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汉双语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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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阿拉善盟，于2001年，几所大、中专学校与内蒙古阿拉善盟电大分校合并组建了现在的阿拉善广播电视大学以后，原来各校的蒙汉双语教育专业就随之没有了，也没有撤销蒙汉双语专业之明文规定。没有蒙汉双语教育专业的环境下，有许多曾接受蒙语授课基础教育的学员在阿拉善当地接受开放教育只能接受汉语授课教育，从而逐步淡忘了母语蒙古语文。过去从事蒙文蒙语教学的教师，其中一部分只能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甚至一部分人丢弃自己的专业从事教学辅助工作。以上这种情况在阿拉善地区或内蒙古其他地区的开放教育而言是对师资资源的极大浪费，对整个内蒙古地区而言，是对蒙语授课基础教育极大的冲击。阿拉善电大课题组，对“内蒙古开放大学建设背景下的远程开放教育中‘蒙汉双语教育专业’建设与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的研究中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当前内蒙古地区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蒙语授课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与各个盟市组建新的电大和高校时蒙汉双语教育环境枯竭有关系，这种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当地的蒙语授课基础教育。
二、内蒙古远程教育中有利于开办“蒙汉双语专业”
(一)有利于拓宽开放大学的办学思路
国家开放大学的成立，将推动全国各个省级、自治区级(省级)以及地区开放大学的组建，全国开放教育将迈进新的发展里程。当前这一开放教育形势对的开放教育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新的发展机遇，我们研究的“内蒙古开放大学建设背景下的远程开放教育中‘蒙汉双语专业’建设与发展对策研究”这个课题能够充分反映这个发展机遇。如，内蒙古地区开放大学的组建过程其本身是拓宽开放教育办学思路的大好时机，如果再把《内蒙古开放大学建设背景下的远程开放教育蒙汉双语专业建设与发展对策研究》得到落实，那就更有利于拓宽开放大学的办学思路。我们在社会调查中了解许多类似有利于拓宽开放大学办学思路的想法得到了社会的共识。如在开放教育中，重视蒙语教学，重视培养蒙汉双语专业人才以及通过蒙汉双语专业学习达到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的目的。通过蒙汉双语专业学习也能够达到学历补偿的同时还能完成继续深造的目的。开放大学的组建也有利于“蒙汉双语专业建设”，蒙汉双语专业建设也有利于拓宽内蒙古地区开放教育的办学思路。通过蒙汉双语专业建设，充分利用双语专业教育教学资源，吸引社会上的蒙汉双语学习者。上所述之资源开发和资源利用渠道都是开拓办学思路的重要途径。
(二)充分体现内蒙古特色的开放教育
地处我国北部边疆，在自治区内主要的交流语言文字是蒙古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蒙古族作为主体民族，更有必要在开放教育领域内体现内蒙古特色。的开放教育与其他省市的开放教育比较还有发展民族教育的功能，这就是体现民族特色开放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有利于建设内蒙古特色的开放大学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在社会调查中提出的能够体现内蒙古特色的开放教育的许多观点得到共识，如，双语教学是在开放教育中重视蒙语教学的表现;有利于拓宽内蒙古开放大学的办学途径;有利于蒙汉双语基础者接受远程开放教育，既有学历教育又有继续教育，并且学历补偿的同时还能完成继续深造;充分利用网络环境资源、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充分发挥和利用各种教育教学资源;开放教育各专业中选择一些专业用蒙语授课，也是办好内蒙古特色开放大学的需要、同时也能享用《宪法》赋予的有关民族教育方面的权利等等。
(三)更好的为主体民族的学习者服务
开放教育是我国或内蒙古地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内蒙古地区的开放教育，从一个侧面作为社会环境的组成成分对国民基础教育有不可否定的影响，主要影响是基础教育者的择校取向。比如说，开放教育中没有蒙语授课教育的情况下，许多蒙古族基础教育接受者为了将来的学历补偿、继续教育、终身学习、提高专业技能等选择了汉语授课学校，出现现在的这种社会现象，说明开放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影响着基础教育接受者的择校取向。在社会调查中反映了广大“双语基础者”对开放教育的厚望，同时也有许多观点得到共识。如，开放教育能够提高双语专业能力;开放大学建设背景下有必要在远程开放教育中蒙汉双语专业建设;许多专业都可以双语教学;开放教育也是传承蒙古语言文字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利于广大双语基础者终身学习;为主体民族学习者提供终身学习的环境，为更好地服务于主体民族，从侧面推动当地民族教育的发展;有利于使广大蒙汉双语基础的学习者用母语接受远程开放教育，有利于使各行各业有蒙汉双语基础的干部职工提高双语专业技能，有利于蒙汉双语学习者传承蒙语;培养蒙汉双语专业人才的专业等等。
三、内蒙古开放教育中“蒙汉双语专业”建设的可行性
(一)“万事开头难”，立志迎着困难上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一切事情在尝试的时候都难做。除了内蒙古首府电大以外，其他盟市原本在远程开放教育中没有蒙汉双语专业的情况下，要建设蒙汉双语专业也是一项比较艰巨的工程，在组建的过程中还有许多有关教育资源的事情需要解决，如，需要组建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充实师资力量，需要编译教材等等。但是，如果不启动组建蒙汉双语专业这个工程，那就是说这个工程永远是个空白，但是，一旦启动了，那就会在研究、摸索中会得到发展和充实。我们在课题的选择和具体前期、后期的研究过程中，相关人员对有关研究环节进行了认真详细的讨论、分析和酝酿。在此基础上做出课题的后期研究决定。我们对本课题研究的前期工作是开展调查了解在远程开放教育中“蒙汉双语专业”建设的可行性情况，在后期研究过程中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前期阶段比较便捷的方法就是社会调查，就是通过社会各行各业，以抽样调查的形式，调查了解在内蒙古开放大学的筹建背景下远程开放教育中建设“蒙汉双语专业”建设的可行性分析。后期的的研究工作难度比较大，主要是涉及到具体操作和操作过程中完成研究，以操作和研究相结合的形式开展研究工作。2012年10月份以来尤其2013年上半年的研究表明，在开放教育中可以开展蒙汉双语教学活动和蒙汉双语专业建设，以下研究过程可以说明。
(二)抓住远程教育发展机遇，在摸索中逐步完善
1．开展尝试教学
尝试教学就是“实验教学”，应该说教学尝试也是我们课题研究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认为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能够举办蒙汉双语教学的尝试教学班(实验班)，是最科学、最理想的尝试教学活动，是一项重要的实践教学活动。在我们此次课题研究过程中，虽然没有在开放教育中能够举办蒙汉双语教学的实验教学活动，但是，我们在现有的汉语授课班中开展了“学习蒙文蒙语”的教学尝试活动。于2012年9月份以来，我们专门安排本课题成员中的蒙语文老师进行了“学习蒙文蒙语”的教学活动，其效果还很好，学生很欢迎的。实验教学活动，严格来讲，从课题研究的思路上分析，是很重要的环节之一，应该不能忽视，这就需要发挥协调工作的作用。经过前一段时期在汉语授课班开展的“学习蒙文蒙语”的兴趣小组教学活动后，大部分学生的反馈中提出了很好的评价，认为有必要开展蒙汉双语教学活动、或者在汉语授课班开设一门“蒙语文课”、应该把蒙语文课设置为一门公共课、作为一门选修课等等建议。
2．社会舆论分析
阿拉善广播电视大学，作为阿拉善地区的一所唯一的最高学府，应该设置“蒙语授课班”或设置“蒙语授课专业”，重视对当地有蒙文、蒙语基础的，有蒙文、蒙语条件的成人、干部、职工和求学者的服务。这是社会对阿拉善广播电视大学的期望，从内蒙古开放大学的筹建时机，对“蒙汉双语教学”专业建设的可行性分析，在内蒙古地区来说，“筹建开放大学”和在开放教育中“蒙汉双语专业建设”都是个新课题。虽然筹建开放大学是个新事情，但教育教学模式还属于远程开放教育模式。所以，借此佳机建设“蒙汉双语专业”和建设“内蒙古特色的开放大学”是全区电大要争取的大事情，是一次大好佳机。这是社会对“建设内蒙古特色开放大学”的一种反映之一。其实社会的反馈就是建设内蒙古特色开放大学的基础或具体表现，在内蒙古开发大学的建设中重视“蒙汉双语专业建设”不仅是体现内蒙古特色开放大学的途径之一，也是有可能或者有利于拓宽内蒙古开放大学的办学思路。
3．对“蒙汉双语教学”含义界定的争议
从“蒙汉双语专业建设”的含义分析，对“蒙汉双语专业”这个词语的概念界定上有很多模糊的说法，众说云云，各说其道。有人说“一门学科一堂课上，同时使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专业”，也有人说“学习蒙语和汉语的专业”，还有人说“某些专业中有的学科用蒙文蒙语授课，有的学科用汉文汉语授课”，也有人说“各门学科均用蒙语授课的同时再加一门汉语课的专业”等等。在过去的阿拉善盟师范学校、阿拉善盟卫生学校、阿拉善盟干部学校都有蒙语授课班级和蒙语授课专业，各学科用蒙语授课的同时也都加授一门汉语课，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双语教学”。再有蒙语授课的中小学中，再加学一门汉语课的情况称为“双语教学”，如再学一门英语或日语等外语的称之为“三语教学”等等。按照这种说法分析，认为“某些专业中有的学科用蒙文蒙语授课，有的学科可以用汉文汉语授课”的情况和“各门学科均用蒙语授课的同时再加一门汉语课的专业”这个说法比较正确。
4．在实践教育中教材建设
从上所述之认为在开放教育中建设“蒙汉双语专业”的说法基本符合“某些专业中有的学科用蒙文蒙语授课，有的学科可以用汉文汉语授课”和“各门学科均用蒙语授课的同时再加授一门汉语文课的专业”这个说法。因为，目前在开放教育中蒙文教材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蒙语授课班，把所有学科都用蒙文蒙语授课时，的确困难比较大，所以，实施蒙汉双语授课是最理想的做法。在实施蒙汉双语授课的过程中鼓励有蒙汉双语能力的教师积极的翻译教材，逐步完善蒙文教材，从而不断充实蒙汉双语授课质量。在内蒙古开放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建设蒙汉双语专业和不断充实蒙汉双语授课水平、不断完善和发展蒙汉双语授课是建设内蒙古特色开放大学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内蒙古其他许多高等院校都有蒙汉双语授课情况，所以，经过近两年的研究认为在内蒙古开放教育中可以建设蒙汉双语专业，既有必要建设蒙汉双语专业，在实施蒙汉双语授课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完善和发展。
5．对社会影响的分析
经过近两年的研究，本课题组的老师们积极撰写论文，并向有关刊物上投稿待发表，其中由本课题组成员额德孟和、银花等老师撰写的论文《探究蒙汉双语专业建设与发展对策》等论文文在中国文化理论综合类核心期刊《大观周刊》语言文学版上发表。对本课题的研究以及论文的撰写和发表中认识到，在内蒙古的开放教育及开放大学建设中建设蒙汉双语专业很有意义，也很有必要。也认为这是有利于拓宽内蒙古开放大学的办学思路，也有利于推动内蒙古特色开放大学的建设。内蒙古开放大学的建设过程中蒙汉双语专业建设的实现，能够通过开放教育的社会层面来影响内蒙古地区蒙语教学的基础教育的发展。从上所述之，目前因为内蒙古各地区的开放教育中缺少蒙汉双语专业条件和双语教学条件，所以，从将来的发展和出路着想，很多蒙古族家长无耐性的或者被迫让孩子上了汉授学校就读，所以说开放教育不仅是某个地区的一种教育模式，而它确实对当地的基础教育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6．探讨制定招生计划
第2篇
关键词：民族高等教育；蒙汉双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8-0171-02
一、蒙汉双语教学的现状
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文献研究、访谈法等方法对内蒙古财经大学蒙汉双语教学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
1.蒙汉双语教师数量不多、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学校要实施蒙汉双语教学，首先要有足够数量的蒙汉兼通的双语教师。①蒙汉双语教师人数不多。蒙汉双语教师，是实施蒙汉双语教学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但是学校目前缺乏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蒙汉双语教师，由于缺乏专业的双语教学培训，很难达到理想的双语教学效果。经调查发现，用蒙语和汉语两种语言讲解专业知识的老师达不到一半的水平，6.96%；用汉语讲解专业知识，用蒙语组织课堂活动为43.19%；全部用蒙语讲解为3.77%；用蒙语讲解专业知识，用汉语组织课堂活动的为6.09%。②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目前学校缺少优秀的蒙汉双语教师，虽然教师具备一定的蒙汉双语教学的基本能力，但是蒙汉双语教学规律的认识不足，例如蒙汉双语在教学中的使用度、两者之间的关系、蒙汉双语教学的目标评价标准等方面认识上的缺陷，造成课堂教学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2.学生蒙汉双语能力差别显著。①大部分学生来自于农村、牧业地区。经调查发现，蒙汉双语授课的大部分大学生来自于农村、牧业地区。农村地区为51.6%，牧区为26.7%。绝大多数蒙古族大学生来自于偏僻的农牧业地区，由于农村、牧业地区的生活习惯的原因，交流沟通的主要工具是母语——蒙语，这就决定了学生交流的工具为蒙语。尤其农村、牧区蒙古族中小学，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对汉语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同，导致了汉语发展不平衡，学生汉语能力有显著差别，这给民族高校的双语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②学生的双语素质不同。首先，学生的汉语基础能力有差距。第一，学生的汉语应用水平有差距。经调查发现，蒙汉双语授课学生能够全面熟练应用汉语的水平，整个调查人数中占的比例为35.36%，不到一半人数；只能进行简单的对话占为4.93%；能进行日常交谈，但听课、阅读、写作业、课堂发言有较大的困难的占10.15%；能听课和阅读，但写作业、课堂发言仍有一些困难的占为15.65%；能听课、阅读、写作业，但课堂发言仍有一些困难的占为33.91%。第二，学生参加普通话水平考试通过率低。经调查发现，蒙汉双语授课学生参加普通话水平考试，整个调查人数占的比例为49.56%，考试通过率为36.81%。说明学生的普通话水平还是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学校及授课老师必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三，学生对汉文教材的理解程度不同。经调查发现，蒙汉双语授课学生对汉文教材的理解程度不同。完全能看懂的人占为38.26%，大部分能看懂的为56.62%，只能看懂少部分的为6.96%，一点也不懂的为1.16%。因此，学校及授课老师，尽量多编写蒙文教材或者订购教材时考虑学生的特殊情况。第四，学生对汉语授课课程的掌握程度不同。经调查发现，蒙汉双语授课学生对汉语授课课程的掌握程度有差别。完全能听懂的人占为38.84%，大部分能听懂的占为53.04%，只能听懂少部分的为7.25%，完全听不懂的为0.87%，学校及授课老师必须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尽量让学生对上课有信心。其次，不同学生专业素质有差别。第一，学生能用蒙语表述所学专业的专业知识情况有差别。经调查发现，蒙汉双语授课学生能用蒙语表述所学专业的专业知识情况，完全能表述的占为11.89%；大部分可以表述的占为53.04%；几乎不能的为35.07%。学以致用，学了用不了如何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内蒙古是特殊地区，也是蒙古族人口较多的地区，为地区经济发展，学校应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第二，学生能用汉语表述所学专业的专业知识情况有差距。经调查发现，蒙汉双语授课学生能用汉语表述所学专业的专业知识情况，完全能表述的占为18.55%；大部分可以表述的为66.67%；几乎不能的为14.78%，学以致用，市场是开放的，为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必须向其他民族学习，学习普通话，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点，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要解决这些问题，学校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3.教学环境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在教学管理上，蒙汉双语教学管理体制不健全。①学校图书馆的蒙文图书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经对学生调查发现，图书馆的蒙文图书能够满足学生学习需要的占为65.51%，不能满足学生学习需要的则为34.50%。学生反映，不能满足学习需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关于专业方面的书籍及教材数量太少，尤其复习资料比较少；只有在图书馆五楼半侧才有，显得学校不重视；书籍种类少，不符合现代学生的要求，跟不上时代，太老旧了，涉及的范围少，跟专业有关的书很少，尤其经济类的蒙文书很少；蒙文图书不外借等存在较多问题。②用蒙汉双语授课的课程不多。尽管按有关政策和规定在双语学科、课时方面有所调整，但课程模式大体上还是遵循或照搬国家统一的单语课程标准，缺乏针对性。学生所学过的课程中用蒙汉双语授课的课程太少，经调查发现，用蒙汉双语授课的课程仅有大学英语、数学、政治经济学、思想政治、语文、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军事理论、基本原理概论、西方经济学、斯拉夫语、宏观经济学、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毛概、金融、银行会计等，通过这些可以发现很多课程都是用普通话来讲授的，不能很好的满足学生学知识的需求。③开展蒙汉双语教学年级没有统一的规定。经调查发现，学生认为适合开展蒙汉双语教学的年级有选择一年级的为75.36%，二年级的为59.42%，学生由于蒙语授课转化为汉语授课需要一定的过渡期，无论是思维方面还是语言方面需要一定时期的适应过程，因此学校及老师应尽可能地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④教材缺乏实用性和多样性，无法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目前双语教材的编定，很少有学科类的蒙语教材，而要真正实施双语教学就必须编制各学科的蒙语教材。目前学校蒙文教材种类不多，经调查发现，具有蒙文教材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毛概、微积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金融学、斯拉夫语、财经写作等课程，非常有限，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学校及老师值得关注。
二、提高教学质量的建议
1.注重蒙汉双语教学中师资的培训。首先，教师要树立正确的蒙汉双语教育观念。教师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双语教学”，明确蒙汉双语教学的目的。要真正实施双语教学，就必须重视双语听说读写的应用能力，重视蒙语与学科的双向渗透，使学生能够全方位地应用蒙汉双语，使认知和交际能力同时得到发展。其次，学校要重视蒙汉双语教师的培训工作。实施“蒙汉双语教学”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蒙汉兼通的教师，学校有关负责人必须重视对蒙汉双语教师的培训工作。教师通过攻读学位或者进修等途径提高其业务水平，以改善蒙汉双语授课教师队伍的整体学术水平。再次，教师要改革双语课堂教学模式。在低年级时，应多设置，学生需要过渡适应期；为高年级专业课双语教学打好基础，还要注意课程设置的衔接问题。
2.注重蒙汉双语学生的培养。首先，在教学中，为了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低年级要蒙语授课，让学生熟悉新的环境；到二年级开始有些课程可以用蒙汉双语授课，有个过渡期；到了高年级可以直接汉语授课，最终实现高水平的双语教学。其次，努力营造良好的双语学习环境。为学生努力创造丰富的双语练习机会与真实的语言环境，如开展各种知识竞赛或演讲比赛等团体活动来增加学生的“积极学习时间”，提高双语教学的有效性。
3.注重科学研究工作，提高学术水平。首先，学校应设立蒙文教材建设专项基金、贴补蒙文教材编写，鼓励那些学术造诣深、教学技艺高的教师来编写教材。高质量的蒙文教材是进行蒙汉双语教学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要素，教材的质量好坏与有无会直接影响到蒙汉双语教育的质量与教学效果。因此，学校必须重视这方面，增加其投入。其次，大力开展学术交流，定期召开蒙汉双语教学研讨会。近年来蒙汉双语教学理论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比较有影响力的著作与论文，为发展蒙汉双语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蒙汉双语教学是内蒙古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财经大学作为民族高等院校，承担着培育我区民族人才和解决民族发展问题的重要责任。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蒙汉双语教学，为我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立军.民族高等教育中蒙汉双语教学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8.
