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础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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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有关的几个概念
1.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实质是要研究会计方法论的基础，即会计领域认识论的基础。一般来说，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会计方法论，是从哲学角度对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进行审视。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会计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也是最抽象的层次，对会计理论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会计学的哲学方法论是从会计理论的价值观、真理观的角度所考察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会计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对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如何认识会计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决定会计学者对会计理论的功能价值取向和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动机的认识不同。
2.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规范会计理论是一套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基本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优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它一般包括采用归纳法形成的描述性理论和采用演绎法形成的指导性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则是一套关于会计“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揭示出会计现象层面的规律，从而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和预测未来会计实务提供理论依据。
二、当代哲学观点的评述
1.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19世纪2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打起了“科学的哲学”这个旗帜。孔德的实证哲学标榜实证精神，认为实证的知识是“现实的、有用的、确实的、相对的、正确的、建设的”。实证哲学是一种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建设性的作为人类知识的“最高属性”的知识的哲学，实证哲学的任务在于考察各科学的规律以及它们所利用的方法，并对它们加以综合，以便揭示一般规律和方法。实证主义者象休谟等人认为全部哲学都应以经验为基础，但这种经验应是按照实证自然科学的要求获得的，才能为科学所检验，从而才具有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之后，马赫主义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形成了第二代实证主义，其重要观点是提出了以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思维原则；后来实证主义又历经逻辑原子主义的发展，达到了实证主义的高峰———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认为了解任何主题的实质途径是分析，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分析，直至无可分析为止，那时所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即构成事物的观念，用已知的实体的构造来代替未知实体的推论，是逻辑原子主义认识事物的主要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又叫逻辑经验主义，他们主张采用科学语言、数理逻辑和分析方法来建立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工具是现代逻辑，方法是剖析语言，原则是证实原则。他们要用这些原则来拒斥传统研究中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坚持只有数学和经验科学的命题才有意义，而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从实证主义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在实证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其目标即揭示世界的规律一直都没改变，其基本原则证实原则即所提出的规律需要经过经验证实的原则也一直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开始是“分析”，后来又加入逻辑规则。虽然实证主义强烈反对形而上学的演绎主义，即反对从没有实际经验内涵的先验概念出发来逻辑推理出相应的理论的做法，但是，它并不是彻底否定演绎主义，用实证主义基本思想从经验中得出理论这一过程往往要借助于演绎主义的精髓———演绎规则。实用主义发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并在美国风行几十年，其代表人物有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在实用主义哲学中，经验概念是基本概念，一切认识来源于经验，以经验为限度，以经验为准。实用主义按其鼻祖皮尔士的话来说，它主要是一种信念，一种提出假设的方法，即通过探索，摆脱怀疑状态，达到确定信念。探索过程就是由怀疑到确定信念的过程。故它与实证主义是不同的。
2.证伪主义。科学哲学观以波普的证伪主义学说为分界，这之前是实证主义，之后是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证伪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观侧重于历史考察的方法和构建理论方法的多样性的研究。证伪主义是对实证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也是对传统归纳法一定程度上进行批判而得出的科学哲学观。证伪主义认为，全称命题不能从单称命题的堆积中推出，通过归纳做出的结论总可能是错的。因而所有理论实质上仅仅只是一种假说，其中必然潜藏错误，总有一天会遭到实践的反驳或证伪。正是这种证伪，使科学的理论不断前进，证伪并不是科学理论的缺点，恰恰是科学的理论与非科学的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证伪主义否定了理论来自经验观察归纳的可能，而主张理论来自“自由创造、自由猜测、自由想象”，从观察到理论之间除了自由创造外，没有其它逻辑通路，这些创造往往由已有理论与新理论或新的经验之间矛盾激发。据此，波普提出的“科学知识的证伪主义模式”可以表述为：P1TTEEP2……，其中P1代表原来的问题，TT代表猜测假设，即试探性结论，EE代表排除错误，对TT反驳（证伪、否证），P2代表新问题，该模式被称为以猜测和假设来解决问题的一般模式。这一模式反映了科学活动中理论和经验的相互作用：理论总是在经验的检验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真理总是在同谬误的交替循环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真值。拉卡托斯则把伪证主义区分为素朴的和精致的。素朴证伪主义是经验证伪，精致证伪主义则是用更进步的理论来证伪原来的理论。波普的证伪主义是素朴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则是从波普的素朴证伪主义演变而来的精致证伪主义。拉卡托斯在《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指出，“对于素朴的证伪主义来说，理论是被一个与它冲突的观察陈述所证伪的；对于精致证伪主义来说，证伪的不是‘观察陈述’，而是一个比它更进步的理论。”波普的“科学知识证伪主义模式”第一次强调了人类的创造本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的重要性，能动的猜想在科学理论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一切观察和实验都为一定思想所渗透，成为更加自觉的有目的的探索。实际上，从证伪主义的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证伪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主要原则———证实原则，虽然证伪主义一再强调假说来自自由创造，但是它却否定不了实际观察的经验或问题对自由创造的激发作用，因而留下了经验主义的痕迹。另一方面，证伪主义强调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态轨迹，而实证主义只是反映了科学理论提出的静态过程。
三、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
1.基本哲学思想。从规范会计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体现出早期的演绎主义和后来的实证主义的思想。面对20世纪30年代会计实务放任自流的混乱局面，规范会计理论企图从会计活动的规则中寻找“优良”的会计实务和概括理论概念，建立会计应当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务。因此会计理论研究中必然蕴涵了会计“应当是什么”的值判断问题。具体说来就是会计理论研究要立足于对现有会计环境（包括经济、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因素）、会计惯例及报表使用者偏好的分析，从中抽象出一定的目标和价值判断，提出一套科学合理的衡量会计活动的标准，据此制定会计准则和分析处理会计问题，形成整套的会计规范理论。由此可见，规范会计理论是根据会计学者的个人经验所确定的会计目标和价值判断这些先验概念为起点，利用演绎规则展开推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会计业务的日趋复杂，为解决实务问题，强化会计理论结构的内在的逻辑性，规范会计理论又吸收了实证主义的思想，在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加入逻辑规则，利用数理逻辑的工具进行分析和论证，最终目的还是要揭示出会计实践活动自身的规律，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务的发展。规范会计理论中的理性思维部分是不可被证伪的，但它是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逻辑推理所证实的，因而是科学的。
在实证会计的研究过程中，要求有客观的经验调查，排斥非理性的、功利性的价值判断，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确定假设和假定，选取大量样本检验假设的统计意义。而证伪主义正是认为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只是单纯的经验内容，并对评价标准保持中立，即为价值中立。还需说明的是，实证会计不能证明假设的成立，而只能证明原假设不成立。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无法证明假设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证明假设不成立。因而，这种理论强调的是对理论进行批判，并试图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而不试图证明它们是正确的。”这正是素朴的证伪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实证会计理论又认为完美的理论是不存在的，瓦茨和齐默尔曼指出，“实际上，现存理论的系统性预测误差或异常现象经常导致崭新理论的发展与被采纳。”而这又是精致证伪主义的特征。所以说，实证会计理论的主要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思想，同时体现出实用主义的某些色彩。
2.基本研究方法。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从大的方面说可以分为演绎法和归纳法两种，其中以演绎法为主，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属于传统研究方法。演绎法是从一般的概念和原理推导出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在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中，以会计假设、目标等基本概念为出发点进行演绎推理，推导出能指导会计实务的原则、准则及相应的会计方法程序。演绎法的推导程序为：前提命题推导结论验证具体问题。演绎法推导的基本步骤可概括为：确定财务会计的目标或基本假设，或者指出一些要求财务报告或会计信息应符合的道德标准，再或说明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阐述目标、基本假设、道德标准或社会责任等对财务会计的指导作用；根据既定目标或基本假设等，推导出相关的基本原则和概念；以基本原则或概念来指导必要的会计准则；进一步规定具体的会计处理程序。归纳法则是通过对大量会计现象进行观察，然后加以分类，从中概括出有关概念的内在联系，再把它们组织或表述为会计理论。归纳法的基本步骤包括：观察与记录全部的观察结果；分析与分类记录结果；从观察到的关系中推导出会计的一般概念或原则；验证推导出的结论。即：观察分类概括验证。实证会计理论研究采用的是实证法，亦即确认假设，以事实、实际的情报、由观察数据所产生的相关关系等为对象，经过实验而求得相对或近似正确性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的一般步骤包括：设计并进行观察和实验；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实验和观察结果作系统整理和计量分析；概括和归纳计量分析结果；以逻辑和数学分析方法演绎出研究结论；理论注释和建立模型；检验研究的命题或理论，得出接受、或修改的结论。
四、比较分析与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之前，规范会计理论在西方会计理论界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后来，随着会计研究中实证性倾向的出现，这一格局被打破。由于实证会计理论获得了正统经济学所提供的实证性思想观念支持，经过发展，现今已跃居主流地位，而传统的规范会计理论则影响渐弱。
1.哲学基础比较。从两者的哲学基础的角度看，两大会计理论均有其存在意义。我们知道，任何哲学思潮从兴起到体现于具体科学中，存在时间滞后效应。目前，实证会计理论欣欣向荣，但其方法论本身已在科学哲学领域面临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来自于历史主义哲学观。实证会计理论的基本方法论的主要内容是证伪主义，这种哲学观认为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只是单纯的经验内容，并对评价标准保持中立（亦称“价值中立”）。但60至70年代兴起的历史主义哲学观则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见解，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库恩（T.Kuhn）强调指出，理论系统或“范式”包括有规范或评价的成分，理论系统不仅仅包括经验内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把正确科学实践的评价标准合并在内。因而我们可以说，事实与价值难以分离，即便是自然科学，亦无法摆脱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建立在真正客观的事实和感性经验基础上（这一点已为西方很多科学哲学家所承认，只是就其影响程度尚存有不同看法）。既然自然科学都是如此，遑论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考虑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更要关注作为现象基础的社会因素和人类心理因素，从而必然要受到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不同道德伦理观念以及个人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和制约。就此而言，应该说，规范理论的规范性才是现实的，而实证理论的实证性反而是不完全的和近似的。当然，我们无意据此否认实证理论应有的地位，逻辑主义哲学观和历史主义哲学观各有其适用性，后者并不能排斥前者的合理存在，况且科学哲学界目前也倡导方法论的多元化；不管实证理论的实证性是否是完全的，但其思路至少是可取的，也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理论的客观性。不仅如此，而且在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欧肯看来，实证分析亦是得出规范经济理论的必由之路。欧肯认为，社会科学有两方面任务，一为不带偏见地研究现实；二为提出政策主张以实际地解决经济问题。经济学作为“经邦济世”之学，应以第二个任务为目的，此则意味着，经济学在最终服务于政策制定时，不可避免的要有价值判断介入。但与此同时，欧肯又指出，经济学家要完成第二个任务，又须首先摆脱经济政策上的愿望，致力于完成第一个任务。换言之，只有建立在实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规范性经济政策才更具科学合理性。再看会计理论，科学哲学所受的震荡，最终必将体现到会计理论研究当中。据此推论，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均有其价值，不可厚此薄彼。
2.发展趋势分析。从会计研究的发展趋势看，两大会计理论之间的关系正发生微妙的变化，出现了一种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趋势。经过多年来全面深入的理论论争，西方会计学术界对于两大理论的一些模糊认识基本得以廓清，看法也日趋客观全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会计学者开始平心静气地评价两大会计理论。他们认为，就规范会计理论而言，它缺乏严格的事实检验，此为其弊；然其力图找出较佳的会计规则和较优会计程序和方法的思路是可取的，有利于优化和发展会计实务，并满足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对会计信息质量所提出的要求。尤其是近年来，会计概念框架的建立，为分析评估和指导会计准则提供了一个“规范性”基础，有利于抵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这无疑使规范会计理论的实践性和有用性大为提高。就实证会计理论而言，它奠立于观察和实验而得的大量事实、数据基础上，业经严格的经验验证，而且由于研究过程中数量模式的引进，使其在定量化和精确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与当代经济科学发展的大方向趋同，颇有可取之处；而且，它对西方会计理论的发展也影响颇大，开辟了研究新思路，调整了会计研究方向，拓宽了会计研究领域，在资本市场研究和行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大大丰富了会计理论的内容。但实证会计理论亦有其弊，认为“存在的便是合理的”，无疑会堵塞会计发展道路，使会计实务重返自由放任状态。
五、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两大会计理论各有其优缺点，偏废任何一种均非上策。理想的选择应该是消解两者之间的对峙状态，承认彼此的存在价值，并促成两者实现一定程度的结论。那么，这种结合应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它或可理解为是认知过程中各有侧重的两个阶段先后承继、相辅相成，从而促成事实性、描述性论述向规范性、伦理性见解的过渡。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首先应尽可能地排除价值判断，侧重于通过实证性或近似实证性研究，力求客观地揭示会计现象及其外部联系；而后，在此基础上，以指导会计准则的制订为已任，侧重于树立合宜的价值判断标准，通过理性思维构建规范会计理论。这些规范会计理论在形成之后，又须在应用中不断接受经验检验，以获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在此过程中，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得以综合运用，既确保了会计理论构建的逻辑相关性和紧密性，又为会计理论的真理性和精确性提供了检验依据，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在上述相互结合的理想模式中，两大会计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宜有所偏废。
参考文献：
1.黄少安。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南京社会科学，1994（3）
2.A.C.利特尔顿著。林志军，黄世忠译。会计理论结构。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第2篇
