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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嬗变过程
笔者意图从三个层面爬梳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即三个主要理论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或结构等的研究,由此寻绎出大众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大多数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季广茂所说:“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尤其具有集中性。事实上,概念色彩的不同区分和使用语境中的依据来源,也成为经典与西方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歧解的重要缘由。自1797年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特拉西在1801-1815年写作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一种观念学,并认为它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例行分析,由意识形态解释出来”;“因而,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此种具有科学意味且概念色彩表现为积极的含义一直被使用,直到19世纪末结束。拿破仑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讨论的主流话语:“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出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历史教训的知识’———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的不幸的灾难。”
简言之,通过拿破仑的解释,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19世纪初期开始,意识形态被视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释界延续了该词的贬义色彩,并且迅速普及开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说出的情景就像‘暗箱’中一样上下颠倒,那么这种现象也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正如物像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从二元对立到逐渐统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沿着两种途径推移:一种是从特拉西开始的积极的解释。经过迪尔凯姆到结构主义、经验主义的丰富、发展,意识形态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拿破仑开始,经马克思、恩格斯到曼海姆、哈贝马斯。他们注重讨论认识的真假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所误读。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与嬗变,经历了从积极倡导到消极误读的过程。最后,在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结构上的思考与辨析。“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其贬义主要包括两种: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二)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辨析
首先,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语境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人的异化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了物质生活关系才是其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立论基础,他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有少部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才会产生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机制的分析,抽象出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他只是停留在批判的维度和立场,未能具体指明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运作方式与构架。其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具有消极色彩,但是所谓“虚假意识”并非出自其言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与吊诡处,很多文献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悖论。但是,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这一说法未见明确出处。事实上,最早使用此种说法的是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可见,这种误读的理论逻辑首先在于马克思本人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论述,然后是虚假意识的绝对消极性。最后,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释读因为受时代背景限制,因而必然会存在局限和误差。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消极性,指出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现象,但是马克思未系统地建构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西方的产生拓展了马克思未曾触及的领域———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论是当代人文学术中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
二、剥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主体成为被符号征象遮蔽的存在,主体不再以鲜明的对抗或态度来挣脱客观世界的宰制和压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力量不再以政治压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环绕大众的消费与娱乐文化对大众进行更内在也更为隐蔽的宰制。
(一)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合理关联
全球化之后,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新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日益扩大。如女权主义、科技主义、生态主义等不像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那样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选取一个角度或者一个特殊领域关注社会变化。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尔库塞1963年发表了题为《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的过时性》的演讲,“每一座房子上的天线,每一个海滨上的收音机,每一个酒吧与饭馆里的自动电唱机,如同种种绝望的嚎叫———他不会扔下它们不管,他无法与这些现代怪物分离开来,他不会谴责这些东西的无聊或憎而恨之,也不会抱怨它们搅了自己的美梦。这些嚎叫吞没了其他人,甚至吞没了那些虽遭谴责但依然渴望实现其自我的人。在庞大的被捕获的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陶醉在那些嚎叫声里”。不难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业已陷入“失根”状态。大众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理性”对于大众的一种新型控制手段,易言之,主体在后工业时代俨然已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渗透
“大众文化”一词有两种常见的译法:massculture或者popularculture。这两种译法已经很能表现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雷蒙•威廉斯看来,“Mass的词义复杂难解在20世纪尤其明显:一个过去与现在皆指涉‘稳固的集合体’的词(包含正面与负面的意涵),现在同时也指涉‘一大群的事物与人’。这种意指‘一大群、大量’的用法,大体而言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通用。”如此,mass主要指数量的表现、品味的通俗化。大众文化理应是针对多数社会群体的一种以媒介手段为导向的文化模式。而popular则是通俗的、流行的。它更侧重社会文化发展的及时性、内容的大众化与文化模式的时尚消费性。所以,不应该紧抓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放,而更应在不同的语境中适时地引入这两个概念。“文化的这种媒介化过程是普遍的、不可逆的。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部分地构成了这些社会,并且部分地界定它们为现代的。而且这种进程在我们身边继续发生,并改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大众媒介影响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和社会不再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分离的独立体,而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互生的多样整体。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
广告、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消费主体而言,不仅是外表光鲜、内容轻松的消遣方式,而更成为一种具有主导色彩、潜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新“糖衣炮弹”。在商业电影的消费行为中,类型片成为最具体的意识形态操纵物。诸如爱情片、战争片、社会历史片等,每一段虚拟的光影故事背后都隐匿着某种易变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于是在黑暗的角落窥视主体的分崩离析,观看大众的愉快接受、狂热追捧。电影在“窥视”这一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每一个窥视镜头都可以解读为一个十分显豁的意识形态植入。观影者自以为控制了电影中被展示的角色行为和思想,预设了各种可能展示的具体生活,但是主导和控制观影者观看行为的仍是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黑暗之眼”。希区柯克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后窗》正是以一扇窗作为媒介来展现不同的观影可能。意识形态概念在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亦有深入阐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询唤主体而植入现实,再通过现实本身诱导主体接受被改造的命运。电影并非我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被集体无意识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植入手段。
(三)意识形态借用文化研究的外衣
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植入是教条式、显性的。经过大时代背景的淘洗,意识形态借用文化这一抽象的外延宽泛的对象来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华美的外表、易于接受的形式等手段,使每一个接受者愉悦地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改造对象。至此,大众真正成为“大众”,失去话语权,被迫模糊了存在的状态,只能停留在现实中经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相联系后指出的:“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于是,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媒介开始通过大众文化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植入。技术理性成为虚假意识附着的新外衣,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的重新设计也成为“理所应当”的现实需要。“品味”或“趣味”成为大众消费的竞斗场。大众在这样“狂轰滥炸”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个被改造的对象。语言不再与主体相关,而是呈现出控制化的新面貌。语言锲入现实生活的诸方面,控制每一个可能控制的对象。
三、意识形态超越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反思
