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贸易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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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由于大国和小国在经济环境、产业结构、市场规模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致使合作成员国之间在成本分担和收益获得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在传统的经济合作理论分析框架下我们假设区域合作成员国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且合作是完全互惠的。目前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和增长潜力。两国若想更好地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在合作博弈下，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充分必要条件。
命题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各成员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参加经济合作所导致的各成员国的直接收益损失。证明：，，=（1，2，3，4，5，6），当国损失部分直接收益从而使得其他合作成员收益提高时，反映在国收益上的增加量我们不妨设为，国参与国经济合作时的直接收益损失量设为。合作是相互的，同理可以得到及。那么此时，国与国经济合作时带来的收益的净增量为{（）+（）}。因此，,{（）+（）}是所有参与合作成员国收益的净增量。显然，只有{（）}0且{（）}0同时都成立的时候，各成员国家才会参与区域的经济合作。通过命题1分析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充分条件是各成员国通过有效的磋商，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此约束双方之间的经济行为。合作的必要条件是中印双方纺织品服装贸易间的互补性。若满足了上述条件，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给各成员带来的收益的增加定会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收益。
命题2：假设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与其他第三国的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为′，即有′。若国不能同时参与和′的经济合作联盟，则有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的增加量要大于国参与联盟使联盟收益净增加的量。证明：令=｛′｝，表示成员国属于联盟′而不属于联盟，由命题1可知，对于，当与国达成合作协议的，其相应的联盟收益净增加量{（）+（）}0时，则有,（{）+（）}0。命题2得证。
定义1：成员国对联盟即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收益的边际贡献为（）（），其中（）表示国不是中印纺织品服装合作联盟的成员国时联盟的值。
定义2：对′，若参与国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大于参加联盟的边际贡献，即（′）（′）（）（），则称合作博弈（，）是凸的。引理1对效应可转移的博弈（，），若存在固定的数值（其中，）使得和，（）=（）+（）+,（+），则Shapley值为（,）=（）+0.5,（+）。为简化模型方便分析，假设参加中印经济合作的行为对非成员国没有影响，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政策在参与合作前后没有变化。于是，我们可以将特征函数定义如下：其中，0是合作之前各成员国自身的保留效用；为结成联盟时联盟全体成员国获益的总和；为未参加联盟的成员国（但仍属于）对联盟造成的损失；表示未参与联盟而与联盟以外的成员国（但在内）合作所可能获得的收益。与命题1的论证类似，对，有（）=（）+（）+{（）+（）}令=，=，=，则（，）=0+=1+0.5=1{（）（）}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博弈（，）而言，Shapley值为：（，）=0+=1+0.5=1{（）（）}，=1，2，如果结成联盟却没有发生效用转移，则成员国得到的收益为01+=1，=1，2，。由上述博弈模型分析可知，每个成员国参与经济合作所得到的收益等于合作却没有效用转移时的收益加上合作停止时收益之差的二分之一。显然，这意味着各成员国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命题3：所有成员国都参与合作时，其处于核心Shapley利益分配矢量给每个成员国分配的利益补偿量将为=0.51（[（）（））]，=1，2，。证明：对任意的成员国和，是国与其他成员国合作而不与国合作时得到的收益，是国不与国合作时导致的损失。因此，国不与国合作时的收益的净增加量为。同理，为国不与国合作时的净收益。所以，补偿给成员国的总净收益是成员国与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之和减去成员国与除国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合作净收益的一半。通过上述模型分析可知，从不合作中获得较多收益的成员国应该从获得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中得到利益补偿，这显然不符合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因此，为达成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从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取收益较多的成员国应该给予获取收益较少的成员国一定的利益补偿。同时，获益较高的成员国在补偿获益较少成员国后，其福利水平仍比未参与经济合作前有所上升。[4]从上述三个命题的证明及分析中可以得知，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为合作各方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充分条件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成员国从自身实际出发，通过有效的沟通和磋商，积极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以求达成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以制约双方的经济合作行为。同时建立一套公平、有效、完整的利益补偿机制，使获利更多的一方通过利益输送补偿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获利较少的一方，以此均衡双方利益，从而形成双方互利共赢的局面，实现双方效益的最大化，最终保证各方贸易合作的可持续发展。[5]由此可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需要满足贸易互补性、合作后福利提高、利益分配合理等几个条件。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一）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互补性分析
中印两国作为纺织品服装大国，其实在纺织原料、技术等方面，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虽然纺织原料丰富，但相对于国内强大的生产能力来讲，供应还显得相对不足。为满足国内的需求，中国每年都需从美国和印度等国家大量进口纺织原料。而印度拥有世界最大面积的棉花生产，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纤维素纤维生产国，还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丝生产国，另外还拥有世界最大产量的黄麻生产。纺织原料丰富且品种齐全，且相对于印度国内的生产需求来说还有较大剩余，每年都有大量原料可供出口。因此，在天然纺织原料这一方面，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需求。另一方面印度纺织品服装业虽然拥有丰富的天然纤维，但人造纤维相对不足。印度由于人造纤维生产起步较晚，企业生产规模都较小，人造纤维的产量无法满足印度国内的巨大需求。为满足国内纺织品服装产业发展的需要，每年印度都需从国外进口相当数量的人造纤维。而中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在人造纤维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由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中印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着很好的互补关系。互补性的存在将促进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为两国发展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合作形成了良好的现实基础。为更直观地展示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程度，本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进行实际测算。贸易互补性指数由经济学家PeterDrysdale于1967年提出，旨在分析和衡量两国贸易互补性程度。单个产业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定义公式为：为出口国对进口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表示国产品的进口额，表示国总的进口额，为国产品的出口额，为国总的出口额。值变动的范围为0到1。值越是接近0，则意味着出口国和进口国在产品出口进口方向上吻合程度差，也即两国在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程度较低；而当接近1，则表示出口国出口的产品和进口国进口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两国在产品上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中2001年至2013年中印纺织品服装相关数据2001年至2013年无论是中国出口与印度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还是印度出口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呈大于0且非常接近1的趋势。虽然各年份中国与印度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有所波动，但整体而言自本世纪之初以来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互补性指数都非常高，保持大于0.9且无限接近于1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印两国在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上存在着巨大的贸易互补性。两国在纺织品服装贸易方面联系较为紧密，相互依赖程度较高。近年来，中印两国间的纺织品服装双边贸易额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且每年的贸易额占两国总的贸易额的比重均超过10%以上。这一贸易事实也很好地佐证了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间贸易互补性的特征。因此，综上中印纺织品服装产业间互补性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在纺织品服装产业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相互依赖程度高，贸易增长空间大。若两国能分工协作，充分利用两国纺织品服装业之间的互补性，进行产业内的贸易合作，必能很好地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发展。以上分析指明了贸易互补性是两国贸易合作的重要现实依据，这为进一步扩大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内贸易的合作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说明两国实行纺织品服装业的贸易合作是现实可行的。
（二）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损失分析
1．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收益第一，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互补带来的福利收益。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一个重要现实基础是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的贸易互补性，这也是两国进一步加强贸易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互补性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分工与协作，从而更好地发挥两国间的经济互补性，进一步扩大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往来。同时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带来福利的提升。第二，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福利收益。目前受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两国纺织品服装的传统出口市场需求疲软，且为保护本国自身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也进一步加强。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保持并促进两国纺织品服装产业的良性发展，中印两国须开拓新兴市场。而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大发展经济体，两国国内市场空间巨大。因此，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贸易之间的合作将大大提升市场容量，增加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贸易量，从而带来贸易收益福利。第三，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带来的福利收益。受政治、文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印度一直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且近年来在两国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而印度则一度处于逆差状态。为保护本国产业，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强，贸易摩擦显著增多。除一般的关税措施外，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得到大量运用。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严重阻碍了两国间的贸易发展。而自由贸易能带来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若中印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实行贸易合作，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和非关税等相关贸易壁垒，推行自由贸易，将极大地提升两国的福利收益。
2．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福利损失第一，关税损失带来的福利损失。为促进中印两国贸易的自由化，提升贸易效率，降低甚至消除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的关税必不可少。而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定然会对两国造成一定的税收损失，但从整体的经济效益来看，这一损失并不值得担忧。关税的降低甚至消除将大大地降低企业的产品出口成本，提高贸易收益，也将会使消费者收益。第二，贸易竞争造成的福利损失。目前，中印两国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由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间存在一定的类同性，导致双方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激烈。若两国实行自由贸易，推行纺织品服装间的贸易合作，定然会给对方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加剧企业间的竞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将有利于两国纺织品服装业的优胜劣汰，升级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综合上述福利收益损失分析，可以得知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带来的福利收益将远远大于引致的福利损失。
（三）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合作的利益分配分析
中印纺织品服装贸易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任何有损合作的行为都会造成其自身收益的下降，只有坦诚地按相应的规则制度和对方合作，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选择贸易合作对中印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一直保持合作状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时所得到的收益。稳定的生产资料才能让民众的心踏实下来，置土地是生产资料中最为重要的。使民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其三是“以德治国”的执政思想。董仲舒坚持“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赋敛，省摇役，以宽民力”。（《食货志》）同时，他认为“德治”还要重教化，“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儒学发展到汉代已趋于成型，其提倡治国要施仁政，要轻刑罚，轻徭役，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和惧怕之心，以仁德的方法对民众进行管理，使“德治”在汉代广泛推行，诸子百家，独以儒术治国，形成德刑兼用的治国原则，体现了儒学对治国理政的深度关怀。
三、结语
第2篇
关键词：贸易意识；国际贸易；远程贸易
贸易意识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观念，束缚与妨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贸易意识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冲击之后才逐渐走向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中心是贬低和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的价值，贸易的本质在于实现现实的价值，所以说资产阶级为适应自身的发展，必须批判陈旧的封建观念，树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观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这就涉及到此间发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两次“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曾经繁荣一时的安特卫普城是尼德兰(荷兰前身)通过贸易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很好例证。安特卫普城在16世纪成为尼德兰的呢绒工业中心，也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城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一80％，对尼德兰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景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世纪，安城由于社会和自然变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继起为西欧纺织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得到发展。l3尼德兰的海运业是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纪，尼德兰的海运能力在欧洲首屈一指。1601年驶入伦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兰有360艘，占半数以上，英国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兰船只运载量达到56．8万吨，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船只运载总和还要多。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到处都有荷兰船只的帆影。可以说，西欧、中欧与北欧的广大市场为尼德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由此可见，尼德兰在欧洲国家间开展的国际贸易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欧洲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另一国家是英国。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纪初成立了原料批发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分别经营羊毛与粗呢的出口贸易。他们与大陆许多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羊毛输出的日益减少和呢绒输出的稳步上升，原料批发公司逐渐衰落，商人冒险公司成为15—16世纪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16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组织除了商人冒险公司外，还有莫斯科公司，专营对俄国及中亚的商业；利凡特公司，进行地中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与南安普顿的商船带着毛织品和锡等特产远航至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达叙利亚的贝鲁特和特里波里。英国的贸易活动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步伐，同时也刺激了同时期英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国际贸易的繁荣。但很明显，区域性强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随着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需要，单纯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其需要，就连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为扩大的市场与更为丰富的原料成了资本主义追求的首选。远程贸易成为必然，且在以后资本主义的追求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6世纪，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但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带着强烈的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并且带着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场是人和区域性市场不可比拟的，它为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原料。远程贸易恰好是这一过程的载体和加速器。
16世纪末、l7世纪初，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之后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8至1599年，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染指香料贸易。从1599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l艘船只到东方，并于1602年组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洲贸易。1624年至1661年占据中国台湾，垄断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切断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荷兰在17世纪完全独占了菲律宾以西的南洋的贸易，成为亚洲市场的霸主。荷兰殖民地多为零星的孤岛且为重要的通商道口，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且水域居多更易发挥其航运业的优势。
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驶往亚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达到23200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东的红利平均为股本的18％，从1715年开始的6年内，平均利润率为40％，在安汶岛与班达岛的香料贸易中，利润竟高达5O一75％。这些巨额利润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些资本返回到欧洲，为西欧区域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资本主义成长的步伐。
而英国的伦敦商人早在1570年至1600年就积极筹组东印度公司。从l7世纪下半叶开始，公司的商业活动逐渐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先打破荷兰对茶叶贸易的垄断，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易。而且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和美洲输入棉花，增加了英国工业新的活力，打开了海外贸易的新局面。
第3篇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消费信贷
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是建立在世界经济失衡的基础之上的。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同时，不止是中国，整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都出现大量顺差，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美贸易顺差。因此从美国方面寻找原因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美国国内视角分析，我认为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过度消费，储蓄不足和出口设限。其实前两点也可以合并成一点，因为过度消费必然导致储蓄不足，这其中涉及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问题，这里不作分析。