在现代科学哲学中，“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如果说“物质”是对现实的自我组织和某种长期存在的能力属性的描述；“能”所描述的是物质运动的能力，“能量”这一概念描述了关于物质运动的强度；那么，信息所描述的则是有组织的物质或能量系统的复杂程度，它可以对系统的复杂性程度进行定量评价。21世纪以来，我们所处的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在现代文明的浩淼烟海的信息资源的总量中，如何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获得有效的信息资源，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科学的加工与处理、创新与应用，以及对其具体的内容进行解释等，这不仅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人类现在所面临的许多复杂性问题的需要。为此，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知识信息量以几何倍数量级增加且不断变化和更新，无论你怎样用知识去填充学生的头脑，都无法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哲学的观点转变我们的教育理念、改进我们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提升高等教育系统课程教学的内容和评价体系。于是，主张开展通识教育，回归教育的真正本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培养目标的“全人教育”，作为一种对现代教育“非人化”回应的教育思潮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二、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
通识教育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第一个把它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的是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目前通识教育已成为当代国际教育领域的一大潮流。究竟什么是“通识教育”？英语中有两个词：liberaleducation、generaleducation可译为“自由教育”、“博爱教育”，“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现在所说的“通识教育”大致包含这两个方面的涵义。了解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成为我们认识所面对的客观世界的基本问题之一。一般说来，通识教育从性质、目的和内容等各个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的知识传承和狭隘的专才教育。首先，从性质上来说，通识教育被定义为“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其本质是对自由和人文精神的传承；其次，就教学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是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因此，更加注重人在生活和情趣、道德和理智、性格和情感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再者，从教学内容上，通识教育不再局限于对单纯专业知识的传授，而是追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统一。
三、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和多元性乃是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环境以及教学实践活动的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的具体体现，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1.基础性。通识教育既不是专业教育也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完善的知识结构、完备的人格以及拥有正确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全人”。因此，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基本属性。
2.多元性。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非职业性的教育，其内容涵盖德、才、学、能、识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多种元素、多重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矛盾统一体。
3.自主性。作为古典“自由教育”的延伸，通识教育继承了自由教育的注重理性、有修养和主体能动性的思想，突出学生的主体特征，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
4.开放性。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多元性决定了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不再局限于以教师讲授和课堂教学为中心的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根据学生的特点开展灵活有效、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5.发展性。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身心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通识教育注重每个学生的发展，且教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的过程，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努力激发学生的潜能。
四、通识教育中的多重关系及矛盾统一性
1.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与客体。通识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认识和实践活动。传统的教学过程把教师作为实践的主体，形成“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生成为被动的、接受教育的对象。比如在课堂上，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和互动很少，课堂气氛也显得比较沉闷和松散。另外，教师的讲课往往很满，现成的结论和定理较多，未能给学生留下太多思索的空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主体施与和客体接受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教育则更注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单单是教育的客体和对象，而是学习的主动进取者，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一起，共同参与和完成对教学规律的认识活动。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教学活动中要真正实现主体与客体、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良好互动仍然是今后教改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2.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客观世界具有二元论的特征，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可以存在非常明显的相互影响。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旨在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专业教育则依托特定的背景，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与技能。但通识教育并不排斥专业教育，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互为支撑、对立统一，作为一对矛盾体共同构成整个高等教育的架构。传统的专业教育往往局限于狭窄的专业范围和单纯的知识传承，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潜能；通识教育虽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点，但过于空泛的通识教育又往往因缺乏明确的应用背景和专业支撑，也会使学生感觉学无目标和无所适从。因此，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3.通识教育与哲学教育。通识教育是“全人”教育，因此应重视哲学教育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其原理和规律可渗透到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如通识教育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实践规律以及对事物的批判性思维等。（2）哲学教育可有效地将传统教育中的单纯知识传承转化为通识教育中的智慧建构。哲学教育与科学教育、情感教育、艺术教育和公民教育等有机地融合，能促使学生思想、人格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如在新生研讨课和专业课中适时地将赫拉克利特的“性格就是命运”、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苏格拉底时代的“知识与德行合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美是道德善的象征”等充满智慧和理性的哲学思想与学生一起分享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第3篇
顺应这种天命因于人事的进步潮流，孙子对“天”给予了独树一帜的界定。孙子之天不是天命之天，不是道德之天，不是感叹之天，而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之天。在《孙子兵法》中，“天”字凡19见，主要有以下几类义项：（1）天时。如“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地孰得”“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非天地之灾”。（2）天空。如“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3）天然。如“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4）天地。如“无穷如天地”。（5）天气。如“时者，天之燥也”。（6）天下。如“战胜而天下曰善”。在所有这些用法中，天主要指称天时、天空、天气、天地、天下，郭化若先生称其“是自然的‘天’，不是神化的‘天’”［2］161，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天时，而非不可改易的天命。也就是说，孙子主要是将“天”与“地”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的自然条件与客观因素来对待，视其为战争中必须考虑的天时地利，没有丝毫形上色彩与神秘意味。他曾明确指出，军队作战出现“走”“驰”“陷”“崩”“乱”“北”等失败情形，完全是由将帅人为过错所致，而决非天神带来的灾难，“非天之灾，将之过也”。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神鬼神在战争中的主宰地位。［3］孙子对“天”的理解是以“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为基础的，因此，如何理解“阴阳、寒暑、时制”，就成为探讨孙子天论的突破口。“寒暑”“时制”是指天气冷暖、四时变换，纯粹是自然概念，无须多辨。在此着重探讨一下容易引起争议和产生歧义的“阴阳”概念。通观《孙子兵法》，孙子主要是在自然条件与地理因素意义上使用“阴阳”概念的。孙子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何炳棣先生认为，孙子所讲的阴阳，“指的是昼夜、晦明、风雨等自然现象，毫无战国中晚期阴阳说的神秘色彩。”其“凡军喜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的说法，与《周易•系辞》及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的“阳贵阴贱”意指形上、宗法关系完全不同，“《孙子》是从纯行军原理判断自然条件优劣而言的。地势高亢总比卑湿优越，朝南向阳的方位总比荫翳背光的地点空气清新，‘军无百疾’。《孙子》阴阳之纯属理性，不待多言。”［4］应该说，这一理解符合孙子本意。的确，这里的“阴阳”乃是指地理位置上的阳面与阴面，是客观的地利因素，无神秘意味可言。结合孙子“不可取于鬼神”“禁祥去疑”等说法及孙子的整体思想取向来看，孙子的阴阳概念不应是迷信而应是理性的反映。征诸历史，“阴阳”概念出现很早，甲骨文中即已存在阴阳二字［5］71。徐复观先生对《诗经•邶风•终风》中的“噎噎其阴”与《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春日载阳”诗句加以认真考辨之后，认为《诗经》中的“阴阳”，都没有后来作形成万物原素的阴阳二气的意义，“阴阳”最初主要是与日光有无以及气候冷暖相联系的［6］453－454。到了春秋时代，阴阳观念有了新的发展，其最大的发展是以阴阳为天所生的六气中之二气，阴阳已成为实物性的存在。《左传•昭公元年》载有医和语：“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这里医和即是用具有实物性质的阴阳之气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人们还用阴阳二气的存在状况来解释地震这类特殊的自然现象。《国语•周语上》载：“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而民乏财用，不亡何待？”由日光有无、气候冷暖，发展为实物性的存在，虽然显示了人们抽象思维的进步，但此时阴阳概念的主要内涵还是自然性质的，并无神秘之处。视阴阳为天之所生二气，是自然天论崛起的明显标志。而自然天论的崛起，是西周以来主宰之天失落的必然结果，是对主宰之天的直接反叛。诚如杨泽波先生所言：“由于主宰之天失落而形成的淡化神论，注重人文的思潮，对于先秦天的思想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反应便是自然之天的崛起。”“周人的天是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之天是周人思想的核心，正是依靠这一核心内容，周人才完成了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进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政治走向衰败，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怨天、骂天、疑天的思潮席卷而起。“在主宰之天渐渐失落的大背景下，淡化神论，注重人文成为中国轴心时代的主基调，便有了相当大的历史合理性。”［7］104－109孙子的自然天论，就是在此主宰之天渐渐失落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此疑天思潮为大背景，孙子提出和强调了其自然天道思想，并以此作为其立论的基点和前提。其自然天论，没有感叹之天的情绪宣泄，没有道德之天的形上意味，更没有天命之天的神秘色彩，有的是自然之天的客观性与务实性。
二、“不可取于鬼神”而“必取于人”的人本说
正由于孙子是一个自然天论者，更由于其基于“胜敌而益强”之冷酷现实的理性思考，所以他坚决反对迷信鬼神星占，反对任意的比附和类推，而强调要取信于人，重视人本身的作用，重视人为因素的影响。其曰：“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通览《孙子兵法》，不难发现，孙子无时无刻不重视人的作用，无时无刻不强调人为因素的影响。其清醒地察识到，战争是有着“日费千金”之损耗，“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诸侯乘其弊而起”之隐患，“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之危险，关乎社稷兴衰、国家存亡、百姓祸福、士卒生死的“大事”。然而，战争虽然消耗多，影响大，但在其所处的春秋时代，毕竟是一个“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危机四伏的时代。故此，君主将帅们力求“自保而全胜”、“安国全军”，乃理所当然；同时，力图“威加于敌”、“胜敌而益强”乃至争霸称强，亦为大势所趋。因此，孙子虽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以及“全国为上”的理想目标，但其也清楚，一定范围内与一定程度上的实战很难避免，关键是要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即要尽力做到速胜、巧胜、易胜与全胜。而速胜、巧胜、易胜与全胜，又不能靠侥幸得来，也不能靠鬼神星占得来，而是要靠君主将帅“经之以五事而校之以计”，尤其是要“修道而保法”，即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进行全面周密的考量与部署，做到与民“同意”、“上下同欲”，知彼知己，有谋有备，方可实现。一句话，要靠人之德、人之智与人之力，方可得来。孙子所重视的“人”，主要包括君主和将帅。孙子要求君主成为“有道”之“明君（主）”，将帅成为“知兵”之“贤（良、智）将”。而“有道”之君，“有能”之将，关键是要懂得“五事七计”。《计篇》云：“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诡）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开宗明义，强调指出，战争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国家大事。战争的决策者、谋划者与指挥者们必须以高度审慎而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战争，从“五事七计”方面来谋划和准备战争。显然，其没有将战争胜负归因于外在的天命神意，而是将其归因于可以认识和把握的人为因素。其判断胜负的“五事七计”，绝大部分都与人有关，即使是谈“天”说“地”，也是将其纳入“人”的视野来分析。孙子所言“五事七计”，包括政治、天时、地理、将领、法制等综合因素，涉及战略、战术、管理、心理等诸多方面，主要是从人的角度来探讨战争胜负问题。具体而言，这种对人为因素的重视，表现为政治上重“德”、战略上重“知”、战术上重“权”、管理上重“法”、心理上重“治”。政治上重“德”，由此而标举了治国理政能力。在其看来，战争是一个人为因素起决定作用的领域，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不仅要进行谋略上的博弈和经济上的比拼，更要进行道义德能上的对决。换句话说，要赢得战争，不仅要有高超的军事谋略与坚实的物质基础，还要有雄厚的“道德资本”。故而，君主是否“有道”，将帅是否“有能”，即是否施德政、是否有德能，是军事战略能否成功实施的政治保障，是关乎人心向背进而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其中，君主之德能主要表现为恤民安民、慎战重战、“将能不御”等方面，而将帅之德能主要表现为“智、信、仁、勇、严”等方面。战略上重“知”，由此而强调了全面认知能力。恰如陈学凯先生所言：“知彼知己，避实击虚的战争知行观，就是孙子整个军事哲学和战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华”，“孙子的战争知行观是一切韬略的源头，是制订必胜军事计谋的一条必由之路。”［8］1－2在孙子看来，战争领域虽然纷繁复杂，但人们能够认识和把握战争，“胜可知”进而“胜可为”，即在全面深入掌握信息的基础上，控制敌人，应对变化。［9］一方面，其对君主将帅求“知”与能“知”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充分肯定［10］7。君主要知与民“同意”之道，将帅要“知胜之道”。“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是说，君主将帅要想取胜，首先必须知晓审时度势把握战机、合理进行力量配置、上下同心同德、重战而备战、加强协调配合，这些有关天时、地利、人和的“大道理”。而且，要“先知”敌我，“尽知”利害，“先知”与“尽知”，知常与知变，相互补充，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孙子对有所“不知”者发出严正告诫。其直言不讳地指出，君主如果对军事“不知”而盲目干预军事，就会“乱军引胜”。“故君之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将帅如果“不知”“战之地”与“战之日”，也容易陷于“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的被动局面。总之，君主将帅，应该深谋远虑，高人一筹，努力做到尽知、深知与先知，而尽量避免半知、浅知与不知。战术上重“权”，由此而突出了灵活应变能力。孙子战术思想主要包括“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分合为变”“奇正之变”“因利而制权”，其核心是一个“权”字，“权”即诡诈权变。按其所论，在瞬息万变的战争领域，不能拘于“君命”，而要根据变化着的情况采取灵活应变措施。具体来说，其一，在战斗部署方面，要“先处战地”，以逸待劳，因“地”制宜，懂得“九地之变”。