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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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侦心要前移，高度重视初查工作。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能聘请律师进行法律帮助,律师可以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不受到任何限制。这就要求在初查阶段就有对整个案件证据链条的全面谋划,力争做到在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和律师介入之前将绝大部分关键性证据依法固定好，为立案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初查工作中，要注意加强线索评估，精心分析重点线索，周密制定初查方案，保密并全面的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客观证据和信息点。对于有初查价值，但时机尚不成熟的案件线索，要保持耐心，长期经营，不断的收集案件信息，找准突破口，确保正面接触时切中要害，一举成功。
2.重视首次讯问，提高突破口供成功率。首次讯问开展的顺利与否直接决定侦查工作的展开，因此要重视首次侦查工作的谋划，通过制定审讯预案、灵活运用审讯策略以及把握强制措施时机等措施改善首次讯问的质量，提高首次讯问突破口供的成功率。在初查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多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正确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有的放矢地制定恰当的讯问方案，要将常规的精神施压、疲劳战术的“硬审讯”方式向说理感化、逻辑推理的“软审讯”方式转化，要从法、理、情多方位出发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利害得失，把握时机，以奇制胜，以便尽快地、有效地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3.对案件证据进行必要的加固。由于新刑诉法规定律师可自行取证，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对一些关键性言词证据一定要加固。侦查人员要充分利用录音录像的功能，发挥视听资料固定证据的效力，必要时可以对证人证言辅以全程录音录像加以固定。为防止律师介入后的犯罪嫌疑人翻供，要先行堵塞犯罪嫌疑人据以翻供的证据漏洞。对于可能会出现翻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辩护律师会见后，可以及时提审，了解其思想、态度有无变化，是否需要作一些有针对性的工作。
4.加强对律师执业活动的监管。律师辩护权的扩张是把双刃剑，不仅是享有更多的权利，同时也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它在给律师带来更多执业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执业风险。律师的总体素质是好的，但也不排除少数律师为了利益，铤而走险，利用刑诉法修改后的便利条件，在诉讼活动中伪造、毁灭证据、妨害证人作证、串通他人作伪证，或者以其他方式影响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的审查和处理。
第2篇
师德建设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当前的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中，学校只重视教师队伍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强调教师的数量，忽视教师的道德发展，不重视教师在学生道德培养方面做出的努力。在人才引进上更是只注重学历和科研成果，而没有将道德素质作为人才引进的一项考核标准。这导致高校教师为了个人私利过分追求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忽视了对自身的道德培养，从而影响了我国高校教师的道德建设。此外，随着高校招生人数的不断扩大，高校的教师人数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总数突破了百万。在数量如此庞大的教师队伍中难免混入一些道德素质不高的教师，导致高校教师队伍频频出现种种师德问题。［3］有的教师缺乏爱岗敬业的精神，对教学工作敷衍了事，不积极实施教改;有的教师为了评职称违反学术道德，抄袭论文;有的教师上完课就走人，没有与学生沟通与交流，对学生态度冷漠，对学生学习之外的问题不闻不问，典型的只教书却不育人;有的教师不专心于教学、科研，利用闲暇搞副业;有的教师怕惹事，不敢严格管理学生，没有正确引导学生的不良行为睁只眼闭只眼;有的教师以考试不及格威胁学生，向学生索贿;等等。尽管这种师德败坏的不正之风只在少数教师中存在，却给教师的整体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如果不及时整顿教师队伍，加强师德培育，势必影响高校的发展。
二、高校教师师德自律的重要性
高校教师师德自律指的是，高校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自觉地把师德外在的必然要求内化为自己内在的自主要求，形成师心自律;自觉地把师德内在的自主要求外化为师德行为，形成师行自律;实现师心自律与师行自律和谐统一，不断提升自身的师德境界。［4］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社会经济体制、劳动者就业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单一，这给所有人带来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价值选择空间，教师也有了更多的自由。在这种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师师德建设如何把师德规范的必然要求转化为教师主体内在的自主要求，即让教师形成师德自律，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每一位高校教师注重师德内化的养成:第一，始终坚持教书育人是自己本职工作的信念。教师只有热爱自己的教育工作、爱护自己的学生才会努力提升自身的师德水平，提高自己的教学和科研质量。第二，深刻了解师德的本质和内涵。师德形成于心，表现于行。教师只有了解和掌握了师德的真正本质与内涵，才能把道德理论化为自己内在的意识和动力，在平时的工作中将师德表现出来。第三，加强师德内容的学习和实践。高校教师虽然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但学历的高低和知识的多少并不是与道德成正比的，崇高的道德水平需要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培养和发展。这就要求高校教师在工作中严于律己，不断反省自身的不足，不断提高自身的师德水平，将师德内化为个人涵养，并应用在实际工作中。道德是一种情操，一种品质，但是也是一门需要实践的理论。高校教师是具有高学历、高学识的群体，他们具有成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并且通过给学生传授知识影响学生的成长，具有较高的社会的地位。他们本身能够自觉形成一定的认知体系，因此，将对道德的认同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自律较之于他律更能从根本上解决教师的道德滑坡问题。
第3篇
入世后律师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面临的竞争和考验是与以往不同的。要完成这种转变，首先要实现观念的转化，其次要培养新的业务能力、学习新的专业知识，并且要具备社会活动能力，懂得推销自己的服务。
1、更新观念，树立参与法律服务市场竞争的意识。
无可否认，律师业务是一种生意，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的行为极具商业色彩。那种认为律师职业是令人崇尚的职业，律师应当具备的是为社会服务的精神，而不应当为利所趋地将律师的职业当作一种生意是不现实的。律师业务是有偿的法律服务，律师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从当事人那里谋取报酬，并不会亵渎法律的尊严。现实生活中每个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首要考虑的是自身的生存及发展问题，单纯陶醉在职业的崇高和神圣的梦幻里是无济于事的。行业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现在具体的服务工作事务里，它和牟利的追求并不矛盾。承认律师业务是一种生意，它有着自己的市场，并且这个市场的竞争趋势愈演愈烈，律师们和律师事务所都无一例外地卷入竞争的洪流中，从而要想尽办法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谋得一席之地，这是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参与竞争的前提。
2、根据市场的需要培养自己的业务知识和能力。
在新形势下律师应具备哪些业务知识和能力呢﹖笔者认为至少应具备如下素质：
（1）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能力。据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律师外语水平较好、能办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不到4000人，如果将从事涉外法律服务占其业务总量50％的国内律师事务所定位为涉外律师事务所的话，目前这类律师事务所不超过100家。”可见，由于语言障碍，涉外法律业务成了阳春白雪，少有人问津，当然，也不排除由于政策原因，律师从事涉外业务的机会本来就少的因素。在将来，懂英语的律师不仅是国内律师事务所和企业急需的人才，而且也将成为外国企业和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开办的分支机构争夺的对象。同时，要培养律师的外语能力，除了律师个人的努力外，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帮助律师进修英语或者出国学习。
2及时掌握新的法律知识、加强承办某些与新形势相伴随的新兴法律事务的努力。我们大部分律师对WTO的条文不太熟悉，应当加强这部分法律知识的学习。随着涉外法律事务的增多，我国签定的一些国际条约、有关国际惯例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内容；入世后，为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根据我国对WTO的承诺，我国将大面积地修改已有的法律法规，如有关知识产权、保险、金融、电信、涉外企业和贸易，以及重新调整国家行政部门的职能等方面的法律；另外我国的基本法民法典也在制定当中，它将取代合同法成为新时期调整市场行为的基本规范；随着网络信息全球化所引发的国际私法问题，原来某些传统的法律概念因网络的高度流动性、非地域性、非物质性，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信息技术时代的变迁，需要重新定义，而网上交易、电子商务将日益体现它在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与计算机相伴随的有关的知识产权、人身权等规定即将修订和补充，现在国外已有有关法律出台，在我国也必将提上议事日程，这也是亟待学习准备的内容。
入世后，国内原有的一些劳动率低、产品科技含量少、品质低下、以及涉及侵犯别国知识产权等企业，在强烈的国际竞争势头面前必将败下阵来，许多企业将纷纷宣告破产，因此破产法即将修订出台；与之相随的涉及劳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服务的市场需求也将随之增加；另外在经济全球化、剩劳劳动力增多的形势下，中国将会加快对外劳务输出的步伐。律师应当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这些当事人服务。
在刑事法律服务市场方面，一定时期内犯罪率将会上升，律师将会面临新的刑事诉讼业务。具体表现在：在城市，失业人口增加，而在农村，农民们由于不敌外国质优价廉的农产品的竞争，将会产生大量农业剩余人口涌向城市，成为城市流动人口；这些社会不安定因素会带动犯罪率上升。同时，外国犯罪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可能与这些城市流动人口及失业人员结合，一些跨国性犯罪，如走私、国际拐卖人口、恐怖活动、洗钱等有组织犯罪将日益突显，针对以上情况，律师应当为办理跨国性刑事诉讼业务作好准备。另外一些掌握政府经济调控命脉的政府官员的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利用计算机和高科技犯罪如网上走私、电子勒索、、网上窃取国家秘密等等，都是律师的刑事诉讼业务将面临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内容。
3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两门其他专业的基本知识。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日渐成熟，律师的服务项目也将日益细化，且逐步深入到各个专业领域和具体的操作环节，市场需要“懂行”的律师，即专业化的律师人才。因此，律师在根据市场需要和个人资质选择了市场主攻方向之后，应当着力培养自己的相关专业能力。除基本的法律知识外对其他专业一窍不通的律师太多，他们大多在诉讼业务领域争夺市场，而且这一领域早显露出了僧多粥少的饱和局面，如果在其他更广阔的非讼专业领域另谋佳径不能不算明智之举。
3、走向市场，推销自己，培养公关能力。
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律师应当被动等待当事人上门寻求法律服务，而不应当向市场推销自己、抛头露面作业务宣传的陈旧观念。律师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开展一些公关活动，下面介绍几种：
1开展普法演讲活动。积极争取参加某些可挖掘法律服务对象的行业聚会、尤其是大型交易会，针对这些特定的观众群向他们发表该行业领域法律知识演讲，既普及了法律，又向人们宣传了自己的业务专长。
2参加有影响的法律专业组织。努力争取担当其中的领导职务，这是提高你的专业声望的直接办法。
3加入其他经济实体，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比如进入企业、社会团体，这是律师接近其他领域的最直接的途径。
4参加社会活动，广结人缘。这是通行的社交方式，不管是参加娱乐活动还是社会慈善活动，都会不同程度地增加你的知名度。
5发表文章和著作。既可以在一些通俗的读物如报纸和大众杂志发表一些生活性较强的有关法律问题的文章，也可以向专业性、学术性刊物投搞，这同参加法律专业组织一样有利于提高你的专业声望，而且往往也是参加这些专业组织的一个途径。
关于律师事务所的改革方向和发展模式
入世后外国律师事务所大规模地入驻中国，将给律师业带来空前的竞争压力，实现所与所之间横向联合，创办规模所，实现所内专业分工，将是提高竞争实力的发展方向。目前北京、上海已有一些律师事务所实现了合并。应当看到，规模化、专业化是一个必然趋势。美国从80年代开始形成了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律师事务所合并的潮流。目前，美国和欧洲律师人数上百名、几百名的律师事务所为数相当多，有些规模很大的律师事务所仅合伙律师就有上百名，律师人数达到1000名的也不乏存在。这些大中型律师事务所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分所，真正实现了跨国经营。可见，正如其他产业的发展趋势一样，律师事务所的经营也会由分散的、小规模的经营走向兼并联合的规模化经营，这是历史的必然。当然，这是大气候，但并不意味着小型律师事务所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国外也有许多少数几个人合伙或者个人开办的小型所，他们通过自己的专业化、特色化服务，也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其实规模并不是最重要的，市场需要各种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关键在于树立市场竞争意识和不断更新知识挖掘市场的勤奋精神、深化与优化服务的创新精神，另外要根据事务所自身条件选择好要发展的服务对象。
在这里笔者主要想探讨的是律师事务所的领导者应当如何经营管理事务所才能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问题，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1、强调集体主义，合力办理法律业务，保证服务质量，创造优质品牌和特色业务。前面已说过，大多数事务所的律师都是单干，事务所并未形成整体力量目标一致地向外发展，加盟律师各自为政，一盘散沙，这种将个人利益置于事务所的利益之上的存在方式，分散了律师事务所的整体力量，也难以保证服务质量，在占有品牌优势、专业优势、高薪优势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和国内发展起来的新型的规模所面前。这种管理模式最终会使事务所丧失市场竞争力，遭受被淘汰的命运。要想长期生存发展下去，现有的大多数律师事务所暂时只有能力经营小规模所的事务所除外必须结束这种各个律师彼此孤立的状态，树立集体观念，确立事务所统一安排对外提供法律服务、具体工作分工下放特定律师的管理模式。
2、合伙人应当树立民主管理的现代管理理念，尊重每一位加盟律师，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参与所内事务的工作热情，发挥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个体能动性。那些频繁地变换加盟律师的事务所无疑正是管理无方的事务所。人心涣散，乃失败之兆。
3、制定竞争计划，开拓专业市场，有步骤地、方向明确地实现竞争目标。那些象猴子一样不断变换事务所发展方向的合伙人是不会把律师事务所带到成功的彼岸的。当然，制订发展计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想当然的事，而必须事先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行必要的战略分析，弄清哪些市场具有开拓业务的价值和潜力，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人力、物力。但考虑到它关系到律师事务所的生死存亡，这些投入是值得的。同时，要认识到开拓专业性的市场并不一定要补充现成的有专业经验的律师，最好利用有工作热情的本所人员组成专项调研小组，群策群力，完成市场调研、学习有关专业知识、制定相关业务方案等系列工作。
4、有计划地吸纳新成员，并有步骤地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当律师事务所具备了增员的能力时，可以招聘新的律师或助理人员，严加挑选，根据其资质分配不同的工作，同时要建立起相对固定的培训模式。不要放走有潜力的新手，也不要迷信虽有一定工作经验但缺乏创新和集体主义精神的老手。
5、开展一些有助于推销事务所的服务的公关活动。前面所谈到律师应当从事的公关活动，除诸如演讲、著述等可以是个人行为以外，大多数公关活动应当由律师事务所统筹安排本所律师进行。既然律师事务所全面卷入了市场竞争，就有推销自己的服务的需要，正如公关活动对于企业必不可少一样，律师事务所的公关活动也日益显出其尤其重要的地位。
第4篇
关于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正常的工作交往关系[3]也有人认为他们应当为相互联合、相互制衡的关系[4].这些提法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这些提法虽不无道理，但还未完全概括两者的双互关系，我认为，二者的相互关系应为：相互独立、彼此尊重、互相合作、互为监督。下面对此分别阐
（一）关于相互独立
法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人员，其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必须保持独立，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和干预。《法官法》第8条规定：法官享有的权利之一是“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其中“个人的干涉”不仅包括党政干部、上级领导等人士的干涉，也包括律师及其他个人的干涉。问题在于，律师作为“在野的法曹”，如果能够干预操有审判大权的法官呢？律师如何能够影响到法官的独立呢？对此需要就独立性问题作全面的理解。实际上“司法独立”一词，不仅是指司法不应受到来自行政、社会团体等的干预，而且还应当指司法人员对自我独立。所谓独立于自我，是指司法人员在行使审判权时，要除去自我，不受名利、金钱等的诱惑，要去处贪欲、去处恶念、去处私心，不惧权势，心存正义，公正裁判。总之，要以无私无畏之心进行裁判。可见，独立性也涉及到法官的伦理道德精神问题。就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而言，应为一种正当的工作交往关系，而绝不应当形成亲密无间关系，甚至发展到金钱交往等不道德甚至非法的关系，否则，法官的独立审判和裁判的公正便不复存在。
我认为，目前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的因素之一，是某些律师和法官违反职业道德，形成金钱交往关系。一方面，一些律师职业道德低下，在诉讼中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案情提供证据和适用法律的建议，而是为打赢官司，想方设法打通法院门路，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因请法官吃喝玩乐而出现了所谓“律师”，有的律师整天琢磨同法官拉关系、搞公关[5]，有的律师充当腐败源，利用支付介绍费、咨询费、案源费、回扣、提成手段腐蚀司法人员，干扰法官的依法办案，在败坏社会风气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6].许多律师正面临一种实在令人痛心的道德危机。另一方面，一些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甘愿自我贬低法官的崇高形象，而经常与律师吃吃喝喝，晚上在娱乐场所消磨，有的主动要求律师报销费用，或向律师介绍案件从而收取费用，或向律师透露合仪庭、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内容，利用职权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此种状况以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7].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打官司不如打关系”的说法，律师的作用是攻法院之关，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受到极大的损害。而律师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也受短到损害[8].许多人甚至对律师职业的必要性提出怀疑。
我认为，充当“腐败源”的律师毕竟是极少数人，对这些害群之马的厌恶，不应影响到对整个律师制度的重要价值的评价和认识。我们需要对整个司法界进行制度和职业道德建设、整顿风纪，对腐败份子一定要清理出司法队伍，同时对律师要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和队伍素质建设，对一些素质很差的，甘愿充当“腐败源”的律师也应当清除，绝不能姑息。否则，中国律师的发展将会迷失方向，这无疑对中国法治建设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正确理顺法官和律师的关系，法官和律师应当相互独立、正常交往。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和职业道德，确保二者之间的独立性和正当的交往关系。一方面，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遵循职业道德、始终保持独立和公正地位。法官与律师保持独立，不应受到各种金钱或物质的引诱，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律师，向当事人指定或介绍律师，或在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甚至兼职，造成角色混淆。法官也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请吃和馈赠钱物，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报销各种费用，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提供娱乐场所进行娱乐等等，这些都应成为法官的基本职业道德。法官更不得与一方的律师沆瀣一气、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律师也应要遵守职业道德、保持职业上的独立性，努力维护其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在从事其职业活动时，要独立与法官，不受司法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干涉。同时也要与其委托人保持独立，不得受其委托人意志的左右。在承办案件中，不得与法官建立不正当联系。根据我国律师法第35条，律师在职业活动中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向法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者行贿，或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律师道德规范》第18条规定：“律师不得以影响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为目的，与本案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仲裁人员在非办公场所接触，不得向上述人员馈赠钱物，也不得以许诺、回报或提供其他便利等方式，与承办案件的执法人员进行交易。”律师也不得邀请法官参与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或聘请法官作顾问等等，违反这些规定者，应当受到查处。律师在开拓业务的过程中，也不应当向当事人炫耀和吹嘘其与法官的关系，甚至吹嘘其与法官的亲属之间的关系，这样做都使律师丧失了职业方面的独立人格。只有保持相互的独立性，才能使司法保持纯洁性和公正性。
二、关于相互尊重