首先考虑的是美国过度消费。二战后，美国已经从一个大生产的社会进入到主要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并且主要是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是近年来，政府大规模减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以及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的快速增长等都极大地刺激了个人消费增长；同时，公共开支也不断扩大，联邦政府财政也在2002财政年度由盈余变成赤字并且持续多年，而且在2004年度创下财政赤字高达413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
美国过度消费问题的原因，其实除了文化层面的影响外，其完善的消费信贷机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信贷是以刺激消费为目的，以未来收入为依据，以特定商品为对象，由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的消费贷款。美国比较正规的消费信贷已有8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呈现高速增长。80年代以来，消费信贷作为扩大消费，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有效方式，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肯定与支持。
美国的消费信贷制度包括个人征信制度，消费者保护制度，税收制度和贷款保证制度。正是这种有利的制度环境对消费者信贷的发展起到了保证与推动作用，更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创造了条件，而储蓄不足则成为消费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据美国《新闻周刊》披露，1984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10.08%，此后不断下降。1995年为4.6%，2004年为1.8%，2005年降到0，到2006年11月份，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经是连续第20个月处于负数。
储蓄率下降说明花的钱越来越多，存的钱越来越少。而当储蓄率降为负数时，则说明消费者不仅将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开支，还动用了储蓄，或进行贷款消费。根据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2005年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消费者未偿还的贷款总数超过2万亿美元。在未偿还的消费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汽车，住房，教育及旅游方面的借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使用信用卡消费后无力偿还借款，使大量信用卡透支后形成逾期，其中有许多已经形成呆滞借款。近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即由此而来，而且已经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其次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设限，即设置出口贸易壁垒。在国际经济学中我们学过经济全球化促使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国际分工呈现新格局：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则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有优势，互为补充。但美国在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需求巨大的本国市场的同时，却对出口设置各种障碍，阻止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这是导致美国出现巨额商品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就一直是美国出口管制的对象之一。1989年后美国将禁止向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项目由30项增加到43项。1991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对华实施3项措施：暂停向中国出口卫星和卫星部件；限制向中国出口高速计算机；禁止向中国出口与导弹有关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允许向中国出售超级电子计算机、光纤传送技术、电讯设备、商业卫星和通信卫星等，但是这种势头后来受到了抑制，原因是美国一些人冷战思维根深蒂固，以“中国”设置出口壁垒。
经过以上分析，我认为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应该相应的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即提高国内储蓄率，降低财政赤字以及消除贸易壁垒。
首先，居民个人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的问题是美国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化环境的影响，比较难以改善，但是如果能够加以规划控制，对改善美国的外贸失衡现状是极其有利的。
其次，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支出大于国内收入必然会出现贸易逆差。国内需求过剩，表现为国内投资大于储蓄的内部失衡，结果是以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为特征的外部失衡。因此，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减少公共支出以及军费开支来降低财政赤字，进而控制其国内的有效需求，减少贸易逆差。
最后是消除贸易壁垒，这是美国解决贸易逆差最有效的途径。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一直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无疑加剧了这种逆差。如果美国放松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不仅可以增加美国相关企业的出口，还可以促进中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结构，从而使中美贸易更加健康的发展。
当然，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是美国单方面造成的，中国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约为中国的6倍，按照博弈论中斯塔克-博格模型的分析,小厂商的均衡路径是依据大厂商的选择而给定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也正是如此。只有以美国为主进行调整，再加上中国积极的配合，才能从根本上控制贸易失衡加剧的趋势，使中美贸易朝着更加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邱爱军:《美国消费信贷制度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郑菊明:《美国消费信贷市场建设经验与启示》
第4篇
【论文摘要】中印两国互为邻国，也是世界上经济产出增长率最快的两个国家，双边贸易额在近10年内增长了近20倍。同时两国贸易摩擦态势也愈演愈烈，目前印度已经超过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成为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本文以中印贸易摩擦所面临的新形势为出发点，分析两国贸易摩擦的新特点，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中国；印度；贸易摩擦
21世纪以来，中印双边贸易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逐年上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印度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手段，对中国出口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那么，中印贸易摩擦呈现怎样的新形势，具有什么特点，应采取哪些措施加以应对？本文将集中回答上述问题。
一、中印贸易摩擦的新形势
印度一直是贸易救济领域较为活跃的国家，1994年，印度对中国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由此揭开对华贸易摩擦的序幕。十几年来，中印贸易摩擦不断发展，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印度更是开始超常规地使用贸易救济措施，中国成为印度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对象，中印贸易摩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印度对中国共发起17起贸易救济调查。2009年，印度全年对华贸易救济调查达到26起，从涉及的行业看，包括：化工产品12起，钢铁2起，纺织3起，汽车2起和其他产业7起。从贸易救济的形式上看，包括反补贴1起，保障措施9起，特殊保障措施7起，进口限制措施1起。
除了对华频繁发起贸易救济下的各类调查以外，2008年下半年以来，印度还不断地推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歧视措施，主要包括对一些中国出口产品采取不合理的进口限制措施和重征进口税。例如，颁布进口禁令，先后禁止中国玩具、牛奶等产品的进口，还对中国部分钢铁产品重征进口税。上述歧视性的贸易措施，不仅在中印双边贸易关系中从未有过，在中国与其它WTO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交往中，也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
与2009年相比，2010年印度对华贸易调查的案件数有明显的下降，全年仅为11起。但是，横向比较，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仍令人担忧。以2010年上半年为例，共有13个国家（地区）对华启动37起贸易救济调查，在这些贸易救济调查中，欧盟启动了7起，位居各国之首，占比为18.9%；其次即是印度，为6起，占比达16.2%。在发展中国家启动的19起贸易救济调查中，印度启动的调查数则位居首位，占比31.6%。这6起案件均为反倾销调查，占同一时期印度对外反倾销调查数的1/3，位居各国之首。从中国的角度看，印度则是同一时期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这样一来，印度已成为金融危机以来对我国商品发起贸易救济案件最频繁的国家。
二、中印贸易摩擦的新特点
进一步观察这一阶段的中印贸易摩擦，不难发现，除了发生的频率提高之外，该摩擦还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一）印度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形式以反倾销为主，但趋于多样化
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对华贸易保护措施，2007年以前，印度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手段显得比较单一，主要是反倾销，保障措施仅为1起。2008年后，印度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中，反倾销案件的总数及所占比重依然最大，但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反补贴措施都开始应用，且有不断增加之势，其中仅2009年1月，印度对中国发起的6起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就包括反补贴1起，保障措施2起，特殊保障措施2起以及进口限制措施1起。
（二）印度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涉案金额增大
2005年之前，印度对华反倾销案的数量虽多，但大部分案件的涉案金额较小，2005年之后，印度对华贸易调查案的涉案金额开始大幅提高。2008年后，涉案金额更是屡创新高。其中，2008年印度对华贸易调查涉案金额达16.7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20倍。仅2008年10—12月，印度即连续对华发起10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达15.4亿美元。这一时期的子午线轮胎案、青霉素工业盐案、热轧钢案涉案金额均过1亿美元，青霉素工业盐案金额达2.3亿美元，成为国际上对华医药产品反倾销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而热轧钢案则达到创纪录的6.86亿美元。
（三）印度对华贸易摩擦触及新的领域，对个别产业影响深刻
一直以来，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产业比较集中，涉及的多是劳动密集、低附加值的产品，主要包括化工产品、药品、纺织品、日用品和钢铁产品等。金融危机以来，在传统领域摩擦频繁的情况下，印度对华贸易调查开始触及新的领域，最典型的案件是，2009年4月，印度对我国生产的同步数字传输系统（SDH）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达8.8亿美元，这是中国高科技产品遭受的首起反倾销案件。 转贴于
与此同时，在我国部分产业所遭遇的贸易摩擦中，印度已成为最主要的发起国，对这些产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2009年为例，当年共有8个国家（地区）对我国石化产品启动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印度就启动了12起，占比52.2%，位居首位。而在国外对华纺织产品发起的19起贸易救济调查和对有色金属启动的6起贸易救济调查中，印度也分别和美国、澳大利亚同时位居首位。其中，在纺织品贸易救济中，印度和美国启动的调查数均为3起，占比各为15.8%；而在针对有色金属的贸易救济中，印度和澳大利亚启动的案件均为2起，各占1/3。
（四）印度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随意性增强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本就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印度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印度政府为了保护国内企业，增大了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摩擦的随意性。比如，2008年10月，印度专门针对中国的电力设备设置标准。同时，印度存在对同一产品前后多次发起调查的情况，如2008年5月对瓷砖反倾销日落复审做出继续征税裁决，2008年10月又提起瓷砖反倾销，并于2009年10月裁决征收反倾销税。而2009年以来，印度大量使用的贸易救济手段转变为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相对反倾销而言，这两种措施具有更强的主观随意性，而且周期极短。
三、中印贸易摩擦的应对策略
（一）加快产业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
中印两国主要生产国际分工中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性和可替代性强使这些产品贸易容易引发摩擦，贸易摩擦的破坏力也尤其突出。当前印度制造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并不明朗，产业优势依然集中在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上，产业升级明显慢于中国。因此，中国应抓住这一时机，加快产业升级，提高自身产品技术含量，出口中、高附加值产品，减少利用低价战略向印度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避免成为印度贸易保护的主要对象。
（二）针对印度的国家贸易政策实行产品差别化，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研究发现，中印两国贸易摩擦涉案集中的产业均是印度国内重点发展并且实行贸易保护的产业。因此，在对印度出口商品时，企业应该针对自身产品做好出口计划，注意避开受印度政策保护的商品领域。同时企业应做好并完善自身的贸易预警机制，控制商品的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企业应该实行多元化市场战略，降低自身对单一目标市场的依赖程度。
（三）增强企业应对保障措施的能力
2009年以来，印度大量使用的贸易救济手段转变为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尤其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特保措施。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应对保障措施的经验和能力还比较欠缺。对此，企业平时要对产品的原始资料多做整理和积累，应该在行业协会或者商务部的帮助下及时应对，同时要注意进行积极的法律抗辩和游说工作，力争用数据和事实证明自身在调查期内并没有扰乱对方市场。
第5篇
关键词：中印相互投资 关联性
中印两国的相互投资的联系程度究竟如何，是否关系正常，是否有着宽广的合作。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中印两国相互投资的良好发展。
一、FDI集中度指标的引入
集中度指数用于表示双边FDI输出（入）的联系程度。以 i 国对j 国的输出集中度指数FDIij 为例，计算公式如下：
FDIij = （FDIOij / FDIOi） / [FDIIj /（FDIIW- FDIIi）] （O=Outflow， I=Inflow）
FDIij 是FDI 输出集中度指数，（FDIOij / FDIOi）是指i国总FDI 输出里向j国的投资所占比重，FDIIj /（FDIIW- FDIIi）是指除了i国的FDI输入额以外全世界FDI总输入中j国的输入所占的比重。该指数大于1时表示两国间的联系强度较高，相反，小于1时联系程度相对较弱。
二、中印FDI 输出集中度指标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2007年-2011年中国FDI输入量和输出量均大体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印度于2009年以后输入量和输出量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而中国吸引外商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数量又明显高于印度，同时呈稳定上升趋势。
表2和3的中印两国 FDI 输出集中度指标的数据显示，中印两国FDI输出集中度指数均远远低于1，说明两国相互间的直接投资联系程度和发展程度还很低，向对方国家的投资均不是本国对外投资的主要部分，来自对方国家的FDI也均不是本国吸收利用外商投资的主要部分。
三、结论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总量和增幅大于印度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总量和增幅，中印相互投资发展不平均。同时说明，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还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或障碍。而这些障碍除包括我国自身在对本国企业对外投资鼓励政策和企业对外投资实力不足、对国外市场环境不适应等主观原因外，主要还是来自于印度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和客观经济基础、条件及市场环境等方面的阻碍。
参考文献：
[1]王春晓.中印两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分析[J].投资分析，2008，（04）
第6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中印经贸合作的现实意义入手,分析了金融危机使印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加剧了两国发展模式之争等影响两国经贸合作发展的障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挖掘经济互补性,加强相互投资合作等对策。
一、中印经贸合作现实意义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不仅是亚洲地区的重要经济体,而且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为518亿美元,是2000年的17.8倍。据印度《金融快报》报道,2009年7月27日,印度商工部部长表示,由于对来自美国产品需求疲软,而对中国产品需求旺盛,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度两国的贸易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仍保持了较为旺盛的活力。中国和印度是在此轮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之下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而这两个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却迥然不同。印度力图仿效中国的成功,希望在制造业领域为其日益庞大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而中国则试图仿效印度在IT、医药产业等知识含量比较高的领域取得成功。中印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印关系的新亮点,也有助于提升亚太地区应对金融风暴袭击的信心。
二、金融危机对中印经贸合作的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周期的双重打压,在此情况下,中印两国虽然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速明显下降,外部金融动荡加剧,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恶化。中印经贸合作的主要行为体是企业,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民众消费信心下降,企业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导致大量企业倒闭,许多企业收缩生产规模。一些已经上马的工程被迫停工,一些原先签署的协议可能作废,中印经贸合作受到冲击。例如中国是全球铁矿石第一大需求国,印度是继澳大利亚、巴西之后中国的第三大铁矿石来源国,其铁矿石出口的80%销往中国,并占据其对华贸易的70%以上。经济危机使中国钢铁生产大幅下滑,尽管全球铁矿石价格已大跌,但中国企业的铁矿石需求整体萎靡,对印度铁矿石的需求也呈下降趋势,从而进一步增加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印度则求助于对中国出口的其他商品采取反倾销政策,冲击两国经贸关系。经济危机主要带来的不良影响是:
(一) 印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中印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印度对中国的商品准入和企业投资长期持怀疑态度,并频繁采取投资审查和反倾销等措施。相关资料显示,印度对华实施反倾销的数量仅次于美国。
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呈上升趋势。印度虽然自诩自身增长模式是内需驱动型,一度自认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甚至认为金融危机为其提供了赶超中国的机会,因为依靠出口驱动增长的中国受到冲击较大。但现实情况是,印度并未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印度经济也遭遇卢比贬值、股市缩水、企业倒闭、资本流动性紧张等问题。
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扶持本国企业生存,印度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尤其针对中国发起了多起反倾销行动。特别是在2009年 1月23日,印度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玩具,后虽对部分产品放宽条件,但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言自明。
(二) 发展模式之争加剧
目前,国际社会上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欧盟为代表的福利资本主义、日本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及新兴国家的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欧日经济问题较多,其发展模式已偏向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美国模式”即“华盛顿共识”,其宗旨是强调市场自由原则,主张政府角色最小化,完全的自由化、市场化。“中国模式”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发展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中国模式强调务实,反对意识形态为纲;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强调统筹政府和市场两个大局。“印度模式”与中国不同,其基本思路是在民主体制下推进经济的自由化,逐步放松传统的政府管制,鼓励私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金融危机下中印经贸合作的对策
(一)挖掘经济互补性,深化经贸合作
与“安全困境”相比,经济领域的共赢机会更多。中印发展模式虽然不同,但互补性强。中国劳动力效率高,印度资本效率高,两者结合将产生“经济增效”作用。未来双方可着重加强以下领域的合作。一是商品结构的互补。从商品构成看,印度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仍以原材料或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中国出口的商品更加多样化,且附加值较高,如重型机械。由于双方经济的整体发展模式及具体产业发展层次存在差异,这种商品贸易的互补性可以持续下去。二是相同产业内的互补。两国在相似部门如化学药品、机械设备及纺织业等领域开展产业内贸易也完全有可能。两国可结合自己的发展特色,不断提高各自在相似产品价值链的不同层面上的比较优势,不断扩大同一产业内的互补性。例如,中印在纺织品出口领域的竞争使中国企业从印度进口纺织原料,而自己生产和出口服装。这样,两国通过纺织业内部贸易得以将竞争转化为合作的新机遇。三是IT服务领域的互补。印度软件发达,中国硬件发达,两国在IT领域建立合资企业有相当广阔的前景。
(二)推动企业走出去,加强相互投资合作
印度对中国始终抱有戒心,在诸多“敏感”领域对中资企业投资设限。金融危机发生后,印度为疏缓严重的资本流动性紧张问题,放宽部分领域的外资进入限制,并鼓励企业海外融资。2008年10月,印度证券管理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外资最高40%的投资限额规定,以“挽留”正迅速流出的国外资金。 2009年2月,印度政府表示将放宽外国资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凡是印度资本占 50%以上的合资企业所建新的企业一律被看做印度企业。按照原来的法规,凡有外资加入的印度企业建立的新企业仍被看做合资企业。按照新规定,所有印度资本占多数的新建企业将不受到政府关于外资对不同行业投资比例的限制。印度政府的上述举措无疑为中国企业进军印度提供了机遇,经济上相互依存度的提升势必可作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器。另外,两国大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实力较以前大为提升,并加快“走出去”步伐。印度私企实力雄厚,在经济生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仅塔塔和安巴尼两家家族企业的销售额就占印度GDP约5%。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可凭借雄厚财力,通过注资、并购和直接投资等方式,加快进军国际市场。国际金融危机下,许多西方大公司资产缩水,甚至面临破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较之前大幅下挫,为中印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参考文献
[1]文富德. 印度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及其经济前景分析[J]. 四川大学学报, 2009(4).
[2]齐玮. 印度对外贸易现状与中印经贸关系分析[J]. 北方经贸, 2009(7).
