氅衣造型的演化与含义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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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摘要:

氅衣作为我国传统服饰中的一个品类，从东晋时期有文字记录起，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中国传统文学书画作品当中。不同时期的氅衣的实际形态有着极大的差异，总体经历了由短及长、由道及俗、由专称到泛称的发展过程。氅衣形式的不断变化和氅衣所承载的文化含义的演变密切相关，是服装的精神含义对服装造型产生重要影响的范例之一，其演变的过程反映了特殊的服装品种在文化传承中起到的承载作用。

关键词:

氅衣;传统服装;服装文化;服装造型

中国的服饰发展一直和中国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服饰作为礼教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在历朝历代都受到统治阶层的限制。从周朝开始至袁世凯的短暂称帝，无不对各阶层民众应穿何种服饰有过详细的规定。随着许多朝代初期统治者们在订立衣冠服饰时都要“上采周汉”的崇古风尚，中国传统服饰的改变呈现出阶段性的大幅度调整，而总体的改变却较为缓慢。在这其中，氅衣作为一种独特的传统服饰品类，频繁地出现在古人的历史记载和文学作品中，却从未被历朝的服饰制度规定过，从而跳出了历代服饰发展的窠臼。由出现至今日，其字未变，而具体形式在不同的阶段却往往呈现不同的风貌。今人对氅衣的印象多受到影视作品的影响，在目前被中国当代的汉服爱好者广为传播和认可的网络版《现代汉服体系2．1版》中，“氅”被单列出“大氅”一项，被归类于罩衫的一种，是一种对襟通身、宽衣大袖的男子常服。而这和氅衣的最初形态是大相径庭的。本文由古人的诗文唱酬、稗经野史的只言片语追寻氅衣服饰形制之变化，沿历史的脉络描摹出氅衣的演变轨迹、挖掘氅衣表面形态变化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辞海》如此解释氅衣:“古代罩于衣服外的大衣﹐可以遮风寒﹐其形制不一。”氅衣的变化是线性的，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其外观是类似的，总体来说氅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短及长、由道及俗、由专称到泛称的发展过程。

一、氅衣的原始形态

《康熙字典》中对于氅的释意为:“氅鶖，鸟羽也。或从鸟作鷩。又析羽爲裘衣之属。”氅字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并非指一种服饰，而是指帝王公卿仪仗的一部分，是由鸟类的羽毛织缀而成的盖状的仪仗用具。氅用的材料可以是各种鸟类的羽毛，有各式颜色。氅作为服饰出现于记载中，最早见于《世说新语．企羡》:“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孟昶)叹曰:此真神仙中人!”穿着“鹤氅裘”的王恭是东晋名臣，年少时姿容俊美，如此穿着被喻为“神仙中人”，而其身着的氅衣的最初形态，也成为后世文人超脱凡俗的形象符号。此时氅衣的原始形态应是如同仪仗中的“鹤氅”，因形似而得名，古人的绘卷上留有两个形象证明了此时的氅衣和后世流传的截然不同，一是与王恭同时代的东晋画家顾恺之所作的《洛神赋图》第二卷，卷中央击鼓奏乐的水神冯夷是东晋的神仙，他在袍服之上肩批一件羽毛质感的服饰，应是时人所称之鹤氅。二是宋代王仲玉所作的《陶渊明像》，卷中衣饰刻画细致，连鹤氅领口的系带都清晰勾勒了出来。此后元代赵孟頫的《陶渊明像轴》中的陶渊明与小童在井边的一幕也出现了这种神仙衣一般的氅衣。始于东晋的服装“鹤氅”应是一种长度恰恰过肩、由鹤一类鸟的翎羽制成的小披肩，在领口以系带固定，穿着后如同肩上着了一件极短的蓑衣，如图1。无论取材还是形式，都反映出古人对自然原始力量的欣羡，对鸟类遨游于天地间的神仙之姿的向往［1］。

