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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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第一，养生治疗中假中医伪中医频发和真中医失语的矛盾。当前社会上针对人们养生保健的需求，一些伪中医、假中医打着“中医文化”的旗号到处行骗。他们或者随意的曲解中医经典，或者无限夸大部分食药的疗效，欺骗社会公众，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如绿豆张悟本之流。而与此同时，“中医领域专业人士、真正的权威大家们却在关键时刻‘集体失语’，极少参与中医文化的传播推广，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9］当然这一状况，随着中医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两年有了明显的好转。第二，传播策略的弱化与中医文化重要性的矛盾。当前一方面非常强调中医文化，但是另一方面则是在中医文化的传播上存在误区，传播策略弱化，日渐式微。中医文化无论在传播的策略、传播的手段、传播的机制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缺少名人的广告效应，传播手段比较单一，传播机制是单向的政府自上而下的机制，缺少中医传播的品牌意识等等。第三，重视中医的言与行的矛盾。在相关政策上，国家虽然对中医文化越来越重视，但在扶助力度、资金上仍然有限，这使得中医文化在传播一开始就信心不足，也得不到传播媒介的足够青睐。第四，中医神秘化与大众化的矛盾。中医自身的话语体系比较特殊，加上宣传的不足，造成大众对于中医文化包括中医认同的矛盾。一些调查表明，很多老年人对于中医非常相信，患病时愿意接受中医治疗。而一些年轻人则比较相信西医。认为西医显效快，比较科学。对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等话语体系，普遍认为比较神秘，缺少科学论证。第五，国外热与国内冷的矛盾。中医文化传播在国际和国内也存在一种倾向，即一冷一热的现象。国内信奉中医的人群相对固定，而随着海外中医的传播，其显著的疗效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人民的喜爱。因此，上述矛盾的实质就是强调中医文化的重要性和现实生活中的中医文化传播困境的矛盾。这些矛盾不解决，就会影响中医药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削弱中医在社会公众认同的合法性基础。

2中医文化传播的困境原因分析

第一，思想上忽视和轻视。表现之一是很多人还是轻视甚至忽视中医文化传播的研究。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发现近十多年来关于篇名是“中医文化传播”的论文仅有8篇。与其他相关的研究选题相比较，显然存在很大的不足，具有深入的研究空间。表现之二是当前社会公众也存在理念的误区。他们认为，“中医只能调养一些慢性病，治病起效也缓慢，同时中医更多的是应用在中老年疾病的治疗和保健中，很多年轻人对中医不了解，不熟悉，甚至带有偏见。”［10］第二，传播机制不健全。长期以来，在中医文化的传播机制上，是一种单向的政府主导下的传播，缺少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双向和多向互动；是一种自我封闭的机制，不是一种相对开放的机制。是一种平面的传播机制，不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传播机制。第三，中医的自身因素。表现之一是中医系统的自我封闭，成为一种中医院校内部或者中医药高校之间的自我娱乐。表现之二是中医文化的话语体系原因，在大众化理解层面存在一定的理解难点。例如中医的理念和传统的中国古代哲学思维、中药的药理药性的辨析、养生的行为习惯，这些都是和现代人的思维和文化不完全适应，造成理解的困难。①表现之三是中医文化中难以被人们理解的名词术语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途径使之符合现代的通俗语言体系，这是传播学中编码与解码所遇到的困境。例如，中医的经典著作大多是医学古文，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无论是对中国大学生，还是外国的中医爱好者，都存在阅读和理解的障碍。第四，大众的社会心理，比较急功近利，浮躁。对于疾病，往往看重的是治疗时间快慢，服药的方便，因此往往更加偏重西医和西药，忽视其副作用。中医和中药，因其制药的相对复杂，煎服的方法相对多样，对于今天快节奏生活的人们而言，往往选择最简洁最便携的西医西药。第五，社会大环境的因素，社会整体浮躁和轻中医重西医的现状。笔者概括为两句话，“中医很伟大，西医很强大”。中医文化传播的困境除了中医自身的因素外，外部大环境是一个重要外因。中医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具有中国古人的智慧。但是面对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中医西医的竞争，就现状而言是西医占主导地位，中医虽然伟大，但是还不强大。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全国的西医院校和西医医院远远高于中医院校和中医医院的数量。

3中医文化传播的创新对策

第一，中医院校应该成为中医文化传播的主体。中医院校作为培育中医药高等教育人才的基地，自身作为大学承担着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和传播文化的职能。中医院校具有大量的专家、学者、教授。他们应该在政府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下，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面对大众开展中医文化的宣讲和传播。他们应该具有中医文化传播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担负中医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面对当前社会上各种假中医和伪中医层出不穷，社会公众也非常愿意倾听来自权威的中医院校学者的声音，而不是集体失语。第二，构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立体的中医文化传播机制。一是从中医文化传播的过程看。中医文化传播的主体应该是多元的，不仅仅是政府有关部门，而且包括中医的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医院医务人员等等。二是从传播的媒介看，现代社会已经是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新媒体的运用已经越来越普遍。因此中医文化传播不能满足于传统的报纸、期刊、电视，还应该包括各种新媒体。例如微博、微信、互联网的网站、论坛、QQ等等。三是努力构建全方位的传播机制。如中医文化传播的双向沟通机制，在传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应该互相沟通。正面引导机制，对于中医文化的积极影响和功能，需要大力宣传。对于中医名家的医德和先进事迹需要宣传和弘扬，传递正能量。及时反馈机制，对于中医文化的传播，公众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需要相应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及时反馈。评估机制，对于中医文化传播的成本和绩效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估。四是树立科学的传播理念。应该从封闭到开放，从集体失语到发出自己声音，从政府单一主体到政府主导下的高校、医院、社会组织和广大公众参与。从医院走向社会、走向大众。从国内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只有树立科学的传播理念才能更好的传播中医文化。那种自我封闭、孤芳自赏的理念已经过时了。五是努力构建健康的传播环境，建设有利于中医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和谐社会环境。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中国人如果自己都不信，不发扬，就会造成文化的历史断裂和虚无主义。六是在传播的内容上需要创新，内容需要取舍。当前应该选择当前大众关注的热点和兴奋点。如中医养生，中医美容，中医保健，中医食疗，中医的关注群体不能仅仅是老年人，也应该包括年轻人。特别是公务员阶层、以及公司企业的职业群体。他们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对于健康保健同样具有知识的渴求，需要中医文化的传播和学习。七是建议成立专门的政府主导下的中医文化传播公司。当前文化的产业化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目前我国尚无专业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公司，因而中医文化缺乏专业的推广机构，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中医文化的了解，也影响中医在国际上的影响。应尝试建立新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公司，努力打造品牌，必然会推动社会对中医的认知和了解，推动包括养生在内的相关产业以及中医药的本身健康可持续发展。第三，中医文化传播需要大众化与时代化。正如需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一样。中医文化传播也需要大众化和时代化。如何将传统中医文化语言与思维用现代人容易听懂、能够掌握的方式来传播，这不仅需要精深的中医药专业知识，同时也需要中医文化工作者掌握现代传播方式与技巧。例如，在文化传播的方式上，应该尝试多样化的方式。包括中医文化的专题讲座、专家的义诊、公益广告、省市级别的电视电台的现场咨询，出版相关的书籍和录像等等。比较好的方式如万家灯火，市民大讲堂，特别是借助于大型电视台的节目等等。中医文化的科学普及，除了科学性和知识性，更重要的就是怎样把这些学术领域里专业、严谨的知识，以大众化口语以及易学易懂的方式进行表述，便于大众理解和掌握。可以通过举例、病例研讨、真人示范穴位、比喻等多种方式进行表达，达到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统一。

第2篇

1.1研究价值被广泛认同

一个学科独立存在，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学术与社会文化价值。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微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医学的学术繁荣。中医学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属性于一身，但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中医学的文化研究则起步晚、成果少、影响力不大。中医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研究的偏差，弥补现代中医研究的不足。从中观方面看，有利于总结中医学发展规律，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对中医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传承传播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保存与发展中医学原创思维，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源泉。从宏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中国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凝聚了古圣先贤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大力发展中医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4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中医文化研究最初是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哲学工作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医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医学思维方式特征，或从科学技术哲学视角探讨中医学方法论及其发展规律;二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医古文、中医史学是这一群体的先觉者，还有一些中医文献学专业工作者也加入到中医文化研究队伍中来，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中医文化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随着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满足中医文化教育、宣传与传播的需要，一些中医药管理工作者、中医临床专家、中医基础理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外国语教师也介入到中医文化研究与教学中来;同时越来越多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如哲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的研究生也开始关注中医文化，甚至将中医文化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1.5学科建制基本成形

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也开始先后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199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该中心更名为独立建制的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随后山东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发展成为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的机构成为学校2011年协同创新中心，还有的中医文化研究团队成为校级或省级科技创新团队。199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200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联合中国哲学史及中医基础理论学者，积极开展中医哲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专业学术期刊是学科成长的重要平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医古文知识》《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中医杂志》的“学术探讨”栏目也积极发表中医文化研究成果。

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这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报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年原《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并正式创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专门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期刊。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多项中医文化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有的还立项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标志着中医文化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学科规划中将中医文化学作为了重点建设学科，包括安徽省、南京市、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多家研究机构入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将中医文化学列入重点建设学科，标志着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具有了合法性。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招生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招生点，专门培养中医文化研究高级人才。

2中医文化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医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学科发展时间短，还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研究队伍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2.1学科界限模糊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文化学与中医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内容的交叉渗透难以避免。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医文化学必须进一步明确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去“争抢”研究，导致中医文化学科被淡化，甚至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遭受质疑。因此，在保持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划定自己的学科界限非常必要。

2.2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在中医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内容分散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则需要将研究视野集中到解决中医文化学科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上来。另外，中医文化研究还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虽不乏精品，但低水平的所谓‘研究’却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这种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使其整体研究状况与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中医文化研究重点应从过去“回溯性”研究，转向到解决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中来。

2.3研究队伍有待提高

由于中医文化研究者来自众多学科领域，受学科视野限制，学者们往往选择自己熟悉的问题，运用自己的学科方法开展研究，而缺乏文化整体视野的观照。目前中医文化研究主体，一是中医药学者，一是文史哲学者。中医药学者研究中医文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人文理论素养，不熟悉文化研究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医学层面，而未能够深入到中医文化内核。而一些文史哲工作者长于文化研究方法，但缺少必要的中医学知识储备，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文化表层，未能切入中医内部。两个研究主体由于处在不同学科领域，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与理解，所以培养一批热爱中医文化事业、具备深厚中医文化功底的中医文化专职研究队伍刻不容缓。

2.4引导作用未充分发挥

中医文化研究时间不长，在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引导下，对中医文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许多问题尚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提出，要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并将其提高到与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并列并重地位。中医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导，但由于学术内涵研究不足、实践研究不够，其在引领中医教育、医疗、科研、保健、产业与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尽理想。

3加强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建议

3.1加强学科内涵研究，厘清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是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尽管目前对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的认识趋同，但如何从中医文化本质、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分层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界定既不能广泛无边，否则难以体现中医文化特色;也不可过于狭窄，否则难以起到引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作用。界定中医文化内涵，除了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系外，还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中医药学科的关系，厘清中医文化与中医文献、中医史、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的界限，在保持为其他学科提供文化背景、思想源泉与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保持和维护学科自身的特色与独立性。

3.2聚焦重大需求，解决中医文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医文化研究涉及面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本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中医药传承传播领域重大实践问题。在中医文化学科理论问题研究中，除了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外，还需要解决中医科学性、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中医文化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着力点应放在中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