随着时代更变,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开始出现。1957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问题;1960年,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指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意义;巨变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试图用文明的冲突代替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话语自身面临更加严酷的现实挑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建基于所谓的“批判理论”,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有赖于其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试析之,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阶级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等都已经决定他们所处的阶层是社会上流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基于研究环境的“大转移”。从保守严谨的德国迁徙到自由多元的美国,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主观成分。这种研究的态度一直都存在于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身上。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惶恐的“法西斯情结”。国家的分崩离析与自身的命运相勾连,法西斯的强大威慑力早已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心理产生严重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性,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在今天,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侵蚀,不管它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可能多么地专注于真理。”
(二)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性
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通过雅与俗之间的转变来实现自身统治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难以察觉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附着于各种艰深的大众文化理论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因其具体的存在环境复杂多样,于是划分、区别成为当务之急。洛文塔尔基于传记的大众文化研究,本雅明基于电影的大众文化论断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两极:雅与俗。在文化层面,雅与俗是一个渊源有自的二元对立式。它存在于鉴赏主体、鉴赏对象,也存在于鉴赏方式中,藏匿于社会现实的诸多面相背后。大众可以是通俗文化的生产消费主体,也可以是高雅文化的欣赏者与品评者。在社会阶级层面,雅与俗的同义语应该是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因为是文盲而始终处于被支配、被统治、被压抑、被改造的劣势群体中,而与她相反的是上层阶级的米高,因为掌握了文化控制权而始终处于主导大众的统治阶级群体中。底层希望以受教育的方式寻找一个上层阶级的“爱人”,但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就已经割裂所谓的爱情,取而代之的是两者之间的互相改造与隐形对抗。在心理层面上,雅俗之间的划分使主体的自我意识被不断削弱。雅与俗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分,并非单纯物质层面的表现,因为雅俗之间的分明界限让执守雅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创造和接受主体产生相异的心理反应。“在电影院中,观众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已融为一体。这里,关键之处在于,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在电影院中那样,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众化反应为前提。”
四、总结
由于大众文化良莠不齐,对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大众文化作为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语文教师必须正视它,并努力使其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
1、尊重多样文化,回归学生生活大众文化以报刊、电影、电视、网络等作为媒介,以不可阻挡之势全面渗透校园,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看好莱坞大片、听流行歌曲、追星、玩网游、哈韩哈日,学生和大众文化一起成长,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可避免地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然而,语文课程对大众文化采取的却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排斥的态度,客观上造成了学生生活世界和语文教学的疏离。“目前的语文课程主要基于社会的要求,较少考虑青少年亚文化的心理需要。”(刘淼《当代语文教育学》)在学生看来,语文课本中的选文要么是年代久远的“经典篇目”,要么是与当代生活脱节的“重点篇目”。语文课本只和考试升学有关,对学生失去了吸引力。语文源于生活,关注学生生活、回归学生生活世界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之一,也是语文课程面临的迫切任务。新课标规定:“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文化多样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语文课程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例如:教科书、报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各种标牌广告等等。”新课标中所说的当代文化、多样文化、优秀文化,既包括主流精英文化,也包括大众文化。要促进学生的语文学习,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必须大胆引进大众文化,吸收优秀大众文化的有益营养,使大众文化不仅成为语文课程的文化背景,更成为语文课程不竭的文化资源。
2、拓展语文教学内容,丰富学生想象力、创造力语文教材容量有限,大众文化能极大丰富语文教学的内容,使主流精英文化与现实生活世界实现对接,开拓学生的视野。如前些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专题讲座后,社会上掀起新一波“红学热”,以此为契机,语文教师可以开展系列读书评书活动,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热情,引导学生走进经典,体味名著的永恒魅力。大众文化能极大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爱伦•坡、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人的侦探小说,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情节的发展扣人心弦,充满了异想天开的想象,虽然主人公都是虚构的,但栩栩如生。动画片,无论是《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还是《宝莲灯》《大闹天宫》,都以奇幻的想象吸引学生。近年来流行的盗墓小说、穿越小说,虽格调不高,但均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3、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大众文化诉诸视听,声像同步、图文并茂。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利用大众文化新颖的内容和活泼的形式,通过学生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易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学习活动的参与度,真正做到语文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有利于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如大部分同学对“四大名著”的了解是通过观看电视剧,而不是阅读原著。教师可合理开发利用网络论坛、博客等平台,提供学生讨论、探究的机会,激发学生表达情感、思想,这样能更有效地倒逼他们去阅读原著。网络化背景下,社会交往开放化、审美趣味多元化、成长道路个性化。大众文化作为流行现象,以某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渗透于社会,具有消解神圣、解放思想、提倡个性的作用,为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世界开拓了思路,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解放。现在的学生个性意识强,敢说敢做,有怀疑批判精神、充满自信。他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广泛,国内外新近发生的大事、科技财经新闻、娱乐动态等,常先于老师知道、先于老师思考,对社会,他们不乏一定的洞察力和真知灼见。
二、语文教育与大众文化对接
大众文化,既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望而却步,也不能不加选择欣欣然全盘接受。语文教师应认真筛选、过滤,选择优秀的大众文化、正确引导学生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实现语文教育与大众文化的对接。
1、教师与大众文化对接调查显示,在高中以上学生中手机渐趋普及,电脑也越来越多,学生可以随时上网获得越来越多的资讯。他们喜欢时尚明星,脱口而出的是网络新词,看的是网络小说;他们好奇心强,接受能力强,对新事物极其敏感。然而,由于语文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没时间学习充电,常常想和学生交流却跟不上节拍,师生间心理距离无形中被拉大。教师作为教学过程的主导者,必须转变观念,主动接触大众文化,拓宽自身文化知识面。教师应反过来向学生学习,课余能和学生一起聊聊流行音乐、谈谈网络文化,能增进师生间的感情。教师接地气,在学生面前展现博识的一面,有利于语文教学的开展。语文教师要具有大众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的能力。大众文化中,有许多雅俗共赏、内涵深刻的优秀文本值得开发。开发大众文化时,要注意与主流精英文化相结合,应及时引进大众文化的新鲜血液与语文教育融合。当然,大众文化中有精品,也有糟粕,语文课程引入大众文化,教师一定要认真筛选、正确引导,否则,只会给语文教学带来负面影响。
2、文本与大众文化对接长久以来,入选语文教材的文章都是文质兼美的经典文本,很大程度上与媚俗的大众文化格格不入。以经典文本作为教材的主体无可厚非,但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有必要以开放的姿态合理引进优秀的大众文化。在新课标背景下,一些语文教材已经开始尝试。如金庸的《天龙八步》、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弯弯的月亮》《长江之歌》等歌曲入选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二”诗歌单元;周杰伦的歌曲《蜗牛》入选上海中学生歌曲和中学生德育教材;航天员杨利伟香港行被编入香港中小学教材……这些大众文化中的精华在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名人效应下,更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他们的学习动力。一些经典由于年代久远,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学生在阅读时会产生隔膜,在传承其文化精髓的同时,教师应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引入当代大众文化对它们的通俗化解读,让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对接、融合、实现优势互补。如阅读《三国演义》选文时,可引入易中天的《品三国》、袁腾飞的《汉末三国》;阅读《论语》选篇时,可引入于丹的《论语心得》;阅读《水浒传》选段时,可引入周思源等人在“百家讲坛”的读解。有些流行歌曲是根据古典诗词意境改编的,教师可创设情境,挖掘其文化内涵,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古典诗词。如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引了唐代张继《枫桥夜泊》“江枫渔火”的意象;徐小凤的《别亦难》改编自唐代李商隐的《无题》。通过歌词与诗词意境的比较,可更好地引领学生理解古典诗词的文化内涵。
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美学史有两种不同的答案。一是艺术低于生活,代表人物如柏拉图、车尔尼雪夫斯基。二是艺术高于生活,代表人物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王尔德。其中王尔德认为艺术除了表现它自己以外,不表现任何别的东西,生活对艺术的模仿远远多于艺术对生活的模仿。从中可以看出现代主义艺术家、理论家这种“生活模仿艺术”“艺术与生活无关”“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自律倾向。同时可以看到,生活在他们眼中的地位远远低于艺术。不只在西方,在中国文学中,日常生活也往往成为某种桎梏和消磨理想壮志的象征而被批评和扬弃。总体上说,在中西方美学史上,艺术与生活永远存在差别并严格对立。而当今社会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消解了这一由来已久的,似乎坚不可摧的二元对立结构,走向了艺术与生活的“一体化”。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生活不是鄙俗的,因为生活原本就是艺术、诗意、理想、信仰赖以栖息的家园。在大众文化中我们看不到以艺术或生活为“中心”的情况,生活和艺术之间是相互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现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艺术真正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来。
二、走向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一体化
