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发展趋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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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正在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作为教育强国的新加坡在高等教育方面有许多经验足资借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一直高度重视改革和重组高校。基于对新加坡近三十年高等教育领域研究主题变化的探测，可将其发展的主要趋势概括为集权化的分权、大众化、全球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创业化。新加坡发展高等教育的经验很特别，如在大众化阶段仍坚持实行精英教育，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国家干预与学术自由、族群差异与机会不均、过度重视国际学生与忽视本地学生等方面的矛盾和非平衡性。

关键词: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经验启示;变化与挑战

自1965年独立以来，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人力资源成为新加坡长期可持续开发的唯一资源，发展高等教育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和战略性的政策措施:通过提升人力资源质量和提供稳定的优秀人才队伍，促进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以保持新加坡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新加坡政府既强调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其对精英教育模式的重视。“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在确定和培育社会精英和未来领导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近三十年来随着地区和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浪潮的推动下，世界高等教育政策的变革愈加频繁和显著，新加坡政府更是持续关注高等教育在保持经济竞争力中的作用，认为创造性、革新性均根植于高等教育，并制定了长期发展目标［2］。

一、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

1．集权化的分权:集权与分权战略的结合在新加坡，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历来是开发人力资源以保持该国经济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上占据优势的主要动力，因而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大量投资是很有必要的。同时，鉴于高等教育系统在实现国家发展优先事项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新加坡政府认为必须由国家行政部门直接提供政策指导，而不是让学术界自行管理高等教育机构［3］。新加坡独立后不久出现的一些迹象已表明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强力干预，如任命内阁部长担任新加坡大学校长，禁止组建学术人员工会等，这同时也显示了新加坡的高等教育系统已从英国模式和传统模式中脱离出来［4］。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干预还表现为合并由新加坡华人社团创立的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21世纪初，新加坡政府开始提出在管理财政和人力资源方面给予高等教育机构更多的自主权，国家放宽对高等教育的控制权，以便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公司化铺平道路［5］。当然，高等教育机构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并非没有先决条件，政府要求这些机构遵守公共事务和财政问责的原则，实现质量保证和审计系统的制度化，机构的业绩也受到外部审查。国家在高等教育中的突出作用不仅限于审查制度绩效，同时作为最重要的资金提供人，新加坡政府仍然向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学者米迦勒·李(MichaelH．Lee)和萨拉瓦南·戈皮纳坦(SaravananGopinathan)指出大学治理的这种权力变化是“集权化的分权”(centralizeddecentralization)。首先，它意味着国家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变化;其次，强调权力下放并不是要在学术机构之间分享决策和管理权力，而是更加集中于高层管理人员;最后，对高等教育机构予以重新定位，使其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型的公共服务机构［6］。

2．大众化:在扩张和卓越之间保持平衡新加坡一直以来奉行“精英教育”原则，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经济衰退之后，为了提高劳动力素质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政府开始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高校的在校人数增长率为185．25%，大学、理工学院及研发机构的数量也获得稳定增长［7］。目前，新加坡的高等教育系统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新加坡理工大学、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等六所公立大学和新加坡理工学院、义安理工学院、淡马锡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学院、共和理工学院等五所理工学院组成。值得注意的是，五所理工学院从21世纪初就招收了超过40%的适龄学生［8］。新加坡在高等教育大幅度扩张的同时，通过实行严格的录取标准和竞争激烈的学生选拔制度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政府在2000年着手改革大学招生制度，使它不仅以通用教育证书高级程度考试(GCE－A级)为标准，还要求参加美国高考推理测验(SATI)、项目工作及课程活动。这一变化被认为符合1997年7月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提出的要建设“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eachingSchools，LearningNa-tion，简称TLSN)的方针［9］。然而，将SATI考试成绩列入大学录取标准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考试是否真正有效地改善了现行的录取制度还是给学生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随后在2004年取消了SATI考试作为新加坡大学的入学要求。