第7篇
论文内容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新的贸易壁垒层出不穷,这使我国解决贸易纠纷、促进出口面临更大的困难。本文回顾了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渊源，介绍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现状及特点，剖析了贸易保护主义实质和影响，最后提出我国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
目前世界各大经济体都面临复苏无法持续的危险。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内需重振乏力；欧洲受债务危机冲击，不得不提前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经济复苏步伐明显放缓；日本经济因日元持续走强受损；而复苏势头一直保持强劲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近来经济增长也已显著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于2010年9月10日发出警告，全球经济复苏下行风险正在加大。为应付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严重衰退的压力，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加剧。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更加复杂和艰难，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渊源
在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理论都为各国政府实行市场干预和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相关理论主要有：一是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理论。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学说，推行的政策是禁止货币输出、奖出限入、保护关税政策和发展本国工业，其实质是贸易保护理论。二是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说。为了保护和发展制造业，汉密尔顿主张政府加强干预，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该主张对美国政府的内外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自卫与先进国家相抗衡提供了理论依据。三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古典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用以对抗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理论工具。而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推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是竞争性贸易保护，甚至是对高端产业的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更加深远。
国外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现状和特征
我国一直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区域。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对华贸易保护手段更加频繁，保护手段更加多样化。
（一）贸易摩擦案值越来越大
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采取奖出限入的贸易手段保护国内经济，
我国很多出口产品遭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贸易摩擦案值越来越大。
2006年我国贸易摩擦涉案金额为21亿美元；2007年为46亿美元；2008年增至61.4亿美元，2009年激增至127亿美元。2010年1至8月，国外对华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2010年9月16日，欧盟对原产于我国的数据卡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该案是欧盟首次对我国出口的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种调查，涉案金额约41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我国遭遇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救济调查（孙韶华、施智梁，2010）。贸易保护主义的日益加剧对我国外贸出口势必造成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贸易保护手段多样化和综合化
贸易保护中的主要手段。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遭到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呈上升趋势，而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仍是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手段。
2009年国外对华发起116起贸易救济案件，比2008年增加9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是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手段，二者合计占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总数的88.8%。2010年1至8月，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保7起，共计79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16.2%（梅新育，2010）。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使我国解决贸易纠纷、促进出口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
贸易保护手段的多样化。据世界银行统计，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推出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主要包括：
反倾销。2009年9月份，阿根廷连续对我国产品发起多项反倾销立案调查、复审立案调查和最低限价措施等。提高关税。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11日决定，对从我国进口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购买本国货。美国国会于2009年2月13日通过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凡方案中涉及工程、建筑用钢和其他制成品全部由美国制造。出口补贴。2008年12月，美国的通用和克莱斯勒公司获得了政府总额为174美元的救助款。
（三）贸易摩擦国家由发达国家扩展至发展中国家
贸易壁垒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不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频频使用反倾销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企业。
2009年国外对华共启动116起贸易救济案件，发起国集中，阿根廷、美国和印度总计占58%，其中印度位居首位，为26起；美国次之，为23起；位居第三位的是阿根廷，为19起；欧盟位居第四位，为7起。2010年1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印度22起位居首位；美国次之，为14起，且涉案金额较高（梅新育，2010）。这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正从少数发达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蔓延，对于复苏仍不强劲的我国外贸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四）产品范围由传统产品向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扩展
经济危机后，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不仅涉及传统产品，部分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和冶金产品开始成为调点。2010年上半年，国外对华37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电子、纺织、化工、建材、轻工、冶金、有色金属、造纸和金属制品9个行业。其中，涉及冶金的案件为8起，位居首位；其次是建材和化工，均为6起；位居第三的是轻工，为5起（见图3）。
国外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
面对经济复苏缓慢、强势美元衰退，国外为转移经济矛盾而对华贸易摩擦加剧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我们要从实质上加以认识。
（一）贸易保护主义是对被保护国的一种财富掠夺
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贸易保护国凭借所谓的国际惯例和金融规则，利用金融工具和汇率手段等合法形式来掠夺别国的财富。最近几十年世界上先后爆发的拉美经济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日本经济衰退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发达国家借国际收支不平衡或推动汇率巨幅波动进行的国家间巨额财富转移，而被迫接受汇率升值和国际收支调整的国家都承受了惊人的财富损失和巨大的经济发展衰退。因而以贸易摩擦加上汇率升值的要挟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掠夺，只是更为隐蔽，且持续时间更长，危害性更大。
（二）贸易保护主义使保护国承受损失
第8篇
一、论文写作目的:
毕业论文是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计划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对学生2年半学期各门课程学习效果的检查.其主要目的是:
1、培养学生的英语阅读、写作能力及运用商务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检查学生对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并将论文成绩作为学生能否毕业的主要依据之一。
3、训练学生搜集运用资料的技能，同时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 论文写作要求:
1、以英文/汉语完成论文写作。
2、字数要求不低于3000个单词或字， 统一采用A4(210x297mm)页面复印纸单面打印.其中上边距2.8cm，下面距2.5cm，左边距2.5cm，右边距2.5cm，页眉1.6cm页脚1.5cm装订线0.5cm.字间距为标准，行间距为1.25倍行距.页眉内统一为:用5号宋体
3、论文的内容要与本专业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相结合，要求论述者阅读一定量的英文和中文资料，能够对所有的资料进行合理删减、组织和编辑，掌握论文撰写的结构与布局。要求语言流畅，层次清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具有以下特性:
1) 科学性:观点正确，论据充分可靠，结构合理，能反映出学生对本学科知识系统掌握的程度及其某一问题有较深理解很认识
2) 实用性:选题应该具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应该体现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
3) 逻辑性:论证应该有力，层次应该分明，逻辑应该严密，结构应该完整合理
4) 技术性:应该具有收集整理运用材料的能力，语言表达应该清晰准确，格式应该规范
4、写作时间安排:
1月14日:学生与导师见面选题和开题
1月15日-3月25日学生写作，提交提纲，初稿，导师修改并将完成情况向系里汇报
3月31号前根据导师的修改意见完成第二稿交导师修改
4月7号前完成定稿并按照要求打印装订成册.打印3份，交系里2份
4月8号-4月13号准备答辩，原则上采用英语答辩
2007年4月14号论文答辩，原则上采用英语答辩
5:论文成绩评定:采用5级记分制，及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五等.其中优秀没，良好等次的人数分别按不高于15%，20%的比例评定.终结成绩必须经指导老师学院毕业论文指导小组认定.
6:特别说明:
毕业论文写作是严肃的事情.严禁抄袭剽窃他人论文.一经发现此次论文成绩判为0分.
三、 论文选题方向:
1、商务英语教学改革的方向，途径，课程设置等
2、商务英语教学在新形势下的影响和意义;
3、我国贸易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
4、商务英文翻译技巧;
5、江西招商引资探讨及其对策
6.WTO保护期过后对我国的影响;
四、 论文设计与拟定的程序:1、指导教师的帮助下，根据本指导书提供的选题范围，从中选择论文方向，确定题目。(注:选择其他的题目，需与指导教师商议确定)
2、 搜寻与本人论文题目相关的资料，文献，形成论文大纲，注意论文结构安排的合理性。
3、 论文结构:包括题目，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目录和正文. 详见后面附件
附件1:
外语系英语专业(高职)毕业论文选题(商英专业)
1. 《商务英语课程设置的探讨》
2. 《跨文化因素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3. 《商务英语的特点及翻译技巧》
4. 《商务英语函电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5. 《单证员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6. 《商务英语函电翻译技巧》
7. 《商务谈判中英语的重要性》
8. 《浅谈出口结汇风险的防范》
9. 《中国退税制度的改革及其影响》
10. 《商标名称的翻译与策略》
11. 《外贸企业信用风险管理与控制》
12. 《2007年外资银行在我国本土注册探讨》
13. 《我国利用国际贷款/国际援助现状分析》
14. 《WTO与我国反倾销探讨》
15.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现状》
16. 《内陆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策略研究》
17. 《中印两国两国对外贸易战略分析》
18.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19. 《浅谈商务英语写作时避免修饰语错位的方法》
20. 《商务函电翻译的用词技巧》
21. 《外商直接在华投资探讨》
22. 《社会文化迁移对中国式英语的影响》
23. 《我国外贸出口品牌战略的实施与研究》
24. 《商务英语专业口语课程教学探讨》
25. 《入世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26. 《应对经济全球化，加快我国企业跨国经营》
27. 《英语写作中常见中式英语分析》
28. 《入世商务英语写作的研究》
29. 《制单工作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
30. 《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探讨》
31. 《浅谈实质利益谈判法》
32. 《国际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33. 《商务英语写作中的错误与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之间的关系》
34. 《清算所在期货市场上的地位》
35. 《跨国公司在华扩张模式透析》
36. 《汉译英中遇到新词语的译法问题》
37. 英汉互译中词义的不对应(文化意义、风格意义、修辞意义等)
38. 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反倾销
39. 如何防范信用证诈骗
40. 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之探讨
41. "10+1"自由贸易区未来前景展望
42. 汉语中新词汇的翻译技巧
43. 商务英语的特征与翻译
44. 珠江三角洲外贸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45. 南昌现利用外资纵谈
46. 广州/深圳等地区三资企业结构分析
47. 浅谈广州等地区外贸企业的困境与出路
48. 浅谈广州等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的市场分布
49. 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之探讨
50. 单证员跟单员等资格证书现状思考
51. 礼仪在商务谈判中的作用
52. 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经营战略及其实施
53. 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54. 延长我国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问题探析
55. 中国贸易的现状和前景
56. 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外资问题研究
57. 人民币业务对外开放之探讨
58. 浅谈涉外合同英语特色
59.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60. 文化和地理因素对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61. 绿色壁垒对关税壁垒的替代效应研究
62.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调整与我国贸易发展
63. 贸易磨檫及其解决机制研究
64. UCP600-信用证领域的新规则探讨
65. 论的适用范围及总则
66. 浅谈下卖方的知识产权担保义务
67.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68. 浅谈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的利弊
69. 经纪佣金商或场内经纪人在期货交易中的地位
70. 浅谈商检证书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附件2 开题报告格式
商务学院
高职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题目名称: 中国家庭企业管理创新研究
题目性质:
研究论文
学生姓名:
XXX
专
业:
工商管理
学
院:
XXXX
年
级:
04级
指导教师:
XXX
一、
选题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家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壮大，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的家族企业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如家长式的管理方法、企业基础管理制度不健全和后续发展无力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且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因此，研究我国现阶段家族企业如何进行管理创新，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家族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家族企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家族企业持续发展已显得尤为紧迫。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步骤、方法
本文从我国家族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管理创新的理论为指导，对我国家族企业如何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创新进行深入地研究。首先评述了国内外学者对家族企业管管理创新含义的不同看法，提出了家族企业管理创新的含义、构成要素及内在机理，认为我国家族企业进行管理创新的有效性在于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家族企业的经营目标，有利于充公调动企业员工尤其非家族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次，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家族企业管理创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我国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存在诸多不足，如在管理创新过程中仍然存在家长式决策、缺乏战略管理和基础薄弱等诸多问题，所有这些在客观上要求创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以促进家族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再次，要创建一种适合我国家族企业实情的管理模式，就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好我国家族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因此，本文指出了我国家族企业开展管理创新面临着外部环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三、研究工作进度
1、教师报题(2006.11.1----11.15)
2、网上公布毕业设计题目和指导教师(2006.11.20)
3、学生选题(2006.11.20---12. 15)
4、落实任务(学生与导师见面，交电子邮箱地址)(2006.12. 1---12. 25)
5、学生上交开题报告(纸字稿)(2006.12.25----2007.1.15)
6、中期论文检查(交电子稿) (2007.4月1日前)
7、论文上交(纸字稿附电子稿)(2007.4.15----2007.5.1)
8、07届毕业设计答辩(评定学生成绩)(2007.6月初)
9、07届优秀论文评定(2007.6.15)
10、07届优秀论文汇报会(2007.6下旬)
四、主要参考文献
[1]顾文静，温州民营企业实行委托---制的障碍分析，经济管理。2002.2
[2]甘德安，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苒明杰，管理创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第9篇
毕业论文是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计划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对学生2年半学期各门课程学习效果的检查.其主要目的是:
1、培养学生的英语阅读、写作能力及运用商务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检查学生对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并将论文成绩作为学生能否毕业的主要依据之一。
3、训练学生搜集运用资料的技能,同时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 论文写作要求:
1、以英文/汉语完成论文写作。
2、字数要求不低于3000个单词或字, 统一采用A4(210x297mm)页面复印纸单面打印.其中上边距2.8cm,下面距2.5cm,左边距2.5cm,右边距2.5cm,页眉1.6cm页脚1.5cm装订线0.5cm.字间距为标准,行间距为1.25倍行距.页眉内统一为:用5号宋体
3、论文的内容要与本专业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相结合,要求论述者阅读一定量的英文和中文资料,能够对所有的资料进行合理删减、组织和编辑,掌握论文撰写的结构与布局。要求语言流畅,层次清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具有以下特性:
1) 科学性:观点正确,论据充分可靠,结构合理,能反映出学生对本学科知识系统掌握的程度及其某一问题有较深理解很认识
2) 实用性:选题应该具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应该体现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
3) 逻辑性:论证应该有力,层次应该分明,逻辑应该严密,结构应该完整合理
4) 技术性:应该具有收集整理运用材料的能力,语言表达应该清晰准确,格式应该规范
4、写作时间安排:
1月14日:学生与导师见面选题和开题
1月15日-3月25日学生写作,提交提纲,初稿,导师修改并将完成情况向系里汇报
3月31号前根据导师的修改意见完成第二稿交导师修改
4月7号前完成定稿并按照要求打印装订成册.打印3份,交系里2份
4月8号-4月13号准备答辩,原则上采用英语答辩
2007年4月14号论文答辩,原则上采用英语答辩
5:论文成绩评定:采用5级记分制,及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五等.其中优秀没,良好等次的人数分别按不高于15%,20%的比例评定.终结成绩必须经指导老师学院毕业论文指导小组认定.
6:特别说明:
毕业论文写作是严肃的事情.严禁抄袭剽窃他人论文.一经发现此次论文成绩判为0分.
