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电影与传统文化研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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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艺术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中国戏曲、小说的这种松散、自在，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它涵盖了中国所有的一切。《论语》结构非常松散，庄子更松散，完全没有一般所说的条理，更没有现在所说的逻辑关系。中国人面对这些东西的态度，并不是我们在学校教育里所强调的那种结构和逻辑关系。中国人讲“当下即是”，讲究当下的领略与涵泳，没那么多的目的论。因此，中国人就有一种特殊的看戏模式。一出戏，常常只需看个一二十分钟就够了，甚至单单听个唱段，也无有不足。它虽然是片断，但对于观众而言却是完整的，一即一切。中国人面对戏剧、面对艺术时，都会保持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能进能出；因为自由，因为能进能出，所以看来结构松散。中国人根本就忌讳、也避免让欣赏者不自由。

这其实是中国人的生命观。所以，中国人不会急着一定要把故事的情节理得那么清楚，更不会故意设计得让人卷进一个漩涡式的情节中喘不过气来。中国戏曲在看的过程，在那当下，整个人是放松的，非常的自在，那是很不同的状态。这就是“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境界。此外，中国戏曲有很多经典剧目百看不厌，最有趣的，就是这些年来，中国京剧院年年来台湾演出一次，每次都会有同样的戏码，譬如《群英会》、《四郎探母》等，一演就是20年。即使这样，每年依然会有很多观众买票，反倒他们排演的一些新戏，观众反应却不见得那么好。现代文艺很忌讳重复，中国戏曲却完全不同：现代艺术强调创新，戏曲的观众则爱看千锤百炼的骨子老戏。电影侯孝贤的电影也是松散的，他的电影当年在台湾票房都很差，因为侯孝贤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创作原则是彻底背离的。台湾作为美国文化的准殖民地，观众的审美品味早已被好莱坞豢养得相当异化。好莱坞电影擅长漩涡式的情节和感官刺激的方式，以一种压迫式的声光效果来吸引人。那种压迫式的视觉音效有如重金属音乐，大家都知道，喜欢听重金属音乐的人，常常是日常生活较无力气、感受力也较弱的人。好莱坞电影的刺激就像人临死之前被电击一样，常常生活越无趣的人，才越喜欢看好莱坞电影。侯孝贤电影则完全相反。他的电影画面总是淡淡的，如果你的生命感受力够强、生命状态也够好的话，是会在里面读到很多信息。看他的电影，其实是一种阅读，尤其是近于读诗，观众是必须主动的。不仅仅要用脑，更要用心，要用整个生命状态去体会。这样的一种姿态，的确跟中国戏曲有关，完全不以故事、情节取胜。正因如此，侯孝贤的镜头有着中国传统水墨的意蕴，完全不是好莱坞那种手法，也不是张艺谋后期那种夸张与炫耀。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首先，就是要有诗意。总体看来，张艺谋电影是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前期的作品，属于五四思维，老是想控诉什么。五四的批判传统，尤其后来左翼文艺的控诉，当然不纯然是无的放矢，但是，总有一些夸大，到了后来，甚至有种虚矫地洒狗血。除此之外，张艺谋前期这些作品或多或少也有迎合西方人口味的部分。若要说张艺谋最有中国文化精神的作品，其实是《活着》。《活着》里那些卑微小人物所经历的喜怒哀乐，影片没有将伤痛变成控诉，也没有变成仇恨，而是淡淡的惆怅，有一种古人讲的“天地不仁”之下的沧桑感和历史的无奈，如此大风大浪之后，一切复归寂然，基本上就是中国戏曲的境界，它体现了中国人那种饱经兴亡却依然心平气和、不落于虚无的坚韧，这就是中国人的姿态。从张艺谋的教育体系来看，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接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熏陶是非常有限的，以至于后来张艺谋拍武侠、拍历史题材时，怎么拍怎么怪，倒是李安的《卧虎藏龙》颇有点味道。《卧虎藏龙》好在哪里？李安在此之前并没有拍过武侠电影，可是一拍感觉就对，原因在于，对于李安而言，武侠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因为那一代人在台湾从小就对武侠耳濡目染。张艺谋则不是，他的成长过程是没有武侠小说的，那些东西是被禁的。他和武侠的传统是断裂的。武侠小说，对于张艺谋来说是一个对象，可对于李安，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这完全是两码事！李安的作品中也有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但所谓“有容乃大”，以博大、平和的心态去拍，拍出来就没有攻击性。