3．全球化:机遇与挑战并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加坡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广泛深入探讨的另一个主题是全球化如何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发展。全球化是指质量保证和审计制度的国际惯例，同时更强调国际排名，这两个方面都对高等教育机构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对自己的业绩和资源分配承担更大的责任［10］。这反映在2005年新加坡将现有的国立大学列为公立自治大学的政策中，使之在管理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11］。全球化既加强了国际合作，也带来国际化竞争，意味着新加坡将面临来自“金砖国家”及其他较不发达或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对新加坡的高等教育战略有着深远的影响，新加坡做出的不是挑战全球化，而是要选择全球化，以保持国家朝着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新方向转变。新加坡是否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保持其竞争优势，大学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不仅可以培养高技能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新的知识和创见为新加坡经济的未来提供了先进的知识来源［12］。全球化的另一个趋势指向全球性人才竞争，对于人力资源非常有限的新加坡来说更为关键［13］。为了应对“人才外流”的问题和老龄化社会的趋势，新加坡政府制定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和使新加坡发展成为世界级的“教育网络中心”政策，这既是为了提高本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地位，也是为了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来此留学，最终留在新加坡工作。通过建立“教育网络中心”来吸引外国人才，也符合新加坡人口移民政策的需要。在不牺牲高等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新加坡政府坚持把世界一流大学引入境内并在当地高校包括大学和理工学院以及世界一流大学之间建立起联盟和伙伴关系，以此来提高新加坡大学的国际排名和声望，这对于在短时间内使新加坡成为世界“教育网络中心”也是十分有利的。

4．市场化和国际化:增强学校的市场机制和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和竞争是高校未来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市场化”概念恰恰说明了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的现实形势。为了避免政府对学校过多地干预，新加坡政府注重激发高校的内部动机，并赋予它更多的自我管理权，以增强其系统的市场机制。与此同时，在“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理念的指导下又采取一系列新举措，如使高校公司化，将学生和家长视为学校的客户，扩大高校的自主权，设立优质课程奖、卓越学校模式奖等奖项，以及鼓励学校设立“专长项目”以吸引学生及教育投资等［14］。这些教育措施对于扩大学校的多样性、自主性和创新性是很有必要的。与市场化趋势密切相关，新加坡高等教育也受到另一个趋势———国际化的深刻影响。很多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环球校园计划”(GlobalSchoolhouse)上。该计划在2002年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发起并实施，它不仅是一种教育政策，还是吸引外国人才和学生的人口移民政策，意味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出口服务行业，应提升新加坡作为世界“教育网络中心”的声誉。在此之前，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还于1998年发起“世界一流大学计划”(TheWorld－ClassUni-versitiesProgramme)，旨在2008年之前吸引至少十所世界一流大学，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以增强新加坡高等教育在世界的竞争力［15］。事实上，截至2005年，新加坡就引进23所世界级大学，其中包括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等国际知名大学在新加坡设立的分校，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等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16］。

5．创业化:让高等教育机构肩负更多责任近年来，新加坡高等教育研究更多侧重于“创业化”，这被解释为高等教育机构在研究和教育活动中增加更多创业方面的方法，如知识和研究的商业化以及毕业生创业精神的培养。另一个观点涉及大学与产业的联系以及新加坡的大学与企业合作。莫家豪(MokKaHo)认为，高等教育是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7］。因此，国家、大学和行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创业大学模式”的发展，旨在让高等教育机构肩负更多责任，为国家经济做出更多的贡献，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和财政资源，以及在本地高等教育机构和跨国公司之间建立战略合作和联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政策密切相关，成为经济转型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启示

1．国家政策强力支持:快速增长和发展的保障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新加坡经历从弱国到强国的转变过程。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新加坡属于典型的发展型国家。建立有效的中央权威或者最高国家权威，使国家拥有调控社会势力和将自己的意志渗透进社会中的能力，这反映了新加坡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18］。直到今天，新加坡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力仍然很强，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对国家的这种干预政策也秉持着高度宽容的态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于将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的学术水平、研究素质和管理效率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这一目标符合政府的发展规划和承诺，即将新加坡发展成为世界级的“教育网络中心”，使其能够吸引外国学生和学者并将他们留在新加坡，因此在教育上的财政投入是十分可观的。尽管也受到全球经济低迷和类似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波动的严重影响，新加坡非但没有像近年来发达国家所经历的那样面临严重的财政紧缩问题，反而将更多资金用于高等教育。在新加坡的年度政府支出中，有25%用于国防，20%用于教育，教育仅次于对军费的投入［19］。对新加坡来说，政府的高度重视及其巨大的财政投入对高等教育的相对快速增长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还应指出，除了大量的财政投入以外，还有必要制定明确的政策目标以及快速而高效的政策实施战略，从而使高等教育能够迅速发展。在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受到财政紧缩影响的时候，新加坡的情况就表明了这一点。而我国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例仅为0．78%，低于同期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1．13%)［20］。由此可见，我国应提高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比重。