3.3加强中医文化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中医文化专门人才

第3篇

“文化”内涵丰富，界定复杂。世界各国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文化进行概念界定，但至今未能达成统一观点。如，人类学者认为文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人类知识、行为的总和;文化学者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艺术、教育、修养、文学、语言、思维的总和;跨文化交际学者认为文化是人际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内出版的《辞海》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时间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见，文化概念宽泛，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包括人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人类的各种观念礼数、风情行为、生活方式等都属于文化。其中，语言活动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文化活动，是语言之间的转换，亦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活动既然涉及到语言，就必然会涉及到文化。语言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和发展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催生了不同的语言架构。文化背景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语言的差异。离开了一定的文化环境，语言的产生便成问题。因此，只有具有文化特质的人类才有了独特于其他物种的语言。反之，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是用语言来表述和传达的，语言承载着文化，通过语言，文化得以记载、传播和延续，离开了语言，文化的表达和传播便不再顺畅。正是因为语言的差异，才需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需要由语言来充当沟通桥梁，即通过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方式。翻译的是语言，更是文化，翻译“是文化的翻译”。因此，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地给语言的转换带来种种难以逾越的鸿沟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增加语际翻译的难度。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起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医翻译的影响

鉴于语言、文化、翻译之间的关系，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入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中医产生并发展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医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文字的影响

中医根植于中国古代文化，其经典著作多以古文形式写成，具有浓厚的古典文化色彩。汉语古文有时具有现代汉语没有的用法和意义，有时语言深奥、抽象而模糊，加大了中医翻译的难度。译者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古文知识，理解原文的语义意义;译者还必须充分了解中医，理解原文的医学意义;译者还必须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在文化背景里充分理解原文的文化意义。只有做到以上三点，译者才迈出了中医翻译的第一步。比如，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语言为古汉语，文中有很多现代汉语没有的词语，比如通假字、古今字等。翻译时要结合语篇，并参照注释本，才能明确其含义。比如，“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这里“空”就是通假字，同现代汉语的“孔”，“空窍”就是“孔窍”，意为“毛孔”，直接英译为“orifices”或‘externalorifices”较好。《黄帝内经》的首部英译本译者伊尔扎•威斯女士(IlzaVeith)由于对中国古汉语这一特殊词汇现象不太了解，将其译为“evilwouldcomeduringthisperiodofemptiness”，不仅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而且没能很好地传递中医文化。

(二)思维方式的影响

中医的思维方式及其看病诊病治病方法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首先，中国文化重形象思维、重直觉，在语言使用上重意合，很多词语具有言外之意。而英语则重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文中语言关系明确，因而翻译时要特别注意汉语词汇的隐含意义向英语词汇的非隐含意义的转换。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三八!臣氢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这里“三八”是隐含意，意为“二十四岁”，可译为“Attheageoftwenty－four”，而不是字面上的“threeeight”。其次，中医强调整体，主张辩证治疗，强调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译者要充分了解这一文化现象，把握这种思维方式，才能做好中医翻译。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岐伯曰: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藏。”这里暗含着中国文化中的五行相生相克思想，译者了解五行文化才能读懂原文，做出恰当翻译。第三，中医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即“天人合一”。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医翻译特别要注意的。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鱼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按照现在汉语，其意思为:“凡是天地之间，六个方向之内，无论是地之九州，人之九窍、五脏、十二关节，都是和天气相通的。”

(三)文化哲学的影响

许崇信在《文化交流与翻译》中说道:“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外来文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深受中国文化哲学影响，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和人文性。不理解中国文化哲学，是很难理解中医的，更不用说进行中医翻译了。首先，中医里一些人名具有文化特色，如“黄帝”、“歧伯”等。其次，中医一些常用术语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如“阴阳”、“精”、“气”等。第三，中医里还有一些易造成文化误读的词语，如“春秋”(指年龄)、“百岁”(虚指，并不是真的指一百岁)等。对这些名称、词语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不理解，如将“黄帝”译为“EmperorHuang”或仅仅音译为“Huangdi”，都不能很好地传递其所包涵的文化意韵。更重要的是，中医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息息相关，其核心思想、理论机制及主要内容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反映和体现。如《黄帝内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中心，以同类相应为规律建立其理论的。其精气理论是对道家“道”即是“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中许多养生和治法理论是“道法自然”的产物。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旦盟，和于术数，……”这句话就包含了中国古代哲学原理，“其知道者”意为“懂得养生的道理”，“法于旦盟”意为“效法于天地阴阳的自然变化”，“和于术数”意为“调和于术数”。译者要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深刻理解“道”、“术数”等文化含义，才能对其进行翻译。

三、结语

第4篇

我国的中医药学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之后，其独特的整体协调、辨证施治等思维方式和治则治法依然保持了不朽的魅力。任何一种理论形态、思维方式的生成都不是空穴来风，都会有其生成的土壤、阳光和水分。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传统是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东方古文化背景的土壤中形成的，也是东方文化中孕育出的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中医药学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特定时代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社会的变迁。随着科学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西方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映射出向东方回归的痕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医药学哲学思想有着深深的默契，后现代医学也与中医药学存在明显的暗合。可以说，后现代科学的脚步正是使中医药学感受到强烈共振的空谷足音，它预示着中医药学将在21世纪与后现代化邂逅。这些都说明，中医药学传统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的科学合理性和现实启发性，其优势必须保持。

1中医药传统科学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现代科学思想

1.1系统论思想尽管近代的系统方法是从20世纪40年展起来的，但一些朴素的系统思想却早在二三千年前就在东方出现了。中国古代存在着典型的有机整体观念，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了朴素的整体系统观。如在我国最早的著作《易经》和“洪范”中就提出了“八卦”(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五行”(金、木、水、火、土)说。八卦说把世界看作为一个由基本要素组成的系统整体，以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作为起始形成八卦，八卦重叠形成六十四卦，从而形成了概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世界体系。而且《易经》还把世界看作由基本矛盾关系所规定的层次系统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循环演化的系统整体。同样五行说也是将世界看作是由五种基本要素金木水火土组成的系统整体，这五种要素彼此相生相克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结构，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所以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将最基本的物质元素看作是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整个世界无非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整体系统，它们之间相生相克，使得整个世界不断循环演化，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系统整体。公元前五百多年，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对系统提出了精辟的看法，在其经典著作《老子》、《荀子》等著作中提出的“有无”“阴阳”学说用一些更抽象的范畴，如有与无、一与二、始与终、阴与阳等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表达自然界的统一性。它们认为“道”是事物之本源，又是事物的法则。天、地、人都是道的产物，它们具有统一性。道是天、地、人的主体，也是天地人运动必须遵守的规律和行动法则，认为世界的起源于“无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

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同样包含有丰富的系统观念。《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故有“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联系，提倡整体辨证施治的观点。

中医药学的这种观点受到国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aogine)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限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

中医的诊断方法中依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中医的诊断包括四诊和辨证，四诊除通过望、闻、问、切外，还包括参考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体质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信息，对病因、病位和病机做出明确判断。辨证是以一定的经验（包括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过程，辨证既是对四诊资料的处理，又反作用于四诊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受治疗结果的反馈，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医药学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是针对证候组方遣药，非药物治疗也同时针对证候或病因，选择针灸、推拿或心理、音乐等来治疗。其治疗思路整理如图1。

1.2演化论思想中国古代演化观主要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说、太极图等学说之中。大多都是将万物的演化描述成为一个相生相克、连锁轮回的变化链条，其变化在一个闭合的回圈中进行，而始点最后又变成了终点。中医药学思维活动是动态的过程，通过人的机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动态描述，去反映出症状或生理现象的表现，如临床中获得的脉象、病人的面色、舌体形状。中医药理论认为人的复杂性在于它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元气学说阐明了“形”与“气”相互转化的发展观，强调“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统一过程状态演化，如中医理论中健康概念实质上体现的是阴阳之间交互作用，形成自和的最佳状态，医疗的任务就是调整这种状态的非平衡或非最佳状态。中医学对生理过程的认识角度是从气化的结构和气化的活动这一“耗散”系统出发的。

2中医药学传统方法论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发

2.1中医药整体认知论的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至制约，因而人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秘化、不科学的内容。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社会问题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古老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2］。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有机建筑”的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学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体现［3］。

2.2中医药直觉、体验的方法论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性——既有原则，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是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就是一种敏感或机伶。”［4］老庄的思想在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庄子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秀树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

中医药学思维中的直觉和理性总是互补存在，这种直觉赋予了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其有所创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5］卡普拉相当重视“体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深刻理解。

西方思维模式的严密逻辑性决定了其强调“非此即彼”的刻板和局限性，这限制了创造力的有效发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的模式认识成果恰恰能够启发和激励科学家的创造和想象力的发挥。

3中医药学协调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为“有机自然主义”［6］，因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应该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的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辨证施治，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内外平衡，抗病祛邪的治疗特点，以其举世公认的疗效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重物不重人，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的有机协调。提出Z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正好象人体中的器官，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管理学家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7］。

从分子到细胞再深入基因，希望能找到针对功能的遗传学早有定论：基因产物必须在细胞内环境中发挥功能，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机体必须在多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基因表达及作为结果产生的表型常是通过个体基因型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被修饰和改变［8］。最新文献也认为，很多人类常见病代表着我们的基因组与环境毕生相互作用的一种积累，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9］。由上可见，基因型与表型不总是一一对应。因此单纯以基因表达谱作为“证”的实质或作为“证”“病”的连结点似欠全面。

正如李政道教授指出的，“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10］。美国《科学》杂志19990402出版复杂系统专刊，其编辑部导言“超越还原论(BeyondReductionism)”就直截了当指出现代基因组学还原论方法的不足，指出:“还原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信息过载和过分简单化，从而可能需要把整合性提上议事日程(integrativeagenda)以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方法”［11］。

中医药学中蕴涵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基因，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医药学特色和优势的深入挖掘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发展呼唤中国传统科学观启迪的今天，中医药现代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科学内涵将会得到充分揭示和发展，中医药学一定能全面走向世界，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医药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古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学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从以上的优势和特色可以看到中医药学不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且在许多方面提示和反映了现代人体科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以至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前沿。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正在从分析的科学嬗变为整合科学，中医药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思维优势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伊·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

［2］葛荣晋.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张相轮，凌继尧.科学技术之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5］灌耕.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7］林德宏，张相轮.东方的智慧［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8］KlugWs,CummingsMR.ConceptsofGenetics,Columbus:CEMerrillpubl,1983：81.

［9］PeltonenI.,MekusickVA.Dissectinghumandiseaseinthepostgenornicera.Science2001,291：1224.

