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民族民间艺术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羌族建筑起源颇早。羌族人民来到今羌族地区之前,居住于体现游牧生活方式特色的帐幕之中,来到岷江上游定居之后,才以石砌之室取而代之。由帐幕居住形态转变为农业定居形式形态,虽然建筑形态和空间功能都呈现出很大的变化,但是在精神和审美等方面仍保持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
(一)外部形态方面
从外部的形态来看,羌族民居建筑主要借助片石和粘合力极强的泥土来进行修建,总体上呈现为方形。从楼层的布局来看,主要分为三层,底下一层主要用于圈养牲畜,第二层为人的主要活动空间,第三层为晒台与罩楼。这种建造格局主要是受到羌族宗教思想方面的影响,羌族人在观念上认为,建筑的总体结构就像是一个人的构造,中间的才是心脏,顶层相当于一个人的头,羌族人在楼顶供奉的白石就是天神的化身,通过与天的不断接近来实现与天神的直接对话。因此,在羌族民居的建造过程中,都会在房顶的位置以及房子的四个角落放置白石,是羌族在中白石崇拜的重要体现。羌族建筑在房顶部分采取半开敞半封闭的建造方式,形成一种开敞的、富于灵动性及哲理性的建筑空间,与羌族人崇拜自然的观念相契合。羌族民居建筑的总体布局与周围环境相协调,根据所处环境,契合地形来进行房屋修建。一方面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另一方面又使建筑与自然环境相融合,房屋与房屋之间相互衔接、错落有致,使建筑具有独特的外观形态与丰富的层次感。
(二)内部空间方面
在羌人的意识观念里,住宅是作为一种“人神共居”的方式而存在的,因此,室内空间的结构格局跟之间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羌族民居的内部结构复杂而多变,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是羌族传统居住文化以及宗教意识的综合体现。在羌人的生活空间中,火塘是家庭中最为神圣的部分,也是整个建筑中最主要的功能空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火塘是议事或者家庭会议的重要场所,具有神崇拜的内涵,神圣不可侵犯;同时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与活动的中心,是家庭凝聚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农业文明室内空间特色的氛围。这主要源于羌人对火神崇拜的传统,说明了火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除了火塘,羌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精神寄托则是角角神位,在传统的羌族民居中,角角神位与火塘同处于对角轴线之上,位于主屋门的左前方的屋角,由木板组合做成。主要是为了供奉家神,起着镇邪的保护作用,是羌族民居内部空间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和最具审美价值的物件。
(三)羌族民居建筑艺术中美的解读
建筑是一种艺术形式,作为艺术与审美的表达,给人以美的感受。建筑艺术借助于视觉的要素来表达其客观的形式美,主要通过形态、质感以及色彩等方面来综合体现。羌族人民在修房造屋时,其外观形态主要通过几何造型来表达,比如碉楼的形状有四角、六角、八角形等,具有非常稳固的形态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而当地材料的运用则使建筑的质感强烈,灰调的色彩与周边环境极其相融。因此,羌族民居建筑凭着独特的外部造型和富于变化的层次独具形式美感,体现了羌族民居建筑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内部空间功能划分合理,严谨的格局以及空间的合理使用体现了羌族精神文化方面的丰富内涵,成为了羌族建筑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部分,也使羌族民居建筑成为了中国民族建筑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羌族民居建筑艺术中的审美实际上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精神性活动,通过特殊而复杂的精神活动来实现审美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转化。羌族的民居建筑分为碉房、邛笼、阪屋三种形式,其中以碉房即碉楼民居为主。由于羌族的聚居地岷江上游河谷皆高山峡谷,因此,建筑形式多为临坡傍岩。一座座的石砌房屋顺着陡峭的山坡建造,气势恢宏,具有结构坚固、高大雄伟、棱角突出的特点。在外观造型上挺拔高直,呈现出一种多边梯形向上的发展态势,形成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有着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给人以雄伟震撼的力量。