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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虚拟经济重构稳定
在市场经济中,房地产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为消费者提供居住和工作场所;二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投资或投机机会;三是为整个信用制度提供最基本的抵押资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银行抵押资产的90%是房地产)。前者是房地产的自然属性,与是否市场经济无关,后两者则是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这两个功能。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引发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基本作用:其正面的基本作用在于房地产可以迅速通过房地产信贷的杠杆撬动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发达地区,导致该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这总是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土地出让和税收收入);而基本的负面作用就是它可能带来泡沫经济的风险。可见,房地产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具有很强的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把房地产作为虚拟经济的部门之一来进行研究更能体现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性。
然而,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房地产(realestate)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最重要的实物资产(realassets),属于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房地产的变动应该与经济基本面相吻合。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房经背离”和“房地产泡沫”等种种“异象”又说明了仅把房地产作为一种实物资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从当今经济虚拟化的现实出发,运用虚拟经济理论对之进行合理的解释。
一、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
在现代经济中,资本化定价方式越来越普遍,整个经济系统中虚拟经济部分的影响日益增强,相应地,虚拟经济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称呼有很多种,但是它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而存在的看法却是共同的。虚拟经济概念的本质意在概括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基础就是资本化的定价方式。它是观念支撑或心理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而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房地产的价格形成无疑属于虚拟经济系统。
可见,虚拟经济理论重视预期和心理活动、不确定等因素的作用,它把整个经济系统划分为由成本支撑的实体经济系统和由心理支撑的虚拟经济系统。虚拟经济是一种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其行为基础的特殊的经济运行关系,一种资产,不论其有形还是无形,也不论其是金融资产还是房地产,一旦以资本化定价方式来定价,它就具有虚拟资产的运行特征,就应该纳入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虚拟经济中的所有运行特征、运行规律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与资产的这种特殊定价方式有关。对房地产虚拟性的研究也是从资本化定价方式入手的。有关的研究如下:
1.关于房地产定价方式的研究。刘骏民(1998)指出:如果从定价方式的角度来看,即使是狭义的虚拟经济的定义也要包括房地产。随后,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报告”指出房地产虚拟性是介于一般商品和金融资产之间的,房地产虚拟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包括:房地产存量与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虚拟化的程度以及制度因素(包括土地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结构等影响房地产虚拟性质的主要制度因素)。
2.关于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研究。郭金兴(2005)指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并不必然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房地产具有稳定经济的内在机理。房地产价格的长期增长趋势可以使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中的货币需求相适应,而房地产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对稳定货币发行,从而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王国忠(2005)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检验发现: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整个经济价值系统的影响是直接而显性的。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在整个区间内存在双向的影响机制,房地产价格对股票价格与实体经济的价格指标都有着单向的传导机制,房地产的价格波动会影响股票市场的价格及实物生产价格的波动。这说明作为虚拟经济的子集,房地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果把房地产部门看成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然后再来考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就会发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出现了增强的趋势。鞠方(2005)基于对现代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特殊性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基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提出了房地产市场货币积聚假说,对房地产泡沫的成因进行新的解释。进而把房地产泡沫放在协调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重点剖析房地产泡沫、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三者的互动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并指出: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虚拟经济特征和实体经济特征的特殊市场,正是由于这种“虚实两重性”,决定了房地产“异象”成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基本思路
在认识到房地产的虚拟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按照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刘骏民,2003),从虚拟经济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这种重构包括以下几个有机的组成部分:①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这是从虚拟经济的行为基础——资本化定价方式的角度对房地产虚拟性进行的研究。②对房地产自身的稳定性的研究。首先,从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强波动性入手,然后,对房地产这种虚拟经济成分自身的稳定性进行研究。③从价格的角度来研究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说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互动关系——房地产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什么影响。④从资金流的角度阐述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这种资金流包括货币资金流和信贷资金流。分析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波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⑤指出在虚拟经济条件下政府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以促进经济稳定。⑥案例研究。研究美国、英国、日本、中国等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
由此,从虚拟经济的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图大致如下:
三、从虚拟经济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意义
在经济虚拟化背景下,研究房地产虚拟性质与宏观经济稳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大体而言,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强调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功能,从而将股市、债市、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等看作一个整体来考察房地产,考察资金在这些领域中转移流动的规律及其影响;第二,强调房地产作为资产的虚拟性质和可能的房地产引发的泡沫经济的风险。这种从市场经济功能视角的研究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有利于正确解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传统经济理论难以有效解释房地产市场运行中的“异象”,只有在对房地产虚拟性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会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研究领域有更深刻的了解;才会对虚拟经济的理论出发点是把整个经济看作一个价值系统而非物质系统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研究必将极大地丰富虚拟经济的理论。
有利于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研究房地产虚拟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指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协调发展,这在客观上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并有利于提高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研究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从而为经济增长服务。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事关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房地产泡沫引发的财富分配效应可能加剧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社会利益主体的矛盾激化。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房地产业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各国的GDP增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性较强。在此情形下,如果房地产业出现不正常的发展,不仅会导致房地产业衰退,还会对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因此,认识房地产虚拟性并在此基础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问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金融安全、投资决策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AlanGreenspan.Newchallengesformonetarypolicy.beforeasymposiumsponsoredbytheFederalReserveBankofKansasCityinJacksonHole[R].Wyoming,August27,1999.
[2]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39~42.
[3]刘骏民.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4]王千.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D].南开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5]王国忠.虚拟经济稳定性研究[D].南开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6]李杰,王千.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6,(2).
【关键词】网络经济/由来/特点/因素/影响
【正文】
一、网络经济的由来
网络经济在世纪之交的蓬勃发展,是与1993年以来国际互联网商务性应用的急剧高涨分不开的。
但就网络经济这一概念而言,则早已有之,而且由于不同学者对“网络”和“经济”的不同理解,它有着不尽一致的内涵。例如,早在80年代,有些日本学者鉴于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均因有相应的网络而发展起来,就把服务经济称为网络经济,提出要研究这类网络经济学问题;1992年我率中国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访问贝尔实验室时,有两位美国学者送给我几篇研究网络经济问题的论文,其内容是讨论电子计算机局域网、广域网的成本核算、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人们也把这类研究称为网络经济学(EconomicsofNetworks)。
现在成为时尚而流行的网络经济或网络经济学,就其内容而言,实际上是互联网经济(InternetEconomy)或互联网经济学(InternetEconomics)。当然,这也是一种特定的信息网络经济或信息网络经济学,它与信息经济或信息经济学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人们利用网络,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网络经济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这种网络经济是经济网络化的必然结果。网络化极大地加快了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逐步开放和适度监管来利用世界上成熟的技术成果、有用的信息和知识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
对网络经济可从不同的层面去认识它。从经济形态这一最高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有别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由于所说的网络是数字网络,所以它又是数字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信息网络尤其是智能化信息网络将成为极其重要的生产工具,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
从产业发展的中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与电子商务紧密相连的网络产业,既包括网络贸易、网络银行、网络企业以及其他商务性网络活动,又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以及各种网络服务的建设、生产和提供等经济活动。这就是目前信息产业界人士所宣扬的互联网经济,它可细分为互联网的基础层、应用层、服务层、商务层。电子商务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据美国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美国互联网经济1998年总收入为3014亿美元,(注:1995年还只有50亿美元,3年就增加到600倍,在1998年网络经济的3014亿美元收入中,电子商务就占了1020亿美元。)超过了能源(2230亿美元)和邮电(2700亿美元)的收入,仅次于汽车工业的收入(3500亿美元),但其按人平均的生产率(25万美元)已高于汽车工业(16万美元),此外还创造了就业岗位120多万个;从1995—1998年美国互联网经济增长了174.5%;1998年美国电子商务比过去所有的估计都高,达1000亿美元。(注:以上资料见该公司副总裁林正刚在’99国家信息化发展论坛的报告:《Internet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从企业营销、居民消费或投资的微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则是一个网络大市场或大型的虚拟市场,其交易额几乎每百天增加一倍。由于网络用户普遍看好这一市场,随着网络的扩大,网络企业的股票市值不断飚升。例如,美国的德尔公司自1990年上市以来其股票增值了3万倍。又如美国的雅虎以400万美元创业,经过4年半时间,其股票市值达到400亿美元,增长1万倍,拿其网络股收益与其财务收益相比,超过40多倍。这说明网络企业与传统企业不同,其收益更多地来源于信息资产即无形资产的价值和增殖。网络经济的上述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的。网络市场扩大了,网络产业发展了,表现为全新经济形态的网络经济也就必然水到渠成了。
二、网络经济的特点
作为一种新经济的网络经济,与以往的传统经济相比,有着受信息网络种种特点的影响而形成的诸多特点:
1.网络经济是全天候运作的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每天24小时都在运转中,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很少受时间因素的制约,可以全天候地连续进行。
2.网络经济是全球化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使地理距离变得无关紧要,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把空间因素的制约降低到最小限度,使整个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空前加强了。
3.网络经济是中间层次作用减弱的“直接”经济。由于网络的发展,经济组织结构趋向薄平化,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因“产销见面”而使中间层次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当然,这并不排除因网络市场交易的复杂性而需要有各种专业经纪人与信息服务中介企业。
4.网络经济是虚拟经济。这里所说的虚拟经济不是由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所形成的虚拟经济,而是指在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中进行的经济活动。经济的虚拟性源于网络的虚拟性。转移到网上去经营的经济都是虚拟经济,它是与网外物理空间中的现实经济相并存、相促进的。培育和促进虚拟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5.网络经济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经济。信息网络使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范围扩大了,也使竞争与合作之间的转化速度加快了。世界已进入大竞争时代,在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也是为了竞争。在竞争合作或合作竞争中,企业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的应变能力提高了,否则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企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主要不再依靠天赋的自然资源或可供利用的资金,而更多地仰仗于信息与知识。