第5篇

陇东南处于古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该地区生态环境条件较优越，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湿地等地貌类型齐全，千姿百态，既有北国的雄奇又有南国的秀丽，旅游生态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陇东南地区的中医药养生保健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该地区现有旅游景区164处，其中入选国家4A和5A级景区的有7个，它们分别是：崆峒山风景名胜区、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漳县贵清山－遮阳山旅游风景区、成县《西狭颂》风景区、陇南市万象洞风景区、康县阳坝自然风景区和官鹅沟风景区。河西走廊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100—200公里，地势平坦，绿洲水草丰美，是世界上最长的天然走廊，自古以来也是我国通往新疆及中亚的要道。这里既是大漠戈壁、雪山冰川、绿洲草原、河流山涧交错组合的壮美自然遗产地，又是由丝路文化、敦煌文化、长城文化、边塞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等多元传奇文化构筑的文化遗产集聚区。是世界知名的自然、文化、生态廊道，是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区域，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向西开放战略核心区，是实施文化旅游走出去战略的桥头堡和示范区。目前，甘肃旅游业已形成一个中心(兰州),三大旅游区(以敦煌为依托的西部旅游区、以兰州为依托的中部旅游区、以天水为依托的东部旅游区),六条线路(西线、东线、南线、北线、东北线、东南线),十二大王牌旅游景区(敦煌莫高窟、雅丹地质公园、鸣沙山--月牙泉、嘉峪关关城、张掖大佛寺、武威雷台汉墓、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永靖黄河三峡、甘南草原、夏河拉卜楞寺、天水麦积山、平凉崆峒山)的发展格局。

二、甘肃养生旅游业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

目前陇东南地区养生旅游业走在了全国前列，已形成了七大中医药养生保健旅游基地：岐黄周祖医食养生保健基地、崆峒山-大云寺王母宫道释文化养生基地、皇甫谧针灸保健基地、麦积山自然生态养生基地、武山清水温泉理疗保健基地、陇南山水田园养生基地、定西道地中药材旅游基地。陇东南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种类繁多的中药材，是甘肃省乃至全国主要的中药材产地之一，境内有各类中药材3000多种，其中名贵药材350多种，有“天然药库”之美誉。基于陇东南区域文化资源特别是中医药文化厚重、中药材资源丰富以及自然生态幽美的优势，通过有效的开发、融合，发展中医药养生保健旅游打造国内知名的综合型养生旅游目的地潜力巨大。处于陇东南的平凉崆峒山被称为“天下第一养生地”。养生旅游产业已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平凉市重点打造了六大养生文化、六大养生名片、十大养生产业、十大养生项目、十大养生产品、十大养生名宴、十大养生小吃、十大国医理疗技术、十大国医保健术、十大运动养生、重点解决六大健康隐患，形成了立体网络型养生旅游产业体系。除此之外，平凉全面推进十大配套工程，强化十个源头文化宣传，开展五大推进宣传，提升平凉天下第一养生地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平凉重点打造了养生休闲旅游业、养生膳食服务业、养生社区与养老服务业、中医适宜技术保健业、养生培训与健康管理业、养生用品研发业等十大养生产业体系；推出了崆峒古镇、崆峒养生馆、养生民俗村、关山避暑村、皇甫谧百草园、灵台针灸雷园等十大养生项目；还推出了五谷养生宴、红牛火锅宴、养生药膳宴、道家素斋宴等十大养生宴。养生旅游产业不仅满足游客游山玩水需要，而且在景区周围的国医馆针灸园等还可以重点解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消化功能低、睡眠质量低等六大健康隐患。

三、甘肃养生旅游两业融合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1.养生旅游业成为新兴朝阳产业中医药养生保健旅游，就是以中医药文化独特的知识体系为基础发掘服务项目，结合既有旅游景区、项目等资源，将中医药养生保健情景化、生活化、产品化。它不仅具有观赏性，更具有休闲娱乐和去病强身的功能。随着近年来针灸、针刺疗法、气功医疗、治疗脱发病、太极拳、足浴、中医药美容等在发达国家备受青睐，越来越多的国外游客以中医药保健为目的到甘肃进行养生旅游。2014年美国、德国、中国、巴西、乌克兰、俄罗斯、波兰以及罗马尼亚等多批游客到皇甫谧养生院参观学习。甘肃2013年被确定为中乌中医药合作项目执行省份,乌克兰岐黄中医学院的学员们对皇甫谧养生院极富中医特色的针灸、推拿、把脉等诊疗手段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并多次进行参观。甘肃省正在寻求以中药材基地、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药博物馆作为旅游业开发的主要依托，积极推出医疗保健旅游的服务项目，特别是拥有知名中医院和优质旅游资源的地方，纷纷将“中医药养生保健游”作为其主打的旅游品牌。

2.甘肃中医药养生旅游发展面临两大历史性机遇发展中医药养生保健旅游面临两大历史性机遇。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机遇。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东边牵着繁荣的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让亚欧经济共同体走向深度融合，以重塑“丝绸之路”辉煌。同时也将促进中国的西进战略，拓展中亚、西亚和欧洲市场，对我国的对外开放具有积极意义，对甘肃旅游来说更是难得机遇。因此，甘肃应通过大力开发文化旅游融合项目，发展旅游新型业态并延伸相关产业链条，争取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蕴含的巨大市场份额中分享更多利益。二是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机遇。文化是旅游的内涵，是灵魂，是增加旅游感悟，提升旅游吸引力和质量的核心因素，旅游也是文化传播、继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和途径。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这一国家层面的战略平台。因此甘肃应通过抢抓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机遇，积极发掘各类文化资源特别是中医药养生文化资源，将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内涵贯穿重点旅游城市文化功能区和精品特色文化县(区)建设当中，增强旅游综合竞争力。

3.甘肃中医药养生旅游业发展具有政策支持目前，甘肃中医药对外医疗、教育、科技合作不断扩大，已传播东欧、中亚、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医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服务贸易输出，不仅有力地传播了中华文化、中医药知识，而且对外倡导以人为本的保健模式和健康理念、生活方式，对于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促进全球实现绿色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2012年，甘肃省商务厅、卫生厅等7部门制定了《关于促进甘肃省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甘肃省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的重点任务。2013年，甘肃省除了与大洋彼岸的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积极开展中医药服务贸易交流外，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平台与乌克兰等国家开展了有关中医药服务贸易的深度合作，2014年，商务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把甘肃作为全国首批六个中医药服务贸易先行先试重点区域之一。因此，加快甘肃中医药养生保健旅游业发展，有利于改变甘肃省长期以来国际贸易项目输出的结构，实现由过去主要依赖矿产等资源性“硬”产品出口向商品与服务出口并举、养生保健技术服务等文化类“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增加的转变，开启甘肃省对外贸易新格局。

四、甘肃中医药养生旅游业融合战略研究

1.实施国际化导向战略，抢抓丝路经济带建设机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旅游行业在经历了景点竞争、线路竞争和城市竞争后,开始步入区域旅游竞争的时代。欧洲、中亚等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甘肃发展中医养生旅游产业，应实施国际化导向战略，抢抓丝路经济带建设机遇，应积极开发中亚、欧洲市场，巩固东南亚市场，重点拓展对中医药认同度较高，且与甘肃中医药协作关系紧密的乌克兰、尔吉斯斯坦、匈牙利、摩尔多瓦等国市场，将甘肃打造成西部地区国际化水平较高、旅游保障体系较为完善、旅游环境宜人、中医药养生特色鲜明的国际保健旅游目的地。

2实施大景区建设战略，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甘肃发展中医药养生保健旅游产业，应积极实施大景区建设战略，统筹甘肃省中医药养生保健旅游资源。旅游资源的集中不只是空间密度的集中，而是由于集中于交通线或经济网络，使得这些资源在空间中具有内在联系性。甘肃要加强与陕西、四川和宁夏等省区在旅游方面的协作，通过构建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到产业政策的全方位合作与协调机制，优化养生保健旅游空间布局，建设功能齐全、能满足各类顾客、多元服务需求、提升旅游体量和规模并具有较强区域辐射力的中医药养生保健旅游大景区，促进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和相关资源整合，带动更广大区域内的旅游经济一体化发展。

3.实施品牌化发展战略，进一步凸显文化品牌价值中医药养生保健旅游业的竞争，实质上是精品和品牌的竞争。甘肃发展中医药养生旅游产业，应实施品牌化发展战略，通过深度发掘中医药养生文化内涵，大力推广敦煌沙疗、崆峒山天然氧疗、天水麦积山温泉疗、关山避暑村、皇甫谧百草园等知名品牌，突出中医药文化优势和养生特色，做好以新主题、新体验、新思维为核心的品牌营销创意，着力凸显品牌的文化价值，为既有旅游景区或服务项目的品牌知名度增添新魅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保健旅游产业的附加值。

4.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旅游资源永续利用无论历史文化遗迹还是自然景观，都是一种难以再生资源。甘肃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旅游产业，应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有所节制，避免开发过度和破坏永续利用。应从合理布局、均衡供需、优化结构、重在保护等方面综合衡量，促进生态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三者的有机统一。同时，通过增进养生保健旅游产业结构体系的协调性和稳定性，不断增强该产业的自我调适能力，为甘肃养生保健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第6篇

1.1系统论思想尽管近代的系统方法是从20世纪40年展起来的，但一些朴素的系统思想却早在二三千年前就在东方出现了。中国古代存在着典型的有机整体观念，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了朴素的整体系统观。如在我国最早的著作《易经》和“洪范”中就提出了“八卦”(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五行”(金、木、水、火、土)说。八卦说把世界看作为一个由基本要素组成的系统整体，以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作为起始形成八卦，八卦重叠形成六十四卦，从而形成了概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世界体系。而且《易经》还把世界看作由基本矛盾关系所规定的层次系统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循环演化的系统整体。同样五行说也是将世界看作是由五种基本要素金木水火土组成的系统整体，这五种要素彼此相生相克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结构，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所以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将最基本的物质元素看作是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整个世界无非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整体系统，它们之间相生相克，使得整个世界不断循环演化，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系统整体。公元前五百多年，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对系统提出了精辟的看法，在其经典著作《老子》、《荀子》等著作中提出的“有无”“阴阳”学说用一些更抽象的范畴，如有与无、一与二、始与终、阴与阳等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表达自然界的统一性。它们认为“道”是事物之本源，又是事物的法则。天、地、人都是道的产物，它们具有统一性。道是天、地、人的主体，也是天地人运动必须遵守的规律和行动法则，认为世界的起源于“无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

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同样包含有丰富的系统观念。《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故有“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联系，提倡整体辨证施治的观点。

中医药学的这种观点受到国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aogine)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限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

中医的诊断方法中依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中医的诊断包括四诊和辨证，四诊除通过望、闻、问、切外，还包括参考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体质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信息，对病因、病位和病机做出明确判断。辨证是以一定的经验（包括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过程，辨证既是对四诊资料的处理，又反作用于四诊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受治疗结果的反馈，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医药学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是针对证候组方遣药，非药物治疗也同时针对证候或病因，选择针灸、推拿或心理、音乐等来治疗。其治疗思路整理如图1。

1.2演化论思想中国古代演化观主要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说、太极图等学说之中。大多都是将万物的演化描述成为一个相生相克、连锁轮回的变化链条，其变化在一个闭合的回圈中进行，而始点最后又变成了终点。中医药学思维活动是动态的过程，通过人的机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动态描述，去反映出症状或生理现象的表现，如临床中获得的脉象、病人的面色、舌体形状。中医药理论认为人的复杂性在于它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元气学说阐明了“形”与“气”相互转化的发展观，强调“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统一过程状态演化，如中医理论中健康概念实质上体现的是阴阳之间交互作用，形成自和的最佳状态，医疗的任务就是调整这种状态的非平衡或非最佳状态。中医学对生理过程的认识角度是从气化的结构和气化的活动这一“耗散”系统出发的。

2中医药学传统方法论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发

2.1中医药整体认知论的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至制约，因而人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秘化、不科学的内容。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社会问题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古老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2］。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有机建筑”的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学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体现［3］。

2.2中医药直觉、体验的方法论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性——既有原则，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是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就是一种敏感或机伶。”［4］老庄的思想在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庄子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秀树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

中医药学思维中的直觉和理性总是互补存在，这种直觉赋予了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其有所创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5］卡普拉相当重视“体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深刻理解。

西方思维模式的严密逻辑性决定了其强调“非此即彼”的刻板和局限性，这限制了创造力的有效发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的模式认识成果恰恰能够启发和激励科学家的创造和想象力的发挥。

3中医药学协调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为“有机自然主义”［6］，因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应该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的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辨证施治，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内外平衡，抗病祛邪的治疗特点，以其举世公认的疗效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重物不重人，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的有机协调。提出Z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正好象人体中的器官，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管理学家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7］。