二、氅衣的发展与向袍服的变型

氅由毛羽制成的初始型向袍服型转变发生在唐代。唐人自己穿着的氅衣和宋人认为流传自唐、改自道袍的氅衣正对应着上述两种不同的形态。鹤氅作为逍遥散逸的精神符号，到唐代开始在士大夫阶层流行，这可以从文人的诗歌唱酬中找到明显的痕迹。《全唐诗》中提起氅衣四十三次，这在后世也再难见此盛景。由这些文字可推及其时氅衣的形态:在唐朝提及鹤氅的诗作之中，无一例外用了“披”字，而且常引“王恭鹤氅”的典故，搭配时多另带裘衣。这也证明了“鹤氅”作为一种服饰配件，应仍类似较短的无帽肩部装饰，是搭在外袍“裘衣”之外的，如李白在《江上答崔宣城》中有“貂裘非季子，鹤氅似王恭。”吴仁璧在《春雪》中的“貂裘穿后鹤氅敝，自此风流不足看。”可见以唐朝人的理解，东晋王恭的“鹤氅裘”极有可能是鹤氅加裘衣的搭配组合，而鹤氅仍是由鸟羽制成的，白居易就曾在《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写道“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以鹤氅上毛羽逐渐脱落来自嘲年华渐老而事业未成，可见此时的鹤氅仍是以羽毛制得的。唐代一方面继承了前朝流传下来的披肩式鹤氅，一方面又为后世的袍服式鹤氅提供了样板。唐朝初期儒学和道学的思想空前和谐，帝王的重道抑佛使道教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有唐中期重臣李泌作为道士被赐紫服的记录见于《新唐书》。唐人所着的道袍就成为了后世“鹤氅”的雏形。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中描绘有一位身道袍的陈文帝，注言“在位八年，深崇道教”，此种形式的衣袍又出现在晚唐五代初期画家孙位的《高逸图》里。《高逸图》中虽然描绘的是魏晋竹林七贤的主题，但是人物的衣着、坐具的织物质料等都反映着唐时的生活细节:图左一的阮籍所穿着外袍和陈文帝所穿着的道袍都有着极其宽大的廓型，和普通外袍的区别在于其为对襟，玄色的衣襟一直延长到服装底部，在服装的下缘也形成等宽的镶边，而并无袖子。与这种被明代人认为是氅衣的服装最接近的，是广泛流传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袖衫”。与“大袖衫”不同的是这两个样本都没有袖子，并有一个独特的细节:在肋下腰上的位置，左右各有一根与衣襟同色等宽的长衿带，是单独制作的，而不是像其他右袵衣一样处在一个衣襟的延长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阎立本所绘的陈文帝所穿着的道袍的大身部分是由鸟类的毛羽细细缝缀而成的，从服装的边缘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种毛羽的质感。这也反映了在当时一个儒道精神相互融合的年代，“氅衣”作为先人对自然神崇拜的“羽衣”也慢慢和为后世所承认的类道服的“袍服”形象在阎立本的绘画中发生了重叠。“鹤氅”也从初始的一种令人称羡的华美服饰被唐代的士大夫阶层赋予更多的精神含义，有追求玄远的出尘潇洒，也有放逐尘世的零落萧散，并在道学兴盛的影响下，在后世演变成为一种袍服，也演变成一种代表道学审美的文化符号。

三、氅衣的袖型变化经过

唐朝的铺垫，在宋朝人们所认为的氅衣都已是袍服之姿。在宋代开始，更多的对襟衫形式开始流行，其中兴起于宋的褙子为最，而由朱熹复兴的朱子深衣也是左右两边通襟对称的。氅衣发展成为当今汉服爱好者所熟知的形态应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定型的。在这一过程中，氅衣与南北朝以来在高门氏族和文士中一直流行的大袖衫的形态发生了重叠。南宋人赵珙撰写的《蒙鞑备录》描述了作者出使燕京到木华黎王账下蒙古军中的所见所闻，记载了当时蒙国贵族的穿着，提到:“又有文袖衣，如中国鹤氅，宽长曳地，行则两女奴拽之。”从关于文袖衣的寥寥数语可以推断出，鹤氅对于宋朝的为官之人已经算是常见衣物，才会以此为比喻，而“宽长曳地”且有袖是此时氅衣的特色，如图2所示［2］。此时文人对“氅衣”在写作中的应用也进一步确定氅衣完成了由配饰到服装的转变，例如南宋姚勉在为人贺寿的一阙《沁园春》中就写到:“玉尘精神，瑶林风韵，雪里神仙小氅衣。”宋人眼中的氅衣，与之常见的搭配是纶巾和华阳巾，从苏轼到陆游皆认为这样的搭配飘逸潇洒，可见穿着氅衣的情景范围扩大了，不用再和裘袍这样厚重的冬装搭配，而成了士人三季皆可的装束。这样的衣冠搭配甚至在后世《三国演义》中成为了诸葛武侯的亮相。元初名家赵孟頫所绘的《诸葛亮像轴》极深地影响了《三国演义》对于诸葛亮的臆测:头戴纶巾、身披鹤氅。图中的诸葛武侯斜倚榻上，批一件素白镶皂边的外袍，这就是后人以为的鹤氅。此时的“鹤”变成了关于颜色的形容词，指如鹤羽毛般洁白的颜色。这件鹤氅和唐朝的道袍在形制上一般无二。宋朝的道服有宽大的袖子，衣身合而为一，由宋徽宗的《听琴图》可见一斑，图中央皇帝安坐树下焚香操琴，所穿的一身皂色道袍衣长及地，两袖也宽大地垂落至地面，再结合关于“文袖衣”的记载，可见宋代的氅衣还是有袖的。宋代的氅衣形象可以参看宋代黄升墓，出土衣物资料中有一件广袖外袍，在此外袍的袖口也加上镶边，胸口加上衿带就是宋时的氅衣了。明万历年间王圻、王思义合著的《三才图会》以三卷专门绘述时人服装形制，叙述描绘详细，从帝王朝服到民间居丧所用之服饰都在图稿边上有文字说明，但三卷中并没有“氅”这一项，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对于“道衣”的描绘，原句引用了元朝流传下来的道教仪规的《道书援神契》:“《礼记》有侈袂，大袖衣也，道衣其类也。……后人因以为常。直领者，取其萧散之意也。”再结合同时期太监刘若愚对当时宫廷生活的笔记《酌中志•内臣佩服纪略》中:“氅衣，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製也。旧製原不缝袖，故名曰氅也，綵素不拘。”可以推知氅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式如披风，两侧开口无袖，到明末又开始流行起和道袍一样的宽大袖口，也不再限制其颜色，可素可彩。而道衣一样的外袍敞着穿着，在民间已成为一种着装方式，“取其萧散之意也”。

