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贸易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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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由于大国和小国在经济环境、产业结构、市场规模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致使合作成员国之间在成本分担和收益获得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在传统的经济合作理论分析框架下我们假设区域合作成员国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且合作是完全互惠的。目前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和增长潜力。两国若想更好地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在合作博弈下，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充分必要条件。

命题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各成员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参加经济合作所导致的各成员国的直接收益损失。证明：，，=（1，2，3，4，5，6），当国损失部分直接收益从而使得其他合作成员收益提高时，反映在国收益上的增加量我们不妨设为，国参与国经济合作时的直接收益损失量设为。合作是相互的，同理可以得到及。那么此时，国与国经济合作时带来的收益的净增量为{（）+（）}。因此，,{（）+（）}是所有参与合作成员国收益的净增量。显然，只有{（）}0且{（）}0同时都成立的时候，各成员国家才会参与区域的经济合作。通过命题1分析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充分条件是各成员国通过有效的磋商，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此约束双方之间的经济行为。合作的必要条件是中印双方纺织品服装贸易间的互补性。若满足了上述条件，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给各成员带来的收益的增加定会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收益。

命题2：假设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与其他第三国的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即有′。若国不能同时参与和′的经济合作联盟，则有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的增加量要大于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净增加的量。证明：令=｛′｝，表示成员国属于联盟′而不属于联盟，由命题1可知，对于，当与国达成合作协议的，其相应的联盟收益净增加量{（）+（）}0时，则有,（{）+（）}0。命题2得证。

定义1：成员国对联盟即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收益的边际贡献为（）（），其中（）表示国不是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的成员国时联盟的值。

定义2：对′，若参与国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大于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即（′）（′）（）（），则称合作博弈（，）是凸的。引理1对效应可转移的博弈（，），若存在固定的数值（其中，）使得和，（）=（）+（）+,（+），则Shapley值为（,）=（）+0.5,（+）。为简化模型方便分析，假设参加中印经济合作的行为对非成员国没有影响，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政策在参与合作前后没有变化。于是，我们可以将特征函数定义如下：其中，0是合作之前各成员国自身的保留效用；为结成联盟时联盟全体成员国获益的总和；为未参加联盟的成员国（但仍属于）对联盟造成的损失；表示未参与联盟而与联盟以外的成员国（但在内）合作所可能获得的收益。与命题1的论证类似，对，有（）=（）+（）+{（）+（）}令=，=，=，则（，）=0+=1+0.5=1{（）（）}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博弈（，）而言，Shapley值为：（，）=0+=1+0.5=1{（）（）}，=1，2，如果结成联盟却没有发生效用转移，则成员国得到的收益为01+=1，=1，2，。由上述博弈模型分析可知，每个成员国参与经济合作所得到的收益等于合作却没有效用转移时的收益加上合作停止时收益之差的二分之一。显然，这意味着各成员国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命题3：所有成员国都参与合作时，其处于核心Shapley利益分配矢量给每个成员国分配的利益补偿量将为=0.51（[（）（））]，=1，2，。证明：对任意的成员国和，是国与其他成员国合作而不与国合作时得到的收益，是国不与国合作时导致的损失。因此，国不与国合作时的收益的净增加量为。同理，为国不与国合作时的净收益。所以，补偿给成员国的总净收益是成员国与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之和减去成员国与除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的一半。通过上述模型分析可知，从不合作中获得较多收益的成员国应该从获得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中得到利益补偿，这显然不符合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因此，为达成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从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取收益较多的成员国应该给予获取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一定的利益补偿。同时，获益较高的成员国在补偿获益较少成员国后，其福利水平仍比未参与经济合作前有所上升。[4]从上述三个命题的证明及分析中可以得知，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为合作各方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充分条件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成员国从自身实际出发，通过有效的沟通和磋商，积极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以求达成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制约双方的经济合作行为。同时建立一套公平、有效、完整的利益补偿机制，使获利更多的一方通过利益输送补偿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获利较少的一方，以此均衡双方利益，从而形成双方互利共赢的局面，实现双方效益的最大化，最终保证各方贸易合作的可持续发展。[5]由此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需要满足贸易互补性、合作后福利提高、利益分配合理等几个条件。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一）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互补性分析

