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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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

少数民族作家不仅用汉语进行创作，更重要的是在其作品中渗透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并以此对汉族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古代文学中，元杂剧堪称“一代之文学”，在元代罗宗信的《中原音韵•序》里就已经把“大元乐府”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较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汉族参军戏或宋杂剧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元杂剧的北曲，是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音乐与中原民间谣曲和唐宋燕乐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兴俗乐。明代张琦在《衡曲麈谭》中指出：“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乐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元杂剧还吸收了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的俚曲，如陶宗仪《辍耕录》收录元曲中的少数民族曲调有哈叭儿图、哈儿火失哈赤、伉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等，《太和正音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词林摘艳》等书也都收录了元曲中的少数民族曲调，如胡十八、阿纳忽、唐古歹、古都白、阿忽金、乔木查等。有学者曾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335支曲牌做过统计，出于唐宋词、诸宫调及大曲的仅占五分之二，其余大部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北方汉族民间歌曲。元杂剧使用的乐器也多出自漠北、西域等少数民族地区。王骥德的《曲律》认为：“元时北虏达达所用乐器，如筝、蓁、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其所弹之曲，亦与汉人不同。”因此，北曲形成了“以遒劲为主”的独特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显然与舒缓的传统雅乐不同，具有鲜明的异域民族色彩。徐渭的《南词叙录》认为：“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可见，北杂剧刚健、质朴的艺术风格迥异于南戏的温柔、委婉。在现当代文学中，满族作家老舍的作品在“题材、风格、手法、韵味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有别于汉族与其他民族作品的文化气象”，尤其是《茶馆》和《正红旗下》体现了明显的满族文化特色，不但成为中国现代文坛的杰作，而且也得到世界文坛的认可。《茶馆》被西方权威评论家称为“东方舞台的奇迹”，日本戏剧界著名人士说它“堪称世界第一流而无愧”。苗族作家沈从文曾说自己“苗里苗气”，并明确表示：“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且为他们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凌宇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沈从文作品浸透伤感的倾诉背后，正是湘西土著民族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一种湘西土著民族不为外部世界理解，强烈渴求被接纳、认同的悲怆之音。”朱光潜认为，沈从文“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汉族文学的必要补充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学较之西方文学在神话、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等文学形式方面相形见绌，这种观念显然是由于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缺乏了解。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一般均为宏篇巨制，堪称民族的百科全书或形象化的历史。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英雄史诗非常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后出版的各民族英雄史诗有：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格斯尔町汗》《红色勇士岩诺干》《智勇王子希热周》《乌赫勒贵灭魔记》《阿拉担嘎鲁》、哈萨克族的《黑萨》《阿勒帕米斯》《胡布兰德》《哈木巴尔》《英雄塔尔根》、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考交加什》《英雄托什吐克》《库尔曼列克》《艾尔塔比勒迪》、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黑白之战》《哈斯战争》、傣族的《厘俸》《相勐》《兰嘎西贸》《粘响》、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摩苏昆》等。其余在民间流传，尚未整理的英雄史诗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些英雄史诗中，收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的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传》，最早抄本约出现于15世纪，是现存最古老的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3部史诗被列入世界英雄史诗之列。尤其是《格萨尔王传》，有100多万行之多，世界闻名的史诗如《伊利亚特》（15693行）、《奥德赛》（12000行）、《罗摩衍那》（48000行）、《摩诃婆罗多》（214000行），都无法望其项背。因此，《格萨尔王传》不仅是我国最长的一部史诗，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极为丰富。谷德明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是迄今收集少数民族散文体神话作品最完备的集子，共收入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46个民族的神话166篇。有影响的神话作品有彝族的《阿细的先基》《查姆》《勒俄特依》、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创世纪》、瑶族的《密洛陀》、侗族的《侗族祖先哪里来》、苗族的《苗族史诗》《苗族古歌》、哈尼族的《奥色蜜色》、佤族的《西冈里》等。其中大部分神话作品，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叙述了原始人类对人类起源、自然万物生成、民族起源等的认识和解释。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少数民族族神话的丰富性，所以袁珂认为：“中国神话虽然是以汉族的神话为主，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自然也应包括在中国神话的领域以内。”民说叙事长诗，又称“故事诗”或“诗体故事”，是故事性的韵文作品。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可谓数量众多，源远流长。仅建国以来收集、整理出版的著名作品就有：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与蝻木蜡娜》《俄并与桑洛》《线秀》、傈僳族的《重逢调》、蒙古族的《达那巴拉》《陶克陶之歌》《嘎达梅林》、壮族的《达稳之歌》《达备之歌》《特华之歌》《马骨胡之歌》、苗族的《仰阿莎》《张秀眉之歌》、白族的《青姑娘》、土家族的《锦鸡》、裕固族的《黄黛琛》、土族的《拉仁布与且门索》、回族的《马五哥与尕豆妹》、东乡族的《米拉尕黑》、维吾尔族的《艾里甫与赛乃姆》、哈萨克族的《萨里哈与萨蔓》等。不仅如此，建国以后，少数民族诗人还继续进行叙事长诗的创作，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就有30多部，如晓雪（白族）的《大黑天神》、汪玉良（东乡族）的《米拉尕黑》、戈阿干（纳西族）的《格拉茨姆》、金哲（朝鲜族）的《晨星传》、其木德道尔吉（蒙古族）的《英雄格斯尔可汗》（续集）等。这些长诗不但保持了各自的民族特色，而且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此外，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甚至对世界文学也产生了影响。