其二，在战斗指挥方面，要“悬权而动”，不牵强，不固执，不拘泥，以保存实力而击败敌人为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战之，少则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要善于出奇制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但孙子也特别指出，“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通“释”）人而任势。”褚良才先生解释为，“善于作战的人，力求造成有利态势，而不强求于人。所以就能放弃有限的人力而造成有利的态势。”［11］53这表明，仅靠有限兵力难以制胜，关键是将帅要开创性地制造和利用有利的态势，这样就可以胜得“巧”“易”。其三，在战斗实施方面，要“兵以诈立”，示形动敌，善于制造假象迷惑敌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善于通过各种手段探敌虚实，以便策应，“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侯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管理上重“法”，由此而凸显了组织管理能力。孙子很重视运用“法令”教导民众、管理军队。其所谓的“法令”，主要包括军队的组织编制、官吏的委任与职责划分、军用财物的供求管理等几个方面。有了法令，又如何保证法令法规行之有效呢？孙子认为，首先要做到“令素行”。也就是说，在平素就要遵照法令法规教导民众、管理军队，使广大民众与吏卒遵章守法，习以为常。其次，要信赏信罚。也就是说，要按照法令法规及时而合理地赏罚，绝不能食言失信。再次，要恩威并用，使得三军自觉自愿地守法护法。一味严厉而不“亲附”，则“不服而难用”，过于宽松而不严格，又容易导致“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同样也“不可用”。而所谓的“六过”，即“走者”“弛者”“陷者”“崩者”“乱者”“北者”，也主要是由于将帅不能严明法纪造成的，“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陈暤在注解“六过”时说：“一曰不量寡众，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训练，四曰非理兴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择骁果，此名六败也。”张预也说：“将弱不严，谓将帅无威德也。教道不明，谓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谓将臣无久任也。陈兵纵横，谓士卒无节制也。为将若此，自乱之道。”这两家都着重从将不行令而乏威、卒不守法而致乱的角度来注解孙子，可谓深得其意。心理上重“治”，由此而彰显了心理调适能力。在孙子看来，战争既是实力与智谋的博弈，也是心理与胆识的较量。故而，君主将帅的心理状态与士气对于战争胜负也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君主将帅要保持冷静，善于克制，不可“怒而兴师”，“愠而致战”。尤其是将帅，要“静以幽，正以治”，防止“五危”，保持心态平稳，端庄持重，有条不紊，否则就有“夺心”之忧。正如老子所言：“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这是说，善做将帅的，不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不轻易激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不用对斗。在将帅治心上，孙子与老子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其次，将帅在实战过程中要善于“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示“形”造“势”，善打“心理战”。孙子特别强调将帅在使军队取得心理优势，克服心理弱点中的主导作用。他提出，将帅通过“愚士卒之耳目”，“易其事，革其谋，使民（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人）不得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以及“投之于险”，“示之以不活”等手段，就可达到“若驱群羊”，“若使一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神奇效果。质言之，君主将帅不但要提高自己的心理素养，优化心理状态，而且也要尽力使用多种手段，使部下排除心理障碍与克服外界干扰，以求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之效，这就为战胜攻取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保障。
三、“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因变观
进而言之，孙子重视人之作用与地位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其提出了“因敌变化而取胜”、“因敌而制胜”的因变观。在孙子看来，置身于充满变数与偶然性的战争领域，须采取灵活机动的因应策略，通权达变，以牢牢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因变思想是“必以全争于天下”即对天下形势整体把握的必然表现，是对“兵形象水”即复杂多变的战争领域的深刻洞察，是对当时流行的鬼神星占观的坚决否定，更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肯定，体现了积极能动的辩证思维。［12］孙子从五声、五色、五味入手，着重阐明“五行”自身的变化，并由此导出其核心概念“奇正”，以说明“战势”的变化无穷。其曰：“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恰如蓝永蔚所言，孙子“对五行的阐述偏重于五声、五色、五味，和《左传》的有关记载是一致的；而且其着眼点在于五行自身的变化，并由此导出了‘奇’、‘正’的概念。”［13］而孙子之所以强调五声、五色、五味之变，并明确提出“五行无常（恒）胜”，主要目的是为了论证军事领域中敌我、奇正、虚实、动静、迂直、勇怯、进退、攻守、众寡、强弱、治乱、利害、全破、胜负、生死等矛盾对立因素也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与相反相成的，以此告诫人们不能用“五行”定向生克的固定模式来看待战争，而要认识到如同“水无常形”，“兵无常（成）势”，故而“战胜不复”，从而强调战争领域的变化莫测，强调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变化、掌控变化，“应形于无穷”，“因敌变化而取胜”，即利用矛盾相互转化的原理，根据形势变化而调整、变更战略战术，以求出奇制胜。［14］按孙子说论，从因应对象来看，要“知”敌而“备”敌、“随”敌而“动”敌。首先，要“知”敌。即采取“策之”“候之”“形之”“角之”等多种手段以探敌虚实，以“知诸侯之谋”。其次，要“备”敌。在“知”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备敌，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以虞待不虞”，就可有备无患，以逸待劳。倘若不知敌且不善于备敌，就可能由“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之主动，而变为“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与“必擒于人”之被动。第三，要“随”敌。在对敌手透彻了解与有效防备的基础上，还要随时寻找战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最后，还要“动”敌。即善于通过示形造势迷惑敌手，“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善于刺激，“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善于诱骗欺蒙，“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利而诱之”；善于通过情报间谍活动牵制摆布对手，使得战由我出。总之，只有“知”敌而“备”敌、“随”敌而“动”敌，才能“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才能“为敌之司命”。从因应内涵来看，主要是“因形”与“任势”。先看“因形”。孙子所说的“形”，主要是指战争中客观、有常、易见的因素，是一个实力与优势概念。“形”有静态、动态之分，动态之“形”与“势”相近。其所谓的“因形”，包括示形、探形、造形与制形。我方通过主动示形可以调动敌手，“形之，敌必从之”；通过陈师部列加以试探而知死生之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在“度”“量”“数”“称”“胜”环环相扣的实力基础上，制造“以镒称铢”“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之形，就可造成一泻千里、不可阻挡之势；而能做到“形人而我无形”，达到“无形”而“形圆”，使得“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胜之形”，就可“应形于无穷”，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再看“任势”。孙子所说的“势”，主要是指战争中能动、易变、潜在的因素，如指挥的灵活、兵力的使用、士气的勇怯等［15］56－62，“势”与“形”密不可分。孙子主张储备实力，利用优势，制造机变，所谓“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在其看来，“任势”者，并不求全责备，而是善于捕捉玄机，根据需要而灵活利用奇正、强弱、分合之变，营造“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险峻之势，使得“齐（怯）勇若一”，以收“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之效，从而巧妙地“运用力量，因势施谋，借势成事”［16］225。从因应原则来看，孙子强调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也就是要权衡利弊而采取灵活适宜的行动。具体而言，首先要“杂于利害”。在其看来，明智的将帅，一方面能“尽知”利害而兼顾利害；另一方面又能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即变迂为直，转害为利。其清醒地认识到，“利”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使我方“胜敌而益强”，也可使我方虽然“战胜攻取”却因“不修其功”而置于难以收拾的凶险之境。故而，要通盘考量利害得失情况，采取周全的因应措施，不可顾此而失彼，更不能因小而失大。其次，出于长远考虑，为追求“安国全军”之大利，“兵不顿而利可全”之全利，“唯民是保，而利于主”之重利，而非短浅之利、微薄之利、破损之利，孙子强调要贵胜主速。因为，春秋时代的诸侯国比较小，人力、物力、财力很有限，一般都经不起旷日持久的战争，“久暴师则国用不足”。长期用兵作战，必然消耗巨大，挫伤锐气，导致国力亏空，军民疲敝，让人有机可乘，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取胜即可，不宜拖延，更不能穷兵黩武。
第4篇
《基础会计》的内容是会计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具体应用。第一部分为总论，主要介绍基础会计的特点、对象、基本前提、一般原则，是全书的理论指导思想；第二部分为实务篇，重点介绍会计工作的主要步骤，也是会计循环的主要内容（从凭证到报表），是全书的重点内容；第三部分为总结篇，是对会计循环的归纳总结，并介绍了几种主要的核算组织形式；第四部分为了解篇，介绍会计组织的有关问题。把握其基本框架，便可对所学内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理清学习思路，提高学习效率。
二、《基础会计》学习过程中常见的困难
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常常会感到此课教学内容技术性强、抽象、枯燥，不易听懂学会，主要存在三方面学习困难。一是以教师讲解为主的课堂教学，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难以养成解决问题的能力。《基础会计》教学仍采用教师讲解为主，即使是实践教学，仍是依据教师的逻辑、教师的讲解而进行，学生更多的是模仿教师做实验。二是教学时间过于紧凑，导致学生难以及时巩固所学知识。大多数学校的《基础会计》课时安排都是一个学期。学习时间过少，导致学生对所学知识或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认识不深刻。三是理论教学全部完成后才进行实践教学，导致学生学习的针对性弱。《基础会计》教学安排，大都是理论教学全部完成后才进行实践教学。这种方式不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认识。
三、学好《基础会计》的方法
（一）正确认识学习的重要性
要想学好一门课程，首先要正确认识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只有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才能付诸行动。其是会计专业的启蒙课程，同时还是最重要的基础课程，《基础会计》知识掌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对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为此，会计专业的学生要站在国家和自身发展的高度提升自己的学习兴趣。
（二）形成明确的学习目标
一是形成明确的知识目标，会计专业的学生要明确会计对象、会计核算方法、会计基本职能；能够按照会计要素对经济业务进行分类；能够正确而完整地填制各种凭证并合理进行账簿登记；能够掌握会计的核算程序；能够编制完美的会计报表等，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做好知识储备。二是形成明确的能力目标。会计专业的学生必须具有按照经过严格的审核并确认没有问题的原始凭证完成填制记账凭证的能力，能根据相关凭证进行账簿登记，能根据账簿内容编制会计报表。三是形成明确的职业目标。必须具有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的思想；必须做到诚实守信，不做假账；必须做到团结协作，互相帮助；必须具有自学能力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三）确立自己的学习主体地位
会计专业的学生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自己是课堂的主体，是课堂的主人。在学习的过程中，争取做到能够独立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如果发现的问题比较复杂，自己无法独立解决，可以通过和其他同学之间的探究与合作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可以求助教师，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要始终确认自己的主置，不能事事依靠教师或者其他同学，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调动自己的潜能。
（四）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第5篇
在进入对逻辑世界的探讨之前，维特根斯坦首先构造出了一个可对象化的“世界”，即“实在”的“世界”（显然，在开始部分维特根斯坦经常只是在相当隐含的意义上谈论这个“世界”，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借用了传统形而上哲学中的二分法的形式）。与传统的存在论哲学中的那个属于主客二分之一维的超离人的意识独立存在的世界本体不同，在维氏的世界架构中，“实在”的世界与逻辑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粘连”在一起的。即不可能有单独存在的孤立的“事物”的“世界”，“如果一个事物能够独立存在，那么后来的适合于它的状况看起来就是一种偶然的事情……如果我能够思想在生态中结合的对象，我们就不能离开这种结合的可能性来思想对象”；而事物必然在对象化中显示并获得本质，“事物的本质在于能够成为事态的组成部分”。同样，“事态是构成对象（事物）的结合”，“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就是诸事态的存在”，“世界为诸事实所规定，为它们即是全部事实所规定”， “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即，在事实-事物的层面上讲，世界的开端在于事物显示其可对象化的本质，“事物就是能够出现在一切可能的状况而言是独立的，但是这种独立性的形式是一种与事态相联系的形式，即一种依赖的形式”。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维氏构造的“世界”就排除了不可以事物的形式存在的所谓独立自在的“物自体”“本体”等超验的东西。
事物（实体）在世界的最边界地带，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客观性），是自行被给与的：对象是简单的。但不能脱离可对象化的本质：对象出现在诸事态中的可能性就是对象的形式。“不变者、实存者和对象是同一个东西”，“它是形式和内容”。
二、图式世界的结构与边界
从实在世界这个“边界”开始，对它的“描述”开始了。作为整体而言，“图像是实在的一种模型”，而“在图像中图像的要素代表对象”， “图像就是这样依附于实在的；它直接依触及实在”，即图像可与实在直接相关，“它就像一把衡量实在的尺子”。
但是，在图像与所图式的对象之间，首要的问题是无论图像对象还是图像，都必然被先行纳入到逻辑图式形式当中，“图像和被图式者共有逻辑图式形系”，即无论尺子还是被尺子所量的桌子，都首先被纳入到“长度”这种“范畴”之内，逻辑图式形式成为图像与图像对象所能“出现”的先行基础。图像可以正确或者错误地图式实在，但不能脱离逻辑图式形式；同时，实在“本身”（即未被纳入逻辑图式形式的“本身”，譬如，不可能违犯逻辑（语言的逻辑图式形式）地说话（构造逻辑空间中的话语））并不出现在逻辑图式形式所思考的范围内，“图像从外部表现它的对象”。可以被归纳为图像的“天然合图式形式性”、“某种程度上的外部性（如果考察整部著作的严整性，可得知，后面维特根斯坦所称的“不可言说者”更有可能发生在逻辑图式形式之外，实在之内的某个空间，而不大可能是柏拉图时代开启的那个超越性的更高级的实存；维特根斯坦的上帝，（从文本可得出），确确实实实在，但不可言说，不可图式）”；同时，图像有独立于实在的意义（“图像通过图式形式表现它所表现的东西，而与图像本身为真或为假无关”；“图像所表现的是图像的意义”），实在作为逻辑空间中的一种可能性而被图像所图式（而不是作为必然的“定在”）（“图像表示逻辑空间中的一种可能状况”），同时，“图像的真或假在于它的意义与实在符合或者不符合”，“但从图像自身看不出它的真假”，“没有先天为真的图像”，可被归纳为“意义的独立性”、“真假的客观性”。
然后，借助图像理论，我们就可以“自己制造事态的图像”，当然，前提是我们不能违犯逻辑。“在语言中不能表现任何“违反逻辑”的东西，就像在几何学中不能用坐标来表现违反空间规律的图形，或者给出一个并不存在的点的坐标一样”。在语言这个图像系统里面，通过记号元素的“符号化”使用我们构造出复杂的含表达式的“命题”，但意义在命题之外，“无需向我们解释我们就理解命题记号的意义”，“当我理解一个命题，我就知道它所表达的情况，而且无需向我解释其意义，我就理解这个命题”。命题自身构成其意义的表达：命题显示其意义。命题显示当它为真时事情是怎样的，而且宣称事情就是这样的。
三、“世界是我的世界”的伦理意味
维特根斯坦运用最简单、自明不与经验冲突的规则构造的语言世界，清除了由于对语言的误用而导致的含混不清、无法（正确）思考的部分，诚然是一种天才的构想，但毕竟仍是将语言与一种无心理学成分的符号系统对应起来，而未深入到日常（道德）言语的层面，因而只算是针对传统伦理学的一个暗示。
在这个由逻辑和记号构造的“世界”里，传统伦理学的成分并无法被安置下来；我-语言-世界的同一性实则不能用传统意义上的唯我论视之。因为这里的“我”，并非存在论意义上的活生生的主体性的“我”，而是一个纯粹的符号――“世界和人生是一回事”“我是我的世界”“世界是我的世界：这表现在语言（我所唯一理解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我”不能承当任何伦理性的意味，因为伦理性的东西是超验的。真正的那个主体，是“不能谈论的”，“主体不属于世界，然而他是世界的一个界限”。
第6篇
本报讯（记者 屈建成 通讯员 朱建华） 昨日，武科大中南分校《学生考核违规处理办法（试行）》公布，该校首次把惩治论文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写进了校规，严重者将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
据悉，教育部对高校惩治学生学术不端行为早有规定。武科大中南分校在新颁布的《学生考核违规处理办法（试行）》中规定：提供虚假读书心得笔记、虚假实习材料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抄袭、剽窃他人成果500字以上或雷同率15%以上，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由他人毕业论文（设计），情节恶劣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采取欺骗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实习、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考核成绩的，视其情节给予记过、留校察看处分；有违反学术道德或学术纪律的其他不端行为，依情节轻重，给予记过至开除学籍处分。
据调查，论文抄袭的现状在高校学生中较为普遍。在中国调查网一项有660余人参与的调查中，承认有过论文抄袭行为的占54.7%，承认论文全抄的占35.7%，承认抄袭的论文通过的占60.2%。
第7篇
关键词：实际性解释学 此在 生命 实践哲学
1923年发表的《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存在与时间》发表的引子而出现，随后对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使得实践哲学的路向暗含于早期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之中。