6.网络经济是速度型经济。现代信息网络可用光速传输信息。反映技术变化的“网络年”概念流行起来,而网络年只相当于正常的日历年的1/4。网络经济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大量的信息,需按快速流动的信息来进行。经济节奏大大加快,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产品老化在加快,创新周期在缩短,竞争越来越成为一种时间的竞争。21世纪头10年的经济将是在注重质量的基础上注重速度的经济。
7.网络经济是创新型经济。它源于高技术和互联网,但又超越高技术和互联网。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此为基础的网络经济需强调研究开发和教育培训,若非不断创新,其新经济的“新”也就难以为继了。在技术创新的同时还需有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的配合。创新来自创造性,创造性的存在,要有从无序中寻求有序的环境,而创造性的发挥,则要求从有序中冲刺出来,产生适度的无序。
三、网络经济起作用的因素
传统经济是物质、能量型经济,其交易通行“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商品价格对供求变化的刚性较大,甚至具有缺乏效率的僵硬凝固性,因资源匮乏使供应受阻往往成为经济的通病。网络经济是信息、知识型经济,其交易则通行应用越广价值越大的原则,商品价格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严格反映供求变化的市场价格,对买卖双方具有互动协商、互利双赢的优越性,因收入与财富的悬殊加剧使需求不旺很可能影响经济发展。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不仅劳动生产率高,(注:例如,美国90年代的生产率年增速度是60年代的2倍,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4倍。)而且创造财富快。(注:网络经济的财富创造主要不看短期利润,而着眼于信息资产或知识资产在长期的增值。据香港《大周刊》1999年3月6日的报道,美国比尔·盖茨的财富在1998年每小时增加210万美元。)近3年(1995—1998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有35%依赖于网络经济的发展。(注:见人民日报1999年6月24日《美国经济三年增长三成有赖网络经济》。)网络经济会促进经济的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平缓。美国90年代经济近五六年来的实绩提供了一个例证。网络经济的这种作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从网络经济的基础设施或主要工具信息网络的作用看,信息网络有强大的支撑效应、渗透效应、带动效应。特别要指出的是信息网络发展过程中有些规律对网络经济起着支配作用,这就是以下的三大规律:
1.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莫尔定律(Moore’sLaw)。按此定律,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而价格以减半数下降。该定律的作用从60年代以来已持续30多年,预计还会持续20年。它揭示了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和持续变革的根源。
2.信息网络扩张效应的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Law)。按此法则,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这说明网络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互联网的用户大概每半年翻一番,互联网的通信量大概每百天翻一番,这种爆炸性增长必然会带来网络效益的飞快高涨。互联网企业概念股市值连续上扬的原因就与人们的这类预期有关。
3.信息活动中优劣势强烈反差的马太效应(MatthewsEffect)(注:源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5章中的话:“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律。在信息活动中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者劣势一旦出现,就会不断加剧而自行强化,出现滚动的累积效果。因此,某个时期内往往会出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而且由于名牌效应,还可能发生强者统赢、胜者统吃的现象。(注:令人担忧的是,网络经济的发展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差距。据联合国技经贸信息网新闻的报道,至1998年,在国际互联网1.3亿用户中,发展中国家只有1000多万,占7.8%,而发达国家有1.2亿,占92.2%;在发展中国家每440人有一个国际互联网用户,而在发达国家每6.8人中就有一个国际互联网用户。信息社会中“信息富裕”与“信息贫困”的差异,在信息经济中将表现为“信息经济发达”与“信息经济落后”的差异。)
从网络经济的本身看,首先它使经济活动的扩展具有全球性,可达互联网连结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进入全球市场,扩大营销范围,并充分利用全世界的生产要素。其次,它使经济活动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具有十分广泛的普遍性,上网的企业、家庭和其他单位,都会因交易费用降低、商机选择增多而获益。再次,它还使经济活动的主体行为有多项选择性,促进生产与消费的个性化。
尽管有这么多的因素使网络经济崭露头角,给传统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应当看到,传统经济始终是哺育网络经济的母体。迄今为止,网络经济的发展仍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其中有技术因素,更有制度因素,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即使在发达国家,由于把网络技术用于各种目的,推动了软硬件的生产,因把万维网推广到全世界掀起了一阵阵热潮,结果使投资激增,新企业不断涌现,整个经济迅猛扩张,但在发展进程中同样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和一定的风险。前景诱人的网络经济,其真正的优越性在于持续的变革:以变应变。
四、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由于网络经济是信息经济的一个特称或别称,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个途径是以新的视野或用新的方法来解释原有的理论,使其有新发展。例如,引入信息的不完全性、有成本性、非对称性,使经济学中传统的市场理论、均衡理论、企业理论等等发生了质的变化。另一个途径是从新的经济现象出发,研究和确立新的经济理论。例如,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学在研究边际效益递增理论、无形资产及其评估理论的作用等等。
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里选择几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因受网络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进行必要的剖析。
1.对生产力要素理论的影响
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究竟是由哪些要素组成的,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例如,“两要素说”把生产力理解为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生产能力,它“由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注:《斯大林文选》(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5页。)共同组成。“三要素说”认为生产力指的是生产总量,决定该量的生产过程的要素即生产要素也就是生产力要素。因此,它除劳动工具和劳动力之外,还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对象的发掘与变革对生产力的增长起着越来越大的明显作用。“多要素说”视生产力为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而它的高低除受上述三要素的影响外,还取决于“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页。)以及其他要素。
“多要素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决定生产力的主导因素的变化上,如从生产工具主导论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进步主导论的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在不断增加中,除科技、管理外,又有教育、信息与知识(注:世界银行1998/1999年报告《知识与发展》认为,“信息是每一个经济的生命线”,“知识是发展的关键”,“知识就是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72、130页。)等。
1991年我曾提出,“信息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软要素”,并对此观点作过全面的论述。(注:乌家培:《信息与经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0页。)网络经济的发展,对生产力要素理论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这表现在:(1)使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力对其信息能力即获取、传递、处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的依赖空前增强,并促进新型劳动者即信息劳动者的出现与快速增加。(2)使生产力中起积极作用的活跃因素劳动工具网络化、智能化以及隐含在其内的信息与知识的份量急剧增大,信息网络本身也成了公用的或专用的重要劳动工具。(3)使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劳动对象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并扩大其涵盖的范围,数据、信息、知识等都成了新的劳动对象。(4)使生产力发展中起革命性作用的科学技术如虎添翼,由于科技情报交流的加强和科技合作研究的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科技成了高科技的主要代表,它对社会和经济的渗透作用和带动作用不断强化。(5)使对生产力发展有长期的潜在的重要作用的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远程教育、终身教育日趋重要,本来就是与信息相互交融的教育更加信息化、社会化和全球化了。(6)使组合、协调生产力有关要素以提高它们综合效益的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强化,导致管理科技甚至也成了高科技。管理信息化已发展到内联网、外联网、互联的网际网新阶段,并与各种业务流程信息化相融合。信息不仅是管理的基础,而且与知识一道也成了管理的对象。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日益成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型的增长点。(7)使作为生产力特殊软要素的信息与知识通过对生产力其他要素所起的重大影响和通过对这些要素的有序化组织、总体性协调,发挥其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两个过程相互结合的特殊作用。
2.对边际效益递减理论作用范围的影响
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由于物质、能量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性、技术进步的相对稳定性、市场容量的饱和性,当需求依靠供给来满足时,任一投入产出系统中,随着投入的增加边际产出(即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这一规律性现象广泛存在,有普遍性。
到了信息经济尤其是其网络经济阶段,信息资源成了主要资源,该资源可再生和重复利用,对其生产者无竞争性而对其使用者无排他性,它的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同时信息技术发展快、变化大、生命周期短;而且需求往往是由供给创造的,产品受市场容量饱和的影响较小。因此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中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现象,这种现象还会因网络效应的作用而强化。
边际效益递减是与负反馈相联系的,而边际效益递增是与正反馈相联系的。负反馈反映原有的差异逐渐缩小以至消失的倾向,正反馈则反映初始的微小差异不断扩大导致全然不同结果的趋势。当然,这种变化都是有条件的。
认为在传统的工农业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性而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的那种观点,是与现实相背的。人们会发现,在物质产品生产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之前也有边际效益递增的现象,而在信息产品生产中当技术方向有问题时也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为零或负的现象。网络经济所改变的仅仅是缩小了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范围,使它在经济活动中不再成为起主导作用的规律。
3.对规模经济理论相对重要性的影响
在工业经济中,由于社会分工、专业化协作的发展,由于机械化、自动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流水线的发展,当钢铁、汽车、石化等固定成本占总成本很大比例的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规模经济即产品单位成本随着产品数量增加而降低所带来的经济性,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
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尽管规模经济仍然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但由于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集成化、柔性化发展,数字化神经网络系统的建立与应用,由于外部市场内部化同外包业务模式的并行发展,还由于相关业务甚至不同业务的融合,当软件、多媒体、信息咨询服务、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网络设备与产品等变动成本占总成本较高比例的信息产业、网络产业、知识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增加经济性效应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了。范围经济(通过产品品种或种类的增加来降低单位成本)变得更加重要了,差异经济(通过产品或服务差异性的增加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成长经济(通过拓展企业内外部的成长空间来获取利润)、时效经济(通过抢先利用机遇扩大市场份额来赢得竞争优势)等各种提高经济效益的新途径出现了,这些途径不仅大企业在利用,而且更有利于大量中小企业加以利用。
无可否认,规模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活动提高效益的基本途径,这个事实没有变,但它的相对重要性由于网络经济的发展确实变化了,它不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经济性效应。
4.对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此消彼长“理论”的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于1958年提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或物价上涨率)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变动关系,低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陪伴,而高失业率则与低通胀率同时并存,若用纵坐标表示通胀率、横坐标表示失业率,那么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表现为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这就是所谓菲利普斯曲线。
上述“理论”已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所否定。70—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期,出现了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并存的“滞胀”,了失业率与通胀率反方向变动和可相互替换的“理论”。到了90年代,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出现了在经济高增长中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的新经济现象,又一次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不存在什么菲利普斯曲线。据美国商务部分析,1996年和1997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价格下降使国民经济的价格指数下降了1个百分点,导致通胀率成为30年来最低点,同时信息技术产业还在以往5年内提供了1500万个工作岗位,使失业率降到24年来最低点。
有些文章为了强调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把新经济实践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的否定说成是“第一次”,是不准确的。
5.对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城市居民时间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闲暇结构调整”成为现阶段能否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积极稳妥地进行闲暇结构调整,需要沿着闲暇的双重性与文化的双路径协同展开。其调整的路径依赖于文化型闲暇的形成过程,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影响城市生活方式,导致整个闲暇结构的形成或变动;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参与调整时所具有的能动性来自文化,城市图书馆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产物,这种与文化与生俱来的依存关系使得图书馆成为社会文化的象征,也使城市图书馆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固有的文化属性,主要表现在城市图书馆作为文化机构承担着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推动着文化研究与文化创新。同时,城市图书馆作为收集、整理、储存、传播、交流文化成果的社会信息服务设施与机构,提供了闲暇消费模式向消费生产模式转变的第三空间,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三维变量整合。城市图书馆第三空间的作用: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生态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具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态文明理念,从而提高实现从开环的末端性治理到闭环的全过程控制改变的可能性;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社会福利增加和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福利要素的改进;与经济的关系表现为知识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实现从数量型的物质增长到知识型的服务增长的变革。
2闲暇视角下的城市图书馆资源再配置效应分析
2.1概念模型城市图书馆第三空间中文化型闲暇活动是通过对社会及他人精神财富的消费,同时这种消费过程又是对精神财富的消化、继承、积蓄、再造和创新过程,提升个人信息素养、技能素养和文化素养。它并非是一种单纯的闲暇健身、健心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沟通感情、获得信任和尊重或是地位的象征,实现城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化型累积。由此可得,文化型闲暇视角下的城市图书馆资源再配置传导机制是指通过城市图书馆的文化型闲暇消费生产,实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转化性积累,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加速资源再配置效率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从文化型闲暇视角对图书馆的资源再配置机制进行研究,可以整合生态—社会—经济变量,促进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全面推行。其主要包括:人力资本传导机制、社会资本传导机制以及通过沟通机制和学习机制,还存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联动机制。