(一)古典美学所体现的功利价值集古典美学之大成的康德认为:“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惟一无利害关系的自由和愉快。”这段话中提及的“无利害关系”也即“非功利性”影响了康德之后绝大多数的哲学家、美学家,并且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然而,在古典美学盛行的前大众文化时期,“功利性”仅被狭义地用来对待物质功利价值或曰商业功利价值,而如果将“功利性”的范围推广开来并蔓延到非商业价值的人文价值领域中来,我们会发现,古典美学所提倡的非功利性审美却是对人的精神生活有很强的功利性价值,非功利性与功利性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在被局限的“功利”概念拓展后融为一体。这种审美的功利性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对人的精神的拯救及基于此而更为深刻地对社会的拯救。在审美活动中,主体按照人的“内在尺度”观照审美对象。“审美感觉只是在客体对象上寻找使人的精神产生愉悦的特征——即我们所说的‘美’”[2]美通常可分为和谐美、崇高美、悲剧美等。当我们面对鲜艳的花朵、倾听着天籁般悦耳的音乐,我们会感觉到无比和谐宁静,这种美让我们的心灵净化,超凡脱俗;而雄壮巍峨的高山,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又让我们体会到一种崇高之美而顿悟人生意义何在的感叹;悲剧之美所产生的艺术表现力更为强烈,悲剧虽然往往与价值的毁灭和人的死亡联系在一起,然而悲剧体现出人类为了征服世界而拥有的顽强执着的伟大精神,这更能让人们清楚这一生该如何度过。的确,“从人的审美感觉活动的效果来看,同样是自己本质力量的表现,审美活动的特点是观照审美对象,通过观照审美对象来观照社会生活、观照自己,并通过这种观照使自己的精神产生审美的愉悦”[3]从而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升华,而不至于陷入精神的真空。这种对人类精神的拯救是古典美学功利价值的最直接体现。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审美活动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审美活动的发展。人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审美对于人的功利性价值将由于人的能动性最终演变为审美的社会功利性价值,这种功利性的最深层表现是审美的社会拯救。“美的价值在于:它要求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朝着适宜、和谐、完善的目标前进,它本身就有利于社会生活的适宜、和谐与完善的要求。”[4]从这一角度来说,它是基于个人的精神功利性上的更深层次的体现,“审美活动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享受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受美的教育和美的熏陶的活动,这是一个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它表现了人类积极向上、追求理想生活的一面,因为人总是希望生活在宁静、和谐、美满、幸福的社会里,美的价值就定位在这里,美也定位在这里。”[5]人们从审美中享受到的精神愉悦到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是审美的功利性逐渐深入的表现。
1树立休闲体育市场化发展观念
意识反作用实践,处于大众文化背景下,休闲体育的发展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树立正确的休闲体育发展观念。那么,对于现阶段休闲体育来讲,应该树立怎样的发展观念呢?结合以往的体育发展策略来看,传统的休闲体育发展还局限于实现经济与体育的融合,发挥体育的经济效能,很显然这样的理念忽视了体育的主导性,难以在促进休闲体育健康发展方面发挥效能。处于社会转型期间,大众文化渗透到各个社会角落,此时就需要转变以往的体育发展策略:不仅仅包括消费需求的满足,还应该高度重视体育的休闲性的特点,以营造健全的休闲体育市场体系为最终目的,使得休闲体育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为主体,而不是依靠政府部门的投入去实现寄生式的发展。虽然在调整和转变市场化休闲体育发展观念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存在的阻碍因素也比较多样化,但是,相信随着人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社会转型与休闲体育发展关系之后,一定可以为积极参与到休闲体育市场化发展实践中去。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首先,鼓励企业参与到休闲体育赛事举办中去,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在社会范围内对于休闲体育进行宣传和教育,以便营造良好的休闲体育市场化发展氛围;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开展宣传和教育活动,使得休闲体育的知名度不断提升,由此引导休闲体育朝着市场化理念的方向发展。
2健全休闲体育民间化的发展机制
从观念上应该认识到,休闲体育的发展不能单单依靠政府部门的号召和支撑,更多的是应该积极利用民间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健全休闲体育民间化的发展机制。这是因为,休闲体育本来就源于大众,有着比较浓厚的群众基础,以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民间大众文化资源,使休闲体育朝着民间化的方向发展和进步。具体来讲,在此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积极探索职业体育的发展道路,从观念上进行更新,从支持力度上进行强化,以便促进体育自身体制的不断转换,从而使得体育在大众文化时代的关系得以协调;其次,在民间资源融入到休闲体育市场的过程中,应该强化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使得这样的民间化发展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进行,避免因为过度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休闲体育的健康发展的行为,否则将难以发挥民间资源在促进休闲体育发展方面的作用;再次,不断学习西方国家休闲体育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其在实现休闲体育民间化方面,应该积极去总结和归纳,由此实现休闲体育事业理论体系的健全;最后,处理好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化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避免因为过度的行政干预造成民间化发展受阻,也应该避免因为忽视调控而造成民间化发展的混乱状态。
3不断完善休闲体育的自我功能
由于大众文化的多样化特点,也难免会在其中存在很多良莠不齐的文化属性,比如:文化媚俗化、文化滥情等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休闲体育,就应该不断调整自我功能,实现自我完善,以发挥其在促进大众文化发展方面的效能。具体来讲:首先,发挥休闲体育在强身健体方面的功能,强化教育和宣传,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到休闲体育锻炼中去,以满足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其次,发挥休闲体育在丰富生活方面的功能,深入挖掘休闲体育方面的文化因素,以便展现出休闲体育在文化方面的效能;再次,发挥休闲体育在愉悦身心方面的功能,积极通过参与休闲体育娱乐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宣泄自己的情绪;最后,发挥休闲体育在自我教育方面的效能,以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方式,找到内心不平衡的原因,并且在此过程慢慢去实现自我升级和自我提升。当然,休闲体育的功能多样化发展,在不同时间会有着不同的体现,是难以形成固定模式的。随着休闲体育事业的发展,其功能会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需要在功能发展的时候,应该做到与时俱进。
4结语
主张从多种视角来研究电视文化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落后于迅猛发展的实践。我国电视文化的历史始于20世纪中期,虽然晚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经济和科技两个高速运转的车轮的驱动下,不仅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技术上,而且在传播理念与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对电视文化的理论阐释却尚处于“盲人摸象”式的探索中,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理论的滞后、理解的偏差又反过来使实践的发展走向误区。
第二,电视文化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化形态,既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又有商品的物质性、消费性,既有强制性、操纵性,又有迎合性、对抗性,既有同质性,又有多元性,既有类型性,又有创造性;既有娱乐,又有教化功能。电视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形态,涉及到的领域已远远不是传统的文化艺术所能涵盖的。
第三,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以及文化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语境下,它的商品属性使其由以往的艺术文化转变成一种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新现象、新特征由此频频凸显。对这些新现象、新特征,尤其是其大众文化特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都使我们产生一种“莫相知”的恐慌,而没能从理论高度予以阐释。
第四,以往的从艺术单一视角对它所进行的理论研究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很多问题,例如大量不具有审美意义粗制滥造的文本却有很高的收视率、文本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的是声像光电的技术手段而非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等等,仅从艺术的角度难以解释。
在这种复杂的状态下,既要正视电视文化迅猛发展的事实,承认电视文化所蕴涵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特性,以历史的理性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赋予文化转型的可能;又要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的把握、理性的认识,恰当的评价,审理各种理解的偏差,以期更有效地规范和引导这种新型的文化形态。
二、电视文化研究的几种视角
多重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对电视文化的多重认识,有助于在矫正操作的失误和寻找正确的发展方向时获得理论上的高度与支持。
社会文化视角:以往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忽略了这一文化活动的社会过程全身。随着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演变,电视文化已走出象牙塔,融入广大民众真实生动的生活中,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品格。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社会公共事业,社会学视角、人类文化学视角的关注,也许能使我们穿越数量众多庞杂、质量良莠不齐的电视文本,抵达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剖析。在这其中,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尤为重要,因为一切文化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代码”。从到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说、文化研究学派、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无不是这些理论的重心。
大众文化视角:电视文化所表现出的商业性、消费性、大众娱乐性、通俗性(甚至媚俗性)、技术性、可复制性、程式化、无深度感正是大众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体现出与电视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致性、同质性。因此,在对电视文化的研究中,借鉴西方某些学术思潮对大众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虽不能祈望彻底解决中国电视文化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无益的。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使我们认识到电子传播作为生产力给对电视文化生产带来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技术进步对人造成的新的控制,认识到其意识形态的操纵性、欺骗性的一面;后现代主义理论让我们对电视文化的世俗性、扁平性、游戏性、狂欢化获得了一种哲学上的认识高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则令我们对电视文化、大众文化中的全球化倾向、文化同质化倾向保持高度警惕;新历史主义提醒我们,以“戏说”为代表的电视文化可能导致的危险;文化研究学派以它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和跨学科的学术胆识,启示我们以宏观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微观的文本研究相结合,在微观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宏观的文化研究……这些理论奠定了以大众文化的视角来审理电视文化的理论基础。传播文化视角:电视文化与印刷媒体、广播媒体等其它大众文化形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以科技含量极高的影像的传播与接受方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视听文化,并对其它形态的大众文化形成强大冲击,获得了存在的独特性和优势性——影像传播文化的特性。所以说,传播学理论从电视传播的全过程来考察电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为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开辟一条更切实有效的新路。正如高鑫先生所说:“研究电视理论,首先要研究‘电视传播学’,因为电视本身就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和载体而存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电视节目,统统鲜明地烙印着信息的‘印记’。因此,抓住‘传播’也就抓住了电视理论研究的根本。”无可质疑,随着从播放型到数字化、新媒介的传播模式的全新构型,电视文化将会发生更为深刻的革命,因为传播模式的改变必将影响所传播的文化本身。