从分子到细胞再深入基因，希望能找到针对功能的遗传学早有定论：基因产物必须在细胞内环境中发挥功能，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机体必须在多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基因表达及作为结果产生的表型常是通过个体基因型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被修饰和改变［8］。最新文献也认为，很多人类常见病代表着我们的基因组与环境毕生相互作用的一种积累，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9］。由上可见，基因型与表型不总是一一对应。因此单纯以基因表达谱作为“证”的实质或作为“证”“病”的连结点似欠全面。

正如李政道教授指出的，“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10］。美国《科学》杂志19990402出版复杂系统专刊，其编辑部导言“超越还原论(BeyondReductionism)”就直截了当指出现代基因组学还原论方法的不足，指出:“还原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信息过载和过分简单化，从而可能需要把整合性提上议事日程(integrativeagenda)以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方法”［11］。

中医药学中蕴涵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基因，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医药学特色和优势的深入挖掘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发展呼唤中国传统科学观启迪的今天，中医药现代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科学内涵将会得到充分揭示和发展，中医药学一定能全面走向世界，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医药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古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学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从以上的优势和特色可以看到中医药学不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且在许多方面提示和反映了现代人体科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以至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前沿。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正在从分析的科学嬗变为整合科学，中医药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思维优势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伊·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

［2］葛荣晋.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张相轮，凌继尧.科学技术之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5］灌耕.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第7篇

【摘要】在对中医院校大学生培养过程中，高等中医院校与其他医学类院校不同之处在于，高等中医院校还秉承我国传统的中医文化精神。当前，高等中医院校的中医文化教育工作面临着危机与挑战，高等中医院校应加强对中医院校大学生的中医文化教育工作。

【关键词】高等中医院校；大学生；中医文化教育

一、中医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培养一名真正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医术精湛、医德优秀的医学人才，是高等中医院校工作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高等中医院校与其他医学类院校不同之处在于，高等中医院校还秉承我国传统的中医文化精神，是中医院校大学生不同于其他高等教育工作对象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中医院校大学生中开展中医文化教育是高等中医院校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从专业教育和行业特色角度的分析

中医学专业不同于其它专业，其产生根源和学习过程与中医文化密不可分。中医文化也就是指有关中医的思维方式、传统习俗、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甚至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等。[1]对中医院校大学生来说，中医文化对中医院校大学生来说，是伴随着他们学习和今后工作的精神基础。中医文化蕴涵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人文精神影响了中医院校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中医院校大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首先要具备一定的我国传统文化知识基础。中医学的和谐观体现在中医辨证施治的各个环节中。[2]中医文化中蕴含着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注意调整阴阳的平衡观；动静结合的恒动观有助于培养中医院校大学生的辩证思维，也将影响中医院校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

（二）从学生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分析，中医文化教育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1.从对人的教育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医道不仅仅是治病之道，它关涉到每个人的精神内涵和人格确立，关涉到我们对宇宙万物整体的认识。于是，一个独特的，不同与其他医学的一种新型医学就是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下产生了。

2.中医文化倡导“悬壶济世、大医精诚、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救死扶伤精神是中医医德观的体现。对此，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指出，名利思想“此医人之膏育也”，作为一名医生必须“无欲无求”、“志存救济”。张仲景的医德[3]观完全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形成以“仁”为核心的职业道德。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医乃仁术”的命题，充分体现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

可见，中医文化的内涵与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要达到的目标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

二、当前高等中医院校中医文化教育工作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从目前中医院校大学生对待中医学和中医文化的态度看，有的学生不热爱中医专业，不相信中医、学习不认真、缺乏职业道德和人文精神，更不愿意去了解和学习中医文化，有的学生毕业后不愿意从事中医药事业，而已经走上中医业岗位的人员，他们的中医文化知识和底蕴不能让人满意，这样就难以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从业人员。形成这些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给中医文化教育带来了挑战

1.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渗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和多元文化背景下，给中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带来了挑战，也给高等中医院校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

现代中医大学生，进大学前接受的主要是以现代科技文化为主的教育，再加上他们从小就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一旦接触到精气、阴阳五行这些传统理论，自然就会与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发生冲突，容易导致认识上的困惑、理解上的偏离，甚至对所学专业失去信心。

2.此外，近代以来一直没有消除的中医废存之争给中医文化带来了危机。近代百年曾有过三次关于中医废存的论争。在中医文化发展过程中，近代以来的中医废存之争给中医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危机和困境，同时，也给中医院校大学生中医文化教育工作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

（二）现代高等中医教育模式中中医文化教育的淡化

现代高等中医教育模式的偏差也是导致中医文化教育淡化的主要原因。面对强势西医的冲击，现代高等中医教育应该遵循继承与创新并举的原则，在坚持中医传统理念、保留中医精髓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医学的先进技术和方法，以培养具备传统医学知识和技能的高等中医人才为目标。然而，目前高等中医教育强调掌握中西医两套本领，即“两条腿走路”，这种教育模式使得高等中医教育正在丧失中医特色。同时，因有限的教育时间变得更加有限，也就决定了学校的目标定位和质量标准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中医文化教育的淡化。

1.中西医课程同时开设的教育模式，冲淡了中医传统理念的确立和中医特色思维方式的养成。由于就业压力和中医创新发展的需要，现代中医院校普遍开设西医课程，中西医课程开设比例普遍达到了6:4，有的甚至达到了5:5。[4]这种教育模式也造成了中医思维模式养成的滞后性。

2.传统人文课程开设不足。从中医院校目前开设的课程结构来看，人文素质类除必须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外，某些院校也探索性的以选修课形式开设了一些医学人文课程，诸如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等，但作为中医学文化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史》、《中国古代哲学史》等课程则普遍没有开设，或者也仅仅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很难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3.中医学术研究“西医”化。近年来中医学术研究严重偏离中医传统，走上了西医化的研究道路，中医科研在中医现代化的光环下，被“异化”为采用西医的实验方法对中医的印证性研究，却放弃了经典著作的研读，忽视了中医临床能力的培养。

三、建议与对策

面对中医文化教育工作面临的危机与挑战，高等中医院校工作者不仅要从意识和理论上重视中医文化教育工作，也应在实践中加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

（一）课堂教育：课堂教育是对中医院校大学生进行中医文化教育的主阵地

在课程体系建设中体现中医文化教育，提高中医文化育人效果课程教育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要加大传统文化课程比重，形成对中医大学生进行多学科的中医文化教育的课程体系；将专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医文化教育相结合，在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加入中医文化相关知识教育课及在其它学科中渗透中医文化思想。

（二）在校园文化活动突出中医文化主线

大力发展中医文化，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必须构筑浓厚的文化氛围，积极开展学习中医文化相关社团建设，定期组织中医文化等传统文化讲座；在校报、网站等媒体开设专栏；开展征文比赛等方式，让学生潜移默化接受中医文化的精髓，在继承祖国医学的同时，也得到品性的培养和锻炼；在人文素质教育中侧重进行医学人文与中医文化教育。

（三）在科研活动中重视中医文化研究

中医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突出中医文化研究的地位与作用。中医院校应注意培育中医文化科研队伍；在各类各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申报中，加大中医文化相关课题的申报力度；撰写和发表高质量的中医文化研究论文；培育和建设中医文化研究与教育基地；指导大学生学习和研究中医文化。

（四）在中医院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传播中医文化

鼓励中医院校大学生走出校园宣扬中医文化，引导中医院校大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在中医院校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教育中融入中医文化内容。

进一步发掘中医文化，结合时代特征，对中医文化进行扬弃，找出时代背景下中医文化的合理内核，将中医文化与中医院校大学生的培养工作有机联系起来，进一步探讨中医文化与中医大学生的教育工作的联系，探索将中医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内化到中医院校大学生培养工作中的手段、方式，对中医院校大学生开展中医文化教育，培养具有中医文化精神的中医药从业人员，显得尤为重要。转贴于

参考文献

[1][3]曲黎敏.中医与传统文化[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3，15.

第8篇

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美学史有两种不同的答案。一是艺术低于生活，代表人物如柏拉图、车尔尼雪夫斯基。二是艺术高于生活，代表人物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王尔德。其中王尔德认为艺术除了表现它自己以外，不表现任何别的东西，生活对艺术的模仿远远多于艺术对生活的模仿。从中可以看出现代主义艺术家、理论家这种“生活模仿艺术”“艺术与生活无关”“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自律倾向。同时可以看到，生活在他们眼中的地位远远低于艺术。不只在西方，在中国文学中，日常生活也往往成为某种桎梏和消磨理想壮志的象征而被批评和扬弃。总体上说，在中西方美学史上，艺术与生活永远存在差别并严格对立。而当今社会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消解了这一由来已久的，似乎坚不可摧的二元对立结构，走向了艺术与生活的“一体化”。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生活不是鄙俗的，因为生活原本就是艺术、诗意、理想、信仰赖以栖息的家园。在大众文化中我们看不到以艺术或生活为“中心”的情况，生活和艺术之间是相互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现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艺术真正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来。

二、走向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一体化

（一）古典美学所体现的功利价值集古典美学之大成的康德认为：“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惟一无利害关系的自由和愉快。”这段话中提及的“无利害关系”也即“非功利性”影响了康德之后绝大多数的哲学家、美学家，并且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然而，在古典美学盛行的前大众文化时期，“功利性”仅被狭义地用来对待物质功利价值或曰商业功利价值，而如果将“功利性”的范围推广开来并蔓延到非商业价值的人文价值领域中来，我们会发现，古典美学所提倡的非功利性审美却是对人的精神生活有很强的功利性价值，非功利性与功利性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在被局限的“功利”概念拓展后融为一体。这种审美的功利性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对人的精神的拯救及基于此而更为深刻地对社会的拯救。在审美活动中，主体按照人的“内在尺度”观照审美对象。“审美感觉只是在客体对象上寻找使人的精神产生愉悦的特征——即我们所说的‘美’”[2]美通常可分为和谐美、崇高美、悲剧美等。当我们面对鲜艳的花朵、倾听着天籁般悦耳的音乐，我们会感觉到无比和谐宁静，这种美让我们的心灵净化，超凡脱俗；而雄壮巍峨的高山，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又让我们体会到一种崇高之美而顿悟人生意义何在的感叹；悲剧之美所产生的艺术表现力更为强烈，悲剧虽然往往与价值的毁灭和人的死亡联系在一起，然而悲剧体现出人类为了征服世界而拥有的顽强执着的伟大精神，这更能让人们清楚这一生该如何度过。的确，“从人的审美感觉活动的效果来看，同样是自己本质力量的表现，审美活动的特点是观照审美对象，通过观照审美对象来观照社会生活、观照自己，并通过这种观照使自己的精神产生审美的愉悦”[3]从而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升华，而不至于陷入精神的真空。这种对人类精神的拯救是古典美学功利价值的最直接体现。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审美活动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审美活动的发展。人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审美对于人的功利性价值将由于人的能动性最终演变为审美的社会功利性价值，这种功利性的最深层表现是审美的社会拯救。“美的价值在于：它要求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朝着适宜、和谐、完善的目标前进，它本身就有利于社会生活的适宜、和谐与完善的要求。”[4]从这一角度来说，它是基于个人的精神功利性上的更深层次的体现，“审美活动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享受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受美的教育和美的熏陶的活动，这是一个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它表现了人类积极向上、追求理想生活的一面，因为人总是希望生活在宁静、和谐、美满、幸福的社会里，美的价值就定位在这里，美也定位在这里。”[5]人们从审美中享受到的精神愉悦到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是审美的功利性逐渐深入的表现。

第9篇

我国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因而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嫁衣文化。尤其是对于各族人民，本身风俗各不相同，因而嫁衣文化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对于汉族人民而言，普遍选用红色作为嫁衣的颜色，红色代表着喜庆，体现出汉族人民结婚时心情愉悦的状态。在我国古代，新娘结婚的时候必须头戴凤冠，在外衣穿着上也很有讲究，红花袍、红娟衫等处处洋溢着喜庆。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根据当地民俗风情不同，嫁衣文化也呈现出各不相同。