[2]李静.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5，（12）.
[3]李正元，金宝明.独特的蒙汉双语教学？摇成功的民族专业人才培养模式[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
[4]王艳芬.高校双语教学浅析[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7，（5）.
第3篇
关键词：双语教学 蒙汉 教学法 创新
双语教学不仅是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具体体现,也是从实际出发,发展蒙族地区教育,培养民族人才,弘扬民族文化的必然要求。但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传统的蒙汉双语教学模式已经有所落伍,已经不能够适应实际教学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审时度势,转变陈旧的教学方法与模式,大力开展蒙汉双语教学的模式上的创新。
一、蒙汉双语教学模式创新的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作为传统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必定会受到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如果不能够及时做到方式与方法上的创新,就会愈加落后,不能反映时代要求,这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只有做到蒙汉双语教学模式的不断创新,才能够提高有效提高蒙汉双语教学的实际效果,促进民族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使蒙地教育摆脱长期以来国家投入大,教师费力多,而教育成效却不明显的窘境。
而且,有效实施蒙汉双语教学法的创新,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保护蒙族文字和文化,以便能够有效地加强蒙汉民族团结,发展蒙族地区的文教事业,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文教方面的支持。
二、蒙汉双语教学模式创新的基本策略
(一)分等级因材施教
由于受到各个方面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在同一个学校甚至是同一个班级中的学生汉语和蒙语水平参差不齐,所以,教师在组织蒙汉双语教学时要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模式进行。在蒙汉双语教学的过程当中,可以考虑先对学生进行汉语和蒙语进行听、说、读、写、译等级测试,以测试成绩来确定学生的语言能力掌握基础,然后按基础的不同进行分班授课。事实上,这种创新性的蒙汉双语教学模式,已经在西方很多国家都成功的运用在留学生双语学习中,这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
具体的实施准则就是,教师科学灵活地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组织上,采取不同的蒙汉双语教学形式,对不同的班级甚至每一个学生的语言水平有所掌握,分等级地进行课堂提问和布置课后作业。例如对于语言基础较差的学生要求课前进行认真细致的预习,回答问题时允许一定的母语使用量,而在课后教师再给其开小灶;而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则可以要求他们适当进行书籍阅读,并参加课堂讨论,以便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二)采用灵活的课堂组织方式增强互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双语教学的活动中,教师要充分考虑到双语教学的两个方面特点——语言性和科学性,而蒙汉双语教学也不例外。所以,在蒙汉双语教学中,教师应该对于课堂组织方式上有所创新。具体来讲,就是教师应该以增强师生互动环节为原则,广开思路,创造性地采用综合性课题讨论、即兴演讲、分角色游戏模拟等,而且,在网络多媒体技术快速发展普及的背景之下,教师更是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的直观性和快捷性,通过课堂播放视频、影像、音乐等,丰富拓展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以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提高学生接受程度的目的。
还有就是教师可以考虑多采用情景教学法,以便提升课堂内容的生动性和实用性。事实证明,情景教学法的课堂教学内容一般是以经典话题为主线展开,学生可以在老师的引导下,围绕教师所提供的案例进行阅读、分析和讨论,这样一来就可以增强语言运用的能力,也可以增强课堂的互动环节,使得教学的实际效果大大提高。
(三)实施蒙汉双语教学的分阶段课程设置方式
这种蒙汉双语教学课程的分阶段设置方,式是指对蒙汉双语课程的具体开设从初级课程延续到中高级课程的系统性构想和实施过程,应该说,这也是一个教学模式上的一种创新。事实证明,这种高度重视衔接性和连贯性的教学方式,能够对于双语教学课程的有效开展和学生的接受程度确实有着积极的影响效果,因为这种分阶段的课程设置,可以方便教师客观上采用团队教学法,充分发挥每一个蒙汉双语教学教师的个人专长,对蒙汉双语教学的阶段教学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把握,使得课堂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讲,则是既可以有汉语的专业知识学习,又在此一项的基础上进行蒙汉双语学习。所以说,用这种蒙汉双语教学的分阶段课程设置方式的灵活多样的形式,能够将具体的教学内容贯穿于蒙汉双语教学活动实践的各个环节,切实保障蒙汉双语教学的实际教学质量。
(四)增强蒙汉双语教学教师的能力素质水平
事实证明,任何先进的教学方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一线的教师。在蒙汉双语教学的创新模式中,无论是模式方法的探索,还是具体的课堂付诸实施行动,都需要一线教师的全程参与并付诸行动。事实上,任何一个蒙汉双语教学教师都可以独自探索适合自己以及班级学生的创新式教学模式方法,而对于已经比较成熟的创新式蒙汉双语教学模式方法,在借鉴使用过程当中,也应该根据具体的客观情况做出修正,这就需要蒙汉双语教学教师需要具备较高的能力素质水平,而这种能力素质水平,则可以通过定期培训以及自身努力获得。具体来说,教育部门应该继续加大对蒙汉双语教学的投入力度,一方面对现任教师进行组织培训,并定期考核;另一方面,要吸纳引进蒙汉双语教学的专业人才,充实到一线教学岗位上去,为蒙汉双语教学的模式创新做出贡献。
总之,蒙汉双语教学的模式创新,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少数民族国家政策的教育大事,理应受到广大相关教育人士的重视,并努力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方法,路漫漫而,吾辈当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王斌华.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2]赵慧.双语教学纵横谈[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 [3]刘红,熊丽萍.双语教学现状调查与对策思考[J].江西教育科研. 2006(4).
第4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学；21世纪的新发展；语言学史
中图分类号：H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5-0083-08
21世纪以来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研究在前期取得可喜成果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其研究内容和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
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民族语言研究的重点，21世纪以来这个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新世纪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主要是从三个层面进行的：
（一）新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对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作全方位的描写研究，尤其是对新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
1.孙宏开自1992年立项主持“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课题以来，主编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系列丛书》陆续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四十多本，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主要有《拉基语研究》、《莫语研究》《柔若语研究》、《阿侬语研究》①等，它们都是对新发现语言的描写性研究，系统地描写了这些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面貌，还分析和介绍了它们的系属问题等。
2.《民族语文》等期刊在21世纪以来也陆续发表了不少新发现的语言的概况，主要有《阿侬语概况》《业隆语概况》《赛德语概况》《茶洞语概况》《巴那语概况》《莽语概况》《克木语概况》《扎话概况》《唐郎语概况》《他留语概况》《布兴语概况》《苦聪语概况》《康家语概况》《蔡家话概况》《克蔑语概况》《户语概况》等。这些对新发现语言的描写对语言学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它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些语言的面貌，从而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对比和历时比较提供必要而充足的材料。
3.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是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全面描写研究的重要成果，用57本的篇幅描写了我国59种少数民族语言。随着新世纪以来对新发现语言的研究，这套丛书在2009年重新修订出版，主要增加了新发现语言的介绍和描写[1]。
除了对新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成果，21世纪以来还对一些原来已经发现的单一少数民族语言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描写研究，成果主要有：
（1）赵杰《新疆蒙古族语言研究：以博州察哈尔蒙古语为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2）钟进文《西部裕固语描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
（3）倪大白编著《侗台语概论》（民族出版社，2010）
（4）曲木铁西《彝语义诺话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
（5）郑宗泽编写《江华勉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等。
（二）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对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语音和词汇系统进行局部的描写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某种特定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系统的描写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以专著的形式出现。2009年到20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戴庆厦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系列”丛书，主要有时建《梁河阿昌语参考语法》、D.O.朝克《鄂温克语参考语法》、蒋光友《基诺语参考语法》、韦景云编、戴庆厦译《燕齐壮语参考语法》、余金枝《湘西矮寨苗语参考语法》、常俊之《元江苦聪语参考语法》、康忠德《居都仡佬语参考语法》、赵燕珍《赵庄白语参考语法》、戴庆厦《景颇语参考语法》②等。所谓“参考语法”，其实就是描写语法的一种，它专门描写某种单一语言的共时语言特征，它的目的是为某种语言的语法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比较充足、可靠的语言依据。它和其它描写语法的区别在于，它是系统地、尽可能详尽地描写语言的语法，从而能够更充分地满足语法理论研究和语法比较的需要，它也能为语言应用研究提供充足的材料。
2.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专题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动词的语法范畴是新世纪以来语法专题研究的一个热点，主要成果有：
（1）徐世璇《缅彝语言的体范畴研究》（《民族语文》，2000，3），此文通过多种语言的综合分析，提出缅彝语的体存在着动貌和情貌两种不同的类别；
（2）黄成龙《羌语的存在动词》（《民族语文》，2000，4），此文着重分析了羌语的存在动词的人称、数、时、体、态、式等语法范畴；
（3）许伊娜《阿尔泰诸语句法类型及副动词范畴》（《民族语文》，2001，1），此文通过对阿尔泰三种语言副动词范畴的语义功能和句法结构特点的对比，分析了这几种语言的结构类型特征；
（4）胡素华《彝语动词的体貌范畴》（《民族语文》，2001，4），此文分析了彝语体、貌范畴的不同类别及不同类别词的表现手法和虚化特征；
（5）钟进文《西部裕固语使动态的主要特点》（《民族语文》，2012，3），此文对西部裕固语使动态的主要特点作了分析和研究。
结构类型和结构特点是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语法专题研究的另一个热点，主要成果有：
（1）戴庆厦、邱月合著《 OV型藏缅语连动结构的类型学特征》（《汉语学报》，2008，2）；
（2）余金枝《湘西苗语述宾结构中的一种特殊类别：“形容词+名词”结构分析》（《语言研究》，2009，1）；
（3）戴庆厦、闻静合著《汉藏语的“的”字结构》（《汉语学报》，2011，4）；
（4）李春风《拉祜语的连谓结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1）。
总之，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研究比过去更加深入了，而且既有对语法的描写，也有对语法的解释。
3.关于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系统的描写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实验语音学的普及和完善，对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系统的描写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科学的历史阶段。这个方面的成果，首先要提到的是对整个语音系统做全面描写研究的论文或著作，如：
（1）石德富《排烧苗语的语音特点》（《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6）；
（2）宝玉柱、孟和宝音合著《现代蒙古语正蓝旗土语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此书使用实验语音学方法，对现代蒙古语正蓝旗土语音系进行了客观、细致的描写和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次要提到的是那些对少数民族语言中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做专题描写研究的论文或著作，如：
（1）关辛秋《关于满文辅音字母的探讨》上、下两期（见《满语研究》2007年第二期和2008年第一期）；
（2）戴庆厦、朱艳华合著《琅南塔克木语浊塞音、浊塞擦音的死灰复燃》（《语言研究》，2012，1）等。
特别是2010年5月28日至30日在南开大学召开的第九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PCC2010）”，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次会议由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语音信息专业委员会及中国声学学会语言、听觉和音乐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会议主题为：“面向语言学、采用新方法的语音研究”。这次会议的《会议论文集》中收录了许多有价值的专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方面的论文，主要有：
（1）包桂兰、呼和、哈斯其木格合著《蒙古语清擦音实验研究》；
（2）丁思志《送气擦音的语音特点――以黔东南黄平苗语为例》；
（3）周学文《鄂温克语重叠辅音及协同发音研究》；
（4）黄蓓《彝语中清浊塞音对声调的影响》；
（5）艾斯卡尔・艾木都拉《维吾尔语鼻音的声学特征分析》等。
总的来说，新世纪以来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性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有不少少数民族语言并未得到充分的描写和研究，尤其是词汇的描写研究更待加强。
二、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对比研究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对比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对比。
（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
关于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研究成果主要有：
1.戴庆厦《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比较》（民族出版社，2006），此书运用语言比较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进行了比较研究。此书的内容除了论述语言比较研究的理论方法外，还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述补结构、述宾结构、被动结构、语序、句式、量词、四音格词等方面的语法比较。涉及到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等几十种语言。此书的研究成果对于语言类型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以及双语教学实践都有一定的价值。[2]
2.武金峰《汉哈语言对比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此书在深入调研和充分吸收国内外有关跨语言对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对比语言学的方法，把汉语和哈萨克语这两种并无亲属关系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三个系统，细分为语音、词汇、词类、短语、句子成分、句型、复句、紧缩句和隐语等九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指出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共性和不同之处，使汉语和哈萨克语的对比研究更为深入，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3]
3.张洋《新疆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比较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此书是将新疆当地的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进行语音、词汇以及语法上的比较。[4]
4.骆小所《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此书主要是从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出发，采用多学科和多方位的角度，比较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在语言结构、语言运用、语言习惯、语言心理和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趋同性与差异性，比较不同民族语言中体现出来的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心理观念等方面的异同。此书研究的重点是不同民族在语言运用上的特点，特别是少数民族使用的中介语――汉语的特点。[5]
5.戴庆厦《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古汉语研究》，2008，4），此文的最大特点是将古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联系起来，论述了古汉语研究结合少数民族语言的必要性及其难点，还对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分析。[6]
6.戴庆厦、朱艳华《藏缅语、汉语选择疑问句比较研究》（《语言研究》，2010，4），此文是在梳理藏缅语28种选择疑问句特点的基础上，将它们与汉语选择疑问句进行对比，分析二者的共时特点和历时演变特点，此文还进一步讨论了汉语选择疑问句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分析了制约选择疑问句句法结构演变的因素。[7]
（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对比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属于同一语族或语支的亲属语言的比较、以及同一范畴的不同语言的比较。主要成果有：
1.胡素华《彝语与彝语支亲属语言的结构助词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6），此文分析了彝语与其他同语支的语言结构助词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如结构助词的丰富性、多功能性、多义性、后起性和发展过程的相似性，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以及表现在结构助词次类中的诸多不同特点；[8]
2.黄晓琴《浅析朝鲜语数词与阿尔泰语系的关系》（《语言与翻译》，2001，4），此文将朝鲜语与维吾尔语、以西部裕固语为代表的突厥语数词做比较；[9]
3.高娃《满语蒙古语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此书较为全面系统地比较分析了满语和蒙语的语音和词法，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点以及语音对应关系。[10]
三、少数民族语言的历时比较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的历时比较研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藏语系属问题的研究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不平衡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描写研究相对薄弱，相应地使得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也有一点先天不足，比如至今都未能很好解决汉藏语系的系属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
汉藏语系的系属问题，是我国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困扰语言学研究者的、非常棘手的难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汉语和壮侗语的系属问题，也就是汉台语是否同源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直僵持着。
一方坚持汉台语同源，以丁邦新为代表，他在《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中国语文》，2000，6）一文中，提出了对汉藏系语言研究方法的看法，他分析了近年来跟关系词研究有关的几种说法――“语言联盟说”、“深层对应法”及“语言影响论”，他认为应该把语音对应和基本词汇结合起来，仔细寻求有语音对应的基本词汇，从而找出系统的对应规律，只有这样才能讨论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他认为汉台语有系统的对应规律，所以是同源的。[11]
另一方认为汉台语不同源，以梁敏、张均如代表，他们在《从汉台语言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民族语文》，2004，2）一文中，主要是从数词是否同源这个角度来考查汉台是否同源。他们认为，壮傣、侗水两个语支语言的数词都借自古平话，与汉语数词不是同源关系，因而认为汉台语不具有同源关系。[12]
虽然他们双方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但是经过双方不断地探讨与争论，双方终于都在对汉藏语关系的认识上有所深化。
汉台语亲属关系问题之所以一直都未能解决，主要是因为学术界没有区分同源词与借词的界限。所以在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语言学家们在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研究上作了很多工作。