三、 论文选题方向:
1、商务英语教学改革的方向,途径,课程设置等
2、商务英语教学在新形势下的影响和意义;
3、我国贸易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
4、商务英文翻译技巧;
5、江西招商引资探讨及其对策
6.WTO保护期过后对我国的影响;
四、 论文设计与拟定的程序:1、指导教师的帮助下,根据本指导书提供的选题范围,从中选择论文方向,确定题目。(注:选择其他的题目,需与指导教师商议确定)
2、 搜寻与本人论文题目相关的资料,文献,形成论文大纲,注意论文结构安排的合理性。
3、 论文结构:包括题目,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目录和正文. 详见后面附件
附件1:
外语系英语专业(高职)毕业论文选题(商英专业)
1. 《商务英语课程设置的探讨》
2. 《跨文化因素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3. 《商务英语的特点及翻译技巧》
4. 《商务英语函电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5. 《单证员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6. 《商务英语函电翻译技巧》
7. 《商务谈判中英语的重要性》
8. 《浅谈出口结汇风险的防范》
9. 《中国退税制度的改革及其影响》
10. 《商标名称的翻译与策略》
11. 《外贸企业信用风险管理与控制》
12. 《2007年外资
银行在我国本土注册探讨》
13. 《我国利用国际贷款/国际援助现状分析》
14. 《WTO与我国反倾销探讨》
15.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现状》
16. 《内陆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策略研究》
17. 《中印两国两国对外贸易战略分析》
18.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19. 《浅谈商务英语写作时避免修饰语错位的方法》
20. 《商务函电翻译的用词技巧》
21. 《外商直接在华投资探讨》
22. 《社会文化迁移对中国式英语的影响》
23. 《我国外贸出口品牌战略的实施与研究》
24. 《商务英语专业口语课程教学探讨》
25. 《入世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26. 《应对经济全球化,加快我国企业跨国经营》
27. 《英语写作中常见中式英语分析》
28. 《入世商务英语写作的研究》
29. 《制单工作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
30. 《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探讨》
31. 《浅谈实质利益谈判法》
32. 《国际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33. 《商务英语写作中的错误与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之间的关系》
34. 《清算所在期货市场上的地位》
35. 《跨国公司在华扩张模式透析》
36. 《汉译英中遇到新词语的译法问题》
37. 英汉互译中词义的不对应(文化意义、风格意义、修辞意义等)
38. 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反倾销
39. 如何防范信用证诈骗
40. 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之探讨
41. "10+1"自由贸易区未来前景展望
42. 汉语中新词汇的翻译技巧
43. 商务英语的特征与翻译
44. 珠江三角洲外贸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45. 南昌现利用外资纵谈
46. 广州/深圳等地区三资企业结构分析
47. 浅谈广州等地区外贸企业的困境与出路
48. 浅谈广州等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的市场分布
49. 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之探讨
50. 单证员跟单员等资格证书现状思考
51. 礼仪在商务谈判中的作用
52. 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经营战略及其实施
53. 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54. 延长我国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问题探析
55. 中国贸易的现状和前景
56. 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外资问题研究
57. 人民币业务对外开放之探讨
58. 浅谈涉外合同英语特色
59.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60. 文化和地理因素对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61. 绿色壁垒对关税壁垒的替代效应研究
62.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调整与我国贸易发展
63. 贸易磨檫及其解决机制研究
64. UCP600-信用证领域的新规则探讨
65. 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范围及总则
66. 浅谈<<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下卖方的知识产权担保义务
67.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68. 浅谈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的利弊
69. 经纪佣金商或场内经纪人在期货交易中的地位
70. 浅谈商检证书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附件2 开题报告格式
商务学院
高职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题目名称: 中国家庭企业管理创新研究
题目性质: 研究论文
学生姓名: XXX
专 业: 工商管理
学 院: XXXX
年 级: 04级
指导教师: XXX
一、 选题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家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壮大,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的家族企业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如家长式的管理方法、企业基础管理制度不健全和后续发展无力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且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因此,研究我国现阶段家族企业如何进行管理创新,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家族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家族企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家族企业持续发展已显得尤为紧迫。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步骤、方法
本文从我国家族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管理创新的理论为指导,对我国家族企业如何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创新进行深入地研究。首先评述了国内外学者对家族企业管管理创新含义的不同看法,提出了家族企业管理创新的含义、构成要素及内在机理,认为我国家族企业进行管理创新的有效性在于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家族企业的经营目标,有利于充公调动企业员工尤其非家族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次,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家族企业管理创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我国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存在诸多不足,如在管理创新过程中仍然存在家长式决策、缺乏战略管理和基础薄弱等诸多问题,所有这些在客观上要求创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
以促进家族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再次,要创建一种适合我国家族企业实情的管理模式,就必须全面准 确地把握好我国家族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因此,本文指出了我国家族企业开展管理创新面临着外部环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三、研究工作进度
1、教师报题(2006.11.1----11.15)
2、网上公布毕业设计题目和指导教师(2006.11.20)
3、学生选题(2006.11.20---12. 15)
4、落实任务(学生与导师见面,交电子邮箱地址)(2006.12. 1---12. 25)
5、学生上交开题报告(纸字稿)(2006.12.25----2007.1.15)
6、中期论文检查(交电子稿) (2007.4月1日前)
7、论文上交(纸字稿附电子稿)(2007.4.15----2007.5.1)
8、07届毕业设计答辩(评定学生成绩)(2007.6月初)
9、07届优秀论文评定(2007.6.15)
10、07届优秀论文汇报会(2007.6下旬)
四、主要参考文献
[1]顾文静,温州民营企业实行委托---制的障碍分析,经济管理。2002.2
[2]甘德安,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苒明杰,管理创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4陶良虎,制度创新是家族企业变迁的方向,光明日报,2002年5月14日
第10篇
关键词:中巴贸易;贸易地位;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91-04
一、中巴贸易发展及贸易地位的变化
(一)中巴贸易发展概述
中巴两国于1974年8月建交,至今已有35年的历史。35年中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加深。由于双方的贸易互补性很强,贸易额从1974年的1 742万美元增长为2008年的484.97亿美元,年均增长25.5%。进入新千年,双边贸易进入稳定增长阶段,2008年双边的贸易额较2000年增长了16倍,2004―2008年贸易额翻了两番(见图1、2)。
在贸易收支方面,中国则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的位置,甚至有时中国向巴西的出口总额不及两国的贸易逆差。数字显示,2000年以后,中国的逆差率基本在-0.5以下,并在2003年达到最高,即-1.74,虽然之后几年逐渐缩小,但总额依旧很大(见下页表1)。
(二)中巴双边贸易地位变化情况
自1974年建交,199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双方高层密集互访,中国、巴西这两个全球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开创了“政热经热”的良好局面。在金融危机中,中巴间的贸易额出现了反复,但良好的双边贸易自动修复机制及完美的贸易互补性促使双方的贸易地位不降反升,位于地球两端的两个大国贸易关系更为紧密。
1.中巴双边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巴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双边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并有所提高,但至今巴西一直未能成为中国前十位的贸易伙伴国。
2003年,巴西成为仅次于加拿大的第十一位贸易伙伴国。在2004年由于中印关系的改善,双边贸易迅速升温,中印贸易超出中巴贸易。2005年,由于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油资源的需求增加,中国从沙特进口的原油量大幅提高,中国同沙特的总贸易量也在同年超出中巴贸易额。之后的三年,随着中国对巴西进口的铁矿砂等资源量的快速增加,中巴贸易又在2008年成为继俄罗斯和印度之后的第十一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对巴西的资源品巨大需求导致巴西从2003年开始基本位于中国进口来源地的前十位,且各年在前十位中所占的比重均有所增长。
2.中巴双边贸易在巴西对位贸易中的地位
中巴双边贸易的持续增长也促使中国在巴西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近几年,中国一直是巴西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出口市场。
2004年,中国成为其第四大贸易伙伴国,此后基本每两年跃升一位。2008年以364亿美元成为在巴西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其中,从中国的进口额也位列第二位,向中国的出口额位于第三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巴西同各国贸易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受铁矿砂、石油以及飞机出口的推动,中巴贸易在危机中逆流而上,在2009年3月份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标市场。4月份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国。1-8月份中巴双边贸易继续稳定发展,中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标市场以及第二大进口来源市场。
(三)金融危机以来双边贸易关系的新变化
自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同巴西的贸易额便开始下滑②。2008年10月份以前,双边贸易额同比增幅一直维持在86%以上 ,其中,5月份增长最为迅速,同比增幅高达110.7%,环比增幅为35.2%。受金融危机影响,从10月份开始同比增幅及环比增幅开始大幅度下滑。10月份的同比增幅由上个月的94.0%下降为57.5%,11月份继续下滑,出现近几年的首次负值。而环比增幅则由9月份进入下降通道,并在之后数月连续大幅下降,12月份下降幅度高达31.0%。至同年11月份同比增幅开始出现负增长,并一直维持在负值状态。而环比增幅在连续下降4个月并在2009年1月份出现最大一次降幅后连续几个月快速攀升,即双边贸易关系从2009年伊始开始逐渐升温,贸易额增加。但是截至9月份双边贸易额还没有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见图3、4)。
而从贸易收支的角度来看,危机暴发至今,除2009年12月外,中巴双边的贸易的差额延续着过去一贯的趋势,即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位置。中国的逆差率在2009年的4月份出现了最高,为-2.0,此后,中国的逆差率逐渐减少(见图5)。
相对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变化而言,中巴双边贸易额在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呈现负增长,增长率为-13.9%,而中巴双边贸易虽然也呈现负增长,增长率为-7.3%,幅度明显低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增幅。另外,中巴双边贸易相对于巴西同其他国家贸易下降额度而言,幅度并不算太大。而且由于2009年来双边贸易的快速恢复,在今年3月份,中巴贸易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的国。根据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统计,2009年前四个月中巴贸易额达32亿美元,也超过总额为28亿美元的美巴贸易①。
二、中巴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变化
中国从巴西进口的产品品类共1 400多种,这些产品多为资源性产品及未进行深加工的产品,主要有铁矿石、大豆、石油和食用植物油。以2004-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这四年中国从巴西总的进口量分别为86.7亿美元、99.9亿美元、129.2亿美元和183.3亿美元。铁矿砂的进口量最大,4年的进口量分别是28.7、38.8、55.3和94.5亿美元,其增速明显高于从巴西进口总量的增速,其所占各年的比率也因此逐年提高。其中,中国去年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进口的铁矿石占其总产的17.4%,这个比例还在持续增长②。其他各类资源品的进口量也基本逐年提高,但比率有所波动。除资源品外的其他各类产品不仅进口量很少,而且各年波动幅度很大,偶然性很强,但大多涉及未进行深加工的产品。总体而言,资源品进口比率呈现逐年稳定提高的趋势,其他类产品进口量很少,而且波动性很大。
与巴西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不同,在2009年前4个月,中国向巴西出口的产品4 000多种中基础产品仅占2.3%,其余的97.7%都是工业品。而且相对于巴西向中国出口集中于一两种产品而言,中国向巴西出口的各类产品出口额相对比较平均。以2007年为例,纺织品的出口量最大,出口额仅为8.64亿美元,其他出口额超过1亿美元的产品包括服装、鞋类、钢材、塑料、焦炭和计算机。根据2007年中国商务年鉴统计的数据,中国向巴西出口的各类产品中仅粮谷、水产品、茶叶等9种产品的出口额未超过1千万美元,其他23种产品出口额均超过千万美元。位列前十的出口产品总出口额也仅为28.8亿美元,占2007年总出口额的25.3%。各类产品的出口增长率较为稳定,位列前十的出口产品有超过一半的产品在2004-2007年中增长率超过50%。
从中巴双边贸易产品的结构及其变化来看,双边的贸易互补性很强。中国从巴西进口资源品的增长有助于分散战略性能源与资源进口的风险,而中国向巴西出口产品多为中国有较大优势的工业制成品。
三、中巴贸易发展趋势分析
巴西作为拉美最大的国家,以及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发展中的市场,其巨大的消费需求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对中国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中巴同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经贸领域存在着相同的发展诉求。而中国正在实施的“市场多元化”战略也预示着中巴双边贸易在世界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复苏后将会有更快的增长。
(一)传统贸易的带动作用依旧强劲并会发挥更大作用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的是密集使用本国丰富的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的产品。中巴传统贸易产品包括巴方出口的矿产等资源性产品和中国向巴方出口的机电类及纺织服装类产品在今后数年将依旧是双边贸易的主体。巴西向中国出口中多为资源性产品,但是从比例来看,也仅占中国总进口资源品中较小的一部分。近年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对资源需求明显加大,资源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源的利用效率将不会有很大的提高,中国资源的外向型需求将越来越大。巴西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铁、铀、铝矾土、锰、石油、天然气、煤等。其中已探明的铁矿砂储量为650亿吨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铀矿、铝矾土和锰矿储量均居世界第三位。对于保证我国未来的资源供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将成为中巴今后一段时间内双方贸易的基础,由此带动整体的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二)双边投资带动双边贸易发展
目前,中巴双边投资额相对较少,中国对巴西的投资目前仅涉及资源类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08年底,中国在巴西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累计2.17亿美元,仅占中国对拉美全部直接投资的0.7%①。巴西对中国的投资也较少,除2002年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合资建立的ERJ145系列涡扇支线飞机总装生产线外,近几年鲜有新的大型投资,由于双方文化的差异巴方在中国的中小型投资总体不大,截至2008年底,巴西在华投资额为2.7亿美元②,仅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1.3%,占中国利用外资的0.3%。这与中巴双边贸易发展程度相比,中巴双边投资额明显较少,双边投资发展水平低,但反过来说明将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巴西作为拉美国家的领头羊,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重要成员,1 180万平方公里,约占南美洲总面积的67%;人口总数约为2.46亿,约占南美洲人口总数的65%。通过签订的一系列产品通过巴西可以进入拉美的其他国家,从而绕开很多贸易壁垒,尤其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拉美各国加大对中国产品的贸易限制。同时面对金融危机,欧美等国也加大了对中国的贸易保护,通过巴西市场进而扩大同整个拉美出口贸易以及绕道巴西进入欧美的成为中国各大公司的不错选择。据巴西《圣保罗州报》报道,除奇瑞汽车已正式在巴市场开展销售外,中国两家自主汽车品牌比亚迪和江淮客车都已为近两年进军巴西市场制订出计划。除此之外,两家中国卡车生产厂商也对巴西市场表示出兴趣,还有不少大型合作项目正在建设或洽谈中,如武汉钢铁集团在2009年7月1号宣布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投资兴建一年产量为500万吨钢材的钢厂,总投资额高达40亿美元③。大型跨国企业投资、政府性投资贸易中心的建设,以及贸易洽谈会的举行,将进一步带动双边文化的交流,促进彼此全面的贸易投资。
同时,巴西在信息技术服务方面有着较强的优势,随着新兴服务贸易的展开,全球服务外包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双方在服务外包领域的合作将成为可能,这也为双边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新兴技术性贸易使中巴双边贸易不仅在量上有大幅提升,质上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四、政策建议
为克服现有双边贸易的局限性以及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不良影响,促进双边贸易在今后数年内继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
(一)进一步改善双边贸易关系,积极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重要的是加快启动中―巴双边“自由贸易区”(FTA)可行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中巴FTA谈判,加快中巴经贸一体化进程,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中巴贸易自由化。考虑到已签订的8个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同对方国家、地区贸易额的巨大推动作用,在现阶段考虑同巴西更进一步经贸合作关系对两个发展中大国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自由贸易协定将是众多选择中较为合适的一种。
(二)为解决大多数在巴投资的中小企业管理经验缺乏,融资能力差以及风险意识淡薄。在现有的经贸合作区建设经验基础上,筹建在巴西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以方便中国企业对巴西的投资[3]。同时,成立专门的中巴贸易保险公司,以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在中巴经贸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巴西经济不稳定[4]。定期向相关企业进行投资环境、项目介绍,如巴方的采矿、冶炼和能源行业的,以及巴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双方对彼此信息的了解是扩大贸易的前提条件,通过经贸合作区的建设,贸易洽谈会的开展等形式进一步促进双方企业对彼此的了解,从而推动双边的经贸关系。
(三)实行货币互换,并在今后数年逐渐扩大互换货币的比例。中巴双边贸易使用各自货币(雷亚尔和人民币)进行结算,而不再依赖美元,以避免由美元价值的波动带来双边贸易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 陈楠,伊西科. 中国-巴西――贯穿发展世界的轴心[J] . 商务周刊,2009,(14):50-57.
[2] 张兵,任希丽. 中美商品贸易结构的演变以及其原因分析[J]. 国际贸易论坛,2009,(秋季号).
[3] 周升起.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趋势与政策[J]. 东亚论文,2009,(75):12-15.
