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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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摘要:

在总结有关“建党初期”时间划分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个人的观点，认为“建党初期”是指从1919年5月爆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的这段时间。对研究“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献，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客体、载体以及路径四个方面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呈现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树立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历史探索。而这就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风格的比较研究，将构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关键词:

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历史缩影。对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的研究，有利于在厘清我党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的基础上回答“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问题。

一、关于“建党初期”的时间界定

以“建党初期”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精确检索，找到91篇文章。最早的相关研究始于1979年，而研究党的历史分期的相关书籍和文章更是不胜枚举。文章和著作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相关历史人物在建党初期的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对具体历史事件的作用研究、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党建工作研究以及史学研究等方面。学者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对“建党初期”的时间界定也各有差异。为了能够尽可能全面地呈现我国学术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划分，笔者对不同学者关于“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早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等时间界定分解为“建党初期”的上限和下限进行归纳和分析。

(一)关于“建党初期”上限的研究

观点之一:以的爆发为时间起点。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与此同时，随着的不断发展，运动的主力军已由学生队伍扩展到工人阶级，因而工人阶级得以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国际视野之中，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群众基础。基于此，不少学者将1919年5月作为“建党初期”的时间起点。正如方立江和陈答才在其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历史时期，国内学术界一般指1919年5月至1923年12月”［1］，而李良明更是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时限界定问题时直接点明“我国学术界在时间上限的看法上比较一致，即从1919年开始”［2］。此外，胡华于1979年主编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也是持相同观点。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时间起点也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思想。观点之二: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为时间起点。一个政党的创建和发展难以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筹划和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正是这一阶段的历史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虽然各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和纲领，却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必不可少的助推器和重要组成部分;从其性质和特征而言，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早期雏形和地方组织。因此，不少学者将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即1920年8月作为“建党初期”的时间起点。徐信华根据其研究对象，在分析共产党早期报刊现存资料以及具体革命形势差异的基础上，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作为其研究的时间起点，在其著作中指出:“本书选择的时间范围是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为止。”［3］观点之三:以中共一大的召开为时间起点。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学者认为只有当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的那一刻起，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帷幕。基于此，相关学者将“建党初期”的时间起点定于1921年7月。此类观点可参见于王世勇和白贵一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1921－1936)》、黄天华的《中共早期历史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以1921－1927年四川为例》、刘景和刘吉发的《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路径疏厘》以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等。

(二)关于“建党初期”下限的研究

观点之一:以中共三大的召开为时间节点。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又可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不再属于“建党初期”的时间范畴之内，而应归属于“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范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年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一编第三章在探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活动时，就将其探索范围集中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后至中共三大召开之前，这一历史时期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而将中共三大的召开归入了第二编“党在大革命时期”。因此，这一观点持有者将1923年5月作为“建党初期”的下限;胡绳1991年主编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持与此相同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共三大应归属于“建党初期”的历史范畴。胡华于1979年主编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中就将1919年5月至1923年12月划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对于此类观点，在倪兴祥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编著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以及方立江和陈答才的研究中也可窥见一斑。虽然这两种观点在时间节点方面稍有差异，但这两类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大革命时期”是对“建党初期”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历史阶段，是两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历史时期。正如王晓岚研究员在其著作中提及“在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共党报发行的主渠道是书店和学校的号房”［4］，由此可见，王晓岚研究员也认为“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观点之二:以中共四大的召开为时间节点。中共一大的召开，通过了党的纲领;中共二大的召开，进一步区分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中共三大的召开，确立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但是却有学者提出中共三大的召开并没有完成建立一个独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完结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不应该以中共三大的召开作为终结。基于此，齐卫平和张玉菡最新提出将中共四大的召开时间，即1925年1月作为“建党初期”的时间节点。他们在其研究中指出，中共四大提出将中国共产党确定为“‘群众性政党’的建设目标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参与和领导中国革命方式新思路，为迎接崭新的国民革命做好了准备。到这时，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真正完成了建党的任务”［5］。这是学术界对建党初期时间节点的新提法。观点之三:以大革命的失败为时间节点。1924年－1927年期间爆发的大革命运动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在大革命运动中向广大群众彰显了自身的组织优势和提高了其政治威望，为党逐渐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基于此，将1927年作为“建党初期”的时间节点在学术界也获得了较多学者的认可。刘景和刘吉发明确定义“建党初期(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到1927年大革命结束)”［6］，而葛传根在《建党初期的宣传工作与革命道路探索中的得失》一文中就探讨了1921年－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实践工作，可见二者对“建党初期”的历史划分是一致的。将大革命的失败，即1927年7月作为“建党初期”的时间节点的还有徐信华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杨荣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政治工作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等。

