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本土性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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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建设杂志》2014年第十二期

一、中国政治的本土性特征

本土性发展，是一种内向性的发展，是向内求的一个过程。因为它不掺杂外来的因素，是长时间以来依据自己的风土人情，靠自然的力量形成的，是与当地的“水土”相契合的。但是这不是狭隘的地域观念，而是一种文明的传承与延续。

1．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

中国两千多年帝王的封建统治“合法性和有效性”得以长期地维系下去，这得益于“双轨政治”的模式。君主制以及它衍生出来的一套官僚制度是一种精英政治的治理形态，是帝国体系的核心制度，保障处于社会上层的一小部分人拥有治理国家的权力，而保障的基础就是通过其正式的制度安排，以及作为后盾的暴力机构;此外，以乡绅为主的自治制度则体现出的是一种具有某些民众自治色彩的治理形态，实质上是中国基层社会实行的一种非官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同时伴随一些别的非制度化的渠道，比如通过乡绅、族长等来同上层保持一定的政治沟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帝国体系的有效治理和维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种囊括了精英政治和社会民主双重因素的“双轨政治”。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氏族社会，无论是从古代传说还是就现在的中国农村基础来看，血缘和家族的纽带关系，一直是维系中国基层治理得以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中国的整体社会组织状况就是以家庭为单位而组成的。从众多的影视文化作品例如:《秋菊打官司》，《白鹿原》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鲜明的特点。现实生活中，如今在中国乡村仍然可见多座高耸的宗庙祠堂，一些村庄仍是冠以一个姓氏来命名。曾国藩组建的“湘军”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接咸丰皇帝“团练乡民”的旨意募集乡民，他带兵官回乡以一地之兵集中于一营，用乡谊故交维系部队内部的情感，以求增加作战中的互助力。如今在很多地方还是会有很多大型的家族聚会，祭祀活动。一些保留下来的大家族还是会续家谱，修祠堂等。乡绅、族长在一个村子一个大家族中是决策者还是执行者同时也是保持与上层沟通的桥梁。如果不是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没有那么多的人口流动，可能这种以血缘亲族为纽带的静态局面还会持续很久。

2．形成“双轨政治”的原因

(1)宗族的力量以及保甲制的制约农村政治行政机构的前提在于农村与国家之间的连接方式。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男耕女织的小家庭为主，但是这种家庭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大都依附于宗族。宗族的构成要素，按照冯尔康先生的定义就必须具备三个要素:血缘要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地缘要素，即“聚族而居”;以及宗族的领导者和组织机构。宗族内部的贫弱成员，族人有义务提供帮忙，这在很多家族的族规里有具体规定。但是在古代，中国很多政府会自然忽略农村作为统治的基础，中国没有农村一级的政府特征。基层治理，特别是农村一级的治理程度够不上达到上至中央政权的一环，对农村采取的监督方式往往是用恫吓的来加强控制。基于宗族血缘关系，以及中央对地方的这种控制就自然而然的孕育出了保甲制度。不难看出，产生保甲制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宗族直接涉及治安保障，同时保甲制也起到组织、教育和协调的作用，是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2)精英阶层的利益诉求在中国，社会对以家庭为中心的做出的成就充分认可，人们对于家庭的历史往往比对王朝更感兴趣。这是社会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符合精英阶层愿望诉求的。宗族作为乡村社会基本内生性组织，是国家与社会共同着力的中介。其中绅士是宗族保障的最大受益人，族长的选择基于“德高望重”的原则，大多都是绅士或者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经济利益的保障自然不用多说，族产掌握在他们手中，在宗族的利益再分配中也会有特殊优待。绅士处于社会基层的金字塔顶端，他们熟悉民众的要求。向上延伸权力的触角触及到的各领域与国家政权向基层延伸的力量必然会相遇，这时乡绅的作用就一览无余。良好的沟通渠道有利于官员的政绩和名声，同时乡绅也获得实际的地方事务控制权，即使是现代，在中国农村，生产大队的领导是绝对权威，生产大队的领导人对上级和下级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他们也经常具有代表性和领导权。

(3)法律的本土性在宗族内部，往往精神的力量大于法律的力量，自古以来特别是儒家政治学要求对人们要施行礼教，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在宗族保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种以实现社会互助与社会大同的思想非常鲜明，宗族内部互助拥有很深的道德和伦理上的渊源。所以法律的力量相对薄弱，人们解决冲突的方式更愿意在内部由族长之类身份的人出面来主持、花费和协调解决。从人们的根本观念上认为“天高皇帝远”，当权者管不着也管不了，因此所谓的国家法律不如熟人原则的“民间法”的效用高。“从特征上来看，这些手段包括:一个受尊重的头面人物的干预，对有争议的结论从各方面进行调查和讨论，在礼仪上承认错误或罪行，赔偿物品或缴纳实际罚款，以及在某些社交场合下，通常由断定犯了大错的人出钱办酒席。”中国自古代以来对于法律机构的设立意识就很薄弱，虽然中国已经被纳入了整个国际法律体系中，但是很多传统解决冲突的办法仍然是广大基层农村的主要做法。

二、结语

中国的政治模式与别的国家不一样这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因为我们的处世哲学与他人不同，更因为我们拥有着与众不同且深厚的文化积淀。运用中国的政治历史逻辑来看待中国的政治发展逻辑，应以中国为中心，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待中国问题。

作者：何晶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