2．精英教育:大众教育中的关键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尽管新加坡高等教育已经处于大众化阶段，但是仍坚持实行精英教育。大多数学生在理工学院和技术教育学院接受大专教育，大学主要是面向最优秀的学生，具有杰出表现的学生将获得政府以及由公务员考察委员会、新加坡武装部队等国家机构提供在海外顶尖大学学习的不同种类的奖学金［21］。国家每年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奖学金，以此作为留住本地人才的手段，同时也招收外国人才，包括新加坡的大学和海外顶尖大学，都被认为是培育未来领导人和新加坡精英的高水平机构。全面认识“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正如马丁·特罗(MartinTrow)所强调的那样:“在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存在而且很繁荣。”［22］他认为，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是可以共存的。因此，当前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于大众教育，而加强精英教育使之能够立足在大众教育的普及基础上［23］。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对一小部分天资较高的人实行“精英教育”也是因材施教的体现。

3．顺应全球化趋势: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在新加坡，高等教育领域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与海外顶尖大学建立国际合作的战略上，这是政府为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国际地位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发展新加坡作为亚洲区域乃至世界级的“教育网络中心”，留住本地人才和吸引外国人才，而大多数外国人才主要是来自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和某些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然而可以预见，随着未来几年全球教育市场的发展，新加坡高等教育机构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需要在亚洲和世界各项排名中有优异表现以保持竞争力。同时值得怀疑的是，新加坡的大学能否像那些顶尖学府和名牌大学一样，吸引世界一流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亚洲以外其他第一世界国家的优秀学生前往新加坡。

三、新加坡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变化与挑战

1．国家干预与学术自由问题米迦勒·李指出，新加坡高等教育中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国家对高等教育机构高度干预的行为是否能够为学术界、研究人员和大学生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以创业精神和创新意识对他们进行培养［24］。与国家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干预制度密切相关，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等问题也有可能成为海外顶尖大学考虑是否适合在新加坡创建分校的因素［25］。新加坡政府通过承担风险投资者的身份，已经限制了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发展。

2．族群差异与机会不均现象教育成效的差异给新加坡政府带来挑战，因为高等教育的机会分配不均，可能会导致族群间在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扩大。20世纪80年代早期，政府鼓励建成几个以少数族群为主的机构，由它们提供经济和基础设施援助，这些族群拥有的特殊使命就是改进社会经济条件和教育成效①。然而，过去二三十年的各种活动进展缓慢，很难产生提高少数族群入学比例的效果，特别是在大学教育层次。有学者分析，少数族群低入学率的问题可能根植于各种结构性和社会经济性因素中，需要花更长时间才能有所转变［26］。

3．对过度重视国际学生的质疑为了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加坡政府实施了“全球校园计划”，该计划虽然吸引大量外国人才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加坡人才流失的压力，但是也引发国内民众的焦虑。新加坡决策者认为对外资、贸易和人才的开放性是国家繁荣的中心。2011年大选显示，这种开放政策与公众认知之间出现相当大的差距。一些民众怀疑新加坡所采取的国际化策略是否会限制他们及其子女的入学机会，也有人担心外国资本、人员和机构的流入抬高了生活成本，对国际学生的过分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有忽视本土学生的风险［27］。在大选的背景下，有证据表明公众对国际学生越来越关注，这也是新加坡民众重视外国人员在新加坡社会中作用的一部分。

作者：乔桂娟；杨丽 单位：东北石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