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对有关纠纷进行裁判，各类纠纷必须依法官的裁决才能最后解决。因而法官的裁判活动和裁判结果应受到充分尊重，尤其是应受到律师的尊重，如果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律师不能尊重司法的权威性和尊严，则很难使当事人和一般民众产生对司法的敬重和信赖。所以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要求律师要严守法庭纪律，不得损害审判机关的威信和名誉，甚至要求律师在从事职业宣誓时要宣誓尊重法院。律师在庭审中必须尊重法官，因为对法官的尊重不是对某个人的尊重，而是对国家法律的执行者的尊重、对国家司法权的尊重。如《意大利诉讼法典》第89条规定：“在向法庭出示的文件或对法庭所作的陈述中，诉讼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不得使用无礼或无根据的言词”。我国《律师道德规范》第21条也规定：“律师应当遵守法庭、仲裁庭纪律，尊重法官和仲裁员，应当遵守出庭时间，提交法律文书期限及其他与履行职业有关的程序规定。”《律师法》第35条也严格禁止律师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在庭审活动中，也必须向法官忠实作出陈述，不得隐瞒重要事实，提供虚假证据。这些都是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从实践来看，律师不尊重法官甚至藐视法官的现象并不多见，除了极个别曾经在法院工作过的法官转任律师职业的人，可能对法官“摆老资格，对法院审判工作强行干涉[9]”，或极个别素质很差的律师对法官出言不逊，甚至污骂法官的情况以外，一般的律师对法官是十分尊重的，甚至出现某些律师因惧怕得罪法官而在法官面前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现象。道理很简单：如果律师不尊重法官，不仅会直接影响律师直接承办的案件的结果，而且会影响律师的生计，因此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律师对法官的尊重不应成为问题。
在律师和法官的相互尊重方面，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法官对律师不尊重。此种不尊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律师意见的不尊重，甚至无视律师的作用。尤其是受原有的超职权的审判方式的影响，法官过多地行使职权，使律师很难发挥作用。许多法官对律师采取一种“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辩归辩、判归判，对律师提供的证据和意见，根本不做认真地分析、评价和听取。二是某些法官对律师的人格不尊重，表现在接待律师时傲慢无礼，在法庭上对律师失言努责，或尖刻叽评，使律师无地自容，某些法官出庭迟到，更改开庭时间不通知律师和当事人。三是某些法官违反规定，拒绝律师要求阅卷等方面的正当权利，甚至出现在法庭上因律师直言而被轰出法庭的现象。这些行为虽发生在极少数的法官身上，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从律师和法官在法律职业上的相同性及渊源上相同性方面来看，二者之间不应存在上述隔阂。一些学者分析，法官对律师不尊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法官同律师之间在学识、经历、渊源上的不同导致了他们之间的情感的差异。法官和律师来自于不同的渠道，许多法官未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这样“因两类人员没有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工作背景，也不存在制度化的交流渠道，因而奠定了两种职业阶层互不认同的心理状态上法官总是比律师更为优越[10]”。此种看法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认为许多法官不能认同律师职业，也不十分确切。一方面，法官的专业素质虽然从总体上不如律师，但许多法官具有不少司法实践经验，且法院系统也十分重视业务培训，经过多年的实践培训，许多人已逐渐掌握了必备法律专业知识。律师和法官不存在专业知识上不能沟通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司法人员转任为律师，或因为许多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进入法院，职业上的沟通和所谓“制度化的交流渠道”是存在的，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不少法官存在着一种不恰当的认识，即认为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因此法官是“官”，而律师只是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人，是民间人士。官与民之间本不应当有对等。法官是诉讼中的指挥者和裁判者，律师毫无疑问应听从法官的支配和指挥。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的封建人身依附和官本位的国家，产生上述观点是不奇怪的。但这种观点的支配导致了某些法官不能准确理解自身的角色，并在工作上常常对律师不够尊重。实际上，法官虽为审判人员，但只是中立的第三者，与当事人及其律师之间根本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裁判者是根本不能成为支配者的。至于法官和律师，同为司法工作者，谈不上所谓“官”与民的区分。如果存在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律师和法官都是维护国家法治这架马车的“两个车轮”，彼此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徐显明指出：“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对法官、检查官的尊重程度表明法治的程度。相同的道理，法官、检查官对律师的尊重程度，则表明了这个社会的公正程度。法官如果不尊重律师，法官也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而法官的受尊重和律师的受尊重，都缘于他们对公正的职业追求[11]”。法官应当充分意识律师职业在法治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充分尊重律师，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和意见，认真分析律师所提供的各种证据和材料，仔细参考律师提出的法律适用意见。同时对律师的享有的正当权利和人格尊严给予充分尊重。对律师应当态度和蔼、礼遇，这些都是一个高素质的法官所具有的品德。当然，律师要获得他人的尊重，首先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纪律，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
三、关于相互合作
所谓相互合作，是指法官和律师在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裁判的公正方面，应当密切切合作，积极协作。我们已经探讨了律师在保障裁判公正和司法正义中的作用，由此表明法官的审判活动绝对需要律师的配合。法官的思考方式应是“兼听则明”，其作出的大多数裁决应是在对薄公堂、两造辩论的基础上作出的，律师的意见毫无疑问对法官的正确裁判有着极大的帮助，但实现此种配合，首先需要在制度上要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在原有的超职权式的庭审方式中，律师的作用受到严重的压抑，而随着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尤其是新的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对抗制的庭审方式，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也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处分自由和调解自愿，这些都为律师充分发挥其在法律知识方面的聪明才智提供了舞台。律师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案件的研究、提供证据、提出法律适用的建议以及自身的法律知识的培养方面，而绝不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所谓与法官拉关系，搞攻关上。从制度上发挥律师对司法裁判的配合作用，还应当在许多方面作出完善。例如，应当从制度上要求法官在判决书详写理由、回答律师提出的意见、对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意见应当在卷宗中详细记载等。只有从程序上不断完善，才可以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
律师在发挥配合作用的同时，应当随时以追求法律的实现和正义为目标，而不能为了追求金钱而屈从于委托人、被告人的非法的要求。律师与当事人之间也应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与当事人之间完全成为金钱的雇佣关系，成为当事人不当要求的传声筒，律师不得故意曲解法律、无理搅三分、甚至纵容当事人作伪证，混同“讼棍”之列。如果律师不能追求法律的实现和正义，则律师根本不能发挥其应有的配合公正裁判的作用。同时也败坏了律师的形象。当然，我们强调律师与法官之间的相互配合，绝不是说两者意见应完全同一。法官只能听取律师的意见，而不能唯律师意见是从。同时法官也不能强求律师与其意见一致。个别地方的法官无视律师的诉讼地位，片面强调律师应与审判、公正机关的配合，要求律师的辩护意见必须保持在或判决的范围内，这是极不妥当的。这不仅未能发挥配合的效果，反而有害于司法的公正。
我国审判方式方兴未艾，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力度加强以及其他司法改革措施的实施，律师在审判中的作用将更为突出，其在配合法官公正裁判方面的作用也会更为显著。
四、关于相互监督
如前所述，律师制度设立的作用之一在于对法官行使审判权实行某种制衡，尽管由于法官握有审判权，而律师作为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人，其制衡作用难以有效的发挥，但这样的制衡作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需要从制度上促使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充分尊重律师的意见，另一方面，在监督法官正当行使裁判权、确保司法廉法和公正方面，应当充分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以美国为例，美国律师协会（ABA）为规范法官的司法行为，专门为法官制订了《司法行为守则》，该守则成为法官的职业道德规范，法官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律师协会可向有关纪律惩戒机构检举或指控。而法官的选举、任命、留任等，都要听取律师协会的意见。因为外界一般并不深知法官的情况，而律师协会对此极为了解，因此律师协会的意见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目前各级律师协会在对律师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尚未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更谈不上对法官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了。但是从长远来看，发挥律师协会在监督司法行为方面的作用仍然是必要的。
关于法官对律师职业活动的监督，目前尚未引起高度的重视。不少人认为，目前律师的地位与法官相比相差很大，如果使法官享有监督律师的权力，则更会加剧两者的地位差距。我认为，按照权力相互制衡的原理，法官对律师的制衡是以律师自身或通过律师协会可以对法官进行制衡为前提的。由于法官与律师之间不存在着任何支配关系和隶属关系，因此不存在单方面的权力制约问题，因此既然律师可以或通过律师协会制约法官，法官当然享有对律师的活动进行制约的权力。而建立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正是廉法司法、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
法官对律师的监督，主要应体现在对律师是否遵守法定的诉讼程序，以及是否遵守职业道德方面的监督。遵守法定的诉讼程序是律师应尽的基本义务。律师如果违反职业道德，如乱收费、收费后不提供必要的服务、向法官行贿或要求当事人向法官行贿、提供虚假证据、藐视法庭等，法官是最为了解的，因此，对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律师，法官应当主动向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和律师协会检举，一旦查证属实，应当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应吊销执照[12].我们认为法官对违反职业道德的律师应有权向有关机构提出处理意见，但在这方面，不应当向英美国家那样赋予法院直接惩戒律师的权力[13]，因为中国的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与英美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使法院享有惩戒律师的权力，将会严重妨碍法官和律师之间的权力平衡，影响律师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一些地方的法院与当地司法行政部门共同制订法官与律师廉洁执法、职业的具体准则，并规定了检查监督制度[14]，毫无疑问，这是互相监督的具体的重要步骤，但关键问题，如果保证这是行为准则能够得到有效的遵守，律师和法官能够真正在文明执法、公正执法和廉洁勤政方面相互进行有效的监督。
[注释]
[1]法官法第2条。
[2]律师法第2条。
[3]丁燮富：“正确处理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载《律师与法制》97，8.
[4]参见张思之：《律师，公正与调解》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5]参见杜钢健：《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36页，第145页。改革，1997年。
[6]参见杜钢健：《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36页，第145页。改革，1997年。
[7]蔡定剑“走向法治，敢问路在何方”第402页。载刘海年主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402页，中国法治出版社，1996年版。
[8]丁燮富：“正确处理法官与律师的关系”
[9]参见杜钢健、李轩：《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34、261页。
[10]杜钢健、李轩：《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94页。
[11]徐显明：“试论法治构成要件”载刘海年第233页。
[12]参见：“厉行司法改革、维护司法公正”，栽《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
第5篇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初来源于经济领域，是指经济发展不以伤害后代人的利益为前提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保障人类发展的长期利益和后代人的持续收入，也即“当发展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可持续发展是基于人们认识到现代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攫夺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而提出的发展思想和战略，是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身社会经济行为的认识的飞跃。
现代的可持续发展观不仅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了生态、社会等方面的发展，评价可持续发展不能单纯衡量经济指标，而要把经济发展、生态发展和社会发展三方面相互联系起来，构建一个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一个友好的发展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精髓在于：发展过程要用长远的眼光衡量，注重协调发展和根本利益的实现。律师行业作为社会政治司法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同样应用长远的眼光衡量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注重行业与其它社会系统，包括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协调发展，并始终谋求行业存在的根本利益的实现，并反过来促进和保证律师行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二、与经济发展同步是律师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律师是经济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力量，律师的执业活动对保障民商事交易安全，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发挥着重要作用。律师制度恢复三十年来，我国律师在履行传统民商事业务责任的同时，积极介入农村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特区建设、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国家重大经济改革和经济活动，逐步拓展了金融、房地产、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等业务领域。律师参与各类经济活动，促进了经济运行安全，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也不断为律师行业自身开创了广阔的业务空间和持续发展的基础。
应当看到，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多地需要律师专业化的法律服务，除了传统的诉讼业务外、律师在金融市场、投融资收并购、股票债券、企业管理、保险、生物信息、新技术、新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不断迎来新的市场机遇。经济活动越复杂，越需要律师的介入，比如一般商品批发零售对律师的需求较小，但涉及主体复杂的销售如国际贸易、内容复杂的销售如采用所有权保留或回买的方式销售、专业领域的销售如土地和大型设备的买卖，对律师的需求就大，而现代市场经济从市场主体、市场范围、市场组织各方面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因此律师行业应当在做牢做实传统诉讼和非诉业务的同时，有预见性地加强参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市场。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和WTO项下服务贸易的开放，加剧了国家和区域间律师行业的竞争。1992年以来已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律师事务所在我国设立了250多家代表处，他们联合一些国内同行共同占领了众多领域的高端服务市场；同时发达地区的律师凭借信息优势和较先进的律师执业和管理经验，不断向内地市场扩张，挤占内地律师的业务发展空间。留给广大发展愿望强烈的律师的问题是，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与时俱进，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在专门的领域精耕细作，以更早地占领市场的制高点，赢得长足的发展空间。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律师行业也要从低层次，粗放型的经营模式中摆脱出来，通过事务所的优化整合，形成一批具有优势的生力军，并根据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向，在几个领域加强业务的拓展。
（一）我国工业产能过剩和高耗能、高污染工业生产方式的调整和优化，将在微观上通过对加强新科技的运用、企业兼并重组等方式进行，其中涉及的知识产权服务、环境法律服务（如环境规划服务，排污权交易、碳排放交易等）、公司法律服务将是律师行业可以长期经营的市场。
（二）对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调整过程中，对于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企业的扶持，以及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将为从事投融资、知识产权和税务方向的律师创造极大的市场空间。
（三）对资产泡沫风险的控制和金融管理的调整，将会导致社会投融资结构上的转变，由此带来的金融法律服务、中小企业投融资法律服务等方面有所作为。
（四）应对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抬头，磨擦加大，中国的发展战略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同时注重扩大内需，因此律师在全球金融、国际投资和反倾销的法律事务，以及扶持西部和中小企业发展中的法律服务中将得到国家和市场的重视。
（五）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带动的经济行业，包括房地产、公共设施建设、文化、医疗、物流市场的兴旺，将继续为在这些领域具有知名度的律师提供长足的市场。
当前我国律师行业创造的GDP在整个第三产业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还不到全国GDP总额的千分之二，不到第三产业总值的千分之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内，我国经济还将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持续高速增长，律师行业应当在这个过程中，研究并紧跟经济发展的趋势，提高律师行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参与度，并以专业化的业务能力、精细化的管理方法、常态化的营销开辟更广阔的业务空间。
三、与社会发展同步将为律师行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律师行业本身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环境独自存在。律师行业的发展和壮大与社会民主化、法治化发展的程度紧密关联，律师行业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对法律的尊重和对法治的追求，离开了法律的土壤，律师将不复存在。我律师制度在时期律师制度被废除，而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化的今天又生机盎然的事实，表明一个社会信仰什么思想，走什么样的治国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方式，都将对律师行业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考虑律师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应把握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把其作为决定律师行业发展一个重要的客观环境予以考量。
同时，在社会迈向法治化的进程中，律师行业的发展，通过全部律师的执业行为，通过其团体带来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培养出的大批追求法治理念的社会精英，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法治化进程向更高的阶段发展，法治进程的深入发展又将为律师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也就是说律师行业的发展，和其发展所依赖客观环境是互动的，也是共同发展的，因此律师行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还应重视与其它社会系统的良性互动，才能为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律师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考虑以下几方面：
首先，律师应当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是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的有机结合，其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律师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就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保律师行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发挥律师工作作用提供充分保障。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律师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即要树立法律和宪法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求律师始终把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积极为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律师行业发展过程中在组织上要加强党的领导，在行动上要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在西部开发、保障弱势人群、促进社会公平、化解冲突矛盾、构建社会和谐的工作中想办法、花力气、做工作，只有正确把握统治阶段的意志，遵循社会发展需要，律师才可能凭借有限的能力和地位，最大化地实现自我价值，发挥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的作用，对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才能在具体工作中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并且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和政策扶持。
