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校合作教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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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美国经济学和社会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书提出，集体利益包括相容性(inclusive)和排他性(exclusive)两种:相容性利益是指利益主体在追求这种利益时是相互包容的，即所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若干年后，他在《国家的兴衰》(1982)一书中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共容利益”(encompassinginterests)的基本概念。拥有共容利益主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密切相关，因而有强烈的激励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理性地追其自身利益的个人或某个拥有相当凝聚力和纪律的组织，如果能够获得稳定社会总产出中相当大的部分，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损失，则他们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了共荣利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是规避风险，彰显共荣利益的平台。广义的合作可以用来指称人类群体活动的三种形态，即“互助”、“协作”和“合作”。狭义的合作则是合作的高级形态，它包含着工具理性的内容而又实现了对工具理性的超越，可以看作是人类较为高级的实践理性的现实表现［5］。在公共安全教育的实施中，政府、社会、家庭、高校通过互动合作，从共荣利益角度去整合资源，而不是单一的追求自身利益，在利益的诉求上更多倾向于合作共荣，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模式，从而更从容的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缺乏信任、互动与回应机制: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困境

家庭教育是人类最原始、基础的源头教育。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往往对安全的第一意识便是来自孩童时期的家庭教育。随着现代性本身的发展和全球化趋势导致的风险无限扩大化，风险社会作为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另一种力量开始崛起，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开始由物质财富分配向风险分配重组。而高校在公共安全教育的实施中往往关注的是他们自身的狭隘利益，忽视了家庭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一方面，由于地域、时间、文化层次、工作关系和自身的参与意识等影响和制约，家庭无法也不愿参与高校的管理和教育;另一方面，高校教育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作为高校的管理者和教育者也不愿意家庭广泛的参与，因此家庭和高校之间的互动将无从产生。尤其在公共安全教育的内容和路径上，高校多从维护学校的稳定出发，而忽视了学生本身，或者家庭的因素，那么形成的结果就是输入与输出信息的极不对称性，故而，公共教育的实施主体便失去了约束性和自觉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无法兼顾到对家庭因素的考量。人的自利性造成了“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6］因而由人组成的组织或利益集团在常态下更关注自身的利益。政府作为“政治人”，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但在现实中，政府往往又无法绕开自己的利益，无法避开“经济人”理性的支配，常会选择在更短的时间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日常中，政府的公安、司法、卫生、文化、工商、质检、宣传、新闻出版等有关部门并没有与高校形成紧密衔接和良性互动。据调查，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的公共安全教育仍由校内某一职能部门承担，这就造成了公共安全教育师资、资源的紧缺，教育成效不明显，尤其是风险社会所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使大学生在风险面前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应对，风险意识淡薄，这也是高校突发性事件频发的诱因之一。公共安全教育制度缺乏全员参与，缺乏互动平台，安全教育常常成为事后的补救，缺乏前瞻性。一定程度上说，是信任、互动、回应机制的缺乏和预警机制的不健全。

走向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有效路径

公共安全教育是一项合作的事业，在风险面前，各利益主体是积极索取自己的狭隘利益，还是积极互动、资源共享、互惠信任、平等合作。很显然，应对风险的公共安全教育绝不是高校自身的义务，而是政府、社会、家庭共担的责任，那么只有各利益主体的广泛参与，平等合作，建立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合作新模式，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才能得到合理解决，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与回报才会相匹配，才能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快乐成才塑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切实提高公共安全教育的有效性。

1培育风险文化，构建风险共担机制

高校在实施公共安全教育时，要放眼世界，洞察国际风云变幻时局，结合青年大学生的自身特点和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提高他们对风险的认识、应对和化解能力，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为了保障这个机制的良性运转，需要政府、高校、家庭形成良好的诚信、授信和互动，在互动中促进利益的共荣。同时强化风险的共担，使每一个主体在风险面前，都出自整体的利益，而不是自身或某个集团的狭隘利益。