第11篇
一步到位不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
经济――从90年代中期开始提速升级。印度1995年至1998年的GDP增长率已达6%-7%，估计在未来若干年将以7%-8%的速度增长。如果按购买力评价法计算，印度国民生产总值1998年已经排在世界第5位，仅次于美、日、中、德四国。印度出口的高速增长和出口产品的多样性，使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提升。出口产品额从1992年到1995提高了16.1%；外贸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由90年代初期的14.1%提高到中期的21%；贸易量由1994-1995年的630亿美元增至1996-1997年的800亿美元。其进口贸易同样呈现上升趋势。
投资――正刺激着印度成为显赫的世界级大国。印度具有极其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往的基础设施项目都由政府经营，现在已开始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包括外国投资者。目前，政府已批准外商在印直接投资电厂建设、发电、电力输送及电厂维修项目，外商持股比例可高达74%，允许私人、外商投资任何类型和大小的电力项目和运营输变电等，有的领域还允许持股100%。
科研――学术论文总数超过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总和。印度的科技人才约400万，数量居世界第3位。在核能研究与应用、空间技术、遗传工程、农业科研、太阳能应用、前沿科学的研究等领域，印度均名列世界前茅。其所研究的课题涉及当今世界自然科学的17个大的领域。印度的科研经费总量虽然低于我国，但它注意突出重点，每几年集中力量做一件事，以至于承担国家科研任务的科学家的人均科研经费反而是我们的3倍。
技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出口国，拥有性能最好的民用遥感卫星的国家之一。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印度大力发展软件产业，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出口国之一。近几年，印度软件每年销售额的增长率均超过50%，去年软件出口额是39亿美元。在空间遥感技术领域，印度在1997年就发射了一颗遥感卫星，被公认为是当时世界性能最好的民用遥感卫星之一。此外，在民用核技术领域，印度在快中子核反应堆研制方面已远远领先于我国，并将在2001年建成50万千瓦的快中子核反应堆电站。
军事――以高科技实现三军现代化规划而成为有核的军事强国。印度军力居世界第4位，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其中许多是进口的尖端武器。目前，印度正在实施以高科技实现三军现代化的20年国防远景规划。自1974年爆炸核装备以来，核武器技术的发展一直受到高度重视。1998年5月，印度政府公开改变长期奉行的“最后一根导线战略”，突破“核模糊状态”，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先后进行了5次核试验，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强国。
四大革命良性循环，摸索出独特的发展新路
“绿色革命”的洗礼。印度农业过去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粮食不能自给，粮食短缺严重制约了印度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依靠美国和世界银行的援助推行“绿色革命”，着重农业技术改造，同时对农业政策也有所调整。从70年代到80年代的10年多时间里，印度政府除了推广“绿色革命”外，还采取增加农业投资、扩大农业信贷、提高农产品价格等大量措施。不仅解决了印度的粮食自给问题，还使印度由粮食进口国成为粮食出口国，并极大地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白色革命”的洪流。印度1995年牛奶总产量达6500万吨，仅次于排在第1位的美国。若按当年印度人口计算，全国每人年均用奶70公斤，而城市人均用奶超过100公斤。印度在牛奶生产方面取得如此成就，完全依赖于“白色革命”的巨大成功。从1968年到1995年印度牛奶产量的平均增长率达到8.7%。
“蓝色革命”的波涛。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努力扩大海洋渔业的规模，同时大力发展淡水养殖鱼虾和人工养殖珍珠技术，向国内和国际市场提供更多的水产品，丰富人们的饮食结构，增加创汇，同时增加从业人员的收入。“蓝色革命”的成果开始显现，海产品出口正以平均每年26%的速度递增，并迅速跻身于世界十大渔业国。印度还将继续向深海挺进，力争使深海也成为它的重要渔业资源。
“信息革命”的浪潮。印度的信息技术尤其是软件研究和开发技术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印度1993年因特网用户仅1.7万，至1999年底已达900万。个人拥有计算机数量每年增加30%左右，是1998年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印度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对计算机行业的投资力度，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现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计算机产业中屈指可数的佼佼者。印度政府注重对计算机人才的培养。为支持软件业的发展，印度政府建立了17个软件科技园区，先后出台了108项政策。目前，印度软件业正以每年递增50%的速度向前发展。
四点启示在新世纪实现跨越式发展
未来之根在教室。印度教育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传统，高等教育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作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人力资源储备库之一，印度科技人员的数量和素质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赞誉。印度政府提出了“经济发展植根于教育，未来之根在教室”等思想。在过去的50年里，印度高等教育设施发展十分惊人，大学的数量已从独立之初的20所猛增到232所，各种学院7300多所，另外还有30多所相当于大学的机构。
动力之源在改革。印度政府1991年7月出台了经济发展新纲领，公布了有关新经济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公营企业结构性调整的力度，并推动货币和商业机构改革，加强对经济生活中的整治，努力减少贫困和失业，力争获得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与此同时，实行开放经济，加快经济自由化进程，加紧吸引外资。以往一些基础设施项目都由政府经营，现已开始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包括外国投资者。
第12篇
〔关键词〕金砖国家；FDI ；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4-0054-06
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演进是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演进是在需求结构、供给结构、技术进步和国外生产要素流入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进行的。现有研究表明，外国直接投资（FDI）是影响一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引进FDI的产业结构效应更为显著。考察发展中国家引进FDI的产业结构效应，“金砖国家”是较好的研究对象。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金砖国家”的产业结构逐步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演进，但由于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不同，该五国的产业结构及演进路径差异较大，且产业升级和优化进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障碍性因素。如何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是“金砖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二是2000年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砖国家”在全球直接投资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FDI对该五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也很可能更为显著。2010年，“金砖国家”（除南非外）均跻身全球FDI流入量前二十位。对该五国引进FDI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丰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和发展中国家引进FDI产业结构效应的研究，并为该五国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基于此，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关于一国引进FDI的产业结构效应，国内外学者做了一些研究。Akamatsu[1]的“雁行模式”和Ozawa[2]的“增长阶段模型”表明，FDI所带来的“一揽子”资源，有助于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古典依附论、卡多佐和法勒托[3]的“依附的发展”理论都以巴西等拉美国家为研究对象，前者认为，FDI流入造成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部门边缘化；而后者的核心观点是，依附和发展并不矛盾，不能忽视FDI对产业结构的积极作用。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来看，FDI对“金砖国家”产业结构演进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付景新和夏京文[4]认为，外资（包括FDI）对巴西建立完整产业体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导向，大量引入FDI导致许多主要工业部门为外资控制，失去了经济调控的自主性，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关于FDI对中国产业演进效应的相关文献较多，大部分学者肯定了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正向效应，尤其是对第二产业的推动作用[5]-[9]。也有学者认为，应客观审视FDI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不能忽视一些现存的或可能的负面影响，如加剧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10]，对民族工业形成一定的冲击[11]等。一些学者比较研究了中印引进FDI的产业结构效应。郝前进和雷志友[12]认为，与印度相比，中国引进FDI的产业分布未能与本国相关产业优势相结合，对民族产业保护力度较小。王霞和陈柳钦[13]认为，印度和中国都面临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FDI的流入加剧了这一现象。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回顾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现有关于东道国引进FDI产业结构效应的实证研究，指标选择较为简单，如仅利用FDI与三次产业的GDP比重进行回归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其他经济因素对一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第二，关于“金砖国家”引进FDI产业结构效应的比较研究较为薄弱。基于单一国家的纵向比较包含了对各种变化趋势判定的虚拟性，不能切实反映FDI的真实作用。
二、“金砖国家”引进FDI的产业分布比较
按照世界银行的产业分类标准，
按照世界银行的产业划分标准，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除第一、第二产业外的其他行业。本文统计了2000—2010年“金砖国家”引进FDI的产业分布情况。计算结果表明，“金砖国家”第一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极小，且走势相对稳定，2000—2010年第一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均值由大到小依次是1.57%（中国）、1.51%（俄罗斯）、1.10%（巴西）、0.15%（印度）和0.10%（南非）。“金砖国家”第二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的总体水平较高，2000—2010年第二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均值由大到小依次是66.61%（中国）、61.84%（俄罗斯）、56.57%（南非）、52.28%（巴西）和36.24%（印度），除印度外均超过50%。 “金砖国家”第三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差异较大，2000—2010年均值由大到小依次是62.14%（印度）、43.33%（南非）、42.62%（巴西）、37.29%（俄罗斯）和31.80%（中国）。其中，除印度外，其他四国第三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均低于第二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
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标，进一步分析和比较“金砖国家”引进FDI的产业结构特征，现对该指标的含义和计算公式做如下说明。
设一国引进FDI的产业结构偏离度为θ，其代表一国三次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与三次产业贡献率的比值，则有如下关系式：
其中，FDIi为一国三次产业FDI流入量，FDI为一国当年FDI流入量，GDPi为一国三次产业增加值，GDP为一国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i=1，2，3。当θ>0时，即某一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大于该产业的GDP贡献率，说明这一产业的FDI流入规模超过其适度规模；当θ=0时，即某一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等于该产业的GDP贡献率，说明这一产业的FDI流入规模为适度规模；当θ
由表1可以看出，2000—2010年“金砖国家”第一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远小于第一产业的GDP贡献率，第一产业的FDI流入量低于适度规模；“金砖国家”第二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均高于第二产业的GDP贡献率，第二产业的FDI流入量超过适度规模；印度第三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高于第三产业的GDP贡献率，第三产业的FDI流入量超过适度规模，其他四国第三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低于第三产业的GDP贡献率，第三产业的FDI流入量低于适度规模。
综上所述，“金砖国家”FDI的产业分布不均衡。通过构建结构偏离度指数可以看出，“金砖国家”第一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甚微，第二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相对较大，除印度外，其他四国第三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相对较低。“金砖国家”引进FDI的产业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五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市场规模与生产要素成本等，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五国引进FDI的产业结构效应。
三、“金砖国家”引进FDI产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1.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
需求结构、资源供给总量与结构、技术进步、国外生产要素的流入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影响一国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因素。
α=f（D，S，A，Z）（2）
D表示需求结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满足需求，需求结构决定了生产结构及其变化，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需求结构的变化影响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直接决定一国的产业结构。
S表示资源供给总量与结构。一国的资源供给由自然资源供给、劳动力供给和资本供给三项因素构成。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自然资源供给对一国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影响逐渐弱化。沿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分别占优势地位的方向演进是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志之一。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地位时期，劳动力供给是推动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因素。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演进，资本供给将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
A表示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推动一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因素。一国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效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高新产业发展将对一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部分技术落后的产业逐步走向衰退；二是通过产业关联效应，高技术产业将促进传统产业部门发生深层次变革。
Z表示国外生产要素流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FDI、进口贸易和购买国外技术等形式的国外生产要素流入是推动一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外生产要素流入可以弥补东道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缺口”和“技术缺口”，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
2.模型设定
早期的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模型的形式为：
αi=α+γ1LnY+γ2（LnY）2+γ3LnN+γ4（LnN）2+γ5T（3）
其中，αi表示第i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Y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N表示人口规模，T表示贸易差额（进口-出口）。α、γ1、γ2、γ3、γ4和γ5是系数。
在借鉴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根据前文所述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构建如下模型：
Lnαijt=c+β1LnYit+β2（LnYit）2+β3LnNit+β4LnAit+β5LnFDIit+β6Tit+μit （4）
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j表示第j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μ为残差项。
3.变量和数据选取
模型样本是1996—2010年的年度数据。选取这一时间段作为样本的原因是俄罗斯独立时间为1991年，且1992—1995年部分相关数据缺失。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较性，本文以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产业结构，记为α；以人均GDP衡量需求结构，记为Y；以人口数量衡量资源供给总量与结构，记为N；以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衡量技术进步水平，记为A；
在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指标》中，“科学与技术”一节中包括“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研究人员”、“发表于科技刊物上的论文”、“R&D强度”、“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和“专利申请数量”等指标。经比较发现，“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一项指标的数据最为完整。国外生产要素流入包括两项变量，以FDI存量占GDP比重衡量FDI流入规模，记为FDI；以净进口额占GDP比重衡量通过贸易形式实现的资源流入，记为T。FDI存量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FDI数据库（UNCTAD FDI/TNC database），人均GDP、人口数量、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进出口差额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B WDI database）。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LLC单位根检验方法对经对数处理后的各变量进行了平稳性检验。经检验，各变量序列均为同阶平稳序列，且面板数据的Kao检验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满足建立经济计量模型的条件。为了使估计结果更接近经济现实，本文利用F检验样本数据适用的面板模型形式。经检验，模型应采用变系数形式。
4.结果估计与分析
本文采用变系数模型对式（4）的结果估计如表2、表3和表4所示。回归结果表明，表中大部分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金砖国家”引进FDI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效应均不显著。较为可能的原因是第一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过小。2000—2010年“金砖国家”第一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均值分别为1.10%（巴西）、1.51%（俄罗斯）、0.15%（印度）、1.57%（中国）和0.10%（南非）。2000—2010年“金砖国家”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值分别为6.11%（巴西）、5.29%（俄罗斯2004—2010年）、19.49%（印度）、12.18%（中国）和3.19%（南非）。这表明“金砖国家”第一产业引进FDI没有达到适度规模，未能与第一产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金砖国家”引进FDI对第二产业的效应差异较大。除俄罗斯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对引进FDI弹性由正到负依次是中国、巴西、南非和印度。较为可能的原因是，“金砖国家”引进FDI对第二产业的效应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引进FDI占全部FDI比重有关。制造业引进FDI占全部FDI的比重越高，越可能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第二产业的整体发展。2000—2010年“金砖国家”制造业引进FDI占全部FDI比重由大到小依次是61.88%（中国）、37.09%（巴西）、27.46%（俄罗斯）、24.75%（南非）和24.47%（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第二产业引进FDI主要流向采矿业，2000—2010年俄罗斯
（数据2004—2010年）和南非采矿业引进FDI占全部FDI比重均值分别为30.03%和31.64%，高于巴西（11.60%）、中国（0.86%）和印度（0.17%）。
“金砖国家”引进FDI对第三产业的效应最为显著。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对引进FDI弹性由正到负依次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和巴西。较为可能的原因是，一国引进FDI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与第三产业引进FDI比重、FDI的技术水平有关。2000—2010年，“金砖国家”第三产业引进FDI比重均值由大到小依次是62.14%（印度）、43.33%（南非）、42.62%（巴西）、37.29%（俄罗斯）俄罗斯数据为2004—2010年。和31.80%（中国）。
印度第三产业引进FDI所占比重远高于其他四国，这一部分FDI对印度第三产业发展可能产生较大的正向效应。同时，与制造业引进FDI的产业关联效应不同，发展中东道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较低，可能导致外资企业利用竞争优势排挤东道国效率低下的国内企业，即引进高技术水平FDI对第三产业发展产生一定的负向规模效应。本文以“金砖国家”引进FDI来源国和本国R&D强度为基础，构建FDI技术水平差距指数。
设FDI技术水平指数为FTEC。假设一国的FTEC等于FDI来源国或地区技术水平的加权平均值，其加权方式确定为一国引进的各国FDI流量占该国引进FDI总流量的比重，则有
GTEC=∑i（FDIi∑FDIi×techfi）-techdi。
其中，FDIi为FDI来源国或地区i流入某国的FDI流量；∑FDIi为某国引进FDI总流量；techi为FDI来源国或地区i的技术水平指标（用R&D强度来衡量）。
2000—2010年“金砖国家”引进FDI技术水平指数的均值排序为1.05（巴西）、0.94（南非）、0.60（印度）、0.42（俄罗斯）和0.01（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引进FDI的技术水平差距指数小，对第三产业发展产生的负向规模效应最小，其次是俄罗斯和印度，南非和巴西的负向规模效应则相对较大。这一排序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模型的实证结果，即“金砖国家”引进FDI对第三产业的效应与技术差距负相关。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FDI对第一产业发展的效应不显著。FDI对第二产业的效应差异较大，FDI流入增加了巴西和中国的第二产业比重，且中国大于巴西；FDI流入减少了印度和南非的第二产业比重，且减少的幅度印度大于南非；FDI流入对俄罗斯第二产业比重的效应不显著。FDI对第三产业的效应最为显著，FDI流入较少了巴西的第三产业比重，其余四国则呈现不同幅度的增加，由大到小依次为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金砖国家”应努力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加大利用FDI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加速农业的产业化发展。第二，控制传统制造业的FDI流入规模，鼓励FDI流向高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研发环节，实现FDI逐渐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
参考文献：
[1]Akamatsu， K.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1962， 1 （1）： 3-25.
