化，必然影响国家内部的分歧。国际贸易扩张时期，资本和土地充裕而劳动力稀缺（瑞典）与资本和土地稀缺而劳动力充裕（德国）的国家，会引发阶级冲突；资本和劳动力充裕而土地稀缺（英国）与资本和劳动力稀缺而土地充裕（美国）的国家，则会引发城乡对立。②当经济衰退发生时，优劣转换，城乡冲突与阶级冲突也随之发生转换。国际贸易衰落之时，资本与土地所有者争取自由贸易、而劳工支持贸易保护的阶级冲突导向了罗斯福新政；资本所有者与劳工争取自由贸易、而土地所有者支持贸易保护的城乡冲突导向了西欧法西斯主义；土地所有者争取自由贸易、劳工与资本家支持贸易保护的城乡冲突催生了南美民粹主义；而出现劳工争取自由贸易、资本与土地所有者（地主而非农民）争取贸易保护的阶级冲突的亚洲与东欧，则普遍出现了共产主义革命。③17世纪的国际贸易扩张，在西北欧出现了城市至上和农民解放的现象；在东欧与俄国，则出现了城市衰落、劳动报酬增加和“第二次农奴制”现象。

究其原因，正在于西北欧劳动力与资本充裕而土地稀缺，而东欧土地充裕，劳动力与资本却极为稀缺。①到了19世纪，俄国的资源禀赋状况是土地和劳动力充裕，而资本稀缺。1861年改革和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使得一战爆发前后俄国农民实际上已经成为小地主。这样一种状况促成了工人与农民联合，支持市场自由化进程；而资本家（即土地贵族）支持保护主义与帝国主义政策，导致阶级冲突，红绿联盟同资本家的对抗主导着政治生活。②劳工和农民结成了具有决定性的反政府联盟，与土地贵族和资本家形成对立之势，一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便发生了。③罗戈夫斯基认为，激烈的社会主义运动只存在于那些贸易扩张时经济极为落后，但劳动力又十分充裕的经济体中，如俄国与中国。贸易扩张不仅会激化稀缺要素与充裕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对立，而且还会增强“劳工和无地农民这类孤立的充裕要素所有者”。④未能实行彻底而又明确的农业改革无疑是俄国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促进了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但农民仍被固着在土地上，而农民人均持有的土地又严重不足，导致农民大量逃离乡村，于是国家又加强乡村公社制度，建立起逃离土地的壁垒，对逃离农民的家庭课以重税并收走土地，这使得俄国在19世纪后期“牢固地建立起拥有土地的农民阶层，而不是一个无地的劳动者阶级，并特别谨慎地使农民依附于他们的土地”。

⑤格申克龙的研究，可以说是关于俄国知识分子与俄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格申克龙认为，一国工业化启动时经济落后的程度决定了其工业增长率、工业的生产结构与组织结构以及工业化的精神与意识形态，与早发现代化国家有着相当大的不同。⑥第一，格申克龙认为，将农民束缚在农奴制下必须被理解为俄国在其西方化过程中最显著的一面。①俄国的落后状态决定了俄国的重商主义（政治上的对应物即为绝对主义国家）特征。西欧国家的重商主义推行之时，农奴制基本上消失或处于瓦解状态。而俄国的农奴制，则是其“重商主义政策运行机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齿轮”。②俄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国家的军事利益引导政府发动一种快速突进的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沉重的负担强加到农业人口的头上，将俄国农民置于农奴制的强制之下，是与这种经济发展政策密不可分的。③在19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俄国政府为了顺利推进工业化而避免推行任何意义深远的制度改革，这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工业化的进展，但长远来看却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持续进行。经济大爆发仅仅维持了十年左右，到1900年便不可避免地终结了，究其原因，农村人口的税收支付能力近于枯竭，而农民的忍耐也已达到了极限。④但“无论是地方长官制度，还是为保留和保护乡村公社而采取的追加措施”，显然都无法与农奴制相提并论。“一个对工业化政策作出坚定承诺的政府居然破例去保护乡村公社。”村社制度实际上助长了反抗，而不是有效控制了农民的情绪。⑤因此，斯托雷平改革绝对算得上是“对俄国农业社会主义的致命一击”，改革使得农民家庭成员向城市的不受伤害的流动的道路第一次被打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俄国巨大的农民团体也可以像他们的西方同伴那样，出卖土地并运用所得收入去在农业之外谋求他们自己的事业”。⑥但是，俄国知识分子对斯托雷平改革的谴责与道德义愤却十分强烈。“在经济政策领域，对农民生活条件的深切关注和对俄国工业发展的缺乏兴趣，似乎成为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特征。”