2疏通家长参与渠道，构建家校合作模式

在家校合作模式中，马忠虎对家校合作活动的分类及家长在不同活动中的角色提出构建“以家为本”和“以校为本”的合作模式，崔鸣国则提出以“家校互动”为合作模式。无论是“以家为本”、“以校为本”，还是“家校互动”，最首要是要疏通家长的参与渠道，参与渠道不畅通，合作就得不到落实。高校可通过网络为沟通载体，互联网的产生和广泛运用为家校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平台，高校在公共安全教育实施中，可通过微博、网络电视、QQ群、飞信等多种方式沟通交流，讯息的快捷性和私密性使教育效果更为明显。除了运用现代的多媒体技术之外，还可沿用传统的书信形式，满足不同的家庭需求。总之，高校和家庭只要通过采取多种途径产生互动和回应，那么建构起家校合作模式，就会促进公共安全教育的实施，并取得明显的成效。

3增强利益共生共荣，构建府校合作模式

近年来，地方政府越来越热衷于开展与高校之间的合作，通过与高校建立的合作，一方面依托高校培养急需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通过高校的知识化带动地方政府的产业化，不断拓展产学研一体化，加快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高校和地方政府拥有两种不同资源，这两种资源具有相当的互补性，通过资源的整合，既可以帮助高校走出目前的发展困境，又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地方政府通过与高校在公共安全教育领域开展的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有利于安全教育机制的建立、安全教育知识的更新和教育教学方法的创新，能紧跟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形势，安全教育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教育效果更为显著［9］。密尔认为，一个好政府的首要问题不在于它管多少具体的事情，而应该把提倡公民的公共精神看成是其最重要的任务，而且在公共精神的教育与提升方面，公共权力机关应起着表率的作用［10］。故而，政府在与高校合作时，必须以利益的共荣为原则，通过资源整合、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共同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公共安全教育和公共精神的培养推动合作模式的健康发展，更大范围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的形成。

第2篇

[1]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我阅读熊华军教授、史志刚同学的《201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论文作者的可视化分析——基于12种CSSCI来源期刊载文数据》和陈昌芸同学的《共词可视化视角下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领域构成及发展趋势》两文后首先意识到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到要谈谈对高等教育学领域研究的认识与看法。熊华军教授和史志刚同学的文章，是关于高等教育学大领域研究情况的可视化分析。通过对2010-2013年12种教育学期刊刊载的高等教育论文作者进行可视化研究，总结了201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论文作者的发文规律，揭示了作者间的知识交流机制与合作交流模式，得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已初步形成核心作者群，我国高等教育论文作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差异，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代表的部属大学引导、鼓励和组织学者开展高等教育跨学科研究，我国高等教育论文作者主要来自教育学，多受到省级和部级的基金资助，彼此之间合作规模较小，合著强度较低，合作率不高，主要围绕高职教育、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德育、大学教师发展、创新创业教育和高校人才培养八方面开展研究等结论。这些研究，数据可靠，分析透切，很有说服力。陈昌芸同学的文章，采用的也是可视化分析的方法，不过，关注的只是高等教育大领域中教学服务型大学小领域研究的问题。华中科技大学以刘献君教授为代表的院校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领域是院校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子领域。这个研究领域，也是由刘献君教授在2007年开启的，现在随着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实践的逐步推进，也产生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陈昌芸同学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可视化分析，认为当前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文献主要涉及教学服务型与其他大学的区别和联系、具备的特征及价值和功能、建设主体、建设路径、具体问题探讨五大领域，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未来需要注重学科发展，着力特色研究；重视社会服务，推进合作研究；关注人才培养，突出创新研究；强调多维审视，多视角研究。关于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五大领域的查找及其研究趋势的提出，为进行教学服务型大学领域研究提供了参考。