[2]Ozawa， T. The“Hidden”Side of the“Flying-Geese”Catching-Up Model： Japans Dirigisme Institutional Setup and a Deepening Financial Morass[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1， 12（4）： 47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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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华小红，杨荣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关问题[J].国际贸易问题，1994，（12）：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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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篇
【关键词】海岱地区 桑蚕丝绸起源 海陆丝绸之路 交汇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海岱地区是陆上丝绸之路东渐的重要地区
海岱地区是以泰沂山系为中心，主要包括黄河和淮河下游部分地区及山东半岛。它东临黄渤海，西接中原，南北分别与太湖、燕辽两大文化区相邻，地处中国的东方。30万年前的沂源猿人生活在这一地区，一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泰沂山脉北侧山前地带出现了若干群落。一部分南下成为马家浜文化的渊源之一；另一部分北上，繁衍生息于泰沂山北侧东段山前地带，留下后李、彭家庄、前埠下等3处遗址；北上的一部分进入山东半岛地区，形成典型海洋特征的白石文化，在6000年前就与辽东半岛进行过文化交流，对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有影响①。到北辛文化、贝丘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珍珠门文化的时候，海岱地区的文化区系问题已相当清晰、环环相扣了。由此发现的大量考古遗址基本沿泰沂山脉边缘的南北两侧向四周呈放射状扩展，覆盖山东全境（除黄泛区）。
海岱地区发现的史前城址约15座，其中13座分布在山东境内泰、沂山北麓的山前冲积平原到黄泛区之间的狭长地段、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一直到达今天山东半岛的黄渤海边，如果把这些史前遗址用一根红线串起来，会看到一条蜿蜒曲折的长廊―“海岱廊道”把海岱地区和中原地区连接起来，使海岱文化与河洛文化及其他文化区在史前的交流成为可能并保持文化上的大致同步性②。这说明，一方面当时中华文明各系之间的交通相对通畅、区域叠加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各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也较为密切。这就为后期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奠定基础。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女执懿筐”、“爰求柔桑”。关于丝绸的始祖―嫘祖还是嫫母？学术界虽有争议，但她们都是黄帝的妻子，或来自海岱地区的东夷族或来自中原的华夏族，这里都是野蚕最初发育的黄河中下游地区。③荀况的《蚕赋》和晋代的《搜神记》都将桑蚕故事定位在东方的海岱地区，考古中发现的山东青州苏埠屯商代墓葬和济阳刘台西周墓葬中大量精美玉蚕也是最好力证。齐涛先生在《丝绸之路探源》一书中多次提到“黄河流域是中国蚕桑的最早发祥地”，“古代山东（古青州）是蚕桑业的重要起源地这一点已成定论，法国学者布尔努瓦、日本学者吉成武美、布目顺朗以及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学者都持这一观点”。台湾学者邹景衡先生也认为中国蚕业的发源地是山东省。还有多元论的代表蒋猷龙先生把山东这一源头放在重要的地位，都说明海岱地区是古代丝绸的起源地。
大量文献表明：春秋战国时的齐国，已是我国桑蚕丝绸生产和服装时尚的中心。“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带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史记・货殖列传》）到秦汉时期，齐地的丝织业继续辉煌。其中汉朝在山东临淄设立的“三服官”，每年花费数亿钱（《汉书・惠帝纪》），远超其他两地三服官花费之和。山东生产的绮绣、罗纨、素绨、冰锦等丝绸品种，沿“海岱廊道”一路西行运往京城长安，除汉皇室自己消费一部分外，其余作为高贵礼品分赐功臣和各地来华使者、或西出长安走上丝绸之路远销西亚和欧洲。如汉武帝在山东河北等地出巡一次，“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史记・平准书》）。按就地取材原则，这些丝绸应出自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北一带，出巡一次赏赐帛百余万匹，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均要生产丝织品约0.4平方米④。“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赏锦绣绮b杂帛8000匹，絮6000斤”；“前50年，呼韩邪再次入朝，赏衣110袭，锦帛9000匹，絮8000斤”；“前25年，匈奴伊莫邪单于来朝，赏锦、绣、缯、帛20000匹，絮20000斤”；公元前1年，单于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帛三万匹，絮三万斤”。（《汉书・匈奴传》）这些对匈奴的赏赐并非特例，对其他来朝的国家亦是如此。如“公元前65年，龟兹使团来朝，赏绮、绣、杂缯数千万匹”。到西汉末年，海岱地区的济阴、川、东平、高密、鲁国、北海、齐郡等地人口密度居全国前十位⑤，丝绸的生产规模和产量更是大得惊人且质量上乘。齐地的丝绸、盐粮、铁器等沿“海岱廊道”运到长安，在这里集散并西出阳关走上丝绸之路。上世纪初在敦煌出土的西汉时期“任国亢父V”，就是山东地区汉代丝织品的重要代表，说明海岱地区已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物质供应地。
“陆、海丝绸之路”在海岱地区交汇和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北线的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北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开辟的、主要面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的循海岸水行的海上贸易通道。
齐国强盛时疆土包括整个山东半岛（海）和泰山（岱）以东的泰沂丘陵地区，是海岱地区的主要代表。齐国充分利用丘陵和海洋优势，“劝女工”“通鱼盐”，不仅丝绸生产质高量大，而且航海能力和造船技术在当时也遥遥领先。公元前485年的齐吴大海战时，吴水军已有了三翼，“大翼广（宽）一丈五尺，长十丈（可载士卒90多人）”、“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越绝书・逸文》）。这些狭而长的多帆战船，如遇顺风顺水，可以船行如风的⑥。《史记》载：吴“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如果没有巨型而坚韧的战船、娴熟的航海技术，自然是做不到在海上航行并进行大海战的。虽然种种原因现在还找不到齐的造船厂遗址，但能败吴的齐国造船水平至少不会低于吴。所以，齐被冠以“海王之国”一定是有其航海技术支撑的。
齐曾一度是我国海上航行的霸主，控制了环山东半岛及渤海航线，开辟了“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向南控制了远达东海和钱塘江的航线⑦，与海丝南航线接通，使南方的货物、甚至南亚、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奇石异物也能转运北上来到中国腹地。如山东青州战国西辛齐王墓和临淄西汉齐王墓内都发现了近东风格的列瓣纹银豆，与伊朗考古发现的前9～前6世纪的埃兰银器，艺术造型如出一辙，这说明海岱地区与前6～前3世纪的西亚已经有了一定的联系。参考广州汉代南越王墓中发现的13件香薰炉、波斯银盒以及非洲象牙等物品，说明先秦时期吴越贵族和齐国贵族是通过南北航海贸易获得南亚、西亚甚至非洲和地中海地区货物的可能性较大⑧。而分布全国各地战国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前6～前3世纪地中海东岸产品），也应该是以同样海运方式来到齐国，再沿“海岱廊道”往西流往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因为连接南海与西南地区的“灵渠”一直到秦始皇时期才开凿，之前南洋来的货物不太可能从陆地经西南来到中原。
“海上丝绸之路”北线到秦汉时期，因秦始皇两次派徐福东渡寻仙药、汉武帝七次从山东半岛出海巡游、并于前109年“从齐浮渤海，兵五万”北击朝鲜说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已被官方作为与朝日交流的干线了。
海岱廊道连接陆海“丝绸之路”在唐宋时期达到。与南北朝大致相同时间的是公元四世纪西方拜占庭帝国的兴起，“公元301年，运到亚历山大的丝绸，几乎与黄金等价。国王下诏把每磅生丝的价格定位274个金法郎。到查士丁尼（527年～565年）时代，……每盎司普通丝绸的价格提高到340.56克黄金，丝绸的价格要比黄金高出十几倍。所以有许多人争相逐利，包括平民与国王”⑨。这时期的波斯使节与商人一直源源不断地与统治黄河中下游的朝廷进行沟通，来做丝绸贸易。因此，虽然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朝代更替频繁，但每个朝廷都十分重视丝绸业的发展。
山东青州出土的9块北齐线刻画像石，形象地再现了古青州与高鼻卷发的西方人进行丝绸贸易的场景；青州博物馆一件南北朝时期的佛像，其脚上穿的一双鎏金方口履鞋，与新疆民丰出土的织锦履鞋，形制上也极为相似，被专家认定是山东与新疆和西亚密切商贸的力证。
东晋高僧法显于公元399年从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印度取经，413年从海上丝绸之路东归青岛崂山，第一次将陆海丝绸之路交汇于海岱地区。当然，法显大师沿海岱廊道“来青州一冬一夏”，又西行到徐州，却因战乱而没能最终到达长安而遗憾终身。这说明连接陆海丝绸之路的海岱廊道顺畅与否，与国家的和平安定休戚相关。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对峙分裂的局面，并派人远征西域，东征高丽和流球，将丝绸之路向西跨越咸海，伸延到里海沿岸；向东将丝绸之路经海岱廊道与通往朝日的海上丝绸之路紧密连接。
到盛唐时期，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出现了北线、南线等多条线路，中外交流达到历史高峰，中朝、中日之间的交往是最大亮点。据史料记载，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日本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北线向唐朝正式派出十九次每次约400人的遣唐使团来华学习、交流；新罗国作为唐朝的近邻，关系更为密切，新罗国以“各种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向新罗国派使节34次，双方共160次”⑩。他们大多借助成熟的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经胶东半岛的莱州、板桥镇到达中国，然后再转陆路“经青州―兖州―曹州―汴州（开封）―洛阳，最后到达长安”。当然，这一时期南方的扬州、宁波等港口也开辟了穿越东海直达日本的航线，但由于造船技术和对季风规律认识的局限，从南方各港口穿越东海直达日本还是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件。如《鉴真东渡日本》载“然东海风骤浪高，或船覆，或粮匮，或失向，历十二载，五渡未成”。所以，南方大批去高丽和日本的商船更多还是北上取道成熟的“海上丝绸之路”北线，循海岸水行经辽宁半岛到朝鲜和日本。
为更好管理货物和对外贸易，宋元v三年（公元1088年）在胶州板桥镇设置市舶司（海关）。这是北方唯一设置过的市舶司，其进出口货物量“必倍于杭、明二州”（《宋史・食货志下・互市舶法》）。2014年版的《胶州古板桥镇遗址出土文物图集》再现了古板桥坊的繁荣，来板桥镇港的不仅有韩日商人、也有东南亚、西亚的商人，他们从海外带来货物在这里销售或中转，然后再装上他们需要的中国丝绸、陶瓷等产品回国。直至南宋末年，板桥镇还保持着海上物资集散中心和海外转口贸易两大传统优势。而海、陆丝绸之路在海岱地区的交汇发展也达到鼎盛。
元明清时期海岱地区的丝路交汇发展开始衰退
蒙元时代疆域辽阔，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传教士、商人等往来于陆、海“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三次西征“摧毁了横亘于东西方传统贸易之路上的种种障碍，为蒙元时期丝路贸易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在东方，元顺帝通过“立胶东行中书省及行枢密院，总制东方事”（《元史・卷四十六・本纪第四十六》），加强对东北亚朝日的贸易、军事管理。
元之后中国已形成南方是经济中心、北方是政治中心的格局。南方的丝绸生产也超过黄河中下游地区，山东地区的丝绸业开始走向衰退成为丝绸生产的二类地区。但是，随着元朝海运漕粮逐渐取代传统运河漕运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方式，山东半岛因海运而地位上升。
连接山东半岛和中原的海岱廊道被元明清继承，并随时局的变化而略做调整：一是随着京城从开封转移到燕京（今北京），徐州―济南―德州―燕京的南北干道取代了宋代以前东西主干道的位置；二是随着海运漕粮重要性的提升，三条海路航线都必须经过山东半岛转到燕京，或者从胶州板桥镇（或莱州）转陆路―青州（或诸城）―济南―德州―燕京，或者直接从山东半岛到天津港再转陆路直达燕京。所以，无论是南北交通大动脉还是东西交通大通道，它们都要经过海岱地区，并在此进行交汇、融合，展现出与其他时期不同的文化特色。而海岱地区沿途也因此形成一系列著名的商贸核心城市，对全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如淄博的“周村”，晋代还只是个铸钱的小镇，到元明清时成为北方丝绸产品的重要转运城市，居山东四大商业重镇之首。唐宋时期的板桥镇市舶司，到元明时期因胶莱运河从这里通过，使海河陆贸易交汇于此，胶州因此而繁荣富足，被称为“金胶州”。这些海岱廊道上的重点城市，都是“陆海丝绸之路”上闪亮的珍珠，一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一带一路”双向桥头堡的重要作用。
结语
当然，由于清王朝整体奉行的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处于历史低潮。的炮火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弥漫着腥风血雨，千年古航道辉煌不再。海岱地区丝绸之路的交汇发展也遭到空前破坏。
总之，从史前开始萌芽的海岱廊道到秦汉时期完全成熟，它与丝绸之路西部的天山廊道东西呼应，成为山东丝绸生产重地向西安汇聚的重要东方廊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东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广泛传播至日韩、最终形成亚洲儒家文化圈的重要通道。梳理海岱廊道的形成与发展可以为我们今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历史上的借鉴，因为认识历史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未来。
（作者分别为青岛理工大学副教授，青岛理工大学教授；本文系2015年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丝绸之路在山东的交汇衍生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ZZ-SH-01）
【注释】
①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烟台白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7期。
②戚松安：“试论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文明交流的格局、途径与历史背景”，《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
③王云鹏，庄明军：“青州西辛战国墓出土金银器对草原丝绸之路的佐证”，《潍坊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④姜颖：《山东丝绸史》，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81页，第243～244页。
⑤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33～340页。
⑥⑦王崇焕：《中国古代交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8～89页，第133页。
⑧程爱勤：《古代中印交往与东南亚文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34页。
⑨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册），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⑩杨昭全：“唐与新罗之关系”，《中朝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日]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2页。
第14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商务英语；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7-0140-02
2014年，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经济地位和竞争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商务英语作为国际商务贸易交流的重要工具，对企业进行国际扩张、进入国际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满足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求，我国在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作为英语的一个分支，是专业性的商务活动英语，即Business English。商务英语涉及经济、贸易、法律、营销等多学科的知识，从某种程度上看，商沼⒂锛从⒂镉肷涛竦挠谢结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务英语的人才培养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关注的一项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国际的交流更加密切和深入。商务英语成为国际贸易和合作的重要沟通工具，也是我国企业与国际市场联系的重要手段。现阶段，我国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还面临很多问题，例如，2008年以后，受美国、希腊等国债务危机的影响，我国国际商务开展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和限制，反映出我国商务英语人才在市场环境方面还比较欠缺；根据商务英语的特点，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应顺应时代的特征，在提高语言能力的同时，关注“人的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外贸企业工作人员商务英语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高商务英语教学水平成为各高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关键，在基础知识、创新能力、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能方面，全面提高商务英语教学水平；把握平衡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和人格建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根据市场环境，关注商务英语人才培养与当地市场需求的关系；抓住机会，实现商务英语的本土化，成为现代商务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
二、经济全球化对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影响
第一，商务英语教学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大。商务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专业的国际商务人才，因此受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经济集团和新的概念。例如，金砖四国、地中海联盟等，这些新的词汇和新的概念对商务英语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需要在教学中时刻关注市场的变化和经济形势的转变。以跨国公司为例，原本的跨国公司称为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随着经济全球的发展，跨国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体不断增多，因此逐渐演变为International Firm、Supernational Enterprise等。一些新的词语如“中印度”“中美国”等，以及一些特定的词语如“次级抵押贷款”和“有毒资产”等，这些新型的表达方式和具有较强特点和风格的词汇，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日益增加。
第二，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愈加重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的交际和合作越来越多，文化呈现出全球化、多元化的特征，因此，要求在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中更加关注对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和合作能力的培养。据统计，在辞职的外资企业员工中，很大一部分表示对外企的文化不能接受、理解和适应。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市场信息获取和分析、相关人才的缺乏等问题，是我国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的重要难题。据相关报告显示，通常由于语言障碍无法实现跨国交易，会为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大部分公司表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和扩张受语言和习俗影响较大，需要提高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
第三，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品质要求更高。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开放的市场环境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商务英语人才的个人品质和综合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创新能力、情绪稳定性、抗压能力以及对新事物的接收能力等方面。根据世界500强对人才招聘的要求上看，个人的沟通能力、适应能力、学习能力、领导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被作为重点的考核指标。因此，商务英语人才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具有对市场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分析能力以及健康、积极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种对人才个人品质的要求具体可以分为道德品质、责任感以及心理素质、创新思维、跨文化意识、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商务知识、解决问题能力、学习能力等多方面，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接班人和领军人。