艺术文化视角: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僭越导致了电视文化的市场化、反艺术化,但并不能因此忽视电视文化的艺术特性。作为影像视听文化的电视文化,在深层次上更需要形象性、艺术性、审美性。并且,电视文化是一门综合的文化形态,需要借助各种艺术的长处来完善自身。例如电视文化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样式——电视剧:中国的电视文化和电视剧几乎是同时起步的,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播,同年6月5日,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开启了中国电视文化和电视剧的发展史;中国老百姓普遍接触电视也是从看电视剧开始的,这个现象发生在80年代中期(1985年初统计,我国已有电视机5000万台,两亿多观众,该年电视剧产量已上百部。);而电视令万人空巷应该说还是与电视剧的发展密不可分,由古典四大名著和现代名著《四世同堂》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都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不能不说明文学穿越时代的永恒魅力。再如音乐是借助旋律节奏作用于听觉神经,造成空间虚幻感的时间艺术,而绘画艺术则是借助画面作用于视觉神经,造成对时间想象的空间艺术,电视文化正是借助它们的各有所长,把本来单方面满足于人的听觉艺术或视觉艺术转化为电视文化的视听艺术,创造出一种综合时空的威力。
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向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社会交往开放化、审美品位多元化、成长道路个性化。大众文化作为流行现象,以某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渗透于社会,具有消解神圣、解放思想、提倡个性的作用,为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世界开拓了思路,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解放。现在的学生个性意识强,敢说敢做,有怀疑批判精神、充满自信。他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广泛,国内外新近发生的大事、科技财经新闻、娱乐动态等,都先于老师知道、先于老师思考,对社会,他们不乏深刻的洞察力、不乏真知灼见。因此,语文教育要正视大众文化带来的冲击。可以这样说,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对待大众文化,既不能只看到其消极影响,视之为洪水猛兽,望而却步;也不能不加选择,欣欣然全盘接受,语文教师应认真筛选、过滤,选择优秀的大众文化、正确引导学生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实现语文教育与大众文化的对接。生活中,大众媒介无孔不入,大众文化无处不在,学生钟情大众文化有目共睹。调查显示,在高中以上学生中,手机渐趋普及,电脑也越来越多,学生可以随时上网,获得越来越多的资讯。他们是喜欢的是时尚明星:范冰冰、文章、杨幂,他们脱口而出的是网络新名词:不明觉厉、人艰不拆、喜大普奔。他们看的是网络小说:步步惊心、宫锁心玉、花千骨。他们好奇心强,接受能力强,对新事物极其敏感。
然而,由于语文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埋头教学,没时间学习充电,常常想和学生交流却跟不上节拍,常常用陈词滥调去上课,师生间心理距离无形中被拉大。教师作为教学过程的主导者,必须转变观念,主动接触学众文化,拓宽自身文化知识面。教师应反过来向学生学习,课余能和学生一起聊聊流行音乐、谈谈网络文化,探讨一下《小时代》和《后会无期》,一定会和学生产生共鸣,增进师生间的感情。教师更接地气,在学生面前展现博识的一面,有利于语文教学的开展。语文教师要具有大众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的能力。作为课程资源,大众文化值得开发。大众文化中,有许多雅俗共赏、内涵深刻的优秀文本,虽以通俗为形式,但其内核却是精英价值观。开发大众文化时,要注意与主流精英文化相结合,语文课程承担着文化传承的职能,应及时引进大众文化的新鲜血液与语文教育融合。当然,大众文化中有精品,也有糟粕,可谓泥沙俱下,语文课程引入大众文化,教师一定要认真筛选,正确引导,否则,只会给语文教学带来负面影响。
语文教材文本不仅承担着知识传授的任务,更起着精神塑造和文化传承的作用。长久以来,入选语文教材的文章都是“文质兼美”的经典文本,很大程度上与媚俗的大众文化格格不入。以经典文本作为教材的主体无可厚非,但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有必要以开放的姿态合理引进优秀大众文化的内容。在新课标背景下,一些语文教材已经开始尝试。如金庸的《天龙八步》、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入选了人教版的高中《语文读本》第四册;《弯弯的月亮》、《长江之歌》等歌曲入选了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二”诗歌单元;周杰伦的歌曲《蜗牛》入选了上海中学生歌曲和中学生德育教材;杨利伟航天员香港行被编入香港中小学教材……这些大众文化中的精华在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们的入选,打破了精英文化一统语文教材的神话。在名人效应下,更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他们的学习动力。一些经典由于年代久远,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学生在阅读时会产生隔膜,在传承其文化精髓的同时,教师应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引入当代大众文化对它们的通俗化解读。让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对接、融合、实现优势互补。如在阅读《三国演义》选文时,可引入易中天的《品三国》、袁腾飞的《汉末三国》;阅读《论语》选篇时,可引入于丹的《论语心得》;阅读《水浒传》选段时,可引入周思源等人在《百家讲坛》的读解。有些流行歌曲是根据古典诗词意境改编的,教师可创设情境,挖掘其文化内涵,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古典诗词。如毛宁的《涛声依旧》引了唐代张继《枫桥夜泊》“江枫渔火”的意象;徐小凤的《别亦难》改编自唐代李商隐的《无题》。
通过诗歌与诗词意境的比较可更好地引领学生理解古典诗词文化内涵。大众文化形式多样(如网络文学、影视作品、流行音乐等)、内容更新快、快餐化、碎片化,具有覆盖面广、传播快、娱乐性强的特点,符合现代青年快节奏、高效率的生活节奏,符合他们好新鲜、好参与的特点。语文课堂教学中可根据这一特点采用开放性授课方式,引导学生亲身参与、体验文本蕴含的思想和情感。如教授小说、戏剧等体裁时,可安排学生分角色表演,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融入文本。如,手机是学生日常必备通讯工具,教师可通过开展“手机短信欣赏与写作”实践活动,有效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如,学生现在流行过“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可以通过与“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佳节的比较,分析中西文化差异。既贴近了学生生活,又具有深度广度。语文教学中,也可向孔子学习,根据文本内容需要,把课堂搬出教室。如到池塘边、大树下、草坪上等地方上课,让学生接近大自然,在新鲜的学习场所中得到收获。总之,面对大众文化浪潮,语文教育深受影响。引入大众文化,优化课堂教学,是有效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途径。
作者:那嘉伟单位: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 大众文化,即1种娱乐文化、商业文化的力量正在成为新的文化因素,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变成某种全球性的共同的生活方式。而大众音乐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1个重要支流,在高科技时代大众传播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已成为了社会高峰型和支配型的文化。中国民乐也成为1个新兴元素运用于大众音乐的各个领域。如电影、电视音乐、网络游戏背景音乐与新民乐等等。但市场经济下的艺术是1种特殊的商品,市场经济的优势促进了艺术的繁荣,而其滞后性与其缺陷,又可能使艺术蜕变为商人的低俗商品,在夹缝中求发展是1个棘手的问题。民乐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中,应不断的协调和改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应用于大众音乐文化市场中。
关键词:民乐;大众音乐;大众文化;市场
ABSTRACT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注释:
[1]赵凤翔,房莉:《名著的影视改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
[2]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4—315页。
[3]张法:《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2页。
【论文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意识发展,大众文化日不仅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更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积极参与或者消极接受无疑对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决定的作用。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中,人的因素尤其是大学生的因素无疑对大众文化的接受与影响具有着重要的和深远的影响。而在功利主义的教育模式下大学生作为审美主体的地位也随之失落了。而功利主义恰恰是大众文化的特征,因此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来讨论大学生的审美主体特征,是非常有意义的。
大众文化在21世纪初的影响无疑是全方位的和整体性的,它不仅影响着每个领域,而且也使得每个领域都越来越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文化也经历着生产—传播—消费三个阶段,大众文化也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积极参与或者消极接受无疑对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决定的作用。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中,人的因素尤其是大学生的因素无疑对大众文化的接受与影响具有着重要的和深远的影响。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意识发展,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大众文化日益突出的特点。无论是衣食住行,广告传媒,还是影视网络,美的因素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无论美是人们生活的内容,还是人们生活的手段;无论美是目的还是过程,它不仅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更影响着人们的心灵。相应地,美育应该被人们所重视。然而就是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高等教育领域,美育却被人们忽视了。毫不夸张地说,在功利主义的教育模式下美育已经远离了教育者的视野,而大学生作为审美主体的地位也随之失落了。而功利主义恰恰是大众文化的特征,因此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来讨论大学生的审美主体特征,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大学生审美主体的地位日益明显
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无论从学科设置的角度看,还是对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实际情况的分析,没有与美育无关的。但是正因为美育渗透在各个阶段和各个学科中,在高等教育前面没有专门的独立学科承担这个任务,再加上应试教育体制的消极影响,就使得高等教育的美育任务尤为突出。而实际上,我国的高等教育是非常追求学术化、专业化、职业化、标准化的,这就使得美育成为高等教育的“鸡肋”。另一方面,随着大众文化的飞速发展,审美越来越成为大学生重要的生活内容,他们作为审美主体的地位与认知主体相比也越来越重要了。
作为一个主体性存在的人,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审美主体就是人多种身份中的一种,大学生也不例外。在生活和学习中,大学生总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不同的活动,这就意味着他们要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身份以适应自己所选择的活动的需要。在课堂上、考场上、和教材面前,他们自然是认知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体,这也是他们身份的最重要的证明。然而“最重要”不等于“唯一”,除此以外,当代大学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主体身份—审美主体。
一个人若要取得审美主体的身份,不仅要有一定的主体条件,还要有具有一定审美属性的对象,并在一定的审美实践中得到验证。一方面高等教育为大学生成为审美主体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知识准备和较为深厚的文化修养准备,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无限的审美对象,这就使得大学生在作为审美主体成为一种很自然的事情。谁能说他们坐在电影院跟着演员学习口语交际呢?自然你也不能说他们在听流行音乐是为了应付考试。
2 大学生审美自觉性提高
在高等教育中,大学生的审美自觉性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表现得更为突出。
首先大学生的审美自觉性表现为审美追求自觉。一方面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接受者在大众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审美接受者也往往通过审美实践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关于这一点大学生自然是比中小学生自觉得多。另一方面,在理性、制度、秩序的影响下,大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往往是被动的,在智育、德育领域内他们与教师与学校之间往往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与平等的关系。然而,在审美领域内无论审美主体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有何差距,在审美对象面前他们也只有凭借感性与想象来把握它们,这种平等的关系,也使得大学生可以比较轻松的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在选择活动领域的时候,他们在选择审美的机会就要大一些。毕竟选择参加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大学生要比选择待在实验室里的人要更多、更快乐。