一、实际性解释学的开端
海德格尔最早关注“实际性”是在1919年写作的《哲学观念与世界观问题》一文中。“实际性”从一开始就表示着“‘我们的’‘本己的’此在的存在特征”①，“实际性”是同此在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海德格尔正是从这样的开端，区别于以往的形而上学哲学思路（物与人的存在方式统一化）。从这一角度来说，“实际性”的开端也是通向海德格尔实践哲学的根本路径。
海德格尔讲“实际性”直指人的生存，因为在他看来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解是我们进入存在思考的唯一途径，只有从此在的生存论结构分析才能通达存在的本己特性。“此在在某一种‘事实上的现成存在’的意义下领会着它最本己的存在。然而，自己的此在这一事实的‘事实性’在存在论上却根本有别于一块石头事实上搁在那里。每一此在总都就作为实际此在而存在，我们把实际此在的这一事实性称作此在的实际性。”②当然这只是前期哲学的出发点和运思之路。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生存同物的存在之区分，最首要的特征就是人生存的实践指向。传统形而上学正是由于把人与物统一化而导致了人被视为对象，同物一样作为客观存在去审视。经验直观的对象本身与此在的最大不同即在实践层面的缺失，而人又是存在于与世界不断的打交道过程之中。实际性的内涵就是要通过理解此在生存的世界而加以展开。这也预示着此在的分析从基础存在论开始就包含了实践的开端。
二、此在的实践性
1927年《存在与时间》的出版开始了海德格尔早期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肃清工作。同时在对基础存在论的分析过程中，虽然他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展开分析，但他仍就没有在《存在与时间》中把理论实践与生产制作有所区分。这与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本身是相一致的。传统哲学正是在偏向了理论的同时遗忘了人的生存实践。海德格尔发现，实践本身是有时间性的，它不是人的某一行为过程，而是不断的抉择，以人的全部生命为依托的过程。
在海德格尔那里，对于生存的不断抉择除去了此在作为在世之中存在的特性之余，也同时指向了此在“去存在”的生存特性。此在对世界的理解基于其自身存在境遇，这就把此在归向了属我的性质。“‘去存在’这一存在方式在本质上就是向来属我的去存在，无论我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点，无论我是否迷失了我的存在。”③此在从根本上与生存相联系，就如前面我们所讲奠基于生存的现实性。因而此在只要生存，它就是一种去存在或说让自身存在的过程。所以说海德格尔中期转向的必然暗含在了他早期实践哲学的开端处——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之中。
三、生命实践的存在论境域
从以上两方面出发，海德格尔早期的哲学指向两条路径：其一是对此在的解释学分析，其二则就传统形而上学的弊端所生发的批判，二者究其根本都是实践哲学的早期表现。《存在与时间》第二篇首要的分析了此在与时间性问题。海德格尔讲“在被抛境况与逃遁或先行着向死存在的统一中，出生与死亡以此在的方式‘联系着’。”④生命由发生之时就与此在在生存历史的时间性结构上相联系。此在并非有某种现成的“生命”的轨道，而是靠他在生存诸阶段的瞬间现实来填充生命，此在本己的组建自身并且将自身伸展于生存与死亡之间。这样看来，生命在海德格尔这里其实与实际性有相同的含义，都是为了更加清晰的揭示出此在的存在方式。“生存绝不是‘对象’，而是存在。”⑤对人生存的实际性即生命的理解是我们进入存在思考的唯一途径。
海德格尔考察了传统形而上学对人的思考，把人与物统一化为对立物的认识，以至于人变成了直观对象，在他看来这正是传统哲学生发的思维弊端。人的生存同物的存在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生存的实践性，即人的生存是与其周围世界打交道的过程。这样个体的存在就交给了此在的世界，实际性意味着此在生存的经验特征，而这也恰恰源于此在的实践和生活——生命。海德格尔进一步考察了此在的历史性问题，他肯定并深入探讨了狄尔泰将生命带入哲学的看法，这样就对生命从基础存在论上作了说明。
此在对其生存更为本己的发生又表现在话语的公众性特征上。“闲言”，此在的这种生存方式中“它自己‘的’这种言谈是公众的和平均的方式，此在以这种方式来把握自己和保存自己。”⑥闲言揭示了此在沉沦于世的一种基本情态指向生存的公众世界，是此在最基本的实践行为。当然，海德格尔在这里的公众视野是放大的主体性立场对器具世界的批判，有别于传统公众世界。正是生命实践的生存特性使海德格尔早期思想加固了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到后来呈现出了主体倾向，也给他前期的哲学研究带来困境。从中期的转向过程不难看出，海德格尔早期哲学本身的实践内涵把作为真理二重性（遮蔽与去蔽的显隐二重性）的思想产生的必然已经在前期基础存在论的分析过程中有所沉淀。正如张汝伦先生所言：“这样，虽然海德格尔从来不谈实践哲学，但通过他对希腊实践哲学思想的改造和转型，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实践哲学的可能性，即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的可能性。”⑦
注释：
[1]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5页。
[3]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07页。
[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24页。
[5]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6]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7]张汝伦：《海德格尔与实践哲学》，载于《哲学动态》，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2][德]海德格尔著，何卫平译.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第8篇
尽管古代思想家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其中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淮南子》的“万物有以相连”;程颢的“人与天地一物”(《遗书》卷十一);直至戴震的“人物与天地,犹然合如一体”(《答彭进士允初书》),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人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至于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易大传》提出的见解最为精湛。作者一方面主张“先天而天弗违”(《文言》),即根据自然规律去引导、开发、调整自然;另一方面又提倡“后天而奉天时”,即努力去适应自然。这种观点既肯定了人对自然的能动改造作用,又强调了人的一切作为都不可违背自然规律,而必须建立在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
哲学领域关于天人关系的上述见解势必会对传统养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养生学直接以人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则在于传统养生文化是以古代哲学作为自己的深厚底蕴。事实上,天人关系也确实在中国养生文化中占有一席特殊地位。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视为传统养生文化赖以生成的哲学基础。
早在中国传统养生理论的奠基作《黄帝内经》中就明确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经水》)又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可见古代养生家在天人关系学说的影响下,已经直观地感觉到人类处在天地之间,生活于自然环境之中,只能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存在。既然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也就与自然万物之间存在一种相通相应的关系。所谓“人与天地相参”,强调的正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关系在传统养生文化中,至少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得到充分印证。
1.人体的生理过程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存在同步关系。《灵枢》提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这就是说,人体的生理活动会随着四季的交替而发生生长、收藏的相应变化。《素问・金匮真言》还认为:“东风生于春,病在肝”;“南风生于夏,病在心”;“西风生于秋,病在肺”;“北风生于冬,病在肾”。意思是说,人的内脏的生理功能分别与四季不同的风向相联系,不同季节的风向往往会引起相应的内脏器管发生一定的病理反应。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人体的生理过程是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相同步的。
(2)人体与自然万物同受阴阳五行法则的制约,并遵循同样的运动变化规律,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人身法天象地,悉与天地造化同途。《素问》:‘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已闭。’又云:‘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故天地有昼夜晨昏,人身亦有昼夜晨昏:天地有晦朔弦望,人身亦有晦朔弦望。其间寒暑之推迁,阴阳之代谢,悉与天地胥似。’”上述观点的核心,就是把天地视为一个大宇宙,把人体当一个小宇宙,大小宇宙之间存在着一种息息相关的对应关系。
(3)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构成物质。我国古代哲学家大多认为“元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物质。《老子》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是指阴阳二气冲荡而化合成万物。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万物之一,同样也是由“元气”化生而成的。《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说的“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正强调了人和万物一样,都是天地之气合乎规律的产物。事实上,在传统养生理论,特别是《黄帝内经》中,人的生命过程,包括生、长、壮、老、死等各个阶段,都被归结为“气”的发生和聚散的必然结果。
也许正是因为古代养生家充分认识到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统一关系,所以无论在养生理论或实践方面,他们都极力主张把研究人体与探讨自然统一起来。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举痛》),正是上述主张的典型概括。
科学发展史曾经一再告诉人们,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都必然采用一定的认识方法,而所采用的哲学认识方法的性质又会对该学科的理论及实践产生深刻影响。考察中国养生文化史可以发现,“天人合一”的观念几乎渗透到了其中的每一个角落。首先,“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或自然与人事是相通、相类和统一的。也就是说“天人合一”论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天人相通,皆以“天道”,为“人道”之根本,天人是相互贯通的;二是天人相类,认为天人在形体性质上都是相似的。如《吕氏春秋・知分》曰:“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人既是天之阴阳所化生,故天人同类而相应。这便是古代养生家探讨人体奥秘的理论武器。如前所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在养生领域一般转化成一种关于天地与人体各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彼此对应的所谓“天人大小宇宙”理论。古代养生家往往依据这种理论,从观察宏观的外在大宇宙入手,来指导探索人体的内在微观“小宇宙”。俞琰在《周易参同契发挥》中就指出“古之修丹者,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中以稽于人心;于是虚吾心,运吾神,回天关,转地轴,上应河汉之昭回,下应海潮之升降,天地虽大,造化虽妙,而其曰月星辰之著明,五行八卦之环列,皆为吾摄入一身之中,或为吾之鼎器,或为吾之药物,或为吾之火候。反身而观,三才(日、月、星)皆备于我,盖未尝外吾身而求之他也”。至于《黄帝内经》对人体构造的认识,更是明显地带有“天人合一”哲学观念影响的烙印。《灵枢・邪客》称:“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总之,在《黄帝内经》作者看来,自然界这个大宇宙有什么,人体小宇宙也就必然会有一个部分或一种机能与其对应。这种对人体奥秘的认识,今天看来尽管包含了不少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测成份,但它的产生对于传统养生理论和实践方法的确立,无疑提供了一种直观的理论依据。
其次,“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传统养生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哲学依据。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养生理论中,阴阳五行学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种学说的产生,恰恰是以“天人合一”的观念作为自己的哲学依据的。《类经・阴阳类》称:“道者,阴阳之理出;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天生于动,地生于静,故阴阳为天地之道。”意思是说,阴阳是自然界的总规律,是世间万物的纲领。既然自然界这个大宇宙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产物,那么根据“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自然会推导出人体这个“小宇宙”也必然要受阴阳法则支配的养生观点。所谓“天以阴阳而化生万物,人以阴阳而营养一身”,实质正是“天人合一”哲学理论在人体阴阳学说中的具体展现。阴阳学说如此,五行理论更不例外。《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这里的“五运”即“五行”。作者明确把“五行”当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提了出来。“五行”即然是自然万物的普遍规律,依据“天人合一”理论,也就自然适用于人体。于是《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进而推论:“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素问・天元纪大沦》则讲得更为透彻:“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这就表明,无论“阴阳”或是“五行”学说,“天人合一”观念均在它们的产生过程中起了哲学依据的重要作用。
第9篇
材料：华佗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名医。有一次，府吏倪寻和李延两人均头痛发热，同请华佗看病。经华佗望色、诊脉后，给李延开了解表发散药，给倪寻开的是泻药。正当二人疑惑之际，华佗解释道：李延是因受凉，病在外，故应当吃解表药。倪寻是因饮食过多引起，病在内，故应当服用泻药。二人虽病状相似，但病因不同，所治疗方法也不同。二人信服，各自拿药服用，很快痊愈。
1、指出材料中所蕴含的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范畴并分析内涵。（70分）
2、请理论联系实际，如何理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0分）
参考答案：
华佗对症下药治头痛发热的故事所涉及的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主要有：
第一，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现象和本质是揭示客观事物的外部表现和内部联系相互关系的范畴。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本质是深藏于现象背后并制约现象的内部联系。本质和现象既有区别，又相互统一。华佗对症下药是透过头痛发热的现象，运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疾病的本质。
第二，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原因和结果是揭示事物的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关系范畴。唯物辩证法把这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称为因果关系或因果联系。其中，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叫原因，而被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叫结果。因果联系的特点是：因果联系是有时间顺序的联系，总是原因在前结果在后，但并不是任何前后相继的现象都存在着因果联系。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是辩证的：原因和结果的区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原因和结果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引起头痛发热这一结果的病因是复杂多样的，华佗运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不同的病因，才做到了对症下药。
矛盾特殊性原理和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关系原理都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活的灵魂。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指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具体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并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首先，必须要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也就是说要承认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意味着世界是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因而也就谈不上去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了。所以，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应在承认矛盾普遍性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其次，我们具体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最终目的是要找到正确、合适的方法，从而解决矛盾。仅仅停留在认识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哲学理论必须在实际运用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在认识事物矛盾特殊性的基础上真正解决矛盾。
华佗对症下药治头痛发热的故事说明，要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启示有：
第一，一切要从实际出发；
第二，我们能够通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同时又要求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是科学研究的任务。
第10篇
【关键词】论文 数据库 查新
论文全文数据库是我国现阶段文献资源最完整，同时在动态更新方面最为优秀的硕博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是荟萃我国各学科领域重要创新成果与高层次创新人才信息的科学文化资源宝库，是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推进科技工作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的平台。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了国家级学会、协会、研究会组织、部委、高校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及国家性会议论文全文。覆盖学科广、文献量大、收录质量高、全文收录、每日更新、使用方式灵活等特点，是我国最具权威的论文全文数据库。数据库信息存贮量太，检索速度快，为科技查新提供了文献保障，在科技查新领域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一、概况简介