这里选编的两篇文章都对其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进行了梳理，并列出了名单。熊华军教授和史志刚同学的文章得出了201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高产作者有王建华、张楚廷和王洪才等为代表的66位，形成了以潘懋元、张应强和刘献君等为代表的高被引作者群，高文兵、李立国、王建华和刘克勤是综合网络中影响力较大的作者等数据。陈昌芸同学的文章得出了在发表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文献的50种期刊中《铜仁学院学报》刊发了14篇、《浙江树人大学学报》13篇，核心作者有刘献君、侯长林、罗静、陈明、徐绪卿、魏钢焰、陈琼英、沈云慈等结论。这些数据和结论，既是对相关刊物和作者的肯定，也为更多的研究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尤其是强化了高等教育学的领域研究意识。铜仁学院能够在全国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中有一定的地位，就是其高等教育研究团队近几年来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教学服务型大学这个领域的研究上，没有对教学服务型大学领域的集中研究，就不可能有今天在全国教学服务型大学研究中的影响。因此，高等教育学的领域研究，既是方法，也是策略。

高等教育学研究的领域，可大可小，具体要视研究者个人或研究团队的研究能力和兴趣而定。能力强、水平高，又有兴趣者，其研究领域可以不断拓展，直至满足研究需求为止；能力弱、水平低者，其研究领域可以小一点、窄一点，小和窄到能够把握得了的领域为止。研究领域大小、宽窄的确定，关键在于“度”的把握，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一旦确定，就要在一段时间之内，甚至比较长的时间之内，咬定青山不放松，方可见成效。之所以有“专家”的称呼，不就是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专注于某一点研究的结果吗？关注某一点的时间长了，研究的问题深了，积累的东西多了，也就自然成为了专家。其实，也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学等理论研究需要专注于某一领域，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也有领域意识，比如陆文夫的“苏州小巷”、刘绍棠的“运河滩”、何士光的“梨花屯”等，就是坚守在一定领域中进行文学创作的典范。所以，选定了高等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就要尽可能将其领域中的矿石挖掘出来，并逐步占据该领域的制高点。占据了高等教育学某个领域的制高点，就是对高等教育学科的贡献！

作者:侯长林 单位:铜仁学院

第3篇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育 《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 论文统计与分析 研究热点 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 G633.5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058（2016）310001

由教育部主管、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复印报刊资料《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是专业的教学类期刊。该期刊精选并全文转载全国历史教育专业期刊及教育类综合期刊中的历史教育论文。这些转载论文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能更好地透视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研究年度热点。本文将以2015年《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全文转载的历史教育论文为研究样本，通过不同角度的统计分析，探究2015年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研究的年度热点，并据此展望中学历史教育研究的新路向。

一、《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2015年度全文转载的中学历史教育论文统计与分析

1.栏目设置情况分析

栏目设置情况可以较全面地体现期刊的办刊宗旨和办刊特色，有效地反映学科的研究倾向和研究热点，起到引导读者阅读和指导作者撰稿的作用。[1]2015年，《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设置了25个与中学历史教育相关的栏目，全文转载了98篇中学历史教育论文。从表1可以知道，论文转载数量比较多的栏目是《教学研究》《学科视点》《教学策略》《教材分析》和《教学设计》等。需要注意的是，《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在2015年设置的与中学历史教育相关的专题栏目多达11个，具体为《历史教学设计》《历史概念教学》《学科核心素养》《历史教师专业成长》《价值观与历史教学》《探究教学》《问题教学》《教学目标确立》《高三复习教学》《2015年高考试卷评析》和《历史故事运用》。其中，专为历史学科设置的专题栏目有《历史教学设计》《历史概念教学》《价值观与历史教学》《历史教师专业成长》和《历史故事运用》，一共转载了16篇论文，其他专题栏目则是历史与地理两个学科共有。在这些专题栏目中，每年都出现的是《高考试卷评析》栏目。与2014年的专题栏目对比分析可以看出：2015年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更加重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历史教育价值观以及历史教学方法等研究。