中国人都急于想要获得西方的认可，急于想要“东西会通”，但这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而且很容易将你自己核心的东西丧失——表面上看充满了中国元素，可骨子里都是西方人的思维架构或西方人的表达方式，那这还是中国的吗？这只不过是满足了国人的某种折射心理——中国人觉得一个东西被西方认可就是很大的光荣，包括中国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也是一样。“中西会通”到底能不能做到，我是保留的。真要做，也得极为谨慎，更得慢慢来。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得先把自己认识清楚。就像李安，从小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长大，他老爸的样貌几乎就是电影“推手”里男主角郎雄的形象。从小在这种氛围中长大，成熟了再接受西方文化，融合就比较没有问题。而陈凯歌、张艺谋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接受的基础不扎实，可能骨子里有一些传统文化的意念，但整个学习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在他们的教育体系中，反而西方概念的内容更多。自己的传统底蕴不够，越拍就越无以为继，甚至越来越不伦不类。相形之下，李安养分够、底蕴深，去了美国之后更大的一个好处是，那边有一种很强大的文化撞击刺激他更清楚地看到自己，而且李安的整个生命状态又是那么安稳，也不会特别想要去依附于西方那样一种强势文化，所以他的作品也会比较稳定，而且会越来越好。

今天的电影要卖得好，当然多少得参考好莱坞模式。但是，真正要拍出中国特色，戏曲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参考。然而，对于电影和传统文化的结合，真要从历史取材，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我们不太能进入古人的精神状态。大家都知道，胡玫的《孔子》拍得不好，可老实说，胡玫其实有诚意想把电影拍好；她且真有才情，几个片段我都看得忽忽入神。平心而论，这部电影的未竟其功，除了胡玫本身的局限，更根本的原因是源于内地对孔子数十年之荒疏。因这荒疏，整部电影想象遂远多于体会。既是缺乏体会的想象，在内行人眼里，就觉得不知所云；在一般人的情感，也很难起真正的共鸣。但是，数十年之荒疏，真要在旦夕间彻底补足，以孔子之大，谈何容易？若真换成其他编导，恐怕也会力有未逮吧！正因如此，我们现在拍历史题材，可能拍得最好的还是清宫戏，尤其是宫斗戏，毕竟，这个传统没有断呀！中国传统文化现在一般的课堂或是讲坛，常常是讲者站着，听者坐着，那完全是西方人的做法。西方人这样做，当然有西方人的逻辑，我姑且不予评论。但是，如果要谈中国文化，是不是该要有中国人自己的标准呢？所谓中国人的标准，老师不仅要坐，而且要坐得最舒服。记得我读研究生时，我们的教室是没有椅子的，大家就拿个垫子席地而坐，所有位子，只有老师的座椅有个靠背，其他人都没有。林谷芳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不仅坐着，也可以靠着，甚至可以躺着，除此之外，讲桌上还一定要有好茶和食物，整个桌台摆得琳琅满目，我们常戏称，真像个供桌。这样做对不对？当然对!这是师道尊严的一种体现。今天中国的教育为什么沦落？首先，就是老师没地位了。学生舒舒服服翘着腿、靠着背，老师则从头到尾罚站，这就完全错乱了。任何社会（包括个体）都有隐性和显性两面，即表和里、内和外、显和隐，如果用中国更传统的说法，就是阴、阳。显性台湾，是经由媒体演绎，经由政治力量操作，然后经由学术界、知识分子论述所看到的台湾；隐形台湾则是日常的、平常的、生活的、具体的、实际接触到的那个台湾。你或许感觉到台湾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气质上要稍微好一点点，实际上，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这几年来，内地的年轻人对中国文化的掌握其实已经超过台湾20岁的这一辈年轻人。蒋中正、蒋经国时代有一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于整个台湾中国文化的延续的确是有帮助，但其实也很有限。那时，真正的主流是全盘西化、是存在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才是吸引读书人，吸引年轻人的。当时在年轻人、知识分子的圈里，你跟他谈中国文化，他会觉得老掉牙，就连你演奏一个国乐都好像孤臣孽子一样，所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台湾社会发挥的影响力其实是有限的。但隐性的台湾，普遍感觉台湾人比较温厚，看起来比较富有传统底蕴，那归因于民间文化的保存完整，尤其是祭祀。现在台湾的民间祭祀跟100年前的台湾祭祀样貌并没有明显变化，这当然跟台湾宗教的宽容有关系。