2.2人力资本效应分析闲暇时间增加,但并没有明显地使效率损失的原因在于,人们延长了学习时间,特别是各种正规教育以及在职培训活动等,而日益减少了进入劳动市场的时间。学习时间是教育过程的一种投入要素,通过这种要素使用产生人力资本的积累。人们之所以选择闲暇,是基于有限理性假定,人们相信通过受教育闲暇时间利用可以提高其未来享受生活的能力,提高对自己未来的评价,从而降低对未来的贴现率。受教育闲暇时间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会增加闲暇的动态需求。但需要指出,用于人力资本的闲暇时间使用量随着年龄增加而趋于下降,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当寿命周期一定时,未来收益的当前价值将随年龄增加而减少;其二,投资成本将随着人力资本的增加而上升。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在市场上所进行的交易可看作是缔约各方之间关于产权的部分或全部转让,这些转让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合约安排来进行。然而,这些转让以及各种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相互协调都是有成本的,其中包括契约制定过程中当事人之间讨价还价的成本,以及执行契约条款的成本。契约的存在并不是因为物的交换的损益,而是隐含于物的背后的产权变动所引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产权的核心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约束条件,是对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明确界定。给定制度环境,那么产权分配直接与参与人的谈判力有关。假定给定制度环境,则资产的专用性一般是产权谈判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尤其异质性人力资本的累积可以提高其资产专用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2.3社会资本效应分析闲暇时间往往代表了非市场时间的有价值利用。这种非市场时间的有价值利用会产生行为人之间的非市场相互作用的经济效应即社会资本。需要强调这种非市场时间利用的经济效用可能并不是行为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初衷,具有偶然性和随意性。例如一个人利用闲暇时间参与图书馆服务,如在大量阅读过程中,进行“重复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产生彼此沟通和信任而获得正外部性;以及这种正外部性感染到读者周围的人而获得正外部性。此外,阅读过程中能够明显改善人的紧张情绪和压力,给人带来快乐,这种快乐会波及相互作用的行为人而获得正外部性。读者获得的外部性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交易费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良好的社会资本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反之,社会资本不足,会增加交易费用。社会资本对交易费用的节约表现在它有利于成员间的合作与彼此信任,从而节省了协议谈判、拟定和执行的时间、精力和费用。首先,市场体制下仅存在经济交换,双方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任何依赖关系,一次交易的完成就意味着关系的终结。网络体制下不仅存在经济交换,也存在关系交换,交换建立不但是物的量与量的关系,而且建立的是人与人之间质的关系,即使完成一次交换,彼此之间依然存在持续的互动。由此网络交换同市场交换相比,网络交换变为一种重复博弈。经过一系列博弈之后,博弈方就能找到合作解。社会资本对交易费用的节约还表现在可以节约信息费用。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社会关系网络在信息获取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一张信息网络,较易于发现需求和供给,故交易搜索成本减少,甚至接近于零。
3结语
一、对信息混淆与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
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个理性选择是对信息的偏好,如对知识、数据、计算机、网络、新闻消息等各种信息的依赖。与此相伴生的是,现代生活所提供和生产的信息量增长速度迅猛。这样,必然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在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相关决策时必须首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大量的信息中分辨、剖析、寻找到最满意的信息,以备使用。然而一旦考虑到信息在经济生活中具体存在的形式,实际的选择并不会轻易地得到。
信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多是以混淆的形式出现的,对于混淆的信息,人们是无法用肉眼、感觉等去进行直接分辨的。混淆在一起的信息,是以单一信息的面貌出现的,而这一信息虽然是以一个单元出现,但实质上则包含着若干个不同单元的单一的信息。例如,一些产品销售具有周期变动的特点,其销售周期就可能包含了销售的趋势因素、季节因素以及不规则的变动因素等。混淆的信息,它围绕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周围而存在,其中一些信息是有用的和非常重要的,而可能更多的信息则根本是无用的。人们面对众多混淆的信息又怎会轻易地找到自己满意的信息,以供使用和相应决策呢?
因此,在对信息经济的研究中,对信息混淆和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便成为首要的工作。
信息混淆,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它就好比通讯中受到各种噪音干扰后最终接收到的信号,是混有噪音的一样,人们观察到的最终的信息也是混有噪音的信息集合。由此,信息混淆也决定了信息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方面。但限于这一认识,则是不够的。对混淆在一起的信息,必须要能够对它们进行识别,就如同人们必须滤除通讯中的噪音一样,将失真的信号还原为原来的信号,我们也必须将经济生活中混淆信息中的噪音滤除,从而达到充分利用那些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带有混淆性质的信息。因此,这就进一步提出了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客观要求。对信息混淆进行相应处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将混淆的单一单元的信息,按经济实质过滤出混淆前的原来的信息。这种技术,就被称为信息滤波。根据对信息混淆定义的类似方式,信息滤波被界定为:信息滤波就是将信息单元(A)消除作用力,还原为以前信息单元(B)的技术。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信息滤波是针对信息混淆问题产生的一个方法问题。与信息混淆相比,信息滤波则明显具有技术方法研究的特点。如果说,信息混淆是对信息表述方面的研究,信息滤波则是对信息处理方法方面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
对信息滤波方法进行较为理论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信息科学中对通讯信息的研究,其后,这一研究则蔓延到经济领域。
滤波思想在信息科学中由最初提出,进而发展为其主要学科分支——控制论中的一般滤波处理方法。信息科学的研究指出:信息由信源发出,在传输过程中,由于内部环境和外部噪音的干扰,常常会出现种种失真的情况,为了尽量减少信息的失真损失,达到较优的传输和接收效果,在信息论的具体研究中就提出了滤波理论。因而,一般滤波思想主要针对的问题是通讯与控制中的信息干扰处理。具体来讲,指的就是从获得的信号与干扰中尽可能地滤除干扰,分离出所期望的消息,或者说,是通过对一系列带有误差的实际测量值的处理,得出所期望数据的估计值。
一般滤波处理方法的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有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而在这一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主要有维纳(Wiener)、柯莫哥洛夫、雅格洛姆、卡尔曼(Kalman)和布西(Bucy)等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西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中来。
尽管滤波理论的提出,最初并非出于经济学的目的,然而有关一般滤波理论的思想及对信息处理的相应方法,在经济学中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信息混淆状态的分离、辨析,一般滤波理论提供了一套方法论。经济学中所指的信息尽管同通讯、控制中的信息不同,然而在对信息所反映现象的本质上,两者却有着非常类似的描述,在这一点上,两者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差别不过是所反映的范畴不同罢了。因此,经济学中的信息处理,同样可以将通讯、控制中的滤波思想和方法吸收过来:经济活动中所获取的各种经济信息变量中,排除信息混淆状态,分离出所期望的信息变量。
经济滤波的研究,是将上述对信息科学中的信息滤波处理的思想引入到经济领域中的结果。这也可视为是一般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扩展应用。但是,即使我们将经济滤波视为一般滤波在经济领域的扩展,经济滤波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一般滤波在一块“新的土地”上的翻版,因为:第一,信息科学中的信息论,本身是统计学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一个分支。统计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和科学,它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得到应用,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得到广泛应用,信息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因为,方法论是具有一般性的。第二,一般滤波理论在经济领域中被引入后,某些方法出现了新的创新,比如,时间序列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后,既推动了对一般滤波在信息科学领域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增加了将滤波方法和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研究的可能性;第三,一般滤波与经济滤波在研究对象上虽都是信息,但信息在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中所实指的具体含义毕竟是不同的,因而,滤波处理的思想虽是相同的,但滤波处理的技巧和方法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Muth)和卢卡斯(Lucas)两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信息滤波问题。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可支配收入可以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持久收入,另一个是暂时收入。穆斯将这一研究结论系统化,并提出了从可支配收入变化中观察持久收入变化的原始滤波方法。穆斯(1960)总结为,一些经济现象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持久现象,另一部分是暂时现象。根据穆斯的结论,人们能够得到的观察,只能是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的合成现象,而不能分别观察到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如果要从合成现象的变化中,观察它的两个分量的变化,这就构成了一个滤波问题。卢卡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则从区分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着手,考虑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他在继承魏克赛尔(Wicksell)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价格变化也应区分为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重要观点。就企业产品价格,卢卡斯指出,可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相对价格变化分量,另一个是一般物价水平分量。企业的决策是依据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做出的,因为只有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才能提供市场供需的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穆斯和卢卡斯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并不是出于直接目的,他们都是在对理性预期的研究中,接触并进入到这一领域的。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是出于对形成预期的要素研究的需要。出于这种目的,信息与预期被联系在了一起。穆斯在对预期概念的定义中,直接就将信息的充分利用作为一个界定条件。
三、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认识
尽管信息混淆与滤波处理理论的相关思想已在经济学中明确提出,然而,在经济研究的实际中,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及动态性的高度关联,对信息混淆的滤波处理在现实中仍然很难确凿把握。不过,在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已趋一致:
1.动态的经济系统与动态的信息系统。尽管信息作为客观的表象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就能被充分发现。经济系统是动态发展的,人们对信息混淆的认识,不能只看到其静态的存在,对其价值释放也不能只做简单的概括。而且,人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实质是“有效信息”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原始的信息集合中,分离出应该能够反映这种变化及需求的信息预期变量,谋求其能量的释放方式。由于信息作为系统的存在是呈动态性的,混淆也是呈动态特性的。简单地将信息混淆划分为可观测的变量及不可观测的变量,这种方法虽然很有效,但并非是科学的完全概括。
2.信息混淆的内涵可能是多样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从一般均衡到动态均衡,取得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的实质是理论的探讨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复归,但这种描述可能还远远不够。可以说,现代经济理论的难点仍然是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细致性探讨。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从信息的角度,对经济现象抽出其主要的线条,这可能会使经济学的探讨更接近于本质,更具有规律性,使复杂的问题(信息集合)分离成众多的单独信息变量,而且更宜于操作。作为信息集合的分离难点,显然首先来自于信息混淆的确切类型,其次才是滤波处理的具体方法。信息混淆内涵无论被归纳为长期信息与短期信息的混淆,还是被描述为名义值与实际值的混淆、内生变量影响与外生变量影响的混淆,这实质上都是反映信息混淆的某些类别,除此,还可能存在着上述概括以外的大量信息混淆类型,而涉及后者的判别,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涉及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领域。然而,人类的认知及相应处理的方法,在此显然是不够的。
3.由于信号作用而产生的信息混淆。已有的分析,基本着重于各种因素对信息的信源和信道的影响,从而造成信息混淆。如果从信号分析着手,那么在经济学方面,信号所传递的最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当然,除此还有其它一些内容。若对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进行干扰,则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混淆便是价格信号混淆和质量信号混淆。对于价格信号及其混淆,我们是比较常见的。由于市场的作用是建立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效能的基础上,因而,价格作为信息符号,作用着供需双方,从而影响均衡态势。如果价格信号产生混淆,供需同样受到冲击,进而冲击均衡。价格信号混淆的典型例子便是蛛网波动。质量信号一般都被忽视了,阿罗(Arrow)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未走得太远。可喜的是,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人们在这一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4.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是具有机会成本的。滤波理论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较侧重于对信息量的分离上,对每一信息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并未重视。信息是具有多维性的,出于单一的目的,对信息采取滤波处理,在精确分辨的同时,必然导致同一信息在其他用途方面的损失。
5.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斯蒂格勒(Stiger)放宽完全信息假设,提出的“搜寻”理论,试图说明买卖双方若要查明市场价格,需要提供一定的代价,即所谓搜寻成本。在该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即为价格信号。价格信号的分散,使寻找必须付出成本。在这里,寻找的过程,实质就是对信号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过程。另一方面,滤波处理是有成本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对滤波处理的方法选择或其在实际中的运用进行了约束。而约束边界的有关问题,是需要借助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来完成的。搜寻理论充满了滤波的思想,主体要对分散的价格信号进行优化选择,就得去对信号进行处理,这种处理直到搜寻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为止。
四、统计滤波理论的提出
从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该理论对于信息混淆的处理,多是从经济理论范式进行的探讨。现有的滤波理论着重于对实际测量值进行修正,以期得到有关信息变量以及变量值,这种思路和继之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明显不足是,具体的滤波处理技术缺少量化方法的支持,并且这种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因此,在对信息混淆滤波处理的研究中,就提出了统计滤波理论。
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统计滤波理论从经济统计角度人手,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进行了量化突破,并形成一个相对系统的滤波处理体系。相比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而言,统计滤波理论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经济生活中的信息所做的观察更为系统和全面,进而对信息混淆进行的滤波处理更完整些。由于SNA严格按照复式会计原则及经济帐户的方法对包括国民收入诸量进行核算,以相互连接的平衡结构方式对现实经济进行描述,从而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动。.这保证了统计滤波对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宏观经济信息进行系统量化的基础。不同于传统信息混淆及滤波理论的根本地方是,统计滤波对信息的描述和对信息混淆所做的相关工作及进行的滤波处理,体现在国民经济运行的流程描述中。并且,这种滤波处理更明确地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研究,首先是对经济活动行为进行的不同分解或模拟上,这实质上是起到了改变信道环境的作用。
如果将统计滤波理论视为基础性的宏观经济滤波理论,很显然,该理论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发展。它不仅使信息滤波理论更系统化,也使滤波处理技术变得更有操作性。
参考文献:
①J.E.Stiglitz,1985.InformationandEconomicAnalysis:aPerspective,TheEconomicJournal.