其次大学生的审美自觉性还表现为审美鉴赏与传媒自觉。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到来,加上大学生的个人空间相对要比以往宽松许多,他们更需要通过审美的实践活动来充实自己和提高自己的境界。从视觉上和听觉上,大众传媒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审美对象,他们也会在审对象的同时看到自身审美能力的增长。他们不仅仅是从影视作品、广告传媒、门户网站那里获取一种审美体验,更重要的是将自己的审美经验运用到生活实际中去,甚至自己成为审美生产者。于是他们可以争相装扮自己的博客或者QQ空间,还可以在大学生社团里开展COSPLAY、街舞比赛、歌咏比赛,当然还自己可以拉赞助,自己做广告……由此来积极培养自己富有个性又健康高尚的审美趣味,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3 大学生在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审美误区
虽然大学生作为审美主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且他们的审美自觉性也在日益提高,但是大众文化对大学生们的审美实践活动也有一些消极影响。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选择文化快餐,远离艺术经典。由于大众文化的“新陈代谢”速度非常快,大学生作为受众常常没有时间与精力去执着于某一种审美现象,只有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随之而更换自己的审美习惯。至于那些需要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来进行审美观照的艺术经典,只好束之高阁了。
(2)审美能力片面发展。审美能力是由感觉力、知觉力、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情感力、思维力等构成的一种综合能力。而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审美对象往往是视觉的,听觉的,或者视觉加听觉的,这就决定着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往往停留在审美感觉和审美知觉上,而对于审美想象力与审美思维力是相对欠缺的。这种不平衡最终会影响大学生片面发展的。
(3)审美功利性明显。大众文化为很多艺术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使它们都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但是艺术本身是超越功利的,这又与大众文化的功利性相矛盾,而这却是共生的。大学生在审美实践中难免也受此影响,将艺术与技术相混淆,或者将有形的和无形的市场看作审美的前提。
诚然,大众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其中鱼龙混杂的现象也非常多,人们的评论也是喜忧参半,但这正是它自身的特点,毕竟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必然趋势。大学生处在大众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虽然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传统文化的矛盾中面临着许多选择和疑惑,但是他们毕竟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作为审美主体的地位,随着审美自觉性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必然会解放自己的思想,克服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在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大厦中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杜卫.美育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
【关键词】大众文化;强势;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创新;内容体系
一、前言
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必然带动文化形态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深刻而又巨大的变化。反映到文化上,就是大众文化的繁荣。大众文化一般也称之为平民文化、流行文化,是在工业生产环境下,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得以批量生产、快速传播和普及的文化产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畅销小说、商业电影、通俗歌曲、音像制品、电视娱乐节目、电子游戏等等。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经济性的消费文化,在满足我们的感官快乐、丰富和改善我们生存状态的同时,往往缺少一种高尚的精神内涵和思想深度,使得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理想、道德反思、审美判断等人文关怀的文化内核被消解。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大众文化作用的双重性,在坚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下,根据新时期教育对象思想活动的新特点,确定体现时代性和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地做好教育工作。
二、大众文化比思想政治教育强势的原因
大众文化教育功能比思想政治教育更荣誉被受教育者接受,或者说大众文化更强势。它的迅速发展强烈地冲击着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流意识中的主导性地位,其强势原因,文章从以下几方面去解读:
(一)大众文化相比思想政治教育更注重人本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和社会主流意识的传播者,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是无容置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规范、正统的教育方式对受教育者进行教化的,给他们灌输国家意识形态规定的主流意识、行为规范、道德观念,而这种灌输式的教化往往忽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和人性的多样性。在整个教化过程中,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执行者,他们只是给受教育者灌输既定的内容,受教育者只能被动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根据内容形成自己行为处事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以此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塑造人的目的,其自身的内在需求是被疏离了的,且不被尊重的,也应该说是无法选择的。因而,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是单向度的,无视人性的,其教育氛围必定是压抑和死气沉沉的。我们认为,要塑造人的灵魂,就要使人的灵魂充满理性的力量,散发人性的光辉,要引导受教育者接受、理解社会中的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并真正内化为自己心灵的体验。只有这样,受教育者才能自主地选择他认为合乎规范的行为,从而自觉地、以一贯之地遵守和实践。显而易见,遵从人性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是缺乏的。大众文化强调的是,大众不是消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主动参与者,所以,大众文化给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价值判断、话语选择和角色定位上都可以自主决定、各取所需的平台,使大众可以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生括压力越来越大的现代社会中找到一份轻松愉悦、缓解紧张的调剂,在肯定享乐而远离崇高的文化氛围中找到亲近感、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是对社会大众人性的释放和对人性的尊重,大众的个性在大众文化中得到了自由发挥。充分体现了大众文化教育功能中人性的一面。
(二)大众文化相比思想政治教育更注重创新
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教育模式,大众的思想意识、思想观念和内在需求只能限定在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意识的框架内而不能超越。大众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开放性,即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会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达而纷纭而至。它要求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到大众文化的生产、制作和消费中,因而,大众的生活需求得以满足,而且给予自主、自觉基础上的创新精神也得到了培育。大众文化发展背景下的各种观念、意识,思潮的交流融合、互相激荡以及传播信息载体的发达带来的观念的迅速更新,要求并助推者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味的圃守和坚持是徒劳无益的,思想政治教育只能一改传统的固定化,程式化的教育模式,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迎接大众文化的到来,创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式,从而真正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塑人作用。
(三)大众文化相比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表达方式更轻松
大众文化具有现实的娱乐与消遣特性,追求即时情感的轻松表达,以一种务实的文化精神消除了文化消费的特权,成为了多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从而扩大了文化的受众群落与传播空间,活跃了文化生活,实现了文化共享。同时,大众文化使文化的发展转入了多元化和民主化的轨道,并极大地改善和丰富了人们的生存状况,从而有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大众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商业性,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市场运作方式,制作和传播具有标准化和模式化的文化产品让社会大众来消费。这种文化产品表现方式往往过于直接、具体,追求同步、轰动的影像效应,易把因循守旧的行为模式当作自然合理的模式强加给大众。这样,大众就难以找到发挥自己想象力的空间,从而扼杀了他们的个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因此,大众在大众文化的消费过程中失去了“自我”,自己的思想意识逐渐被大众文化改变并进而控。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本质即是通过一定的传播方式,让受教育者接受特定的意识形态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内心信仰,使得意识形态得以延续。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方式和教育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发挥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性作用,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进行塑造,使社会成员在思想意识上建立符合社会规范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个体价值与国家核心价值的相统一,实现国家主流意识在社会大众思想意识中的主导地位。
三、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思想的引导。“通过人类历史可知,任何有价值的建树、文化意义的肯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是现实理解和理想引导的结果。”当代大众文化的兴起,是我国社会生产力、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市场经济体系、科学技术以及相关的社会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是,由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娱乐性的特征使部分教育对象的精神文化生活存在盲目追求和时尚消费的倾向,甚至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漠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的主流文化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向,是具有社会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在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教育者要把握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引导大众文化朝着健康的文化发展。同时,也应当看到,“理论的科学性与理论自身并没有必然的、永不改变的关系,这种联系应该是辩证的。当理论符合与社会实际状况时,它就是科学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注重以人为本。为此,一方面,我们要以主流文化价值引导大众文化,促进大众文化主流型。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既是国家的根本意志、文化取向和价值观的反映,又是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是国民的精神纽带,是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在大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针对大众文化领域存在的一些无序、失范现象,必须充分发挥主流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引导、规范作用,引导大众文化的创作、生产,使民众在参与、接受大众文化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主流文化的核心理念,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而予以认同,从而形成文化合力。