其次，律师应积极参与和推动司法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律师的执业行为是司法活动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重要保障，但律师的工作成果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掌握司法权利的公、检、法机关的认可和采纳。律师群体，特别是诉讼律师，只有在其职业活动切实实现所追求的目的，如通过诉讼弥补了当事人受到的损害，或者促使被告受到正确的定罪量刑，才能实现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存在价值。因此构建一个良性互动的司法职业共同体，促进律师和其它司法参加者互相尊重、互相协助、互相监督和互相学习，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责和作用，减少律师在职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阻碍，加强律师权利得到司法职业共同体其它参与方的尊重和认同，必定有利于律师行业的自我实现。虽然司法职业共同体的建设主要有赖于司法事业发展的政策，但律师从各种渠道积极推进与公安、法官、检察官职业的往来，呼吁和强调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对律师自身的发展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第三，律师应加强与学术领域和其它专业领域的互动和竞争。律师在很多国家作为“在野法曹”，既是法律服务的实践者和垄断者，也是社会公认的法律解释者，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法律制度创新的引领者。律师只有成为法律运用和解释的权威群体，在专业上独树一帜，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和维护自身的发展空间。我国当前法学专业研究和律师行为实践脱节的情况较为严重，新的学术成果未能尽快地转化为律师的业务实践；部分其它专业领域也在挤占律师的执业空间，比如大量的咨询机构在知识产权、企业管理、破产清算、金融服务甚至婚姻家庭法律事务领域抢占了本来应由律师占有的市场份额；律师群体在政策制定和立法领域的话语权也比较小。
近年来，我们可喜地看到，中国律师群体中涌现了很大一批专业精英，在建筑房地产、投融资、国际贸易等专业取得了开创性地研究成果并运用于法律实践，比如在融资方面的资产证券化专业领域，律师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取得了良好的市场认可；在环境保护、城市发展等诸多方面，律师通过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或受行政机关委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管理的工作中，也为律师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律师在加强学术权威、提高专业能力和制度创新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开拓这一发展空间时，律师不可避免地要和学术研究群体、其它专业领域的从业者产生碰撞和竞争，如何加强自己的专业研究能力和人才储量，并与学术领域和其它专业领域构建一个良性互动和竞争的局面，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
四、坚持律师自身的价值实现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第6篇
一、律师责任保险的概念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责任保险是律师机构在依法履行律师职业时，因工作过错给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时，依法应当承担律师赔偿责任的，属于律师责任保险合同规定的范围内，由保险人对律师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金额及有关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一旦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由于失误造成当事人的损失，当事人提出赔偿要求的，由律师事务所申请保险公司代为赔偿，保险公司在查清当事人所受的损害确系律师的责任之后，即向当事人支付一定限额的赔偿金。
二、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1、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哲学基础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人的认识能力既具有至上性，又具有非至上性，是两者的统一。从整个人类的发展来看，人的认识能力有至上性，是无限的，但具体到特定时代的特定人，其认识能力又具有非至上性、有限性。律师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有时会因为主客观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因此，弥补错误的措施就具有必然性，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尽量消除错误所产生的损害，补偿当事人的有关当事人的损失，即是保障法律制度有效畅通运行和必要条件。律师责任保险是基于此原因而成为律师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法理基础每一个参加法律关系的人，都应当对其行为负责。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责任能力是紧密相连的，责任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约束当事人依法办事；另一方面亦可在一方越过法律所制定的界线时，强迫其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负责，弥补当事人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因此，律师在执业中违反法律规定或由于其自身过错而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因受律师违法执业或因其过错而致经济损失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赔偿损失。尽管各律师事务所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律师的素质和执业质量，但律师执业失误以致被判赔偿的风险还是难以避免的。许多国家的保险公司都了律师责任保险以分担其因专业工作上的失误造成诉讼赔偿的风险。
3、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现实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过错或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因违法执法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增强了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随着法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公众对律师责任的认识和要求的逐步提高，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责任保险将会变成现实。
三、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意义
1、律师责任保险提高和维护了律师的信誉。
有律师责任保险，律师行业将真正成为可以向社会承担全面法律责任的行业，成为一个有信誉、负责任的行业。因为律师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嫁律师责任风险，提高律师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为律师行业正常、健康、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风险保障。如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赔偿案，赔偿金额达到40万元，高额赔偿金是一般律师事务所难以承受的，而通过律师责任保险则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2、律师责任保险为律师行业拓展高风险、高财产标的等重大律师业务提供了资信保障。
律师在办理重大业务时，当事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出现责任差缺给当事人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时，是否赔偿得起。尤其一些新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时，经常遇到此类问题。
3、律师责任保险对提高律师管理水平有益。
通过对律师责任保险中的索赔案件的分析，对责任事故发生的原因、细节分析归纳，反馈给律师机构和律师管理机构，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质量管理措施和制定相应管理办法、业务规范，从而起到提高律师质量和律师业务水平的作用。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把律师机构赔偿能力的高低和赔偿记录，作为律师评选、处罚、确定等级和从事特殊律师业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律师责任保险的具体框架
1、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及其权利义务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是律师责任保险的直接受益人。其主要权利和义务是：①在发生律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索赔，并依法获得保险赔偿；②按照规定提取缴纳律师赔偿基金，依法办理机构的登记、年检、注册手续；③如实申报执业律师、律师业务数量、律师业务收等保险合同约定的事项。如因隐瞒律师收入导致保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拒绝赔付，该律师事务所要自行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法律责任；④及时通知义务，在发生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索赔，提讼、调解、公诉等事项时，投保人应按保险公司约定的时间通知保险人。
2、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应采取一切险的方式，即被保险人因律师执业行为，依法应对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要不属于保险合同列明的除外责任，保险人均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所作的律师业务，只要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提出索赔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均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①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②被保险无有效律师执业证书或未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应持有的其他资格证书，办理律师业务的；③被保险人从事律师执业以外的任何行为；④被保险人的注册执业律师以个人名义私自接受委托或在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⑤被保险人向保险人隐瞒或不如实告知，情节严重的；⑥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其他免责的情况。
3、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应实行比例费率制，即按照律师业务总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保险费；实行压年计费制，即按律师事务所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收入为基准计算本年度的保险费；实行浮动费率制，即由基本保费加上浮动保费构成。
基本保费按投保人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总收入的1－3％计提。律师责任保险的前十年，只缴纳基本保费。浮动保费的测算可以10年为一个测算周期，保险公司赔款支出总额与保险人所交基本保费总额达到约定比值时，保费费率可以在基本保险费率的基础上实行上浮或下调。上浮的费率称为风险费率，下调的费率称为优惠费率，两者相互结合构成浮动保费。
第7篇
[论文内容提要]收视率为什么从“科学化手段”演变为“万恶之源”?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把所有可以证实的社会生活侧面都尽量简单化和量化、把无法证实的社会生活方面置诸不顾”的管理思路。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剖析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并在分析基础上提出对从业者与电视节目评价价值系统重构的原则。
如果从观念演变史的角度考察收视率，我们会发现：当初人们认为“收视率……是电视台实现管理和决策科学化的有效手段”、“收视率……成为衡量节目质量的重要方法”，短短几年，情况已经演变为“造成中国电视的文化混乱和理性迷失的市场原因，万恶之源是中国的收视率”。有学者对北京地区283位新闻从业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其中电视从业者占50.8％)，大多数从业者认为“‘市场竞争的压力’、和‘收视率／发行量／阅读率压力’对喉舌取向是负影响”。
同样是收视率，为何前后评价迥异?本文试图探讨当下收视率评价观念嬗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收视率是什么
收视率是什么?借用一家之言：“所谓收视率，是指收看某一节目的人数(或家户数)在拥有电视机的总人口(或家户)中的百分比。”由此可见，收视率只是一些数据、指标等，是人们运用的工具，是人们手中的指挥棒。
二、收视率为什么沦为批判对象
如何运用收视率这一工具，通常由运用之人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的观念或动机系统所决定的。即实际有什么需要，收视率就有可能被怎么用。美国社会学家库利认为：“一个价值系统就是一个实际的行为的观念或动机系统……”，而价值系统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实际的需要。
收视率的实际需要即电视台管理的需要、评价的需要。基于这些实际需要自然会形成评价价值系统。“可以说，近代社会的优势价值是普遍主义的业绩本位价值，即业绩价值。这种价值观念促进了经济活动……”，根据这一原理，便不难发现收视率其实被作为业绩价值系统中的重要指标使用，并且，收视率作为业绩价值衡量标准后，客观上确实不同程度地促进电视台的经济活动。久之，收视率被作为整个电视界追逐的惟一目标。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电视台都会走上以收视率(业绩价值)作为强势的评价手段的道路?并进一步提出：为什么会恰恰选中收视率作为衡量业绩价值的标准，而不是其他手段?比如，专家评价、同行评价等，其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曼海姆在评价西方文明危机特征时指出：“在社会生活层次上，这种‘危机’则既体现为自私自利、惟利是图的倾向大行其道，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体现为人们以实证主义和惟理智主义(或者说惟科学主义)的眼光看待一切，把所有可以‘证实的’社会生活侧面都尽量简单化和量化，同时把无法‘证实的’社会生活方面置诸不顾。”正是这种思路使电视台管理者与广告商把收视率作为强势评价标准。
三、片面强调收视率带来的影响
从理论层面上分析，片面地以收视率为主要指标建立起来的业绩价值评价体系，会在实践中带来不良影响。因为业绩价值与传统价值观念不同，“它无法限制欲望的扩张。在这个意义上，业绩价值给社会体系的‘动机调整’活动制造了一个难题，这便是所谓的‘无序的问题’”。即业绩价值能促进电视台的经济收入，但不能抑制电视台无限度的追求经济利益的冲动，而后者会带来所谓的“无序问题”。
根据价值社会学的原理：“可将无序分为个人性无序和社会性无序。”结合传播实践，个人性无序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价值内在化不充分时会产生个人性无序。……例如当它与传统价值冲突，不能达到一定水平时，个人便陷入无序状态”。这里的“价值内在化不充分”，具体指的是业绩价值观念(即以收视率为惟一追求目标的现有价值观念)，被某些从业者吸收、接受得不够充分。但业绩价值观念对从业者来讲，又确实是不得不遵循的强势价值观念，由此与传统价值观形成冲突便在所难免。通俗来讲，为了获得高收视率，从业者有时需要迎合大众，而自身的传统价值观对这样的做法又有排斥心理，于是当事人往往会表现为迟疑、怀疑、矛盾等心理。
另一类个人性无序则与之不同，“即使个性体系的价值内在化要件得到满足，因业绩价值在本质上具有无法被社会体系完全制度化一面，当期望一次次落空时，个人也会陷入无序状态”。也就是说，即便业绩价值完全占据一个人的价值体系，不存在与传统价值观冲突的问题，也就是只要收视率高怎么干都行，管它低俗不低俗，这样的人同样也有个人性无序问题，原因在于“个人的有机心理构造，不存在限制追求幸福快乐等欲望的机制”。通俗来讲，一个人赚再多的钱也不会满足，不知道多少是尽头，因此，这类人内心也处于无序状态。综上所述，由于收视率的强势评价价值标准的引导，导致了从业者处于或内心焦灼或因单一追求利益而得不到满足的心理无序状态，这是职业传播者的一种非正常心理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都表现为个人性无序的电视从业者，上述两类人其实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对制造低俗化节目的电视从业人员，批判的时候应该区别对待。
另外，还需要探讨一下有关社会性无序的问题，社会性无序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当价值的制度化不够充分时，就会产生社会性无序。”具体到电视传播而言，就是指社会对电视节目某些方面的评价要求基本处于无统制状态。通俗来讲，社会性无序在该问题上的具体表现为：由于受“无法量化衡量的便置诸不顾”的管理思路影响，社会对电视节目低俗化相应的管理、制约机制有所缺乏，在“收视率为惟一追逐目标”的内力推动下。一些电视节目便不惜以低俗化为代价换取高收视率。
四、重构评价价值系统
根据社会性无序和个人性无序所带来的问题，需要分别反思与重构现有的评价价值系统。从理论层面上分析，针对从业者个人的评价价值系统，重构原则可以参照库利有关竞争精神所阐述的原理，评价价值系统分为低层次激励价值评价系统与高层次激励价值评价系统。库利指出：“我不想忽视或贬低金钱动机。作为一种对生活中更直观的资源进行控制的象征，金钱在引导和刺激我们的努力方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见，为了有较高的工作效率，以金钱作为一定的激励手段，使人们努力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动机对人类本性更高层次的激励是不够的。大部分的时候它们以一种肤浅的方式控制着我们，如果允许金钱动机诱导而不是跟随我们人格中深层次律动的话，它将使我们降格为贪婪者和物质主义者。如果它成为人们行为的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主导方式，则此人显然是一个可怜虫。”库利显然认为光有金钱激励的手段是不够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便是应该有一个高层次的激励机制与低层次激励机制相配套。高层次激励机制主要的指向是：希望通过评价价值体系的调整，从而引导从业者乐于为公众生活作贡献的精神状态，在竞争的场域下，也可称之为贡献性竞争。因为“真正在支持并激励着他们的是他们希望他们在为公众生活作贡献。对医生、工程师、科学工作者而言，同样如此，我们希望对律师、记者、政府官员而言也能如此”。这种贡献性竞争精神状态的倡导便弥补了单一的金钱激励机制存在的不足。
第8篇
一般说来，我们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法律解释这一概念的，其一是指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确定法律条款之含义（connotation）的技艺；其二是指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使法律文本获得意义（meaning）的方式。
作为一种方法或操作技艺的法律解释建立在一种假定的、但常常是作为经典的法官与法律文本之间的关系模式之上，它假定法官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之中：存在一个权威的规范性文本（即我们常常不加界定地称之为“法律”的东西），出现一个与该规范性文本不相符合但有可能与之发生联系的事实（即我们通常所谓的“案件”），法官的作用正是通过司法判决将法律文本的规范要求强加于所发生的事实之上，从而创造新的事实使原来的事实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法律后果”）。
这种关系模式的理想型就是法律乃是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生活且没有空隙（gapless）的严密体系，而法官则象一个自动售货机一样将法律条文适用于所发生的案件中。但是由于法律条文的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流变性之间的矛盾，使得规范性文本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有空隙，这时法官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和技艺，即法律解释，来弥合这种空隙。无论是寻找原意还是“熨平褶皱”（丹宁，1985：6－11）、无论是语义规则还是金质规则（Harris，1980：124）、无论是采用演绎的方法（Sinlair，1971）还是采用归纳的方法（Dewey，1924）、无论是出于“目的理由”还是出于“正确理由”（Summers，1978）还是其他种种解释方法（梁慧星，1995；郭华成，1993；Evens，1988；Sunstein，1989），都建立在上述假定的关系模式之上。
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以哲学阐释学和语言哲学为基础的，它强调文本的意义只有在与阐释者的“前见”实现“视界融合”中才展现出来（伽达默尔，1992），语言的意义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加以把握（维特根斯坦，1996）。这种理论否定了规范性文本的独立性和客观性（Landers，1990），对作为方法的法律解释理论及其背后的传统法律理论提出挑战，实现了法学理论中的“阐释学转向”（Warnke，1992：ch.4）。尽管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对“法律文本”之独立性和客观性提出了质疑（West，1988；Greenawalt，1992；Warnke，1992；Fiss，1982），并没有因此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所依赖的上述关系模式，而实际上是强化了这种关系模式，它使得法律解释的方法和技艺从一些法律规范没有具体规定的案件扩展到所有的一般案件，使得法律解释不再是一种特殊的、司法实践中使用的技艺，而是一种普遍的、一般性的理解法律方法，它不仅适用于司法界的法官和律师，而且适用于立法者、法学家和一般大众（Balkin，1993）。正因为如此，解释学理论和语言哲学才大规模地进入到传统的法律解释理论中时，实际上忽略或混淆了这两种在不同的知识系谱上和不同的话语空间中发展起来的法律解释理论。
本文通过对10名中国法官的访谈，考察了他们在法律解释过程中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因素。正是这些来自现实世界活生生的经验使得我们看到来自西方法律实践之上的上述法律解释理论在运用到中国法官的法律解释实践中时发生了扭曲，从而使我们得以划定法律解释理论的限度及其适用范围。由此法律解释不再是一个对法律文本的理解问题，而是法官在司法场域中进行权力争夺的策略性选择，是对这种权力争夺的合法化。这一特定的法官群体所受到的法律教育和司法场域的双重结构化，使他们处在追求真理和追逐权力的张力之下。正是这种张力使我们认识到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与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发生在两个邻接的话语空间里的不同的话语形态，它们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或散布机制。正是在这两种不同话语形态的之间的相互利用与相互排斥中，使我们发现法律知识是如何服务于权力关系并掩盖权力关系的，同时法律知识又是如何在维护在身的自主性的过程中反抗权力关系的。
二、有关材料与方法的说明
本文所需材料的来源于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在职法学硕士的法官，他们的基本情况如下：
法官
性别
年龄
入院时间
入院学历
法院审级／年限
法庭类别
职务年限
C
男
28
90.7
法律本科
基层/91-92高级/92-96
民庭/刑庭
经济庭书记员/90-95助审员/95
L1
男
28
90.7
法律本科
基层/90-94高级/94
经济庭
经济庭书记员
Z
男
88.7
法律本科
基层
民庭
书记员88-91审判员/副庭长91-
L2
男
87.9
法律本科
基层/89-90中级/88-89高级/87-93
刑庭经济庭刑庭
助审员书记员书记员
Y1
女
31
87.7
法律本科
基层/87-88中级/87-93
经济庭
经济庭书记员
Y2
男
31
88.9
法律本科
中级
刑庭
刑庭书记员88-90助审员91-93
Q1
男
26
91.8
非法律本科
基层
民庭/经济庭
民庭/经济庭书记员
Q2
男
88.9
法律本科
基层/高级
经济庭
书记员/助审员
从这些情况来看，我们所调查的这8名法官是一个特殊的法官群体，他们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一名除外），而且都是在91年之前参见工作的，自然受到了80年代整个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的影响；他们分布在最基本的业务庭室工作，直接参与案件的审理，而且大多数法官在不同级别的法院工作过，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在基层法院工作都是在下去接受锻炼；他们在法院里大都作书记员，在法院里的业务群体中属于边缘群体；他们都在北京大学接受法律“再教育”，而且都要回到原单位工作。