中印两国作为纺织品服装大国，其实在纺织原料、技术等方面，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虽然纺织原料丰富，但相对于国内强大的生产能力来讲，供应还显得相对不足。为满足国内的需求，中国每年都需从美国和印度等国家大量进口纺织原料。而印度拥有世界最大面积的棉花生产，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纤维素纤维生产国，还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丝生产国，另外还拥有世界最大产量的黄麻生产。纺织原料丰富且品种齐全，且相对于印度国内的生产需求来说还有较大剩余，每年都有大量原料可供出口。因此，在天然纺织原料这一方面，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需求。另一方面印度纺织品服装业虽然拥有丰富的天然纤维，但人造纤维相对不足。印度由于人造纤维生产起步较晚，企业生产规模都较小，人造纤维的产量无法满足印度国内的巨大需求。为满足国内纺织品服装产业发展的需要，每年印度都需从国外进口相当数量的人造纤维。而中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在人造纤维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由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中印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着很好的互补关系。互补性的存在将促进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为两国发展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合作形成了良好的现实基础。为更直观地展示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程度，本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进行实际测算。贸易互补性指数由经济学家PeterDrysdale于1967年提出，旨在分析和衡量两国贸易互补性程度。单个产业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定义公式为：为出口国对进口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表示国产品的进口额，表示国总的进口额，为国产品的出口额，为国总的出口额。值变动的范围为0到1。值越是接近0，则意味着出口国和进口国在产品出口进口方向上吻合程度差，也即两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程度较低；而当接近1，则表示出口国出口的产品和进口国进口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两国在产品上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中2001年至2013年中印纺织品服装相关数据2001年至2013年无论是中国出口与印度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还是印度出口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呈大于0且非常接近1的趋势。虽然各年份中国与印度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有所波动，但整体而言自本世纪之初以来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非常高，保持大于0.9且无限接近于1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印两国在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上存在着巨大的贸易互补性。两国在纺织品服装贸易方面联系较为紧密，相互依赖程度较高。近年来，中印两国间的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额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且每年的贸易额占两国总的贸易额的比重均超过10%以上。这一贸易事实也很好地佐证了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间贸易互补性的特征。因此，综上中印纺织品服装产业间互补性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在纺织品服装产业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相互依赖程度高，贸易增长空间大。若两国能分工协作，充分利用两国纺织品服装业之间的互补性，进行产业内的贸易合作，必能很好地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发展。以上分析指明了贸易互补性是两国贸易合作的重要现实依据，这为进一步扩大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内贸易的合作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说明两国实行纺织品服装业的贸易合作是现实可行的。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损失分析

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第一，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互补带来的福利收益。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一个重要现实基础是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的贸易互补性，这也是两国进一步加强贸易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分工与协作，从而更好地发挥两国间的经济互补性，进一步扩大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往来。同时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带来福利的提升。第二，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福利收益。目前受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两国纺织品服装的传统出口市场需求疲软，且为保护本国自身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也进一步加强。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保持并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良性发展，中印两国须开拓新兴市场。而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大发展经济体，两国国内市场空间巨大。因此，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之间的合作将大大提升市场容量，增加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量，从而带来贸易收益福利。第三，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带来的福利收益。受政治、文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印度一直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且近年来在两国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而印度则一度处于逆差状态。为保护本国产业，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贸易摩擦显著增多。除一般的关税措施外，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得到大量运用。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严重阻碍了两国间的贸易发展。而自由贸易能带来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若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实行贸易合作，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和非关税等相关贸易壁垒，推行自由贸易，将极大地提升两国的福利收益。