台湾佛教兴盛，民间也一直保存着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们相信人活着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修行，婚姻就是人的一生极大的一桩修行。台湾人的婚礼并不像李安的《喜宴》中体现的那样，那基本上是台湾1949年之后过来的那些外省移民比较常出现的婚礼宴请。至于那些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客家人或闽南人，他们的婚礼并不是那样，他们的婚礼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实是在宴会之前必定会有的一个很慎重的祭祀。我结婚当时，在那天的前一夜11点，也就是子时，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祭礼，这个祭礼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规格最高的祭祀，因为祭拜的对象是上天，所以供桌上的供品最多，前面还要演傀儡戏，旁边有乐队。当时必须全身洗得干干净净，要换一套彻头彻尾的全新衣物。这就是中国古人讲的斋戒沐浴，之后就开始三跪九叩，总共磕27个头，磕完了还要跪在那边，旁边有傀儡戏上演，还有道士，一跪就是一个多小时。也就是那时，我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突然发现自己真的长大成人了，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在面对上天，第一次发现有一种生命状态叫“庄严”，也开始意识到婚礼真的是一件修行的大事。在祭祀的过程里的那种庄严感，不会让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是突然有一种严肃，你觉得这是一件大事，你不可以轻佻，不像现在我们一般面对婚姻就是新郎带着新娘去拍婚纱照，越浪漫越好。这种浪漫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人不是这么看的。西方式的浪漫，譬如《泰坦尼克号》，我常说，如果男主角是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男人，遇见如同剧中的女主角那样干脆利落就主动脱衣卸服，可能10个之中会有7～8个拔腿就跑，绝对不会像男主角那样深受感动、欣然接受，因为，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从来就不是这样。中国人的情感表达，老子有三个字，“曲则全”。中国人就是曲线思维，所以，中国庭院跟西方的大广场有一个最简单的区分就是，西方的大广场讲究一目了然，越大越好，越清楚越好，而中国则定如苏州园林那样，曲曲折折，移步换景，每走几步就忽然又有不同的景色，才换个角度，便又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中式园林忌讳一目了然，一眼看光光。对中国人而言，那太无趣了！也正因如此，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本来就是弯弯曲曲的，不仅弯弯曲曲，有时甚至还反过来。所以，中国人擅长说反话，越是亲密，有时候反话就说得越多，情感表达方式也越多样而丰富。

一般说来，女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比男人好。历代都是这样，真要毁，都是先从男人开始。满清入关时，男从女不从，女人还可以继续穿传统服装、男人则不行。一直到今天的台湾，还是非常明显，台湾女子穿传统风格的服装，读传统典籍的都还是相当普遍，但是男人就很少。女人如大地，善于承载、延续，保存传统文化的能量也比男人强。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几十年来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大家不要以为我们的文化真的断了，其实没有断，我们的整个情感、思考方式差不多还在，台湾民间相较之下，可能更完整，可话虽如此，内地有些地方其实还是保存得比台湾好，譬如，对于长者的尊重。事实上，真正的中国文化不是谈知识，谈来谈去，是你生命的转化，让你整个生命怎样修行、怎样转化。所以，中国以前真正有学问的人都有一个特质，都是年纪越大，他的整个生命状态越好。可是，现今台湾却是一个非常怕老的社会，因为台湾受美国的影响太深，美国是年轻人的天堂、老年人的坟墓，在美国那个社会，中老年人多少会被歧视，甚至在某些人眼里，老人简直就等于废物，所以，台湾人普遍怕老，非常怕被人家讲成是老人。传统的中国却从不怕老，真正怕的，是为老不尊，明明你年纪很大了，人家却不尊敬你，人家都不把你当成一个长者看，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相信，人生一世，修行一世，有修行，就有通透，就有智慧，就有长者的风范。依中国的传统来看，如果你的生命没有修行，你的生命当然就只有老化，你当然要怕老。

真正反映时代的是什么？是音乐。音乐最真实，骗不了人。台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一些流行音乐，像《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而今听来都还相当动人，那真是台湾最好的时代。那时候的流行音乐，词曲都简单，年轻人也单纯，一群人就高高兴兴地唱着，非常的纯洁，特别有种青春的美感，那是30几年前台湾普遍的精神状态。但你现在听台湾流行歌曲就没那么干净的了，更多的是感官刺激，或者是些靡靡之音。台湾这样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关系不大，反倒与文化的发展更为紧密。30年前，蒋经国时代，整个台湾的传统文化底蕴还在，没有像后来李登辉全盘学美国，也没有彻底的资本主义化，那时的精神状态才能蕴育那样一种音乐形态。西方文化强调“自我”，动不动就是伸张自我，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不自觉地对立起来，人际关系自然会紧张，由此一来，我们就需要大量的契约。这和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是完全颠倒的。中国古代几乎不用契约，清朝时，广州十三行的中国商人跟洋人做生意，洋人都觉得很奇怪，中国商人可以不打契约却运转得很好。这道理很简单，中国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建立在一个相互对立的假设上。在传统的看法里，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是一体的，是种阴阳调和的状态，你变，对方也会跟着变，就像推手，你来我往，相互揖让，这样一种生命状态其实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也包括人与整个自然之间。我们今天对于自然，动不动就强调“资源”的概念，其实，“资源”也是一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古代是没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山有山神，河有河神，你不能随意地“开发”，会有很多限制的。这其实就是一个“整体”想法，是一种“合”的状态，是彼此相关而不是对立的，不是孤立的。今天个体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在一种对立的状态，它就是会变成螺旋状地对抗关系，所有的对立，都会加深、加剧。事实上，古代的中国人，是活在复杂的历史网络里，你回到家要拜祖宗，几十年后，你也会成为别人的祖宗，你是活在一个历史的长河中。除此之外，中国人还有一个横向的维度，即是人与自然的联系。全世界只有中国有那么多节气的节日，而西方文化的主要节日都出于政治原因，这非常不一样。