对于我们的调查而言，这样一个特殊的法官群体足以代表一个独立的群体，这样一个群体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中国法官之法律解释的一个特殊视角。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他们所具备的素质、他们处于边缘地位对周围环境的敏感、他们重新回到学院后对法院工作的反思都有助于我们的调查触及到法律解释中的一些核心问题，也就是中国法官在作法律解释时所受的种种影响，甚至是一些偶然性的影响。这一“样本”在人数上虽然略有不足，但我们所采用调查方法或许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我们所采用的调查方法主要是访谈，严格说来，这是一种人类学的方法而不是通常所谓的社会学的方法（如统计、问卷），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方法不仅仅出于一种便利的考虑，更主要的是我们坚持阐释社会学的观点，主张社会行动是赋予主观意义的行动，而访谈的方法有助于使我们进入行动者的意义世界之中。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他们所提供的材料就是法院中法律解释的真实状况，尽管他们在学院里面对我们这些作为同学的访谈者为了写学术论文的所作的访谈，可能更没有掩饰地吐露他们的真实想法。或者说，所谓中国法官“客观的”法律解释状况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更不用说所谓的“客观”在事实上也是理论建构的。因此，这一法官群体主观上认为存在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足以给我们提供理论分析的经验素材。
三、影响法律解释的几种重要因素
（一）、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间──调解与判决之间
我们调查的对象在进法院之前都受过法律教育或大学教育，因此他们进法院之后明显地感到法院里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间的区别。他们所谓的学院派是指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尤其是大学法律本科教育的法官群体，而所谓的非学院派是指法院里的部队转业干部、其他行政机关调入的干部以及从其他渠道进入的人员。这些人可能具有非法律的本科文凭或通过电大、函大、业大（法院系统内办的法律培训）获得法律专科文凭，但在我们调查的法官群体看来，后者仍然属于非学院派，因为他们所受的法律教育本身就很简单，他们的讲课老师有时也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而且他们的文化基础一般教差，在短期的培训中不可能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精髓，更主要的是他们都在社会上、单位里呆了好多年，已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无法再培养其法律的世界观。因此他们认为是否受过正规的法律本科教育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正规的法律本科教育不光系统地传授了法律知识，更主要的是培养了法律感和公平感，“有时解决一些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案件主要靠平时培养起来的法律感和公平感”。（法官Q2）
在我们调查的法官中，虽然都承认有学院派与非学院派的区别，但他们对这种区别却有不同的看法。来自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Q2认为在他们那里的学院派与非学院派几乎各占一半，但是学院派占据了业务庭，而非学院派主要在后勤、行政（如办公室、人事处）和一些非业务厅（如执行庭、告申庭），对审判没有什么影响。但在中级人民法院，情况则并非如此，“你别看他们搞后勤，看似服务，事实上有特权。他们管派车，管分房子，将业务庭看作摇钱树。”（法官Y1）而且在业务庭室里，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间也往往形成群体偏见，“他觉得你自以为是，但又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和办案经验，而你也看不惯他，有时直接指出他的不是”（法官Y1）。这种偏见不光体现在对案件的不同看法上，而且体现在一些生活习性上，“他们总觉得大学生自由散漫，不好管理，事实上也是如此。”（法官L1）而在一些基层法院，这种区别往往不明显，到有派系的化分，比如法院院长与副院长有矛盾，就自然形成两派。（法官Q1）这可能是因为在这里受正规法律教育的大学生很少，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法官Z就来自基层法院，他是那个法院唯一的受过正规法律教育的大学生，他并没有感到受到什么歧视或不便。这也许是由于他很快就适应了工作环境，升迁也很快，而且很少对法院的工作加以反思，他虽然工作了好几年并有一定的职务，但在我们的访谈中，他觉得几乎没什么可谈。
我们所调查的法官群体一般都认为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间的办案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非学院派的法官更喜欢调解而不是判决，原因是“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要求很严格，搞不好就会判错案。现在有错案责任制，有上级法院监督，判错案不仅名声不好听，也影响到奖金和升迁。”（法官L1）而非学院派的法官“没有多少法学功底，他们在办案中重事实轻法律，喜欢搞调解，怕将法律搞错。判决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能分得清责任，而调解就没有这些因素，调解主要是把问题解决了，用的法律很少，主要是法律之外的因素，而且调解也不得上诉，没有错案率。”（法官Y）因此，调解就比判决显得简单，“一不写判决书，二不写审结报告，三便于执行，四事实和责任不用搞得很清楚。调解可以简化工作，但往往形成强迫性调解。”（法官Q1）相反，学院派的法官一般主张判决，“虽然判决没有调解好执行，但判决比较公平。调解事实上剥夺了原告的权利。法官说‘算了吧，调解，少给点怎么样？’你说怎么样？只能忍气吞声，听法官的。这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调解作了严格的规定，但我觉得应该彻底废除调解，法院就应当判决，体现公平，体现权威性。”（法官Q2）“判决真正能体现一个法官运用法律的水平，一个法官在法院里是否有威信，主要看判案的水平。”（法官L1）也许是基层法院中非学院派的法官占多数，相比较而言，基层法院调解更多些。（法官Y）
（二）、代际、性别与风格──事实与法律之间
如果说不同的法律教育背景形成的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分在级别不同分法院里有不同的体现，那么由年龄形成的代际的区别则是他们都能感受到的。尽管他们对代际的划分略有不同，但他们的感受几乎是一致的，而且这些对代际的划分主要依据他们对适用法律的不同风格和态度。一般说来，他们将法官分成这么几个年龄段：
50－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这些法官“职业道德好，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比那些大学刚毕业而道德品质坏的小青年要好得多。他们这些人死抠法律，事实调查多于对法律的解释。”（法官L1）
70－80年代参加工作的“最恶劣，法律水平低，工作不认真，吃、喝、拿样样俱全，最会搞鬼、作手脚。”（法官L1）
80－92年毕业的法律大学生，80年代初的大学生“比较保守、固执，适用法律严格，”（法官L1；法官Y）“既重视法律的解释又注重对事实的调查”（法官L1）。“85年之后毕业的大学生受外界的影响大，他们既有学生气，也比交灵活，对社会的适应性强。”（法官Y）“这些法官对法律有一种信仰，他们既有传统的风范又有法律的素质。”（法官L1）法官Q2则认为“88年之前毕业的大学生思想稳定，对个人的要求比较严格，工作态度也好”。我们所调查的法官大体上属于这一法官群体。
92年之后毕业的大学生，这些法官是“生活型的，受社会的影响大，吃、喝、玩、乐样样都会，工作态度不认真，对法律的信仰已经不存在了，对法律采取一种游戏的态度，总的说来道德品质坏了。”（法官L1）这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的对这一法官群体最严厉的批评，这可能与法官L1对道德品质的特别强调有关。我们所调查的其他法官也有类似的感觉，只是觉得由于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变了，这一法官群体更能适用社会已经发生了的变化。
除了代际之分，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性别的区分，这样的区分往由于女权主义法律观而得以强化。一般说来，女权主义者将“那些喜欢技术性差别和细节的人们描述成男性意象，而……一个同情者以及那些不能讨论技术性法律的问题的人们被描述为女性意象。”（波斯纳，1994：507－8）由此形成“法律的对立概念表”，在男性的法律观这一栏里，有“形式主义、法律、规则、逻辑、严苛的、客观性、解释论、严格解释、文字、法官发现法律”等概念，而在女性的法律观一栏里，对应地有“仁慈、自由裁量、政策、灵活的、主观论、非解释论、灵活或松散的解释、精神、法官制造法律”等概念（Posner，1988：108）。这样一种“角色化”的二元对立事实上包含了某种“男性中心霸权”，它在理论上业以受到了批评，当然也经不起经验事实的检验。
在我们所调查的法官中，他们都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差别，比如女性法官出差不方便（法官C；法官Y），执行庭很少有女性法官等等，但这样的差别不足以构成两种对立的法律观或审判方式。法官Y在同学中是一位有大姐姐风度的法官，她认为“没有男女的差别，只有素质的差别。许多业务强的女法官照样很厉害。法院这个环境很锻炼人，因为你是法官，你代表的是法律，你接触的又是当事人，所以你说话的声音、语气都与平时不一样。”就办案方式而言，法官Y认为女性与男性法官也没有什么区别，她这个庭里有好几个女的，“业务上争强好胜，都是严格执法”。男性法官也持同样的看法，法官Q2认为法官的区别主要看脑子，与性别无关“，”我们庭的庭长是个女的，办案干脆利索，反正我很佩服她，相反到是有些男的反而婆婆妈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官尽管在性别上有男女之分，但是这种性别的不同不足以构成两种不同的法律观或审判方式。不过，在他们的观念或意象里，的确存在两种不同风格的法官，尽管这种风格与法官的性别没有必然联系，一种是“干脆利索”型的，一种是“婆婆妈妈”型的。一般说来，前者与良好的法律水平、丰富的办案经验、公平正直的道德品质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似乎与缺乏法律知识、喜欢调解了事、爱搞不正之风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不同类型的划分与依据法官参加工作的不同时间和他们对法律的不同态度所作的代际化分，与上述学院派与非学院派的划分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不同类型的形成也可能和我们所调查的法官群体有关，他们基本上是属于80年代的那一批大学生。不过，上述代际划分也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前面所谓的“学院派法官群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同质的群体，尽管他们与非学院派的法官形成明显的对比，但有时他们内部的区别往往不亚于他们与非学院派法官之间的区别（比如他们对92年前后毕业的大学生的看法就完全不同）。“这大概是由于文人相轻吧”（法官Q2），“正规大学法律系的学生看不起非正规培训的法官，重点大学的法律生看不起一般院校的大学生。总之，物以类聚，和以前的职业没有必然关系，而与审判的风格有关，比如爱吃喝的常常聚在一起。”（法官Y）不过，总的说来，他们普遍认为“年老的重视事实，年轻的重视法律”（法官Y），年老的在确认证据和事实方面比年轻人更有经验。
（三）、解释法律──外部因素与法律知识之间
依照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观，法律规定越是简单，法律解释也就越频繁；社会生活变化越快，法律解释也就越频繁。依照这个逻辑，当下中国的法律解释应当是最频繁的。但是我们所调查的法官很少就法律解释能谈出所以然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作法律解释，他们对法律解释的种种方法仅仅停留在理论认识上，还不足以成为一种审判经验。这只能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他们对自己的所作的种种法律解释还处于不自觉状态，缺乏理论上的反思；要么是我们所讲的作为特殊操作技艺的法律解释理论本身不足以解释他们的经验。事实上，在他们看来，法律解释并不是一门需要专门学习的特殊方法或技巧，“要说有法律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处理每一个案件都是在进行法律解释，所有的法律条款都需要解释，要不然怎么适用到案件上。”（法官L1）法律解释就不仅仅是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需要使用这种特殊的方法，书本上所说的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在现实中是没有意义的，尤其对我们所调查的法官是如此，它最多看成是的对法律文本的一般性理解方法。
一但作为一种一般性的对法律文本的理解而不是一种在没有法律条文规定情况下的特殊操作技艺，那么法律解释就没有操作上的规律性，而与每一个具体的法官联系在一起。一个法官“平时有他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一种法律解释问题，他也有他的法律解释，他不会说这是工作需要呀之类的，特别是有公函过来时。”（法官C）这里所说的“公函”是指来自行政机关的“希望我们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采纳他们的看法”的书信。这时法官的生活背景、社会关系、文化水平、法律观念等对他们解释法律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法律解释方法的重要性。法官L2在高级法院里搞过一段案件复查，对有关知识分子的案件就很关心，也很关照，因为他父母就是老师而且自己也一直呆在学校里，知道知识分子的艰难。因此法官在法律适用中有更大的自由权，比如“有关的情节问题是有法官自由心证的，他说缓刑就是缓刑，这也是一个法律解释问题。”（法官C）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们认为对法律的解释就象法律现实主义者主张的那样可以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非理性的，法律的意义要由他们的解释来确定的。相反，他们认为法律条款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只要本着公平、认真的态度就能准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他们认为只是由于外在的其他原因，使得他们不能准确地适用法律。正如法官C所言“按照我的自由心证是可以实事求是的，但落实到具体的每个审判员或每个审判长，就难说了。我也不能说他们不是实事求是，也可能是我的法哲学观点有问题。”
因此，在他们看来认真的办案态度和公平的法律感在准确的法律适用或法律解释中起很大的作用，而这又与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掌握的法律知识有很大的关系。法官Q2在1990年办过这样一起纺织企业承包纠纷案，承包合同是在1988年签定的，当时由于纺织品大部分出口，所以承包金额很高，然而8波之后，纺织品无法出口，承包金也就无法完成。该案诉到法院后，法官Q2是按“情势变更原则”判的，免除了承包方两年的承包金。“我在大学时知道有情势变更原则，但对其详细内容并不清楚。90年左右，法学刊物上开始出现这方面的文章。我就找来作为判案的依据。”当然，在判决书上，并没有直接引用情势变更原则，而是用“意外情况”和民法总则上的公平原则。因此，尽管法官在判决书上所引用的是法律条款的规定，但在其背后却存在着对适用不同法律条款的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又具有学理依据作为支撑。而这种学理依据主要来源于权威的法学教材，比如统编教材和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教材，当然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上级法院就某一类案件公布的“若干意见”，（法官Q1）而这些司法解释在法官们看来就是一种立法，就是法律条文。法院里经常开“庭务会”，其中的内容之一就是“业务学习”，学习新的司法解释，讨论疑难案例。（法官Y；法官L1）正是由于对法律知识形成了一致的理解和看法，法官们才对准确适用法律或理解法律形成了一套不言自明的标准，不同法官类型的划分往往是由这套标准来决定的。
（四）、合议庭──法官的位置（一）
除了一些简单案件，大多数案件的判决与裁定是由合议庭作出的。合议庭至少由审判长、审判员和书记员三人组成。从法律规定上看，法院的判决是由合议庭集体决定的，而事实上组成合议庭的不同成员的在判决中适用法律或解释法律的权力依据他们在合议庭中位置（position）的不同而不同。我们所调查的法官几乎都在法院里作过书记员，一般说来，书记员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特别是作为刚刚从大学里毕业的学院派法官更是如此。“从职责上来说，书记员主要就是书写、记录，加之自己刚刚从大学毕业，最好少开口，不要多发表意见，免得人家说你狂。法院里本身就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弄不好以后就很被动，处处有人卡你。”（法官L2）因此判案中的适用法律权和解释法律权主要归审判长和审判员。但也有例外，这主要看书记员本人所具备的各种资源，比如人际关系、法律水平、交往能力和说话技巧等等。法官Q1一进法院也作书记员，但他在合议庭讨论中常常提出自己的看法，有时往往被审判长采纳，这不仅是由于他脑子聪明，而且是由于他和法院院长的关系不错，他的毕业分配就是法院院长给办里的。法官L1认为书记员要起作用就要采取一定的策略，他作书记员时有一次觉得审判长对法律的理解有问题，但在合议庭的讨论中，他觉得不能直接提出不同的意见，否则审判长在面子上就下不来，但他在下班吃饭时，和审判长等人随便讨论起他们办的那个案子，他委婉地提出他的看法，并找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作依据，于是这个案子就按他的意见办了。
除了上述各种资源，书记员所在的法院的级别也成为他们在合议庭的解释法律中处于有利位置的可资利用的资源。这主要表现在分配到高级法院的法官在基层法院的锻炼中。我们所调查的法官许多都在基层法院锻炼过，他们都认为在基层法院锻炼有好处，尤其是他们在基层法院参与办案中有较大的发言权。法官Q2在基层法院锻炼了一年，开始作了一段书记员，不久就作审判员，他在一年中办了近50起案子，几乎都是按他的意见作判决的，而且所有的案子都没有上审委会，对此他颇为自豪。但是他自己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他适用法律准确，而与他是省高级法院派下来锻炼且一年后就要回去这一身份没有关系。在我们调查的法官中，凡是下基层锻炼的法官几乎都有类似的感觉，但他们都否认与他们是上级法院的法官这一身份有关。在他们看来，下级法院的法官也是机会主义的，他们只怕自己直接的上司，而对于他们这些不一定有前途或前途很遥远的小年轻不一定很在乎。他们的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不过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分配到基层法院办案时往往要受到限制，而一个刚分配到高级法院的学院派法官下基层法院锻炼则在办案时有较大的自由度，这与他们的特殊身份不可能无关，至少是由于他们与基层法院的法官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
尽管书记员可以通过各种资源的利用而在合议庭的法律解释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但这只是个别的情况，通常法律判决主要是由审判长和审判员决定的。但这并不是说合议庭内部就可以决定一个案件的判决，合议庭的意见据正式的法律判决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它还要受到各种各样分影响，除了我们后面将要讨论到的审委会外，上级法院的意见也起大的作用。由于一审法院的判决有可能由于当事人上诉而被上级法院所改判，而法院中实行的错判责任制对一审合议庭形成很大的压力。所以，当一审法院的合议庭对事实的认定或法律的适用那不准时，往往提前请示上级法院，有的是书面请示，有的是电话口头请示。比如90年左右，浙江某地出现了“台会”纠纷，关于这个问题的定性，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最后请示上级法院，上级法院定为金融诈骗（法官Q1）。因此下级法院受上级法院的约束很大，重大案件往往请示汇报、上下通气，这样上诉后很少有改判（法官Q1）。不过向上级请示有时也靠不住，除了重大问题，一般的请示上级法院很少作书面答复，因为上级法院也怕承担责任，而口头请示常常没有凭据，更何况上级法院的人很多，看法也不见的一致。“你向上级法院请示，这个法官说这么判，而上诉后刚好由另一个法官负责这个案子，他有他的理解，他有他的人际关系，他照改（判）不务。”（法官C）
（五）、审委会──法官的位置（二）
从法律上说，审委会对任何案件都保留最终的决定权，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上审委会。依据我们所调查的法官们提供的情况，上审委会的案件主要有这么几种情形：
合议庭中对案件的判决意见不统一，于是就将矛盾上交，由集体讨论决定；
合议庭在审判中受到了外在压力的干扰，比如来自政法委的压力或某个领导个人的压力，这时也将问题上交，特别是这种外在干扰要导致不合法的判决时更是如此，好让“集体来承担违法责任”（法官L1）；
该庭的庭长对合议庭的判决意见有不同的看法或法院的主管副院长或院长对合议庭的判决意见有异议，这类不同意见有时可能导致适用法律的偏差，而合议庭尤其审判长不愿为此承担责任，这时也将问题交由集体来决定；
某类特殊的案件，比如疑难复杂案件，有影响的重大案件，此外刑事案件一般都上审委会，这已形成一种惯例。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通过庭长将案件提交于审委会。审委会的组成成员是有一的级别的，一般由院长、副院长、庭长和汇报案件的审判长等组成。
一般来讲，法院院长具有适用法律或解释法律从而形成案件判决的最终决定权，这种权力是一种事实上的权力，不过副院长和庭长也有相应的发言权，审委会的判决实际上是利益均衡的结果，大家都默认一种说不清起源的不成文法，比如说院长事实上决定几个案件，副院长和庭长事实上决定几个案件，尽管从形式上讲案件的判决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而这种权力的分配和相互均衡最终源于整个国家权力机构的相应授权。
当然也有例外，这主要是由于组成合议庭的个人情况有所不同，一般说来院长更关心法院的行政事务，关心如何与党委和政府处好关系，解决法院的一些实际困难，没有时间和精力关心具体的审判实际，特别是有许多法院院长是从行政机关调来的，法律水平很有限，除了自己认为重要的或和他自己有关的案子，其他案子即使上审委会院长也往往是走个形式，有时一个上午讨论好几个案子，既有刑事又有民事也有复杂的经济案子，业务水平低的院长连案子都听不清，所以就提不出实质性的意见，只是关心程序问题（法官L2）。在这个时候，主管副院长的决定权往往更大一些，因为主管副院长一般在业务方面的水平比较高，有判案的经验，有时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的所在（法官Y；法官Q2）。
在审委会中，尽管院长、副院长和庭长等拥有更大的决定权，但有时整个案子的讨论基调往往又是由汇报案件的审判长奠定的，这主要取决于审判长的汇报技巧和汇报策略。法官L1认为，在审委会讨论中审判长的汇报技巧非常重要，一般说来好的汇报者知道哪些应当着重强调哪些应当一笔代过，这主要体现在事实的认定上，这样给其他人形成一个有关案件事实的印象（因此高明的法官往往在事实上作文章，通过裁剪事实，也就是“解释事实”，使其符合法律的要求），而在法律的适用上，应当提出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这样其他人就会不自觉地跟着汇报者的思路走，同时汇报案子应当简明扼要，前后连贯，有时语气、态度、神态都很重要。法官Q2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向审委会汇报他判决的上述纺织企业承包纠纷案时，并没有提所谓的“情势变更原则”，因为他知道审委会的其他人包括院长都不知道什么叫“情势变更原则”，如果他提这个原则，他们就要搞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时汇报就变得复杂了，有可能因为他们不明白情势变更原则而不同意由此作出的判决，相反他用民法通则上的公平原则，他们也能明白，这与他们的常识是一致的，也就好通过。因此，相比之下，“审委会是保守的，它一般不作扩大解释，案件的承办人比审委会更大胆，容易倾向于作扩大解释。”（法官L1）
（六）、形势、政策与政法委──法院的位置
政法委是党领导司法工作的机关，它对法院的判决往往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是一些重大的案件，政法委的意见和要求成为法院判决的目标，但政法委的意见一般不出现在案卷和判决中。在上述法官Q1所提供的“台会”案中，虽然作为金融诈骗案加以处理，但究竟处理哪些人是由县委（包括政法委）决定的，而具体的司法程序是由司法机关来完成的。同时重大案件向党委汇报已成为一种惯例，这种案子一般说来由法院来定性由党委提出量刑意见（法官Q1）。正是由于政法委及其背后的党委和政府的干预，法院判决和执行中往往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尤其是在经济案件中。（法官Q1；法官Q2；法官Y）
由于法院与党委和政府的这种关系使得法院的判决往往要受到政策和形势的影响。法官L2在高院复查83年“严打”案件时，就发现当时的案子判得及其草率，这与政法委的指导文件直接有关。他认为“83年司法审判刚刚恢复，‘严打’中有一种狂热情绪，加班加点，象一样”，“85年之后情况才有了好转，法院也逐渐冷静下来，明白法律大于政治，判决不是完成政治任务。”（法官L2）
除“严打”之外，对法院审判影响比较大的政策导向就是92年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原则，“三个有利于是政治标准，而不是法律标准。由于强调审判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法院在审判中有时抛开程序法，不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93年之后法院感到这样作不行，又回到程序中。”（法官Q2）
四、谁是法律条文的解释者？
如果我们将西方的法律解释理论与上述中国法官的法律解释之经验相对照的话，就会发现西方法律解释理论，无论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还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都认为有一个“有面目的法官”作为法律的解释者。正是通过这一个人的法律解释才在“文本”与“判决”之间建立起内部逻辑一致的因果联系。作为方法论的法律解释理论将这一个法官想象为一个通晓法律知识的、按程序操作的、理性化和标准化的个体，而作为本体论的法律解释理论则将法官想象为一个受情感、直觉、偏见、潜意识、爱好等非理性因素支配的自由个体（Frank，1949；Cardozo，1921），这是因为“成文法规不会自行解释，其含义是由法官来宣布的，正是法官所宣布的含义而不是其他含义才使得它们作为法律而强加于社会。”（Gray，1972：170）