四、氅衣流俗于民间的过程

唐宋时期仍以儒道为尊，仕人将氅衣划归成为自诩清高的道具，这一情况随着元朝统治者尊崇佛道而贬低儒术也发生了改变。道家兴盛，赋予氅衣更多的宗教意义。鹤是道家尊崇的仙鸟，道士在重要的法会上常穿着纹绣仙鹤图样的道袍，这就影响到鹤氅的形貌。元代杂剧繁荣，市井民众在戏剧中接触到的儒生形象也多被改成道家形象，如诸葛亮，这更加剧了道袍和氅衣之间的互相混淆。氅衣也逐渐不再是士大夫的专属，逐渐流俗于民间。

明朝初期太祖第十七子朱权作为道学家著有《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在冠服制度章中记鹤氅为“凡道士皆用，其色不拘，有道德者以皂為之，其尋常道士不敢用。”“鹤氅”已明文正典地成为道袍的款式之一。另一方面在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中，除了身为道门中人的吴道官有“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鹤氅”、“大红五彩法氅”，黄真人有“大红金云百鹤法氅”之外，俗世中，小童官哥儿也“身着大红氅衣儿”，西门庆也能“带忠靖冠、丝绒鹤氅”。甚至后文这个装扮又出现了两回，如“头戴白绒忠靖冠，身披绒氅”、又如“头戴白缎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绒鹤氅”。连女性角色林氏都能穿一身“沉香色遍地金妆花缎子鹤氅”，何太监有一件“飞鱼绿绒氅衣”，可见明朝时期，一方面“鹤氅”演化为道教有记载的法袍，正式地和道教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在民间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成了民间男女老少皆可穿着的一种外披，如图3所示。

在清朝之前，氅衣多是属于男性的服装称谓。直到清人入关后，特别是道光年后，满人的服饰日益宽大，满人女子所着的非正式场合的外衫因其轮廓宽松，特别是袖口宽大，也被混称为氅衣，至清后期氅衣变成了满人女子一种便袍的专称:首先穿着对象的性别发生了颠倒，其次这种类似汉族圆领袍服的服装又继承了汉服褙子开衩高至腋下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加上满族特有的阔镶密滚的装饰手法，且在肋下开衩的端口饰以云头纹，已经和汉人所指的氅衣相差甚远，如图4所示。在满汉混居、礼教更为拘束的中国南部，氅衣也逐渐摆脱了性别限制［3］。《红楼梦》中男女都能穿着鹤氅:黛玉有“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宝钗有“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而宝玉有“乌云豹的氅衣”甚至“鹤氅”。但鹤氅并未完全失去其宗教隐喻，全文中鹤氅仅分配给了三个主线人物，而方外人妙玉是佛教徒，所以没有机会着鹤氅。《红楼梦》中的氅衣应和明朝的鹤氅相同，是一种如布幅对折一般、双手从两边自然伸出的无帽披肩。

氅衣从出现至今，几经变化，已经完全脱离了原始的羽衣形态，并被赋予了全新的文化意义。氅衣的变化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材质由鸟羽转化至布料;二是长度由过肩至过膝及至垂地;三是在无袖和有袖间不断变化;四是氅衣的所指拓展了范围。氅衣经历的三个形态变化阶段如下:一为东晋初始型短羽蓑型，主要受到泛神信仰的影响;二为唐宋时期羽衣道袍的重叠型，宽袍大袖，体现出儒道审美的融合;三为明清时期由道教的鹤氅演化至民间的无袖汉人氅衣;最后清贵女氅衣，保留了氅衣的“敞”而将宗教影响降至最低。由氅衣的变化可以发现，每一次形式上的变化总是跟随在氅衣所承载的文化含义的演变之后的。研究氅衣的起源、成型和发展，延历史推敲其变化之因由，了解古人审美之趣味，对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都十分有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兆成．诸葛亮形象的道家化及其影响［J］．成都大学学报，2007，(6)．

［2］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升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3］陆洪兴．满族氅衣造型结构研究［J］．艺术设计研究，2012，(S1)．

作者:张默涵 单位:闽江学院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 福建省服装创意设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