我国嫁衣文化概述

对于我国古代人民来说，嫁衣尤为重要，嫁衣能有效反应古代民俗，并能在一定程度体现出古代家庭富裕程度。尤其是对于女孩子而言，嫁衣对于整个一生都非常重要，从女孩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动手制作嫁衣，嫁衣制作过程非常漫长，直到女孩真正出嫁为止。我国古代嫁衣流行必须头戴凤冠，新娘还需用红方巾进行遮脸，以体现出古代新娘的欲遮还羞。新娘一定要穿戴红娟衫，体现出红色喜气洋洋的氛围，通常还要外着大红颜色绣花红袍，鞋子也必须是红缎绣花鞋，这样才能有效凸显新娘千娇百媚特点。下图1所示为我国古代传统嫁衣。

图1 我国古代传统嫁衣

我国古代嫁衣的作用

对于我国古代而言，嫁衣承担着非常重要作用，嫁衣不仅代表了当地的民俗，同时对于新娘来说是嫁人之后的开始。古代男尊女卑思想较为严重，新娘各方面比较依赖丈夫，因而嫁人意味着告别过去，迎接崭新生活，是新娘人生一大转折点。与此同时，古代将嫁人看做十分重要的使命，嫁人的过程中，同时也是新娘最美时刻，嫁衣所蕴含的风俗文化多样，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探索价值。通过了解嫁衣风俗，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全国各地嫁衣习俗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全国各地在地理位置、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方面各不相同，因而嫁衣文化也呈现出一定多样化特点。浙江富阳地区新娘嫁人过程中，只有花轿到达女方家中之后，女方才让新娘着手准备化妆。新娘穿衣过程中也具有一定讲究，需先穿小衫裤，然后才能更换红棉袄，穿衣的过程中，整个人需立于蒸桶之上。新娘穿大红裙之前，还应准备好12个鸡蛋，然后将鸡蛋放入裤腰，最终鸡蛋沿着裤脚滚出，这样新郎才能正式迎娶新娘。福建泉州地区也很有自身的特点，通常新娘出嫁之前需要认真化妆，以示对南方尊重，出嫁前化妆一般称之为“笄礼”。新郎花轿到来之时，新娘需要再次化妆，此时化妆通常称之为“对轿梳妆”，在加冠的过程中也很有讲究，只有被认为“有福”妇人才能对新娘进行加冠。广西苍梧地区同样有自身特色，一般新娘只允许穿黑色衣服，而不是大红。陕北地区新娘嫁人需要特殊打扮，新娘上轿之前需用锅黑将脸蛋进行抹黑，否则不能嫁人。

全国各少数民族嫁衣风俗

汉族嫁衣风俗以穿红绸缎、红绢衫、红绣花鞋为主，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具有其特有的风俗，下图2所示为我国水族嫁衣。

图2 我国水族嫁衣

赫哲族新娘嫁人过程中，利用鱼皮缝制嫁衣，颜色以黄黑相间为主，并利用手工进行缝制，在衣袖等部位缝制一定数目花纹，花纹十分精致。尽管从材料上讲相对较为原始，但能充分体现别具特色的原始美。土族人民结婚过程中，嫁衣相对较为华丽，颜色非常鲜艳，通常嫁衣由多种颜色构成。瑶族人民在刺绣方面较为精通，因而嫁人过程中，嫁衣刺绣图案非常华丽，充分体现出本族风情。

结语

第10篇

关 键 词：意象　中西异同　精神实质　风格特征

什么是意象？简单地说，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意象理论在中国起源很早，《周易》已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不过，《周易》之象是卦象，是符号，是以阳爻阴爻配合而成的试图概括世间万事万物的六十四种符号，属于哲学范畴。绘画上借用并引申之，“立象以尽意”的原则未变，但画中之“象”已不是卦象，而是抽象的符号或者具体可感的物象。

在人类艺术发萌之初，东西方艺术表现形式十分相似。中国诸多岩画与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早期洞窟壁画都能找到共同点，在手法上都使用了“意象”“象征”，有意识地运用绘画符号记录社会活动场景。由于各自的历史原因，东西方艺术逐渐分道扬镳。西方科学发展导致了绘画艺术以解剖学、透视学、光学、色彩学、心理学为主的以写实主义为核心艺术的产生，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逐步产生出印象派、立体派等艺术画派。而在中国，受着伦理、哲学、宗教诸多的影响，绘画艺术步入了更高层面的意象主义轨道。

一

中国绘画艺术，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社会生活、文化氛围内产生、成长、壮大的独特艺术形式，其创作思路、形式是以意象为重要核心的形神兼备的表现艺术。wWw.133229.cOm不管中国历代的审美和绘画技术差异有多么大，中国绘画始终没有偏离意象的轨道。形象塑造的意象性，可以说是中国绘画最本质的要求。在构图上有散点透视之形，在意境上有气韵生动之说，从而产生“形神”关系之理，它在人物画上表现为身心的关系；在山水画上表现为天人的关系；在花鸟画上表现为物我的关系。以至所有中国画的传世佳作都能达到其他画种难以追求的空灵境界。

佳作诞生之前必有其雄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国的画家从儒释道中吸取大量精髓又从绘画作品中反映出来。孔子在《论语·雍儒》中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种把道德观念与自然景物的欣赏联系起来的说法，尤其对后世士大夫画家的审美思想产生极大影响。文人画家将这一观点发展为“仁智者乐山乐水”，后发展为“乐山水者必为仁智者”，从而为儒家既有山林隐逸思想而又并不排除其“仁智”的品德与情操找到了根据，为意象艺术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老子有言“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他的所谓“大象”，就是他作为“道”的别名，道就是自然之道，也就是从客观存在里综合得出的真理。一切思想意识与学术文化都渊源于客观存在，绘画艺术也包括在内。但“大象”毕竟涉及到客观存在的可闻之声、可视之象与自然之理。所以，他的所谓“大象”，当指客观世界上可视与不可视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抽象的也是概念的。所以，诗人就可“以意写象”，画家就可以“以形写神”。所以说“大象无形”，正是为中国文人画家作画重“意象”找到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类似的根据还有如“大巧若拙”等。谢赫的《古画品录》以六法的标准系统地评点绘画。谢赫将“气韵生动”推为六法之首，充分说明谢赫推崇“意象”在绘画中的地位。气韵就是顾恺之所说的神似，谢赫自己也称气韵为神韵。谢赫时代的绘画主要是肖像画和人物故事画，气韵的本义是因人物的精神气质而生动。后来，气韵生动的范围扩展到山水、花鸟等各种题材的绘画，并且成为整个绘画艺术性的一种衡量标准，甚至笔墨效果也包括在内。同时，如果没有意象艺术的思潮存在，气韵生动的含义也很难得到发展。

意象艺术的特点是“立意造像”。在具象艺术中由于透视学的限制，光、形就是一切，一切都很符合形的要求。而意象造型中的“象”，不仅是形，而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藏有深刻的含意，是象中有意、意中生象，立象尽意。中国绘画的意象表现为“似与似不似之间”，目的是完成“不似之似似之”的一种作品的内在“神似”，这种“神似”仅仅只是绘画作品的一种表现与表象，一种画家的理念上的技法再现而已。要使作品内涵真正达到完美的“神”的境界，还需要画家注入自身内在的丰满的精神，以求“意”的最高境界。

传统上意象艺术的中国画，通常注重的是“身心”“天人”“物我”的关系，而欠缺的是揭示事物的本质所在。现代中国绘画正以宽容的姿态和更开阔的视野注视、吸收世界各国的艺术表现形式，然而中国的绘画必须蕴藏中国的人文哲学思想，必须注重博大空灵，必须注重民族文化精髓，必须努力通过学习和反思，不断体验生活，以画家独有的灵感去捕捉现代文明给予的启示，并坚持中国特色的艺术传统，不断总结，才能使当代中国画艺术在人类文明宝座中闪出灿烂的光芒。以中国第一代油画大师的风景画为例来说，李铁夫的求实、徐悲鸿的规矩、颜文的严谨、林风眠的随意、吴冠中的抒情等等也都各具特色。许多美术家都喜欢说，艺术中的民族情感和趣味对艺术家来说是与生俱来的，不论艺术家自觉追求与否。

中国画技法的核心是笔墨，不讲究笔墨也就丢掉了中国画基本的艺术语言。南朝谢赫在“六法”中讲到“气韵生动”为笔墨的最高境界。笔墨有一定的独立审美因素，有抽象因素，但不是纯抽象，笔墨与表现形象有机结合，创造意象，正是中国画特色。西方绘画中讲究构成的方法，是从建筑中得到的启示，可以增强画面的整体感和力度，是笔墨所达不到的，也是中国画应吸取的积极因素。因此，将笔墨与制作相结合，就可以大大增强艺术感染力。中国画的笔墨处处都流淌着画家情感的轨迹，是情感的一种张扬。用线写形是中国人物画造型最主要的课题，即使是画人物小品的没骨法也要有以线造型的基础。“遗貌取神”“形神兼备”“传神”是中国人物画的最高标准，特别是文人画成为中国画的主流，更重主观表现和情感抒发。在笔墨运用中以“骨法用笔”为核心，强调书画同源、以书法入画，重在一个“写”字，而不是“描”，也不是“涂”。“写”——正是情感的张扬和心灵的轨迹，文人画将这种艺术实践的体会总结到相当高度。西方的许多现代绘画大师也是从东方艺术中悟到了这点。

二

西方油画的风格样式和技法语言多种多样，神采各异。如意大利的古典、德国的凝重、法国的优雅、西班牙的潇洒、英国的朦胧等等。因艺术家个人的艺术修养和性格爱好不同，画风及志趣也各有风貌。笔者以为要扩大绘画的外延可借助抽象艺术的表现形式。1942年在纽约古今汉美术馆举行“抽象艺术大师联展”的目录中有人写到：“抽象艺术的造形包含了艺术家的生活直觉，是不受具体外表约束的自由发挥。”抽象艺术的实质注重的是直觉与造形，是事物在人脑里的印象，通过色彩、线条的构成或即兴生成的艺术，是艺术家精神世界的随机表现的艺术形式。如具有东方血统的康定斯基画了大量的以“构成”“即兴”为标题的抽象画，作品以丰富色彩唤起人们精神性的感受，以及富于音乐性的协调之感。

尽管抽象艺术最早源于中国，但西方抽象艺术与中国的抽象艺术以及意象艺术在理念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的抽象艺术主要表现在中国书法上，最早的汉字甲骨文、金文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举的缓急把象形的图画模式逐渐变为纯粹化的抽象的线条和结构。就像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出乐音来一样，发展其相互结合的规律，用强弱、高低、轻重、疾涩、虚实、转折、顿挫、节奏、韵律等有规律的变化来表现自然界、社会界的形象和内心的情感。

从表现形式上看，中西艺术中各取所需。西画讲构图，国画讲经营位置；西画讲透视法（焦点透视），国画讲“三远”法（平远、深远、高远）；西画对色彩研究至广，国画对墨色研究至精；西画论刀法笔触，国画重骨法用笔，还独有“十八描”和各种皴法。从内容上看，西画风景提倡野外写生（如印象派），中国山水提倡“行万里路”“搜尽奇峰打草稿”（如荆浩的“写生数万本”）；同是对自然景观的真诚描绘，油画风景重光影色调，中国山水重形体结构；油画风景偏重从自然整体中挑选和割取局部（如取景框的运用），中国山水则偏重将局部腾挪和拼装整体（如“咫尺千里”的提法）；油画风景擅绘实景是长处，下者易拘泥和呆板，中国山水擅绘大山大水是长处，下者易无序和空泛。