2．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损失第一，关税损失带来的福利损失。为促进中印两国贸易的自由化，提升贸易效率，降低甚至消除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关税必不可少。而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定然会对两国造成一定的税收损失，但从整体的经济效益来看，这一损失并不值得担忧。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将大大地降低企业的产品出口成本，提高贸易收益，也将会使消费者收益。第二，贸易竞争造成的福利损失。目前，中印两国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由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一定的类同性，导致双方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激烈。若两国实行自由贸易，推行纺织品服装间的贸易合作，定然会给对方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加剧企业间的竞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的优胜劣汰，升级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综合上述福利收益损失分析，可以得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带来的福利收益将远远大于引致的福利损失。

（三）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利益分配分析

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任何有损合作的行为都会造成其自身收益的下降，只有坦诚地按相应的规则制度和对方合作，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选择贸易合作对中印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稳定的生产资料才能让民众的心踏实下来，置土地是生产资料中最为重要的。使民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其三是“以德治国”的执政思想。董仲舒坚持“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赋敛，省摇役，以宽民力”。（《食货志》）同时，他认为“德治”还要重教化，“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儒学发展到汉代已趋于成型，其提倡治国要施仁政，要轻刑罚，轻徭役，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和惧怕之心，以仁德的方法对民众进行管理，使“德治”在汉代广泛推行，诸子百家，独以儒术治国，形成德刑兼用的治国原则，体现了儒学对治国理政的深度关怀。

三、结语

第2篇

关键词：贸易意识；国际贸易；远程贸易

贸易意识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观念，束缚与妨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贸易意识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冲击之后才逐渐走向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中心是贬低和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的价值，贸易的本质在于实现现实的价值，所以说资产阶级为适应自身的发展，必须批判陈旧的封建观念，树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观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这就涉及到此间发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两次“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曾经繁荣一时的安特卫普城是尼德兰(荷兰前身)通过贸易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很好例证。安特卫普城在16世纪成为尼德兰的呢绒工业中心，也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城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一80％，对尼德兰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景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世纪，安城由于社会和自然变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继起为西欧纺织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得到发展。l3尼德兰的海运业是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纪，尼德兰的海运能力在欧洲首屈一指。1601年驶入伦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兰有360艘，占半数以上，英国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兰船只运载量达到56．8万吨，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船只运载总和还要多。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到处都有荷兰船只的帆影。可以说，西欧、中欧与北欧的广大市场为尼德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由此可见，尼德兰在欧洲国家间开展的国际贸易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欧洲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另一国家是英国。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纪初成立了原料批发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分别经营羊毛与粗呢的出口贸易。他们与大陆许多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羊毛输出的日益减少和呢绒输出的稳步上升，原料批发公司逐渐衰落，商人冒险公司成为15—16世纪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16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组织除了商人冒险公司外，还有莫斯科公司，专营对俄国及中亚的商业；利凡特公司，进行地中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与南安普顿的商船带着毛织品和锡等特产远航至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达叙利亚的贝鲁特和特里波里。英国的贸易活动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步伐，同时也刺激了同时期英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国际贸易的繁荣。但很明显，区域性强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随着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需要，单纯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其需要，就连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为扩大的市场与更为丰富的原料成了资本主义追求的首选。远程贸易成为必然，且在以后资本主义的追求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6世纪，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但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带着强烈的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并且带着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场是人和区域性市场不可比拟的，它为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原料。远程贸易恰好是这一过程的载体和加速器。

16世纪末、l7世纪初，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之后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8至1599年，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染指香料贸易。从1599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l艘船只到东方，并于1602年组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洲贸易。1624年至1661年占据中国台湾，垄断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切断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荷兰在17世纪完全独占了菲律宾以西的南洋的贸易，成为亚洲市场的霸主。荷兰殖民地多为零星的孤岛且为重要的通商道口，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且水域居多更易发挥其航运业的优势。

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驶往亚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达到23200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东的红利平均为股本的18％，从1715年开始的6年内，平均利润率为40％，在安汶岛与班达岛的香料贸易中，利润竟高达5O一75％。这些巨额利润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些资本返回到欧洲，为西欧区域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资本主义成长的步伐。

而英国的伦敦商人早在1570年至1600年就积极筹组东印度公司。从l7世纪下半叶开始，公司的商业活动逐渐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先打破荷兰对茶叶贸易的垄断，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易。而且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和美洲输入棉花，增加了英国工业新的活力，打开了海外贸易的新局面。