（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DFD）收录了从1999年到现在为止我国357家具有博士培养资质单位的博士学位论文，累积博士学位论文文献7.3万多篇。由相应的数据库服务中心实行每日更新。学科范围包含并且涉及基础科学、农业科技、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工程科技（Ⅰ，Ⅱ）、医药卫生科技、社会科学（Ⅰ，Ⅱ）、哲学与人文科学等学科。
（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MFD）是我国现阶段资源最完整，质同时连续更新最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文献。学科包含了基础科学、工程科技（Ⅰ，Ⅱ）、信息科技、医药卫生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社会科学（Ⅰ，Ⅱ）、哲学与人文科学等学科，它收录了自1999年至2007年12月31日所累积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文献54万多篇，这些文献都来自于全国460家具有硕士培养资质单位的硕士学位论文。在更新频率上：CNKI中心网站及数据库交换服务中心每日更新。
（三）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CDMD）（清华同方），收录了1999-2006年全国300家具有博士培养资质单位所刊发的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近22万篇。这些论文的收录范围包括理工A，B，C、文哲史、经济政治与法律、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教育与社会科学等学科。
（四）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CPCD）》（CNKI）收录了我国2000至今以来国家二级以上学会、协会、研究会、科研院所、高校、政府举办的重要学术会议在国内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发表的文献92万余篇。收录范围涉及基础科学、医药卫生科技、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科学、信息科技、农业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等学科。
二、不同数据库作用分析
（一）获取论文全文的作用
1.获取论文原文：撰写新论文的关键是要首先寻找并且阅读相关文献，然后将要所攥写论文的文献数据和已经发表的论文进行对比并且分析。并且用表格、图形或文字方式将文献的结论、成果、工艺等和查新课题进行比较，提到和查新课题创新有关的数据。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独特性的结论，而只找出相关的题录或文摘作结论是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的。
2.通过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DDBFT）进行学科主题浏览、个性化检索、组合检索等方式，然后再进行二次链接（可以查到同一关键词以及同一作者的所有论文）。在检索结果中可以看到相关的论文题目，点击所要找的论文，可以得到论文的全文信息。
3.通过对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CDMD）进行简单检索、高级检索等检索方式，可以在检索结果中发现论文题目、学位授予单位、提交日期等相关信息。
（二）同类数据库联合使用
任何一种数据库或者刊物均不可能收录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全部文献，在项目查新咨询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只有将多种同类数据库联合起来，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从而避免出现漏检现象。现就上述论文全文数据库在科技项目查新咨询中的作用作一论述。
1.学位论文作为特种文献之一，它的数量也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的增加。学位论文本身和常规文献-- 图书、期刊等有着各自不同的信息价值，同时也受到了教学、研究、等领域研究人员的关注。
2.科技查新和一般的文献检索的目的不同，它不是以寻找相关文献目录为目的。而是以数据库的高水平检索手段为基础，然后利用各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找到其独特性和新颖性为目的，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在在查准的基础上达到查全，避免出现漏检的现象。将多种数据库的联合应用起来，可以有效的达到这样的作用，特别是在做一些边缘学科或者交叉科学的项目时，可以发挥其良好的效果。不仅提高了科技项目查新中的查全率和查准率，同时也提高了内容的准确性、扩展性、全面性等。
3.根据科技查新咨询实践可以发现，部分科研人员在选题时，仍然按照过去的经验来检索文献资料，对学位论文数据库的强大功能不够重视。在查新过程中一些科研人员根据自己掌握的不全面的信息，就开始进行选题或开题。在准备申报科研项目或成果，需要查新机构进行科技查新时，才发现已经有了相同或类似的研究成果。科技项目查新咨询工作是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科学性，对提高科技管理与决策规水平，减少和减低科研项目低水平重复率和科技成果评审失准方面，同时增加科技投资效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科研人员不仅要充分利用专题数据库成果数据库、国内外期刊数据库、专利数据库，也要充分的利用会议论全文数据库、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资料，为科研选题科技查新做好服务工作。
第11篇
关键词：感性直观；唯心史观；原子论；偶然性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05-05
“新唯物主义”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称自己所主张的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唯物主义。正因如此，人们往往把1845年的《提纲》与时间上相差不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建立的标志，认为马克思是在吸收、借鉴和转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主流叙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然而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其新唯物主义思想的端倪，因此武断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移植是不够严谨的。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为数不多的以古希腊自然哲学史为主题的研究作品。马克思的兴趣显然既不在哲学史实的考察，也不在自然哲学的论证，而是力图通过对古希腊两位原子论者唯物主义观点的对比，发掘出足以冲破黑格尔观念论藩篱的思想资源。这在唯心主义哲学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时代，无疑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意义。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上，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其第二部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物理学上的差异），特别是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的讨论上。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论文的题目中表明的那样，他探讨的是古希腊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的差异，而原子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仅关注对原子论的讨论，就会把《博士论文》矮化为自然哲学或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马克思在论文的序言中早已阐明，他的研究不是细节的研究，而是“为了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记忆。”[1]14换句话说，马克思力图通过对特殊问题的考察，探寻希腊哲学走向暗淡命运的普遍性原因，并借此达到挽救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性目的。不以这一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博士论文》，就很难明白这一作品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意义，无法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个发展历程。
实际上在后黑格尔时代，批判和超越黑格尔的观念论几乎是一切有野心的哲学家所努力的方向，而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展现的批判也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与其他人不同，《博士论文》对黑格尔的批判更多体现对一种尚未完善的唯物史观方法的潜在运用。那么马克思这种唯物史观的武器来源于何处呢？长久以来，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马克思是借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才得以打破黑格尔观念论的桎梏的，这实际上是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影响。可是必须指出，虽然恩格斯晚年的这部著作力图阐明马恩两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吸收和继承，但是恩格斯更多地是回应两人唯物史观成熟时期的理论来源，其关注点并不在《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在序言部分，恩格斯明确提到，“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4就此来说，《博士论文》时的青年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恩格斯并未言明，故而是值得商榷的。
况且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到1841年才出版，此时马克思《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从其对唯心史观所采取的批判方法来看，马克思运用了历史分析法，即回到历代哲人对伊壁鸠鲁讨论的语境和细节展开分析，并以此来驳斥黑格尔以精神发展逻辑所推演的哲学史框架，这跟直接否定精神造神运动的费尔巴哈大异其趣，因此简单地将其视为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很难成立的。
那么青年马克思这种的唯物史观的萌芽会不会来源于时间上稍早一点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呢？应该说，就唯物主义的某些自然观念方面，马克思可能受益于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就唯物史观的构造方面，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则受自身局限性而难当重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3]9这倒不是说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成就一定比近代的唯物主义要高，而是说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元哲学的工作上，古希腊自然哲学规定了后来唯物主义者的看待世界的思维导向，在这一点上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没有实质上的超越。
因而马克思的这种唯物史观来源，很可能就是其主题所表达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这里古希腊唯物主义既是他研究的内容，也为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启示。马克思没有借助近代的费尔巴哈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方法来反对黑格尔，反倒是求助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的源头，从活生生的历史语境中和感性直观来反思黑格尔唯心史观所预定的“必然”逻辑。因而，其主题选择比较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超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了。
伊壁鸠鲁追求快乐主义的恶名及其与德谟克利特类似的原子论，往往令许多哲学家们武断地认为其思想无非是对德谟克利特的抄袭；然而马克思却发现了伊壁鸠鲁的独到之处，并坚信如果能够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精华予以析取，进而将其优点引入唯物主义，就有可能克服当时观念论哲学的困境并发展出真正的可以影响世界的的实践哲学。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就要完成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就必须阐明伊壁鸠鲁在哲学史中被误解的原因，并通过这一过程揭示出唯心史观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其次必须指出伊壁鸠鲁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唯物主义的理论优势；最后，借助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来重构被唯心史观一再歪曲的哲学发展史。遗憾的是《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亡佚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前两个部分却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而从这一部分及相关的七个笔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此一哲学工作的步骤与我们所设想的逻辑基本符合。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以唯心史观解读伊壁鸠鲁的批判
马克思首先对历代先哲们关于伊壁鸠鲁的种种误解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工作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任务，一是从肯定方面看，要重新显示出伊壁鸠鲁哲学的价值；二是从否定方面看，要批判之前的哲学史中的错误看法。而在进行哲学史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批判了三个对象：1.哲学史中对伊壁鸠鲁产生误解的哲学家们的具体观点；2.哲学史中误解伊壁鸠鲁的一般性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3.黑格尔所继承并系统化的唯心史观。
为什么要区分这三者呢，这是因为归根到底马克思的任务是指向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这些不同层次的批判又必须被综合起来。如果不能准确地区分，就有可能迷失于细节而忘记了马克思的任务。
实际上，“哲学史”概念本身就是黑格尔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哲学史”的视域，历史上的哲学争论才不致沦为偶然随意和无目的的诡辩，而成为可以被系统化综合看待的演进历程。马克思接受这一概念的积极因素，但是却不认可其所谓绝对精神的神秘必然性。马克思在论文中说，“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不应遇到的结局，即暗淡的结局……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每一个人事方面的事物所注定了必定要走一通的铁环，这确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不过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胀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样。”[1]13
正是在唯心史观的逻辑推演下，伊壁鸠鲁的命运就被黑格尔裹挟到其绝对精神的运动系统中。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暗示了伊壁鸠鲁不同于唯心史观的真正价值，因为只有具备唯物主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黑格尔刻意整合并忽略。
同时，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偏见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中唯心主义传统的模仿和必然结果。即，正因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伊壁鸠鲁怀有偏见，认为其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唯物主义的别子，才会有黑格尔对其的轻视。因此，马克思要想驳倒黑格尔，就要先揭示出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对伊壁鸠鲁的理解为什么是错误的。
（一）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
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前322）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最高峰，那么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和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前270年）两人恰恰处在分水岭的两边。人们自然就会根据历史顺序，认为后者剽窃了前者，普鲁塔克甚至把两者的不一致解释为伊壁鸠鲁只吸收了错误的东西。
然而仅凭时间上的先后和学说上的相似这两点就得出后者剽窃前者的结论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因为不同之处也可能恰好是后者对前者的改进。马克思发现，历史上的确也曾经有人看到过这一点，但遗憾的是由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理解在历史上被湮没了。马克思说，“当西塞罗说伊壁鸠鲁把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弄坏了的时候，他至少还承认伊壁鸠鲁有改进德谟克利特学问的意向，还想张开眼睛去看它的缺点；而当普鲁塔克说它的思想不一贯，并说他对于坏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爱时，因而也就怀疑他的意向，那么莱布尼茨则甚至于连他善于摘录德谟克利特的能力也都否定了。”[1]18这其实揭示出哲学史逻辑之外的问题，即历史的和文化的现实环境对哲学思想的筛选。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真正超越历史与阶级之上的所谓价值中立的评价，某种思想能不能被尊重和接受，必然要受某时某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现象本身就是时代经济生活的反映。
在欧洲主流的神学和哲学影响下，唯物主义的哲学非但不会被重视，而且无法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且不说普通人不会关注其细节，即使饱学之士也往往会忽视不同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的内在差异，而把他们进行粗略的归类。正是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之下，伊壁鸠鲁被当做对德谟克利特的粗略模仿才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史上的共识。