另一方面,要借鉴大众文化多样化的内容与形式,实现主流文化大众化。任何对大众文化不屑一顾、全盘否定或者一味迎合、赞扬的做法都是有偏颇的。作为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具有理论性、抽象性、实践性、系统性等特征,要进一步增强它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只有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扎根于大众文化之中,实现主流文化的大众化,才易于被教育对象所接受。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树立寓教于乐的思想,在传播主流文化的过程中,积极借鉴大众文化多样化的形式,从而增强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以引导教育对象通过亲身体验、内心感受,实现在教育中娱乐、在娱乐中塑造价值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刘雷、黄金盛. 大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创新[J]. 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3):371-373.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西方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的代表学派,曾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过全面而深刻的理论批判,内容涉及多方面内容,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其中,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其批判理论中最富特色的主题之一,也是其影响最为深广的内容之一。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的理论背景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诞生于法西斯德国。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利用大众文化操纵民众意识有痛切的感受与极端的反感。他们发现,纳粹主义利用的是经过艺术和审美化的文化包装后的东西来控制和操纵人们的思想,而并不是一种裸的意识形态。随着德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失败以及纳粹地位的提升,法兰克福学派对民众的信任度逐渐降低。马尔库塞描述道:“该时代是一个充满集权恐怖的时代: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造极,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准,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就是被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取而代之。”
二战期间,法兰克福研究所迁往纽约,在这很长时间内,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式的大众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这主要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深受欧洲古典文化的影响,本能的反感美国的大众文化;同时,美国大众文化的危机与人的生存困境客观存在。大众文化沦为赚钱的手段和工具,其本身也不再服从于自由的创造本性和审美的精神需求,而走向迎合民众的需要和口味,走向平庸和媚俗。由于科学的实用价值被推至极端,物质需要的满足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尺度,人的精神家园日益被人们所淡忘,人成为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的被控制物。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就是形成于法西斯德国和消费主义的美国这两种典型的社会环境之中。但是它又遵循着一种历史的社会的逻辑,继承并发扬了西方早期人文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文化精神和工业文明理念的批判,也对近代文化启蒙精神的反思。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主要特征
马尔库塞和霍克海默把大众文化概括为“肯定的文化”即“这种文化的特征是通过为人们提供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幻想的精神世界而平息社会的内在反对性和反叛欲望,通过使人们在幻想中得到满足而美化和证明现存秩序,为现存辩护。”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把大众文化概括为“文化工业”,他们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用于指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在推销文化商品的同时操纵了大众意识。凭借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以独特的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操纵了非自发性的、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成为束缚大众意识的工具,并通过娱乐来欺骗大众,行使统治功能。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评理论对西方文化价值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体现了一种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强烈批判精神,但是总体上说,他们对大众文化持有的还是否定的、消极的批判态度。其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商业性。法兰克福学派大多主张大众文化的商业性质是其众多属性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在工业社会中,一切以经济为基础,以效益为目标,因此大众文化的过程更本质地表现为一种经济过程,一种商业行为,大众文化的生产彻底贯彻了商业性原则。也正是大众文化的商业化特征,导致了大众文化生产的批量性、复制性和标准化。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指出:“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一点已开始明显表现出来”。大众文化的这种工业化生产性质,可以同时把同一文化产品投人到市场,给每一个人受众以相同的感观享受。文化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大量复制具有较强商业价值的各种产品,利用传媒使这些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周而复始地出现。
2.标准化。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越来越趋于一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的制造者更多的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生产,从而使这种生产完全是标准化的类似于工厂生产出来,被大众购买。这就使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呈现出非个性化的倾向。阿多尔诺认为,流行音乐结构简单、旋律反复、机械敲打,像刻板的教条一样,使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机械反应。这样下来艺术的个性、自主性与创造性被扼杀了,艺术欣赏的自主性也被瓦解了。
3.强制性。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工业的真正意义在于为现实进行辩护。大众文化推销顾客必须消费的产品,从而维持现存的生产制度和体制,这就要求文化工业改变和控制大众心理。文化工业的典型做法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也就使顾客的文化需要本身是受生产者制约的,其消费带有一种强迫的性质。在广告工业和文化工业的广告效应下,人们在心理上逐渐形成一种趋同倾向,流行成了大多数人认可的唯一道德标准与审美标准。这种支配性的力量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在现代社会正是通过不计其数的生产大众文化产品的机构,把因袭守旧的行为模式当作自然、合理的模式强加给个人,履行着操纵意识的职能“文化工业”决定着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一的需求,成了一种支配人的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
4.欺骗性。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用了许多篇幅来描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他们认为大众文化的欺骗性表现在各种艺术活动中。大众文化通过提供娱乐消遣、生产娱乐产品等方式迎合着机械劳动中的人们的文化需要,使工作一天后身心疲惫的人们在娱乐和享乐中得到放松和安慰。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就曾指出“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优伤。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实际上,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娱乐消遣作品所许诺的解放,是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因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大众文化垄断下,人们往往表现出逃避现实的特征,并且慢慢失去思想。他们认识到,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无论是大众文化的制作者,还是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和消费者,都表现出“逃避现实”的特征。
三、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以文化批判为手段,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了综合的分析,奠定了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它对大众文化的全盘否定,相继受到了一些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者的批判,但其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可泯灭的。至今,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阿多尔诺等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许多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20世纪的大众媒体如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广告业及电视业等,仍然在无止尽地复制着商品世界。正如詹姆逊所说,“从阿多尔诺和法兰克福学派到所有现代批评家都在强烈谴责这类整个堕落下去的文化产业,包括廉价低劣的文艺作品、肥皂剧、广告、好莱坞影片以及一切所谓的亚文学等,昔日的大众社会的种种弊端,现在可以说不但是原封不动,而且是变本加厉地长人了今天的消费社会、媒介社会、信息社会和电子社会。”
如今,大众文化的中心,大众传媒己与意识权力互相渗透,大众传媒具有了新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媒体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话语—全球化话语。资本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己成为一种蔓延之势,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了“霸权文化”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输出,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大众文化日益深人日常生活,它通过电脑、电视、报刊、杂志等途径将成千上万信息强加人大众的大脑。根据大众需要调制出来的娱乐性、实用性的大众文化快餐,使大众在不费脑筋的乐与笑中,放弃了理性批判和重建世界的态度,也放逐了大众对生活世界的反省。
[关键词]大众文化商业性质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20世纪的一件大事,可是由于本世纪发生的大事实在太多了,特别是在知识界和理论界,对大众文化的轻视是非常普遍的。只要看看大学里的学科建制,再看一下人文领域中有关的大学教材,我们就能很容易明白,大众文化这事不仅和当代大学教育没什么关系,而且完全没有能够进入大学课堂的意思。换句话说,以大学体制为象征的现代知识体系,根本上拒绝大众文化成为人们认识当今社会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知识对象,更不必说把大众文化研究看作是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领域。凡对今天大学生的生活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痴迷不是简单的课余爱好,不是纯粹的娱乐消遣,而是另一种不见于课程表却更重要的课程。这里显示了知识界对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的根深蒂固的轻视。