为了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界限，学者们认为必须区分汉台语之间关系词的历史层次，要把汉台语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词区分为不同的类别，这样才能搞清楚同源词和借词的界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曾晓渝《论壮傣侗水语古汉语借词的调类对应――兼论侗台语汉语的接触及其语源关系》（《民族语文》，2003，1），此文在论述汉语侗台语声调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壮傣侗水语里汉语老借词为什么调类对应一致的原因，并由此展开了对侗台语与汉语接触及语源问题的分析讨论，他认为汉语与侗台语之间的历史关系应理解为同源――分化――接触；[13]
2.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此书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对汉语和壮语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同源词和借词的甄别应该限制在上古层的有限范围之内，指出侗台语与汉语不仅有接触关系，还有同源关系。[14]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论文，如：龚群虎《汉泰上古关系词》（《民族语文》，2000，2），蓝庆元《白土壮语中的汉语山摄对应词的历史层次》（《民族语文》，2000，6）以及《壮语中古汉语借词及汉越语与平话的关系》（《民族语文》，2001，3）等。
汉语与藏缅语的同源关系虽然没有多大分歧，但是它们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科学论证。所以进入21世纪以后，不少研究者在汉语与藏缅语同源关系的论证上也作了不少努力，出版或发表了一些成果，主要有：
1.杨光荣《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此书是国内较早研究藏语汉语同源词的一部著作。
2.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此书集结了有关汉藏语研究历史沿革、参考文献研究以及其他的一些汉藏语研究的论文。
3.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此书是汉藏比较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由于采用了邢公畹先生的同源体系比较的研究方法，因而在汉藏同源词的研究方面获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15]
4.2001年10月26日在昆明举行了第34届汉藏语国际会议，在会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所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合作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课题，该课题分为30个子课题，将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出发研究，寻找汉藏语系不同层次的同源词，研究不同层次的语音演变和语音对应规律，为各语言、各语族乃至语族之间建立同源关系提供科学依据。该课题以历史比较法为研究原则、以具体语言为研究对象，探索适合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此后多种有关汉藏语系系属问题研究的著作就不断出版，其中很多著作在理论、方法以及语料上都有不小的进步，如：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此书试图从新的角度观察、探讨汉藏语的系属和分类，构拟了汉藏语100个同源词。此书运用人类学、考古学成果论述汉藏语言各族群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为语言的源流关系提供文化历史背景，对一些语言的演变和历史来源做了解释。[16]
进入21世纪以后，学术界对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作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有：
1.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民族语文》，2000，2），此文从类型学、发生学、语音学、语法学和方言学等五个方面，探讨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此文比较深入地讨论了类型分类的综合性和描写性标准、语言历史类型的构拟、语言发生的多源性和多层性、音节化和韵律化特征、语言分析的历史原则、功能原则和动态原则，还讨论了声调学、语法策略和语言识别、方言划分的“非等量原则”等方面的问题，指出汉语是汉藏语言同源链上苗瑶、壮侗语言和藏缅语言之间的桥梁。[17]
2.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此书以汉藏语为对象全面分析和讨论了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书中还特别强调了语言演变的过程，认为任何研究都不能忽视事物的状态和存在。[18]
（二）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构拟研究
为了证实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存在，学术界有些学者一直在做不同层次不同问题的原始共同语的构拟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构拟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成果有：
1.江荻《论汉藏语言历史比较词表的确定》（《民族语文》，2000，3）；
2.吴安其《黎语的古音构拟》（《民族语文》，2000，5）；
3.孙宏开《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民族语文》，2001，1）；
4.孙宏开《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民族语文》，2001，6）。
四、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抢救保护性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很多少数民族逐渐放弃了他们原有的语言而改用当地的强势语言。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和世界潮流，并不只是我国特有的现象。在这种大趋势下，使用人口少的民族语言，就逐渐处于边缘化和即将面临消亡的危险境地。目前，我国已经有二十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如赫哲族语、满语、仙岛语、木佬语、土家语等。国际语言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重视濒危语言的研究，而我国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视濒危语言研究的。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召开了我国第一次以“濒危语言”为主题的研讨会，它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已经开始意识到保护濒危语言的紧迫性。紧接着在2001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又联合召开了“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从此以后，我国对濒危语言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主要有：
1.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此书对语言消亡的历史和当前情况、对语言消亡的具体现象进行了描述，还对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和发生的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本族语的保存有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19]
2.戴庆厦主编《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此书约有45万字，是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主要汇集了土家语、仙岛语、赫哲语、满语、仡佬语五种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材料，对它们的濒危现象、濒危趋势以及造成语言濒危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20]
此外，刘辉强《拯救羌语支濒危语言――尔苏语、纳木依语、贵琼语、扎巴语资料的记录和保存》和赵阿平《濒危语言――满语、赫哲语演变比较研究》也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保护濒危语言的重要性。
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上，范俊军教授作了《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初探》的发言，指出：抢救和保护我们国家语言资源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的建设，从而掀起了后来我国研究濒危语言的一股潮流。
进入21世纪以来，有些少数民族语言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濒危语言”的行列，并正在向消亡的方向发展，如东干语。我国濒危语言的数量正在不断上升，所以对于它们的抢救保护性研究更是迫在眉睫。除了要随时调查更新语言的近况之外，有的学者还从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和语言资源的角度，提出可以对濒危语言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和抢救性保护研究，向社会宣传濒危语言保护工作，并向社会提供濒危语言相关信息的查询功能，这是最近濒危语言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五、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研究比过去获得了更突出的成果。首先，连续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双语教学研究会议，主要有：
1.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第九届学术讨论会暨首届国际双语教学研讨会。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00多篇，研究领域涉及：在双语教育中的语言观、双语政策、西方的双语理论与实践、双语与双文化、儿童的双语获得的基本条件、学童双语教育中的跨文化适应问题等，会议就上述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2.第二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华语社区双语研究，分为6个专题进行研讨：第二语言学习与使用；语言习得与语言对比；语言教学；语法研究；少数民族双语研究；双语社会的语言问题。此次会议还设了华语社区的语言规划问题、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2个专题的圆桌讨论。此次会议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及研究的文论主要有：戴庆厦、关辛秋《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法“空缺”》和《西部开发与双语教育》、曲木尔且《试谈双语能力培训的原则》、邓成伦《论凉山彝族社区教育发展与双语教学的关系》、斯琴《城市化进程与双语变迁》、张洋《新疆多语种双语现象的源和流》、董艳《中国跨境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何俊芳《从个案调查看陇川户撒阿昌族的双语类型转变情况》等。
3.第三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收到论文42篇，会议的宗旨是为从事双语学研究的人员提供交流经验、分享实际工作心得、加强合作研究的机会、促使双语学这一新兴学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4.第四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于2005年在广州召开，收到论文近70篇，涉及双语教育研究、语言比较研究、语言习得研究、教材词典编写等领域。
还有此后的诸多会议，如：第五届至第八届的双语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第十次全国学术研讨会、第七届至第十届的双语双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的重视。
其次，21世纪以来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有关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的论文或著作，主要有：《双语学研究》第二辑（民族出版社，2004）、《双语学研究》第三辑（民族出版社，2011）、方晓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10）、黄崇岭《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等。
从21世纪以来召开的全国性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讨会的会议次数和发表或出版的相关论文或著作的数量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取得的成就也是很多的。
六、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出现了新的特点，如：（1）形势的发展对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期不断涌现的新词术语需要翻译工作者们能够及时地消化和吸收；（2）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更为密切，不正确不到位的翻译会使人产生误解，影响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只有科学的翻译才能够有助于民族团结；（3）大批传统文化遗产中与文字、口传史实有关的文献需要翻译等等。
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的实际需要给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内容主要是把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和把汉语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新世纪以来发表或出版的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研究问题的论文或著作相对于实际翻译成果来讲数量要少些，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关于具体语言互译的研究和讨论，还有普遍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的研究等，主要成果如：巴达玛敖德斯尔《面向机器翻译的汉蒙短语转换规则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根恒卓玛、李玉莲《青海少数民族语言与翻译论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5）等。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研究，在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共时对比研究、历时比较研究、濒危语言研究、双语教学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等六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急待今后加强研究。
注释：
①包括李云兵《拉基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杨通银《莫语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孙宏开、黄成龙、周毛草《柔若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孙宏开、刘光坤《阿侬语研究》（ 民族出版社，2005）。
②几种著作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2009年到2012年出版，主要有时建《梁河阿
昌语参考语法》（2009）；D.O.朝克《鄂温克语参考语法》（2009）；蒋光友《基诺语参考语法》（2010）；韦景云编、戴庆厦译《燕齐壮语参考语法》（2011）；余金枝《湘西矮寨苗语参考语法》（2011）；常俊之《元江苦聪话参考语法》（2011）；康忠德《居都仡佬语参考语法》（2011）；赵燕珍《赵庄白语参考语法》（2012）；戴庆厦《景颇语参考语法》（20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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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第5篇
［关键词］财政学专业;专业特色;问题导向;积小胜为大胜
财政学专业是内蒙古财经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专业之一，也是内蒙古财经大学实力最为雄厚的“标杆”专业之一。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于2006年、2009年先后被评为品牌专业和国家级特色专业。这说明，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在专业特色的建设上已取得了明显成就。但作为地方财经类高校，内蒙古财经大学想要在我国财经类高校专门人才的培养中保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内蒙古财经大学想要在我国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当下，能够站稳脚跟并显现出自身的“优势”所在，就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学专业的特色建设。
一、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的成就与不足
目前，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已由2006年之前的单一财政学专业发展为现在的财政学专业、财政学专业(蒙语授课方向)和财政学专业(财政学—资产评估双学位)。如果从大财政学专业即包括税收学专业在内的角度出发，目前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已由2006年之前的单一财政学专业发展为现在的财政学专业外加1个专门方向、1个双学位和税收学专业外加3个专门方向，亦即除上述财政学专业及其方向外，现有税收学专业包括:税收学专业、税收学专业(税务师方向)、税收学专业(税收筹划方向)和税收学专业(蒙语授课方向)。经过5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经过近10年的建设，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已显现出如下特色:一是蒙汉双语授课特色，即专业教学同时采用蒙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授课。二是切合专业特点的“双证”、“双学位”人才培养模式，即税收学－税务师“双证”人才培养模式和财政学－资产评估“双学位”人才培养模式。三是基于“临近的可能”不断夯实和彰显专业内涵，即立足于内蒙古财经大学财税学院现有4个专业(财政学、税收学、劳动与社会保障、资产评估)之实际，在临近的可能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凸显专业内涵，探索培养具有为民生托底之眼光和知识架构以及具有扎实、系统资本资产评估理论和实操能力的财政学专门人才。实践证明，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之特色建设，对于为我国8省区培养蒙汉兼通财经专门人才，对于充分利用内蒙古财经大学和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之经济学、管理学学科优势培养复合型财经专门人才，对于增强内蒙古财经大学学生的任职履职能力培养市场紧缺的应用型财经专门人才，对于促进内蒙古财经大学财税学院现有4个专业的互补共生培养创新型财经专门人才，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之特色建设，还为内蒙古财经大学在诸如民族财经问题、农村财经问题、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等科学研究领域取得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的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课程群教学团队和税收学课程群教学团队先后荣膺级优秀教学团队，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教学成果荣获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但专业建设永远在路上。与自身过去比，与内蒙古财经大学其他专业比，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若与其他高校财政学专业比，特别是与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财政学专业比，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建设尤其是特色建设仍存在明显不足。概而言之，主要是:1．蒙汉双语授课特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特色。一提到专业特色，内蒙古财经大学引以为傲的首推的是蒙汉双语授课特色，财政学专业自然也不例外。问题是，遍及全校所有学科专业的所谓特色，还是学校某一专业所特有的吗?诚如是，则毫无疑问，双语授课是新疆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的特色，越汉双语授课是云南财经大学、广西财经学院财政学专业的特色。果若如此，则拓展蒙汉、、越汉双语授课的专业或班级就成为包括内蒙古财经大学在内的上述这类学校专业特色建设的不二选择。如此一来，则这类学校的所谓专业特色，与非这类学校相比的确是一特色，但若与同类学校相比就无所谓特色了。问题还在于，循此特色进行专业特色建设，只能是一种外延式的建设，即不断拓展或扩大蒙汉(、越汉)双语授课的班级和人数，而这与专业特色建设的内涵式发展本质显然是背道而驰的。2．特色即优势，如果在同类或同一面向中算不上出类拔萃，就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特色。特色应是在长期的建设中所形成的独有的比较稳定的优势，而所谓优势应是在同类中或在对同一问题的解决中超越众生或出类拔萃者。也就是说，人无我有，算不上优。人人都有，我最出众，才是优。我们知道，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我国第一批和第二批财政学国家级重点学科所在高校，其下设的财政学专业是公认的特色专业。而其特色分别是:中央财政、比较财政、财政一般理论或公共财政、地方财政和财政史学。从中不难看出，所谓特色或公认的特色就是人人都有，但我最优。3．特色意味着高品质，其如果不能转化为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特色。特色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如专业设置特色、课程体系特色、科学研究特色、社会服务特色、文化传承与创新特色等。但不论是何种或哪一方面的特色，特色都是围绕中心目标并为中心目标服务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心目标的，因此其最终都应体现在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上。
二、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的取向所在