（二）从知识论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强调感性直观能力，这对于以沉思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学传统来说必然属于异端。对此黑格尔是心知肚明的，“伊壁鸠鲁并不把存在看作一般的存在，而看作感觉到的东西，把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意识看作本质的东西……这样也就很明显，既然把感觉到的存在认作真实的东西，那么概念的必要性也就根本被取消了，一切便分崩离析而失去了思辨的意义，而是肯定了对于事物的一般流俗的观点；这样，事实上它并未超出一般普通人的常识，或者毋宁说是把一切降低到一般普通人的常识观点”。[4]48黑格尔的讽刺，实际上代表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伊壁鸠鲁的否定，这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在康德之后，德国唯心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感性直观。然而，马克思却看到这种对伊壁鸠鲁哲学狂妄自大的否定恰恰说明了西方哲学已经病入膏肓，哲学必须再一次从理性的天上走入感性的人间。
（三）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最容易被误解为享乐主义，因为伊壁鸠鲁把感性直观作为一项原则，所以如果不仔细分析就难免就会演绎出这样一种理论结果，即伊壁鸠鲁承认肉体的欢愉就是幸福，所以在中世纪伊壁鸠鲁的作品会被列为禁书。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能够比较公允地对待伊壁鸠鲁的伦理学，黑格尔甚至说道德学是伊壁鸠鲁哲学中最好的部分，但是却总是力图把这种伦理学变为自己唯心主义道德系统中的教条。马克思讽刺天主教的伽桑狄时说他总是力图“使他的良心和他的异教的知识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合，这当然是白费气力的。这正如一个人想要在希腊名妓雷伊斯的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1]9由此可见，历史上对伊壁鸠鲁伦理学的两种极端态度，实际上都不可救药地误解了伊壁鸠鲁。
对马克思来说，这些误解在另一个侧面反倒证明了伊壁鸠鲁的特殊价值。在形而上学上坚持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态度，必然会反对空洞的纯粹思辨；在认识论上坚持感性直观的原则，必然要求伦理学上对幸福目标的践行。这就给予正在寻找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困局的马克思最为有力的武器，然而这一武器究竟能不能被运用，还需要被进一步检验和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证明伊壁鸠鲁的哲学具有超越其他唯物主义的优势，即他的原子论不能仅仅是某种突发奇想的先验设定，而必须是能够获得合理证明的认识条件，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
二、两种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差别
一提到两位古希腊哲学家的差别，就难免让人想到原子论；在继续讨论之前，这里有必要稍微对古希腊的原子概念进行一点澄清。在古希腊哲学中所运用的“原子”概念不同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近代物理学把原子假定为组成事物的最小颗粒，这就意味着借助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原子是可以被经验到的。而古希腊的原子说到底是一种形而上学概念，它绝不在经验之内，而毋宁说是保证经验得以成立的某种理念。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德谟克利特时，也没有把原子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来看待。他说，“留基伯与他的同门德谟克利特以“空”与“实”为元素，他们举“实”为“是”，举“空”为“无是”：他们并谓是即不离于无是，故当空不逾实，实不逾空。”[5]14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很清楚，即德谟克利特哲学的根本原则是“实”与“空”这一对相互对立统一之范畴，即使把此处的“实”定义为原子，这个“实”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实物”，而是先验意义上的“是”。因此要理解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就必须清楚这一论证的关键并不在经验领域，而是在形而上学领域。
《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第三节对两者自然哲学的区分是一般性的区分，这不同于论文第二部分对两种原子论具体细节的区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一般性的区分是两者的主要区别，那么为何篇幅只占用了一节，而原子论只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还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并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呢？
马克思的这一设计大概出于以下考虑，即原子论虽然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但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直接决定某种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否牢固。如果丝毫没有论证，只是凭空把原子和虚空作为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自然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的，也仍然是一种独断的迷信。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德谟克利特，最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他对原子的规定和说明，因此必须给予最大的篇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性的区分不重要，恰恰相反，一般性的差异暗示了马克思以伊壁鸠鲁哲学为武器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的目的。
综合考虑《博士论文》对两种自然哲学的一般和具体的双重论证，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伊壁鸠鲁对古希腊唯物主义的创新与超越。
（一）在真理问题上的分歧：两者对现象与本体关系认识的差异
马克思发现，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承认“原子和虚空”的形而上学原则，但是德谟克利特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中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最先表现为“真”的问题。真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属于知识论问题，实际上涉及形而上学问题，因为知识论问题只关注认知的条件及过程，而真理问题却关注认知的对象和前提，涉及对世界的设定。德谟克利特在这些问题的表述上的确粗糙，一方面由于他坚持现象与本质的差异，认为除了本体（或者说原子、实有）为真以外，其他一切现象都是主观的因而是不可信的，这样他就把真理存在的基础给否定掉了。而另一方面他又发现现象显然是被灵魂所把握的，而灵魂则是实有的本体，既然如此，那么被灵魂所把握的现象显然也应该具有真理性，这样他又把真理性的标准从认识论上树立了起来。马克思将这一情况称为德谟克利特的“二律背反”。其实说到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德谟克利特在追求本体的同时不愿意承认感性所获得的现象的真实性，这就等于在本体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在认识论上却坚持唯心主义，如此一来怎能不产生矛盾呢。
而伊壁鸠鲁却克服了这一矛盾，他坚持感性确定性的第一原则，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而概念必须以感性所获得的现象为标准进行校正。这样来看，伊壁鸠鲁的原子理念就不是一种先验设定的东西，而是借助经验所推演出来的东西，当然由于并不具有更多文献上的支持，马克思也没有就此继续展开。
这却给人们留下一个问题，一个如此重视感性确定性的人，为何没有将这一经验论原则贯彻到底，反倒还笃信原子论的形而上学，休谟不就是太强调经验而最终成为了怀疑论者吗？马克思后文中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疑问，实际上伊壁鸠鲁区分了“始基的原子”与“元素的原子”，前者是质料性的，类似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而后者则是构成性的，具有形而上学原则的意味。因此不要小看伊壁鸠鲁强调感性确定性的认识方式，这一认识方式本身其实就是他的原子论原理。马克思说，“正如原子是他的原理一样，同样他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论。发展的每一环节，对于他，立即就转变成一个固定的、仿佛通过空虚的空间从它们的联系中分离开了的现实；一切规定性都采取了孤立的个体性的形态。”[1]45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伊壁鸠鲁可能有坚持感性确定性原则而放弃原子论的倾向，但是实际上他以另外一种动态的方式理解并承认了原子论。也就是说，他坚持的感性确定性本身实际上是“元素的原子”的实践过程，而他借助这一行动所否定的原子，则是质料意义上的“始基的原子”。而这种放弃也不是彻底的放弃，最终它必然通过元素原子的运动重新被构建出来。
（二）寻求知识与追求幸福：两种哲学目标的差异
由于德谟克利特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坚决区分本体和现象，因此处于本体领域内的原则就不可能对现象界产生影响。但是同时由于他在认识论问题上，又坚决认为只能通过经验才能达到本体的认识，所以他又必然广泛地涉猎一切实证知识。“古代的轶事就算是一个传闻吧，但也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传闻，因为它描述了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据说德谟克利特曾经自己弄瞎他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正如西塞罗所说，这个自己弄瞎眼睛的人也就是那走遍了半个世界的同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获得他所寻求的东西。”[1]21
而伊壁鸠鲁恰恰相反，尽管他一再强调感性直观的重要性，但是他却并不因此就毫无节制地汲取一切经验。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哲学目标不是为了获取纯粹的知识，不是那种把握本体，而是最终指向幸福的生活。因此伊壁鸠鲁始终把他的哲学看做活生生的实践哲学，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关怀。“伊壁鸠鲁在哲学里面感到幸福和满足。他说，‘你必须为哲学服务，如是你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倾心降志以从事于哲学，他用不着等待；他立刻就会得到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1]22通过伊壁鸠鲁，人们最终发现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不是“真”，而是“善”，这也是人们寻求知识的目的和真谛。如果知识无助于人们获得生活的幸福，那么此类知识的价值何在。
通过这一比较，马克思发现德谟克利特虽然是唯物主义，但是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矛盾性却决定了他的唯物主义最终不但会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且无论拥有多少知识，也只能在空洞的理念世界中徘徊。反观伊壁鸠鲁的哲学，则始终把感性直观的现实作为判断的基础，把生活幸福的现实关怀作为实践的原则，因而伊壁鸠鲁的哲学是健康的实践哲学，这才是马克思努力寻找的打破唯心主义哲学的钥匙。
（三）必然与偶然：现实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条件
如果说实践的原因是要把握本体，实践的结果是要获得幸福，那么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内在矛盾就注定了他这种唯物主义的悲剧，即一方面无法追溯到实践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实践的结果。哲学家实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和思想之间建立一般性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悲剧就造成了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思形式。换句话说，德谟克利特对必然性的强烈要求实际出于他对待实践问题上的绝望。
伊壁鸠鲁不但避免了这一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对必然性和偶然性进行了重新规范。在他看来，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意思是指必然性由于超出了人类经验认知的范围，因此必然性不是可以被直观把握的概念，而是被推论出来的概念。也就是说，偶然性和主观任性都是可以通过直观被把握的，人们只有在观察到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之后，在掌握了经验资料后才有可能推论出事物发展顺序的规定和联结，即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的必然性是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即“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真实的可能性推演出来，这就是说，有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那种必然性是通过这些东西的中介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的显现。”[1]24而偶然性对他来说则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真实的可能性的反面。所以偶然性要么是被感性直观直接捕捉到，要么则是通过理性自身的想象所获得。以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当然不免有其消极意义，但是伊壁鸠鲁的本意并不是否认一切联系和原理，而是认为物理学中的定理恰恰不是第一重要的，说到底定理所规定的必然性的出现也是建立在人类构造的偶然性基础上。因此，自由才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向人类敞开，人们通过实践去追寻自由并获得幸福，才是可能的和可以被期待的。对自由的规定才成为马克思进一步来论述原子偏斜的目的。
三、结语
麦克莱伦在评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机和旨趣时写道，“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6]27的确，当唯心史观成为新的宗教，绝对精神化身新上帝的时候，如何能够打破这一悲剧的命运，重新发现一条自由之路，就成为后黑格尔时代哲学家的必然使命。
马克思在为唯物史观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再次发现了古希腊唯物主义的丰富资源。与德谟克利特的内在矛盾相比，伊壁鸠鲁对感性直观的重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偶然性与自由辩证关系等问题的阐释无不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中另一条隐蔽的林中小路。虽然青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投身于“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但是他对伊壁鸠鲁的哲学史意义上的辩护和他对伊壁鸠鲁感性直观的褒扬，已经迸发出了哲学革命的火种，就此而言《博士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作唯物史观的理论萌芽。正是在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下，由伊壁鸠鲁开启的具有朴素辩证意味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最终为马克思在20世纪重写哲学史提供了锐利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博士论文[M].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M].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
第12篇
浙江工商大学文艺学学科组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现有教学与研究人员12名。其中教授5人，具有博士学位者9人。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学科已成为一个富有学术生气且在某些研究方向上颇具特色的学科。2002年以来，学科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16部，主持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22项。目前，已形成文艺美学、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研究方向以本校“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平台，以哲学建设为基础，打通美学、文艺学和文艺批评，最为突出的是提出了“本体性否定”学说，已逐步建立起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否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实践上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该学科学术带头人、理论家和批评家吴炫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致力于“否定主义”研究，迄今已近20年。其代表作《否定主义美学》《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中国当代思想批判》《中国当代文学批判》《中国当代文化批判》《否定本体论》《穿越中国当代思想》《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否定与徘徊》等10余部著作和200余篇论文，在探讨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史哲原创性理论方面，以其思维方法的开拓性、诸种理论观念的独创性以及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有效性，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和关注。其主编的《原创》《中国视角：穿越西方现代美学》丛书也获得学界广泛好评。吴炫教授的科研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逾百篇。中国期刊网统计的针对该理论的社会评价、引用和运用文章已近400篇。“本体性否定”不仅打通了文、史、哲，而且以其原创品格和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不仅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而且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相关实践。在其影响下，汤拥华博士以现象学美学为中心，对西方近现代美学的先验逻辑进行批判性研究。其博士后研究课题《中西比较与“中国生命美学”的生成――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批判性考察》，学术专著《西方现象学美学局限研究》等问题性研究成果，通过中西文论的视阈交融和哲学与批评的两极拉动来激发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活力，从而有效地介入当代文化语境，受到学界的肯定性评价。