许多人顾名思义,把“大众文化”等同于以往历史上出现的通俗文化或是民间文化,这是个很大的误解。大众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生产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不要要强调的是,它说是“文化形式”,并不能从我们过去习惯的字面意义去理解。因为这种文化形式除了必然地与大工业结成一体之外,还包括着创造和开辟文化市场,以公司规模的行为去组织产品的销售,以及尽快获取最大利润等经济行为。这使得畅销小说、商业电影、电视剧、各种形式的广告、通俗歌曲、休闲报刊、卡通音像制品、MTV、营利性体育比赛以及时装模特表演等等,不仅构成大众文化的主要成分,而且成为只有在买和卖的关系中才能实现自己文化价值的普通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不仅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后的产物,而且是当代资本注意在文化上的一大发明,它从根本上改造了文化和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与传统的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裸的商品性,它也不打算掩盖自己和资本的关系――通过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它不但想多赚钱,还要像其他商品生产一样,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这样传统的文化与经济的界限完全被打破,两者之间的分界变得含糊不清,人们已经很难辨别哪些是纯粹的文化行为,哪些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但正是这种兼有文化和经济两种性能的特殊品格,使得大众文化比起传统的文化,就更容易进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在今天的青少年看来,买一双“耐克”球鞋和买一张王菲的CD有很大区别吗?恐怕没有。卢卡奇曾说,一旦商品形式在一个社会取得了支配地位,它就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自大众文化在二站之后大兴于资本注意社会以来,应该说商品形式终于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大规模地入侵文化领域的办法,同时对这个领域“按照自己的形象”进行相当彻底的改造。
我们完全有把握地说,这个“改造”不仅是20世纪一件大事,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比起今天人们认为将要影响人类未来的一些大事,例如网络时代的来临或“壳隆”技术的突破,大众文化究竟意义如何,是否比这些公认的科学技术的新发明更重要,这当然都可以讨论。但它对今天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影响,并且使得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比起半个世纪前已经面目全非,这恐怕是个事实。大众文化研究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出现的。也许,我们应该惊讶的是,那些最早从事这一研究的思想家们,无论是英国的威廉姆斯、霍加特,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马尔库塞,其理论嗅觉是何其敏锐。早在本世纪50年代,他们就把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和认识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相联系,从而把这一研究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理论层面。何况,由于他们以及很多后来人的不懈努力,大众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的发展几乎一直是同步的。时至今日,这一研究在许多国家成了一门显学,成为在跨越多种学科的一个空间里进行非常活跃的理论探索的知识领域。
在近十多年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文化的商品化始终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至20世纪90年代,作为文化商品必然结果的大众文化,不但被催生出世,而且惊人的成长,各种大众文化的产品突然覆盖社会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其势有如燎原大火。实际上,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历史发展已经使中国的文化景观全然改观。在这种情势下,理论界和批评界应该如何反应?做什么样的阐释?又怎样在这样一个新的理论和批评实践中发展新的知识?这类问题已经不容回避。特别是一直在观察、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人,恐怕再不能对此无动于衷,迅速发展大众文化研究势在必行。但是,着手做大众文化研究同样不能顾名思义,把它简单地等同于以往的“文化讨论”,只把讨论的对象来一个转移,变成对过去死看不上眼的广告和电视剧的关注。
总之,虽然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但它不是过去广泛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讨论”中所针对的那个文化,而是与今天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商品文化,特别是与工业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大众文化。雷蒙德・威廉姆斯曾一再强调,文化作为一个意义系统不只存在于艺术和知识这类东西当中,而且还存在于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当中,因此,对制度和日常行为进行批判分析乃是文化研究的题中之义。如果说文化从来都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生活和各种制度有内在联系,那么本世纪后50年发达并泛滥于全世界的大众文化,就更深入地楔入了日常生活。它们代表精英文化,成为今日意识形态得以建构的主要动力和主要机制。棉队大众文化正在中国取得主流地位的新形式,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当然也要高度重视对与大众文化相关的各种制度和日常生活的研究,这必然使“文化”这一范畴被大大拓展。何况,90年代兴起的大众文化 正是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的,因此,它又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转型”有着深刻的关联。我们不能不问:伴随着经济的“转型”,是不是必然会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转型”?如果这个“转型”已经是个事实,那么其结果是什么?该如何评价?促进这一“转型”的机制又是什么?大众文化在这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此类问题的追索,也不能不使我们的文化视野愈加开阔。与此相关的是,如前所述,这些基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研究和理论追索,必然要和对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批判与“挪用”的过程同时进行。我们希望,这两者的结合不仅使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者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能比较快地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和批评语言,更重要的是,是逐渐建立适应现代中国情况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东西方 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
一、大众文化内涵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主要包括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执政党和政府倡导的以保持本国、本民族特色为根本目标的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代表知识分子理性思维、自觉意识和审美情趣的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工业化背景下由消费意识引导的、以普通大众为指向的通俗文化)。以普通社会大众为受众的大众文化在工业化背景下异军突起,在今天全球化跨文化交际增强的大环境下,关于大众文化理论尤其是跨越东方和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更加成为焦点。
大众文化建立在工业技术和商品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反映大众对日常生活的实践、思想、体验和感悟,具有生活化、多样化、商品化和娱乐性等特征。它是一种借助大批量生产、面向大众传播,使大多数人形成一致的生存方式和趋同的需要并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最终在趣味、意义、信仰和价值上共享的后现代文化现象。
二、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一是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史上的所谓法兰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众文化概念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形成,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当代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着西方国家的文化研究,并从不同层面或视角对大众文发表见解。但总体趋势是我国学者更多地对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持“拿来主义”,以启蒙者身份自居,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简单横移,用以批判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理念,必然由于东西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差异产生西方理论的语境脱离,带来内容和思想上的双重错位。对法兰克福学派发出补充或反对声音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葛兰西(Gramsci)费斯克(Fiske)、旅美华人徐贲等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新思路。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
首先,研究大众文化的意义重大。任何一种体制下、任何一种文化下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众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巨大,对于大众文化的正确界定、预测、和建构、改造对于我国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对大众利益与幸福的人文关怀等意义重大。既然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实际是属于非大众的文化精英,那么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精英们完全可以在引领大众文化向正确健康方向发展的事业上起到精英作用。其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语境下对于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将当代文化研究与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他人为镜,知己知彼。经济、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带给我们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出现某些弱势文化趋同于强势文化的现象,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大众文化向东方的辐射,对于应该在大众文化中起到引领作用的精英文化的代表者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探究本土大众文化的发展格局,并对西方大众文化发展走向及内部规律进行破解,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抗争西方大众文化的霸权话语,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并最终服务于保持本国、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根本目标。
现今,我国对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在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中,有忽视社会、历史与文化差别,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的现象。不少批评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继承过来,用以批判本土语境中的支配性压迫力量,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象当作自己的批判对象;第二,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梳理,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基本特征和独特功能的系统分析,更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本质内涵的深层次发掘,无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理论;第三,主要是采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理论上的不足。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观点,它所针对的时代和大众文化状况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有一定的区别。
西班牙文学理论家乌纳穆诺在其《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说:“向一个人建议他应当成为其他的某些人,就好像是向他建议说他应该停止成为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必须守护他个人的人格,而如果他愿意改变他的事项与感觉的模式,这也只是当这一项改变能够进入他精神世界,这一项变动必须发生在他个人的连续体之内。”其核心在于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坚持本我文化、思维模式的固守性,如果想要对之进行渗透、引导,只能以进入其精神内核的形式和强度促使其自我潜意识的革命,通过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并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则可以改变大众文化个体精神世界。
基金项目
横向课题: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比较研究
主持人:辽宁医学院外语部 马丽娣
资助单位:锦州日报社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根基和发展现状,[J].徐辉,张贞,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四期.