第3篇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消费信贷

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是建立在世界经济失衡的基础之上的。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同时，不止是中国，整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都出现大量顺差，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美贸易顺差。因此从美国方面寻找原因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美国国内视角分析，我认为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过度消费，储蓄不足和出口设限。其实前两点也可以合并成一点，因为过度消费必然导致储蓄不足，这其中涉及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问题，这里不作分析。

首先考虑的是美国过度消费。二战后，美国已经从一个大生产的社会进入到主要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并且主要是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是近年来，政府大规模减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以及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的快速增长等都极大地刺激了个人消费增长；同时，公共开支也不断扩大，联邦政府财政也在2002财政年度由盈余变成赤字并且持续多年，而且在2004年度创下财政赤字高达413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

美国过度消费问题的原因，其实除了文化层面的影响外，其完善的消费信贷机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信贷是以刺激消费为目的，以未来收入为依据，以特定商品为对象，由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的消费贷款。美国比较正规的消费信贷已有8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呈现高速增长。80年代以来，消费信贷作为扩大消费，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有效方式，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肯定与支持。

美国的消费信贷制度包括个人征信制度，消费者保护制度，税收制度和贷款保证制度。正是这种有利的制度环境对消费者信贷的发展起到了保证与推动作用，更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创造了条件，而储蓄不足则成为消费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据美国《新闻周刊》披露，1984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10.08%，此后不断下降。1995年为4.6%，2004年为1.8%，2005年降到0，到2006年11月份，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经是连续第20个月处于负数。

储蓄率下降说明花的钱越来越多，存的钱越来越少。而当储蓄率降为负数时，则说明消费者不仅将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开支，还动用了储蓄，或进行贷款消费。根据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2005年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消费者未偿还的贷款总数超过2万亿美元。在未偿还的消费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汽车，住房，教育及旅游方面的借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使用信用卡消费后无力偿还借款，使大量信用卡透支后形成逾期，其中有许多已经形成呆滞借款。近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即由此而来，而且已经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其次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设限，即设置出口贸易壁垒。在国际经济学中我们学过经济全球化促使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国际分工呈现新格局：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则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有优势，互为补充。但美国在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需求巨大的本国市场的同时，却对出口设置各种障碍，阻止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这是导致美国出现巨额商品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就一直是美国出口管制的对象之一。1989年后美国将禁止向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项目由30项增加到43项。1991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华实施3项措施：暂停向中国出口卫星和卫星部件；限制向中国出口高速计算机；禁止向中国出口与导弹有关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允许向中国出售超级电子计算机、光纤传送技术、电讯设备、商业卫星和通信卫星等，但是这种势头后来受到了抑制，原因是美国一些人冷战思维根深蒂固，以“中国”设置出口壁垒。

经过以上分析，我认为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应该相应的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即提高国内储蓄率，降低财政赤字以及消除贸易壁垒。

首先，居民个人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的问题是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化环境的影响，比较难以改善，但是如果能够加以规划控制，对改善美国的外贸失衡现状是极其有利的。

其次，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支出大于国内收入必然会出现贸易逆差。国内需求过剩，表现为国内投资大于储蓄的内部失衡，结果是以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为特征的外部失衡。因此，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减少公共支出以及军费开支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控制其国内的有效需求，减少贸易逆差。

最后是消除贸易壁垒，这是美国解决贸易逆差最有效的途径。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一直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无疑加剧了这种逆差。如果美国放松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不仅可以增加美国相关企业的出口，还可以促进中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结构，从而使中美贸易更加健康的发展。

当然，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是美国单方面造成的，中国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约为中国的6倍，按照博弈论中斯塔克-博格模型的分析,小厂商的均衡路径是依据大厂商的选择而给定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也正是如此。只有以美国为主进行调整，再加上中国积极的配合，才能从根本上控制贸易失衡加剧的趋势，使中美贸易朝着更加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邱爱军:《美国消费信贷制度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郑菊明:《美国消费信贷市场建设经验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