在建筑的本体上,一方面,通过石片的垒砌来实现收缩与凝聚,呈现出一种多面多角的向上倾斜方式,使建筑本身产生一种向心向上的凝聚力;另一方面,通过片石的契合来实现碉楼的坚固性保障,形成了一种兼具艺术性和技术性的独特的建筑审美形式。羌族采取结群而居的生活方式,因此通常由十几户甚至上百户人家共同组成规模不等的村寨聚落。聚落选址位于高山峡谷地带,无论山有多险峻,只要有生存的可能,就会有人居住而有聚落的存在。因此,与高山峡谷为伴的羌族人,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然而,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羌族人民坚韧不屈和刚毅朴实的民族性格,给予了他们更加雄伟而壮丽的审美感受,在建筑的审美上体现为一种刚健、厚重与朴实的精神。同时,羌族民居建筑的建造受到地域环境方面的制约,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就地取材,主要以片石、泥土、木材等作为建筑材料,凭借大自然的厚遇以及羌族人精湛的建筑技艺修建房屋。因此,受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的影响以及地方物产材料方面的限制,使得羌族民居建筑呈现出一种审美上的质朴性和材料上的厚重性,形成独特的形式美感。在方面,羌族主要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这使得羌族民居建筑带有一丝神秘而浓郁的宗教色彩。羌族人转变传统的客观认识,通过神、人以及物三者关系的主观化来体现的精神,实现传统文化的不断延续以及行为模式上的规范,对于社会传统的维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历史性及传统性来看,主要生活西北各地和中原地区的古羌族人,经过两次大的迁徙才到了岷江上游地区的险峻高山之中。已经传承了数千年历史的羌族民居建筑艺术,不仅是羌族建筑文化在物质层面的重要符号,也是羌族建筑文化发展过程中精神层面的重要象征。同时,艰难的迁徙经历和不断传承与发展的建筑经验,成为了羌族人共同的心理记忆,历炼了他们不屈的开拓精神,而内心的不断丰富实现了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识方面的积淀,最终创造出感染力极强的建筑艺术形式。
二、总结
(一)民间艺术生存空间急剧萎缩
在科学技术并未如此先进的时代,人们生活的节奏属于一种缓慢悠闲的状态,那个时候人们的娱乐方式大多来自于民间艺术,空闲时候聚众去看剧团演出是很正常很普遍的事情。民间也有大量的以演出来传播文化的民间剧团,但是现今社会生活节奏的转变,使剧团的生存面临强大的压力,几乎很少的现代人愿意浪费工作后难得的闲暇去看剧团演出,剧团失去了观众,甚至连生计的维持都变得尤其困难,更别提其他的了,所以有很多的演员都不愿意继续演出下去,各种民族文化的传承成为难题,甚至有的已经濒临灭绝。
(二)很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
很多的民间艺术都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结果,凝聚了大多数人的智慧结晶,具有极高的文化研究必要性。但是现实生活中比如吴村鱼灯等民间艺术的继承人已经年过古稀,世代相传的技艺找不到适当的继承人,即将濒临灭绝。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民间艺术行业也都萎靡不振停滞不前。
(三)建设和开发新城市,破坏了民间艺术资源
长久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化除了戏剧等非物质性遗产之外,还有类似于皮影戏,雕塑之类的有形物质性遗产。但是,由于整个社会对这类文化的不重视,在城市的开发建设中不可避免的对一些类似于根雕,石雕等的破坏,另外,不得不说的是,还有部分被利益冲昏头脑的商人利用民间艺术来谋取钱财,破坏了民间艺术的价值。
(四)缺乏对民间艺术文化的保护、管理
就目前而言,整个社会对于民间艺术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树立起保护民间艺术、保护文化财产的意识,同时,民间艺术的管理部门也受到经费等客观原因的限制,不能及时有效的对民间艺术实施保护措施,也不能利用现如今社会的现今手段来维护民间艺术,因此,这些部门只能对民间艺术的逐渐消亡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对民间艺术的开发上也存在着各种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导致民间艺术的后续进步成为难题。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历经时间的洗礼最终形成的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每一种民间艺术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特征,可以说时代的精华在民间艺术的灵魂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优秀的时代会孕育出优秀的作品,同时优秀的作品必有一个优秀的时代作为背景的原因。但是,纵观现实,民间文化没落消亡的现状触目惊心,所以,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号召全社会都形成民间艺术的意识,同时建立起民间艺术会消亡的危机感。