②JohnF.Muth,1961.RationalExpectationsandtheTheoryofPriceMovements,Econometrica,Vol.29,No.6.
③王雨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全球性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已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了。千百年来,商队一直携带着货物往来于中国与欧洲之间。早在遥远的古代就有迹象表明东西半球间的联系,但是,这些贸易联系在贸易伙伴的经济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
始于十五世纪的欧洲殖民扩张改变了这种状况。无论对于殖民者还是对于殖民地人们来说,欧洲与世界上许多其它地区的贸易联系都同样重要。当然,这种关系是具有高度剥削性的。殖民地所遭受的重创在世界上多数地区留下了深深的伤疤。
尽管如此,从当代的视角来看,这仍不是真正的全球性经济。这里所讲的非全球性并不仅仅是指世界上某些地区尚未涉及。而是说,尽管大半个地球已牵涉其中,但不同的殖民体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如法兰西帝国和大英帝国。例如,大英帝国鼓励英联邦与其自治领地之间进行自由贸易,但限制了大英帝国与外界的贸易。
随着这种殖民体制在二战期间及战后的崩溃。一种新的体系自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开始创建起来,集中的体现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贸易总协定(现已发展为世贸组织)的产生。欧洲殖民势力到二战结束时已变得十分虚弱,以致于无法阻止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也不得不撤销其殖民地和前殖民地跨帝国贸易的限制。
然而,这种新体制仍不是全球性经济。这并不是指世界被划分为两大完全分离的体系,即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而是指这种新体制在本质上仍是国家间的。尽管国家间贸易受到极大鼓励,但所有那些包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内的国家仍幻想这种贸易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每个国家仍拥有其自身的国民经济。
由于许多人认为国际贸易的动荡导致了或至少加剧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于是他们创建了一些组织以减少经济萧条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国家解决他们无力支付所需进口的暂时财政问题;关贸总协定则是为了不必要的贸易障碍能被逐渐取消提供一定空间;世界银行则致力于欧洲重建及新近独立的前殖民地的经济发展。
遗憾的是,战后十余年间这些组织中没有一个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欧洲重建更多地依赖于美国马歇尔计划而不是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多依靠从前殖民势力那里得来的投资、贷款和拨款来发展,而不是国际金融机构。至于关税和贸易事务则是由各个国家根据自身利益而不是国际协议来决定的。
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开始采取了一些经证实从长远看确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根据其章程,世界银行不得干涉其所提供贷款的国家的内部事务。然而,它却开始和受其援助的国家政府一起制订经济计划,并在这些国家内建立一些可能由其直接拨款和资助的基本设施。世界银行的目标是通过针对高收益而还款有保障的工程,向政府或政府资助的机构贷款,以促进国民经济获得改善。
在这段时间中国家的发展多有赖于政府掌管的工程和政府控制的行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一种混合型经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口行业中获益,同时寻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当然,大多数国家确实提高了他们的人均收入,国际贸易有所发展,但进程缓慢。在大多数国家,贫穷状况并未得到显著改观。此外,很多贷款显然无法从贷款投资可能带来的收益中获得偿还。一方面是由于计划不够完善,更重要的是由于腐败和将贷款全挪用于军事目的。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70年,如果以同一利率持续贷款,以前贷款的偿还额会超出后续的新贷款额,因此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外流。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针对这种情况,由罗伯特•M领导下的世界银行采取了措施加强其借贷业务。
然而实际危机的严重性超乎预料。这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石油输入国,而石油输出国际组织(OPEC)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因此,他们的进口成本也明显增加,加剧了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石油富产国的新财富又流入热衷于发放贷款的欧美银行。猛然间由商业银行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超过了政府贷款和国际银行的贷款。这样,由于商业银行关注的仅仅是如何获取更多的利润,而不是这些贷款国家的发展,于是对各国经济的密切监控便大大减少。
二、经济全球化的起源
本世纪后期,石油价格再度抬高,美国大幅提升利率,使得这一时期的借贷突然变得困难。商业银行意识到他们的贷款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安全,于是停止借贷业务。由于贷款偿还曾依赖于新贷款,这导致了一场危机。危机的焦点是墨西哥威胁拒绝偿还贷款。在这一时刻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以在其创建中未展现的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给贷款者施压以使其对贷款的支付做出承诺,另一方面,在强迫墨西哥政府改变政策以确保贷款偿还能力情况下增加对其借贷。这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作为援助条件的变革被称作结构调整政策(SAPs)。
这些对墨西哥的要求使得全球性经济代替了国际经济。规范这些变革的政策体现了由美国财政部发起,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P)和世界银行一致通过的“华盛顿意见”。这个意见的内容是从此应当由跨国集团(TNCS)的投资替代政府的和政府间组织的拨款来引导发展。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以发展中国家自身能吸引潜在投资者为前提,这需要大范围地改变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经济,需要废除那些要求商业机构集体所有的法律以及任何推崇地区贸易的法律,这就必然要求实现商业机构的私有化,以使这些机构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竞争者竞争。所以,关税和其它贸易障碍必须被废除或者至少被大大削减。
显然,进口行业无法在这种新体制下生存。新的口号是出口引导型的发展。每个国家出口本国高效生产的产品。在许多非工业化国家里,这种作法使自然资源,特别是林业资源得到了迅速开发。
低工资报酬和不怎么受政府规定的限制通常是对跨国集团投资的主要刺激。竞相吸引所需投资的各国政府面临降低本已很低的工资报酬同时又要尽可能保护工人免遭剥削和环境不受污染的压力。尽管低报酬和很少受政府限制是吸引投资者的主要方面,但仅靠着两点不能保证投资的安全。还必须要有稳定的政府、公共秩序和一定教育水平。此外,交通和通讯的基本设施也是必需的。总之,投资倾向集中于世界的几个地区而不是均匀分布。种种这些因素已使得中国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南部沿海地区,在争取投资努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
由墨西哥开始的结构调整现在已在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中实行,它的影响是要打破商品与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或许,最重要的是世界金融结合。金钱在瞬间由一个国家流入另一个国家。有时是买卖货币的行为,有时是股票和债券。更多的钱是用于这些金钱的转移而不是用于对生产设备的投资或是对物品和服务的实际消费。
结构调整的一个目的是使国家有能力偿还债务,而在这方面,仅取得了部分的成效。虽然主要的拒付债务行为,如来自墨西哥的威胁,已被避免了。但是,负债的总体水平仍在继续上升。在许多国家,偿还负担严重限制丁发展,在一些最贫穷的国家中,这一问题十分严重,以致于现在普遍一致的认为必须作出一些让步措施。
但是,结构调整政策已证实是实现华盛顿意见基本目标——实现单一世界市场的趋势的极为有效的方法。关贸总协定作出了一系列协议强烈支持实现单一世界市场这一趋势,尤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终努力中。现在这项工作已被WTO取代。在世界某些地区,地区性协议的影响更为深远。对此欧共体最为典型。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也在消除国界的趋势中表现得比关贸总协定更为明显。经协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在这方面走得更远。现在,国家界限是资本、商品及服务流通的次要障碍。它仅在劳务流通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限制作用。
如前所述,全球化进程与私有化进程相伴而生。理想境界是跨国集团自由的在任何国家购买和经商。还适用于,例如在过去是典型公共所有或至少是公共管理的公用事业和交通系统。现在的目标是私有公司间的竞争代替政府干预。
因此,全球化应削弱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角色。确实,政府的作用已被削弱到要由世界银行在几年前举行会议来决定政府到底应保留哪些责任。但从根本上讲市场仍需要政府来支持。市场需要受过教育的工人,因此,政府有责任保证教育的实施;市场需要安全的公共秩序,因此,政府需要司法机构和军事力量;市场需要运输的基本设施,因此,政府应当提供公路铁路和港口。当然,政府还要负责照顾那些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群体。
全球化的影响在一些国家引起极大热情而在另一些国家引起极大怨愤。对于跨国集团来说,全球化已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世界生产总值迅速提高,然而部分地区却一直在越变越穷,如非洲环撒哈拉沙漠地区。在大多数国家中,那些较富有的和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则已从中获益。在另一方面,工人、农民和失业者则失去了社会地位和收入。几乎所有国家中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
近20年的发展所出现的另一焦点问题是跨国集团的规模和实力。如果分别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和销售状况将国家和跨国公司列在一张表中,常常表现出在最大的经济实体中有一半多是跨国公司。既然金钱就是权力,特别是在这么多国家已被取消授权的世界中,则意味着权力集中在那些的追求持股人利润为职业目标的人的手中,那些资本家阶层之外的人们的结局则值得担忧了。
三、支撑全球化的经济政策
经济理论是在民族主义被当然地视为经济活动背景的大环境下发展的。亚当•斯密在论及国家时阐述了什么样的国家改革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他坚持认为投资者会热衷于在其国内经营。当然,这并不排除国际贸易,但他所揭示的贸易是在双方都清楚自己会从贸易中获益的国家间进行的。
然而,由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也支持全球化,包括现在出现的私有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理论反映出大市场优于小市场并且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会做得更好。
首先,经济学家就市场规模方面提出两点。一个是规模经济的存在。在最初阶段,亚当•斯密指明一个农夫需要一颗铁钉而自己做可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如果十二个工人每人重复做某项特定的工作,他们在一天内能生产许多颗铁钉。当然,单个农场家庭不需要这么多颗铁钉,甚至一个村庄也不用了。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消化这些产品。
但经济学家还发现一个大到可以支持一个制造商的市场,仍不足以获得工业化的社会效益。如果市场中仅有一家铁钉制造商,那么这个制造商的唯一竞争者将是其销售对象,仅为其制造几个铁钉也要花费很多时间。制造者可以随意定高价,而且缺乏提高效率和质量的动力。竞争是市场的关键所在。因此,市场必须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消耗几个制造者的产量,甚至这不够。尽管这里所说的小型的劳动密集型的工厂远比个体生产者的效率高,而当他们运用矿物燃料能源并扩大生产规模时会变得更加高效,规模经济随着技术进步而逐步出现。我们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去吸收几个更大厂家的产量。尽管古典经济学家是为了支持国家性市场取代地区性市场而指出这一点的。这条论据在支持全世界性市场取代国家性市场方面同样有效。
经济学家们也发现政府努力控制市场对有限时间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在中世纪及直至现代,人们都知道商品有一个公平价格,该价格不仅应当满足生产者过上好生活的合理需求,还要满足购买者的需求。公共政权注意到这一点时,价格便建立了。
经济学家又发现由市场决定价格更为适宜。即卖家应当把他们的产品尽可能高价的售出,而买家则应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购入。只要同样的产品有几个卖家,购买者就能使他们之间互相竞争直至价格达到人人都愿意购买的最低价,这就迫使生产者去寻找更有效的生产方式以致能够将产品以低于竞争者的价格出售,并增加市场份额。生产者又发现生产一种新型的或改进的产品可以带给他们至少是暂时性的优势,他们可以在竞争者压回原价之前就该种市场需求的商品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同时,市场价格使得生产者对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十分敏感。他不想生产消费者不感兴趣的产品,这种刺激就是为满足实际消费需求,结果更多资源流入所需物品的生产过程中,但当生产受到官僚控制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对改善服务的刺激,导致了对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的质疑。然而,历经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经济学家认识到,现存的自然垄断必须受到公众控制。也就是说,如果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难以实现,那么最好由公众掌握这种垄断权而不是将其操纵在私人势力手中。比如,可以假设一个国家仅需要一个邮件递送系统。对于大多数基础设施来说也一样,对于是否需要多套运输系统看法各异,但至少,高速公路是在公众付费的基础上广泛建立并运作的。
今天竞争已被引入曾一度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领域中。例如,私人企业现在在一些以前由邮局独占的功能领域与之竞争,并十分成功。原则上竞争可以发生在其所有的功能领域中,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有助于提高效率。