但是，就中国法官上面所提供的访谈材料来看，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的司法审判中，究竟谁是法律解释者？是书记员、审判员、审判长还是庭长、主管副院长、法院院长、政法委书记？我们发现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他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法律的解释者，但往往哪一个都不是法律解释者的最终承担者。因此，中国的法律解释中，问题不在于中国法官究竟是一个理性化标准化的个体还是一个自由的个体，而是有没有西方法律解释理论中所想象的那么一个“有面目的法官”。从上面所提供的材料看，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法律解释者往往不是一个“有面目的法官”，而是一个“无面目的法官”，是一个机构、一个组织、一群人，如合议庭、审委会、上级法院和政法委等等。因此，我们发现在中国的法律实践中并不存在西方法律解释理论所设想的一个具体的法律解释者，也没有这样一个法律解释的承担者。这样一种法律解释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背离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对中国法官之法律解释的探究和追问，而仅仅是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不加反思地用西方现成的法律解释理论来概括和总结中国法官的法律解释。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否定或抛弃西方的法律解释理论，而仅仅是划定它的界限和适用范围。
事实上，就法律解释而言，我们发现大陆法系的国家所关注的法律解释一般是法学家的学理解释，而英美法系的国家所关注的一般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这样一种差异恐怕是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不同的法律结构使得学者的法律解释和法官的法律解释分别成为这两种法律制度中的突出问题。如果说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强调成文法典的重要地位而使得法官被想象为一个通晓法律知识的、按程序操作的、仅仅是修补法律漏洞的、理性化和标准化的个体，那么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强调判例和先例的重要性而使得法官通过法律解释来创造法律就显得尤为突出。一旦我们将法律解释放在法律运作的制度结构中，就会发现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实际上是基于不同的法律运作的制度结构所作出的总结或概括。因此我们将法律解释理论作为一种知识加以普适化的时候，即抽象地从方法论或本体论意义上来谈论法律解释的时候，实际上抽离了法律解释背后的法律运作的权力结构。由此，法律解释理论才会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遇到理论解释上的困难。为了克服这种理论上的困难，我们就不得不将法律解释理论放在更一般的社会理论背景上，来考察法律解释在中国所遇到的种种问题。
五、双重结构化及其张力
从经验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法律解释是法官作为一个行动者的给解释赋予意义的社会行动。因此我们应当将法律解释置于行动与影响行动之结构的关系中来加以考察。
在行动与影响行动之结构的关系中，一般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倾向或理论路径，一种就是结构主义的观点或决定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将行动者化约为结构的承担者，行动不能在自主的维度上加以分析。“在结构主义的路径中，行动仅仅被看作是一种被规定好的实践或一套决定社会行为的规则：因此强调了行动被象征规范所决定这一维度而损害了行动作为一种生活经验的表达这一没有被决定的维度。”（Crespi，1989：30-31）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一理论路径之上，它认为作为社会行动所法律解释最终是受一套法律解释的规则或方法所决定，更重要的是法律解释这一社会行动要受制于这样一种被认可的规范结构：法律是一个全涉的（gapless）的规则体系，它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整个方面，即使在法律条款没有规定的地方，只要运用正确的法律解释方法，就可以发现法律在这方面的态度。因此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中，表面上法官似乎可以自由地选择法律解释方法，但这种方法的选择受制于正确或准确适用法律这一信念，法官仅仅是一个准确适用法律的理性化标准化的机器。
与这种观点相对应的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或唯意志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行动者选择的自主性，行动者完全是一个自由的主体，他的选择尽管要受到“前见”之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足以左右其选择的方向。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所支持的法律现实主义就持这样的理论路径，它主张法官的法律解释是一项完全自由的社会行动。他们不受法律规范的约束，因为法律是不确定的，作为方法论的法律解释理论所确信的那种确定的、稳定的、通过正确的方法可以发现其正确意义的法律，在法律现实主义看来是“基本的法律神话”，法律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法律的意义是由法官来确定的，正如法律现实主义者卢埃林所主张的，“这些官员（即法官、律师、警察和监狱官等──引者）就纠纷所作的所有事情，在我看来，就是法律本身。”（转引自Bodenheimer，1981：124）
无论是决定论路径还是唯意志论的路径，由于割裂行动与结构的关系或者说由于试图化约这种关系，在方法论上受到了批评与质疑。唯意志论的路径忽略了行动者所受到的特定结构的约束，它过分地强调了行动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极限就成为偶然性的奴隶而陷入另一种决定论中，法律现实主义者心目中的法律解释或法律意义的确定虽然不受法律规则的约束，但最终要受制于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或政治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法律运动将法律解释放入司法政治学中来加以考察。而决定论的路径将行动者看作被动的客体而不是积极的行动主体，它忽略了行动者所掌握的关于结构的知识，正是这种知识使得行动者有可能通过行动的策略来改变结构。我们在中国法官所通过的策略中就可以看到，由于法官们通晓法院中合议庭和审委会这些结构的运作方式，他们就可以采取一定的策略，通过各种不同资源的运用而改变原来结构的运作方式。
总而言之，上述两种理论路径在割裂行动与结构的关系的同时也在割裂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如果我们将“行动作为一种行为的持续不断的流动而置于时间与空间之中”（Giddens，1979：2），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行动与结构事实上存在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中，“结构不仅给行动以方向，而且也是行动的一种产物，后者尽管受制于结构，但它也在不断地改变它。”（Crespi，1989：31-2）因此“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既是构成这种系统的实践的中介又是这种实践的结果，”（Giddens，1979：69）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社会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是社会行动得以建构起来的条件，这就是吉登斯所谓的“结构的二重性”（可参见黄平，1995）。这种结构化理论不仅表达了结构与行动者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建构，更主要的是，“依照建构二重性的观点，尽管行动者在互动的生产中利用各种规则和各种资源，但这种规则和资源也由此通过这种互动而被重新加以构成。”（Giddens，1979：71）正是在这种结构化的过程中，各种资本和规则都进入法律解释这一个特定的“场域”（布迪厄语）之中，从而使法律解释不再是一个法官自由选择的个人行动，而是一个在特定“场域”中进行公共选择的结果。
依照这种结构化的观点，我们发现我们所调查的这个法官群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学院派法官，处在双重结构化之中。一方面他们从学校里接收了正规的法律教育，正是这种法律教育使他们接受了共同的知识、规范和信念，从而成为一个知识和信念的共同体，这种社会结构对他们的形塑使他们在法院中与非学院派的法官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行动者群体。这一知识结构使得他们在司法实践中注重于判决而不是调解，注重于法律的严格适用而不是对问题的解决，注重于解释事实而不是调查事实。但是法律教育的这种结构形塑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同样是在法学院中的包括分配到法院里去的学生在内的所有行动者所再生产出来的，我们所看到的92年之后的学院派法官的变化事实上反映了行动者对结构的形塑能力，正是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变化使得他们在适应这种变化的时候也对法律教育的形塑功能进行抵制，从而出现80年代到90年代的过渡中，法律院校的学生越来越能适应社会生活，越来越灵活地对待或解释法律。
另一方面，他们又处在“司法场域”之中，他们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受到司法场域中的权力结构（如审委会）和司法场域所处的更大的权力场域（如政法委）的左右或影响，尤其要受到他们在司法场域之中的不同位置的左右或影响（如合议庭）。但是，在司法场域的权力关系中，尽管他们处于被支配的位置上，处在权力的边缘，但他们并不是被动的被支配者，他们通过对资本的利用，通过对策略的选择，可以改变他们受支配的位置。我们所调查的法官们在到基层法院锻炼时，由于处在整个司法场域的支配位置上（即高级法院），他们都在利用他们所携带的来自上级法院这一“身份资本”。因此即使他们在基层法院的司法场域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他们仍然具有很大的支配力量。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其他种种的资源和策略来改变他们的不利位置。比如，法官L1所说的提出不同看法和汇报案件的策略，法官Q1利用他个人与法院院长的私人关系。在这一权力关系的场域中，法律解释也成了法官们在权力关系中争夺有利位置时所利用的一种策略。因此，中国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即在理解和适用法律时，无论是采取判决还是采取调解，无论是采用严格适用法律还是考虑种种法外因素，无论是解释法律还裁剪事实，无论是采用情势变更原则还是采用公平原则，都不仅仅是一个对法律文本的理解和适用问题，而是法官们根据自己在司法场域中的位置、在利用自己已有的资本或资源所进行的策略性选择，以此尽可能获得在这一权力关系中的有利地位。
我们所访谈法官正是处在上述两种制度的结构化之中，法律知识和法律教育的结构化使得他们把法律解释单纯地看作是发现法律真理的一种方法或途经；而司法场域这一权力关系的结构化使得他们将法律解释看作是一种策略性的机会选择。这两种不同的结构化力量在我们所访谈的法官身上形成一种张力，从而使他们处在追求知识、真理和追逐权力、利益的矛盾之中。他们同时也在利用这两种不同的力量对形塑他们的结构作出反应，因此，他们一方面抱怨在法律学校里学不到有用的东西，认为法律教育与司法实践相脱节，法律教育赶不上司法实践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法律知识来抵制或反抗司法场域的既定权力结构，这一点我们在法官L1身上得到最明显的体现。这种张力的一个根源就在于我们的法律教育依然是一种知识教育，而不是一种技术教育，我们的法律教育所倡导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倡导“如何使法律成为什么样的”。我们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没有运用法律知识来解剖案例的能力。我们的法律教育里也许教给学生诸多法律解释的概念，但却没有教给他们使用法律解释的技巧，因此，我们的法官很少意识到他们在进行法律解释。事实上，法律解释之所以在西方的法律学中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恰恰是由于它是发现法律或利用法律的一项主要技艺，是法官确立自我认同（identity）的一种“自我技术”（福苛语）。
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即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法律知识在权力争夺的游戏中（包括司法权与行政权、当事人之间的权力冲突）发展起来的一套技艺或技巧，它是一门专门化的“权力技术”。而我们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即任何人对法律的理解，从其知识谱系上而言是以追求正确或真实为目的的认识手段，是一种“自我技术”。尽管这样的自我技术也可以成为权力争夺的技术，比如，懂法律的可以对“法盲”形成支配，法典的权威解释者可以在法学界获得霸权地位等等，但是这样的法律解释与法官或律师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因此，当法律解释散布到不同的话语体系里、不同的话语空间里、不同的场域逻辑里，它仅仅具有表面上的或形式上的同一性。也正是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掩盖着其背后的巨大差别：一个法官对同一法律文本的解释，在法庭上可能不同于他在大学的讲坛上；一个中国法官对中国宪法中的人权条款的解释可能不同于他对美国宪法中人权条款的解释，也可能不同于他对历史文献中的人权条款的解释上；对于同一法律条款，法学家的解释、立法者的解释、法官的解释、律师的解释、当事人的解释和普通民众的解释可能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将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等同于求知过程中的对法律文本的理解时，恰恰是用追求真理过程中的不同途经的选择（即种种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掩盖了权力争夺过程中的不同策略的选择（即在何时何地选择何种法律解释方法）。法官在服务于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小心翼翼地、巧妙地通过法律解释将自己打扮成法律真理的探索者、权力争夺的超然者、和终极正义的公布者；但同时反过来，法官也可以理所当然地借法律知识或法律传统的名义，来对抗和抵制政治权力。但是，从我们对10名中国法官的访谈来看，由于法律解释技术的不发达，法律还远远没有成为一种强大的知识传统，法官的自我认同还没有确立，法律共同体还没有形成，政治结构还没有实现合理化，因此法官的法律适用也就只能裸地暴露在权力争夺的表面上，从而使法官失去了自我保护的能力，他们不仅没法抵制来自政治权力的压力，也没法抵制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因此生存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之中。
对于法官来说，法律解释不仅仅是追求法律真理的手段，是一种确立自我认同的自我技术，更主要的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技术。也正是通过这一套技术，法律知识和法律传统才可以和政治权力相抗衡。由此，我们才能理解英国的大法官柯克对国王所说的那些名言：“我很清楚，您的理解力飞快如电，您的才华超群绝伦，但是，要在法律方面成为专家，一个法官需要花二十年的时光来研究，才能勉强胜任。……法律乃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考文，1996：34-35）
由此看来，区分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和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没有特别大的意义，重要的在于追问：
“谁在作法律解释？”
“在什么地方作法律解释？”
“这种法律解释服务于什么目的？”
“这种法律解释成为可能的条件是什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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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论文内容提要]收视率为什么从“科学化手段”演变为“万恶之源”?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把所有可以证实的社会生活侧面都尽量简单化和量化、把无法证实的社会生活方面置诸不顾”的管理思路。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剖析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并在分析基础上提出对从业者与电视节目评价价值系统重构的原则。
如果从观念演变史的角度考察收视率，我们会发现：当初人们认为“收视率……是电视台实现管理和决策科学化的有效手段”、“收视率……成为衡量节目质量的重要方法”，短短几年，情况已经演变为“造成中国电视的文化混乱和理性迷失的市场原因，万恶之源是中国的收视率”。有学者对北京地区283位新闻从业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其中电视从业者占50.8％)，大多数从业者认为“‘市场竞争的压力’、和‘收视率／发行量／阅读率压力’对喉舌取向是负影响”。
同样是收视率，为何前后评价迥异?本文试图探讨当下收视率评价观念嬗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收视率是什么
收视率是什么?借用一家之言：“所谓收视率，是指收看某一节目的人数(或家户数)在拥有电视机的总人口(或家户)中的百分比。”由此可见，收视率只是一些数据、指标等，是人们运用的工具，是人们手中的指挥棒。
二、收视率为什么沦为批判对象
如何运用收视率这一工具，通常由运用之人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的观念或动机系统所决定的。即实际有什么需要，收视率就有可能被怎么用。美国社会学家库利认为：“一个价值系统就是一个实际的行为的观念或动机系统……”，而价值系统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实际的需要。
收视率的实际需要即电视台管理的需要、评价的需要。基于这些实际需要自然会形成评价价值系统。“可以说，近代社会的优势价值是普遍主义的业绩本位价值，即业绩价值。这种价值观念促进了经济活动……”，根据这一原理，便不难发现收视率其实被作为业绩价值系统中的重要指标使用，并且，收视率作为业绩价值衡量标准后，客观上确实不同程度地促进电视台的经济活动。久之，收视率被作为整个电视界追逐的惟一目标。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电视台都会走上以收视率(业绩价值)作为强势的评价手段的道路?并进一步提出：为什么会恰恰选中收视率作为衡量业绩价值的标准，而不是其他手段?比如，专家评价、同行评价等，其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曼海姆在评价西方文明危机特征时指出：“在社会生活层次上，这种‘危机’则既体现为自私自利、惟利是图的倾向大行其道，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体现为人们以实证主义和惟理智主义(或者说惟科学主义)的眼光看待一切，把所有可以‘证实的’社会生活侧面都尽量简单化和量化，同时把无法‘证实的’社会生活方面置诸不顾。”正是这种思路使电视台管理者与广告商把收视率作为强势评价标准。
三、片面强调收视率带来的影响
从理论层面上分析，片面地以收视率为主要指标建立起来的业绩价值评价体系，会在实践中带来不良影响。因为业绩价值与传统价值观念不同，“它无法限制欲望的扩张。在这个意义上，业绩价值给社会体系的‘动机调整’活动制造了一个难题，这便是所谓的‘无序的问题’”。即业绩价值能促进电视台的经济收入，但不能抑制电视台无限度的追求经济利益的冲动，而后者会带来所谓的“无序问题”。
根据价值社会学的原理：“可将无序分为个人性无序和社会性无序。”结合传播实践，个人性无序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价值内在化不充分时会产生个人性无序。……例如当它与传统价值冲突，不能达到一定水平时，个人便陷入无序状态”。这里的“价值内在化不充分”，具体指的是业绩价值观念(即以收视率为惟一追求目标的现有价值观念)，被某些从业者吸收、接受得不够充分。但业绩价值观念对从业者来讲，又确实是不得不遵循的强势价值观念，由此与传统价值观形成冲突便在所难免。通俗来讲，为了获得高收视率，从业者有时需要迎合大众，而自身的传统价值观对这样的做法又有排斥心理，于是当事人往往会表现为迟疑、怀疑、矛盾等心理。
另一类个人性无序则与之不同，“即使个性体系的价值内在化要件得到满足，因业绩价值在本质上具有无法被社会体系完全制度化一面，当期望一次次落空时，个人也会陷入无序状态”。也就是说，即便业绩价值完全占据一个人的价值体系，不存在与传统价值观冲突的问题，也就是只要收视率高怎么干都行，管它低俗不低俗，这样的人同样也有个人性无序问题，原因在于“个人的有机心理构造，不存在限制追求幸福快乐等欲望的机制”。通俗来讲，一个人赚再多的钱也不会满足，不知道多少是尽头，因此，这类人内心也处于无序状态。综上所述，由于收视率的强势评价价值标准的引导，导致了从业者处于或内心焦灼或因单一追求利益而得不到满足的心理无序状态，这是职业传播者的一种非正常心理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都表现为个人性无序的电视从业者，上述两类人其实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对制造低俗化节目的电视从业人员，批判的时候应该区别对待。
另外，还需要探讨一下有关社会性无序的问题，社会性无序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当价值的制度化不够充分时，就会产生社会性无序。”具体到电视传播而言，就是指社会对电视节目某些方面的评价要求基本处于无统制状态。通俗来讲，社会性无序在该问题上的具体表现为：由于受“无法量化衡量的便置诸不顾”的管理思路影响，社会对电视节目低俗化相应的管理、制约机制有所缺乏，在“收视率为惟一追逐目标”的内力推动下。一些电视节目便不惜以低俗化为代价换取高收视率。
四、重构评价价值系统
根据社会性无序和个人性无序所带来的问题，需要分别反思与重构现有的评价价值系统。从理论层面上分析，针对从业者个人的评价价值系统，重构原则可以参照库利有关竞争精神所阐述的原理，评价价值系统分为低层次激励价值评价系统与高层次激励价值评价系统。库利指出：“我不想忽视或贬低金钱动机。作为一种对生活中更直观的资源进行控制的象征，金钱在引导和刺激我们的努力方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见，为了有较高的工作效率，以金钱作为一定的激励手段，使人们努力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动机对人类本性更高层次的激励是不够的。大部分的时候它们以一种肤浅的方式控制着我们，如果允许金钱动机诱导而不是跟随我们人格中深层次律动的话，它将使我们降格为贪婪者和物质主义者。如果它成为人们行为的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主导方式，则此人显然是一个可怜虫。”库利显然认为光有金钱激励的手段是不够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便是应该有一个高层次的激励机制与低层次激励机制相配套。高层次激励机制主要的指向是：希望通过评价价值体系的调整，从而引导从业者乐于为公众生活作贡献的精神状态，在竞争的场域下，也可称之为贡献性竞争。因为“真正在支持并激励着他们的是他们希望他们在为公众生活作贡献。对医生、工程师、科学工作者而言，同样如此，我们希望对律师、记者、政府官员而言也能如此”。这种贡献性竞争精神状态的倡导便弥补了单一的金钱激励机制存在的不足。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 建筑作品侵权 工程建设 建筑设计
一、建筑作品是否被侵权之事实基础
在我国目前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建筑作品的著作权问题非常复杂，表现为：法律规定抽象操作性不强；很多问题无法可依；司法部门的实践经验不够，可供参照借鉴的类似案例极少；专业性极强，牵涉建筑学、法学、司法鉴定学等综合交叉问题。这些可以从接受媒体采访的法律专业人士的表态可以看出，例如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一名不愿具名的律师表示：“对于建筑设计维权，我国目前还没出台专门的法律，SOHO中国的这一案例仅仅适用《著作权法》，但建筑设计专业性非常强，需要有相当水准的专业人士来参与，在审理过程中非常复杂。”有其他法律专业人士表达了类似观点。
一栋建筑物的形成一般要经历三个环节：建筑图纸的设计——建筑模型的制作——建筑物的施工，相应地，与建筑物有关的产品一般也有三个：建筑图纸、建筑模型和建筑物，但这三部分并非都是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建筑作品”。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9款规定：“建筑作品，是指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形式表现的有审美意义的作品。”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中，建筑作品的保护范围只能及于建筑物本身，即已经建成（或即将建成）的建筑物实物，并不包括图纸和模型；也不包括建筑材料、技术方案，且只涉及外观，包括线条、装饰、色彩等，而不涉及建筑物的内部特征和装潢。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建成的建筑物实物才能被称为“建筑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保时捷中心”与“泰赫雅特中心”案（该案被称为“中国建筑作品著作权第一案”）中，涉案的原告建筑和被告的建筑均为已建成的建筑物。因此，本笔者认为，建筑作品是否被侵权之事实基础为有实体建筑构造物体只存在。
二、建筑图纸及建筑效果图著作权侵权分析