2.源杂志转载中学历史教育论文数量分析

《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2015年全文转载的历史教育论文来自25种不同的期刊（见表2）。《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教学月刊》的论文转载量排名前三，一共被转载了45篇论文，大约是全年论文转载总数的46%。由此可知，这三大期刊是宣传和促进我国历史教育发展的重要刊物。另外，《中学历史教学》《历史教学问题》《教学与管理》《中小学教师培训》《江苏教育》等教育类期刊也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历史教育论文。

3.作者情况分析

（1）作者合作情况分析

统计分析论文作者的合作情况，能直观地认识全国不同单位之间在历史教育研究领域中的交流状况。在《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2015年全文转载的中学历史教育论文里有16篇合作论文。其中，高等院校、教研部门与普通中学的合作论文有7篇，约占总数的44%。在合作论文中，同单位以及同省不同单位合作的论文有10篇，跨省合作的论文有6篇，占合作论文总数的37.5%，较2014年相比有所增长。历史教育研究应该提倡跨地区、跨单位的交流探讨，利用信息化条件更好地开展历史教学研讨，通过不同活动与全国各地的历史教育工作者交流合作。

（2）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发文分析

《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2015年所转载中学历史教育论文的作者来自80家不同的单位。其中，有2家单位的论文转载量为3篇，分别是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和四川省成都树德中学，还有16家单位被转载了2篇论文，分别是北京市教育学院丰台分院、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福建省宁德市教师进修学院、江苏连云港市教育局教研室、浙江外国语学院社会科学教研部、浙江省海宁市教师进修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江苏省大港中学、江苏省常熟市中学、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第二高级中学、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3）第一作者单位所在地区分布

第一作者单位所在地区的分布情况可以清晰反映出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研究力量的空间布局特点。由表3可以知道，《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2015年所转载中学历史教育论文的第一作者单位集中分布在江苏、浙江、北京、广东、福建、上海和四川这7个省市，说明这7个省市的中学历史教育研究者研究中学历史教育的热情较高，状态活跃，在2015年发表了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江苏、浙江、北京3省市所发高质量论文数量排名前3，表明这3个省市的中学历史教育研究水平较高，这可能得益于其教育部门和历史教育工作者对中学历史教育研究的重视。

（4）第一作者单位所属系统分布

根据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系统归属能够知道，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研究的生力军分布在哪些单位系统，不同单位系统研究中学历史教育的活跃状态以及研究能力。第一作者单位所属系统大致可分为高等院校、普通中学、出版社和编辑部、教研部门四大类，本研究中这四类单位系统的第一作者比重分别是32.65%、50%、2.04%和15.31%。据此可知，普通中W是研究中学历史教育的主阵地，高等院校和教研部门的研究者也成为研究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的主体力量。

二、2015年中学历史教育研究热点

1.历史课程研究

“当学生完成学校历史课程的学习后，他们应该知道些什么？他们能够做些什么？ 如果学生完成历史课程的学习后仅仅积累了一些需要记住的历史事实的话，那是远远不够的”[2]。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而中学历史课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承载功能。一节好的中学历史课，不但要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而且还应该熏陶学生的人文精神，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马维林、黄敏指出：历史教学的最高目标应该是价值引领。历史价值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和求真、扬善、唯美的情怀，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引领学生感悟时代精神，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让学生懂得尊重各国文化和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第6期）*。唐琴、石晓健认为承担公民教育任务的历史课堂忽略了“人”，弱化了历史教学的教育价值；把历史学科教育价值概括为“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历史价值判断能力的孕育”；主张通过构建学术性课堂促进学生历史知识、学科素养和历史意识的发展，帮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民族观、历史观和时代观，倡导适应时代需要，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的价值立场；认为人性教育、公民教育、和平教育等构成了21世纪历史新课程基本的“时代性价值取向”（第6期）。倪仲指出历史教学中“一分为二”式的评价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简单套用“一分为二”式的评价导致了历史教育价值缺位；主张历史教师就应该大胆摒弃“一分为二”式的中庸评价方式，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表明我们的价值取向，这样的历史教学才是真正用价值引领学生（第6期）。历史教育是一种历史认识教育。历史课程的终极目标就是让学生通过学习历史，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陈志刚认为历史教师应当在课程实施中进行正确的历史认识教育，帮助学生形成富于社会批判和建设精神的现代公民素养，获得基本的历史思维能力（第6期）。王凤侠也指出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习者健全成长，对其灵魂以价值引领；历史课仅有史实、仅做事实判断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价值判断；历史教应抓住历史认知和价值观冲突的问题锻炼、提升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第5期）。