内蒙古财经大学想要搞好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就必须立足于自身所处的客观现实环境，从财政学专业的专业定位和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出发，在对接供需、彰显优势进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上聚焦发力。基于此，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的取向应聚焦于以下方面:1．民族财政。内蒙古财经大学作为地处民族地区的地方本科院校，作为承担着为我国8省区培养蒙汉兼通财经人才的财经类高校，解决蒙古民族聚居地区的财政问题无疑是内蒙古财经大学所肩负的首要使命。也就是说，研究解决民族财政问题、为民族地区培养财政专门人才是内蒙古财经大学进行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却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因为，除内蒙古财经大学外，新疆财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贵州财经大学、广西财经学院等拥有财政学专业且以培养民族财经人才为己任的高校也同样需要考虑这一问题。2．边疆财政。内蒙古财经大学不仅是地处民族地区的地方本科院校，而且是地处边疆地区的地方本科院校。因此，研究解决边疆财政问题、为边疆地区培养财政专门人才无疑也是内蒙古财经大学进行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需要考虑的问题。但不能仅仅兼及或满足于此。因为，需要进行边疆财政问题研究并为边疆地区培养财政专门人才的地方高校，除内蒙古财经大学外，还有新疆财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广西财经学院、黑龙江商业大学、吉林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等众多的地方财经类高校。而且，退一步讲，即便是既研究民族财政问题又研究边疆财政问题且同时肩负培养民族和边疆财政专门人才的高校，除内蒙古财经大学外，也仍还有新疆财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广西财经大学、吉林财经大学等高校。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的探索不能取得公认的且处于领先地位的成果，也仍然不会被同行认可为特色，更不用说被认可为一个国家级特色专业所应具有的特色。3．资源财政。众所周知，我区资源储量丰富，得天独厚。内蒙古财经大学作为地方本科院校，培养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政专门人才是内蒙古财经大学的根本职责所在。同时，我区作为资源能源大区，想要发展就必须寻求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转化为财政优势乃至发展优势之道。因此，内蒙古财经大学的财政学专业只有在推动我区的资源利用进而推动我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所作为，方才能显现其价值。而唯其有价值，也才能谈得上有特色。这意味着，内蒙古财经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想要办出特色进而强化特色，就必须致力于研究我区所面对的资源财政问题。事实上，正是由于内蒙古财经大学的财政学专业在指导和引领我区应如何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最大程度地发挥资源的效能方面少有建树，抑或在指导和引领我区应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而不是成为一种诅咒方面鲜有奇勋，才无以凸显或彰显特色。由此看来，内蒙古财经大学的财政学专业应将民族财政、边疆财政和资源财政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对待。这是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有别于国内其他高校财政学专业的地方，也是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培养的学生能够大有用武之地之所在。在这一建设进程中，如果我们取得了稳定的且被社会广为认可的成就，我们的财政学专业也就拥有抑或强化了特色。
三、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的主要对策
推进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需要从多方面着力，但最主要的应是以下三个方面:1．苦练内功。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推动高等教育办出特色、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性保障。因此，推进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要求内蒙古财经大学教师尤其是财政学专业教师必须具备以下素质或能力:一是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业务水平;二是要能够深刻领会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教育教学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国内外高等教育财政学科的发展现状、态势和经验有较全面的了解，并能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加以吸收和运用;三是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能够静心治学、潜心育人，勇于进取，乐于奉献。这些都是办出特色之必备的基础或条件。2．坚持问题导向。进行专业特色建设，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学、科研和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不断增强专业教育教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因此，推进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这是办出特色的出发点和归属所在，也是办出特色的最本质的内在要求。进而言之，这里所谓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紧紧围绕以下问题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从而使我们所培养的学生能够具备较好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这里所说的这些问题包括但不应仅局限于:其一，民族财政、边疆财政和资源财政政策的制定，除了考虑一般的财政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的因素外，还应考虑哪些特殊的因素?其二，民族财政、边疆财政和资源财政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三，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资源富集地区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特别是针对这些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支出有何特殊性或特别之考虑?其四，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资源富集地区的财政制度(政策)与支持这些地区发展的其他制度(政策)应如何对接和协调?其五，资源富集地区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而不是使资源成为一种诅咒?其六，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资源富集地区的财政专门人才应具备哪些特质?3．积小胜为大胜。特色是在长期的探索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且为社会所公认的成果，因此，特色的建设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意味着，我们在建设特色中，应采取积小胜为大胜之策，亦即:先着手研究细微问题，在此基础上，研究由细微问题构筑或反映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的问题，最后再研究整个问题。与此相适应，先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学术论文，以此为基础，再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系列论文或专门研究报告，最后再形成专著或系列丛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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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芃．论地方高校的特色化发展［J］．中国高教研究，2003，(3)．
第6篇
论文摘要：通过对我国当前双语教师队伍的现状的分析，阐明了双语教学师资培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双语教学师资的素质标准和关于双语教师培养的几点建议。
一、双语教学的历史回顾
双语教学思想的提出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早在1870年，澳大利亚就有过德语双语教学。20世纪初，人们认为双语能力影响智力的发展，这种观点制约了双语教学的发展；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人们转而认为双语能力对智力发展不会有消极的作用，但也不能证明有什么积极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觉得双语能力对智力发展有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作用。1965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开设的法语沉浸课取得巨大的成功，从此双语教学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对双语教学提出了质疑，但在1998年和1999年的公民投票中先后以6l％和63％的票数而获得通过。从此双语教学便在许多国家迅速发展起来。
我国最初的双语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问题上。譬如我国内蒙古，蒙、汉混居，有使用蒙、汉两种语言的需要，当地教育部门就采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双语教学”。随着教育改革的发展，“双语教学”已经成为外语教学中一个时新的名词。可以说，今天的“双语教学”有着新的时代含义。双语教学被定义为用外语(在我国主要是英语)进行学科教学(如数学、历史、地理等)，使学生在掌握学科知识的同时掌握外语，而并非使用了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就是双语教学。由于双语教学培养的人才符合国际型复合人才的需求，因此，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二、双语教师的素质要求
双语教学并非通过语言课程来实现语言教育，而强调用外语进行非语言学科知识教学，学生通过学习无意识地习得外语，因此，双语教学对师资要求很高。双语教师除了必须具备一般教师应该具备的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知识之外，还必须具备如下能力或素质：
1．较强的外语能力
双语教师要有较强的听、说、读、写等各方面的外语能力，尤其是口头表达能力，要求发音标准，语言规范，能用畅达地道的英语组织学科教学，把学科专业知识顺利地传授给学生。所以，双语教学不仅要有较高的英语水平，还要懂得专业英语。
2．扎实的专业知识
双语教学不同于外语教学，它不只是以语言教学为目的，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掌握学科专业知识。因此，双语教师也不同于一般的外语教师。他们必须懂得另一门专业，并且要求专业化，能够深入浅出地把专业知识系统地传授给学生。
3．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双语教学是一种特殊的教学。首先是特殊的外语教学，因为它不只是为了学外语而教学；其次也是特殊的学科教学，因为它以外语作为教学媒介来组织教学。所以，双语教师必须同时懂得外语教学和学科教学的相关理论和教学方法，能将学科知识和外语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帮助学生学得学科知识的同时，学会外语。这是双语教学的精髓，也是双语教学的难点所在。
三、我国双语教学师资现状
双语教学实验在我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是大多数实验中的双语教师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不完全符合双语教学师资的要求。他们要么是英语水平不够，不能实现全英语教学；要么是专业知识不够扎实，不能系统地给学生讲授专业知识。还有的教师教学理论知识不够系统，不够完善，教学观念也比较陈旧落后，不能有效地从事教学。有一些条件稍好一些的学校，聘请了外教。他们语音、语调标准自然；口语地道，原汁原味，但他们的教学方法使中国学生有些不适应。
目前，对我国从事双语教学教师的具体数量和水平还难以统计，但是我们可以从基础教育外语教师的现状中看出一些端倪。到2001年，我国从事基础外语教学的教师超过65万人，承担65l4万初中生和1405万高中生的外语教学任务。初中教师教育学历合格率为88．7％，高中教师教育学历合格率只有67．7％。虽说比以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1998年初中教师教育学历合格率是63．5％，高中教师教育学历合格率只有43．8％)，但是整体上仍不令人满意。基础英语教学的师资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刚在中国起步不久的双语教学了。
四、双语教学师资培养
双语教学的需要和迅速发展使双语教师的培养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当前，加强双语教学师资培养应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理论探讨
理论指导实践，双语教学的实施和双语教师的培养，需要有相应的理论作为指导，否则双语教学的实践就会有些盲目。要尽快成立相应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在各大高校开设培养双语教师的专业培训班，编制适合中国双语教师培养的教材，并经常举行研讨会、观摩会、比赛等活动来推动双语教师的培养，同时也要提高双语教师的待遇以免现有双语教学师资流失。
2．注重职前培养
职前培养是指对师范院校学生的培养，是培养系统化、专业化教师的必要手段。双语教师的主力军也同样会从师范院校诞生。但传统师范院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很难培养出合格的双语教师。所以，我们必须对师范院校进行一定的改革。传统上，师范院校外语系学生大多是从高中文科班招收，他们文科知识基础较好，但理科和其他专业知识不够扎实，所以很难将外语与某一门具体的专业尤其是理科专业结合起来从事双语教学。而其他专业的学生，外语基础又太薄弱。因此，在以后的师范院校外语系招生时，可以考虑采取相应的招生方式，录取一些理科基础较好的学生，经过专业学习，使他们成为能文能理，具有把外语和专业结合的潜能的复合人才，为培养优秀的双语教师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前的外语师范专业学生，其外语知识水平往往是“普而不专”，他们可能了解很多领域的部分词汇和科普知识，但由于不够专业化，不能用外语教授另一门专业课。因此，外语系学生必须辅修另一门专业，或者采取双学位的方式，使外语专业学生成为“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能够从事双语教学。
对传统的师范外语进行改革，只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要真正解决双语教学师资问题，还必须高瞻远瞩，在广大高校开设“双语教育”专业，培养专业的双语教学教师，以满足将来双语教学发展的需要。
3．继续抓好在职培养
教师应该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在职培养是教师成长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在其它非外语教学领域有许多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成果丰硕的教师，遗憾的是他们大多英语水平不高，或是口语不好，不能顺利从事双语教学。在双语教师人才短缺之际，可以对这些“相关专业+学科教学法”的复合型人才进行外语及其教学法培训，使之能从事双语教学。根据不同情况，我们可以采取校本培训、学位班和出国深造等方式进行。
第7篇
香港《明报》说那年开始的选美是一场“温柔的角斗”。
那一年，张蒙晰刚刚高中毕业，就报名参加了上海市文化局主办的“文化礼仪小姐先生暨上海国际艺术节主持人选拔赛”。名字非常长，因为要突出“文化”、“艺术”、“国际”，文化局花了大力气宣传。但普通市民只记得这是“礼仪小姐”选拔，而张蒙晰们报名时曾以为这是类似“才艺比赛”的活动。而在后来，这场比赛被有些人称为内地城市选美的开始。
前世
总决赛在电视播出，这在上海电视史上也是第一次。当时上海没有造型师，电视台的化妆师就只给选手上很厚的粉，一群女孩子被带到华山路上著名的露美美容院做发型。1992年的上海人，只有新娘子结婚才会到美发店烫头发，用黏黏的摩丝弄出很多打圈圈的卷来。于是，一群年轻小姑娘都被弄得“面目全非”，长发被盘成“头”，显得俗艳而妖气。只有刚走出中学校园的张蒙晰，因为是齐眉的童花头短发，得以保留了清纯本色，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巧的是，1946年那场标志性的选美，人们心目中的“上海小姐”谢家骅也正留着学生气十足的童花头。
至于总决赛服装，全靠选手们各显神通自己准备。那个时候的上海没有恒隆、没有中信泰富，手里揣着钱没处买。张蒙晰和妈妈逛遍了南京路、四川路，市百一店、时装公司里都没有中意的。最后衣服是哪里买到的，张蒙晰已经不记得了，那是红黑格子的裙子套装，这套衣服只穿过这么一次，至今她还收藏着。
总决赛的评委有黄蜀芹等文化界人士，一群杂志总编、记者坐在下面。张蒙晰分析自己获冠军原因除了气质清纯外，还在于状态放松。
“放松”两个字，今天来看是多数电视节目必须要做到的，但1992年所有的电视节目都绷着一根筋，是要精心操练、完美呈现的。其他参赛选手都是高学历的大学生、研究生，抱着必胜信念参加比赛，只有张蒙晰觉得能进入总决赛已经算是胜利。最后一项“自由发挥”，谈的题目是“上海改革开放进程中最需要做的……”。张蒙晰说最该改善交通：“一次挤车时鞋子被挤掉了，觉得自己……”说到这里，她忽然愣住了，很自然地停了一两秒钟，继续说：“……非常难过。”就是这个停顿，令所有人都笑了，随即响起一片掌声，过于紧张而紧绷的气氛，终于在这刻“放松”了下来。
自然、放松、亲切、青春……这些特质正是张蒙晰被评委们捧为第一的关键。他们都不曾想到的是，这些特质日后也成为新一代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特色，与旧一代端庄、矜持、完美有了很大区别。张蒙晰的亲和力，在1992年的电视荧屏上独树一帜。
冠军的奖品据说价值数千元，这在1992年是个相当不菲的数目，张蒙晰得到了巨大的景泰蓝花瓶、青年画家施大畏画的《仕女图》，以及一台海鸥牌相机。
张蒙晰说这场比赛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她觉得“礼仪小姐”和纯粹选美有本质区别，在那个单纯的年代，官方组织的这场活动偏向文化且大气。之后全国各地进行了各种“小姐”选拔，商业味道渐浓、身材相貌占了上风……当上海终于出现大群穿着泳装在泳池里拗S型的选美比赛后，选美被勒令停办，坚决取缔。20世纪90年代沸沸扬扬的“选美”活动就此偃旗息鼓，消失多年。
今生
比赛之后，“礼仪小姐”张蒙晰和“礼仪先生”以及另外两名获奖选手被委以重任挑大梁，以汉英双语主持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式。那位来自外贸学院、唱歌酷似张国荣的“礼仪先生”已被人遗忘，另外一名女主持是后来成为演员的陆玲。“礼仪小姐”第二名是日后东方电视台的当红主持夏琳。
今天的超女好男有签约公司一整套商业包装。1992年时经纪公司很少，只有广州白天鹅唱片公司三番两次地找张蒙晰签约，但她觉得唱歌始终不是终生职业。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工作生活。文化局会安排一些活动，例如通知她主持某服装品牌的新闻会。大家那时都没商业活动经验，年轻的张蒙晰被告知根据稿子说一下，然后让记者提问，要没人提问就宣布结束好了。结果，现场真的没人发问，张蒙晰当真说结束，品牌公司急了，接过话筒赶紧自我介绍来圆场。
除了主持，上海还给了她许多拍影视剧的机会。长相甜美的她，和“韩小乐”战士强主演50集《欢乐家庭》，1995年主演了胡雪杨的艺术电影《牵牛花》。也有各类广告找上门，拍个化妆品广告，还得她自己先化个妆。
拍《若男和她的儿女们》时，恰逢上海开设音乐频道，剧组有人推荐了她。从此，张蒙晰变成在电视里介绍歌曲的“梦溪”，这个艺名取自《梦溪笔谈》。她有了单位编制。
第8篇
一、语言接触与双语现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讨论语言接触的热点主要集中于双语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希望通过对双语现象的研究，能对语言规划、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外语学习提供帮助。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角度对语言接触进行研究的Appel与Maysken认为，研究语言中的变化应该从研究双语现象着手，因为语言接触必然导致双语现象[1]。双语现象是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中，由于语言使用者的自然接触而通过口语途径产生的。它是自然语言接触的必然产物。但是，在民族结构比较单一的社会语言环境中，语言接触通过各种媒体、学校教育等间接接触方式产生。由于民族的接触和语言的接触，一个民族的部分人掌握了对方民族的语言，并使用对方的语言进行交际，这样就出现语言兼用即双语现象。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双语现象是指少数民族兼用主体民族的语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兼用对方语言的现象。双语现象自古有之。有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就会有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产生双语、多语现象。从语言接触的方式上分析，双语或多语现象是自然语言接触的产物。它是与国家的语言制度、语言使用法规相关的“双语制”性质不同的语言使用现象。
在西方国家，关于语言接触的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是从对语言变化中借词的作用进行的探讨开始的。而对语言接触进行有意识的研究则始于19世纪末。在近代世界史上，19世纪是帝国主义疯狂扩张的时期，由于语言融合的加剧，混合语随之产生。面对当时出现的语言现象，语言接触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研究方法从比较研究转为实地调查研究。60年代至70年代，研究内容转为以本国语言为主。80年代是语言接触研究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诸多的论文和专著。
在中国，语言接触研究是在后才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的。当时，先是对全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正规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后来连续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学术论文和专著。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论著的理论研究还不能说很严密，对语言接触中产生的变化所作的描写和分析也流于表面。近几年，随着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加上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传入，开始重视对语言接触进行理论、方法的研究。较有影响的如多年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的袁焱，以阿昌族个案调查为依据论证了语言接触引发出的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及语言转用等三种结果《(语言接触语言演变：阿昌语个案调查研究》，2000年)。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经验的朱学佳，以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和应用语言学中介理论为基础，通过随机抽样调查统计，深入细致地分析描写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汉语使用的语言基本面貌，囊括语音、词汇、语法的种种变异特征，分析并论述了维吾尔族的汉语使用变异现象《(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变异研究》，2007年)。
双语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做不同的分类。从兼用语言的角度可分为:①民兼汉型，即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兼用汉语。②汉兼民型，即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在使用汉语的同时，兼用少数民族语言。③民兼民型，即某一少数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兼用另一种或几种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新疆的维吾尔族社会的双语现象属于①和②类型。按双语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分为:①普遍型，即双语人口占该民族总人口的50%或以上的类型。②局部型，即双语人口占该民族总人口的50%以下的类型。③双语起步型，即双语人口占该民族总人口的比例不到10%，双语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类型。④萎缩型，即双语发展到高峰期以后多数人逐渐放弃本民族语，只掌握其他民族语言，只有少数人使用双语的类型。新疆的维吾尔族的双语人口只有1%左右[3]的属于类型③。现在维吾尔族的双语人在日益增多，而且语言使用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我们关注维吾尔族的生活语言实况，在他们的会话中既会出现汉语借词也会出现语码混用。
二、自然语言接触与新疆的语言使用概况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交汇的地区也是古代东西方(中国、俄罗斯、伊朗）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因此，在新疆使用的语言系统中，可以找到在此交汇的三大语言、三大宗教、三大文化的语言文化背景。现代维吾尔语是在公务活动、社会交际、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民族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普遍使用的公用语。它分为中心方言、和田方言和罗布方言，三种方言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现代维吾尔语书面标准语是在以乌鲁木齐土语音位系统为代表的中心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过多次规范，现代维吾尔文学语言成为现代维吾尔人使用的统一语言。词汇中除有突厥语族诸语言的共同词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来自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俄语的借词。并且其是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