即使某一建筑物不侵犯“另一建筑物”的“建筑作品”著作权，但并不能因此完全排除“该建筑”侵权，因为还涉及是否侵犯建筑图及效果图的著作的问题。“建筑图纸不是“建筑作品”只是表明其不能以“建筑作品”作为起诉的依据，但建筑图纸本身仍然可以作为起诉的依据，因为在我国法律中，建筑图纸是与建筑作品并列受保护对象。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12款规定：“图形作品，是指为施工、生产绘制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以及反映地理现象的作品。”据此规定，建筑图纸可以成为独立的一种作品（保护对象）。就本而言，建筑图纸包括设计图，效果展示图以及各种示意图。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建筑图纸都可以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被称为“作品”的建筑图，只有那些具有独创性的和独特的艺术美感的建筑图才能成为法律所保护的建筑图。要成为受保护的建筑图的基本的要求是：第一，是自己做出来的，而不是抄袭别人的；第二，确实有艺术性的美感；第三，必须是独特的，没有相同或者类似的存在。关于独创性，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陈锦川庭长的理解：独创性是指为作者独立创作，非窃取他人的，且要包含作者的判断。他将该理解进一步运用到“北京保时捷中心”与“泰赫雅特中心”案中，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保时捷建筑系独立完成并无争议，争议的是该建筑是否包含创作者对于该建筑的美学构思或判断。司空见惯的纯粹以实用为目的而建造的“火柴盒式”楼房、根据常规设计建造的楼房、建筑工地中为建筑工人临时搭建的工棚等，因外观简单、形状普通而缺乏独创性不构成建筑作品。本案中，法院综合分析了北京保时捷中心的特征，认定该建筑具有独特的外观和造型，富有美感，具有独创性，属于建筑作品。
三、侵犯建筑作品著作权界定方法分析
（一）分析该建筑作品是否为：独立思想之表达
分析某一建筑作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保护之范围，我们首先应当分析该建筑作品是否为独立思想表达之结晶，即，该建筑作品的创作不受其他已经、已经公开建筑作品创作之影响。
（二）分析该建筑作品创作源泉是否独立
当某一建筑作品属于著作权法保护之范畴时，分析另一受到法律之保护的建筑作品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建筑作品的著作权，我们应当分析判断该建筑作品的创作源泉是否具有独立性，即，此建筑作品的源泉不同于他建筑作品的创作源泉。
（三）过滤“公有表达”
某些建筑作品中虽然相同但又都是属于公有领域中的内容师应当删除出去，即使这些内容不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表达”。因为公有领域的内容，必须留给大众自由使用，其本身不受著作权法保护，无著作权可言。同时如果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也反映了其不具备独创性，因此不能成为受保护的对象。比如，海南凤凰岛、巴萨罗那阿格巴、伦敦市政厅、瑞士再保险公司大楼、台北鹅卵石、河南人寿大厦、重庆茶山等，特别是河南人寿大厦和凤凰岛的外形与涉案造型极为相似。这些表达都是公有领域的资源，任何人均可使用。
在建筑作品侵权案中经常会涉及到功能性设计以及为功能所决定的外观的问题，因此除了过滤掉属于公共领域的“公有表达”以外，还应当过滤掉建筑中因实用性、功能性和技术材料、技术方法而产生的外观表达。受结构力学和使用功能的限制，建筑作品的可创作的空间非常小，法律只保护独特的艺术部分。而“流线型、点状式、尖锥形的建筑”的外观造型具有实用功能，不能成为著作权的客体。
（四）“接触+实质性相似”
即只有有证据证明某建筑作品实际接触了“另一建筑作品”，并且二者在实质上具备了“相似性”，才能谈得上建筑作品纸著作权侵权的问题。
关于“接触”的认定，除了面对面实际到现场接触外，在现代传媒发达的背景下，通过电视台、报纸、网络等其他公共媒体的方式披露图纸内容，一般也可以推定为“接触”。关于“实质性相似”的认定，这是一个极具专业性的判断，即使法院的审判人员也无法判断，需要建筑领域的专家来判断，司法实践中一般的做法是法院如果无法判断会委托专业机构出具司法鉴定结论，对是否实质相似做出判断。
第11篇
为了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缺失，将经济学与法学相融合的研究方法引入对该制度的完善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本文以法律经济学的程序效益为视角，首先简要介绍了程序效益分析的基础理论，在阐明程序效益包括成本与收益两个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存在的问题。利用法律经济学程序效益的分析方法，找出制约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效益的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明确改革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指导原则，并结合法律经济学中提高程序效益的途径，分别从诉讼成本和诉讼收益两个角度设计出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之路径，以此来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效益，以期达到效益与公正的和谐统一，更好地保障各方参与人的合法利益。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效益诉讼成本诉讼收益完善
【引言】
我国刑事诉讼法把效率视为诉讼的基本理念与价值要求之一，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损失赔偿问题采取双轨制来解决，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参加的情况下，在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由遭受损失的被害人或人民检察院所提起的，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该制度在设立之初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原本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在程序上方便当事人诉讼，使其免遭诉累，及时弥补被害人因不法侵害遭受的损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不足之处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出来。霍姆斯曾指出：“理性地研究法律，当前的主宰者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是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因此本文试从分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问题入手，以法律经济学程序效益分析为视角，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进行新的探讨。
一、实然与应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错位
理解法律，特别是要理解法律的缺陷。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上的价值功能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正确处理刑事案件，实现诉讼公正
诉讼公正是个永恒的话题。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种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在法律体系内部，诉讼法律制度与公正的关系最为直接，因为诉讼法律制度是具体落实、实现公正的，任何一种公正的法律目标都必须经由一个理性的程序运作过程才可转化为现实形态的公正。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正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将刑事案件和附带民事案件合并审理，从而有利于全面地查明被告人是否有罪及其罪行是否造成损失、损失的程度，以及被告人犯罪后如何对待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是否真正认罪、悔罪等问题，正确执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准确地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和科以民事责任，实现诉讼公正。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实现诉讼效益
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损失赔偿，而不是让受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可以把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彼此密切相关的刑事、民事两种案件简化在同一个诉讼程序中进行。对于司法裁决的整体而言，可以尽量保持对同一事实刑事、民事裁决的一致性；对司法机关来说，可以避免刑事、民事分离审理时所必然产生的调查和审理的重复，从而大大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平民化的精神，在这些案件中，既不需要缴纳诉讼费用，也往往无需支付律师费聘请律师，又不必重新排期候审，在迅速、减少费用成为正当程序要求一部分的今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实现诉讼效益的价值尤其明显。所以，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置于社会这一大环境中加以审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也将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重要要素。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规定与现实的巨大反差
根据我国立法的规定，刑事被害人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在刑事案件立案后至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其二是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事实上，由于民事诉讼部分对于刑事诉讼的“附带性”，导致我国当前实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无论是法院做出无罪判决、检察院撤回、公安机关撤销案件还是被告人逃脱，由于被告人刑事上的无罪、不予追究或者难以追究，直接导致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的难以实现。既然作为民事损害赔偿诉讼，按照民法的一般原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明显低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刑事部分被告人可因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宣告无罪，但并不代表被告人对于民事部分就不承担责任；尽管被告人逃脱，但如果法院认为法律关系简单的，是可以对民事部分缺席判决的；检察院撤回的，意味着国家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放弃追究，但并不意味着被害人就放弃了民事赔偿的请求。可见，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模式中，由于民事赔偿对于刑事诉讼的“附带”性质，导致法院的刑事审判对民事判决直接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当司法机关决定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时，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请求很难实现，这也意味着在此种情况下，被害人既无法实现复仇和惩治犯罪人的欲望，也无法实现获得民事赔偿的诉求，从而突出暴露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体制的内在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8条又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诉讼一同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9条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规定：“如果同一审判组织成员确实无法继续参加审判的，可以更换审判组织成员。”从法理上说，以追求效率为己任的附带民事诉讼因为某些特殊的情况而无法同刑事诉讼一并审结时已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不能为刑事被害人提供较一般民事诉讼更及时有效的赔偿的附带民事诉讼属于重复立法，有害无利；立法涉及成本问题，要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另外，由刑庭法官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不会比专业的民庭法官高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审判后可以更换审判组织成员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更是与审判权行使的亲历性原则相左。刑事诉讼法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上述规定使设置该制度的初衷难于实现，应该具有的制度整合功能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对被害人的救济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诉讼程序无法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不利于保护社会秩序的安定，立法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出现巨大反差，导致民事赔偿请求很难实现。
二、冲突与协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效益分析
理性地研究法律，当前的主宰者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是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
——[美]霍姆斯
（一）程序效益分析的两个基础理论
1.科斯定理及其交易成本理论
科斯第二定理指出：如果存在实际的交易成本，有效率的结果就不可能会在每个法律规则下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合意的法律规则是使交易成本的影响减至最低程序的法律规则。这些影响包括交易成本的实际发生和由避免交易成本的愿望诱使无效率的选择。
将科斯定理运用于对诉讼程序的效益分析，我们必然会有这样的推论：诉讼程序的设计和选择适用都应充分考虑诉讼成本对诉讼效率带来的影响。为了实现有效率的诉讼结果，立法者、程序参与者都不得不重视诉讼参与各方合意的作用，以期减少诉讼成本。如果诉讼各方能够通过合意达成对争议事项的解决，无论是参与各方本身还是公安、司法机关的诉讼投入都将实现最小化，即实际诉讼成本最低。实际诉讼成本越低，则所获诉讼的结果就越有效率：诉讼各方均在各自的自愿同意下解决了纠纷，最大可能避免因二次诉讼的发生导致的新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当事人新的诉讼成本的增加。无论从个人利益还是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考量，均达到了效益的最大化。
2.波斯纳财富极大化理论
波斯纳在他的财富极大化理论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即自愿和协商。他认为，一种促进或助长自愿性和协商性的法律制度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偏爱。借助于理假设，每个人都是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断者，因而在自愿和协商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想通过交易来改善自己的福利，增加自己的财富。促进或者助长自愿性和协商性的法律制度也就是一个追求财富极大化的制度。而且，波斯纳对“财富极大化”进行了解释，其中的“财富”指一切有形和无形物品和服务的总和。波斯纳对“财富”的此种解释，在将要进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分析中，笔者认为可以将其解释为经济性和非经济性的收获的总和。
用波斯纳财富极大化理论分析诉讼程序，至少可以得到一种指导思想的启发：要通过诉讼程序实现财富极大化，在设计程序之初就应当充分注重程序参与者的理性选择，为程序参与者提供协商的机会，尽量使程序能够保证并促进参与者的自愿与协商。在程序的实际运用中，执法者则应指引和帮助程序参与者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有效协商。
（二）程序效益的基本要素
1、诉讼程序的成本
经济学中对成本问题的思考有一个角度是在机会集合范围内以替换的形式进行的，即获得某物品而不得不放弃的另外一种物品的数量。从这个角度出发，诉讼程序的成本应是指程序主体为实施诉讼行为而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司法资源的总和。每一诉讼过程，其中所耗费的司法资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人力资源。进行诉讼程序活动既需要相当数量的法官、书记员、翻译人员、法警、陪审员等，还需要诉讼当事人、律师和证人、鉴定人等参与诉讼活动。（2）物力资源。表现为法院为进行正当的诉讼活动所必备的法庭设施、通讯及交通设备，以及当事人和有关机关为被采取强制措施、被查封或扣押的物品、文件、财产等。（3）财力资源。通常包括法官、陪审员、书记员等的薪金，案件受理费、勘验费、鉴定费、公共费、翻译费、律师费，以及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保证金与实际支出费用、执行费用等。（4）时间资源。诉讼中时间的浪费或者诉讼周期的拖延，往往意味着程序主体在单位时间内诉讼活动效率的降低，并同时造成人力、物力或财力资源耗费的增加，因此在诉讼程序中，时间也是一种与经济耗费直接相关的司法资源。这种成本包括私人成本和国家支付的公共成本两部分。
2、诉讼程序的收益
作为追求财富极大化的主体，从事任何活动都预期获得最大收益。所谓收益，就是一定的投入产出的成果。诉讼程序的收益除了物质性收益，更多地体现为非物质性收益，如伦理性收益，即理性主体让渡司法投入而追求纠纷的解决、社会秩序的回复、国家法律威严的树立、正义的弘扬等等。对法院而言，如果其进行诉讼活动存在经济收益，那么该经济收益一方面是指其收取的诉讼费用的数额，另一方面则是解决提交到法庭的争议，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对诉讼各方来说，则是指预期利益的实现或者预期不利益的避免。可见，诉讼成本与效益涉及经济和非经济两种价值体系，所以对诉讼程序的效益分析，不仅要考虑诉讼程序投入的经济合理性，更要考虑诉讼程序的产出能否满足程序参与者的愿望和目的，以及诉讼产出的社会效果。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效益的实践分析
作为单纯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本来享有在诉讼时效内选择管辖法院和时间的便利，而且案件审理期限可长至6个月，可以更加从容地进行诉讼活动；虽需要交纳诉讼费，但只要符合条件，也可以申请缓、减、免并得到批准。而作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则必须在一审宣判前向受理刑事案件的法院提讼，审理期限短，对当事人的诉讼经验和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决定了刑事部分的审理左右着整个案件的审理进程，而民事部分又受到刑事审判程序的局限，不能严格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管辖、期间和送达、证据交换、时效等规定被迫根据刑事诉讼的特点相应调整、简化，甚至不再适用。反过来，刑事部分的审理进程，也不能不受所附带的民事案件进展情况的影响。
虽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因其复杂而延长审限的绝对数量不多，但是因附带民事诉讼而延长审限的比例是单纯刑事案件的两倍，其对案件及时审结存在负面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绝大多数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均被压缩到一个半月内审结，相对于普通一审民事案件6个月的审限来说，审理速度过快，是否过于强调效率优先而影响实体公正的担心并不多余。刑事案件的庭审程序、调点、认证规则等与民事案件差异很大，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诉讼参与人往往具有双重身份，从而享有刑事、民事两种不同的诉讼权利，承担两种不同的诉讼义务，加上当事人在法律知识、文化素养、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使庭审节奏很难把握。从司法成本看，我国刑事普通程序由于其程序的严谨性和被告人通常被羁押的特殊性，诉讼过程中所消耗的公、检、法等机关的各项诉讼资源本身就比民事诉讼多，在重罪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全部民事赔偿也不够经济。即使不考虑上述成本，就减轻当事人讼累的作用而言，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作用亦有限。
法律限定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期间是刑事案件立案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并规定未在该期间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不能再提起，避免了刑事程序频繁被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打断，致使审判拖延，有利于刑事诉讼成本的降低。但是，仅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期间限制，并不能保证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效益的实现。原因是我国对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刑优于民”，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先刑后民”的审理顺序。向民庭提起民事诉讼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关系问题上，在刑事诉讼没有提起之前，可以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有权向民庭提起民事诉讼。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则不准单独向民庭提起有关民事诉讼，此前向民庭提起的有关民事诉讼除非已经审结生效，否则或者应当中止审理；或者应当根据人的申请撤销向民庭提起的有关民事诉讼，而由他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且一旦启动了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刑事部分的审理没有结束，附带民事部分是不可能先行判决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出现被告人在法庭审理期间潜逃或消失后，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应当将刑事诉讼暂时停止，待上述影响诉讼正常进行的因素消失后，再恢复进行后面的诉讼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要求不能及时甚至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为进行附带民事部分的诉讼成本只得随着刑事案件的审理进程起伏，被害人没有别的手段将自身诉讼成本降至最低，反而被无限扩大。这对于被害人而言，过于不公，除非放弃要求赔偿，被害人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不仅要被拖进刑事案件的整个过程，而且还要承担高额诉讼成本的风险。这种情形下的被害人，即使能够判断怎样的程序对他是有益的，也没有办法去追求更有效益的程序结果。
三、废除与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改革的价值选择
在理论转变为实践的时候，于每一个转折点都会出现棘手的问题。
——安德鲁卡门
（一）改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指导原则
1、兼顾诉讼程序的经济效益与非经济效益
诉讼程序的效益除了经济效益，还包括非经济效益，如社会秩序的恢复、国家法律威严的树立、全社会公正信念的坚定等。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并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唯一目标，更多的时候必须重视非经济效益的实现。只有在程序和实体公正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谈论程序的效益才有意义可言。立法者和司法者在公正和效益的关系上处于怎样的立场，决定着司法资源的主要流向，是制约程序效益提高的重要因素。可见，在诉讼效益和诉讼公正之间如何侧重，是研究诉讼程序效益首先要确定的基调。在刑事诉讼价值中，公正处于首要地位。只有在正义得到实现的前提下，才能提高诉讼效率；对诉讼效率的追求，不能妨碍公正价值的实现。如果为了实现诉讼效率而无视诉讼公正，就有本末倒置之嫌。因此，在改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时，无论是采用节约诉讼成本的方式还是以增加诉讼收益的途径提高程序效益，都不能以之为终极目标。当然，对程序和实体公正的强调也不能成为忽视诉讼程序经济效益的借口。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个方面都应当兼顾，以程序公正为首要目标，以尽可能少的司法投入实现公正。
2、以人为本、尊重程序参与者的自由意志
不论附带民事诉讼如何进行，其本质上还是一种民事诉讼，因此民事诉讼的各种原则在没有特殊情况下，都应当适用它。笔者认为，民事诉讼中无论是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处分原则还是法院调解原则都可归结到一点：以人为本、尊重程序参与者的自由意志。而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在这方面有很多缺陷，一旦要求损害赔偿就被拖进了整个刑事诉讼的进程，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进行赔偿诉讼的形式，甚至不能决定自身诉讼投入获得收益的最大化。对此，笔者认为完全有必要引进民事诉讼中的体现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调解和处分两项原则。