历史教育总目标的实现需要具体的教学目标的达成。徐赐成认为教学目标、课程目标、教育目标是相互作用的系统问题，拟订教学目标应该是教育总目标在具体教学内容和情境上的投射。因此，拟订历史课堂教学目标必须有完整的教育视野，从教育教学的本义出发关注学生的主体认知地位，以历史教育的价值和功能为本。他认为历史教育功能一是存续文化传统，二是增进社会理解，三是资佐现实发展。历史教育要以教育目标理论研究为据，把握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大致发展线索，了解教学目标分类学的基本思想（第7期）。

2.历史教学策略研究

“教学策略是教学步骤、方法、手段或技术的总称”[3]。历史学是一门富有生命力与思想的人文学科，时间跨度大，文化内涵深厚，因此历史教学总是存在一些困境，例如学生缺乏学习兴趣，难以深刻理解历史现象，不能生成复杂的历史思维。要解决这些教学困惑，郭子其认为教师应深思教育情境下的教学策略，通过营造知情交互的情境帮助学生进行位置记忆，促进学生灵活运用知识、习得迁移能力以及形成批判创造性思维（第3期）。历史教学不可能依靠灌输得到理解和内化，需要师生交流对话与教师的适当点拨。方颖基于对话教学的新型教学形态研究了“心理契约”理论下的高中历史对话教学策略，认为在对话中建立以“安全感、信任感、责任感和共情心”为基础的“心理契约”，有助于师生相互理解，增强交流意愿，实现思维交互和情感共鸣，师生成为学习共同体，提高教学有效性（第7期）。卢晓华认为点拨法能帮助学生深化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借助“互动”“情境”和“评价”等手段帮助学生回到历史现场，在看似浅显处点拨使学生逐渐深化认识，在思维盲点处点拨使学生厘清分析路径，点明历史线索，扫清思维盲点（第6期）。为了实现课程目标系统，帮助学生形成对所学知识的整体认知，陈善松和吴国雄倡导整体性教学策略。他们建议在实际教学中，不论是教学目标的设计，还是教学过程的实施，都从学科系统和学生实际出发，进行整体认知建构，通过整体设计教学目标、整体梳理历史脉络以及整体认知历史要点进行科学、有效的历史整体教学（第9期）。

“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4]。要学生深刻理解历史现象，生成复杂的历史思维，郭子其认为历史教学应该重视诠释方法的价值，引导学生将自我的经验与智慧融入历史发展进程中，设身处地地理解历史，以获得丰富而开放的意义，从而达成深度认识，获得明了的历史见解（第11期）。沈素英则认为历史教学应该站在文化视野的高度，在课堂教学中创设富有情感的、有利于学生释放潜能的文化背景，通过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与重组、整合与探究，将学习知识与培养能力结合，培养能力与提高认识并重，融合理性与人文精神，开阔学生眼界，启迪学生智慧，促进学生掌握方法、形成价值观和确立人生目标与理想（第8期）。