(三)笔者对“建党初期”的时间界定

学者在探讨“建党初期”或“中国共产党早期”相关问题时更倾向于将时间设定在1921年－1927年。笔者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逻辑主线，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起止时间定为1919年5月的爆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的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准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在建党之前必须要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基和广泛的群众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仅仅局限于为数不多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而爆发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受众范围由极少数知识分子扩大到了工农群众。也曾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说起可能更好”［7］，这就为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供了时期的划分依据。因此，将1919年5月作为“建党初期”的时间起点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遵义会议的召开清算了党内错误的思想路线和主张，使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了成熟。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曾犯过思想错误，使党处于濒临灭亡的边缘。但是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极端危机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8］由此可见，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外关系和事务的实践经验，正是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不完善和不成熟的表现。而遵义会议召开之后，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成熟，并带领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的“延安时期”。据此，将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为“建党初期”的下限是合理的。

二、关于大众话语体系的研究

在中国知网以“大众话语体系”为主题进行精确搜索，仅找到11篇文章。对“大众话语体系”进行系统研究始于郭剑敏(2001年)，其后的学者更多的是探讨大众话语体系的建构途径。

(一)关于大众话语体系的内涵研究

郭剑敏于2001年的《新写实小说的平民意识》一文中，将“大众话语体系下的平民意识表达”作为新写实小说平民意识的表现之一。郭剑敏在界定其文章所指的“大众”和“话语体系”含义的基础上指出“世俗化的小说语言、平视型的叙述视角和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构成了新写实小说大众话语体系的三个方面。这在一定意义上将“大众话语体系”等同于“叙事风格”，将“大众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定位于语言、结构和视角三个方面。而姜喜咏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大众话语体系”是要“实现理论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的更紧密衔接、融合与统一”，这是大众话语体系区别于理论体系的关键所在。

(二)关于构建大众话语体系的意义和路径研究

何珍将“建构大众话语体系:提高马克思主义对大众的亲和力”作为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历史经验，强调我们应该通过“重新梳理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剔除不适合时展的话语表达方式”、“批判性继承传统文化话语”和“批判性提炼日常生活话语”构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9］杨荣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话语的当代困境的基础上，将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作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话语的有效途径之一。而要形成多层次和立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则需要从整合资源、把握传播规律和加强监督三个方面着手。姜喜咏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在分析了理论体系和大众话语体系差异性的基础上，论证了学术性和大众化的辩证关系，认为“大众话语体系的建构，即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与风格的彻底中国化，逐渐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术话语体系，运用多种文化艺术和媒介形式，创造丰富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形式”。［10］通过对以上学者相关研究的分析，不难看出“坚持与时俱进”和“立足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学者构建大众话语体系的主要途径和原则。

三、关于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

我国系统地研究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者主要有杨荣、徐信华、李军林、陈桂香和李萍等。在中国知网中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篇名进行精确搜索共有文章3242篇，然而其中研究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关文章却不到100篇。根据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在建党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关研究，将其按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客体、载体以及路径研究进行归纳。

(一)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研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的构建者，根据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可分为“实施主体”和“受众主体”两大类别，而针对不同学者的研究可以将之归纳为单一主体论和双主体论。

1．单一主体论

单一主体论者坚持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施主体还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主体都是一元化的。实施主体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早期知识分子，而受众主体主要是指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正如徐峻指出:“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承担者”“前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采借者、传播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和传播内容的主要发出者。”［11］其在著作中更是进一步指明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主要包括时期的左翼骨干，如、蔡和森等人;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董必武和林伯渠等人。此外，有学者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主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主体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象。李萍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众主体由‘精英’延伸至‘普通民众’”［12］。李军林根据实施主体的政治立场和传播意图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主体进行了不同的区分。

2．双主体论

双主体论者坚持中国共产党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施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主体。因为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要向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自己首先必须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因此早期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知识的过程中是受众主体，但是在向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是实施主体。例如肖华平认为“20世纪初极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体”［13］。

(二)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研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是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的主要思想和核心概念。学者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研究，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把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和“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来化大众”的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和条件。我国学者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内容上有不同的侧重点。陈桂香认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比较全面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主要内容，但他们比较重视的无疑是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14］徐峻则认为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学习的主要内容。王良青和王同起也持相同观点，他们通过对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宣传，回答了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化什么”的问题。而李军林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在从十月革命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二是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原理”;而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则注重于宣传理论知识和成功的实践经验。

(三)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研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是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的构建媒介，我国学者对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研究主要集中于报纸期刊、马克思主义社团和补习社等方面。