3、平衡被害人、被告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是特殊的民事诉讼，但由于其适用与刑事案件一并审理的民事案件，涉及诸多利益关系，必须作出平衡，以保证该程序不违背公平理念，无损正义的实现。一方面应重视被害人与被告人利益的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利益平衡，主要考虑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和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另一方面应重视被害人、被告人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社会公共利益对于诉讼程序设计上的重要性，正如一些学者认识到的，是“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是决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而言，社会公共利益也是其赋予被害人、被告人权利，限定其权利范围的界限。“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如何既实现被害人、被告人利益，又不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实际损害或者形成损害的危险，是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所不能忽略的一环。这种平衡能否建立，直接决定着对该程序是否正义的评价。
（二）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之路径
1、从诉讼成本的角度提高程序效益之设想
（1）限制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作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基础的刑事案件有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之分，由刑事侵害引起的民事损害情节也有轻重繁简的差异，同时被害人的请求内容有精神损害赔偿和单纯的物质损害赔偿的不同，请求的对象有针对刑事被告人和非刑事被告人之别，若对此不加以区分，都规定可以进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仅不能保证被害人得到公平的民事赔偿，更可能导致整个诉讼程序的混乱、拖延，增加诉讼成本。因此，应对不同的案件进行梳理，繁简分流，区别对待，限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具体而言，对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法院应予以审查：如果案情简单，适宜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则将其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渠道；如果案情复杂，不适宜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案件，则应限制被害人的选择权，告知其向民庭或者将案件转交民庭处理，将复杂的民事诉讼排除在外，以此简化附带民事诉讼，提高受案范围内进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具体来说，这两类案件的界限是：一是是否存在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应当对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二是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是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三是是否属于特殊领域的侵权行为，是否属于严格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是否涉及举证责任的倒置等情形。
（2）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被害人的积极意义在于：“使其因刑事公诉人为证实被告有罪而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得到便利。特别是在被害人由于贫穷或无知，没有条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时，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更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利益。”但是，如果被害人有条件为自身利益而的时候，或者被害人希望通过单独的民事诉讼程序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得到更专业维护的时候，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就可能不再是被害人的首选。因此，应当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让其自主决定请求赔偿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制定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中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之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从而在司法解释中确立了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作为解决犯罪被害人刑事损害赔偿的两种重要方式，同时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与犯罪后独立的民事诉讼制度，允许被害人行使选择权，即当事人可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对于保护被害人的损害赔偿权是有重要意义的。
笔者认为，允许被害人就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提出民事赔偿请求，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处理：一是被害人选择附带民事诉讼方式的，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后，法院一审判决之前提出；二是被害人选择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改变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先刑后民”的审理顺序，重新界定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审理顺序，被害人既可以在刑事追诉程序启动之前，也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或者刑事审判之后向民事法庭提出，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的立案条件进行审查，如果决定受理的，可以按照被害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按照民事证据规则依法判决，没必要等到刑事案件审理或审理终结以后，这样被害人的程序选择权才不会形同虚设，诉讼成本才不会加大；当然，法院如果认为为审理民事案件所必要时，可以先中止民事程序，待与此案有关的刑事诉讼审结后再继续进行。对于民事判决或调解结案后的执行，应完全遵循民事执行的要求。
（3）全面引入刑事诉讼和解制度。刑事和解，是指通过调停人使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谈、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理两个程序过程。发挥刑事和解制度兼顾并平衡公正与效率的功能，能够及时达成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与履行。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要求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司法机关应充分考虑加害人的悔罪态度和社会危害后果，这为刑事和解提供了有力的法律基础和广阔的法律空间，而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也契合了和谐司法的内在要求，既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工作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刑事审判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有力武器。但应注意不要过分固定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阶段，在整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都允许被告人和被害人就损害赔偿达成协议，进而结束关于损害赔偿的审理活动。
（4）健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机制。借鉴民事调解的成功经验，发动各种社会资源，扩大调解人的参与面，充分利用民事诉讼中诉调对接的相关梁道，鼓励和确认社会调解在附带民事案件中的作用，支持一切合法的调解结果，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格局，彻底扭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法院单打独斗的局面。在刑事案件的各个阶段都应提倡涉及民事赔偿事宜的调解，立案侦查过程中的侦查人员、审查时的公诉人都有权依法对附带民事赔偿事宜进行调解，一旦达成调解协议，即便进入诉讼，法院均应支持。对于人民群众、社会机构、其它国家机关参与达成的调解协议，只要不违法，不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应视为有效的处理结论。为此必须加强业务培训，特别针对人身损害赔偿相关的民事法律法规和民事审判政策方面的业务培训，提离刑事审判队伍的民事审判索质和调解能力。从根本上扭转以案寻法，被动办案，对相关民事法律及其精神理解不准不透而适用有误情况的出现，提高调解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同时审判业务能力的提高也可以有效提高调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克服审判人员对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的畏难情绪，扭转调解、执行上的被动局面。在日常的审判管理中，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质量作为审判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特别是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纳入到审判调解的整体布局中，作为法官审判业绩的考核依据之一。借鉴民事调解的相关规章制度，结合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和刑事政策的相关要求，制定出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的规范流程，具体规范和指导相应的调解工作，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更有效地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
2、从诉讼收益的角度提高程序效益之设想
首先，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而《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均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相互之间严重冲突。其次，将告知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规定为人民法院一种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受经济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并不是所有的被害人都有能力请律师来帮助保护自己的权益，被害人如果错过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机会，就要承受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所引起的心理之痛与经济之重，而明确法院的告知义务则可以减轻被害人的负担。最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充分体现“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全面确立财产犯罪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对被告人同时处以财产刑和对被害人给予民事赔偿时，民事赔偿应优于财产刑执行。现时，财产犯罪受害人既可附带也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犯罪人赔偿损失，并可根据生效判决，请求原处理的司法机关帮助执行。
可以说，从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效益的角度考虑，改革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只是完善一个程序的操作，让被害人有选择的机会、使其对程序后果能够形成明确的预期。而如果希望通过增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收益，达到提高程序效益的目的，着力解决好每一桩被害人以附带民事诉讼方式提起的关于损害赔偿的诉讼才是增加程序收益的做法。
【结语】
托马斯.福勒说过：“呆板的公平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确立的初衷，在于“有效保障公民、国家、集体财产不受犯罪侵犯、维护其合法权益，便利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提高法院办案效率，及时有效惩罚犯罪”。就我国国情而言，这对于那些迫切需要获得损害赔偿，而自身各方面又无法支持进行多次诉讼的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存在确实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好的途径。
第12篇
作者：王青武 张静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
可以得出，赤峰旅游发展的主要优势有:区位优势明显，是离首都最近的草原;旅游资源种类丰富多样，品质优良，草原、石林、温泉完美结合;文化资源具有独特性，其中红山文化、青铜文化、契丹辽文化、蒙元文化最为独特;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拟定了将旅游业打造成为第三产业的龙头产业的发展目标。而赤峰旅游发展的主要劣势有:自然条件对旅游地影响较大;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制约旅游业发展速度;旅游形象定位不明确，缺少拳头产品;旅游业的发展缺乏战略性规划。综合的评价值分别为2.65和2.61，这意味着系统没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总体优势并不明显。赤峰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机遇有:政府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中华龙”的故乡，为开发与“龙”相关的旅游产品提供了优越的市场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旅游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赤峰旅游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威胁有: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周边城市争夺客源;相关旅游资源保护的压力增大;人口众多，旅游用地受到限制;不确定因素对旅游业带来的冲击。综合评价值分别为2.74和2.70，说明赤峰旅游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在。抓住机遇，规避威胁，是赤峰旅游发展战略选择的主要目标之一。基于TOWS分析的赤峰市旅游发展战略通过整合上述分析结果，根据发展战略的特点，我们可以得出赤峰旅游发展战略的关键因素有:S3、S2、S4;W3、W7、W4;O2、O1、O5、O4;T2、T1。将这些因素根据分值高低依次排列，构造出TOWS矩阵，进行综合分析，由此提出赤峰旅游发展的战略选择，。但是，考虑到非关键因素对战略的影响，以及战略的可行性，我们最终确定了赤峰市旅游发展的五大战略。第一，特色文化战略。
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对提高旅游产品质量、提升旅游项目档次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充分发掘当地文化资源，开发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旅游产品是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潮流。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悠久灿烂的文化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赤峰市作为“中华龙”的故乡，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活动的中心，是草原青铜文化和契丹、辽文化的发祥地。这些独特的旅游文化产品是具有垄断地位的旅游资源，也构筑了赤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赤峰旅游发展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实施特色文化战略。第二，完善基础设施战略。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是发展旅游业的先决条件，也为游客减少旅途中的时间，尽情享受当地风光提供重要保障。由于赤峰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旅游交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如赤峰市拥有自己的机场，每天都有飞往中国最大的交通枢纽———北京的航班，方便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旅游;铁路运输也十分发达，有去往北京方向的始发列车，也有到达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列车;公路四通八达，有(北)京赤(峰)高速，还有横贯的西部大通道经过赤峰境内，良好的可进入性既方便游客前来旅游，也有利于游客将赤峰作为一个中转站去往其他城市游览。但赤峰市在交通方面也存在不足。首先，铁路方面，虽然通往北京的车次比较多，但是由于赤峰市人口众多，人口总数占的五分之一，当地人对交通的需求比较大，再加之旅游旺季前来旅游的游客，可能会感觉车票比较紧张，造成易进难出的局面，给游客留下不好的城市形象。其次，公交方面，由市内去往主要景点的公交线路比较少，为游客的出行带来不便。因此，在今后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应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4］。第三，区域联盟战略。近年来，随着旅游业持续、快速的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凭一个城市的单打独斗已经很难有提升的空间，区域旅游联盟战略已经成为当今旅游经济发展的主流。
通过区域旅游联盟可以取长补短实现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同时还能避免恶意竞争，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健康发展。赤峰市作为离北京最近的草原，其旅游产品可以和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旅游产品形成互补，除此之外，赤峰市还可以和区内的通辽市、锡林浩特市联合，这些地区虽然都拥有草原，但是民俗风情和草原风光却风格迥异，能让游客体验不一样的大草原。由此，避免和周边地区的正面竞争，争取同周边城市形成区域联盟，营造共同发展的局面，以提高区域旅游整体竞争力。第四，整合发展战略。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产业，能够迅速崛起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仅仅是旅游局一个部门的功劳，它还需要其他部门的大力支持，比如交通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等。因此，必须要树立“大旅游”的发展观念，站在全市的高度来制定旅游发展的战略，以提高赤峰市在区域旅游中的竞争力。我们要从形成全市旅游业整体优势出发，对与旅游产业相关的部门进行整合。将农业、工业、商业、文化和教育有效结合，使其与旅游业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构建各旗县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并且层次分明的旅游经济体系，使赤峰市旅游业在内蒙古乃至全国的整体形象不断提升。第五，低碳旅游发展战略。低碳旅游的概念是在2009年世界经济论坛“走向低碳的旅行及旅游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低碳旅游是一种尽可能减少碳排放量的旅游方式，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旅游活动参与者(包括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等)尽可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游发展形式。［5］草原旅游资源是赤峰市旅游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随着近些年赤峰旅游的迅速发展，草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草原沙化现象日益严重，因此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要贯彻落实低碳旅游理念，克服片面追求数量增长的思想观念，切实加强对草原旅游资源的保护，通过科学计算环境容量和环境的承载力，合理规划旅游产业的规模和布局，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发展旅游业。长期以来，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选择大部分是凭借专家的经验，主观性和随意性是不可避免的，这为区域旅游的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本文将TOWS分析方法运用到内蒙古赤峰市旅游发展战略选择中，通过内外部因素矩阵得出了赤峰旅游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并找出了关键因素，以此为基础构建了TOWS矩阵，经过综合对应分析，确定了适合赤峰市的区域旅游发展战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评价指标的选定以及权重值的确定等，这也是今后TOWS方法运用中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
第13篇
(一)事实婚姻法律概念模糊，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在我国《婚姻法》中没有明确指出“事实婚姻”的概念，只是在司法解释中将事实婚姻定义为“未婚男女双方，在未取得结婚登记证之前，按照正常夫妻的生活方式生活，不但双方当事人承认夫妻关系，也同时得到社会认可的婚姻模式。这种法律概念的模糊，不但给司法处理带来不便，更无法有效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二)法律认定条件苛刻，无法行使双方当事人权利。
在事实婚姻被法律具体认定时，法律也是持有选择性认可的态度，即双方当事人只有在向法院且在双方提出分手时已具备结婚的实质条件作为判断是否属于事实婚姻的唯一标准，只有全部满足以上条件方可能得到婚姻法的保护。而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按以上判定标准，将双方当事人是否向法院，作为是否享有法律效力的标准，则会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双方当事人在之前应不应该被看作是非法同居，并受到相关法律的制裁，或是法律默许了非法同居的合法化二双方当事人如果既不办理离婚也不到法院提讼，是否应在法律上享有事实婚姻的权利，并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
(三)法律程序存在形式主义，忽视婚姻的内在本质。
婚姻是在男女双方当事人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活关系，只要这种生活关系曾经发生过，就应得到法律的认可。在我国司法解释中，在处理事实婚姻当事人提出的财产分配、遗产继承、有关下一代抚养权等事宜时，要求只有当事实婚姻双方当事人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后，才能得到婚姻法的保护，并可按照婚姻法的程序进行后续处理。
二、完善我国事实婚姻法律制度的措施
(一)加大普法教育力度，树立正确婚姻观。
一是民政结婚登记管理部门可通过互联网、电视、微博、派发宣传单等方式，使未婚男女在充分了解结婚登记手续的重要性的同时，学会认真思考婚姻的真谛，学会如何正确行使自身在婚姻中所拥有的权利与义务，增加未婚男女的家庭责任感。二是教育部门可适当在高中、大学开设婚前法律知识课程，使学生能够以正确的角度看待婚姻，形成正确的爱鼠婚姻观。