新疆地区现有55个民族，总人口2181.3万(2010年)，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等13个世居民族。在这些民族中，使用频率较高、范围较广的语言有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在文学艺术、广播电视领域，用维、汉、哈、蒙、柯、锡、英等多种语文创作、翻译和演播。自治区党代会、人代会、政协全委会同步互译维、汉、哈、蒙、柯等5种民族语文。自治区机关同时使用维、汉两种文字行文。基础教育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俄罗斯等7种语言进行教学。由此可见，在新疆，社会的各个领域有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但是，由于在多民族、多语言的新疆，各地不仅自然环境不同，而且生产方式、社会环境、民族人口分布情况、语言使用状况也有所不同。多民族杂居的大中城市，不同民族在交往中交替使用两种或多种民族的语言。社会语言环境本身就是自然双语或多语环境，产生自然语言接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自然掌握另一种语言。因此，乌鲁木齐、石河子、昌吉等汉族较多的大中城市，除本民族社区以外的社会空间里汉语的使用频率高。在日常生活中，维吾尔族和汉族相互接触对他们的语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民族结构以及社会语言环境单一的地区，例如南疆三地区(阿克苏、喀什、和田)，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维吾尔语是社区主要的交际工具。在这三个地区，其他少数民族也精通维吾尔语。如维吾尔语和柯尔克孜族语的接触是亲属语言之间的接触，其接触对柯尔克孜族语的语言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一部分柯尔克孜母语者放弃母语转用维吾尔语。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频繁接触，出现了不少精通维哈语或哈维语的双语人。#p#分页标题#e#
三、乌鲁木齐维吾尔族的生活语言实况———借用汉语及语码混用
近几年，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交往需求增加、观光旅游人数增多和流动人口大幅度增加的状况，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环境和语言使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人们的语言意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民族中，根据语言的经济价值来选择教学用语或学校，选择便于交流的语言作为生活用语的人与日俱增。例如，与汉族杂居的维吾尔族，在长期的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借入了大量汉语词语,并在交际中不时运用汉语借词及语码混用。乌鲁木齐作为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上中国西部重要的商贸旅游名城，如今已成为国内外经商者的理想城市。乌鲁木齐自然人文景观奇特，饮食、购物、娱乐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吸引着国内外大批客商、游人纷至沓来。现有人口311万(2010年)，其中汉族233.1万，占74.91％，各少数民族78万，占25.09％。
乌鲁木齐以人民路为界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人民路以北是汉族较多的杂居区，街道的气氛类似于内地的大中城市。人民路以南是维吾尔族较多的杂居区，建筑物的外型、人们的长相、服装、街道的气氛、从店铺传来的音乐等都与北区不大相同，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为了了解维吾尔族居民的语言使用实况，笔者在南北区的小区做了访谈和观察。访谈对象是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及其他家庭成员。在南区，选择A小区。A小区建于2003年，居民大部分是维吾尔族，有少数的哈萨克族和汉族。小区居民从南北疆移居来的较多，多属于中高等社会层次的人。小区的周围有维吾尔族经营的小门诊、理发店、书店、餐厅、买菜的小店铺。小区内有儿童游玩的场所。笔者每天下午在小区听录孩子们的会话，跟他们聊天，观察他们在小区周围的店铺购物时使用的语言。在观察家庭语言使用时，主要关注家族成员间的自然会话，家长指导子女时使用的语言，常用的媒体语言等。笔者首先关注了孩子们游玩时的会话，他们基本上用母语———维吾尔语交流。但是，会话中时常出现汉语借词和运用语码混用。特别是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家电术语、与饮食蔬菜有关的词等使用语码混用或汉语借词的频率最高。例如“:游戏机”、“电脑”、“电视”、“微波炉”、“空调”、“炒面”（以上6词为语码混用）“、黄瓜”、“白菜”（此2词为借词）等。他们虽然能用规范的维吾尔语表达这些名词，但由于人们首先接受了其汉语名称，加之汉语借词简短，因此，不仅是孩子，就是成年人在口语中也普遍使用。他们用的这些汉语借词或语码混用，无声调，发音也被维吾尔语化。说一句完整的汉语句子时，时常出现语法错误。任何一个家庭中家族成员的会话都是用维吾尔语进行，但或多或少地使用汉语借词和语码混用。例如“:bi耷蘩a耷(冰箱)niyepiw藓t”(把冰箱关掉)，“d藓n蘩i(电视)ni尴t蘩urirw藓t”(把电视关了)，“蘩u諨i(手机)rimnieliwit藓”(拿一下我的手机)等(划线部分是语码混用)。
孩子们有时候去小区周围的汉族人经营的店铺购物。他们虽然用维吾尔语的语序和思维、用不准确的汉语发音和声调、往往不使用量词，但也能跟店主沟通。例如“:买牛奶两个”、“t蘩藓z藓(茄子)和laza(辣子)买”(划线部分是汉语借词)。类似的错误也频繁地出现在成年人的会话里。有的人在一些没有必要使用汉语的场合，也勉强说不标准的汉语。例如:告诉别人自己的电话号码时，对方就是维吾尔族，他们也用汉语，这种现象不管是在年青人中，还是老年人中都普遍存在。这说明，语言经不同的民族接触后，双方都通过语言接触而获得了对方的语言知识。尽管所得到的语言知识不完整，但为了方便，他们也灵活地利用有限的汉语能力，努力克服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障碍和种种困境。当然，其中也有汉语发音、声调非常准确，说话很流利的儿童。笔者访谈的孩子的年龄差距不大，他们都在离小区不远的S民汉小学接受相同的教育。但是，家庭出身、父母的学历、籍贯、家庭中的语言使用等因素也直接影响孩子的汉语表达能力。在有些家庭，家长为了提高子女的汉语听力和表达能力，要求每天在规定的时段内收看汉语电视频道，收听汉语广播节目，阅读汉语童话，在家庭中也为子女提供与汉语接触的机会。
乌鲁木齐北区的维吾尔族人的生活语言,与南区比有比较明显的差别。首先，与南区不同的是北区的住宅区或小区汉族居民较多，维吾尔族居民较少，是汉族为主体的杂居区。笔者在K大学的M住宅区进行了访谈。它的规模比A小区大，居民都是K大学的教职工，气氛与A小区大不相同。倾听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的会话，会让人以为都是汉族儿童。但是，其中也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的孩子，他们一起嬉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儿童也精通汉语。就是维吾尔族孩子一起玩游戏时，也听不到一句完整的维吾尔语会话，使用汉语借词及语码混用相当多。汉族为主的杂居地区，社会语言环境促进了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接触，增加着少数民族母语中汉语借词及语码混用的运用。例如:笔者用维吾尔语问在打羽毛球的小女孩“:Api耷izbarmu?”(你妈妈在家吗?)她用一半汉语，一半维吾尔语回答我说“:Apam做饭qiliwatidu(妈妈在做饭）。”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词语的借用。词汇是反映社会最为敏感的部分，也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层面。词汇的借用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交流在语言上的必然反映。通常的情况是，单一民族聚居不利于语言之间接触，出现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的可能性小，而有利于本民族语言的保持。但是，近几年口语中借用汉语词语的语码混用现象不仅是在乌鲁木齐市，就是在汉族人口较少的南疆各地区也在普遍化。
四、校园中的语言使用情况———乌鲁木齐市的民汉合校
自建国以来，新疆有三种类型的学校，即民族学校、汉族学校和民汉学校。民族学校是以少数民族学生为教学对象，少数民族语言为教学语言的学校。
在校园中基本上没有与汉语接触的机会。汉族学校的教学对象不仅是汉族学生，也有个别自愿入校的少数民族学生，教学语言是汉语。民汉学校是在同一个校园内既有少数民族学生，也有汉族学生的学校。在2000年以前，前两种类型的学校比较多见。从2000年起，在新疆开始实施民族学校和汉族学校的合并的“民汉合校”政策。其目的是给少数民族学生提供能与汉语接触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通过民汉合校，有一部分问题得到了解决。例如：灵活地利用师资力量，解决了民族学校的超编问题和汉族学校的缺编问题。较好地运用教育资源和教学设施，解决了汉族学校的教室不足问题。但是，通过民汉合校的形式给少数民族学生创造与汉语接触的语言环境的目的，目前还未完全达到。实际上，不少学校只是形式上的合并，教师们的办公室是分开的。#p#分页标题#e#
在教学、教研、课程设计等方面，汉族教师和少数民族教师没有任何交流。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教学楼也是分开的，有些学校的运动场都是分开的。就是课间休息时间，学生们也没有任何交流，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跟同班同学用母语沟通。新疆各地区，根据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决定，积极兴建、改建民汉合校，使民汉合校由2000年的461所增长到2004年的656所，增长了42.2%，增速逐年加快[4]。2008年笔者对民汉合校的实况做了调查、访谈了参与并从事民汉合校工程的研究人员。全新疆现有民汉合校891所，乌鲁木齐市基本上全部实现了民汉合校，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了与汉语接触的语言环境,同时给汉族学生提供了接触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环境。笔者进行调查的几所学校，除了学校安排的集体活动外，几乎没有维吾尔族学生和汉族学生一起学习，互相交流的情景，看到的却是他们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所采取的互不相干的态度和行动。了解维吾尔族学生在课外时间的语言使用情况时，发现他们基本上用维吾尔语交流,有时出现语码混用，比如：“pi諨ir(皮筋儿)”、“sabo(沙包)”，有时借用个别汉语词语，比如：“t蘩uh藓i(球鞋)”。在教室里，他们互相借用教学用品时，也常使用“t蘩iza(尺子)”等汉语借词或“t蘩藓nbiher(铅笔盒)”、“yubi(油笔)等语码混用。这些词语虽然有规范的维吾尔语表达方式，但是他们愿意使用汉语。其中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自己用的是维吾尔语词汇。这说明，维吾尔族借用汉语词汇及语码混用是无意识的自然选择。其原因我们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由于新疆地区民族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民族间的接触、经济和文化交流自然地导致了各民族语言的接触。第二，我国的语言关系可以说是双向的、互动的，但它是以汉语为主体的语言关系。因此，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接触，基本上是以少数民族习得汉语为前提的接触。第三，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日益提高，汉语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际上也成为最新的强势语言。因此，少数民族家长为了使自己的子女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为了日后择业有更广的出路，希望子女从小学习汉语。正是这些原因促使维吾尔族居民互相交流时也积极、主动地使用汉语借词及语码混用。
五、间接接触与双语教育
语言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引起语言变化。语言接触研究的内容是一个系统的网络，更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研究的内容有许多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语言接触对语言结构的影响。包括语音、语法、词汇、语义、语体等，其中又含借用、代替、混用等。（2）研究语言接触对语言使用功能的影响。包括语言功能的变化和转移，其中主要是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3）研究语言接触中的社会因素。包括民族地位、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关系、人口、婚姻、等。（4）研究语言接触中的心理因素。包括语言识别、语言态度、语言取向、语言使用动机等。（5）研究语言接触带来的与语言使用有关的问题。包括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双语教育等[1]。一个少数民族或一个少数民族成员，为了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自愿去学习其他民族语言时，一般来说，语言学习者不会感到学习压力，从而能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因此，语言接触研究中不可忽视各种非自然的语言接触（间接接触），即通过语言政策、经济因素、学校教育、语言态度等多方面因素给少数民族语言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双语教育就是非自然语言接触的一个实例。
双语教育是我国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组织的双语教育开始实施和研究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推行双语教育，一方面是为了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享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另一方面是通过学习国家通用语———汉语，来保证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实现共同进步。在各民族地区实施的双语教育，基本上是“民族语言+汉语”。但是，由于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的不同，采用的双语教育模式也有所不同。这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基础教育阶段以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为主，在适当年级开设汉语课的模式。第二种是，以汉语教学为主，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本民族语言文字为辅的模式。
经过50多年的实践，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在全国使用民汉双语教学的学校有1万多所，在校学生达600多万人。使用21种民族语言在中小学不同层次地开展双语教学[5]。但是，由于各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条件、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双语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多样性。到2004年为止，新疆地区的双语教学模式是，以少数民族的第一语言———母语作为教学语言,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教学为主。由于各地区的社会语言环境、语言使用状况和使用范围等方面的差异，新疆地区双语教学模式又可细分为：（1）长期单一存在的双语教学模式；（2）长期并行存在的双语教学模式；（3）过渡双语教学模式等三种。2004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双语教学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确定了少数民族中小学逐步过渡到全部课程用汉语授课，同时加授母语文的双语教学方式。按照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积极推进少数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深入开展。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奎屯市、昌吉市、库尔勒市、哈密等大中城市的所有少数民族小学，在2004年已实现从一年级起引入汉语“语文”。计划要到2010年实现母语文以外的其他课程均用汉语授课。北疆和东疆的市县以及南疆地、州所在地的城市中，所有的少数民族小学，要在2007年前实现从一年级起开设汉语“语文”，2013年实现母语文以外的其他学科均用汉语授课。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小学，要在2010年以前实现从一年级起开设汉语“语文”，2016年实现母语文以外的其他学科均用汉语授课[6]。乌鲁木齐市在2006年秋季，在实现全市小学民语系三年级“数学”学科使用汉语授课的基础上，在2007年秋季，小学民语系三年级“科学”学科也开始使用汉语授课。预计到2008年秋季，小学民语系三年级除母语文以外，其他学科均使用汉语授课。
2011年秋季，小学各年级除母语以外，各学科均使用汉语授课[7]。根据目前新疆双语教育的发展情况，有的学者认为，新疆地区的双语教学模式，将由以汉语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传统教学模式逐渐发展到以汉语作为教学用语的双语教学模式。有条件的学校，还将开设外语课，实现“三语”教育的模式[8]。众所周知，双语现象发展到一定时期，语言就从兼用发展到专用时期。间接接触与双语教育，与直接语言接触的产物———双语现象有所不同。双语教育是以国家的双语制为基础，以语言政策为法律依据，实行的两种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和主体民族语言)教育。政府及教育部门，一方面为了满足人们对学习汉语的要求，一方面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在不断地强化双语教育工作[9]。人们往往会选择自己最熟悉、用起来方便快捷的语言为生活用语。而选择教学语言时，往往会考虑到升学、就业和将来的社会地位等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一些客观因素。因此，不管研究直接语言接触，还是间接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我们关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人口、宗教等客观因素的同时，还要关注语言使用的主观意识。#p#分页标题#e#
第9篇
摘 要：本文介绍了古代语文教育文化传播的历史返观，包括汉代、魏晋南北朝、宋元、明代等时期。
关键词：文化传播；历史返观；语文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在教育上主要是传播儒家文化、弘扬儒家的文化价值观（兼有释、道等的文化价值观），这些无不是对儒家文化观的体现和融通。我国古代文化是儒释道并举、海纳百川的文化，其间道家一直在和儒家的融通中起着自己独特的作用，使得我国古代的文化在儒家经世致用的价值观下保持着超然物外的气度，保持着文化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塑造和提升，他们强调“行不言之教”，强调潜移默化的文化对人的影响。
1、汉代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汉代教育崇尚儒术，对后代的语文教育影响甚大，“把语文教学看成是经学的附庸，认为学语文只是治经的手段”，“重视识字写字教学”，“重视教师的讲解”。由于重视经学，就形成了对先秦书面语言的高度重视，为经学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也奠定了以经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长久占据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主阵地的基础；由于重视识字与写字，逐渐形成了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的“小学”，这为进一步巩固经学和强化我国古代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视教师的讲解，保证了传统的主流价值观的传承。但这些也为后世的语文教育带来了不小的消极影响，比如，造成了在教育内容上书面语言和历代口头交际语言的长期断裂（这一局面直到五四才得以纠正）；教育方式上的食古不化，缺乏创新，这也导致了长期以来经学文化的垄断和新文化的举步维艰。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三苍》、《急救篇》等蒙学教材，为后世的语文教育开辟了蒙学之路。
2、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混乱，官学时断时续，教育时兴时废，但语文教育却有不小的成就：家学盛行，父子传授，形成了古代教育史上的家学传统，如王羲之一家的书法教育，这一传统深刻影响着当时的语文教育，也为后世开辟了一条家学的传统；清谈玄学，为避言论得祸，这一时期清谈玄学风气大盛，虽使当时的语文教育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远离了时代的需要，但对时人的语言训练却起到积极的作用；蒙学兴起，其主要内容是识字写字，出现了以《千字文》为代表的蒙学教材，它们成为我国古代基础教育和文化渗透的有效工具；佛教大兴，在传播佛家经典时，为使大众听得懂，采用了当时的比较口语化的讲解方式，对一般群众进行了基本的语言教育，虽主观上起到了麻痹大众思想的作用，但在客观上对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佛家文化和汉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汉民族文化价值观里融进了新鲜的血液；文学作品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以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写的《昭明文选》为代表，这时期人们对“文学作品有了一定的认识，当时人已经能够把文学与经学、史学、玄学分开，这种认识反映在《文选》的编撰上，就是经书不选，子书不选、说话的记录不选、史书一般不选，只选其中有文学价值的{论序述”18，再加上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等文论的出现，文学作品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在语文教育上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它不仅开启了我国语文教育文选型教材的先河，还重视文章的艺术成就，使得文学作品独立出来，是一种新的语文教育观的确立，对以后的语文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官话”教学和“双语学习”得到重视，这一时期是一个民族文化（包括异域文化如佛教等）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由于战乱和政权的迭次更替，为满足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人员的交流，南朝兴起了“官话”教学，北朝兴起了“双语” 学习，在满际需要的同时，各种文化也得以传播和交流，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多元文化传播与交融的黄金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海纳百川的特性得以张扬，文化内涵得以丰厚，奠定了以汉民族文化为核心融通各民族文化包括外来文化的多元向心文化的文化品性，这种文化品性为隋唐的大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3、宋元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宋元时期，宋代政治的封闭性导致了汉文化在哲学和文化思想上追求道德思想的完美、明心净性精神提升的理学思想，语文教育思想也随着“理学”（“新”儒学）产生和发展而演变。宋代的理学家大都是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教育名师辈出，唐宋家中宋代的六大家不仅继续发展着韩柳古文运动，还以他们的文学业绩极大地影响了语文教育；民族文化的交融继续发展，特别是元代文化，以汉文化和的蒙族文化交融为核心，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文化进一步交融。虽然这一时期的科举考试逐渐失去了隋唐时的文化活力，但在考试之外，为了满足民间的交往，在交际上民间语文朝着实用化发展，元曲的繁荣就是适应这一需要，其代表成果是关汉卿等人的创作不仅成为语文教育的典型内容，更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流传物。宋元时期，颜真卿、柳公权、欧阳洵、赵孟\等人的书法、绘画异彩纷呈，流派众多，成就斐然，作为文化因素深刻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在语文教育上值得提倡的还有以“三”、“百”、“千”为代表的蒙养教育和修身教育，其主旨还是通过这些教育实现“教化天下”的文化价值观。