二、民间艺术的发展对策
(一)制订民间艺术保护计划
从现实出发,站在民间艺术的角度,有关的管理部门充分认识到民间艺术的重要性,用专业的方式对民间艺术进行系统全面的档案统计,并研究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各级政府也要给予全面有力的支持,正确的保护民间艺术,使民间艺术得到继承和发扬。
(二)加强民间艺术的传承
管理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民间艺术传承的重要性,刻意的为民间艺术培养优秀的继承人,另外,针对一些面临灭绝的民间艺术,要实行全面的保护,使他们得到有效的保存,鼓励年轻人从事民族艺术的行业,为民族艺术注入强有力的新鲜的血液,为民族艺术的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保护、改善民间艺术文化的生存环境
对民间艺术实施保护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还要培养民间艺术的抗打击能力,即寻找民间艺术在当代社会立稳脚跟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创新,但是,这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创新,在创新的同时,还要保留民间文化的根本。不要单纯的为了创新而创新,只有具有民间艺术最本真意义的创新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只有不断的探索民间艺术的改进方法,才能够使民间艺术得到更加有效的发展。
(四)树立全民保护民间艺术的意识
众所周知,民间艺术是千百年来人们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艺术结晶,所以,号召全民对民间艺术进行保护是十分必要的。以全民为基础,对民族文化进行宣传教育,使全民都充分了解到民间艺术的内涵,认识到民间艺术的重要性,在社会上形成全民学习民间艺术的热潮。
三、总结
(一)民间艺术缺失生存环境历经社会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变化,民间艺术生存面貌的不断调整,在现代生活快节奏、网络交流便利、高科技语境下,生存空间大大缩小,许多民间艺术品类失去了原有依赖的文化生态环境,濒临消失。此外,目前的保护体系尚未健全,专业人才匾乏,尚未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力,也导致一些民间艺术品类在传承上出现了断层和消失现象。民间艺术生存环境的缺失,是民间艺术走向消亡的核心因素,也使民间艺术产业开发因为文化生态背景的变迁而道路弥艰。
(二)民间艺术开发缺乏整合力度民间艺术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分布零散。民间艺术产业开发缺乏整体性的规划,众多的资源品类尚未形成集约发展,散点式的开发造成了资金分散、各自为战、盲目发展、重复建设等混乱局面,文化产业的依附性、渗透性、复合性和广泛性难以发挥。有些区域文化资源观念淡漠,认识不到文化资源的重要性,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有些区域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仅仅从当地的利益出发,相互之间争夺资源,资源的完整性受到损害;还有的区域急功近利,对文化资源掠夺性、破坏性开发,使资源的生态性受到损害。
(三)民间艺术产业开发人才缺乏民间艺术传承人的断代消失。民间艺术产业开发人才的瓶颈表现为民间艺术传承人的断代消失和民间艺术创意与经营人才的短缺。许多民间艺术属独门绝技,口传心授,往往要依靠掌握技艺的专业人员才能生存和发展。高层次创意人才要具有对民间艺术的包装与创新能力,依托民间艺术资源,创新研发出更具广泛受众和文化内涵的新产品。民间艺术创新或经营人才的缺乏。民间艺术的创新或经营人才,应具有相应专业基础知识,同时又是民间艺术的行家里手。经营人才则要把技术与市场结合起来,使民间艺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二、民间工艺美术市场开发机遇
国家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政策,相对宽松的产业发展环境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助推力,使民间艺术产业开发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国家积极的文化产业政策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已经成为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国家战略。党和国家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正在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进。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机制上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各省市文化产业发展上也明显提速。