在加利福尼亚,立法团体几乎一致同意一项法案即将竞争引入电力供给领域。如果那样州政府的管制将被大大削弱。结果虽然失败了,但这种想法并未消失,一旦正确地实施自由竞争将会提高效率降低价格。只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存在,市场定价必定优于官僚政府定价的信念就依然坚定。
对私有化的认可不仅使多个国家采取行动使经济活动更多受制于市场规律,同时也通过结构词整政策和国际协议强化了这—要求。
四、潜在的设想
笔者已阐述了更广阔的市场和私有化会产生更高的效率,同时,高效率又会促进经济发展。要阐述这一点,就要提到“生产率”。理论上讲,生产力指系列生产过程中任何因素,即资本、劳动力或者自然资源。但实际上生产率主要同劳动力有关即劳动生产力会使资本增值。当在特定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提供更多服务时劳动就变得更具多产性。在引自亚当•斯密的例子中,小型制钉厂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因为每周每天钉的生产量大大提高的缘故。
显然如果相同数量的人持续工作相同的时间,那么在他们提高了每小时的产量时,国家总产量就会增加,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会确保这种情况的准确发生。不幸的是,工业社会存在一种在劳动力需求十分明显的前工业社会很少见的失业现象。但经济学家认为将由需要较少劳动者的生产方式增加的资本投资到别处,就会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只要失业劳动力的百分比不大,经济学家则通常认为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这阻止了工人们提出有碍于资本积累和再投资的过分要求。经济学家们指出欧洲、北美和亚洲四虎的工业化结果已说明遵循市场规律运行的工业化大幅度提高生活标准。他们希望在各地都产生同样的效果,并相信市场是实现这种效果的最佳手段。
这里特别强调两个可行性设想。首先,发展的首要目标是经济的整体发展,其次,要获得发展,首要的生产效率是劳动生产率,你或许同意这些假设,但应当说明他们也会受到质疑,这种质疑暗示着许多现存的反全球化运动。
关于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最好方面除整个经济增长外还存在其它的观点。历史上,公平被认为是首要的政治美德。经济理论以及提高财富的目标,对公平整体的或甚至是在产品和服务的公平分配上都不关注。实际上,经济发展带来的增值财富仅集中于相对较少的人手中。经济学家有时认为当把社会发展得足够富有时就会轮到那些现在贫穷的群体享受增值财富带来的益处。但是在被他们引为成功例子的国家中,穷人的生活提高主要受益于政府行为和工会,从该理论角度看二种情况都不受支持。这种理论或许是正确的,但这一点远未被历史证实。
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应当提高的假设同样受到质疑。当劳动力较少原材料多且污染不受限制时,则有助于集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项工作是通过利用矿物燃料能量来实现的。上一世纪,对燃料选择已改为石油。可现在,许多人认为就全球而言,劳动力是丰富的。失业和待业仍是世界很多地方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原材料越来越少,污染也受到了限制,一些经济全球化评论家认为我们现在应当考虑的正是对这些资源的合理运用,例如,在农业方面,集中增加对机器的利用从而取代人力劳动,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人力劳动不再是明智的选择。
正如对穷人的忧虑的回答是财富总会轮到他们,因此,经济学家又对资源问题的回答标准是市场会刺激技术发展以弥补缺陷,这在过去是有据可查的。例如当某些金属变得缺乏时,人们发明了塑料来发挥金属的功能。当土地丧失了肥力,化学肥料为食物生产提供了所需的养料。
一些经济学家认识到污染严重问题更难解决。还有一些认为当人们变得更愿意为清新的空气支付费用时,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税收,就会产生市场动力去减轻污染。对于特别棘手的全球变暖问题,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及早制止更为有效。因为我们在全球变暖问题相当严重时才采取的措施的话,会减缓经济的发展。
如果问为什么没有几个经济学家愿意更认真地考虑公平或者考虑自然保护问题,答案可以在以下两个更深层次的假设中找到,这些是对人类和自然的理解。目前已被纳入首要经济思想的整体结构中,如果反对这些设想,一方面就有很好的理由质疑一心一意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作法,另一方面质疑对环境的漠不关心。那就意味着,会对以其现存形式继续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愿望有所疑虑。
五、人类经济学
经济理论是基于对人类的一种特殊观点。经济学家们都知道人文经济学是从人类社会的整个过程中抽象出来的产物。这正如人类政治学、人类宗教学等。研究市场交易中的人类行为与政治活动或宗教活动中的人类行为相区别的原则是正确的。
经济学家发现人们在购买时,始终如一地寻求尽可能获得更大便宜,在销售时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需要工作时,总想要得到最好的工作,把薪水作为主要考虑的内容。需要雇佣帮手时,总想以尽可能低的佣金聘用他们,经济学家从所有其他人类的秉性中抽象出这一点,并将其归因于人类经济学,他们将人类经济学描述为致力于个人的经济目的。
;当然,如果说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遵循这一规范是不准确的。首先,在家庭内部几乎不发生经济交易。经济学家们清楚这一点,通常把家庭而不是个人作为经济单位。但家庭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从某种角度来说,家庭并不是始终扮演纯粹自给自足的角色。人们提供大量货币,其中许多是出于提高总产品的关心或满足于其他人的特殊需求。经济学家们没有很好地对这些活动加以说明。但是当所有条件具备了,当有关人群确如经济学家们所视那般被评价时,市场中许多人类行为就能够被描述和预言了。
人类经济学也被理解为有无厌的需求。一些早期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目的是生产充足的物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同时,经济发展也会稳步增长。然而,整个经济界否定了这一观点。他们断定人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并不意味着对特定物品的渴望不会被满足。而是指,旧的愿望获得满足时新的愿望会不断出现。在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理解中显然存在一个对事实的衡量。五十年前能使我满足的东西不再能满足我。例如,人们现在想要的是更快的通讯,更便利的交通和家里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家具。
人类经济学首先给金钱和金钱所能购买的东西估价。人们为金钱而工作,寻求他们所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经济学家并不注意工作质量。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事实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人更换了工作,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新工作可能有更高的薪金。如果某人自愿地接受低收入,人们会对此感到惊讶。即使—个人并不需要增加薪水时,他也会把这份薪水视为成功的标志和完成了他没有这笔薪水就不能完成的工作的机会。金钱实际上是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基于这种目的人类经济学显然是一种有用的抽象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作方式的分析。然而这并不完全是真的,当该理论转化时,也就是说,将它视为完全真实而作为政策提出时,这种曲解就会产生严重的危险。
谈到不知满足,我们并非简单的视其为每时每刻都存在的事实。实际上,在一些传统社会中,这一点并不明显,至少作为人类事务中一个主要因素并不明显。其实在今天,经济学家们有时担心消费者并不会充分地购买。为了确保让个人无止境地维持高水平地支付帐单,我们创建了一种体系,即当旧的愿望得到满足时使其产生新的愿望。新设计使得具有优良功能的商品变得过时。人们可能再也无法购买到所需的部件去修理它们。款式一年年、一批批地变换,以致于未买到新式服装的人很快被时尚所淘汰。广告业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说服人们去渴望新事物。
从描述性用途到规范性用途的转变也是在将人类经济学观点考虑为贪求无厌的条件下出现的。经济学家们把这种自私的行为描述为“合理的”。他们认为合理行为创造更多财富,不仅是针对采取这种行为的人群也是就全社会而言的。由于集体在经济思想中没有地位,这种“合理”行为对集体侵蚀的事实就被忽视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在合同关系中只存在个体。为了维护集体而放弃个人所得是不合理的。他们在假设个体是纯粹地自私的前提下所主张的政策逐步地破坏着依赖于非合同性人际关系的集体。
该理论的规范性应用也体现在对人类能力更有价值的工作种类的破坏。在传统社会,有制造各种所需物品的专家。制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鞋匠致力于制造一双鞋的整个过程,通常是遵循特定顾客的要求。工作中存在一种自豪和满足,即使他在工厂会攒更多的钱,但他会发现工作满足感的丧失远远超过收入的增加。
然而,一旦建立了制鞋厂,大多数鞋匠则别无选择。鞋厂生产的鞋的价格大大低于鞋匠为维持生计必须出售的价格。一些鞋匠可以依靠修补鞋厂制造的鞋维持生计,但大多数则不得不成为一部分雇佣劳动力。
此外,我们的目的是指出经济学家们对于我们大多数人通常在经济交易中表现所进行的描述已成为一种规范,并不想这样行为的人被迫这样做。当人们依照人类经济学的方式行为时,为了创造更大的财富,集体生活的价值和创造性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被破坏了。
现在,正在被侵蚀的集体已经包括各个独立的国家。据亚当•斯密1776年所著,他的目标是增加国家财富,理所当然地把国内化的集体视为经济活动的背景。但像这样的经济理论并没有为集体留下空间。这表明大规模的市场会很好运作。的确,越大越好。这就把规模经济连同对整个过程至关重要的大公司间的竞争一并囊括其中,这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十分重要。国家界限于是就成为提高经济效益的障碍。于是,目前被广泛认可的目标便是全球性经济。
六、二元主义
构成经济理论的第二条规则是人与自然的二元主义。二元主义倾向是整个西方传统的特征。这种倾向由于受到新教的影响而更加强烈并在启蒙运动思潮中系统化。对于系统经济学家,特别是对于今天占支配地位的新德育学校教育而言,唯一认可的价值是人类获得满足的价值。经认真考虑的自我满足唯一形式是那种源于对所渴望之物的占有或消费的形式。经济学家鼓励经济的有序化直至人类满意为止。
这个唯一可归属于非人类世界的价值观是起促进作用的。它可用于满足人类需求。它的价值是某人打算支付的价格,并被看作是一件商品。
考虑到世界标准启蒙运动观点由人类主体和非人类客体组成,这种人与商品的二元主义看上去是适当的。这是基于非人类世界对于市场来说是可利用的,因此市场力量能为之定价的观点。可经济学家们认为这并不完全正确。例如,人们对未被破坏的土地进行评估,可该土地并没有拿到市场上去卖。然而,经济学家认为土地是否进入市场并不重要。他们能够通过询问人们要保护这块地愿意支付的价格,再乘以愿意付款的人数来估计市场价格。
考虑到非人类的动物时,人们便不加什么疑虑地适用二元主义。一只牛在市场上卖什么价就值什么价,猫也是一样。猫的价值可能因人类的怜悯之情而增加,但仍可能以其主人愿意将其卖出的价格出售。被完全忽略的是牛或猫本身的价值,即其满足生存所需的东西。
自然界的商品化以其它方式表现出来。在传统社会,许多东西是共有的。的确,自然环境被看作是人类居住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财产。在那种情况下,经济学家的二元主义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可利用它们——森林、河流,有时还包括牧场。
但是,对于许多新自由经济学家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合理。既然这些物品有价值,他们应当被私有化和定价,这样那些利用它们的人就要对这种使用支付费用。他们认为私有化确保了对资源的最高效或最经济的利用。
当然,私有化使那些处于购买地位的人获得好处,而同时使穷人受损。今天,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磋商的一个主题是水的私有化。二元主义的发展方向是一切物品商品化(私有化政策也体现了确保基于满足穷人的目标而增加财富的首要性)。
自然资源价值,贬至个体现在愿意在市场中支付的价格,这已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现在人们已意识到了迫在眉睫的资源匮乏,认识到市场价格甚至对于人类商品的有用价值也难以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例如,只要地下有巨大的油井,油价就会由石油输出国根据开采量政策来决定。市场上石袖有可能保持充足到临近石油实际耗竭的时刻。确实,如果石油输出国组织不基于某种长期的考虑而控制生产,市场力量就很可能导致那种结果。对于人类社会石油实际价值远比市场价格要高。这部分差额会在人们被迫要将石油瞬间转变为其它形式的能量时得到支付,如果石油是按该种情况被定价,情况就要好得多,但市场无法完成这种定价。只有在能反映长期忧患的政治秩序优先于经济秩序时才会实现这种定价。
这里要指出的是经济学家建立价值所依赖的市场是缺乏想象力的。人类有能力基于对事物的长远考虑做出理性的判断。如果通过政治途径运用集体智慧,就会在市场价格反映需求之前发现它们。这并非直接向经济学家的二元主义提出挑战。但确实表现出经济学家对自然界的漠视使得他们仅在他们从工业经济研究中得出的分类中来探讨自然界。这种不能保持对自然界显著特征的关注是经济理论的极大失败。
更明显地,经济学家的二元主义使他们成为一群对地球退化极为漠不关心的人。当然,有人可以找到避免这种退化的经济因素。但是拯救自然环境的斗争从不是那些将自然视为商品的人们倡导的,而是那些将自然视为有其自身价值并且与人类紧密相联系的人们。经济学家会提出目前出现的技术发展在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向节约经济类型的转换中起辅助作用。但这些发展的原因已不再是市场信号。石油价格仍然低廉。这些原因是人们实际上知道市场价格不会对存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和我们现在需要准备的问题进行预告。结果是人们越多地将决定权交给市场,将来我们要遭遇的危机就会越严重。
结论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笔者是反对在经济全球化现存形式下所进行的种种假设。当然,这种批判主要不是针对经济学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意识到经济学作为一门学术性科目是从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组成的完整混合体中抽象出来的。他们自信他们所抽象出的理论及通过对其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于许多人类行为是有益的,特别是在工业社会中。
然而,当政治秩序领导者决定将源于经济学家抽象理论的改革列为重点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忽视了政治理论家关心的公平价值,社会学家关心的社会价值,心理学家关心的人类满足的价值和生态学家关注的生态系统的价值。如果经济学家应当负什么责任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提醒政策制定者,他们的建议是基于抽象理论而不是现实社会,而这恰恰正是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领导者应当知晓的。