宋代洪迈认为，唐人小说“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明代桃源居士也说：“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已将唐代小说与诗歌并称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是一部上承六朝、下启明清的志怪小说，鲁迅认为这部书可与唐代的传奇小说“并驱争先”，纪昀甚至认为该书“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酉阳杂俎》成书于公元9世纪，其中《叶限》一篇描述了孤女受后母虐待的故事，周作人认为它“在世界童话中属灰娘（即灰姑娘）式……此篇应推首唱也”。到了19世纪，德国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集》一书中亦有同类故事，后人将此类故事统称为“灰姑娘的故事”。1982年，爱林•路易重新英译改写段氏引文，恢复灰姑娘名称为“叶限”，并将书名定为《叶限》。其中的插图引用美国《学校图书馆杂志》的广告评语：“中国叶限故事是欧洲著名的灰姑娘故事的基础，西方人知道这个故事，至少比中国人晚了一千年。”《叶限》是段成式贬官岭南时所作，直接取材于壮族民间传说“达架和达仑的故事”，所以有的专家认为“‘灰姑娘’本是中华壮家女”，并且指出：“达架和达仑的故事这份民族特色浓郁的资料弥足珍贵，她为‘灰姑娘’故事的世界性研究投进了一道强光”。可见，《叶限》无疑是世界范围内“灰姑娘”童话的发端之作。

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展望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1958年，“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成长起来，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也得以出版。粉碎“”以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78年我国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我国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接着创办了全国性刊物《民族文学》，并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研究季刊《民族文学研究》。

1981年我国设立了“骏马奖”，它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并列中国四大国家级文学奖，参选者均为少数民族作家，并鼓励作家用本民族语言创作。为奖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设立的国家级奖项在国际上并不多见。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认为：“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考虑到了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这种母语创作作品的客观实际，尤其是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语言，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设立少数民族‘骏马奖’，在很大程度上也弥补了对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品进行直接评奖的空白。”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民族古籍的请示报告，大力推动了民族文学遗产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到1994年底，全国19个省、自治区抢救收集的少数民族古籍书目大约12万余种（件），已整理11万余种（部、件），大部分为文学资料。人们往往习惯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情况来判断世界文学的发展状况。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获奖者绝大多数是欧美作家。从1901年至1980年80年间，只有6位非欧美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即：印度的泰戈尔（1913年）、智利的阿加列夫•米斯特拉尔（1945年）、危地马拉的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年）、智利的巴勃鲁•聂鲁达（1971年）、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克•怀特（1973年），而非洲没有一位获奖者。从1981年至1999年19年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竞有7位非欧美作家，即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1986年）、埃及的纳吉布•马夫兹（1988年）、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1990年）、南非的内丁•戈迪默（1991年）、圣卢西亚的德里克•沃尔科（1992年）、日本的大江健三郎（1994年）。从2000年至2012年12年间，已经出现了6位非欧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即：法籍华人高行健（2000年）、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2001年）、南非的库切（2003年）、土耳其的奥尔罕•帕穆克（2006年）、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中国的莫言（2012年），这一变化趋势似乎越来越印证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进入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面临走向世界的最好机遇和挑战。正如蒙古族诗人包明德所说：“开掘文学的本土资源，整合中国各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科学地总结从古到今各个民族文学互相影响、互相吸纳、互相回馈、互相整合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们当前一个重大的课题，也有很广的社会意义、时代意义、政治意义。

作者：蒋娜单位：西南大学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