我们都以为皇帝是可以无所不为的，但事实上，皇帝连想要废一个太子、改立一个太子都千辛万苦，甚至就根本做不到，皇帝的意志贯彻比我们想象的小太多，其实是被很多东西制约的。政治的确是需要制衡。可一谈制衡，百年以来，一定就要谈到西方的三权分立、宪法宪政这一套，这一套中国学了100年都没有成果，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跟中国的民族性情不合。具体说来，只要是中国人，行为逻辑一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要用权利义务关系、用法律制约关系把国家治理好，依照中国的逻辑，就必须先用这种关系把家庭运转好，然后才可以延伸到国家，把国家运转好。可是，你能想象在中国大多数的家庭能用权利义务关系、用法律关系弄好吗？事实上，制约政治力的想法是对的，但落实到具体的操作，总不能老用别人的方法。事实上，中国有中国式的制衡办法，我们不能总想直接移植西方的办法。中国是一个父系母权的社会，家庭里最具体、真正最有影响力的，常常是母亲，这是父系社会中国式的家庭平衡之道。外表上以父亲为主，母亲却是一种实际力量，这种中国式的制约方式十分有趣，也从来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对抗。中国人因为有这种平衡，讲究夫妻要相敬如宾，从不谈男权女权这一类的话。中国自从大谈女权之后，男女关系反倒越来越不健康，女人也越来越不快乐。其实，整天谈什么权不权的，因此和人必然处在一个对立的状态，真要过得快乐，也实在是太难了！西方文化相信环境制度会改变一切，但中国传统文化更侧重于内心的修为、安稳，由内及外，这是儒家的逻辑，也是中国式思考。我们所有关系一定是由近而远、由亲而疏的，所以，中国人很在意亲疏、很在意家族。在中国传统里，我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自由，外在的环境对于我们制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中国人其实特别懂得自得其乐，也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更不会整天想要伸张自己的意志。现今中国人的紧张感，是受到整个世界的影响，古代的中国人，相对是比较自由的状态。“目的论”是西方思维，所有做的事都指向一个目标；中国人则是走走看看，边走边欣赏。走累了，回头一看，满目青山，这是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在中国文化中，任何事都可以处在一个若即若离的状态，即使是在一种看来千钧一发、大难临头的局面，中华民族都比其他民族更懂得如何在当下解脱，在当下就觉得这事情是可以跳得开的。这种本领，是缘于中国几千年的修行。什么是修行？就是看别人，好像看自己；然后,再进一步，看自己，也好像看别人。现代社会流行成功学，这跟传统的价值观已经离得很远。事实上，名、利，都不是坏事，但名跟利也未必是好事，在名利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过得踏不踏实？如果，今天你有名有利，依然过得很踏实，那么，这样的名利，就是件好事。而今天你没名没利，你可不可能过得一样踏实呢？现在的中国，可能大家最欠缺的，就是这种不为外在名利所束缚的能力。颜回，中国2000多年不断被传诵的“复圣”，从现实层面来讲，他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一辈子看起来也没有任何社会成就，但在中国历史上他的地位却很高。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异常地安稳、异常地自在。事实上，在中国传统里，我们一直有一个价值追求，它超越了社会现实层面。这并不是说它否定现实的价值，只是不会盲目地追求现实的价值。“优势”，是比较西方的概念，因为充满了竞争感，结果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当代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安”，中国传统文化最关心的问题、核心问题，就是安身立命之道，也就是学会如何安顿生命。西方文化输入后，中国文化好像变得弱势了，那是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懂得含蓄，不夸大，更不会用掠夺大自然与其他国家的方式来迅速促使产业膨胀。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状态是西方思维的产物，从中国文化角度来说，中国文化其实是有很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的。中国人从很早就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凡事懂得有所不为，才能维持个体生命和世界的平衡。“太极拳“具有中国文化的标志性意义，它不追求速度感，没有功利的目标。事实上，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太极式的平衡，如果继续让西方领导，他们只会让世界就是这样急速奔跑、直至毁灭。

作者：薛仁明单位：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台北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