(二)宽松的产业环境当前各地都制定和实施了相应的文化产业人才规划,着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层,优先发展十大文化产业,大力发展内容产业、新兴产业、民俗产业。以优势产业积聚文化人才,以优惠政策吸引文化人才,以良好机制激励文化遗产。建立灵活多样的文化投融资机制,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这些都为民间艺术产业开发提供了积极的产业政策环境。大力推动传统文化产业与新兴文化产业的融合,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努力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产业优势。
三、民间工艺美术市场发展措施
(一)准确定位市场产品是市场营销组合首要和基本的要素,企业与市场联系的重要载体,是企业经营的核心。当代社会高科技发展迅速,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企业的成败越来越与企业能否生产出能够切合消费者需要的产品相联系,产品营销已成为企业营销的基础。相对于高科技产品而言,消费者对民间工艺美术品的更新速度需求要缓和些,因为民间工艺美术品在大多消费者眼里是一种怀旧的回归乡土的象征。然而求新求异是人的心理需求本能,许多民间工艺美术品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消失,就说明了刚改革开放后人们喜新厌旧的心理,现在一些传统手工艺品又重在市面上出现,
(二)扩大广告和市场营销促销,是指提品和劳务的企业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向消费者、中间商以及其他公众传播信息,树立形象,赢得好感,以影响和促进人们的购买行为和消费的活动。促销的实质是一种沟通活动,是信息提供者发出作为刺激物的信息,并把信息传递致电一个或更多的目标对象,以影响其态度和行为。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生态伦理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2]乌丙安,李文刚,俞智生,金天一.满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0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生态伦理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乌丙安,李文刚,俞智生,金天一.满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0
摘要:古徽州地处三省交界处,人杰地灵,徽雕的产生有其必然的因素,“三雕”有着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在研究中国文化,民间艺术和文人艺术相结合的方面很值得我们借鉴,其精湛的技艺,精美的雕刻艺术品更是国之瑰宝,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
关键词:徽州;三雕;装饰;寓意
根据史料记载,古代的徽州就在现在的安徽省南部,主要分布于安徽宏村,西递,江西婺源一带,处在三省交界处。徽雕应用于建筑装饰上,装饰性风格具有浓烈的文化地方特色。徽雕主要有用于祠堂庙宇,园林民居的装饰的表现上,还用于室内家具的室内用品。我经常带学生去安徽江西写生考察,逐渐了解了徽雕这一门独特的雕刻艺术。
徽州的“三雕”主要指木雕、砖雕、石雕,徽雕之所以昌盛,有他的必然的原因。首先徽州山林地区,盛产木材。尤其是各种木材很多,取材很方便,所以他们大量的应用于家庭院落的装修装饰,例如室内的屏风,日常使用的桌子、椅子、床、书架、书房。再次石雕之所以非常的流行,就是因为这地方黟县地处山中,周围有大量的的大理石,这种大理石叫做“黟县青”被广泛用于村子的建设建筑中,这种石头有它的独特的艺术价值,经过打磨之后,会出漂亮的线条纹理,不仅石质坚硬,而且易于雕刻,所以被大量应用。还有就是因为徽商为了光宗耀祖,他们做了一辈子的生意,回到家乡,他们用大量的财力来修建祠堂,建立自己宗族,以显示豪华富贵的家庭背景和显赫的地位。他们用了大量的财力同时也培养出大量的能工巧匠,使得他们的雕刻技艺在大量的实践中不断炉火纯青,独秀一枝。最后徽州此地山清水秀,在黄山脚下,皇室家族的带动和提携,加上先人的智慧古训,走出一条耕读并举,亦商亦儒,以商养儒的路子,出现大量的仕途,商道都非常通达的历史名人、达官上卿,他们赚了钱,发达了又回家乡开学堂,教育后代,他们的发展同步也带动了此地的文化发展,徽雕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形成的,其渊源于宋代,到明代清末极为昌盛。