第四，商务英语本土化发展迫在眉睫。商务英语的本土化是指以标准商务英语为核心，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务英语。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商务英语的本土化是商务英语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发达国家，商务英语教育发展较快，很多经贸类院校早已开设了商务英语课程，有些大学还专门设置了国际性的商务英语考试证书。此外，还有很多知名的商务英语培训学校，例如华尔街商务英语等，其结业证书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这方面，我国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求，积极推动商务英语的本土化发展，加强中国特色商务英语的发展，迎接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商务英语教学带来的挑战。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务英语人才培养
第一，把握市场需求，做好市场地位。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应注重把握市场需求，避免“闭门造车”，与社会经济环境脱轨。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应充分考虑社会需求、市场需求，结合当地地方经济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高质量人才。加强校企合作，整合学校和社会的教育资源，为人才培养提供专业的平台和环境，实现人才和市场的合理对接，避免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采用订单式、委托式等定向培养的模式，按照企业的实际需求，培养企业需要的专业化人才。
第二，加强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培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注重对商务英语人才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的培养，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由于长期以来商务英语教学师资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务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和传统教学模式，重视语言能力和商务能力的培养，加强国际能力和合作能力的教学，实现英语与商务的有机结合，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专业知识和交际能力的有机结合。开设国际化课程，拓宽学生知识面，使学生对国际经济形势、各国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转变语言思维和视角，树立国际化的商务理念，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合作能力。在课程体系的设置方面，应涵盖国际贸易、商务英语函电、国际商务谈判、世界文化历史、商务礼仪等各个方面，借鉴发达国家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经验，构建新时代、新环境下的商务英语教学体系。
第三，培养商务英语通识人才。根据国际经济发展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品质要求，应加强商务英语通识人才的培养，结合素质教育、商务英语和英语商务，为人的发展为核心，塑造“健全的人”“完整的人”。现代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应注重对人的品质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引导学生思考人生、理解人生，使学生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中，坚持自我，坚持原则，从根本上确保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在实践教学中，建立商务英语与英语商务共同开展的教学模式，彻底改变以往教学过程中“一头重”的教学倾向，以培B高质量的国际商务英语人才为目标，培养商务英语通识人才。
第四，积极推进商务英语本土化。商务英语的本土化应从教材和教师的本土化、教学模式的本土化以及教学手段的本土化入手。首先，加强教材和教师的本土化，在引进国外商务英语教材的同时，应根据我国商务活动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中国商务英语教学的教材。在教学中，应根据实践情况，有针对性的对商务英语教材进行讲解，对不符合实践需求的内容应及时指出，避免对学生造成误导。其次，促进商务英语教学模式的本土化。针对我国传统教学模式僵硬、脱离实践的情况，应加强商务英语实践的比重，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互动，实现教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最后，还应该注重教学手段的本土化发展，开展模拟合作训练，模拟外贸商务流程，开展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商务英语教学，丰富世界商务英语教学理论和实践。
四、结语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对传统的商务英语人才模式进行改革。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涌现出大量新的词汇和概念，使商务英语教学处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也越来越重要，同时更加注重对商务英语人才品质的培养，对商务英语本土化的需求也日益增强。面对这种情况，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应把握市场的需求，注重国际交际能力和合作能力的培养，开展商务英语通识教育，以人为本，同时积极推动我国商务英语的本土化进程。通过商务英语教学体系的改革，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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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赵世开.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序[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第15篇
〔关键词〕 中日韩；高科技产品；出口竞争力；转移份额分析
一、 引 言
论文研究的是中、日、韩三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竞争性，即分析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比较三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文章在阅读和分析相关领域文献著作的基础上明确该课题的研究现状，通过对中、日、韩三国对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相似度指标的计算与比较，判断中日、中韩间的出口是否存在竞争，然后通过转移份额法进行具体分析，最终得出本文的结论。
国外学者对贸易竞争性的研究早于国内学者，Bela Balassa提出的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来分析国家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方法被此后的许多经济学家作为理论基础。国外的很多学者针对实际研究情况，将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相关指数进行改造，或引申出其他研究方法来研究各国间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尽管国内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例如，运用Bela Balassa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斯皮尔曼等级系数指数进行研究，或利用出口相似度指数与转移份额分析法相结合进行研究，或利用面板数据及相关分析来研究各个国家间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而且很多学者都对提升中国产品竞争力提出了相关建议。
在贸易竞争性研究领域内，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进行的研究很普遍。以该理论为基础所发展和引申出的指标，如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区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指数、出口市场占有率指数和出口相似度指数等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被运用，以揭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通过对出口商品结构、出口规模、出口增速等方面比较，或用相应的研究工具将比较结果数值化进行分析，判断是否存在竞争性或反映出竞争程度如何。一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受到很多的因素影响，如技术含量、价格、市场占有率等等，研究时应尽可能地考虑全面，使得研究结果更可靠、更有意义。
二、 文献综述
（一） 高技术产品的界定关于高技术产品范围的界定，不同国家、组织采用的标准都各不相同，而本文的研究采用OECD高技术产品统计目录的定义标准来确定高技术产品范围。
OECD高技术产品统计目录关于高技术产品的定义是：高技术产品是指R&D年度经费支出占该制造业年度附加值的2.36%以上的产品。并据此制定了基于《国际标准贸易分类（SITC）》第三修订版（Rev.3）5位代码的高技术产品统计目录。该目录将高技术产品分为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电子通信设备、医药品、科学仪器、电子设备、非电子设备、化学品和武器9大类。[1]目前欧盟国家和世界工业发展组织均采用该目录来统计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
另外，本文数据主要由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中整理得来，特此说明。
（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Bela Balassa在他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用来挖掘一国比较优势。[2]Kofi Afriyie和Sumit Kundu（1994）基于德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际的六类高科技产品在24年期间的出口，探讨实际汇率的变化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可能造成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受实际汇率波动影响显著。[3]Peter C. Y. Chow（1990）基于SITC三位数编码，在当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出口迅速增长的背景下，通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对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与日本五个国家的制造业在美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分析，最终得出日本在美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仍然存在的结论。[4]
通过上述国外学者文献综述发现，国外学者研究起点早、多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对一国产业比较优势进行比较，对影响一国比较优势和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广。
国内学者对贸易竞争性分析虽然较国外晚，但在各个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朱迎春，王云飞（2004）采用Bela Balassa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斯皮尔曼等级系数指数对三国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商品进行计算和结果分析，得到三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总体竞争性状况。[5]周松兰（2007）基于1995年到2005年的数据，从中日韩出口集中度与前100位出口商品重合品目的行业分布、技术层次、加工层次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到中日韩出口竞争程度愈趋强烈的结论。[6]
国内学者的贸易竞争性分析遍布各类商品。何敏，田维明，Andrew Cassey（2012）和卓俏青（2014）通过搜集近年数据，测算出口复杂度等相应指标，分别对中日韩三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和中印两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进行了竞争性分析研究。而就高技术产品而言，国内学者的贸易竞争性分析研究也屡见不鲜。[7][8]
杜莉，谢皓（2011）以中国和墨西哥作为研究对象，从规模、速度、出口相似度等方面对中墨在美国市场的高技术产品贸易进行了比较，并采用转移份额分析法将中墨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详细研究。[9]孙莹，李苗，何维达（2012）三人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基于OCED对高技品的标准分类，比较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美国市场上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并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金砖国家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挖掘金砖国家的各自竞争优势。上述两篇期刊均提出了关于增强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对策建议。[10]
徐光耀，刘晓宁（2013）基于高技术产品的SITC分类标准，根据中国对韩高技术产品贸易主要技术领域比重分布、2011年中国对韩国各技术领域高技术产品贸易占全部高技术产品贸易比重等方面，分析回顾了20年来中韩双边贸易结构演变和高技术产品贸易特征。[11]杨晓云（2014）从出口规模、国别市场分布、出口技术结构、出口竞争性和出口扩张路径5个方面就中日两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演变历程进行了比较分析。[12]汤碧（2012）采用Hausmann构造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按HS4位编码测算了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并依据该指数分析了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技术特征和发展趋势，同时就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水平提升的相关建议。[13]
通过上述国内学者文献综述发现，大多数国内学者主要通过反映高技术产品竞争力的指标进行分析研究，也有一部分学者采用实证分析与模型定量研究。
三、 中日韩高技术产品出口现状
（一） 中日韩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现状随着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推行，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才真正有了起色。中国于2001年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后，重视引进外资并倡导自主创新，其高技术产业在此后得到了迅猛发展。
2004―2013年期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总额从2004年1630.3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4716.3亿美元，除2009年出现负增长以外，其余年均呈现增长趋势，出口年增长率由2004年50.0%回落到2013年4.5%，增长逐渐趋于平缓。在此十年间，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占全国商品贸易出口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5%左右，但占比的整体变化趋势是缓慢下降的。在2004―2013年期间，美国市场对于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贸易来说，是平均拥有五分之一份额重要出口市场。在此十年间，针对美国市场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从2004年的394.0亿美元稳步增长到2013年的977.0亿美元。
2004―2013年期间，日本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总额从2004年1263.4亿美元下降到2013年的803.0亿美元，整体呈下降趋势并存在波动，期间多次出现负增长，2007年和2009年更是出现高达32.0%和22.1%的负增长率。从2008年开始，日本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占全国商品贸易出口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1%左右。在2004―2013年期间，日本针对美国市场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从2004年的248.2亿美元逐渐下降到2013年的133.1亿美元，平均每年占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8.1%。
2004―2013年期间韩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状况，2013年韩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839.9亿美元。在此十年间，韩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整体呈现缓慢增长变化趋势，同日本一样也有波动期，期间经历过多次负增长阶段；其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占全国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4年的30.0%逐渐下降，近年来维持在15.0%左右。美国市场也是韩国高技术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出口地，2004―2013年期间经历波动，针对美国市场高技术产品年平均出口额为121.9亿美元，平均占同年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5.9%。
就中国、日本和韩国近十年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发展规模来看，中国的出口规模最大，其次是韩国，日本的出口规模最小；就出口贸易规模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稳步提升，日本震荡下降，韩国则是波动中缓慢增长。而对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来说，美国均是其重要的出口市场，这也表明针对美国市场进行中日韩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分析具有一定意义。
（二） 中日韩对美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现状对比2004年和2013年中国对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状况可以看出，除出口额有明显提升外，各细分类产品所占比重大致相同。占比最大的两类，其一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两年数据显示其占比均在56%左右；其二是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两年数据显示其占比均在35%上下；占比第三位和第四位的分别是科学仪器类产品和电子设备类产品。
2004年和2013年日本对美国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状况，两年的数据所呈现出的结构有较大差别。2004年日本对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状况中，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电子通信设备类、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和科学仪器类，所占比率分别为38.25%、30.57%和16.93%，这三大类总占比达到85.75%；而2013年，占比前四位的分别是科学仪器类产品、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非电子设备类产品和航空航天设备类产品，所占比率分别为33.76%、25.21%、12.46%和11.40%，这四大类总占比达到82.83%，而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则仅仅以占比7.02%位列第五位。
呈现的数据，可以看出 2004年和2013年韩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状况基本没有差别。两年数据显示，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电子通信设备类、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和科学仪器类，只是所占比率稍有不同。
对比2004年和2013年两年数据，除出口额有明显提高外，就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具体类别来看，中国和韩国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日本却有一定程度的转变。就2013年中、日、韩三国的贸易结构来看，三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主要高技术产品都包含电子通信设备类，存在一定的竞争；从日本的出口贸易结构类别上大致可以看出日本对美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科技含量有所提升。
四、 基于转移份额分析法的中日韩
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性分析