西方艺术语言和事物关系历史发展的重要观念，被引伸来解释西方现代派艺术，说明西方思想与艺术（文化）发展的一致性。西方现代新派艺术家所思考的是同一类的问题，艺术家们用不同方式——不同流派风格来处理“语言结构”与“意象结构”的关系，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哲学家和艺术家都生活在时代之中，都是特定的时代的“思考”。

西方绘画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造形表象”与“语言所指”的分离；一是“表象事实”和“表象联结之认定”的对应。前一个原则比较好懂，后一个原则相当难解。西方艺评家福柯说：“表象物”与用以表现这些“表象物”的手段（点、线、面、色彩等）之间要有一种对应关系，否则就不成其为“画”。如他提到的马格利特的《不是烟斗的烟斗》这幅画，是在一个貌似稳定的画架上，这幅在画架上的画，酷似教室里的黑板画，而这个画架的架子是不合比例的，似乎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但半空中却漂浮着一个大的、像幽灵似的烟斗。我们当然不可从这里就去揣测马格利特似乎要“画”出一个“永恒”的“烟斗”的“理念”或“意象”来，但却似乎很容易引起人们想到马格利特对早年“字”“画”游戏式的“分离”“游离”有一种积极的否定态度，当游离的“字”和游离的“画”“破碎”后，“无名”“无字”的“物象”仍然高悬，虽飘忽不定，“惚兮恍兮”，但仍清晰如“画”。其实这是马格利特常用的手法，以真实画面之间的独特的处理，来表现“现实”与“梦境”“实境”与“心境”“物象”与“意象”之间的沟通关系。以独特的手法来处理“画面”正是艺术家的技巧所在。

还有克利的画，力图在“形状”的结构中表现一种“符号”，同时又具有写的成分。这种“画”与“写”的结合，使得物象变形，不易辨认。克利以结构来使形象变化，不惜割裂、扭曲实际形象以显示这种结构。到了康定斯基那里这种思路的进一步发展，则干脆舍弃了任何具体的、可辨认的形象，成为“意象”的绘画和“非表象的”的绘画。在康定斯基的作品中，只有各种用以连接表象的手段：点、线、面、颜色，但却无“表象”的“事实”，而只有惚兮恍兮的“意象”存在，触动着每个观者的心灵。这样，康定斯基的画，就成了一种新型的“几何图形”。“几何图形”本是一种“记号”，是“无形”之“形”，并无“实物”与其“对应”，为“无象”之“形”，从通常的绘画史角度来说，康定斯基的画是理智主义、科学主义的产物，它要表现的不是事物的表面形象，而是事物的“本质的结构”及“意象”。

抽象派绘画，如同其他的现代流派（达达派、立体派等等）一样，并不是要人们从绘画中“看”出“什么”，而是要人们从绘画中“读”出“什么”，“感受”到“什么”。超现实主义以梦境幻觉视象来表现“心象”，抽象派以抽象形式来表现艺术家对世界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来看，中西艺术之间似乎又是殊途同归，在“意象”的表达上又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进入后现代文化情境以来，艺术无论是在观念、材料还是在技法、形式上均走向了多维的综合与多元的建构，那种单一的线性思维方式和孤立的艺术语言描述已逐步成为昨日黄花。目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东西方的联系日益密切，中西艺术（东西方）艺术之间进一步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创作意识及绘画风格会有越来越多的相同之处，而各个门类艺术之间也出现了融会贯通的局面，相互之间的门类划分也日渐模糊难辨，特别是在美术界出现了“大美术”的概念，各门类艺术之间、各国艺术之间的交流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参考文献：

[1]葛鹏仁 著《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0年

[2]（美）威廉·弗莱明 著，宋协立译《艺术与观念》，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1年

[3]易英 著《创造意义》，原载于《江苏画刊》，1994年

第11篇

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是指人把自己的本质从内部抽象、分离出来，并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为一个独立于人的精神实体———神、上帝。神不是别的，神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本质，神的全知全能无非就是人的理性、意志的无限扩张的结果，神的道德完善性就是人的道德理念的神化，神对人的爱就是被神化了的人的自我之爱，属神的活动就是属人的活动。神是人的本质、人的心理、人的活动、人的道德、人的希望与追求等的对象化了的综合体。

当然，费尔巴哈在揭示宗教的人本根源、强调神与人的一致性的同时，也指出了神与人也存在对立的一面。他说：“我们的任务，便正在于证明，属神的东西跟属人的东西的对立，是一种虚幻的对立，它不过是人的本质跟人的个体之间的对立；从而基督教的对象和内容，也就完全是属人的对象和内容了。”②他还说：“一个精神的即抽象的东西或神，被人拿来当作人生的法则，其结果必然造成残身和禁欲等现象。可见，基督徒世界的物质灾害，归根到底只是他们的精神的神或他们的理想。”（《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758页）但是，费尔巴哈在这里所说的神与人的对立，是指作为人的普遍性本质的抽象化产物的神与个体人之间的对立，是指作为人类的精神理想的神在“被人拿来当作人生的法则”之后，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理想的神与信仰个体的具体信仰行为和欲望之间的对立，而不是指人格化的神的本质与普遍性的人的本质之间的对立，更没有认为奴役人、强迫人和束缚人是神（上帝）的本质。相反，他认为，“上帝爱人”，上帝的本质就是爱。他说，“爱就是上帝本身，除了爱以外，就没有上帝。爱使人成为上帝，使上帝成为人”。（《基督教的本质》第85页）“上帝之爱人———当他爱人的时候———乃是为了人，也即为了使人善良、幸福、福乐。”（《基督教的本质》第91页）他认为，上帝对人的爱，其实质是人对自己的爱。“上帝对人的爱———这是宗教之根据和中心点———，毫不含糊地和毫不矛盾地证明，人在宗教之中把自己直观成为属神的对象、属神的目的，换句话说，在宗教之中，人只跟他自己的本质、只跟‘自我’发生关系。”（《基督教的本质》第95—96页）上帝对人的爱也唤起人对上帝、人对人的爱。“上帝的爱驱使我也去爱；上帝对人的爱，是人对上帝的爱的根据：属神的爱导致、唤起属人的爱。‘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基督教的本质》第96页）“可见，既然上帝爱人，那么，人就是上帝的心，人的幸福就是上帝最关心的事。”（《基督教的本质》第96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宗教是自然力量、社会力量和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只是由于一切宗教的内容是以人为本源，所以这些宗教在某一点有些理由受到人的尊敬。”③恩格斯指出：“神是什么？德国哲学这样回答问题：神就是人。”④恩格斯还指出：“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⑤“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度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⑥“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外部的自然力在人们头脑中获得了幻想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⑦马克思还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在宗教中，人们把自己的经验世界变成一种只是在思想中的、想象中的本质，这个本质作为某种异物与人们对立着。”⑨恩格斯在论述基督教的神时指出：“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与此相应，这个神所反映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是一个想象的形象。”⑩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的基本思想是：宗教的本质在于，“一切宗教的内容都是以人为本源”、自然、社会和人都是宗教的源泉。宗教是“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宗教既是自然力量的反映，又是社会力量的反映（包括幻想的、歪曲的、颠倒的反映等）。神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与抽象。“神就是人”———神是人的人格化、对象化，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

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

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继承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的基本思想，认为：宗教是自然力量、社会力量和人自身的反映，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神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但是，中国学者在吸收和继承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的基本思想的同时，也“发展”了来自于西方的宗教异化论思想。当代中国的“异化”概念来自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工人生产商品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劳动产品反过来统治、支配和奴役人———劳动者，即“产品支配着生产者，物支配着主体，已实现的劳动支配正在实现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活动，从深层次上说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不仅没有实现“自由自觉”的本质，反而产生了异化———工人降低为资本家生产商品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工具和手段，工人成了自己所生产和创造的商品转化而来的资本的奴役对象。

可见，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中的“异化”概念包含这样三层意思：第一、该东西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第二、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东西的作用违背了创造者原来的本意即目的；第三、该东西反过来反作用于其创造者———支配、奴役或者危害它的创造者。这三个方面是构成“异化”的必要条件。在这三个必要条件中，核心是“人们所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支配、奴役或危害创造者”。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所创造的东西虽然反作用于其创造者，但这种反作用有益于（至少是无害于）其创造者，或者与创造者原来的创造目的是一致的，那它就没有发生异化。只有在被创造物不仅反作用于创造者，而且这种反作用对其创造者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性的情况下，我们才说它发生了异化。事实上，我们现在正是这样理解和应用“异化”这一概念的。例如，我们现在说“科技异化”就是指科学技术作为人的创造物，已经在很多情况下以某些方式奴役人、危害人类，人类很多很严重的问题都源于现代科技。比如，环境污染、水污染、核威胁等。再如，我们说“权力异化”就是指政府权力本来是公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政府、赋予政府官员的，为的是让政府、政府官员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官员却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各种权益。可见，我们现在所说的“异化”基本上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意义上的“异化”，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中的“异化”概念。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人所说的“宗教异化”自然也就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以上帝为代表的各种神灵是人所创造的；第二、人所创造的神灵（如上帝）反过来作用于人；第三、人所创造的神灵（如上帝）反过来统治人、支配人，甚至奴役人、危害人。现举例如下：

邢贲思先生在其《费尔巴哈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原载《哲学研究》1965年第1期）一文中说：“这就是说，人创造了神，而人则成为自己的创造物的奴隶、俘虏。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种异化出来的精神实体转而成为人的存在的统治者。”他还进一步指出：“神是人的自我分裂，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神和人的矛盾是人和自己的精神创造物的矛盾，人的精神创造物反过来成为钳制甚至奴役人的力量。”（《哲学研究》1965年第1期）随后，邢贲思先生还指出：“戕害自己的肉体的情形不仅在基督教中存在，在其他一切宗教中也都存在。”“狂热的宗教徒对于自己的否定达到了超越常情的地步。有些教徒除了接受洗礼以外，终生不沾水，他们听任虱子的噬，他们把虱子竟然叫作‘上帝的珍珠’。有些教徒发愿终生维持一个困难的姿势，如紧握拳头始终不放，直至指甲穿破手掌，或者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直至残废不能使用。有些教徒用铁链把自己固定地拴在一个地方，终生不离开一步。有些教徒甚至躺在路上，让载着神像的大象踏过自己的身体。可见，宗教狂热达到顶点时，人的自我否定不仅表现为压制自己的欲望、尘世生活的要求，而且直接表现为肉体上的自我摧残、自我舍身。这样，人不仅成了神的工具、附庸，甚至成了向神献祭的牺牲品。”（《哲学研究》1965年第1期）显然，在邢贲思先生眼中，“神”已经不仅仅是人的本质与人的分裂，不仅是人的本质的抽象化、对象化，而完全成为一种“钳制人甚至奴役人”的力量。神与人的关系已经衍变成了一种奴役与被奴役的对立关系了。

又比如，王海明、孙英老师在其《宗教异化论》一文中说，“作为人道主义概念的宗教异化，指人们按照神灵意志而非按照自己意志进行的行为，是自己所进行的不是服从自己意志的、属于自己的行为，而是服从于神灵意志的、属于神灵的行为”。他们认为，类似于经济异化起因于资本家握有资本这强制力量，宗教异化起因于神灵握有祸福这种强制力量。他们以《圣经•申命记》里的摩西所说的一段话来说明人为什么会遵从神灵的意志，并以之作为宗教异化的根源。这段话是这样的：“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诅咒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诅咒，在田间也必受诅咒；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受诅咒；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诅咒。你出也受诅咒，入也受诅咒。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诅咒、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地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作者还进一步指出，遵从神灵意志行为的被强制、受奴役、不自由之性质，充分体现在这段话里。