我们首先看木雕,其主要应用于房屋的建构和装饰,古代大多数采用木质结构建,门窗床多采用了雕刻艺术,通过这种方式来显示家庭地位。主要体现在门楼、窗户的装饰图案的地方。下面我们继续分析一下其艺术特点,刻在门上窗上的木雕形象大多线条流畅,圆润饱满,十分干净利索。线条组织和疏密节奏飞舞流动。造型上笨拙可爱,夸张变形突出特点,简洁概括突出特征。外形很整,神情自然传神,动作表情表达十分到位。寥寥几笔,栩栩如生,左顾右盼,形成经典的模式。木雕的雕刻题材,有人物,走兽,花鸟,鱼虫,楼台亭阁等。其中有很多独特的动物,例如鹿,牛羊,蝙蝠,蟾蜍,喜鹊都进行了典型的概括,很具有代表性。另外还包括一些植物,如莲花,,梅花,也进行了经典的概括特征,十分明显。木雕形象同时都进行了点、线、面的平面化的处理,极具有现代感。木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经常用比喻的手法或者暗示的寓意,例如仙桃代表长寿;莲花和芦笙放在一起表示连生贵子;石榴暗示多子多福;把铜钱和蝙蝠放在一块以为福寿双全;瓶子里插了一把扇子就是说平生要积善累德;一个小孩儿手指天空代表指日高升;三宝方天画戟代表连升三级。木雕在安徽徽州一带起到了一种日常教育的作用,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了理学教育,尤其是对于幼学启蒙十分重要。有些在题材上如渔樵耕读,福禄寿喜,一些内容上都从书里提取出来,忠孝结义,富贵吉祥,仙人菩萨,无所不包。有些讲了一个一个的故事,有些是直接把书籍里边的故事刻出来以教育后人,各种形象的雕刻都是有其特定的意义和美好的愿望的,如五子登科,平步青云,百子图,官拜公卿,福禄双收。都是对人生幸福的完美的天伦之乐的向往。木雕的雕刻十分细腻繁复,讲究艺术美,有的讲究镂空的效果,镂空的层次很多,题材都在不同平面上内部中空,层次分明雕刻艺术十分高超。雕刻完之后,为了保护木雕,也是为了获得最美的效果,木雕表面又多用油漆彩绘,使得颜色鲜亮明快,内部的形象多用金色或金箔描绘,金灿灿的光彩艳丽显得有富贵之气。木雕主要采用浮雕和透雕相结合的方法,借助于流畅的线条,简洁古朴的造型,强调了对称及富有装饰的现代趣味,徽州的木雕雕刻风格朴实粗旷,平面突出。一直到明清后期,雕刻艺术日益繁荣,家家户户都都采用木雕来装饰室内家居。
第二种是砖雕,主要应用于门头上面,门槛,起到装饰作用。显示门第的不同,家族显贵的作用。雕刻方法十分突出形象,大都是浮雕,凸显出砖面之上,一般是左右对称成双成对的形象,镶嵌在大门门头之上,大多是吉祥瑞兽,大象,蟾蜍,钱币,麒麟送子,莲花,宝鼎出祥云,蝙蝠成双对,而且砖的外形也不是完全方形的,大多是小扇形,菱形的。这样砖雕十分灵动柔美,砖雕各种形象的表现也十分精细流畅,形象中的各种装饰纹案,装饰感十分强烈,而且有着美好的寓意。形象造型笨拙,有福气之感。构图采用平面并行排列,形象都处在同一平面上。这样和门头飞檐组合起来,使得门面很有气派,格局不凡。
第三种是石雕。石雕的代表一就是在西递宏村镶嵌在墙上的石窗楼窗,很多有圆的、扇形的、菱形的比比皆是。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梅兰竹菊图,吉祥瑞兽等等。还应用于其他的地方,如房屋的台柱门楼,起到装饰作用。石雕多是小型动物石雕,造型朴实,神态自然,大多是小狮子或麒麟。二就是牌坊,更具有代表性,是皇帝赐给功臣表彰大臣的,歌功颂德,雕刻艺术价值更是精湛,西递的胡文光的牌坊最具有代表性。胡文光在明代嘉庆年间,中状元后来皇帝批准在他家乡建了这座功德牌坊。以表彰他在当官的时候做了很多好事善事。胡文光的牌坊有它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是牌坊和雕刻艺术的完美结合,牌坊上雕刻的吉祥瑞兽,牌坊上有四个大柱子,柱子下端都雕刻石雕大狮子,狮子刻的非常栩栩如生,是完整的雕塑,大狮子和小狮子嬉戏打闹。牌坊中部刻有仙鹤麒麟瑞兽,在牌坊上部刻有天官赐福,仙人石雕,牌坊有大量镂空石雕,极尽繁复,一般多为透雕,还有圆雕、线雕等与各种技法的并用,可称为石雕中的精品。
徽州“三雕”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本身在故事题材上多为民间传说,神话典故。动物图案也多来自于民间传说,花鸟图案,吉祥图案。徽雕是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与文人文化相互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民间艺术。自身体现了民间艺术的特色,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的演变和发展变化,是中华民族民间艺人的艺术才华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体现,是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也是中国雕塑史上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值得我们很好的研究和发掘,以便我们把它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晓我们传统文化的精湛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