1．报纸期刊是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载体

关于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载体研究，学者们的意见较为统一，他们都认为报纸杂志是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媒介。正如丁守和、殷叙彝和张伯昭指出:“仅后的半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达两百多种，分布地遍布全国各主要省会城市。”［15］徐信华在其著作《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就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报刊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传播媒介进行系统研究，并详细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部分早期经典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徐峻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语境与现实价值》中也进行了相关阐述，李军林在探讨《共产党》《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先驱》等报刊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传播的作用过程中明确表明“报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唯一大众媒介”，［16］孙卫芳也对《劳动周刊》《工人周刊》《山东劳动周刊》等报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奠定了早期报刊的载体地位。

2．马克思主义社团是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之一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各种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和学会不断出现并逐渐兴起，徐峻在其著作中列举了1920年3月由在北京大学指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及新民学会、互助社和觉悟社等社团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作用，以此论证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式。徐素华在其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一书中就系统阐述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创建和发展历史，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将“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它普及与一般”作为其第二大任务。［17］除此之外，侯静在其文章中指出:“左联先后于1930年、1931-1932年、1934年展开了三次大规模的讨论，涉及到了大众化的语言、形式、体裁、内容、技术等较深层次的问题，对文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18］除了专业性较强的马克思主义社团和学社之外，“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人运动讲习所”以及“政治夜校”等补习组织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的具体体现，我国学者对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集中于时期、井冈山时期和中共苏区时期。

1．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研究

既是建党初期的时间上限，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行广泛传播的历史标志。因此，学者们关于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时期。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时期在时间上有所重叠，在此将二者进行归纳和总结。苏锐和王海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基础、载体和主阵地三个方面着手，指出要“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翻译理论著作与多种传播方式相结合”和“建立学生社团与创建学习机构相结合”。孙谦则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通过建设宣传保障机制、培养宣传队伍和丰富宣传形式的途径使民众能够“听得到”马克思主义;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注重宣传教育方法的途径使民众能够“听得懂”马克思主义。简而言之，学者们对期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办通俗刊物、组织学习社团等方面进行探索。

2．井冈山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研究

我国部分学者将井冈山时期视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起点，因此也有不少学者对井冈山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进行研究。马福运在探讨井冈山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中提出，应通过组建党组织、开展斗争、进行实践和加大宣传四个方面着手推进。刘家桂在论证井冈山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起点的基础上，指出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一样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如针对干部，通过“开办红军教导队、干部训练班及创办党内刊物等”途径;针对红军队伍，通过“启发式教育、举办政治训练等”方式;针对广大群众，通过“开办学校和采用标语、宣传画等形式”。简而言之，井冈山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研究主要体现了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和原则。

3．中共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研究

中共苏区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的赣南和闽西地区。谭献民和黄建国认为在中共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主要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并在研究中共苏区民众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明确文化宣传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共苏区的主要特征和重要途径。胡盛华也持相同观点，将教育作为中共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途径。陈始发则进一步明确了在中共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出版理论书籍和成立学习组织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梁小军则从深入调查、满足需要、加大宣传和尊重群众四个方面总结了中共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简而言之，在中共苏区，中国共产党是通过理论教育的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四、研究述评

(一)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我国学术界对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然而却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形式———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缺乏系统研究。一是对建党初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路径、意义和历史经验等研究较多，却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话语风格的系统研究。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主体的话语风格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集中对的大众话语风格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研究，其他关键历史人物的大众话语风格研究较少;此外，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载体的话语风格研究方面，学者们更多的是将传播载体作为丰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进行笼统地研究和论述。如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载体，学者在对相关报刊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更多的是研究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具体内容的宣传或者是将其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进行论述，而较少将报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语言特色、风格形式等进行分析和总结，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反映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风格的特点和当代借鉴意义。二是对时期和建党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较多，却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语境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具有相应的历史语境，而不同的话语语境，会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概念和风格的形成。在建党初期、延安时期、建国初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等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任务和历史使命都不尽相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会随着具体实际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形成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因此，在研究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要将话语语境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二)深化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研究的途径

1．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风格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群众能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而建党初期的“群众”包括早期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等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群体。由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其知识结构、文化水平以及社会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要求针对不同的群体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如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央报刊、青年学生报刊以及工农报刊等正是针对不同社会群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进程的不同载体，理应加强关于建党初期不同载体和媒介在对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风格的比较研究。除此之外，也应加强不同历史时期的大众话语风格的特征研究，对此加以比较分析，彰显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与时俱进的品质。

2．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语境的比较研究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9］，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取决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程度。然而，中国的具体实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也在不断前进。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要注意结合时代背景和历史使命，将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语境与当时的具体实际相联系。如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等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差异性进行对比分析，探索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和途径的相关规律，以促进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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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徐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语境与现实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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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晓华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