⑦第二，俄国知识分子总体上与工业化过程隔绝，其反西化、反工业化的特征自19世纪初以来便十分显著。十二月党人对工业社会的厌恶十分突出，对农业主义的强调，对资产阶级的厌恶，以及限制形成一种永久性工业劳动力的愿望，是十二月党人的精神遗产。①随着十二月党人起义的被粉碎和尼古拉一世政权的建立，俄国知识分子逐渐逃避对于紧迫的现实问题的密切关注，他们逃进了形而上学与美学领域。②无论是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别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ГригорьевичБелинский）、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Герцен），还是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的集大成者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Гаврилови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都是从人道和道德的视角来讨论农奴制与工业发展问题以及乡村公社。关于农奴制的经济含义和俄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发展，则始终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③俄国人的思想与俄国的实际发展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尤以被流放西伯利亚偏远地区长达21年之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为甚，而他又是列宁主义思想的主要源泉。对资产阶级的憎恨和对农民的恐惧，阻止了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工业发展可能性的任何严肃思考。④俄国知识分子多数主张维持乡村公社并使其存续，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工业发展的社会后果批判上，尽管当时俄国的工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北欧国家。所以，格申克龙认为，如果不将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特殊偏好与该国的落后状态结合起来，就无法理解为何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总体上显示出社会主义的特征，也就无法理解俄国革命。⑤俄国知识分子特殊的倾向与偏好，深深地植根于俄国农民的价值体系以及总体的落后状态之中。俄国政治发展的落后，使得现代形式的政府的发展滞后，没有容纳知识分子的政治舞台与空间，“俄国的专制政府有效地将知识阶层的大多数人排除于直接参与政府决策之外。他们的思想始终不能转化为行为，他们也就始终不能影响（更不用说决定）俄国经济发展的性质。”

然而，他们虽然不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施加影响，却将整个知识阶层对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脱离实际而又否定性的态度传达给了大学生与青年。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逐渐激进化。第三，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与激进的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19世纪的工业发展，并不必然与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这取决于一个正处于经济高涨和工业化启动阶段的国家的落后程度。法国的工业化是由一群公开声称是社会主义信条（即圣西门学说）的狂热支持者的大企业家所维系，德国通过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与圣西门学说来推进工业化。因此，在比德国还要落后得多的俄国，这一角色由更加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来承担，①也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了。格申克龙认为，俄国知识阶层与工业进步之间一种“迟到而又不够稳定”的正向关联，正是通过19世纪后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来实现的，它接纳了民粹主义的多数的特殊要素，但同时让知识阶层接受了俄国的工业化。②但是，激进的意识形态与工业化之间的联系，往往只是现代经济快速爆发的第一个阶段的特征，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激进主义思潮会不可避免地消退。圣西门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的法国如日中天，但仅仅过了25年便烟消云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俄国1905年革命后，随着斯托雷平改革的顺利推进也日渐衰退。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俄国的改革和工业化进程，从而使得日渐衰退的激进主义又一发而不可收拾。

文化主义认为，一国的文化与文明自身孕育着革命的因子，因此革命必然会发生。而结构主义则认为，革命的发生有其结构性的条件，如国际因素、国内政治结构的特殊性，结构性条件不具备或者被消除，革命就不一定会发生。金雁认为，俄国革命的发生，与东正教独特的弥赛亚情怀（包括革命的弥赛亚），与民间分裂教派及民粹主义关系最大。结构主义的研究则认为，俄国革命的发生有着不容忽视的国家间政治的作用存在，并不因其处于基督教的影响下就能自动发生。俄国落后的农业经济状况和基层农民社会及其平均主义的认知与客观现实间的鸿沟,催生了俄国的分裂运动和民粹主义，也催生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反西化、反工业化的特征。俄国土地和劳动力充裕而资本稀缺，而有效的耕地面积也稀缺，不彻底的农业改革使得农民始终未能成为自由流动的经济因素,富余的农民也始终未能成为俄国工业化的推动力。而不断加强的村社制度对于农民的强制使得人-地矛盾凸显，农民叛乱与农民革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严重困扰沙皇体制和社会秩序的棘手难题，落后的经济和工业化状况才是激进主义高涨、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作者：郝娜 单位：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