4、明代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明代是一个旧传统教育思想逐渐僵化、新思想萌芽的时期。一方面，自明太祖朱元璋始，科举考试必须以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范本，强调“代圣人立言”，封建科举考试逐渐僵化，至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敕命翰林学士胡广等编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作为钦定语文教学内容来传播正统儒家思想19；另一方面，明中后期在我国历史上被史家认为是不同程度地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在文化教育方面，有的已经渗透了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具有近代的启蒙思想，如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的思想家李贽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只可惜这种思想的亮光，由于本为游牧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而没能发扬光大，清朝建立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没有继续发展，封建道统得以继续维系，科举考试继续僵化；民族文化的融合逐步走向，汉、满、蒙、藏还有西方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这无疑也促进了语言教育的发展；在教育思想上，黄宗羲等人提倡办学校要崇尚实学精神，“不是为了空学儒家经典，而要有用于天下”20；民间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四大古典小说为标志的民间文学创作渐入佳境；种种态势无疑是对当时社会主流的文化观、教育观和价值观的一种反拨。明清以来，西方文化在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中逐渐呈现出一种优势的地位，西学东渐，中国传统的教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以后，中华文化第一次面临着强势的西方文化而涤荡、迷失、自省，语文教育从思想到形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直至开始并逐渐完成了一种凤凰涅似的文化变革――从文言文走向白话文。
5、结束语
以人文化成为主体的文化传播在我国古代Z文教育中一直是隐藏并立在教化明线后面的暗线，以口头语言、器物上的刻画标记、书面语言等为主要媒体的文化潜移默化在教育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语文教育同呼吸共命运。文化传播在内容上的丰厚性、形式上的多样性给今天的语文教育提供了不少借鉴，特别是在文化育人、人文化成方面的极大成功无疑是今天处于价值多元化社会的语文教育应该努力学习的。
参考文献
[1]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第10篇
关键词:智能科学基础;系列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改革;建设
在国家教育部质量工程的支持下,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对国家级精品课程人工智能[1-2]和智能控制[3]、全国双语教学示范课程人工智能和国家级智能科学基础系列课程教学团队[4]等进行持之以恒的改革与建设,取得一些成果。
“智能科学基础系列课程教学团队”的教学队伍是一支由国家级教学名师领衔[5],知识结构、梯队结构和年龄结构比较合理,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课程优势、人才优势和教学科研优势的颇具特色与影响力的教学团队。该团队以中南大学智能科学研究中心为核心,主要承担人工智能基础、智能控制导论、机器人学、专家系统等本科基础和专业基础课程,硕士学位课程人工智能、智能控制和机器人控制技术以及留学生硕士学位课程Artificial Intelligence和博士生学位课程智能系统原理与应用的教学。
教学团队在建设过程中,注重教学改革,加大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力度,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在课程改革、教材建设、教学手段、队伍建设以及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一些进展。本文拟就教学团队的改革与建设的相关理念与实践问题加以总结,谈谈我们的见解。
1创新教学方法
教学是教师的本职和核心工作。本教学团队一直致力于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虚心学习国内外先进教学经验和方法,积极探索教学新路,形成了“以趣导课、以疑启思、以法解惑、以律求知”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6-7]。充分激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多方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用了课堂演示、课堂互动、课堂辩论、课后网络教学、网络实验等一系列现代化全方位的教学新模式。此外,为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理论水平,让学生直接参与部分教师课题,理论联系实际,为毕业后的工作学习打下良好基础。具体措施如下:
1) 举行课堂讨论会,营造自由探索氛围。
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多次开展课堂讨论会和辩论会等活动,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分析整理,提出自己的观点,使学生全方位地接触所学课程,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真正实现师生互动,并鼓励学生用英语讨论。学生对有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激发了学习潜能,明确了学习目标。课程中还经常请来在科研工作中担任主要任务的教授和博士生来给学生介绍最前沿的科学动态,激发学生们对所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的兴趣。在研究生教学方面,我们更进一步通过举办课程课堂学术研讨会,让学生在一年级就开始接触学科前沿,自己查阅资料和动手写科技论文,并在研讨会上宣读讨论,培养独立工作能力和从事学科前沿研究的能力,为将来的高层次研究打下基础。
2) 倡导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学习能力。
注意采用面向问题的启发式方法进行教学,启发学生求解问题能力,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教学中还注意采用了多种交互式策略,如课堂教师提问、鼓励或指定学生用英语提问、学生就某个知识点进行主题发言后老师点评等。此外,师生通过互联网进行交互,方式包括Email、BBS和QQ谈和交换文件等。
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创新潜力,对有专业特长的本科生,在自愿情况下,挑选2～3名参与国家级项目研究工作,进行中长期培养试点,实现本科培养过程与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衔接。
3) 增强课程实验教学环节,筹建智能专业实验室。
智能科学基础课程的概念性较强,初学者感到比较抽象,而实验教学又是薄弱环节。因此,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我们对实践教学环节十分重视,设计了一些新的实验项目,探索新颖的实验方法。新开实验项目包括人工智能实验、智能控制实验、专家系统实验、机器人学实验、人工智能课程设计等。对相关课程的原有实验,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增设了个性化的实验,使得学生的实验数据和实验结果分析既有格式要求,又给学生报告自己研究的过程和结果留有空间。这些做法能够鼓励学生进行独立性研究,满足他们学习的需求。通过实验教学,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验证所学理论知识和概念,加深理解,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了他们的创造能力。
除课堂实验外,我们还充分发挥虚拟实验的优点,设计了网络虚拟实验,让学生在课外上网练习。通过虚拟实验,学生可以了解算法的具体运行过程,调整参数和过程,并进行验证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提高学习兴趣,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结合科研,购进和自制部分新设备、新系统,计划建设智能专业实验室,为教学提供更多的优良实验设备。例如,已研制“中南移动一号”和“中南移动二号”自主移动机器人共7台,已购进RCB-1型教学机器人20套等。
教学团队教师还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飞思卡尔”杯智能汽车竞赛活动、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及创新教育计划项目等,取得优秀成果。
2推进课程改革
教学改革是课程建设和学科发展的生命线。我们把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全国双语教学示范课程放在优先建设的位置,并以它们带动其他课程建设,完善系列课程建设,同时新办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2.1搞好精品课程建设,改进双语示范课程教学,稳步推进系列课程建设
本团队着力搞好已有的2门国家级精品课程、1门全国双语教学示范课程,更新精品课程网站,丰富课程内容。为了及时反映上述课程中相关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我们调整了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修订了教学大纲,并对教学内容进一步优化和更新,极大充实了各课程教学内容。同时,通过校际教学活动和网上资源共享对精品课程、双语教学示范课程进行交流和推广,起到较好的辐射作用[8-9]。
为加强精品课程建设,完善和拓展课程体系,在总结现有精品课程的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又建成省级精品课程1门,校级精品课程1门。
为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和学习兴趣,使得学生能够开拓眼界,追踪国际前沿科学研究,本团队长期对双语教学进行研究和实践。除改进人工智能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外,团队承担的其他课程,如智能控制、机器人学、专家系统、数据结构等也实行了双语教学,并为该课程引进英文辅助教材。例如,对人工智能课程,我们先后采用Nilsson和Russell等编著的国外影响较大的英文原版教材作为主要教学参考书[10-11],供学生学习参考。在双语教学中,一般以汉语讲授为主,英语为辅,并对一些关键词同时用汉语和英语表示。对部分章节或某个专题,采用纯英语教学或以英语为主汉语为辅的教学。对PPT课件的编写分为纯汉语、纯英语和英汉混合几种方式。英语教学比例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英语水平而定,其检验标准是学生的接受程度与学习效果,根据这一点来适时调整双语教学中英语对汉语的比例。
通过教改实践,我们承担的智能科学基础课程逐步形成为具有明显特色的课程体系。我们讲授的课程从智能科学的基础课程到专业基础课程,再到专业实践课程,形成了配置合理、特色鲜明、循序渐进、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从基础到应用的系列课程体系。
2.2新办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智能科学与技术是当代科技发展的前沿学科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才需求日益增加,超出了目前高校的培养能力[12]。我校的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方向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具有自身优势和特点的学科,在国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优势。为了促进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发展,经过多年积极准备,我们于2009年申报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并获得教育部批准。通过向兄弟学校学习调研,了解该专业人才需求、专业建设规划,设定适应培养目标的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方案。虽然我们开办“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较晚,但我们从2002年开始,就一直关注和积极参与国内智能科学的学科的讨论与新专业筹备工作[13]。
我校于2009年申报获准,在自动化专业增设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方向,目前已招收2届学生共84人。我们为选读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方向的每个学生选定指导老师。每个学生都可以参加指导老师的课题,指导老师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学识、经验和责任心来更好地管理呵护学生。这一做法取得明显效果,不仅受到同学们的普遍欢迎,也得到了学校的肯定。我们还多次召开师生见面会并通过指导老师走访宿舍,了解每个人的情况。为了消除代沟,努力融入同学当中,学习熟悉他们的语境和思维想法。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创建与建设智能科学与技术新专业,将为智能科学基础系列课程教学建设提供一个更加宽广的平台,并对计算机、自动化和电子信息等学科的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提供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将以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为契机,虚心学习兄弟学校的专业建设的做法和经验,进一步规范智能科学与技术的基础课程教学,让智能科学基础课程教学建设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3加强教材建设
教材是教学的重要工具和资源,其水平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与时俱进,对教学内容不断优化与更新,精益求精地编写反映学科发展的教材[14]。
我们对原有编写出版的教材进行修订,反映新世纪学科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向,以适应教改需要。把这些最新内容用于教学,使学生了解到国际前沿动态和本学科的最新成果。
以相关系列课程为平台,注重教材配套,服务因材施教,着眼长远教材建设。仅2007年以来我们已出版的相关教材及专著如下:
《智能控制原理与应用》,国家级精品课程配套教材,2007;《智能控制导论》,国家级精品课程配套教材,2007;《未知环境中移动机器人导航控制理论与方法》,2008;《机器人学》,第二版,国家级教学团队配套教材,2009;《机器人学基础》,国家级教学团队配套教材,2009;《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第四版,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国家精品课程配套教材,2010;《人工智能基础》,第二版,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国家精品课程配套教材,2010;《移动机器人协同理论与技术》,2010。
4优化队伍结构
师资队伍建设是团队建设的源头,没有一流的教师队伍就没有一流的教学团队。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我们一直采取引进优秀人才和在职培养相结合的做法。对于人才的引进主要通过办专业和办学科点等方式吸引人才,还通过创造教学和科研条件,稳定教师队伍,解决个人的发展问题。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主讲教师的学术积累和教学水平。一是教研组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积极参加重要科研项目,提高学术水平。二是派中青年教师赴国外研修访问,了解和学习发达国家同类课程的先进教学经验、相关课程设置情况与发展趋势,将国外教学思想引入课程教学。
教学始终是教师的第一要务,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素质,我们实施并完善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和制度。
1) 设立名师工作室,实现名师资源共享形成多元化的带教制度,安排高年资的教师对年轻教师进行传、帮、带,可以有业务方面的指导,也可以有认识方面的交流。通过老教师对年轻教师全方位的指导,使老教师的教学理念和经验得以继承,加快了年轻教师的成长。
2) 有计划地安排年轻教师虚心旁听有经验教师的讲课。通过听课,不仅使年轻教师进一步掌握课程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使年轻教师学到了老教师的教学方法和经验,对其今后从事教学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3) 对于第一次上课和第一次上某门新课程的年轻教师,团队都要在课前组织他们试讲。试讲前,安排老教师进行指导,传授教学经验。试讲时,由团队的教师参加听课并对其进行讲评,肯定其优点,指出其不足,帮助青年教师尽快掌握课程的重点,找到更合适的讲授方法。此外,我们还备课,统一基本教案,帮助年轻教师成长。
近两年来本教学团队获得的主要教学奖励就有徐特立教育奖、茅以升教学专项奖等。
5扩大交流合作
我们在做好自身团队建设的同时,增进与全国相关高校和教学团队的交流,学习兄弟团队的建设经验,在课程示范、教材推广、网络资源辐射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们还开展校内合作,联合不同院系进行教学和精品课程的申报与建设,在校内推广改革成果;发表了一系列教改论文;发起筹备《全国智能科学技术课程教学研讨会》;邀请企业界科技精英做本科生就业指导相关报告。
1) 增进校际交流,发挥辐射作用。
我们经常以讲座报告形式在许多兄弟院校进行教学与教改交流。例如,最近一年来就应邀先后到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东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就智能科学技术课程的教学、教改和建设问题作专题报告,在兄弟院校师生中引起热烈反响。已有数以百计的高等院校采用我们编著的教材和网络课程进行教学,国内已有众多的从事人工智能课程和智能控制课程教学的教师,来信来函索取我们开发的课程教案、课程演示和网络课程相关资料等,我们一直尽力地搞好推广和服务工作。
2) 撰写课程改革论文,进行国内外交流。
本团队成员仅近一年多来,就在中国教育开放资源网、中国人工智能学会13届年会、计算机教育、高等理科教育、计算机与现代化等会议及刊物上发表10篇教改论文,在国内外进行交流,起到介绍情况,交流信息和经验的积极作用。
3) 筹备全国相关课程教学研讨会。
为了更好地交流经验,扩大影响和辐射作用,我们发起并联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中国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专业委员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机器人专业委员会、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自动化专业委员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人工智能基础专业委员会,筹备召开了首届《全国智能科学技术课程教学研讨会》[15]。围绕各个学校在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的课程改革与建设、课程和专业教学计划制定和未来发展设想等方面进行交流研讨。通过交流研讨,认真学习兄弟学校的经验,并尽可能汇报我们的经验。我们相信,在与会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本次课程教学研讨会一定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注:本研究获得教育部国家级精品课程人工智能(2003年)和智能控制(2006年)、全国双语教学示范课程人工智能(2007年)、国家级智能科学基础系列课程教学团队(2008年)等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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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0年全国智能科学技术课程教学研讨会征文通知[J]. 计算机科学,2010,37(6):封3.
Construction of State Teaching Group of Series Course for Intelligence Science Basis in CSU
CAI Zi-xing, CHEN Bai-fan, LIU Li-ju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第11篇
“民汉一体化教学”一词最早见于阿斯哈尔?吐尔逊的《依托“双语”教学构建民汉一体化教学模式》（语言与翻译，2010）一文。“民汉一体化”教学是指通过将民汉学生统一编班、统一培养方案、学大纲、统一考核标准和统一毕业标准进行培养的一种教学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在以往汉语言教学班级中插入“民考汉”“民转汉”“双语班”等学生的基础上逐步出现在新疆高校中的一种特殊的教学班级。
1民汉融合式教学的学科性质和理论流派
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演进与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过程不同，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核心是文化多元和教育平等理论。其实践方法主要有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家詹姆斯?A班克斯和斯里特总结出的五种多元文化教育实施方法。但发展到当代社会，两者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问题：在多民族国家或地区，如何既保持差异又能使少数民族较快发展。
借鉴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将其与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具体国情相融合。各界学者着重关注传统的以汉语授课为主的“双语教学”与“民汉合校”的培养经验和管理模式上，典型如李儒忠（2012）所著《莎车民/汉双语教育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等。何奎（2015）在其《“民?h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探索与实践》一文中以翔实的数据阐述了新疆财经大学“民汉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措施及实施效果。关于在推进中存在的障碍，刘永泉（2012）认为民汉学生之间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既不容忽视也不宜强化。马幸荣（2013）在其《新疆高校推进民汉一体化教学阻碍因素分析》中提出各高校师资队伍结构性问题的凸显，行政管理滞后性产生的管理制度不协调导致的制约影响等。
2新疆高等教育民族学生教育模式的改革历程及现状21改革历程――四个阶段
211体系的建立阶段（1959―1965年）
新疆各院校曾经摸索试验，前新疆学院曾采用维、汉、哈、蒙、俄等五种语言教学，但教学计划、教学质量均无标准化模式予以保证。从1959年起新疆高校预科汉语教育体系建立起来，各高校本、专科民族班在开始专业学习之前都先进行为期一年的汉语预科学习。
212停滞阶段（1966―1976年）
1966年，新疆刚刚起步的高等教育民族预科教育被迫停滞。
213恢复前进阶段（1977―1992年）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新疆各个高校相继组建系处级预科部，专门管理预科教育。90年代初又改建为汉语教学研究部。
214革新发展阶段（1993年至今）
1993年新疆各高校先后引进并组织汉语水平考试（HSK），以此为基础，推行汉语分级教学，其后试行实施“23分段”或“113分段”教学进行汉语授专业课。
22“民汉一体化”教学实践模式的实践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05年新疆部分高校开始在部分专业采取民汉混合编班的方式。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的确为少数民族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然而，十余年的推进，目前进展缓慢，“民汉一体化”班级仍停留在少数民族学生人数较少，各种特殊政策协调平衡的实验阶段。在成绩的背后部分问题和冲突也开始显现。
首先，班级缺勤率高，班级纪律不理想。为配合“民汉一体化”教学模式，行政管理部门和后勤部门辅之以诸如“导师制”“民汉合住”“民汉结对子”等措施。但由于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差异的客观存在，不利于班集体的管理与班级文化的培育，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很难有效驾驭全新的班级体。