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方向侧重于将西方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即在形形的西方文学理论中，寻找生命美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方法的不同侧重面并加以综合运用，并从西方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来考察人的多层面的生命现象，从而寻求文学活动中人类寻求完美的不懈的探索动向。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该学科研究人员就对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关于文学活动中的人的生命现象的研究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雷体沛教授出版有专著《艺术――生命之光》《存在与起：生命美学的导论》《西方文学初步》《艺术与生命的审美关系》，发表有《寻找与追求――西方近代哲学美学中的生命本体论》《发现与寻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中的生命本体论》《荒诞派戏剧对时间秩序的超越》《从生命的现实境遇看西方艺术的发展》等50多篇论文；朱鹏飞博士亦有《在绵延中寻找美：柏格森美论述评》《艺术是时间的造物：浅析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浅谈对康德“美在形式”说的误读》《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主旋律艺术与开放道德》等重要论文10余篇。这些专著和论文皆从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的各个侧面，乃至中西方文学艺术现象中人的审美活动作了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其视角独特并有创见。本方向上的研究实力得到学界的认同，研究成果多被权威学术刊物转摘或转载，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较之西方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理论，其研究更注重于对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中的人的状态、心理、情绪、意愿和生命理想等多层面的把握。对西方文学给予了各个方位生命现象的解释与揭示，致力于人的存在与发展意义的探索，即从生命与文学关系的探索中来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使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具有了新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这种包括把现代人文学科在内的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延伸到西方文学理论并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领域，使西方文论在学术空间上更为广阔和深入，也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新的思考方式。
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方向有两个研究向度：一是在广泛研究中国作家、作品与文学思潮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文化内涵，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即是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学的文化承继性及其价值，从文学发生学层面上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二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发展史以及文化现象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目前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文艺研究领域受到高度重视。本学科研究人员将中国文学研究同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区域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近年来，除在《文艺研究》《江汉论坛》《文艺争鸣》等多种权威刊物和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外，还有学术专著和一系列有特色的研究项目，成果丰硕。诸如，罗昌智教授的专著《20世纪中国作家与荆楚文化》；学术论文《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挣不脱的脐带：废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意识:闻一多诗歌与荆楚文化内在精神的契合与同构》《论荆楚文化对郭沫若创作个性与心理的影响》《京派作家与荆楚文化》《论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品格》《文化内力与精神阻隔》；研究项目《浙江新诗人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政治关系研究之子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当代政治转型〉》《20世纪中国文学与荆楚文化研究》等都有一定影响。在中国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徐斌教授的专著《论衡之人:王充传》《永远的书圣――王羲之传》；学术论文《建安名士的人格关怀》《竹林名士对放达的把握》；研究项目《在浙江》《王充与浙江文化精神》等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博玫教授的近现代期刊与文学思潮及文化传播研究，王丽梅博士的专著《曲中巨擘――洪N传》，研究项目《昆曲生态及新时期保存与发展对策研究》等，体现出本研究方向的学术活力。通过中国文学与文化理论的研究，探析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求证文学的民族文化传承意义，另一方面也诠释着文化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
第13篇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高校扩招带来的学生整体素质下降,各种社会不良风气的误导和影响等,这是一般性原因。也有学生专业学习不到位,专业基础不扎实,专业研究不充分等一些具体的原因。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却容易被忽视、被遗忘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学生对学术及其相关问题的生疏乃至无知。而这一点,又和我国高校目前在学术品格、学术教育方面的普遍缺失有着直接的关系。
现代大学的功能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体现大学传统功能的学术意义和地位,仍然特别重要、不可或缺。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曾谈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在《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中,他进一步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2]当然,的大学理念并不一定完全适合当今大学教育发展的现实情况和需要,但大学与学术之间的渊源和联系,却始终是不容割裂的,否则大学将不成其为大学。也就是说,学术和学问即便不是现代大学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绝不应该成为可有可无的装点,或者仅仅当作一种途径和手段。
对于这一具有核心意义的基本办学思想和理念,很多大学并没有给予真正的重视,或者说没有全面充分地贯彻落实到大学的教育教学活动中。特别是在当下注重实用、急功近利的总体社会环境背景下,大学课堂重知识轻方法、重技能轻学养、只要结果不做研究、只求是什么不问为什么的现象普遍存在。虽然在大学教学的各种课程和环节当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渗透了学术教育、学术研讨、学术陶冶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显然不够完整系统,不够充分深入。因此学生对学术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是散乱破碎的,是肤浅空泛的,有术而无学,多识而少智,仍然身处学术之外,而没有成为学问中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学术素养普遍下降,学术基础和功底明显薄弱,而这些问题最直接、最突出的影响和体现,就是学生毕业论文的水平和质量。
从文体性质上看,毕业论文属于学术论文的范畴,是学术论文的一种具体形式、特殊样式。而毕业论文工作则是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和学术任务,毕业论文不仅是对学生大学期间专业学习情况的综合检验,也是对学生学术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全面考查,是学生整体学术素养和学术水平的集中体现。而学术素养和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长期积累和修炼的过程,因此,忽略大学生的学术教育和学术修养,必然直接导致本科毕业论文水平和质量的明显下降。
要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几方面思路和措施:
一是进一步提高对本科生学术素养、学术能力的重视,加强学术教育,强化学术风气。
二是进一步提升专业课程的学术含量,强化学术色彩,使学生在专业学习中得到更多的学术引导和学术训练,获得更多的学术陶冶和浸润。
三是结合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开设专门的课程或组织专题讲座,培养学生的学术意识、学术思维,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
四是通过设置名著自读学分或开列必读书目等形式,要求学生有选择地研读一些中外学术名著,增加学术文章的阅读量,开阔学术视野,强化学术积累。
五是编写与毕业论文相关的教材或指导手册,对毕业论文及相应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直接的指导和规范。
六是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毕业论文的指导环节,切实提高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学生学术素养的提升是一个长期学习积累、综合培养训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针对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需要,还应该帮助学生重点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认识学术的性质和特征
什么是学术?学术是系统的专门的学问。学术研究则是以超越功利的态度,对人类面临的一切疑难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究的科学活动。就学术和毕业论文的关系而言,毕业论文是学术研究的总结和成果,学术研究是毕业论文的必要前提和准备,不经过具体的学术研究,就无法进行真正的毕业论文写作。很多学生在接受毕业论文任务的时候,对这些基本概念和常识并不清楚,他们的毕业论文写作没有一个正确的、明确的方向,盲目性很大,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写什么、究竟在写什么,不知道毕业论文和一般议论文、和其他文章究竟有什么区别。
因此,要引导学生全面了解关于学术的一些基本知识,帮助学生认识学术的性质和特点,特别要重点把握好三个方面。其一是学术的客观性,学术是从客观的立场和角度出发,研究客观世界、客观现象,追求客观真理;学术研究最反对、最忌讳主观臆断、妄下结论,排斥主观倾向和情感的介入。其二是学术的科学性,学术研究是一种科学研究,需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科学的探索,最终得出科学的结论。而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实证,一切科学结论都是可以证明的,一切科学结论都应该得到证明,科学研究就是一个求证的过程。只有充分理解和认识学术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学生才能真正把握学术研究与毕业论文的精髓和要义,明确毕业论文写作的根本目的和要求,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其三是创新性,学术研究是创造性的劳动,是人类不断探索未知世界、不断获取新认识、新知识的过程,因此创新性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直接决定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具体地说,学术创新就是要能够发现新的现象、提出新的问题、运用新的方法、建立新的观点、得出新的结论,创造新的理论。当然,在本科学生毕业论文的学术创新方面,我们不宜提出过高的要求,甚至也不一定非要有创新,但至少应该让学生明白这个道理,树立起自觉的创新意识。
二、了解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过程和方法
学术研究是一项复杂的高级智能活动,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要帮助和引导学生了解掌握这些规律,把学生“带上道”“领进门”,避免走弯路、走错路。
首先,学术研究必须有一定的积累和准备,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和过程。应该说,做毕业论文之前的所有专业学习活动,实际上都是学术研究的积累和准备过程,但是仅有这些一般性的积累和准备是远远不够的,在确定了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之后,还必须针对具体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和思考。学校为学生安排的毕业论文写作时间,通常为半年左右,尽管这期间学生还有其他任务和事情,但是如果能够抓紧时间、全力以赴的话,还是可以比较从容地完成毕业论文工作的。但是有些学生对此没有充分的认识,不懂得学术研究的特点和规律,把写毕业论文当作写作文、搞创作,以为有个三天五天、十天半月就可以突击出来,总是拖到最后才开始动手工作,其论文质量可想而知。
其次,学术研究必须首先有所继承。所谓继承,就是要学习掌握、借鉴运用前人的学术研究成果,把前人的思想认识作为形成自己观点见解的基础;就是先做“研究的研究”,在“接着说”之前首先了解前人都说过什么、怎么说的。因此,没有继承,就无法开始真正的学术研究;没有继承,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并且,对于本科毕业论文而言,继承实际上远比创新更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学生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错误现象和做法:一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知之甚少,乃至一无所知,完全从自己的感觉和理解出发,凭空杜撰、闭门造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完全照搬照抄、剪切拼贴,把抄袭剽窃当作借鉴继承,投机取巧、敷衍了事。
第三,学术研究一定要充分体现专业和专攻。毕业论文在选题方向和内容上有严格的限定,要求学生必须在本专业学科领域范围内,选择相关的问题加以研究探讨,不能选择本专业以外的问题,这就是学术研究的专业性。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但在实际操作和处理过程中,有时候也会表现的比较复杂,特别是在专业领域的边缘和交叉地带,经常会出现一些游离和偏差。而所谓专攻,就是要求在本专业范围内,选择一个具体的研究方向,确定一个具体的问题,展开具体深入的研究探讨,而不应涉及过多过宽,选题不能过大,不能太空泛。一般来说,本科学生学术研究的选题,应该是越具体越小越好,从普遍情况和经验来看,小题目并不一定好做,题目越小,越需要深入剖析挖掘,难度往往更大,当然,理论价值也会更高。
第四,要掌握一定的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学术理论研究的方法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即一般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研究方法。
哲学是人对世界整体的、本质的把握,对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作用,而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学术研究尤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可以说,没有哲学就没有真正的科学理论,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哲学的学习和思考,重视哲学方法的指引。
一般科学方法适用于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在研究和思考过程中经常运用的各种思维方法(如发散思维、逆向思维、想象思维)、逻辑方法(如归纳方法、演绎方法)等都属于一般科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也包括一些常见常用的思想理论方法,如系统论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等。
专门研究方法是隶属于不同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它因学科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就中文学科而言,常见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考证方法、诠释方法和分析方法等。此外还有针对各个不同专业的更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古文献研究中的版本对照法,语言学研究中的替换法、分布分析法、变换分析法等。
三、明确毕业论文写作的基本程序和规范
学术研究和毕业论文写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的工作,在具体工作程序、写作内容和体制形式等各个方面,都有比较严格的、统一的规范和要求。在进入毕业论文工作之前,必须让学生明确并牢记这些程序和规范,做到心中有数、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有条不紊。
就程序方面来说,毕业论文写作一般都要经过这么几个步骤,那就是选题、开题、搜集资料、课题研究、论文撰写、修改定稿、排版打印。其中选题就是确定研究课题,课题是学术研究的具体内容和对象,是通过研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确定了课题,才能够展开具体研究,有了研究成果,才能撰写论文。因此,选题是毕业论文写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直接决定论文的价值和论文写作的成败。搜集资料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毕业论文写作一般需要三方面的资料:一是原始资料,就是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资料,如作品研究中的具体文本,语言研究中的各种语料等。二是研究资料,也叫参考资料,是有关前人研究成果的资料,又分为一般性研究资料和专门性研究资料。三是相关资料,即与课题相关的理论思想、理论方法等。课题研究则是毕业论文写作最实质性的工作,要帮助学生明确课题研究的具体思路和方法,让学生知道从哪里入手,朝哪方面努力。
就规范方面而言,毕业论文有很多具体而严格的要求,必须让学生全面了解,充分掌握,认真遵照执行。如关于引文注释的完整信息的要求、毕业论文结构和篇幅的要求、毕业论文打印格式的要求等。
四、充分理解学术精神,自觉端正学术态度
从事学术活动、学术事业还需要具备一种特殊的精神,这就是学术的精神。学术精神似乎有些抽象甚至空洞,但它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毕业论文工作的意义却是非常深刻而深远的,是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学术精神的核心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热爱真理的精神。热爱真理意味着要把真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不因其它任何原因而背叛真理、放弃真理。其二是独立思考的精神。独立思考就是不受任何干扰,不为任何力量所左右,以真正的理性去进行自由的思考。独立思考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因袭他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抄袭和剽窃。其三是怀疑一切的精神。真理是相对的、是发展的、是永远不会终结的,因此,在学术探索的视野里没有什么是完全确定的,是绝对正确的。一切都可以怀疑,一切都值得怀疑。正如王诺在《读哈佛》一文中所说:“怀疑精神是独立思想得以形成的一个主要的内在动力。”“怀疑精神的培养,不仅是学生个人思想和学识增进的必需,也是国家和民族能够不断反思过去、质疑现在、求新变法、充满活力的必需。”[3]对于大学生而言,首先要对权威和定论进行大胆的怀疑,其次要对常识保持怀疑,再次就是要对老师不断地怀疑。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怀疑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怀疑老师的学习不是真正的大学学习。
从事学术活动、学术事业还需要有正确的态度,比如认真求实的态度,脚踏实地的态度,谦虚谨慎的态度,自甘寂寞的态度等。这些内容和一般的学习态度没有很大的区别,不再赘述。
总之,强化提升学生的学术素养,培养良好的学术品格和习惯,不仅对于学生毕业论文写作具有直接的、现实的促进作用,也可以为学生未来的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学生各方面的长远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和意义。
参考文献
[1]高平叔.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第5页.