[2] 大众文化比较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学派及中国大众文化的异同分析,[J].王慧博, 《理论界》2006年第三期.
[3] 大众文化教程,陶东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4]Raman Selden, Practicing Theory and Reading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大众文化在我国新时期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其迅速崛起有一系列发行量巨大的通俗杂志和报纸作证,有一系列原来属于高级文化阵列的严肃文学纷纷改弦易帜为通俗文学作证。大众文化的通行无阻表明的是大众对它的支持与认同。关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传播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塑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大众传媒有重要影响。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大众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众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是传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说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日记,它默记民族的文化演化与变革的轨迹,预示文化进化和传播的基本趋势。
大众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和满足。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得到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大众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100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
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塑造者、引导者。大众传媒是形成大众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过大众传媒建构了电视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摇滚文化等。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众文化,不经过大众传播,就得不到继承和发展。而实际上,大众传媒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因为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的议题设置功能,能让人们感觉到那些被大众传媒所关注的传播内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众传播对大众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使得大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大众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这些欲望刺激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而且使人们更多地依赖电视等媒介,成为畸形的电视人或单面人。
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所启动的大众文化市场构成了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化的巨大冲击,使其在文化重构中以妥协退让为代价以适应市场,适应这个一统天下的大众文化时代。大众文化限制了人对文化享受的理解层次,使人类在大众文化消费中耗尽了空闲时间,失去了接触高级文化的机会。媒介在给予人们充分选择自由的幌子下,制约了人们接触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们的文化环境逐渐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类似于自然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是十分可怕的。
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削弱了文化的社会功能。高级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超越现实,给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目标,即包含有否定现实的异端因素。文化的这种否定功能随着大众文化的产生而逐渐削弱甚至消失。这是因为将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用于高级文化,从而将其中的异端观点现实化,将理想物质化。由于大众文化取消对现实的怀疑、排斥、超越,人便变成为生意的、现实的、物质的、思想平庸的人。
[关键词]群众文化;文化含量;文化素质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2-148-01
长期以来,一些人对群众文化的认识有着较大的误区,总是把它与低层次的、平庸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客观上对群众文的发展形成了障碍。群众文化源远流长,数千年演绎变迁,积淀极其深厚。建国初给群众文化定义,是指人们除自身职业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是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以自娱自教为主导,以满足自身精神需求为目的,以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几十年来,群众文化得到健康发展,多种层次、各种类型的群文活动有效开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文化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于文化的多元化以及人们文化审美需求的嬗变、提高,原有的群众文化活动形式、内容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求,群众文化工作粗疏松散、活动形式陈旧俗套、节目质量偏低等现象急待改变。
首先,要调整观念,正确认识群众文化的深刻内含。群众文化是一种社会性文化,它不同于其它社会工作,文化是其中的主体,是渗透到每项群文工作,各类群文活动中的灵魂,没有文化就谈不上群众文化,就不是群众文化,文化含量低,文化层次不高也不是我们应该倡导的群众文化,广大群众也不会欢迎,群众文化应有的效能也无法达到。群众文化必须为中心和政治服务,但它还具有更深广的内含和更多的功能,这一点应准确把握,不能有所偏废。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多种层次、各类形式的文化纷纷涌现,对群众文化来说既有深刻启迪,也是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在开展群众文的整个过程中,要树立新的观念,强化文化意识,把文化摆到重要位置,在群文活动中讲文化,讲品味,讲提高,求新求美求境界,真正把文化融入群文工作,逐步改变那种不讲文化、不讲品味的现象,让群众文化以全新姿态出现在广大群众面前,让它与时代同步前进。对传统的文化活动形式,要在传承的同时,注入鲜活的因子,不仅保持别具一格的特色,也使它闪烁出时代光彩,成为新的靓丽风景。
第二,要优化队伍,努力提高群文干部的文化素质。群文工作要靠人来做,靠群文干部来做,群文干部文化素质的高低是群文工作文化含量的决定性因素,一支文化水平偏低的群文队伍不可能使群文工作出水平、出亮点,群文工作也不会走出低谷,真正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当前,群文干部队伍文化素质不容乐观,文化知识老化,专业水平不高是普遍现象。要针对这种状况,一方面广纳新人,吸收那些观念新、水平高、专业强的年青文化人才,给群文队伍输入新鲜血液,使之呈现活力和生机。另一方面,对现有群文干部进行多种方式,行之有效地培训。不仅要组织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培训班,还要结合群文工作实际,在实践中促使他们学习提高。要树立典型,以点带面,相互学习,全面提高。要调动群文干部学习的积极性,把抓好学习,提高文化素质变成他们自身的要求和自觉行动,使他们成为真正的文化人,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培训学习效果。与此同时,还要主动吸纳社会各方面文化人才加盟,让他们成为群众文化的骨干和志愿者,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地壮大群文干部队伍。通过艰苦努力,把一支高素质的群文干部队伍建立起来,才能真正为群文工作文化含量提高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要注重品味,全面提升群文工作的文化层次。我们不能把群众文化与高雅文化对立起来,似乎群众文化就应该是粗俗的,低层次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变革,群众文化活动不仅日益丰富,广大群众对文化质量的要求、审美的情趣都不断提高,许多高雅的、有较高层次的活动已融入群众文化之中。要顺应这一时代潮流,适应广大群众新的需求,必须对群文工作、群文活动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从形式到内容,从整体到个体,从外表到内涵,都要把不同层次的文化注入其中,借鉴吸入高雅文化、精品文化,逐步提高群众文化的品味。要在文化阵地建设、重大文化活动、特色作品、服务效果上下功夫,要创品牌,造影响,大力推动文化工作创新突破,文化事业迅速发展,使群众文化的整体功能得到提升,为人们提供较高层次的文化服务,在新时期树立起群众文化应有的形象,使之成为三个文明建设中不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要彰显特色,大力促使群文活动丰富多彩。文化自从诞生以来,就以千姿百态呈现在人们面前。群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形式,本来就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时期的群众文化都有不同的特色。在时代迅速发展的形势面前,广大群众对群众文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平庸的僵化的群文已被冷落,有较高品味、有特色的群文活动才能受到欢迎。群众文化工作者要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努力挖掘各种资源,精心整理加工,融入时代色彩,创造新的特色,开启新的天地。在积极推动各地群众文化阵地建设,逐步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同时,要在文化活动、重点作品上狠下功夫,精心打造品牌,形成地域持色、项目特色、作品特色,运用各种平台展示特色文化,使群众文化成为五彩斑斓的百花园。
在日新月异的新形势面前,要真正改变群众文化的形象,提高群众文化工作的文化含量,有着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只要我们树立信心,把准方向,尽力推进,就一定会在群文工作中创造出新的成绩,群众文化一定会树立起崭新形象,群众文化更加繁荣兴旺的明天一定会到来。
参考文献:
[1]王福新.实现廉洁文化进,社区,机关,家庭,基层,的有效途径和方法[J].科技创新导报,20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