再比如，四川大学陈麟书、陈霞两位老师主编，2003年出版的作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宗教学原理》一书也明确地说：“这种神在阶级社会里，实质上是代表地上的统治者来统治人，加强世俗现实统治者对于现实人的统治。”“宗教之所以能通过神来统治人和压迫人，从认识论的原因来说，就是因为神是一种不可被人所感知的和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

几十年来，这种认为神强制人、束缚人、奴役人，人则受神的奴役、强制、束缚，从而屈从于神的意志而不自由的思想一直是我们的宗教观念中的一种主流思想，成为我们的宗教异化论的主要内容。在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者看来，宗教中的各种神灵不仅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且是一种钳制人的发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人的乐趣的力量，是一种束缚人、强制人、奴役人的力量，甚至成了阶级社会统治人与压迫人的力量，成了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统治和压迫人民的一种工具。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与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之间的一个重大的区别。

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何以不成立

宗教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立的一种信仰体系。上帝是人创造出来的一个精神实体。上帝何以能够钳制人的发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人的乐趣？何以能够束缚人、强制人、奴役人呢？从以上举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宗教异化论者认为，上帝强制人、奴役人，所依凭的是上帝握有祸福强制力量。即：“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圣经•申命记》（28：1—6））相反，“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诅咒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者的这种论证很有代表性。因为，第一、很多宗教徒约束自己的欲望、遵从上帝的意志行事，的确是因为相信上帝的这类善的承诺或恶的诅咒。其次，这种类型、这种模式的训导，无论是在基督教的《圣经》中还是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以及其它宗教经典中都很普遍。尤其是《圣经》经常采用这种方式来教化人。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段很有代表性的话，到底能不能作为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的观点———神是钳制人的发展、剥夺人的乐趣，束缚人、强制人、奴役人的力量的依据。这段话是摩西所说的。这段话的本意是要“你”听从上帝———耶和华神的话，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于你的”。那么，首先我们看，“我今日所吩咐于你的”都是些什么内容呢？“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莎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迦得、亚设、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作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使瞎子走差路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与继母行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百姓都要说：‘阿门！’‘与兽合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与岳母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圣经•申命记》（27：11—26））由此可见，摩西所吩咐于“你”的———“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于你的”都是一个社会里必不可少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遵守的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规范。

再看上帝的其它诫命律例。上帝的其它诫命律例有很多。比如，“不可杀人；不可奸；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圣经•申命记》（5：17—21））上帝的一切诫命律例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人与人之间要相亲相爱，要“爱邻人”，要“爱人如己”，要多做善事，要行善避恶、扬善抑恶、奖善罚恶，要行公义，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要像他的独生子耶稣一样，为了救赎人类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耶和华说：‘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圣经•以赛亚书》（1：10—11））“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圣经•弥迦书》（6：6—8））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即王海明、孙英两位老师在其合写的《宗教异化论》一文中作为其宗教异化论依据的那段话中，要求“你”听从的就是诸如此类的“话”，即以道德教诲为核心内容的“一切诫命律例”。那些咒诅所针对的就是那些违背上帝的以道德教诲为核心内容的诫命律例的人，即是那些“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行恶离弃他”的人。上帝的一切咒诅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努力行善避恶、扬善抑恶，多行善事，多行公义。其结果也必然是有力地促使很多人（主要是那些基督教徒）努力遵守上帝的“一切诫命律例”，听从上帝的道德教诲，从而大大地提高信仰者的道德行为水准。所以，上帝的咒诅完全是一种促使人行善避恶、扬善抑恶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诸如此类的各种神灵（如佛教的佛、伊斯兰教的真主等）的咒诅、警告乃至胁迫等，其目的都是为了促使信仰者遵循以上帝、真主等名义颁示的道德教诲。这是宗教实现其“神道设教”功能与目的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独特的方式。事实证明，宗教的这种独特的教化方式的效果是很好的。就犹太民族来说，“回首民族历史，他们发现百姓何时信守上帝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国运就亨通；当人们把上帝正义、仁爱的命令忘在脑后的时候，国家就遭厄运”。对于犹太民族的这种信仰的经验教训，在《圣经》中也有记载。《圣经•士师记》教导的就是这一课题。其基本思想就是，“以色列对上帝忠心的时候，国家就兴旺；以色列在背离自己的真神耶和华去拜假神的时候，就无力抵抗周围的仇敌；当他们发现自己因此遭受苦难的时候，又回过头来投靠上帝，上帝便怜悯他们，赐下拯救者（士师）”。（《旧约概论》第70页）所以说，上帝（或上帝的代言人如摩西）的咒诅、警告甚至胁迫等完全不是对人的奴役，而是对人的警示，是敦促人们接受和遵行其道德教化的一种有力的方式。如果说，这是对人的强制与束缚，那也是束缚人们那些不道德的邪恶的行为，强制人们避恶行善；如果说，它取消和剥夺了人的意志与乐趣，那么，它取消的的是人肆意妄为、危害他人的自由意志，剥夺的则是不应有的侵害他人的乐趣。所以说，上帝等神灵的诸如此类的咒诅、警告甚至胁迫等根本不是宗教神灵奴役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强制、束缚人的依据和表现。

至于说，导致一些宗教信徒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自我摧残，对自己的欲望进行过分的压抑与禁欲等，那只是极少部分的宗教信徒的一种不正确的信仰方式。况且这样的信徒毕竟只是极少数。我们不能依据极少数信徒的不正确的宗教行为方式而说“宗教结果必然造成残身和禁欲等现象”，更不能依据这些作法作为宗教异化的依据。上帝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的一种理想化的升华。人的本质对象化为上帝的本质之后，虽然使人们对其敬畏与崇拜，但是其目的和结果是促进和激发人的一些优良道德品质———仁爱、宽恕、信实、自由、平等、公义等的形成，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所以，如果说“异化”是指人所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支配人、控制人和奴役人，认为宗教是奴役人、压迫人、强制人、束缚人的力量，宗教钳制人的发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人的乐趣。那么，这样的“宗教异化论”就是不成立的，是站不住脚的。

当代中国宗教异化论的影响

第12篇

对于意大利人而言，一天中真正的正餐是晚餐，通常意大利人都会选择同家人一块享用，意大利人吃晚餐普遍较晚。这是由于意大利地处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夏季气候非常炎热，人们在酷热的环境中很难有食欲去好好享受一天中最重要、最丰盛的一餐。待晚上7点之后，太阳逐渐西沉，空气也变得清爽凉快，人们才愿意来享用晚餐。这也是地中海地区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晚饭时间偏晚的原因之一。意大利式晚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需时间很长，一顿晚餐一般耗时3～4个小时，这与中式晚餐有明显的区别。观察意大利的用餐习惯颇有意思。一次完整的意大利式晚餐通常包括以下几道菜:1．前菜(开胃菜)。用来激发人的食欲，品种丰富多样，除了具有各地物产特色的沙拉以外，比较著名的前菜还有Meloneconprosciutto(蜜瓜火腿)，将火腿切薄片卷在蜜瓜上同食。2．第一道菜。一般是各种米面类菜肴，如Spaghetti、Tagliatelle等各种意面，各种意粉和米饭。在第一道菜上意大利南北也略有差异，北方米面均有，而南方则是对面情有独钟，也更青睐植物类酱汁。如由大量新鲜剁碎的罗勒加上薄荷叶、碎松仁和特级初榨橄榄油拌匀制成的青酱，天然清新，浓香扑鼻，味道浓郁。3．第二道菜，也就是通常意义上西餐的主菜。意大利的主菜通常分量较大。在吃什么的选择上，南北的差异也比较大:北方以畜类和禽类为主，如著名的佛罗伦萨牛排，每份牛排至少重1千克，需要煎制约20分钟。做好后的牛排表面呈深褐色，焦香四溢，但切开后，内部仍是肉汁丰腴，鲜美可口。南方的人们似乎对这种浓郁的口感并不感冒，他们更喜欢清淡而原本的味道。在食材选择上，他们也更愿意选择海鲜。4．甜点。一般是冰淇淋、各类蛋糕或水果等。在吃完甜点之后，喝一杯Espresso浓缩咖啡，一次意大利晚餐就结束了。而中国饮食严格遵循一日三餐制，早中晚餐在一天中所占的比重也都比较均衡。早餐在七点半左右开始，样式丰富，基本上每个城市都有特色早餐，如重庆小面、武汉热干面、桂林米粉等。而中国的正餐品类更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作为正餐范畴内的中餐，不像意大利采取分餐制，而是采取共餐制，菜肴也没有明显的前菜、头盘、主菜之类的区别。

二、中意两国饮食文化形成的原因

(一)地形地貌层面意大利北至北纬47°，南至北纬36°，西至东经6．7°，东至东经18．5°，地处欧洲南部，北部有阿尔卑斯山脉挡住来自北欧地区的寒风，加上整个亚平宁半岛深深地嵌入地中海之中，意大利比同纬度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温暖。亚平宁山脉北与阿尔卑斯山脉相接，从中部纵贯整个意大利，给意大利带来丰富的地形环境。在意大利东北部，由波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巨大的波河—威尼斯平原有肥沃的土壤，为意大利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意大利的东部海岸地区地形以山区和峭壁海岸为主，以海产居多，有零星的果蔬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意大利中西部地区以平缓的丘陵和平原为主，气候和地形均适宜农业发展，盛产各种果蔬，乳类、肉类产品和粮食作物。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地形差异明显，东北地区以平原为主，土壤肥沃，适合大面积种植和畜牧业的发展，但由于气候较为寒冷，较少种植果蔬类作物。东北以南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北方地区是南北作物的交汇地带，南北方的各类作物均有种植，养殖业也非常发达，已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南方大部地区果蔬品种非常丰富，但由于地形复杂和人口密度大的原因，畜牧业更多的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存在。广袤的西部地区由于海拔高、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等原因，农作物品种较单一，以小麦、青稞等粮食作物为主，产量较低，仅是自给自足水平，但畜牧业比较发达，各类牛羊肉和乳制品产量都很大，当地人也都以乳肉作为主要食物。

(二)气候层面意大利的气候多样，北部地区属于大陆性湿润副热带气候，如都灵、米兰及博洛尼亚等地，特点是冬季低温少雨，夏季高温多雨。而沿海地区及佛罗伦萨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日间气温常超过35℃且昼夜温差很大，冬季温暖多雨，气候温和。如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莫，冬季日均最低气温为12℃，日均最高温为17℃，气候宜人，也非常适合各种作物生长，这也是意大利南方人食用果蔬量明显比北方人多的原因之一。意大利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各种农产品的风味物质和营养成分的积累，所以意大利农产品普遍质量较高，风味十足，这也是意大利饮食更偏爱使用各类未经深加工的天然香料调味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国土面积广大，气候种类多样。东北大部分地区是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严寒少雨多积雪，日均积温低，作物生长时间长而品质高。东北以南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北方地区虽也是温带季风气候为主，但年均气温比东北地区高，受太平洋夏季季风影响，夏季降水多，水热条件适合多数农作物生长。秦淮一线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则是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气温、降水都比较温和，良好的降水光照条件是南方种植业发达的原因之一。西部地区则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全年降水较少，冬季被西伯利亚高压控制，凛冽干燥的北风持续整个冬季，而地区则是高山高原气候，终年低温少雨，上述两种气候都不适合种植业的发展，所以农业以畜牧业为主。