第14篇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博士生；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4）11-0066-02
随着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俄语专业也再次成为我国高校的热门专业。目前，国内有近100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然而拥有俄语语言文学博士招生与培养资格的院校依然屈指可数。其中，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是国家级重点学科，拥有较为完善的本、硕、博培养体系。本文以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俄罗斯文学方向博士课程设置为例探究俄罗斯文学博士培养模式。
一、立体复合的课程体系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分段式的教育体制，也即分为高等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又分为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博士是最高学历，其教学目标是培养适应普通高等院校和其他各类科研机构、研究所的教学与研究岗位的专业化高层次人才。也就是说，博士学习阶段旨在夯实和提高博士生的专业理论基础、系统专深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目标的实现首先与课程设置有着紧密联系。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文学方向博士生课程设置体现出全面、立体的特点。
俄罗斯文学方向博士课程主要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必修课包括俄国文艺理论原著选读、俄罗斯文学原著文本选读、白银时代作家专题研究、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专题研究、俄罗斯文化专题研究、20世纪西方文论等课程。选修课包括俄国宗教哲学、洛谢夫美学理论等。
从授课语种角度看，课程设置体现了俄文授课与中文授课并重的思路。众所周知，结束本科阶段学习，进入硕士和博士阶段学习时，学生的口语能力往往呈下降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习目标的改变，即从注重实践能力锻炼转向侧重于理论基础的积淀，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与各个学习阶段的课程设置不无关系。本科阶段的专业主干课是俄语精读，其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掌握和运用能力；硕、博阶段理论课和专题课占据主要地位，这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口语的训练，从而可能导致口语出现一定程度的退化。开设俄国文艺理论原著选读和俄罗斯文学原著文本选读这两门课有助于扭转学生口语能力下降的趋势，给学生提供掌握理论知识与锻炼口语同步进行的机会。理论原著与原文文本的阅读与研究是俄罗斯文学方向博士生区别于其他类似专业博士生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原著研习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由于翻译过程中的误译而导致的错误理解，有助于学生准确地把握理论的精髓。
从课程内容角度看，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为主，相关内容适当拓展，文学理论与文本分析并举，以及以俄为主，兼顾西方的特点。
“文学属于那类所谓简单的，或者称之为单一成分的艺术……但与此同时，文学又与那些将若干种不同的形象载体集于一身的综合（多成分的）艺术紧密关联”[1]。文学名著不仅彰显了作家对永恒命题的深沉哲思，还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人文风貌，因而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才被公认为“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2]。换言之，文学研究不仅仅需要文学理论基础，还需要哲学、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文学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度阐释必然涉及大量的文史哲知识。俄罗斯文化专题研究、俄国宗教哲学、洛谢夫美学理论等课程作为专业拓展课和选修课显然十分必要和适宜。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强化学生对于俄罗斯社会文化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宗教哲学和美学素养。显然，宗教哲学与美学知识又会促使文学研究进入更深的层次。
文学理论是文学研究的指导，也是文学阐释合法性的前提与依据，文本分析则是研究的实践。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关系。20世纪西方文论、俄国文艺理论原著选读、俄罗斯文学原著文本选读等课程不仅体现了文学理论与文本分析不可偏废的原则，而且兼顾了西方文学理论与俄罗斯文学理论。不可否认，新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许多文艺理论缘起于西方，其后才进入俄罗斯文学界，进而风靡全球。因此，将西方文论纳入博士生课程之中显然有助于拓展学生的理论视野，真正做到厘清文学理论的起源与流变。
从课程形式角度看，专题课与非专题课有机结合。如果说非专题课侧重于对某一领域的知识做出高屋建瓴的引导，使学生对该领域拥有总体把握，那么专题课则就单个专题进行纵向深挖、开掘。博士阶段的学习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鉴于此，对文学思潮与代表作家的泛泛了解显然不符合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专题课有助于师生就某一专题展开较为深入的解析。同时，在各个专题准备阶段，学生必然要大量涉猎与该专题相关的文献。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横向对比阅读能力可以得到充分锻炼，这些环节与论文写作过程高度重合，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为课业论文和学位论文写作奠定了基础。
二、互动演练的教学模式
俄罗斯文学博士教学目标是培养能胜任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教学与研究的高层次俄语专门人才。换言之，博士的就业渠道大多为普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这就要求学生具备教学和科研两大基本能力。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文学博士授课采取教学互动的模式。学生根据老师预设的教学内容进行课前准备，形成较为完善的课堂发言稿，然而在课堂上发言，最后老师点评并总结。这种授课模式的突出优势如下。
1.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前准备环节要求学生广泛涉猎相关领域的知识，经过独立思考，写作发言稿。所有这些步骤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都需要认认真真地准备。当结束该专题时，学生往往能收获颇丰，获得一种满足感与成就感，这种情感会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于科研工作的兴趣。
2.科研能力显著提高。课前准备的发言稿究其本质而言是一个论文提纲。也就是说，准备发言稿就是加强科研意识和科研思维训练的过程，是在实践中探寻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过程。同时，发言稿作为论文提纲可以进一步充实、完善，形成独立的小论文。目前，国内各高校的文科博士研究生必须以独立作者身份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2-3篇学术论文才能取得论文答辩资格。准备课堂发言稿不仅为写作博士学位论文奠定基础，而且可以将小论文作为课业论文以获得该课程的学分，甚至可以将其反复修改、完善，最终成为能够发表的学术论文。
3.获得教学技能提升。课堂发言是博士课的重要环节。它要求学生以最平素、简洁的语言阐释自己的观点；同时，发言者作为临时教师势必要根据听众的反应对自己的发言内容和进度进行及时的调整，以求张弛有度、详简得当，且控制好时间。简而言之，课堂发言不仅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而且强化了学生对于课堂的掌控能力，提高发言者的教师技能和素养。
4.加强师生沟通，不断改善课堂氛围。老师点评是课堂的重要环节。老师将会就发言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并与学生展开面对面的交流，而在这种学术争鸣和观点的对撞往往会擦出新的灵感火花，迸发出意想不到的创意。同时，较为自由的课堂氛围突破了传统课堂的沉闷，有助于师生之间进行随心所欲的交流和沟通。
三、改进俄罗斯文学课程设置的建议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是我国俄语教学的“大本营”和俄语教学改革的“桥头堡”。毋庸置疑的是，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文学博士生培养体系已经相当完善，课程设置呈现立体复合的特点，教学模式则注重互动，兼顾学生的科研能力与教学技能的培养。然而，与其他拥有俄语语言文学博士招生资格的外语类高校及综合性大学一样，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文学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存在一些瑕疵和被忽略的“死角”。
（一）强化独立的文学批评立场
俄罗斯文学拥有无与伦比的独特魅力，与此对应的俄罗斯学界对文学评论具有强大的传统。中国学界对于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具有较好的基础，却依然较为薄弱。同时，“无论是专家论著还是一般的评论”，都容易陷入“俄罗斯学者的价值观、理论和语调”的节奏。换言之，独立的文学批评立场的强化与凸显显得必要且紧迫。这种独立的文学批评立场根植于传统的中华文化，也就是说，加强文化国粹的吸收与运用是形成独立文学批评立场的必由之路。鉴于此，俄罗斯文学博士课程中加入有关中国文化的选修课似乎不失为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相比较而言，各高校的文学院更为注重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且往往开设相关的课程。因而允许包括俄罗斯文学博士生在内的外国文学博士生选修文学院的相应课程必然有助于加强学生的国学素养，进而有助于培养立足于本民族的独立文学批评立场。
（二）拓宽文化视野与文学背景
俄罗斯是西方文明还是欧亚文明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且至今尚无定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着难以隔断的联系。俄罗斯从来就不是文化孤岛，而更像是文化沟通的桥梁和各种文化的汇集之所。换言之，研究俄罗斯文学而绕开西方的文学和文化背景是不明智，也是不可取的。俄罗斯的东正教来源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而宗教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极其密切。同时，俄罗斯文学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的哲学思潮大多由西方传入，借助于文学作品阐释哲学思想又是俄罗斯文学的显著标签，乃至于很多著名的俄罗斯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哲学家和思想家。换言之，将俄罗斯文学置于欧洲文学和文化视域下研究是必然选择。加强欧洲文化与文学知识的储备对于俄罗斯文学研究者而言十分重要。因此，增设和强化欧洲文化与文学相关的课程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建议。
参考文献：
[1][俄]瓦・叶・哈利泽夫；周启超等译.文学学导论[M].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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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达米特于1925年6月出生于伦敦，从大学开始就在牛津大学修习哲学与逻辑学，随后留校任教，直到1979年，他的整个学术生涯都与牛津连在了一起，这是考察达米特学术思想的起点与基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达米特开始发表学术论文与著作，终其一生有在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学以及弗雷格研究方面都有大量论文和专著，其中最重要的是《分析哲学的起源》、《直觉主义的成分》、《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数学的逻辑基础》、《语言的海洋》、《弗雷格哲学的解释》、《弗雷格和其他哲学家》、《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弗雷格：数学哲学》等等。
达米特在早期是从逻辑学入手的，而后转入到语言哲学，在此基础上进入对弗雷格的研究，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达米特的学术生命最终紧紧与弗雷格联系在一起，这一方面当然渊源自其本人所受的学术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切入点是十分相似的，这在第二部分会有专门的探讨。达米特介入意义论之争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他连续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专门探讨关于意义论的概念，研究范畴，研究对象，方法论等问题，这基本上奠定了他在意义论领域内的大致研究框架，并且树立了以弗雷格思想为核心的学术思路。这里有必要大致梳理一下上个世纪的意义论之争。
现当代哲学诸多问题中，“意义”一直是一个难以界定与令人困惑的概念，长久以来，哲学家们围绕着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各有见解，但迄今为止，连“意义”是什么都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当然，这些涉及到根本性的概念本身就难以有确切的定义，这也是争论的意义与价值所在。意义理论牵涉到的命题十分广泛，包括知识、理解、本体论、形而上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逻辑的形态、逻辑定律的选择、真理……等等。
在上世纪后半段，意义理论曾经是哲学界各种讨论汇焦的一个核心领域，是分析哲学、语言学、逻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相交叉的一个研究领域，这就导致了这一理论（到后期它足够成为了一个学科）的众说纷纭和定义混乱。
二十世纪的哲学界大概最早进行意义理论研究的要算刘易斯了，他把意义归结于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旨在为某个符号系统中的语词和句子指派语义内容”，简而言之就是“表达式的意义是什么”，另一方面“旨在解释某人或某群体是如何赋予语言中的符号以其应有的意义”，即“如何根据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的心智状态和语言环境来解释被使用的语言符号的意义”。
此后更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维特根斯坦，他的意义理论构建于语言、思想和世界的逻辑同构关系中，这是《逻辑哲学论》所表达的关于意义的主要观点。当然，这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到了后期，他的意义论则转向语言共同体的建构上，这在他的《哲学研究》中有清晰的表述。
意义论在20世纪还有其他的争论焦点，最为显著的例如发端于美国的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其代表人物是龙菲尔德，他强调客观环境对于语言及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达米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
当然，以上的梳理并不全面，不过也大致可以看到达米特在意义论上所处的时代背景。意义理论是哲学领域里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由此，达米特的意义研究尤其显得重要，因为他不光确立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方向，更是明确了它的中心任务。
二、弗雷格的学术理路
达米特的意义理论明显是受弗雷格的影响，或者说他是有意将弗雷格的理论进行进一步阐发，在或者说，他很有可能是受弗雷格的影响而踏足意义论领域的。弗雷格在学术生命上比达米特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在哲学谱系上与维特根斯坦同时。他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公认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与达米特的类似之处是，他也是从逻辑学入手来奠定自己的哲学基础的，并在后期进入了语言学，这是两人的契合之处也是达米特最终能够传承弗雷格衣钵的主要原因，从而形成从逻辑学与语言分析之路发展当代哲学的特色分析方法与思想体系。
弗雷格在哲学和逻辑学领域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理论，这其中有许多是达米特思想，他的意义论的渊薮，至少不乏启发意义。弗雷格首先区分了逻辑和心理，客观和主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真理、概念、关系等等。其次，弗雷格探讨了语词与语境的关系。另外，弗雷格还特别情调概念和对象的区分，以及含义与指称的区分。这些主要的命题和观点，在达米特的意义理论中多有解释和阐发。
弗雷格关于意义论的探讨较为集中的是指称论，而指称论的核心则是“真”和“真值”的讨论，他的逻辑起点是句子，认为句子是意义最为基础的单位，而句子的指称就是真值。在此基础上，弗雷格将思想分为“真”和“假”，而在思维和思想中间有一个跳跃。如果非要进行一个概括的话，弗雷格的意义论或者指称论可以说是从语言到世界的一种模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弗雷格那里不难看出维特根斯坦的影子，在意义论上来说就是弗雷格对后者在意义和理解上的论述做了相当的阐释与发挥，并用以作为自身的描述对象。当然，弗雷格的理论发表后也受到过全面的批判，代表人物是蒯因，他的思想基础是认为弗雷格混淆了指称论与意义论。不可置疑的是，弗雷格被公认为现代逻辑与分析哲学以及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他的理论对于逻辑学的发展，对于当代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有极大的助力。
三、达米特及他的“后弗雷格”时代
达米特对于弗雷格的研究大概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在1973年他发表了相关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弗雷格的语言哲学》，从语言学的视角进入意义理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对弗雷格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分别在1981年（《弗雷格哲学的解释》）、1991年（《弗雷格和其他哲学家》）、1991年（《弗雷格的数学哲学》）相继发表了弗雷格研究的系列专著，从此达米特与弗雷格的名字便紧紧联系起来，并使他成为了20世纪反实在论和数学哲学中直觉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当然，这期间他也没有中断对逻辑学与分析哲学的研究，在1988年发表了《分析哲学的起源》，1991年发表了《数学的逻辑基础》，不过从这些研究明显已经烙上了意义理论与弗雷格的影子，成为了达米特哲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甚至在学界将达米特的哲学理念称为“后弗雷格哲学”。
达米特对于意义理论的表述最早见于他对弗雷格思想的研究和辩驳中，以他在70年表的两篇论文《什么是意义论》中有最为集中的阐释，其中有很多独特的见解和创新的思想，最为典型的表达是他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这是他意义理论的基础。当然，在他构建于完善理论的过程中向来不隐晦对于弗雷格的认同。
达米特把意义理论作为其哲学的基础，作为现代哲学的基础，或者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这就决定了这一思想体系要涉及到许多难有定论的命题，这是其构建意义论的关键，也是日后批判的指向与讨论的焦点。首先是其意义论所采取的形式，他明显受到了系统论与分子论的影响，并把它们作为逻辑推理与理论构建的工具。另外，在达氏意义论体系中的一个难点是所谓的“隐含知识”，这必然要涉及到显形性的争论。最后，在传统哲学中关于实在论的争论在意义论的讨论中又重新复苏了。达米特反实在论意义理论在提出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也在这些争议中不断修正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些争论的焦点也大多集中于此。
我们来看达米特构建意义理论的方式，概括俩说，他首先探讨了意义、知识、理解这组概念之间的关系，阐发了隐含知识及其显示性等问题。这是弗雷格真理、概念的另一种变体，在逻辑上则更为完善了。达米特接通过语言与实践、涵义与语力几组概念的分析来阐发他的反实在主义的意义论，从而对弗雷格语境的概念做了更为清晰与理性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