其次，课堂气氛沉闷，民语言学生课堂参与度低，考试成绩不及格率高。“民考汉”“双语生”、汉族学生，班级学生层次各异，非母语学生面对大量专业术语在课堂和考试过程中应变能力差，厌学情绪浓重。同时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学优惠政策，随着班级中少数民族学生人数的增加，失去了可操作性。
再次，教育衔接上存在断层现象，目前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阶段推行的是“双语教学”，而高等教育阶段“民汉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基本是全汉语教育，在汉族学生无法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情况下，无法做到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传承。
最后，民族学生家庭语言文化融入学校课程不足的消极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纯汉语言文化的教学状态对少数民族学生心理认知是有一定消极影响的。
3新疆高校“民汉一体化教学”模式调研分析
31调研手段
采用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少数民族双语生、民考汉学生、专业课授课教师、毕业生和就业单位人力资源部门人员），调查问卷、组织实地考试、进行试卷分析、实验课内容实地检验等。
32调研结论
321重视过程管理，质量管理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教学质量的调查中，您对授课教师最不满意的三项分别是：567%的学生认为“上课方法单调，没意思”，467%的学生认为“上课没有重点，课后对学生没有要求”，43%的学生认为“教师只顾自己讲课，不管学生感受”和“ 自身业务水平低，知识面狭窄”。
学生“最希望授课教师上课时”的前三项分别为“专业知识能理论联系实际” “上课时生动有趣”“态度和蔼，亲和力强”，选这三项的学生分别为78%、68%和56%，而只有37%的学生希望教师“严格要求，认真敬业”。
在目前的教学体系设计，学生最不满意的7项排序分别为 “教学内容和实践脱节”“课堂理论内容太多，实验课时太少”“实习走过程，效果不佳”“选择选修课时无人指导”“课程前后顺序不合理，没有整体性”。
目前的课堂教学主要以教师灌输式教学为主，并没有考虑到民族学生的适应问题，既忽略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调动民族学生学习的能动性，教学模式设置和改革流程都已到位，但其中的质量管理需要切实提高。
322少数民族学生专业课程课堂参与度低
鉴于部分少数民族学生高考是用第二语言，基础知识储备少，而在专业学习中很多内容需要具备知识储备推导或求证，导致学生对这种汉语言教学方式无法当堂吸收，降低学习兴趣和信心。所以在调研班级中，任课老师均反映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配合度差。
323民族学生以母语为语言的学习参考资料较少，学习交流范围较小
在“您一般一天看财经新闻和读财经类报纸杂志的时间平均为”这个问题上，近78%的少数民族同学选择了“没有看过”和“偶尔看看”，只有极个别的学生选择了“看，大约每天平均半个小时”，没有学生选择“经常看，大约每天平均两个小时以上”。
课堂内容民汉学生所学内容相同，但专业课程几乎没有配套的民语言参考书或相应的影像制品可供学生参考，可从外界获取的信息量匮乏。
324“众口”难调，增加了教学难度，对提高教学质量有很大的障碍
学校也通过“降低及格线”“按实际分数的12倍录入成绩”等措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能顺利通过学校规定的学业标准获得毕业资格。关于学校对民族学生的考试课的加分政策，认为“很好，照顾到基础薄弱的同学，符合实际情况”的少数民族学生学生有61%，但也有33%的学生认为“要求太低，导致民族学生学习没有压力”和“不需要，既然民汉融合式教学，就应该标准完全一样”。
325合班课人数众多，基础薄弱的学生教师无暇顾及
在“您认为目前民汉融合式学习中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可多选）”的调查中，认为“民族同学由于语言的思维转换，某些专业课程有难度”的学生有65%，认为“为保证教学进度，授课教师无暇顾及基础薄弱的?W生”的学生有46%，认为“授课教师顾及基础薄弱的学生，导致整个班级教学质量下降”的学生有32%。
326教师跨民族挂牌上课，选课的短时间内部分老师难以获得信任
关于民汉老师挂牌上课的问题，少数民族学生中有8056%的同学认为“只要专业能力强，汉语水平高，不在乎民汉”，汉族学生中有50%的同学也有该表示，可见民汉族别不是学生选择教师考虑的主要因素。但是民汉教师挂牌选课时，短时间内学生对教师的专业水准和汉语水平不了解，导致部分民族教师在和汉族教师同时选课时面对无人选课的尴尬局面。
327随着民族教学改革的深化，民族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面临较大的难度
首先在对教师培训上，进修访学或民族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等方式，但由于仅能惠及少数教师，并且教师往往会因为不在岗而收入降低、生活不习惯等不愿意进修访学；提高民族教师的学历层次，高校在职研培养计划确实解决了大多数民族教师的学历问题，但培养标准和质量明显低于普研。其次在教学上，一方面，实行民汉混班交叉授课，实际上却出现了对民族教师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从民族班实行学分制的实际情况看，民族学生选课的观念和标准以及对教师的评价，与汉族学生相比存在偏差，给民族教师的压力强度不够。
4新疆高校“民汉一体化教学”持续推进的实践探索建议
41总体原则
民族教育改革进程需要全面的系统设计和系统运作，更需要全方位的配合，首先是学校改革的大环境，需要中央及地方、学校、学院各级领导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其次是教师，如果说教学改革的方案设计是教学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在改革的制度安排下，改革的效果如何，成功与否，取决于教改过程中的参与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双重配合。
42具体方案及实施措施
421切实加强对民汉融合式班级教学工作的关心和领导
每学期至少召开两次工作会议，研究并解决教学工作中重点、难点问题；加强少数民族教学工作的交流，课程组老师每学期定期召开民汉融合式班级、少数民族班授课经验交流会、课程教学研讨会，互相介绍经验，研讨教学方法、教材编写、案例教学，杜绝走过场，要求人人主持一次，场场发言。设立少数民族教学工作优秀奖，严把民汉融合式班级民族学生毕业论文质量关，对承担民族学生毕业论文指导的教师适当增加工作量。
422选派优秀敬业教师担任民汉融合式班级教学任务
精心设计班课程安排，保证每学期的课程门数、难易程度、骨干课程等科学组合与配置，注重实效性、针对性和科学性。
423现行学制的设置实行管理弹性制
目前的学分制允许民汉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但不允许民汉学生分阶段完成学业，对一些想提前结束学业或想继续深造的学生而言，缺乏弹性。能否考虑实行弹性学习制，允许学生分阶段完成学业，更加适应民汉融合教学的培养方向。
424开设俄语选修课，增加职业技能的培训
应考虑到新疆的区位和地缘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需求，俄语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而且新疆少数民族有经商的天赋和传统，开设俄语选修课，可以增加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的选择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就业率。
425丰富教学手段，增强学习效果
在教学方法上，针对民族学生对灌输式教学的不适应问题，大力推广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教学、专题讨论和讲座等教学形式，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形式，并在各班内组建民汉学生穿插的学习兴趣小组，作为课堂上的讨论小组、课后的互助小组、实习中的项目实施小组。
第12篇
双语教学医学生问卷调查
一、引言
中国政府提出要实施教育国际化的方针政策。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国际化。双语教学是实现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国际化的必然选择。现代医学领域也是如此。本文通过对沈阳医学院2012级临床英文专业生理课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探讨了医学生生理课实施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实施双语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医学生生理课双语教学很有必要。
二、医学生生理课实施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1.医学发展的需要
在医学领域，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知识日新月异。医学生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已无法应付临床上碰到的各种问题。一名成功的医务工作者需要不断更新知识，需要了解国外先进的医学技术和方法及国外医学研究现状。所以，外语尤其是英语水平及大量医学英语词汇对于其将来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培养优秀的21世纪医学人才，医学生汉英双语教学实践适应了全球化进程和教育国际化的需求，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需求。
2.医学工作者个人发展的需要
双语教学不单纯是英语教学和语言教学，语言是知识的承载体，在双语教学课堂中，外语已从一种工具变为一种思想，变为医学知识库。学生通过外语这个媒介，可以了解国外原版的医学书籍、论文和研究报告，掌握国外先进的实践和理论。这种优势在医学学科更加突出。在双语教学中，学生会掌握新的研究视角、建构新的知识体系，利于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利于培养精通外语，熟练使用电脑，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以及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现在的医学人才需要考研，考博。而外语在他们考研时所占分数较高。特别是考研，考博复试时及获取博士学位时需要做外语答辩。扎实的医学英语知识会使他们脱颖而出。英语水平高也有利于他们工作后通过为了获得职称晋升需要参加的职称评审外语考试，也有利于在他们SCI等高端国外期刊发表英文文章。
三、实施双语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1.教材和教学内容筛选
双语教材是双语课程资源的核心外文资源，是实施双语教学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制约双语教学开展的重要因素。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本已经出版的适合医学生理学双语教学的教材。由于国外医学教材与国内医学教材编写体系不同。如：在国外，生理和解剖是一门课，教材是一本书。而在国内，生理和解剖教材是两门独立的课程，分别是两本教材。所以，不能照搬国外医学教材，要对其进行选取剥离。编写双语教材是一个团队的工作，除了专业教师，语言方而还要邀请英语专业的教师。因此，自己编写教材和教学内容是一项繁重的工作。要选择时效性比较强的原版教材剥离掉解剖学内容，这样学生可以通过直接读原版教材能获得新知识的优势。教师还要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的科研，查找相应的英文文献作为补充，还可以利用国外好的医学生理学PPT课件资源，还可以利用国内好的医学生理学PPT课件译成英文。
2.双语授课前师生英文水平要达到一定要求
学生的外语水平是双语教学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双语教学很可能打击外语水平较低的学生，增加授课难度。学生听说能力不高对双语教学产生语言障碍，加之双语教学应用国外原版教材，这些教材内容丰富、新颖，阅读量大，能提供该领域最新的专业知识，但对于外语水平较差的学生，这些大量涌现而又完全陌生的信息恰恰成为他们阅读和理解的障碍。鉴于此双语授课前学生英文水平要达到一定要求。
双语课程教学要求双语教师不仅要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还要拥有良好外语能力和扎实的教学能力。师资的能力和水平是影响双语教学的质量。外语专业教师欠缺的是专业知识；专业课教师欠缺的是外语口语表达和思维。师资对于外语和专业知识的难以两全影响双语教学的质量。双语授课前专业教师应当接受英语培训，英文水平要达到一定要求。
3.医学生生理课实施双语教学实践及问卷调查结果
对沈阳医学院2012级临床英文专业55名学生生理课双语教学进行的问卷结果显示：92.72%的学生强烈同意或同意双语教学能够拓宽学生学习视野，有利于获取最新医学信息，7.27%的学生选择反对或强烈反对。92.72%的学生强烈同意或同意双语教学能够扩大学生词汇量，7.27%的学生选择反对或强烈反对。92.72%的学生强烈同意或同意双语教学有利于以后学生考研，考博，及外语答辩，7.27%的学生选择反对或强烈反对。90.9%的学生强烈同意或同意双语教学有利于学生用英文撰写并发表医学方面的文章，9.09%的学生选择反对或强烈反对。87.27%的学生强烈同意或同意双语教学教材不应完全照搬国外医学教材，要对其进行选取剥离，12.72%的学生选择反对或强烈反对。96.3%的学生强烈同意或同意在双语教学中国外好的PPT课件资源可以利用，3.63%的学生选择反对或强烈反对。76.36%的学生强烈同意或同意在双语教学中国内好的PPT课件可以利用译成英文，23.63%的学生选择反对或强烈反对。94.54%的学生强烈同意或同意双语教学中中英文授课比例要适当，不能喧宾夺主，要以医学知识为主，5.45%的学生选择反对或强烈反对。94.54%的学生强烈同意或同意开展双语教学需要学生课前做大量预习，才能提高课堂效率，5.45%的学生选择反对或强烈反对。92.72%的学生强烈同意或同意实施双语教学时教师应当提前把课程PPT交给学生，课堂上强化，7.27%的学生选择反对或强烈反对。89.09%的学生强烈同意或同意实施双语授课前教师英文水平应达到最低要求，10.9%的学生选择反对或强烈反对。81.81%的学生强烈同意或同意60个学生的课堂对于双语教学太大，应小规模授课，18.18%的学生选择反对或强烈反对。87.27%的学生强烈同意或同意实施双语授课前学生英文水平应达到最低要求，12.72%的学生选择反对或强烈反对。89.09%的学生强烈同意或同意在双语教学课堂中如果教师制作英文PPT，结合汉语授课教学效果更好，10.9%的学生选择反对或强烈反对。94.54%的学生强烈同意或同意安排得当双语教学是一种有效的课堂教学模式，5.45%的学生选择反对或强烈反对。
四、结语
尽管目前双语教学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一些问题，双语教学仍然是教学改革的必然发展趋势，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通道。开展双语教学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有的放矢地逐个解决，走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使双语教学真正成为一种培养专业知识扎实和英语应用能力较强的新型人才的有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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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篇
1经济学说史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1内容浩瀚，未体现农业特色
本课程囊括了西方近400多年来的经济思想，包括重商主义学派，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派，边际效用学派，制度学派等。每个主流学派都会有一组类似的核心观点及政策主张。众多的历史线索使得这门课程掌握起来难度不小。学生普遍反映授课覆盖面广，章节庞杂而细碎，核心内容混乱，对所学知识感到既茫然又理不清头绪。在综合型高校中该课程主要以知识本体为切入点，致力于培养研究型人才，而农业院校该课程的教材设置普遍向综合型高校看齐，倾向于课程学术化，自身优势和特色不明显，与综合型大学区分不大，不足以体现培养“三农”人才的教学目标。且课时安排较少，一般为40个课时。由于课程指导思想不明确，学生难以达到宽口径复合型人才的标准。
1.2理论性强，与实务衔接度不高
经济学说史是对前人经济理论的追踪，因此涉及面广且底蕴深厚。每章基本都从生产﹑分配﹑交换等环节来分析经济活动;在理论方面又涉及到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波动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等;在相关课程上又涉及到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历史和哲学等。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社会意识具有独立性，既要考察各时期具代表性的人物和学派的经济观点，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由于学时所限，教师不可能对每个知识点都逐一讲授，对于部分章节只能是高凝练条框式的介绍。这种理论课程注定鲜少营销类课程生动的案例，缺乏会计类课程的业务实训，显得枯燥，难以调动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
1.3重讲授而轻评述
“以史为鉴，方能知兴替”，经济学说史的意义在于提升经济学的理论素养和创新能力，更好地把握当前经济学的发展趋势。经济学说史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不但要注重各学派思想间的传承延续，更要密切联系当今学术前沿和热点经济现象。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关键是激发学生的主体性，鼓励学生把所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完善经济思想的时代感和解释力。由于课时安排为40个学时，教师在授课中为完成教学进度往往只采用罗列陈述式教学方法，很少考虑到高等教育的特点，导致评述缺少时间进行。这种“填鸭式的满堂灌”方法既束缚了学生对知识的探求，也不能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去提升经济思想现实意义的理解和语言应用能力。忽略了师生间的互动，这种空洞枯燥的讲学方式，势必会导致学生情绪低落，影响了教学效果。
1.4双语教学难度大
作为系统介绍西方经济思想演进的经济学说史课程，双语教学无疑是提升学生知识层次和应用水平的新途径。农业院校双语教学起步晚，学生大部分都来自于农村和省内较边远地区，在入学时英语水平就良莠不齐。入校后虽经过一段时间的英语课程系统学习，但由于个人英语学习兴趣﹑基础和学习方法的差异，再加上高校英语分班制讲课的实行，这种差距有逐步增大的趋势。即便是一些已通过国家英语四﹑六级的学生，因长期侧重于笔试成绩，忽视了听读训练和口头表达能力，对专业词汇和文章的精准表达和前后知识的衔接度上还问题较大。本课程双语教学中存在的一种普遍情况是，有的学生对讲授内容尚能接受，有的学生无法跟随老师的教学进度，久而久之会影响教学效果。
2课程教学改革的对策
2.1立足农业院校实际合理安排教案
结合自身优势来设置课程，在教案中增设一些农业经济思想﹑学派和经济专题。如法国重农学派与中国农本思想的比较﹑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农民增收问题等。根据课程教学框架把内容按照6∶3∶1的比例分成3个部分，针对核心内容进行重点讲授，如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等，对辅助内容以学生讨论的形式进行，选择一般性内容由学生课后自学了解，如西斯蒙第的经济思想。要善于用所学知识分析当今热点经济问题和现象。如重农学派对农业问题的理解，对于推进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有何意义;亚当•斯密对政府的认识对我们加快建设社会主义保障性住房体系有何借鉴作用;收入分配理论对于扩大当前我国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这样既能深化对书本理论的认识，又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注重学科的交叉性和渗透性，把与本课程有关联的内容诸如哲学﹑历史﹑宗教﹑人文等反映到教学过程中，着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
2.2注重能力培养，实现教学方法多元化
2.2.1多媒体视频资料法
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提高教学效果。自制多媒体课件，将其并入校园网络。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上网了解课程信息。以图文并茂﹑声像俱佳的多媒体方式教学。使枯燥的内容变得生动直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讲授经济增长理论时，用幻灯片演示的方法把社会经济运行的过程直接生动地演示出来;讲到古希腊经济思想时，可通过展示希腊神庙、城邦建筑和思想文化的图片来展现奴隶制经济的特色及成就。几分钟内的教学效果会远甚于照本宣科10min;播放与相关视频资料，如《摩登时代》﹑《华尔街》﹑《哈佛大学公开课—博弈论》等;通过《大国的崛起》展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物生平介绍。采用这种方法要注意避免一些误区，一是选择适合的材料并截取适当部分，使其贴合教学内容，不能一味追求趣味性而脱离了教案和大纲;二是明确内容定位，点到即止。远离超时﹑超量的“视频轰炸”。本课程历史性强，时间跨度大，切勿喧宾夺主，以眼花缭乱的形式淹没了教学重点。
2.2.2讨论式教学法
经济学说史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特别是对实际经济案例做到深入解释和准确定性的能力。但这恰恰是当前学生缺乏的素质之一。在“讨论式教学法”的实践中，由教师首先挑选出能引发深层次探讨的题目，学生就不同观点和看法进行课堂讨论，来揭示基本概念的内涵和经济规律的实质。为了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论前准备和收集相关资料，教师提前1～2周将讨论题目告知学生，上课时由学生自主发言，教师适时地介入和总结，纠正学生的逻辑错误处，引导学生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使其掌握科学的方法去探究﹑充分表达和反思问题，培养学生思维层次的提高和求知的主动性。
2.2.3比较教学法
经济学说史章节内容较多，不少学生反映记忆起来有难度。因此在教学中可以把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知识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由教师筛选出比较内容，通过纵横﹑正反等对比来求同辩异，减少记忆内容，使知识构架沟通组织起来。把差异性的内容通过比较来区分特性，深化理解。如比较分析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对于财富的不同解释等;至于相似的内容，可以让学生在掌握基本内容后通过横向比较后进行类推，从而减少记忆内容，总结规律。
2.3改革考核体系
克服传统考核重知识轻能力的局限，转为以能力素质的考核为中心。一是考核体系可分为平时考核成绩，实践活动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三部分。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可由教师按照教学需要进行调整。平时成绩的环节包括出勤﹑课堂讨论﹑习题作业﹑期中考试等内容;实践成绩包括论文﹑调查报告与相关项目研究情况;期末成绩包括期终卷面考试成绩。二是在卷面考试题型设置上要建立灵活多样的形式，勇于突破传统题型，加入开卷形式和启发学生思维的新题型。如热点聚焦﹑材料对比﹑英汉互译等。达到以考促教，把教学的重点真正落实到学生的素质提高和能力培养上。
第14篇
关键词 耶稣会士 手稿 成语 官话
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入华，为布道而编纂一些工具书，是为汉外双语或多语词典之滥觞。（董海樱 2003）第一部中外合璧的字典为1575年到达福建沿海的西班牙奥斯定会会士拉达（M.de Rada）根据闽南话用西班牙文编著的《华语韵编》。（吴梦雪 2000：6）从1575年至1800年的二百余年间，西人编写的外汉/汉外字典达65种之多。这些字典大部分为未付梓的手稿，经辗转誊抄，有50多种抄写本一直保存至今。（王立达 1959：127）西人（主要为在华耶稣会士）早期编写的语文手稿从现代辞书编纂的角度看，多编写粗疏，不成系统，仅仅称得上是一些词汇集；此时期的汉语语法书的编纂也大率如此（张西平 2003）。早期西人编写的词典手稿传世无多，对于这些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尤显重要。[1]笔者发掘出的《四字文笺注》（以下简称《四字文》）一书为清前期西人语文手稿，已具汉外词典雏形，后经整理作为汉语教科书于英国出版。本文首先着力考证《四字文》原手稿年份，之后拟从手稿中的四字成语条目、汉字西文注音以及大量非词汇性四字短语条目等三个方面入手，探究其于汉语语言研究的价值。[2]
一、书稿考辨
（一）版本样式及主要内容
《四字文》1854年版正本现藏澳门民政总署大楼图书馆，全一册。采用石版印刷术将手稿印于蓝色纸上，字迹清晰。[3]黄色织锦封面，上绣英文主题：CHINESE MANUAL（按：汉译为“汉语教科书”）。首页总题CHINESE MANUAL之下为墨笔“四字文笺注”，左右侧分别为其罗马字注音SSE TSE OUEN TSIEN TCHOU及书名英译FOUR WORDS LITERATURE （with） COMMENTARY （or）EXPLICATION。下半部印有法语书名。底部为出版事项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54。首页后依次为致辞页、前言、法国东方语言学院1847―1848年度课程介绍、正文等。