（一） 中日韩对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相似度指
1979年，Finger和Kreinin第一次提出出口相似度指数这个概念，它表示任意两个国家在共同市场上出口产品结构的相似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ESI=∑iminXiacXac，XibcXbc×100（1）
在公式（1）中，ESI表示出口相似度指数；Xac，Xbc分别表示任意两国a、b向共同市场c的所有产品出口总值；Xiac，Xibc分别表示任意两国a、b向共同市场c出口i产品的总值。
ESI的数值变动范围介于0到100之间。若ESI=0，表示a、b两国对共同市场c的出口商品结构完全不同；若ESI= 100，则表示完全相同；ESI越大，说明a，b两个国家对共同市场c出口的商品结构越相似，贸易竞争越激烈。贸易竞争越激烈。一般认为，若ESI值大于50，则两国出口产品相似度高，存在明显的竞争。[9]
尽管在本文第二节中，已简单列出中日韩三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状况，但并不能精确地展示出中日韩对美出口高技术产品结构的相似程度。通过对中日对美、中韩对美出口相似度指数的计算，能够精确地反映中日、中韩间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竞争性。
图1反映了2004年到2013年中国与日本、中国与韩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指数（ESI）变化情况。从数值角度分析，2004年到2013年中国与日本和韩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均介于40到75之间，整体呈现出中日、中韩间持续竞争的状态。
中国与日本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指数在2004年时为73.88，呈现出竞争激烈状态。2004年之后，中日对美高技术产品ESI缓慢下降，直至2013年下降至43.20，竞争不再比往年激烈；而另一方面，中国与韩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趋势则较为平稳，在2004年到2013年间，ESI一直保持在50以上，竞争持续激烈。尤其从2012年开始，中韩对美高技术产品ESI回升至60以上，竞争愈趋激烈。
图1 2004―2013年中国与日本、韩国
出口相似度指数趋势图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贸易数据库（http：///db/）整理后计算得来。
综上所述，中国与日本、韩国在美国市场上高技术产品出口均存在一定的竞争。总体来看，中国与韩国间的竞争程度要高于中国与日本间的竞争程度，需通过其他方法进一步分析中国、日本和韩国对美国市场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竞争优势所在。
（二） 基于转移份额分析法的具体分析转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Analysis）是由Dunn（1960）等人创立的，主要用于比较国家或区域间在产业结构、就业及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差异。
转移份额分析法就是将所要比较的几个国家作为一个参照组，研究各国相对于参照组的出口表现，参照组中的单个国家称为竞争国。此方法将由参照组的出口构成和增长率所决定的各国出口变化当作份额效应（Share Effect，记为SE），由于各国的竞争力水平发生变化，其实际出口额的变化（Actual Change in Export，记为AC）与应有份额效应（SE）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被称为净转移（Net Shift，记为NS），也称转移效应（Shift Effect）或出口差异（Export Differential），它是一个绝对数，表示竞争国在某一产品上所特有的竞争优势，其表达式为：
NS=AC-SE（2）
在公式（2）中，
SE=X0jP0irGir（3）
AC=Xtij-X0ij（4）
公式（3）表示[0 ， t]时期内j国在i产品上的实际出口变动，其中X0ij和Xtij分别为j国在初期和t期i产品的出口额。公式（4）表示j国由参照M的出口构成和增长率所决定的份额效应。其中，X0j为j国在初期的总出口，P0ir为初期参照组i产品出口在其总出口中所占比重，Gir为参照组在[0，t]时期内i产品的出口增长率。
净转移反映各国出口竞争力状况，当净转移为正时，表明该国与参照组内其他国家相比具有出口竞争优势；反之则表明该国处于出口竞争劣势。净转移的形成可归因于三个子效应：产业结构效应（Industry Structure Effect，记为ISE）、竞争效应（Competitive Effect，记为CE）和交互效应（Interactive Effect，记为IE）的共同作用，可表示为：
NS=ISE+CE+IE（5）
反映竞争国和参照组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如何影响净转移的效应，被称为产业结构效应（ISE）。如果某国发展迅速的工业的出口份额大于参照组，或其发展缓慢的工业的出口份额小于后者，这个效应就是正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的表达式为：
ISE=X0jP0ij-P0irGir（6）
公式（6）中，P0ij表示初期j国i产品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
反映竞争国与参照组在出口增长率上的差异如何影响净转移的效应，被称为竞争效应（CE）。若某国出口增长率高于参照组，这个效应就是正效应，并被视为竞争国在该类产品上具有竞争优势。竞争效应的表达式为：
CE=X0jP0irGij-Gir （7）
公式（7）中，Gij为j国在时期内i产品的出口增长率。
产业结构效应和竞争效应所产生的共同作用对净转移造成的影响，表现为交互效应（IE）。如果竞争国专门生产其具有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或者很少生产其不具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这个效应就呈正值。交互效应的表达式为：
IE=X0jP0ij-P0irGij-Gir（8）
本文选取2004年到2013年（下简称“研究期间”）的出口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比较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美国市场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此外，本文将2004―2013年分为五个时间跨度，每连续两年作为一个的研究时段（即2004―2005年为第一期、2006―2007年为第二期、2008―2009年为第三期、2010―2011年为第四期、2012―2013年为第五期，下文不再赘述。），以达到动态反映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竞争力变化的研究目的。
本文的参照组由中国、日本和韩国构成，即模型中的j=3。本文选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三版高技术产品编码，对高技术产品的定义采用OECD高技术产品统计目录，该目录将高技术产品分为九大类，分别是：航空航天设备（下文用代码“01”表示）、计算机与办公设备（下文用代码“02”表示）、电子通信设备（下文用代码“03”表示）、医药品（下文用代码“04”表示）、科学仪器（下文用代码“05”表示）、电子设备（下文用代码“06”表示）、非电子设备（下文用代码“07”表示）、化学品（下文用代码“08”表示）、武器（下文用代码“09”表示），下文不再赘述。
表1至表12是五段时期中国、日本和韩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转移份额分析法计算结果，如下所示。
依据表1至表12中的计算结果，对三国间的出口竞争力作以下分析。
（1） 对净转移的结果分析
第一，总体上，中国较日、韩两国更有优势，但中国所具有的总体竞争优势在逐渐弱化。
图2直观地反映出中日韩对美高技术产品总体净转移的变化趋势和大小关系。从总体净转移角度来看，在五段时期内中国的总体净转移均为正值，日本的总体净转移则均为负值，而韩国的总体净转移呈现波动。这一数据说明，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总体较日、韩两国的高技术产品更有竞争优势，而日本则一直处于竞争劣势，韩国在各个时期内竞争优、劣势不同。
然而，中国的这一竞争优势在逐渐弱化，具体表现为中国的净转移由第一期（2004―2005年）的76.4亿美元下降为第五期（2012―2013年）的9.9亿美元，下降幅度高达87.1%，第五期与第一期相比，中国的竞争优势大幅减弱；日本在五个时期内的净转移均为负值，变化呈波动趋势，虽然由第二期（2006―2007年）的-53.1亿美元上升至第四期（2012―2013年）的-6.9亿美元，但到第五期日本的净转移值又下降到-26.0亿美元，持续存在竞争劣势；韩国的净转移值在第二期（2006―2007年）、第三期（2008―2009年）和第五期为正值，在其他两个期间内则是负值，在三国间的竞争中没有一直处于优势或劣势。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净转移由第四期的-20.4亿美元转变为第五期的16.1亿美元，不仅由负变正，差值也达到36.5亿美元，由第四期的劣势转变为第五期的优势，并且在第五期，韩国的净转移值是三国中最高的，比第二位中国的9.9亿美元高出了62.6%。
第二，中国在美国市场上最具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
表1至表3给出了五段时期中国、日本和韩国九大类高技术产品的净转移计算结果。从具体的产品类别看，中、日、韩三国在对美的九大类高技术产品中有各自的竞争优势。中国在美国市场上最具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在这五个期间内，中国这两类高技术产品的净转移水平几乎都远超日、韩两国；日、韩两国尽管在总体上竞争力不如中国，但在具体类别上较中国更有竞争优势，如航空航天设备类产品和武器类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前四期内，中国在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高技术产品在三国针对美国市场的竞争中占据长期的出口强势地位（净转移值为正），但其净转移在第五期时变为负值，由第四期的19.6亿美元骤降至-4.1亿美元，比较优势不在。
（2） 对净转移子效应的的结果分析
将净转移（NS）分解为三个子效应：产业结构效应（ISE）、竞争效应（CE）和交互效应（IE），对中、日、韩三国在美国市场上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进一步分析。
第一，中国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国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胜于日本和韩国，主要得益于竞争效应上的优势。
根据图3至图5，总体上，中国的CE值在五个期间内均为正，中国的IE值在五个期间内均为负值，而中国ISE值在五个期间呈现波动。由此可见，中国在三国对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中，竞争效应呈现为正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呈现为负效应。这也说明，中国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国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胜于日本和韩国主要得益于竞争效应上的优势。在研究期间内，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的平均出口增长率为15.1%、最高年增长率高达49.4%。同期，日本的平均出口增长率为-3.8%，呈现负增长；韩国则是仅有0.9%平均出口增长率。日、韩在研究期间的最高年增长率均未超过30%。
第二，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对美出口增长率的提升。
表4至表12给出了五段时期中国、日本和韩国九大类高技术产品的三个净转移子效应的计算结果。从具体的产品类别看，中国竞争效应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上，这两类产品的CE值在五个期间内几乎都保持在较高水平，即使有极少数负值情况，在总体CE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也可以忽略。2004年，中对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出口额分别达到221.9亿美元和145.9亿美元，日、韩两国在同年对美出口这两类产品的出口额均低于中国。在研究期间内，中国对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平均出口增长率为14.9%、最高年增长率高达47.4%，中国对美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平均出口增长率为15.3%、最高年增长率高达55.9%。同期，日本在这两类产品对美平均出口增长率均为负值，最高年增长率均低于15%；韩国虽在这两类产品对美最高年增长率水平上可以与中国媲美（韩国对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最高年增长率高达67.4%、对美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最高年增长率为47.3%），但平均出口增长率却均低于2%。也就是说，日、韩两国在同期相应出口总额和出口增长率是不及中国水平的，处于竞争劣势。
中国在其余的七类高技术产品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正效应，或体现为微弱的正效应，或体现为竞争负效应，亦或体现为在微弱的正效应与负效应间波动，并且没有体现出任何的积极变化趋势。这说明，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出口增长率的提升。但中国的这种竞争优势在逐渐弱化。虽然中国在研究期间年内一直具有竞争正效应，但其CE值变化趋势呈现震荡下降状态，由第一期的82.4亿美元下降为第五期的18.1亿美元，下降幅度高达78.0%，第五期竞争效应但远不及第一期水平。从具体的产品类别看，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在第五期的CE值变为-2.4亿美元，由正转负，竞争优势不在。而韩国在同期同类产品的CE值却上升至10.7亿美元，呈现竞争优势。
第三，日本注重发挥本国优势，值得中国借鉴学习。
日本虽然在总体上表现为竞争负效应，具体类别上竞争负效应也较为明显，但其在研究期间内却一直呈现交互正效应，这表明日本注重发挥本国优势，倾向于生产本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或者很少生产其不具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而中国在五个期间的总体IE值一直为负，在交互相应水平上不及日本水平。从具体的产品类别看，对日本的交互相应贡献最大的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在五个时期内基本都维持在较高水平，而中国同期同类产品的交互效应在第五期时由正转负，且中国前四期的平均水平也低于日本平均水平。另外，日本该类产品的CE值在五个时期内均为负值，呈现竞争负效应，且同期日本该类产品也不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正效应，这说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产品并不是日本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因此日本并不倾向于扩大该类产品的出口规模。
第四，韩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逐渐加强，中韩间的竞争日趋剧烈。
韩国虽然在三个子效应上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优势，但其在研究期间内的总体ISE值由负转正，由产业结构负效应转变为由产业结构正效应；其总体CE值虽在第四期达到最低的-33.3亿美元，但到第五期跃升至15.6亿美元，逼近中国同期水平（中国第五期总体CE值为18.1亿美元），具体类别的CE值也几乎都由正转负，除去非电子设备类产品外的八类高技术产品的竞争效应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2011年（第四期末），韩国对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年增长率为-3.6%，而到了2013年（第五期末）这一比率已蹿升至18.4%。从具体类别来看，韩国对美出口的年增长率在第五期时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由此可见，中韩间的竞争也在日益剧烈。
综上所述，从三个子效应角度进行分析，中国在三国对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竞争中拥有高于日、韩两国的竞争正效应，但中国的竞争效应正在弱化。日、韩两国虽然在出口规模上不如中国，但日本在有明显的交互正效应，韩国的竞争效应在近五年来有大幅度提升，这些显示出中日、中韩间的竞争有加剧倾向。
另外，中国高技术产业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中国倾向于加强对高技术产品的扶持力度和专利保护力度，并逐步完善高技术产品认证体系，这些都使得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旋风”席卷中国，与高技术产品相关的创新技术研发将会呈现爆炸式增长。
相比之下，日、韩两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就开始发展其高技术产业。目前，两国高技术产业均已步入成熟期，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趋于稳定。尽管日、韩两国在高新技术的复杂度及研发力度上仍然领先于中国，但这种差距正在由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而逐渐缩小。因而，从定性角度直观分析也能得到“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日渐加剧”的结论。
五、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日、中韩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指数均呈现较高水平，且中国与日本、韩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均对美国市场有一定程度的依赖，中日、中韩竞争关系明显。但中韩出口结构更为相似，中韩间竞争程度较中日间更为激烈。
第二，总体上，中国在三国对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日本多处于劣势地位，韩国较中国处于劣势地位。从具体的产品类别看，中国最具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而日、韩两国在航空航天设备类产品和武器类产品较中国更有竞争优势。
第三，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出口增长率的提升所带来的远高于日、韩两国的竞争效应水平。但中国的这种竞争优势有逐渐减弱的倾向。
第四，日本虽在三国间的竞争中多处于劣势地位，但其在研究期间内的交互效应水平却远超中国。日本资源有限，注重发挥本国优势，中国可以借鉴其经验发展高技术产业，提升交互效应水平。
第五，韩国虽较中国处于劣势地位，但其正在逐渐缩小与中国竞争力的差距，中韩见竞争日趋激烈。这一趋势主要体现在研究期间内韩国的产业结构效应水平提升和第五期竞争效应水平的显著提升，在中国最具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上体现则更为明显。
根据以上分析，针对提高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有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巩固已有优势。中韩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存在竞争且竞争日趋激烈，而中韩间在中国最具有竞争优势的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上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种背景下，中国应当巩固自身已有的优势，让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尤其是让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维持住这种优势。
第二，注重均衡发展。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远高于日、韩两国的竞争效应水平。近年来，中国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已拥有巨大的出口规模，在该类产品的出口增速逐渐放缓，中国的竞争优势也因此逐渐减弱。目前，中国在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上继续发展的空间有限。因此，除了巩固自身已有的优势外，中国还应当注重除上述两类产品外的其他高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均衡提升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的优化，有助于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普遍提升。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中、日、韩三国在高技术产品上有各自的竞争优势，而三国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也不可避免。若能整合三国的资源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和产品生产，在高技术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加强三国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不仅能够减少中、日、韩三国间不必要的竞争，同时也能促进中、日、韩三国间的技术交流和发展。国家应当鼓励和倡导企业引进国外已有的先进技术，对引进国外技术的企业给予适当补贴。通过与国外先进技术拥有方的合作洽谈，或直接出资购买专利技术等方式，引进优良技术并弥补中国在技术上的差距，能够迅速提高自身产品的科技含量。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对国际合作项目给予政策优惠，鼓励企业主动与国外洽谈合作。
第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国家，但日本和韩国的高技术产品技术含量更高，高技术产业发展更加成熟，而且中国与日韩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差距正在扩大。[13]本文研究所采用的转移份额分析法虽然没有将产品的技术含量作为产品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考虑在内，但是从中、日、韩三国各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类别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的高技术产品的含量与日、韩两国相比较低。中国应当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和优势，以提高高技术产品的技术含量，从根本上提升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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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mpetition among China， Japan and ROK on
Hightech Products in the US Market
SUN Ying， HONG Jia-lin， LIU Can
（Donl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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