1929年大萧条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而正统经济学(即以马歇尔、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是名义工资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凯恩斯明确指出这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在他给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写道他要写一本书,要在未来十年的时间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这本书便是后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见,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原有的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凯恩斯把《通论》的最终书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便出现在了各大书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King,2003)。概括讲,《通论》的核心观点是批判原有的经济学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种实物经济,而现实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货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现实的货币经济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实,《通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思想的突然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他学术思想的自然演变。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三部曲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部著作题名都以“货币”作为中心词,突出了凯恩斯对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连贯与传承。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二、IS-LM模型与新古典综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三、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尔多(Nicholas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Orleans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四、新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古典综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五、总结
规制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并在实证领域起重要作用的一门学科。它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或社会公共机构如何依据一定的规则对市场微观经济体进行社会或经济干预管理,具体指规制机构以自然垄断规制和市场进退规制为主要手段,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产品的价格、服务的质量等方面进行干预。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虏理论、新规制经济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等。本文拟就规制理论的演进进行简要的概述,力图使人们对规制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构建根植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规制经济学理论上的准备。
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
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规制理论的最初理由,在规制理论领域居于正统地位。该理论认为,规制发生的原因是存在着市场失灵,涉及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规制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种作实证理论的规范分析(anormativeanalysisasa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纳,1974)。该理论把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看成政府对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应,它包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即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导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规制是源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目的是防止和控制受规制的企业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滥用权力,并假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众对市场做出无成本的,有效的计算,使市场规制过程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维斯库斯(1992)提出自然垄断的永久性理论和短暂性理论,认为应当动态的对待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
但是,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还存在许多缺陷。1、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范分析的前提是对潜在社会净福利的追求,然而却没有说明对社会净福利的追求是怎样进行的(Viscusi,Vernon,Harring,1995)2、规制并不必然与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出现或与垄断市场结构有关(波斯纳,1974)。3、斯蒂格勒和福瑞兰德(1962)的研究表明,规制仅有微小的导致价格下降的效应。
三、规制俘获理论
该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规制的供给是应产业对规制的需求(立法者被产业俘获),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制机构逐渐被产业控制(规制者被产业俘获)。
它是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发起的(Stigler,1971;Peltzman,1976;Posner,1979;Becker,1985)。他们认为:政府的基础性资源是强制权,它能使社会福利在不同人之间进行转移;规制的参与双方都是理性的,通过选择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规制的供给与利益集团收入最大化的要求相适应,通过规制,利益集团可增加其收入。斯蒂格勒的经典论文《经济规制论》首次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规制的产生,将规制看成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由规制的需求和供给联合决定。
佩尔兹曼(1976)进一步完善了斯蒂格勒的理论,他证明了最优规制价格处于利润为零时的竞争性价格与产业利润最大化的垄断价格之间。立法者、规制者不会将价格定为使产业利润最大化得以实现的价格。最有可能被规制的产业是那些或具有相对竞争性或具有相对垄断性的产业。在竞争性产业中生产者将从规制中大量获益;而在垄断产业规制中消费者将从规制中获益。
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完全超越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的公共利益范式,将经济人假设引入到对政治家的分析中,将规制置于供求分析的框架下,更贴近现实,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四、新规制经济理论
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87;1997)在对规制经济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他的抽租模型,即是新规制经济理论。他认为,规制机构利用规制手段保持规制企业的垄断地位的目的在于设立一个租金,以便让规制企业来夺取这个租金,通过这种方式,规制机构希望从企业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回报。由此可见,规制为规制机构创造了寻租的场所,其实质就是创造租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
拉丰、泰若尔以信息不对称及其框架下的委托——理论作为分析前提,正式将新规制经济理论融入到主流规制经济学中,该理论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引进信息不对称,建立起规制的委托——分析框架,改变了传统规制理论只注重需求方,而将供给方作为“黑箱”处理的缺陷。他们认为,对规制收买的正确分析必须考虑信息的不对称,倘若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受规制企业不可能抽取租金,因而也没有影响规制的激励。在拉丰,泰勒尔看来规制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应批判是否存在规制俘获的威胁,而是如何针对规制俘获设计一套相应的规制机制,以减少或避免规制机构被规制俘获的可能。
五、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
在litterchfld(1983)等经济学家的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激励性规制实践在英国开始产生,90年代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80年代中期开始,Baron和Myerson(1982)将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规制理论,规制经济学在委托一一理论,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designtheory)和引入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economics)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在Laffont和Tirole(1993,1994)将激励理论和博弈论应用于激励规制理论分析后,规制经济学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峰。
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以刻画最优规制为目的,设计激励机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使现有运营商充分考虑其成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常被称为以业绩为基础的激励规制。其次,赋予运营商更多确定收费服务的自由度,从而使运营商更加趋于商业原则经营。这种价格更接近拉姆士价格结构。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特许投标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区域间比较竞争理论价、格上限规制理论等。
经济法论文范文一:经济法视域下收入分配的革新
如何有效落实我们的分配制度
落实好收入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劳动报酬;二是财产性收入。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一)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
在当前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格局之下,劳动报酬即工资仍是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靠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和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1)近几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一直得不到完善和有效运作,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是无法靠政府一方面的力量来解决的,还要靠工会等社会自治团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经济法主体角色的特定性以及劳动者力量的薄弱,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及其他NGO等自治组织成为协调政府与企业、个人利益,建立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有效途径。当然在培育工会等自治组织时,应避免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提高其自治性和自愿性,使其能够真正代表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和诉求。(2)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是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所在,对于保障底层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底限性公平的体现。在这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形成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度。
(二)下大气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了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决策。但目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是很不乐观的,仅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小部分,迫切需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大力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尤其是在拆迁、征地和征用公民财产的过程中,要确保公民的财产权利和财富增加值权利不受侵害;(2)进一步明晰产权,使之能够在抵押、转让、出租等交易流动中广泛运用,这主要涉及的是居民的不动产方面;(3)在动产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主要考验的是居民的理财能力。因此要靠金融机构的努力,拓宽居民金融理财渠道,让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金融理财工具和产品,同时加强对交易行为的规范,确保居民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犯。
垄断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