正文共75页，收四字语1463条。每页左侧一栏为四字词语条目，每一个汉字下方设西文罗马字注音，右侧一栏为法语、英语译文。全书排版整齐，但汉字书写稍嫌稚拙，显见誊写者为并不谙习汉字的西人。[4]该书除以英译代替原稿中的拉丁文译文，编写者在誊写过程中力求保持手稿原貌，即使遇到明显的错谬之处，编者也未做改动。比如条目“既这是等”，编者没有直接改为“既是这等”，只是在原条目上方用数字标出正确的字序为“1324”。是以原稿的真实面貌在出版时得以完整再现。原稿作者没有按照汉字部首或音韵排序，但对条目的编排还是颇为用心的，规律之一便是将用法或意思相关的条目编排在一起，无形中为很多近义词语做了归类。如（下划线者）：十分闷倦、十分倦怠、力倦神疲；十分宠爱、这等错爱、如此宠眷、可谓溺爱；日有烦恼、心下气闷、所以焦虑、纵有恼恶等等。
（二）书稿溯源
《四字文》前言所能提供的有关原稿作者的线索十分有限，如：1）前言作者（署名Henry Edward John Stanley， 1827―1903）提及：“相信这部短语集的原作者是某位在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经年累月搜集到大量汉语短语并终将其整理成一部集子，且用西文字母为每一个汉字注音，标注的读音为北京话发音，这种发音为当时中国的官员、学者等各阶层人士所共通”[5]； 2） 原始手稿中的每条中文短语均配有拉丁语和法语译文，1854年出版时编辑将拉丁语译文改为英语译文； 3） 原稿作者为统一与方便计，以四字为限搜集短语，导致很多条目辞不达意，如“被叫不过”“交太广了”等。但前言作者仍十分肯定这本书的出版价值，认为它不仅是19世纪赴华外国官员、商人不可或缺的词典，亦是英国本土汉学发轫期急需的一本汉语教材。[6]
以上线索指该书为法国耶稣会士所著，注音为北京话发音。的确，书中多个条目涉及北京，如“在京选官”“征召入京”“进京赴命”“出京回家”等，“京”字均译为Peking；多个儿化词语如“七八碟儿”“揭开匣儿”“哈巴狗儿”“没此事儿”“这个话儿”“绣花针儿”“颇有此儿”（“儿”字均独立注音为eulh^），说明作者与北京关系非同一般，对北京话甚是稔熟。循着“对北京话极为熟悉的法国耶稣会士”这一线索追溯耶稣会入华传教史，据费赖之（Louis Pfister） 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和荣振华（Joseph Dehergne）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两书的记载，在1688年白晋等大批法国耶稣会士抵达北京之前，正式列入“法国耶稣会士”名单且在北京停留过的法国耶稣会士仅有金弥格、方德望、汪儒望、聂仲迁、穆迪我和穆格我六人。这六人中除穆格我曾在北京待过六年，其他几人或“在京投于狱”，或“居京不久即行”，或“居数月”，皆未能在京久留。这也即说明穆格我应是第一位在北京居住过多年的法国耶稣会士，有学习和掌握北京话的可能。进一步说，从穆格我开始，之后的任何一位法国耶稣会士都有可能是我们所论书稿的作者，但穆格我从年份上算是最早的。据此，以穆格我入华时间1657年为起点，可推断手稿至早不会完成于17世纪中期之前。
书稿至迟完成于何时？所幸，美国国会图书馆亦藏有《四字文》一书，其索引附识提供了一条线索：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y Cordier，1849―1925）在其所编著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eca Sinica，1878―1895）中对该书做了著录。考狄指此书为中文成语汇编，原手抄稿属法国外方传教会教士Artus de Lionne，Rosalie主教所有，其后为18世纪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 Deguignes， 1721―1800）的儿子小德经（C.L.J. Deguignes， 1759―1845）的私人珍藏。仔细查对《西人论中国书目》原文，这两条线索并非出自考狄本人，而是考狄参考了法国汉学家颇节G. Pauthier（1801―1873）的著作Vindiciae Sinicae（按：Paris， 1842年版）。[7]Artus de Lionne，Rosalie主教中文名为梁弘仁（1655―1713），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1689年到达中国，1702年返回巴黎。1696年教皇英诺森任命梁弘仁为Rosalie主教，两天后又任命其为四川宗座代牧。（许明龙 2004：8）书稿曾属梁弘仁所有，意味着书稿在梁氏逝前已存世，据此可推算手稿完成不应晚于18世纪初，即1713年之前。综上所述，该书手稿应完成于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初之间。
二、研究价值
（一）四字成语
该书的汉语书名为“四字文笺注”。一般来讲，书面用语谓“文”，“四字文”带有明显的书面语辞色彩；“笺注”一词则来自汉语传统训诂学。单从题目看，著者要搜集的是汉语书面语中（或口语中排除土语要素而加进文言韵味的高级交际用语）以四字为单位且凝结程度较高的文辞，再用西文疏通词义。其编写目的应是用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远未达到汉语研究的程度）。这与耶稣会士自入华以来便形成的重视汉语书面语读写、官话（而非方言）的学习传统是一脉相承的。[8]但由于作者对汉语的认识不够精深，所搜集的条目并非都来自书面语，有很多条目即为日常口语。但这些日常口语，倒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不啻为意外收获。
1463个条目（重复、个别字迹漫漶不辨者除外）可分两大类，前者为凝结程度较高的四字语，多为书面语并带有文言色彩（以下简称“四字语” 类）；后者为自由词组，有些甚至就是完整的短句，具白话或口语色彩（以下简称“四字句” 类），书中大部分条目属于此类。
“四字语”类中多为凝固性较强的四字书面语，文言色彩明显，如：
谨当如教、孰此请行、烦为指教、谨领台命、谨遵教命、指教一二、向日有劳、多多拜上、适蒙见教
感蒙厚情、万望方便、望为助力、已蒙征召、正来告禀、送座献茶、感激不尽、小弟量窄、整衣端肃
整衣束带、整冠束带、年迈身衰、磨墨舒纸、刀枪剑戟、剜心剖腹、弓弩叉戟、孟秋朔日、君正臣贤
顶盔贯甲、弃道从释、舍家弃子、一模一样、避富如仇、感蒙至爱、援笔立就、人逢喜事、明明白白
端端正正、恼恼闷闷、斯斯文文、隐隐暗暗、谦谦逊逊、耽耽阁阁、热气腾腾、怪哉怪哉、甚好甚好
此类“四字语”虽具词汇凝结性，但还不具熟语的性质，未见得有太高的研究价值，而“四字语”中带有熟语性质的四字成语类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成语的早期样貌，值得深入探讨。我们将该书条目与《汉语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比对，其中与《汉语成语大辞典》中的成语[9]条目完全一致的有如下42条：
大惊小怪、宽宏大量、爱财如命、错落有致、一举两得、进退两难、贪赃坏法、垂头丧气、如花似玉
沉鱼落雁、花容月貌、虎入羊群、鸟尽弓藏、年深日久、吉日良辰、探囊取物、以管窥天、人喊马嘶
一窍不通、肝胆相向、东躲、水秀山青、安营下寨、旁若无人、改邪归正、一望而知、不假思索
席地而坐、油嘴油舌、坐井观天、肺腑之言、尽心竭力、罪恶滔天、出类拔萃、络绎不绝、素不相识
妄自尊大、将计就计、手舞足蹈、恼羞变怒、与众不同、水泄不通
与《汉语成语大辞典》中的成语条目意义相同或接近，但用字稍有差异的有如下26条（括号里为《汉语成语大辞典》中所收正条目或副条目）：
听天所命（听天任命/听天委命/听天由命/听天安命）、无束无拘（无拘无束）
不顾好歹/不管好歹（不知好歹）、济困扶危（扶危济困）、比众不同（与众不同）
借势陷人（仗势欺人）、才美兼全（才貌双全）、月貌花容（花容月貌）
牙齿伶俐（伶牙俐齿）、潜踪隐迹（潜德隐行）、藏头遮眼（藏头亢脑）
如行平地（如履平地）、眼空四海（目空一切）、日暖风和（风和日暖）
改换姓名（改名换姓）、嬉笑谩骂（嬉笑怒骂）、百口无辞（百口莫辩/百口难分）
思前虑后（思前想后/思前算后）、尸横满地（尸横遍野）、顿然醒悟（翻然悔悟）
上天下地（上天入地）、不能自止（不能自已）、不分皂白（不察皂白）
惊喜欲狂（惊喜交集/惊喜交加）、半步难行（寸步难行）
对汉语成语做语源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宋无名氏的《释常谈》。（张铁文 1999）最早专设“成语”类并指明出处的词典为清钱大昕（1728―1804）所撰《恒言录》。同时期翟灏（1736―1788）的《通俗编》亦对当时口头或书面常用的成语（如“画蛇添足”“打草惊蛇”）有所收辑（刘叶秋 1983：157―163）。《恒言录》《通俗编》为中国本土学者所撰，大致成书于乾隆年间，至其时，传教士词典的编纂历史已逾两个世纪。朱凤（2005）指出，马礼逊六卷本《华英字典》（1815―1823）中收集了53个成语，比1908年《辞源》对成语的辑录早了一百多年。而本文考释的《四字文》共收成语68个，较国人《恒言录》《通俗编》完成的时间为早，数量比马礼逊《华英字典》多且时间还要早一百多年。这样算来，《四字文》乃西人早期语文手稿中最早关注汉语成语的词汇集，于汉外词典编纂史中开辑录成语并西译之先河，在汉语成语的研究史中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
（二）清前期北京官话音
官话为明清时期汉民族共同语。汉语中的“官”乃“官府、官员”之义，“官话”本指官府中各级官吏使用的语言。“官话”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代文献，常与地方方言对举。（张玉来 2010）明末来华传教士对官话早有认识，《利玛窦中国札记》有言：“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行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u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10]据上文考辨，《四字文》书稿大致完成于清康熙年间，且前文所示《四字文》前言作者曾指出书中每一个汉字“标注的读音为北京话发音，这种发音为当时中国的官员、学者等各阶层人士所共通”，说明该书记录的词语应来自清代官话，其注音所依据的应是清前期北京地区的官话音。
近二十多年来，明清音特别是明清官话音的研究成为音韵学的热点之一。明清音韵学代表性资料《洪武正韵》《韵略易通》《西儒耳目资》《五方元音》等专书的研究都更明确地围绕一个中心，即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鲁国尧 2011）至于研究清代前期官话音可依据的中土音韵材料有《五方元音》《音韵阐微》《诗词通韵》等（叶宝奎 2001：182），但直接用西文记录的材料似不多见。而《四字文》至少能够提供千字以上的汉字西文注音资料，诚可谓足以为据的新史料。笔者还未能对《四字文》一书的声韵调系统做一全面梳理，暂付阙如。以下论述《四字文》在语音方面可深入探讨的价值，希望引起前辈时贤的注意。
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是最早尝试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的词典，其后至18世纪前以罗马字母拼读汉字的文献依次为张西平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一份拉丁字母和汉字（300多个汉字）对照的手稿（张西平 2003：81―84），国家图书馆鉴定其为利玛窦于1588年所作[以下简称“利玛窦手稿（1588）”]，[11]1605年利玛窦著《西字奇迹》及1625年金尼阁撰《西儒耳目资》（徐文堪 1998）。从《葡汉辞典》到《西儒耳目资》，入华耶稣会士完成了拉丁字母拼读方案的制定，罗常培（1930：267―388）称之为“利―金方案”。这三部文献之后至18世纪之前，继有西方传教士的论著涉及汉语音韵及注音方案，如迪亚士、曾德昭、卫匡国、卜弥格、何大化、安文思、万济国、叶孝尊、李明等人，他们著述中的注音系统均传承自利玛窦注音系统或金尼阁注音系统，凡有不同之处则为作者根据本族语正字法做的相应调整。（董海樱 2011：88―111）据我们上文推算《四字文》原始手稿完成于1657―1713年间，距1625年《西儒耳目资》成书时间不算久远，《四字文》的作者为耶稣会士，是否仍秉承“利―金方案”对汉字进行注音？下表列出从《葡汉辞典》至《四字文》五份西文注音材料中所见“天”等九个汉字的注音形式[12]，以管窥《四字文》的注音系统。
由表1 可见，《四字文》仍采用1598年利玛窦等拟定的五个符号表示汉字的五种声调，即 ˉ（清音，即阴平）、 ^（浊音，即阳平）、A（上声）、@（去声）、 ˇ（入声）（徐文堪 1998；利玛窦，金尼阁 1983：336）。我们对全书的观察亦如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四字文》仍有为数不少标注为入声的汉字，如：束shoǔ、答tǎ、誉yǔ、德tě、绝tsuě、别piě、若yǒ、立lyˇ、玉yǒ、的tě、一yˇ、六lǒ、七tsě、日jě、说shuě、肉jě等等。
同样是耶稣会士的汉字注音文献，从《葡汉辞典》到《西儒耳目资》，是研究明末南京官话的重要材料（鲁国尧 1985；金薰镐 2001），上文提及17世纪迪亚士、曾德昭等传教士的著述，其汉字注音的方言依据暂未有定论。《四字文》的汉字注音则是根据北京官话的读音，比前不同。英国驻京使馆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1867年编写出版的一部供西方人学习汉语官话（北京官话口语）的教材《语言自迩集》，被视为第一部关于北京话口语的汉语课本。书中对19世纪中叶北京话语音、词汇、语法做了记录和分析，第一次用西文字母给北京话口语标记声韵调。（张卫东 2002）有学者认为，明清官话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系统，主要以南京音为基础的南方官话，迄清末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北方官话”始见抬头，但完全取代南京话是民国以后。（陈辉 2010）《四字文》成稿早《语言自迩集》一百多年，它的所谓北京官话注音与《语言自迩集》反映的北京官话口语音系是何种关系，又与从《葡汉辞典》到《西儒耳目资》所反映的南京官话音系有何不同，探究这些问题对于廓清明清时期官话音的样貌非常重要。
（三）清代北京官话口语
在早期西人语文手稿中涉及汉语口语学习的小册子最早应是起初作为1584―1588年间耶稣会士利玛窦与罗明坚合著《葡汉辞典》（Dizionario portoghesecinese，1934年于罗马耶稣会档案室发现其古抄本）的正文内容，后被确认为有关语言学的笔记（此小册子标题为“Pin ciù ven tà ssì gnì”）。[13]如小册子第5页中有客问“师傅来（此肇庆）几时”，传教士答“仅两年”的对话。其后至18世纪前涉及汉语口语会话的西人语文手稿十分鲜见，《四字文》大部分条目为“四字句”类非词汇性短语，整编起来便是内容丰富的汉西文对照会话手册，不但为辑录清康熙（1662―1723）年间北京官话口语的珍贵材料，且为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据太田辰夫（1991：212―220），北京话语法特征可以概括为七点（这些特点不都始于清代）：1）第一人称代名词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用“咱们”“我们”区别，不用“俺”“咱”等；2）有介词“给”；3）用助词“来着”；4）不用助词“哩”而用“呢”；5）有禁止副词“别”；6）程度副词“很”用于状语；7）“～多了”置于形容词之后，表示“……得多”“……得远”的意思。
比照以上七个特征，《四字文》呈现如下特点：1）人称代词有“我们”“你”和“他”，未见“咱们”“俺”和“咱”；2）未出现介词“给”； 3）未见助词“来着”，有多例用助词“着”，如“打着火把”“拄着拐杖”等；4）未见助词“呢”，也未见助词“哩”；5）未见禁止副词“别”，但有“不要”的用法，如“不要说嘴”； 6）未见副词“很”；7）未见“～多了”的用法。凡此种种，可见《四字文》似并未呈现出明晰的北京话口语语法特征，但我们从其他条目又找到诸多北京话的影子。太田辰夫（1991：217）认为《红楼梦》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写出来的文学杰作，其叙述部分多为古白话，对话部分接近北京话，如“便”=“就”， “将”=“把”，“与”=“和”，“为”=“被”等。《四字文》也分明可见此类古白话和北京话口语共现的样貌，如“一说便成”“便是万幸”和“就要起身”“就辞去了”，“将我捉住”和“把我截住”，“与他相交”和“先和我说”，“为人所愚”和“被人骗了”等。
《四字文》所收大部分条目为“四字句”，纷繁芜杂，不易归类。可归纳出的问句，如：多大年纪、怎生开口、是卖的么、谁敢不来、甚么官职；数量词组，如：一株老杏、两把青菜、一座大楼、一个酒店；介词词组，如：贴在墙上、用手扯住、和你进去、与你商量；“了”字用法，如：十几岁了、我晓得了、进京去了、打了十棍、枉赖了我；“被”字用法，如：被他、被他谎了、被他看轻、被人笑死。另有“把”字用法、使令句等丰富句式。以下列举出的部分“四字句”条目五花八门，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动有趣：
这等苦气、这个罪名、起课先生、借个使使、吃不多酒、太容易了、十分有趣、真个没有、委的没有
总记不得、有此手段、这般情由、女红针指、止痛的药、小可的事、浑金匣子、十龄、死也不服
少人使唤、落人圈套、事已八九、禀他一声、进去小酌、早知如此、不瞒你说、白眼看人、又来胡说
说话太狂、直说罢了、不能近身、住得安稳、天气蒸热、相公住手、看热茶来、被人笑死、越想越恼
借我用用、说来说去、骂个不住、吞下肚去、将油烧滚、打着火把、点上灯火、取戳子来、买件棉衣
从整体来看，《四字文》原本要收录的是较为雅致的文辞，但却收了一些口语性质的短语，但仍具明显的文语（或古白话）色彩，并非那些俚俗的北京话方言土语词汇。这一特点对我们了解当时北京“官话”的使用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就反映北京方言口语词汇方面则远不及清末威妥玛所编写的北京官话口语教材《语言自迩集》。[14]
附 注
[1]近年有学者在海外发掘出早期西人编纂的汉外双语或多语字典手稿，为早期西洋汉语研究史不断提供新的材料。如姚小平（2007）、董海樱（2011）。
[2]针对《四字文》一书前言、馆藏著录等正文以外的材料的研究，参见拙文《〈四字文笺注〉所见欧洲早期汉学线索》。
[3]1796年，奥地利人亚罗斯・逊纳费尔特发明石版印刷术，1850年，欧洲出现了石版印刷机（来新夏 2000：9）。可见，此书的出版正是在石版印刷机在欧洲出现并推广之后。
[4]《四字文》前言中说明：书稿的誊写工作由大英博物馆的誊写员Hornblow完成，另两位人员完成校对工作（笔者译）。
[5]此段英文原文为：“This Collection of Phrases is believed to be a fragment of a very extensive work by some one of the French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s that of Peking， the Language of all scholars and official persons， which in China means all persons of rank.”
[6]对于19世纪初的英国来说，中国十分遥远而陌生，英国公众对中国的知识十分贫乏，也缺乏了解的兴趣，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在英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是很少的。（黄长著 2005：256）
[7]考狄《中国书目》法语原文：“Cet ouvrage est de labbé de Lionne， évêque de Rosalie， de la Congrégation des mission étrangères. Ce ms. provient de la bibliothèque de Deguignes fils （no. 497 du cat. de sa bibliothèque） et cest lui qui ajouté le titre franais.（Pauthier， Vindiciae Sinicae，p.14，Note.）”
[8]从罗明坚、利玛窦开始，《四书》等中国古代典籍一直是耶稣会士学习中文的教材。（张国刚 2001：251）
[9]《汉语成语大辞典》出版说明中指出：“《汉语成语大辞典》是在《汉语大词典》基础上，对其中成语词条进行甄别、正误、删繁、改写而成的，同时还增补了一些常见而漏收的成语，词典共收古今成语近2.5万条，所收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成语，其他一些非成语性的固定短语如谚语、俗语、惯用语等，原则上不予收录。”
[10]有关来华西人对汉语“官话”的认识，还可参阅江莉（2011）。
[11]张西平（2005）经考证认为此“利玛窦手稿”并非利玛窦所作，但完成年份定为1588年则无误。
[12]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魏若望编《葡汉辞典》，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等出版，2001年；利玛窦手稿（1988）依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书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西字奇迹》依据明末程大约《墨苑》影印，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译著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年；《西儒耳目资》依据明天启六年王征张问达刻本影印，《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3]陈辉（2007：158―162）认为在诸多《Pin ciù ven tà ssì gnì》的汉语对应名称中，古屋昭弘之“宾主问答私拟”最为妥帖。
[14]《语言自迩集》收录清末北京话口语词的情况可参阅张美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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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关键词：中医药；中医养生；知识管理；本体；语义网；知识服务
Doi:10.3969/j.issn.1673-7571.2016.04.026 [中图分类号]R212;TP182 [文献标识码]A
如何基于中医养生学的理论体系对各类具体的知识资源进行合理组织，是中医养生知识管理的核心问题。另外，中医养生知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何面向百姓提供权威、准确的中医养生知识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下文带着这些问题，分析中医养生知识管理的现状并提出未来的发展思路。
1中医养生知识管理的现状
中医养生学是中医药理论和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中医养生知识共享多通过师徒承袭和行为影响的方式进行。将中医养生名家的隐性知识转换为显性知识，进行妥善保存和广泛传播，是中医养生知识管理的核心任务。中医养生典籍是承载中医养生知识的主要载体，兼具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实用价值，在养生文化传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2]，现存的涉及养生理论的古籍约有600种。当代中医药工作者正致力于对这些古籍进行搜集、整理、校点和收藏，挖掘其中宝贵的养生知识。作为其中的一项代表性工作，曹洪欣、张志斌等从现存的中医养生著作中挑选出代表性、富有原创性的品种，以最佳版本为底本进行精心校点，编成《中医养生大成》[3]这部著作。由于典籍历时已久，纸质易破损的特殊性，限制了人们对古籍的利用。为此，中医药工作者开展了中医养生古籍的数字化工程。例如，范为宇等构建了“中医古籍养生数据库”，对110种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并通过互联网提供古籍检索和阅览服务[4]。又如，臧知明[5]根据《黄帝内经》的语言特点和思维方式，提出了《黄帝内经》养生知识的表达模式，初步构建了《黄帝内经》养生知识库。这些工作表明，数字化技术为中医养生古籍保护及知识利用提供了有效方法。当代中医药工作者还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教材和专著。以“中医养生”为检索词，可从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检出12477篇学术论文以及121本图书，其中包括刘占文主编的《中医养生学》[1]、郭海英主编的《中医养生学》[6]、王玉川主编的《中医养生学》[7]以及吴翠珍、张先庚主编的《营养与食疗学》[8]等。刘占文、马烈光还编写了汉英双语教材《中医养生学》[9]，它有助于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中医药国际化进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与中医养生知识相关的网站，包括中国养生网、大众养生网、养生常识网、光明养生等。"中医养生学"的专题学习网站成为养生知识教学的一种新模式[10]。另外，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的普及还催生出许多中医养生的移动客户端软件，包括过日子、中医养生、健康养生宝典、365健康养生、中华养生等。信息技术为实现中医养生知识服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个人健康管理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思路
中医养生知识资源本质上都是通过自由文本表达的显性知识。该领域现有的“数据库”和“知识库”实质上属于文献库；这些文献库在经过文献标引之后可支持更好的检索，但本质上仍是基于文献的。该领域的网站和移动客户端软件也是围绕“文献”提供检索和阅读等服务。因此，中医养生知识管理本质上仍是基于自由文本的。自由文本是人类表达知识的自然手段，但其内容难于被计算机直接处理，这就影响了知识处理的效果。这也是信息技术界公认的制约知识管理技术发展的关键瓶颈问题。可从术语标准化入手，突破自由文本所带来的知识管理技术瓶颈。中医养生领域所使用的术语仍然存在含义模糊、一词多义、一义多词等复杂现象，需要进一步加以梳理和澄清。近年来，本体（Ontology）成为实现医学术语规范化的一项新兴技术[11]。本体技术源于信息科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指知识表示和推理理论）[12]。本体在生物医学领域和中医药领域都得到了成功应用，但目前尚未出现面向中医养生领域的本体[13-14]。通过构建中医养生本体，可准确表达中医养生的概念体系，系统梳理中医养生的术语资源。若能建立一个条理清晰、结构合理、逻辑严谨的中医养生领域本体，则可基于概念体系对该领域中医养生知识进行组织和检索，从而提升知识管理的有序性。语义网（SemanticWeb）是一套与本体相配合的技术体系，它为本体在互联网环境中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的规范、技术和工具[15]。可采用语义网技术，基于中医养生本体构建领域知识库，整合中医养生知识资源，实现领域知识的结构化；接下来，可基于本体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度语义分析，从文本中摘出与中医养生相关的论述，对文本内容进行半自动的语义标注，建立文献的主题索引和分类索引，支持用户快速检索到相关文献，准确定位到相关内容；进而，研发面向结构性知识的计算机处理技术，逐步实现知识管理系统的智能化，面向社会大众提供个性化知识服务。
3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