(三)物产层面意大利各个地区的饮食文化都受历史上的数个统治民族的影响。这些民族带来了自己的饮食文化，同时也把他们的特色食材带到意大利种植、培育。因此，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产出的各种食材，有不少带着浓郁的异域风情。就整体来说，意大利的农产品普遍质量较高，各大区出产的农产品种类和特产也不尽相同。北部如皮埃蒙特大区、伦巴第大区、威尼托大区就以出产优质的小麦、玉米和葡萄为主。中部偏北地区如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托斯卡纳大区则有着极为发达的畜牧业和大片的果园、葡萄园，为全意大利甚至世界提供优质的农产品，如以帕尔玛火腿为代表的肉制品和托斯卡纳地区的特色红酒等。以罗马为中心的中部地区则是意大利粮食作物的主产区，橄榄的种植也从此开始。如拉齐奥大区，用于制作各种意大利面和意大利粉的杜林小麦大半产自此处。在自然风光秀丽的南方，地中海气候赋予这块土地充分的日照和剧烈的日夜温差，果蔬农产品就成了南方农产品中当仁不让的主角。意大利南部大量出产的果蔬主要有:1．番茄，以个大、味浓、鲜甜可口而闻名;2．葡萄，南部产区出产的葡萄酒口感锐利，偏涩，别有一番风味;3．柠檬，在意大利除了调味之外，还被拿来酿制成独特的烈酒———柠檬酒，它口感甜中带辣，香味馥郁久久不散，深受意大利人喜爱。南部的渔业在意大利举足轻重，在全国鱼类供应中占了大半。意大利国土面积较小，各地出产的各种食材都能在国内广泛流通。而中国幅员广阔，气候差异大，各地物产差别较大，饮食多以当地或附近的食材为主。北方地区的粮食作物主要是小麦，肉类是以牛羊为主，各种奶制品也较多;由于气候所限，北方出产的蔬菜种类较少，以耐寒耐旱蔬菜为主。在沿河沿海地区，各种水产被广泛地食用。中国南方地区出产的农产品种类丰富，在全国范围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根据记载，在中国有约600种被食用的蔬菜，其中大半均在南方种植，除此之外，如芒果、百香果、山竹等热带水果也是南方独有。

(四)人文历史层面饮食观念是人们在食物的制作和食用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深受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的影响。不同的哲学思想及由此形成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产生了不同的饮食观念。中国的饮食观念是五味调和，而意大利的饮食观念是天然新鲜和原汁原味。中国饮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文化“以和为贵”精神的影响。“以和为美”的概念在中国饮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调味时强调五味的调和，在食材的选择上追求温寒搭配、多种多样。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各种食材巧妙搭配，成为一道道驰名中外的中国名菜。而饮食文化也融合进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吃可以交流信息，表达欢迎或惜别的心情，甚至感情上的风波也往往借助于酒菜来平息。吃的形式后面蕴涵着一种丰富的心理和文化的意义以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吃”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原有的交际功能上，更发展出了调节社会心理的功能。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希腊，由于在文明发源之时，自然资源不甚丰富，人们必须努力探索、开发自然以获取发展的资本。在探索的过程中，科学理性的精神、遵循自然规律的理念和独立自主、互不干涉的思想深入到了西方哲学中。意大利饮食也与其他西方饮食一样，讲究食物的营养成分和搭配，每天的饮食只要摄入了足够的营养，满足一天的消耗，能保持身体健康即可，对食物的口味和样子并不过分追求。“独立、分别”的思维也深深地融入了意大利的饮食中。在意大利的菜谱中，除了汤类和酱汁，各种食材基本都是分开烹饪，互不相干，即便有搭配也都是在盘中。在用餐时也实行分餐制，体现了个人的独立自主。从文化的意义上看，“吃”在西方国家只是停留在简单的交流、交际层面上，并没有像在中国那样被赋予更多、更为重要的“使命”。

三、结论

第13篇

1.群众文化艺术教育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的质量要求也日益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的质量也日益逐渐提高，关注精神生活方面的追求。群众文化艺术已经逐渐渗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内，自娱自乐文化传播日益成为群众实行自我发展的方式。长期来自群众生活的文化艺术的传播是相对迅速的，并且也呈现出一定的广泛行。群众文化是通过个人创新，病采用自身的方式来传播到每一个人那里。艺术是与人们的生活是紧密相关的，社会逐渐发展、壮大，逐渐渗入到生活每一个方面。比如，在竞争日渐激烈的社会中，个人的审美理念、人际交往以及艺术思维等，艺术教育既是生活中所必须追求的，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谋生的重要技能。当前社会发展是需要能适应社会的人，重视群众文化艺术教育，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必备品，顺应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将群众文化艺术教育提升到重要的日程上。

2.群众文化艺术教育是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

群众文化艺术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大力倡导群众文化艺术教育，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效弘扬正气，提升自身素养等方面的作用，将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是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非常重要的。文化艺术教育是源自古代文明，琴棋书画就是最好的证明。提升群众文化艺术教育水平，能满足精神文化生活活动，进而大大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艺术素养，进而不但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教育，也能为社会营造好的氛围。特别是我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群众文化艺术教育能起到调节作用，也就是在心理方面、心理方面以及参与者意识方面能产生积极效能。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大力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方面的教育活动，能为在紧张劳动中的人们及时得到休息，调配多种矛盾，消除相关的隔阂，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构建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情绪的正面释放，缓和社会矛盾，逐渐走向和谐。

3.群众文化艺术教育正是审美教育的重要体现

群众文化艺术教育是提升整个民族审美的必经之路。群众文化艺术教育与专业性的艺术教育存在差异，主要是面向基层群众开展的自娱自乐。群众文化艺术教育重点是艺术素养方面的教育，通过提升广大群众的艺术素养与综合素质，这里看重的是通过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境界，提升个人的文化素质，确立正确的审美理念。

4.群众文化艺术教育为推动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持

共同理想离不开先进文化的整合与引导，群众文化艺术教育具备整合效能。采用弘扬精神的群众文化艺术品，通过开展利于群众文化艺术教育，更好表达社会而和谐的理念，全面宣传好社会发展的重要主张，让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也能更好深入人心。强化群众文化艺术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内，孕育着传统的道德精华。群众文化艺术教育源自其群众性与娱乐性的特点，起到陶冶与教化的作用，能有效塑造人的灵魂，铸就好的精神品质，进一步丰富人的精神内涵，提高个人的文化精神，让广大人民群众有好的精神风貌，进而振奋人的精神，培养人的高尚道德情操。

5.群众文化艺术教育能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文化繁荣的发展是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是实现文化兴盛德重要条件，可以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与文化的繁荣、兴盛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群众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是为进一步提升民族的创造力与凝聚力，这也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教育，能进一步激发整个民族的文化创造方面的活力，提升国家的整体文化软实力，这在国家全局中处于重要的地位。

二、结语

第14篇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传统的田园牧歌生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变得无比脆弱，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出于利益目的向着城市进发，原本相对固定的熟人交际圈由于流动人动面积的增大逐步面临解体的尴尬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增进人和人之间的交际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群众文化活动则提供了一个连接的纽带和桥梁，使得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轻松化休闲化，为促进社会主义人际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便捷的平台。实际上，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人们都需要基于群体构建下的娱乐活动和交流思路。当我们从传统社会的低效率生产模式转向工业化大发展甚至是后工业的高效生产模式时，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基于娱乐以及交流的框架对于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以及促进全社会和谐稳定进步的重要意义。群众文化活动能够对于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娱乐和交流进行满足，对社会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基于文化价值体现的群众文化含义探索

在的学说当中，文化建设构建下所代表的层次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是基于当前社会对政治以及经济构建下的一种集中反映，是人类在满足了基本生存条件下的更高追求。一个社会进行的文化主导就是对这个社会文化进行支配和领导的行为，从宏观角度来看就是一种策略的构建。在当前，我国的群众文化主导地位是通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得以体现的，也就是说，基于中国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群众文化引导着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来源。这种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成分主要包括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构建以及爱国主义教育为框架下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以及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和中国梦构建下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念。上述这些理论和观念支撑着我们国家的政治精神，也是对我国特色的文化支柱发展的指导依据。同时，正是上述精神支柱能够保证我国有能力也有勇气兼收并蓄，在多元价值理念以及多元文化进行发展的前提下坚守本心，不轻易被外力所左右的支撑所在。运用群众文化这一有力武器可以使得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广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引领整个社会的思想潮流，对全社会共同发展的思想基础进行充分的维护，这已经是当前社会各界的共识。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国家灵魂的基础，也是我们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灵魂之所在，这种价值观应该通过各种方式让全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但是如果使用传统原始的方式进行强行灌输和教化效果只会适得其反。毕竟，离群众越遥远，这种主体思想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就越浅薄。但是群众文化则可以充分的扬长避短，通过改变自己的方式，使得复杂而又严肃沉重的话题通过轻松有效的方式进行充分普及，策略性的利用群众文化参与人数众多、方式活泼不死板以及参与者身心愉悦的特点进行雅俗共赏的文化活动构建，寓教于乐，把主体思想和主导文化利用最高效有序的方式武装给人民群众，使其深深的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中。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群众文化相对于主导文化来说，就可以利用自身特点，充分的发挥出自身的平台作用。

3结论

第15篇

（一）阶段理想实现激励

根据高中体艺特长生个人远大理想，结合他们各方面的实际，帮助其树立切合实际的阶段性理想，让他们在努力中不断积累成功体验。管理实践中有两种操作方式：一是整体性阶段理想实现激励。既可以是分组性的，也可以是班级性的，教师与学生一起制定阶段理想，运用月考、模拟考与日常检测的方式，让学生在时间的纵向比较中去发现自己在整体分数、学科成绩与学科薄弱的知识点等方面的进步，以此来提高和激发学生进取心。二是个人阶段理想实现激励。针对每个特定的学生，根据他们的薄弱学科、每个学科的薄弱知识点与学习方法等方面的不足等，为他们制定具有个性化的阶段成长理想，让他们在自己日常习题训练与其他的检测中，去直观地感受和明确自己的进步以此达成对自己的正向努力激励。

（二）进步展示共享激励

运用适当的方式去展现每个学生的进步，在引发学生加强反思的同时，去与其他同学一起共享进步，是实现群体性感染、带动与激励作用的最佳方式之一。既能照顾学生自尊又能起到效果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共享巨大进步展示共享激励。是指针对广大学生普遍存在问题或共同弱项学科等方面的巨大进步，教师可以运用班级教室墙壁与其他（如QQ群）的方式，去公告学生的进步以一种积极、欣赏和鼓励的心态，与全体学生一起共享进步所带来的喜悦和激励。二是个人进步非点名性展示共享激励。针对极个别自尊较为敏感的学生，教师可以采用教师、学生与家长之间定向小范围共享的方式，充分保护学生的隐私与自尊，并开展针对性的进步原因分析，激励学生继续努力和改进学习方法，推动他们积极主动地开展更有效的学习。

二、运用班级文化对高中体艺特长生理想激励的方式

由于高中生学习时间紧、节奏紧张，需要班主任与其他学科教师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既有效保障学生的学习时间，也确保学生在参与中能获得高效的学习推动。

（一）墙面文化激励

班级墙面文化是指对学生具有激励作用的班级墙报、黑板报、激励性标语、警句与名言等。创作与运用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引用各界名人的励志性故事、名言等。包括历史人物、科学家、文学家与其他行业的人物，让学生在他们的人生总结性的语言学习与感悟中，去结合自己的学习和人生经历，对自己形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激励。如海伦·凯勒、张海迪与各地励志的高考状元事迹等。二是运用学生自己的励志性语言与格言等。即教师运用本班级学生、其他班级学生与本校具有较大影响学生的名言与事迹等，达成对本班学生学习的激励。尤其是那些贫困的励志学生等，他们在各种现实困难的情况下，依然能突破困难努力学习，让自己身心全面成长的同时也获得理想的成绩。在实际的操作中，教师可以把教室内的文化墙分成若干版块，既确保墙面文化的全面性，也确保内容事迹的多样性。

（二）文娱活动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