在收入分配领域,垄断性国企高收入群体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乃至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典型缩影。据国家统计局5月3日的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足见两者差距较大。因此,收入分配领域的国企改革对收入分配改革具有战略性的全局意义。但是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能笼统的一刀切,我们主要应是针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收入分配进行改革,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而且单纯采取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减收政策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应坚持扩大体制内竞争和结构性减薪并举的总体策略。具体如下:
(1)通过扩大体制内竞争来改革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法和反垄断法的作用。首先通过产业政策立法,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中来,尤其是在我们的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性行业。让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这样不仅有利于私营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使其职工工资增长,更有利于市场竞争化程度的提高,使国有企业面对充分的竞争而焕发活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其次,加强反垄断法和公司法的有效实施,使垄断性国有企业向着政企分开的现代化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发展,尽最大限度减少某些垄断性国有企业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并存的现状,以优化市场竞争秩序,提高竞争水平。
(2)主张对国企职工采取结构性减薪的做法,即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职业和特定岗位的人群实行减薪。首先在国有企业职工群体中,收入较高的是国企管理人员,原因有二,一是这些人员多由行政指派,没有在其任命上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是这些高管的工资与企业绩效关联不大,且信息披露不全面。对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严格规范国企高管人员的薪酬管理,原则上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坚持市场才是企业家最好的定价者,并把管理因素对于企业的贡献作为其薪酬的重要衡量因素。其次,对于国企职工并非一味的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对于国企非正式职工,退休、下岗职工而言,要提高他们的工资福利水平。
财政税收改革
如果说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是基础,那么在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则是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关键所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对于再分配领域来说,则是经济法特别是财税法发挥其作用的最好舞台。财税法范围较广,以下着力从预算法和税法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们再分配领域的改革。
(一)预算法与再分配
预算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和取得、使用和分配以及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本质是对政府收支活动的控制。近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有的地方增长率甚至已经超过了15%,大大超过了同期的GDP增速和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如何花好这些钱,如何让政府把钱花的更合理,则需要预算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使我们的国家预算更好地服务于收入分配改革,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1)促使合理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成。加大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扶持力度,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保民生、促增长上,使社会发展惠及人民大众。(2)减少行政权对预算权的干预。按照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各级人大行使预算审批权,其他机关不得干预。但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尤为严重,尤其是在各级地方。因此必须切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使政府在制度框架的束缚下合理分配财政支出。
(二)税法与再分配
根据社会契约论,税是公民从国家获得的利益的对价,黑格尔也曾说过税是个人对国家作出的牺牲。从其本质来看,税收是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的二次分配,理应对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发挥应有的作用。税法与再分配应着力处理好两点:(1)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即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减轻一部分群体和税种的税负水平。尤其是对于个人所得税而言,要合理制定个税起征点,实行综合所得制,即对收入总额实行累进制,多收多交,少收少交。(2)收入不公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财产的不公,因此要开征财产税,即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财产数量或价值额为征税对象的类税,包括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许多学者也做过很多可行性研究,立法应尽快做出回应,出台相关法律,我们认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有助于解决社会成员发展不公的问题。
结语
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法制的规范,随着依法治国和法治社会建设的逐步推进,经济法必将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收入分配改革保驾护航。
经济法论文范文二:市场经济法律观念研究
摘要:在市场经济研究框架中,法律观念、体制以及理论的调整与变革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权力的运行是法律观念下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市场经济竞争下公平、公正是其法则要求。本文主要是从法律保护与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着手,对市场经济法律观念进行深入化探究,以安全、信用的法律观念来保障市场经济安全运行。
关键词: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改革研究
一、法律保护与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一)市场经济概述及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市场规律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经济发展起着调节作用,有效的实现资源配置。市场经济是自由、平等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诸多方面的影响,市场经济具有双重性的特征,它既能起到利益竞争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能有效的利用价值规律进行自我调节,但由于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且滞后性的特征,又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因此,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制定相应的法律保障制度,法律的调控与政府行政管理的结合,能有效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处于经济制度的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传统的经济发展管理模式已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管理模式还有待开发,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秩序面临着一定混乱的局面。这些混乱现象给国家和人民的经济财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损失,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规范的市场秩序和有序的市场行为关系到我国的根本利益,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二)加强法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护
1.完善立法。进一步完善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对促进经济社会规范化运转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根据不完全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关于经济发展的民法已达40多部,立法的目的主要是为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发展秩序以及调整市场化行为,为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法律保障。虽然我国已制定了较多的法律,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系统化的民法法律,这限制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发展。经济行政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制定的行政法在实践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法律也存在着可操作性差、不规范、不公开等方面的缺陷。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完善立法规范,转变政府行政机关的职能,制定真正适合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法律规范。
2.加强行政执法。行政机关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是主要的执法机构,市场交易秩序的完善能有效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以及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应用法律手段来规范行政,加强行政机关的执法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行政机关严格加强执法,能促进良好的执法环境建设。
二、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探析
(一)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条件以权力为本的法律观念
权力是在相对自由的法律情况下运行的,以获得合法权益为可能的,权利的运行主要以利益为核心,以自由为本质,保障权利能为市场经济获得更大的利润,市场经济法律要首先确定以权利为根本的法律观念。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有着本质上是区别,市场经济并不是仅仅受到行政权利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受到商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的影响,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市场经济主体要不断建立健全现代化企业制度,让企业真正的享有自主运营的权力,减少对国家的依赖,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形势和竞争规律,有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要求市场主体具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权,确立以权利为本的观念,着力完善民事立法与经济立法体系建设,为市场经济良好运行创造条件。
(二)市场经济竞争法则要求公平、公正的法律观念
市场经济竞争的基础是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的,主要包括:竞争参与的全面化、竞争规则的公正性以及竞争过程的透明化、竞争结果的有效性。计划经济体制是对上级要求的绝对服从,对个体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排斥,计划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其公平性、公正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市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是由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化来决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生产消费活动也受到供求关系及价格的影响,市场经济中不公平、不公平的竞争导致市场经济不能平稳的发展。
三、结语
在市场经济中的法律与计划经济相比较而言,是对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更新和增加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提高法律意识。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分析经济建设中的不足,借鉴其他国家在经济建设中法律观念的建设,并将其中优秀、成功的经验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中,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建立健全法律规范,保障市场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尤春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野中的契约文明与法治政府建构[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2.