(二)建立监察与处罚制度，降低事实婚姻现象的发生频率。
一是尽快出台婚姻登记制裁制度，使民政婚姻执法部门在处理违法案件时有法可依，减少我国事实婚姻发生的数量。二是民政部门内部成立监察科，专门负责对所辖区域事实婚姻进行监察，并主动联系被查人员单位、社区人员，对发现的事实婚姻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对拒不整改的当事人可采用罚款、建议所在单位通报或开除等手段，加大当事人违法成本，对全社会起到震慑作用。
(三)完善法律认定条件，以行为发生作为判定标准。
我国法律应明确事实婚姻的概念及存在要件，为各地司法部门处理事实婚姻诉讼提供法律依据，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一是法律应将双方当事人意愿与年限作为事实婚姻法律要件。明确只要是双方当事人出于自愿，且同居满一定年限，即可判定为事实婚姻的成立。二是法律应以双方自愿同居的日期作为事实婚姻效力开始日期，并以同居生活发生与否作为判断是否享有事实婚姻法律效力的唯一标准，不可以是否双方当事人进行诉讼作为判定标准，突出行为发生的判定地位。
(四)建立健全我国婚姻登记制度，规范事实婚姻行为。
第14篇
去年九月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及G7会议结束后，有关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似乎平静了许多。但是，升值的压力并未因争论的平静而减弱。官方统计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对美贸易顺差有所减少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新增约600亿美元，扣除FDI和贸易顺差，大约又有300亿的短期投机资本流入，加上去年600亿美元，一年半时间，共900亿美元的热钱流入。此外，民间还有近2000亿的美元资产。这将带来通涨压力。
日前美国联邦储备局再次加息0.25%，这当然是好消息，因为这似乎加大了中国调整利息的空间，看着这几个月CPI的走向，主流观点都在预期加息。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二．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经济学分析
人民币是否升值，以下是几个主要几个因素：人民币被低估的程度、通货膨胀的预期以及目前人民币与美元的利率差。根据张斌（世界经济黄皮书：2003-2004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用H-P滤波法估算，近几年人民币年平均升值2.6%，2003年上半年被低估6-10%，按此推算，至今年七月约被低估了11%左右，这是较为保守的估计；张欣（美国托雷多大学教授）的计算为22.5%；另有一些学者表示可能低估了30%以上。综合的分析表明：人民币被低估了15~20%是客观存在的。
目前，亚洲外汇市场的人民币离岸一年期无本金交割合约（CNYNDF）的贴水为2300点（相当于1美元兑8.05人民币）附近，说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依然很强。
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1.98%（扣除利息税为1.58%），而美元联邦基准利率经过六月份以来的三次加息，已达到了1.75%，已稍为超过了人民币，但如果考虑境内美元一年期存款利率，以及人民币的一年期贷款利率5.31%，利率差异依然存在。当然，利率差异的缩小，正好弱化升值预期，给汇率的调整创造绝好的机会。共900亿的短期美元投机热钱和民间近2000亿美元潜在换汇风险，仅仅依靠中央银行买入后用短期债券（央行票据？）来对冲是无法化解的。国内的通货膨胀预期高达到4~6%并有强化的趋势。这两方面都支持人民币升值。
鉴于人民币在资本项下是管制的，从汇率理论来说，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保持人民币不升值，其升值压力就会并正在通过通货膨胀释放出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的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在六、七、八连续三个月达到5%，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材料也明显上涨。
通涨的危害大家都知道，在所有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都找得到：总之是有人欢乐有人愁。老百姓要遭殃，表面上受益的是作为最大的债务人的政府，但最后经济会受到严重打击，不会有赢家。
三．汇率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经济不需着陆
软着陆原指是航天器在返回地面时依靠外部装置（如减速伞）降低飞行速度，从而实现安全着陆。但是，经济在起飞，强行让它着陆会带来很大的效率损失。治理经济过热（如果说存在的话）要对症下药，而不是动不动就进行经济迫降。这好比一个人发热了，不管是肺炎还是感冒，把人放进冰窖里一冻，表面上是退烧了，炎症并没有消除（我称之为冰窖效应）。结果，人闹得奄奄一息，也许还落下了更严重的痼疾。
上半年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使用货币政策后又采取了行政手段，在市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经济学家们又在争论能否实现软着陆，其中樊刚和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的争论很有代表性。但也有学者（如汤敏，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争论硬着陆还是软着陆没有意义，因为没有统一的客观标准。显然，仅仅通过GDP的增长率来判断一国经济无疑是十分片面的。而且，不管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说到底，就是损害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增长）。
另一方面，我们一谈到宏观调控，不是放松就是收紧银根，隔几年就得采取“着陆”措施的怪圈，结果一放一收，最后的风险通通集聚到金融系统。都说现在是经济过热（不管是表达成局部过热还是结构性过热），什么是过热？只有出现市场的非理性过度投资或消费（经济泡沫），才可以认为是过热。中国经济经历了数年的低迷和通货紧缩，现在有了投资机会，热一点很正常，市场会自动调节。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没有过热（徐滇庆教授也持同样观点---本文未经徐教授审阅，文责自担），也无须着陆。只要把基础货币管住（当然同时也要把地方政府的非市场行为管住），就能让经济畅快地飞翔。反过来说，如果管不住货币（汇率不动），又要降温，就会出现类似冰窖效应的问题：经济是凉下来了，而金融系统更加积重难返，金融危机或恐悄然而至。
四．汇率调整—先解决汇率形成机制还是适时调整汇率？有学者认为：汇率稳定自身就是一个财富，是值得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然后才是汇率的变化。他比喻：假设人民币一次升值到位，几年后（哪用得着几年！---笔者注）基本面发生变化后又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想打个比方：这好比消防队员在火灾现场拿着消防龙头，突然发现还没有编制好救火的程序，于是回到消防局去编写程序。等程序编好了，房子也早被烧毁了。这个比方未必恰当，但却说明一点，有些事情是不能等的，否则会带来很大的代价。
国际上通用的汇率形成机制就那么几种方法，没有那一种是完美的。东亚主要经济体在97年金融危机后都放弃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转为更加灵活的汇率安排，当时也得到了IMF和众多经济学家的好评。但是事隔不久，又向钉住美元汇率制回归了；世界上有不少采取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国家，最终又放弃了，而转向了较为固定的货币局制度或灵活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为后者受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约束力更强，有利于治理国内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安排，对一个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以及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同时，汇率稳定的内涵应当是人民币汇率的水平能大致反映实际均衡汇率的趋势性发展而不是仅仅是汇率标牌上显示的数字。过去汇率都曾严重地偏离实际均衡汇率，并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后来不是都调整过来了吗？难道那反而损害了汇率的稳定吗？恰恰相反！如果汇率的水平不能反映实际均衡汇率，那就会伤害人民币本身，也就损害了经济的发展。这可不是“值得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吧。
在《东亚汇率两难和世界美元本位》一书中，麦金农教授曾论述了美元作为东亚货币本位的主张及其对于减小汇率波动、维持金融稳定的作用。这对我们是很有启示的。人民币在升值后继续采取钉住美元并放宽管理浮动的范围应当是可行的。
一句话，不能因为要探索和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而忽视汇率调整的实际需求。
五．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最直接的影响可能是减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并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但实际的影响有多大，对各经济体会有很大的区别。这要看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进口弹性和出口弹性。举例来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性很大，人民币幅度不大的升值（如10%），应不足以使美国的供应商撇开中国而寻求替代出口国，因此，人民币适度升值后，中国对美国出口以美元计算的收入减少有限，甚至增加。对日贸易的影响也许大一些，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贸易结构（特别是有利于限制一些资源性出口）有所帮助。即便是贸易顺差有所减少，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恰恰为人民币的相对稳定提供了一个国际收支平衡基础。
还有一个影响是：可能造成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失业。但中国的单位劳动工资水平很低，汇率的有限升值，不会改变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失业的压力不大。进一步讲，汇率政策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是宏观经济稳定的工具，而不是促进就业的的政策。在过去的一个时期，汇率政策曾经起了促进就业的作用，但它实际上是通过对整个价格体系的扭曲来来实现局部的政策目标的，而这会带来更大的资源错误配置（何帆，张斌：《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2004）。
另外就是目前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缩水。但即使人民币不升值，现在持有的美元资产的利率都很低，而美国已进入加息周期，这些以及不断增加的美元资产都要贬值，损失也将不小。
总体而言，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将有利于国内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平衡国际收支，从而有效地避免货币或金融危机。
六．美元加息了，人民币要跟随么？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过去，人民币实行的是实际上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形成了一种操作惯性。殊不知，美国的经济周期和中国（如果承认存在经济周期的话）是不同的。美国这几年一直都在利率低位运行，现在经济已经复苏，当然可以温和加息。但这时候人民币加息是不明智的。加息表面上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的压力，但结果却会适得其反。因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短期投机美元的持续流入而导致的基础货币增长过快（一季度广义货币M2的增速大于物价和GDP的增速之和约6个百分点，M2与GDP的比例目前堪称世界之最，给中国经济埋下了金融风险的地雷），加息无疑将加剧这种趋势，而把通货膨胀这把火煽的更旺。况且，央行近期两次上调准备金率及其他的行政措施收效都不明显，说明市场并不认同。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调整汇率，到时候也许利率不必调整，或只需调整一点就够了。
七．汇率机制的形成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这说到了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汇率机制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自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中央银行在法律上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在实际运作中，仍然无法作出独立的货币政策决策。维护货币的稳定性和促进经济的增长都被确定为中央银行的目标，但事实上，我国的货币政策仍未能摆脱对经济增长目标的依附，并承担部分财政职能。由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低，维护货币（物价）稳定的目标很难达到。自7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四次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而且每一次经济的波动都是以经济的急速下滑结束的。而几乎每一次调整都来自政府意志方面的压力，央行还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制定货币政策（蔡志刚：《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性与货币政策》，2003）。
在这种情况下，汇率的形成机制管用么？无怪乎周小川说，他已经没有货币调控工具可用！你不让他调汇率，他能做什么呢？
第15篇
关键词:绿色建筑技术体系策略
引言
目前，建筑高能耗的现状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充分重视，因此切实地推进建筑生态节能面临着大众观念、经济成本、技术保证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影响我国建筑节能推进的深层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1)对于建筑领域各个方面，尚缺乏有效的政策激励制度；2)公众节能意识不足且能源价格目前偏低，节能项目由于技术的投入，初次投资成本增加，对业主和消费者缺少足够吸引力；3)施工监管不力及施工验收手段差．使节能项目的质量难以保证，对此，我们也缺乏有力的惩罚机制；4)节能技术的基础研究不够，由于绿色建筑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很难明确得知一项技术在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生态效果、节能效果。很多项目选技术时都遇到这个问题。
1发展策略
在制定政策方面国外的很多经验对中国有借鉴意义，例如,为了降低建筑物的能源消耗量，德国政府和社会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如：国家银行系统为绿色建筑提供低息货款，资助节能技术的应用；建立针对明确目标群组(如业主，建筑师，开发商)的宣传信息和咨询系统；通过宣传咨询使大众接受采用新型的节能技术；此外，还有把旧房改造目标定为舒适、节能、环保，利用税收政策推动建筑节能等等。
参照欧美国家成功的生态节能政策体系和技术措施，对具体节能技术体系我们也应规范地进行引导、控制与要求，如：颁布节能法规，规定建筑最低标准的保温值。节约夏季制冷能耗，控制建筑外墙的热穿透系数的最高允许值等等。具体要加强的工作有：计算机模拟技术和建筑物使用能耗计算方法的深入研究，这是生态节能居住区规划和住宅设计的前提条件。另外，加强太阳能技术，太阳能取暖，太阳能发电等技术的研究。提高太阳能利用效率,在工程建设中，一方面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全面系统地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并努力创新、不断增强自主研究开发的能力，并开辟各种渠道，结合工程设计和技术改造项目，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达国家有很多先进的产品，根据项目的需求，整合国际、国内技术产品资源形成适当的技术体系是开发中的关键。技术系统立足于国产产品，关键设备材料采用在国内市场上可以购买到的国外产品。新技术的采用，不求最新、最贵，重在系统化的配合与互动。新技术的采用能够促进产品更新换代，创造产品差异化，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
2技术实施体系
生态节能建筑的设计主要从整体环境规划和单体建筑设计两个方面开展。在整体环境规划中,强调的是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解决建筑与地貌、植被、水土、风向、日照与气候的关系。这里就不具体展开谈了。在单体建筑设计中则分为九个方面：1)护结构系统；2)太阳辐射的控制与改善；3)自然通风与采光的利用；4)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5)高舒适度，低能耗的室内环境控制系统；6)优秀的建筑能源系统；7)水资源循环利用系统;8)智能楼宇自控系统；9)提供高舒适度的其他技术系统。以下对这九个方面进行简要的介绍和说明。
2.1护结构系统的节能设计包括以下方面：
1)高效保温隔热的外墙体系；
2)热桥阻断构造技术;
3)高效保温隔热屋面技术与构造设计；
4)高效门窗、幕墙系统及高性能玻璃的选用与构造技术。
2.2高性能遮阳技术系统
太阳辐射对建筑有相当的影响，日照使室内获得充足的光线，对其进行有效的利用可减少照明系统的能耗，而且在冬季。太阳的辐射可使建筑得到一定的热量，从而降低建筑的热负荷，但夏季太阳的辐射得热构成了空调负荷相当的部分。因此对太阳辐射应当有计划、有目的地灵活控制与改善，以达到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辐射的目的。
当前，随着城市空气质量下降．粉尘污染增加和人们在室内停留的时间大大增加；生态通风技术与“房屋呼吸”概念出现。但建筑通风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建筑的体量面积增加。密闭性加强，传统的自然通风减少；新型建筑及装修材料释放有害气体；大量使用空调和热水，室内干湿度不符合人体舒适度要求；在无法实现自然通风采光的房间，构造处理欠佳的墙面，容易出现凝结水和发霉。设计应通过保证足够的开启扇面积，在房间内及中庭顶部(若有条件，可依建筑形式而设)开设一定的开窗面积，既达到了自然采光的目的,又可依靠室内外的风压及热压差，形成有组织的自然通风，在室外气候适宜时通过自然通风达到调节室内热环境的目的。双层皮幕墙技术科学合理地保证了室内通风量，且能过滤空气，低噪声动力通风系统有助于排出卫生间的潮湿污浊空气(图2)。2.4可再生绿色能源的利用
2.4.1太阳能
对太阳能的利用总体上可分为两类：太阳能集热板集热及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集热板集热技术较为成熟，设备材料价格也不昂贵，有一定的应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是太阳能最好的利用方式，虽然受技术及材料成本的限制，目前应用还不广泛，但不久的将来必将广泛应用。
2.4.2浅层土壤热能
在地下30～100m的范围内，土壤、岩石及地下水的温度全年基本恒定在15℃左右，形成一个较好的提取及释放热能的场所。地源热泵就是利用这一特点进行工作。地源热泵可分为利用地下水的开式系统和不抽取地下水的地源耦合热泵，后者有不影响地下地质结构，地下水水位，不污染地下水，使用寿命不受地下水位影响的特点，是目前最好的地源热泵形式(图3)。能量活性建筑基础的技术原理就是在建筑基础施工过程中将工程塑料管埋八地下，形成闭式循环系统，以水为载体。夏季将建筑物中的热量转移到土壤中；冬季从土壤中提取能量。该项技术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欧洲，初期多用于居住建筑，今天更多应用于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商业和工业建筑。其突出优点是不需要专门钻井而可以获取地热(地冷)资源，投资相对较少，经济效益明显。根据建筑基础土质情况和建筑基础工程的要求，可采用与基础形势相配合的技术，如能量活性基础桩、基础墙与基础板。经过20余年的发展，这项技术已基本成熟。
2.4.3地表水体热能
在中国南部及大部分中部地区，有一定规模及深度的地表水体全年温度稳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形成了一个较好的提取及释放热能的场所。因此，可采取水源热泵机组对其利用，其基本工作原理与地源热泵相同。
2.4.能
在风力资源较丰富的地区，在建筑屋顶采用成熟、噪声较低的风力发电设备。在一定高度的空中风速较大，利用这一特点，在高层及超高层建筑中结合建筑造型，在角部设置风力发电设备．对整个建筑的用电进行一定的补充。
2.4.5生物能
在广大农村没有燃汽供给的区域，设置沼气发生、供给及燃烧设备，可提供清洁充足的能源，同时减少了对木材的消耗及大气的污染。
2.5高舒适度，低能耗的室内环境控制系统
2.5.1辐射制冷供暖系统加置换式通风系统
辐射制冷采暖系统(图4)加置换式新风系统是一种全新的空调方式，它在提供舒适健康的室内热湿环境及低哚音声环境的同时也具有较好的节能效果。其特点如下：1)室内无吹冷风感，主要通过辐射换热这一舒适感最高的方式换热i2)系统运行节能3)无凝水潮湿部分，消除了霉菌问题；4)置换式新风系统提供最健康的新风供给方式：新风处理后直接送入室内，污浊空气进行余热、余冷回收后再直接排出室外，充分利用能源。因为无循环风,不存在交叉污染。5)室内无任何运转设备，不产生噪音；6)室内无任何空调设备，美观且节省空间。
2.5.2变风量(VAV)系统
变风量系统是由变频中央空调系统配以变风量(VAV)末端设备组成，是一种高舒适度、低能耗的空调系统。变风量系统比常规这种系统具有相当多的优点：系统中的能耗设备均可进行变频调节能量输出，即使在较低负荷的工况下，也能通过变频调节而工作在较高的效率下，节约大量能源；系统中各个房间可独立起停及调节温度，并且互不影响，给使用者创造了极高的舒适度；不会出现“一开全开”。即使无人使用的房间也进行空调的浪费能源的现象出现。
2.5.3变频技术
变频技术是在建筑物空调负荷需求发生变化时(如室内人员、室外温度、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通过对冷水机组、水泵、风机等设备进行变频调节来降低能量输出以适应负荷需求。其整体节能效果可达到30％～40％。2.6.1冷热电联产
热电冷联产是采用燃煤或燃气产生一次蒸汽利用汽轮机发电。来提供电力，同时充分回收其排放的低品位废热即中高温二次蒸汽及高温烟气来提供生活用热、冬季供暖以及为单效或双效溴化锂制冷机提供动力夏季供冷。从而实现冷、热、电联产。热电冷联产的效率较高，大型火力发电厂实际运行效率只有36％左右。而冷热电联产项目的实际运行效率可达60％～80％左右。
2.6.2蓄能系统
2.6.2.1冰蓄冷系统
冰蓄冷从系统构成上来说只是在常规空调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套蓄冷装置，其它各部分在结构上与常规空调并无不同，它在使用范围方面也与常规空调基本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央空调在大中城市的普及率日渐增高。据统计，空调高峰时用电量达到城市用电负荷的25％～30％，大大增加了电网的峰谷用电差。冰蓄冷中央空调之所以得到各国政府和工程技术界的重视，正因为它对电网有卓越的削峰填谷功能，是电力需求侧最有效的电能蓄存方法，全国如果有300家3万平方米商场采用冰蓄冷空调，则相当于建设了一座30万千瓦的调峰电厂。虽然单纯从单个系统角度分析，冰蓄冷系统的能耗较常规系统要大一些，但从国家的角度讲，对电力使用削峰填谷，提高了利用率，节约了基础建设投资，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因此是节能的，同时因峰谷电价的差异，冰蓄冷系统亦可为业主节约30％～50％的运行费用。
2.6.2.2PCM_相位变化蓄热材料技术
利用例如石蜡等特种物质物态相位变化吸收或放出较大热量的特点，增加室内热惰性，使室温受室外气温变化产生的波动较小，控制室内温度，提高居住舒适度。这种蓄热材料还可用作制造半透明产品（图5），比起采光，照明，避免眩光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室内温度；也可用于地板采暖，达到温和、均匀、持久的供暖效果，提高住宅舒适度（图6）。该项技术目前仍处于研究和试用阶段，尚未得到大规模应用。在某些特殊的工程中有很成功独特的功效。
2.7水资源循环利用系统
典型的如：中水处理及回用系统。系统将生活废水、冷却水、已达标排放的生产污水等水源．经物化或生化处理，达到国家《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然后再回用于厕所；中洗、灌溉草坪、洗车、工业循环水及扫除用水等。充分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替换出等量的自来水，又减轻了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负荷，是利国利民造福后代的善举。
2.8智能楼宇白控系统
智能楼宇自控系统是将建筑物(或建筑群)内的电力、照明、空调、给排水、防灾、保安、广播、通讯等设备以集中监视与管理为目的，构成的一个综合系统。一般的是集散型系统，即分散控制与集中监视、管理的计算机局域网。目的是使建筑物成为具有最佳工作与生活环境、设备高效运行、整体节能效果最佳、安全的场所
2.9提供高舒适度的其他技术系统
2.9.1消除楼板噪声，浮筑楼板技术
为解决楼板撞击传声产生的噪音，德国住宅地面普遍采用“浮筑楼板”构造(SchwimmendeEstrich)。即在结构楼板上铺设一层绝缘隔声材料，上面再浇筑6～8cm的混凝土砂浆层，这层楼板在某些特殊的工程中有好像浮在绝缘层上，与楼板及四周墙体分离，从而达到极好的隔音效果。同时，在此之上还可铺设木地板、石材等各种面材，其楼板隔音效果也非常理想。另外也可采用一种废弃橡胶轮胎为原料制成的隔声减振材料，达到简易的楼板隔声效果(图7)。国内不少住宅已经开始采用地板采暖技术，在热水管的下方铺设聚苯保温材料，之上浇铸水泥砂浆层。实际上已形成很好的隔音层．但大都没有考虑隔声要求．侧面与墙体之间不设绝缘层，其刚性连接致使隔声效果大打折扣。这些构造细部实际上不会增加太多投资,只需建筑师在设计中认真考虑，施工中按图执行就能达到。而这些构造细部所带来的价值对于住宅使用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