3.历史教学方法研究

长期以来，历史教学习惯于向学生灌输大量的学科概念、观点和原理，如果学生记住了这些知识，并能在各种测试中准确地予以复述，就被认为学生已经掌握了知识。然而，这样的“掌握”是受到质疑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知识的学习并没有触及理解过程及学生内在洞察力的培养。所以，陈新民认为应该重视历史教学设计和开展主题探究活动，让学生经历跨学科、多角度思考和探究问题的学习过程，促进学生理解能力和综合思维能力的发展（第4期）。为使历史探究性学习更有效，更好实现历史课程目标，作为历史课堂的主导者必须在学习主题、课程资源、学习内容、学习方法、问题情境等方面进行有效的设计、开发和重新建构（李南亮，第4期）。历史教学中探究性问题的设置应依据循序渐进的原则，从事实性问题入手，设计解释性问题，进而推进评价性问题，引导学生通过逐步思考，形成对所学历史知识的深入理解，提升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其中，事实性问题是基础，解释性问题是深化，评价性问题是升华。只有这样，学生在面对“你有什么启示”“你怎样看待”“你有什么想法”等问题时才不会出现哑口无言、信口开河、语无伦次、生拉硬拽等现象（吴波，第5期）。

4.历史教育测评研究

表现性评价作为过程性评价的重要方法，正逐渐成为高中历史学科学业评价的主要方式。表现性评价的标准称为表现性评价量规。马晓丽认为一个完整的表现性评价量规应该包括活动主题、评价内容、权重设置、程度描述、评价标准、评价主体以及评价方法和评语建议，在创制表现性评价量规时应注意把握好适切性、可操作性和参与性原则。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经验和实践总结，她提炼出的表现性评价量规程序为解读课程标准、确定评价内容、明晰要素特征、选择量规类型、描述评价等级、拟定评价量规以及修正完善标准（第2期）。

每年高考过后的全国热门话题之一就是对高考试题的评析。中学一线历史教师通过研究解读并借鉴文章对高考试题的评析，可以深刻认识高考试题的总体面貌及其命题趋势，把握不同题型并总结其答题方法，从而进一步反思和改进往后的日常教学，有针对性地进行复习和备考指导。冯一下认为2014年方法类试题数量急剧增加，这将导致史学方法类试题作为一类相对独立的试题出现在高考历史试题中，并推动高中历史教学重视史学方法渗透。所以高中历史教师应该深化对方法目标的认识，更多地了解史学方法，科学地制定史学方法教学策略。（第1期）郭子其J为高考历史试题品质的优劣在于是否立足于人的历史思想与价值来考查历史思维，2015年新课标全国卷Ⅰ、卷Ⅱ第40题强调历史人物的活动与人的历史思考，强调时代特点与思想内涵的历史性思维，强调思想价值的渗透与思维能力培养，富有历史的时代气息，考查了多样多层的创新思维能力，而且试题设问具有开放性，关注考生的鲜明个性，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第12期）。

四、结语

根据《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2015年全文转载的历史教育论文数据统计发现，一线历史教师是中学历史教育研究的主体，教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尤其是师范院校，也是历史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合著率未见明显的变化规律，高等院校研究者和中学历史教育研究者的合著情况增多；标注参考文献的意识较弱，但这种情况正在好转。与此同时，被转载论文的平均引文数量和引文比例，说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育研究还处在主观总结为主的“经验型”阶段，而非“学术型”阶段。

据此，笔者对历史教育刊物、中学历史教育研究群体提出以下建议：一是中学历史教育研究者是背负重任的开拓者。从现有的情况看，一线历史教师仍将是中学历史教育的主要群体，而高等院校和教科研部门的历史教育研究者仍将肩负着将历史教育研究引向更高处的任务。研究者还应关注中学历史教育中的教师和学生，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加强对历史教育主体的研究。二是历史教育期刊为中学历史教育研究提供更好的平台。杂志需要关注理论又重视实践，亦要呼吁关注中西部地区的中学历史教育现状，引起中西部研究者的重视，也可以以杂志为媒介，加强东、中、西部研究者之间的交流。

[ 注 释 ]

[1]张家辉，哈斯塔娜，乔丽娜.2005-2009年《地理教育》文献计量学分析[J].地理教育，2010（12）：45.

[2]Peter Seixas， BENCHMARKS OF HISTORICAL THINKING：A REMEORK FOR ASSESSMENT IN CANADA[P/ON]. [2016-09-23]http：//historicalthinking.ca/sites/default/files/files/docs/Framework_E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