近几年,围绕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从未停歇,话题不断更新,层次逐渐深入,气氛愈加热烈。这是一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念碰撞,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在新形势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众说纷纭,或针锋相对,种种纠缠不清的争论,多因两大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概念语言不通的缘故。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一味辩论的结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还乱,无果而终。只有站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看清这场争论的实质和意义,从而理清思路,得到有价值的成果。
以最近争论的焦点“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为例。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辩题了,因为学界已经基本上肯定了“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观点。大家争论的只是,这个观点马克思已经说过了的呢,还是马克思没说但可以从他那儿引申出来的,还是马克思根本就是反对的。由此引发的另一个比较热闹的辩题,就是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应该存在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争论的只是他们是否在剥削,这种剥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马克思那里寻找根据加以印证。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5]董德刚《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前线》,2002年第2期第13页。
独立学院的教师大多是刚毕业的硕士、博士,从学校直接走上讲台,其优点是经济理论扎实,但也存在若干弊端,比如:教学中偏重理论,案例较少;教学方法相对单一;对经济学前沿问题关注较少等。另外独立学院的学生数学基础普遍较差,对“宏观经济学”课程中的数学推导感到头疼。因此,学习“宏观经济学”有一定的难度。目前,“宏观经济学”授课中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偏重理论教学,学生理解困难
独立学院的师资大部分来自于母校,其余的来自于学校招聘的刚毕业的硕士和博士。其授课的共同特点是以讲授经济理论为主,并且在经济理论的讲授中又以数学模型的假设、推导及经济图形的解释为主,较少介绍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社会现实联系较少,没有用经济理论去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因此学生学习起来比较枯燥,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学生也会觉得学习这门课没有用,更不会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经济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经济现象。
(二)教学内容空洞,学生缺乏兴趣
独立学院自身缺乏经验丰富和学术水平较高的老教师,年轻教师迫于经济压力,教学任务普遍繁重,基本没有时间去关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也基本没有时间参与省部级的课题研究,因此,在课堂讲授中自己的见解较少,讲授内容空洞。另外,“宏观经济学”课程理论性较强,内容较多,宏观经济政策比较“高、大、上”,任课教师教学方法单一,基本采用的都是满堂灌的形式,故而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三)学生数学基础较差
商科类独立学院的经济管理类专业招生以文科生为主,因此,学生的数学基础普遍不好,而“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有大量的经济模型需要数学推导,大量的经济图形需要数学解释(例如“最大值、最小值、边际量、最优组合”等),大部分学生在学习中反应慢,感到吃力、久而久之会对课程产生厌烦情绪。
二、“宏观经济学”课程中加入实践教学环节的注意要点
宏观经济理论来源于现实生活。测度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GDP、经济增长与衰退、通货膨胀与失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利率、汇率变动等等宏观问题,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每个人、每家企业的经济决策都离不开对这些问题的理性判断。因此,如果在“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加入实践环节,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观察、解释生活中遇到的经济现象,对经济政策进行分析,那么,不但能够加深学生对宏观经济理论的理解,而且能提高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兴趣。经过两年的探索实践,笔者发现,只要设计恰当,准备充分,在“宏观经济学”授课中加入实践环节是可行的。但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与地区和行业相结合
独立学院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诞生的,并且独立学院的招生对象主要是省内生源,学生毕业后也主要是服务于本省。因此,在设计“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环节时,要紧密结合本地区或本行业的具体情况。例如,在讲授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时,笔者就让学生统计并比较兰州市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当中GDP的地位、甘肃省在全国31个省份中GDP的地位、人均GDP如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增长率及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序等等。分析本省本地区GDP当中消费、投资、净出口的比重,一、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及变化。
(二)与经济热点、时事相结合
经济在发展,世界在变化。每年的经济热点都不同。“宏观经济学”教学要结合经济热点和时事来介绍经济理论,才能够引起学生兴趣,加深学生对经济理论和模型的理解。例如,2011年中期我国通货膨胀率较高,因此在讲授通货膨胀与失业这一章的时候,可以让学生查找2010—2013年的CPI指数,衡量一下2011年中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引导学生分析当时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然后让学生将自己所提的对策与当时经济学家所提的对策进行比较,并让他们互相点评。今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政府对经济进行“点穴式”微调,因此,对经济增长问题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环节设计的重点。将实践教学内容与国内外经济热点和时事相结合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制定切实可行的实践环节指导方案
“宏观经济学”这门课程一般在大二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开设,这个时候学生刚开始学习专业课,刚开始接触经济学的思维和分析方式,在分析问题时往往感到无从入手。因此,一个切实可行的实践环节操作方案就非常必要了。所以,在设计实践教学环节时,教师一方面要注意培养和训练学生运用经济学思维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制定一个可操作的实践环节指导方案,指导学生如何查找并筛选想要的资料、如何在可行的范围进行调研、应该从哪些方面对问题进行分析等。例如,在设计《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这一章的实践环节时,笔者给学生的题目是:2008年11月国务院推出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分析。同时,我们对如何研究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指导方案:第一部分概述四万亿投资计划实施的背景分析,主要描述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我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等;第二部分描述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具体内容,侧重阐明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十项措施具体是什么;第三部分分析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实际效果,例如“四万亿投资计划实施至今五年多了,该计划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哪些贡献,有哪些弊端”等等。这个题目较大,学生可以选择十项措施中的一项或几项进行具体分析。应该注意的是,给出指导方案是为了给学生的实践操作指明方向,提供参考,并不是让学生必须按照这个步骤分析问题。如果仅仅给学生一个实践题目,没有指导方案,没有实践步骤,学生往往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结果就是实践方法各种各样,抓不住实践内容的重点,实践效果大打折扣。
(四)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
“宏观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可分为课堂实践教学、课外实践教学和综合实践教学三部分。课堂实践教学指在课堂上进行实践教学,主要组织形式有案例分析、角色扮演、专题讲座、辩论演讲等。课外实践教学指在课堂以外进行的实践教学,主要组织形式有社会调查、社会实习等。综合实践教学是把课堂实践与课外实践结合在一起,组织形式包括课题研究、创业策划和毕业论文等。通过实践,笔者认为,专题讨论是比较适合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形式。对经济现象进行专题讨论的具体做法是:根据“宏观经济学”每章的内容,为每一个章节设计一个或多个相关经济专题,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可以按宿舍分),让每个小组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然后给出1-2周的时间让学生收集资料或者进行调研,并形成研究报告(或列出主要观点和论据)。接着,在本章讲授结束后抽出1-2个课时让每个小组对自己的问题进行陈述。要求每个小组派一名学生代表发言并制作PPT,其他组员可以补充。同时,可以设置两名评论员对每个小组的表现情况进行点评并打分。为了防止某些组员“搭便车”,可以采用组内学生匿名互评的方式确保所掌握情况的真实性。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分析各个小组在实践环节中的优缺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并对专题进行更专业更深入的分析陈述。课后要求学生将修改过的专题研究报告作为平时作业交给教师。需要注意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教师要控制时间、把握节奏,力争使整个活动紧张而充实。除了专题讨论之外,也可以播放一些纪录片,加深学生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的理解。比如通过播放《大国崛起》美国篇,让学生贴切感受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期一方面企业停产、银行倒闭、工人失业、大批人员流离失所,另一方面农场主把牛奶白白的倒进河里等经济现象,使学生更直接的理解短期经济波动的特征,理解什么是生产过剩性的经济危机,并感受政府购买支出乘数效应的魔力,以及国家如何干预经济等。实践教学形式多种多样,每种组织形式各有利弊,各个学校应该根据院校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实践环节组织形式。
三、“宏观经济学”课程中加入实践环节的效果分析
实践证明,在“宏观经济学”课程授课过程中加入实践教学环节能够有效改善教学效果。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实践教学环节让教师从满堂灌式的理论教学转变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教学,学生从被动、消极地听课转变为积极、主动地听课,而且还能够在实践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地进行研究,既发散了思维,又扩展了知识,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课堂气氛也活泼生动。
(二)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践教学环节加深了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和模型的理解。学生在实践过程中遇到更深的问题时,会在课下用更多的时间去探究,尝试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实践中。这样的训练能够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毕业后更快地进入工作角色奠定基础。
(三)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专题讨论时,分组训练能够锻炼学生的集体协作能力,培养其团队合作精神,有利于学生更快地融入社会。对于同一个问题,每个学生的理解未必相同,每个人的研究方法也可能各异,一个小组6-8位同学,在讨论问题时必然会有争论,说服其他同学同意自己的观点、按照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过程,就是锻炼自我能力的过程。同时,研究问题时要进行分工,每个同学都要负责一部分,最后进行总结,因此,最终成果也一定是大家合作的产物。这样的学习方式强化了学生的合作意识。
四、结语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关键词】激励机制设计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
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如保险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税收、财政、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参考文献:
1、乌家培.信息经济学.经济学动态,1997(8)
2、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1.
3、黄奕林.信息经济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动态,1998.1
论文摘要:从分析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变化入手,总结了当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得出现行的专业课程体系部分课程已不能适应毕业生就业需要。针对目前课程体系设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改革的思路。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我国发展高等教育进程中较早设置的专业,作为农业经济和农业企业管理相结合的本科专业,为国家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输送了大量的专门人才。从外部条件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专业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其培养的人才是否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从专业内部来讲,培养目标决定了专业的特色与定位,而培养目标的实现又以专业课程体系为依托。所以,课程体系的设置是为专业人才的培养而服务,其合理性最终取决于是否满足对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基于此,试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需求的变化来探讨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一、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
近几年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以及国家就业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形势日趋严峻,以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为例,毕业生就业单位、毕业生就业率发生了如下变化:
(一)毕业生就业单位的变化
从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目标来看,本专业培养的人才能在各类农(林)企业、教育科研单位和各级政府部门从事经营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财会、政策分析等方面工作。基于此,把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单位分为四大类型即企业、教育科研单位、行政事业单位,其他(包括考取研究生、自主创业等)。其近20年就业方向变化情况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企业就业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教育科研单位就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就业的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一方面原因在于进入行政事业单位愈加规范,竞争也日趋激烈,行政单位必须参加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也实行统一招考;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毕业生学历层次日益提高,导致进入教育科研单位的门槛提高,很多用人单位要求必须具有硕士学位甚至是博士学位。而各类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小的企业对毕业生学历、学位的要求不高,所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目前更多就业于各类企业。
(二)毕业生就业率的变化
从1996年开始,国家取消了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实行完全市场化的双向选择。由于就业政策和就业领域的变化,沈阳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表2为沈阳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与经管学院近5年就业数据。
从表2可以看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呈一个明显下降趋势,尤其是近2年就业率下降明显。虽然与学校的总体就业率对比处于中游水平,但是对比经管学院平均就业率而言明显较低。
二、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专业方向及选学课程意愿的调查
学生由于就业压力的增大,在学习过程中,大多选择能快速提高就业竞争力、实现毕业就能就业或对就业帮助较大的专业方向和课程。
为了给学生学习和就业更多的自主选择,沈阳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从2003级开始,让学生在大三实行明确的专业方向选择,具体方向为农村发展和企业管理,两个专业方向分别设置了相应的方向课。近4届学生专业方向选择情况如表3。
从学生专业方向选择的情况来看,除04级学生在两个专业方向选择基本持平外,其余几届学生大部分选择了企业管理方向。经过调查了解,学生的选择专业方向更多考虑的是市场就业需要。
(二)专业课程的选择意愿
为了了解学生对专业课程的选择意愿,农林经济管理教研室对三、四年级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学生最喜欢的专业课程”这一选项中,排前五位的分别是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包含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农产品国际贸易。其中,管理类课程占到60%,而经济类课程只占20%。
“在对就业最有用的专业课程”这一项中,排前五位的分别是市场营销学、管理学原理、会计类课程、农产品国际贸易、经济法。管理类课程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学生只是一些感性的认识,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目前课程设置上的一些漏洞和问题。
三、当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类课程与管理类课程的平衡问题
农林经济管理是涵盖农业、经济、管理三大学科的宽口径专业,授予学生的学位从早期的农学学士到中期的经济学学士以及现在的管理学学士,体现了教育界对这一专业认识的不断变化过程。最初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以农业经济学为主线,强调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际上成为农业经济专业。在大学生就业体制改革前,国家更多需要具备较强经济学知识的农林经济管理毕业生,各级政府的农业经济部门成为农林经济管理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单位。但随着大学生就业体制的变革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企业逐渐成为接纳农林经济管理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领域。对于企业而言,需要的是具备较强微观管理能力的学生。针对这一市场需求变化,近年来,专业在教学计划中作了一些调整,增加了管理系列的课程,但与一般的管理专业相比,从课程体系来看,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较大差距。
(二)“重理论,轻实务”的问题
随着大学扩招,高等教育由原来的“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在人才培养的层面上,也由原来的宏观型、理论研究型逐步转变为通用型、复合型和应用型。培养目标的转变,必然要对原有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在当前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重理论,轻实务”的现象仍然较为严重(这也是全国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个通病),具体体现在:(1)在教学方式中,专业课程的讲授大多依然采用的是“教听式”,而强调实务操作、学生参与的教学方式较少;(2)在教学计划中,原有的专业课程实习较少,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原理三门课程;(3)考核方式中也存在一定问题,考核的方式较为传统,很难从锻炼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出发来进行。
(三)课程体系的“专”和“宽”的问题
由于农林济管理学科自身的宏观性和宽泛性,以及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在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包含了较多其它学科或专业的课程:如会计学基础、财务管理学、审计学等会计类课程;证券投资学、保险学、农业保险学等金融类课程、农产品国际贸易等贸易类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学习领域,增加了知识面,拓展了知识结构,但受到学时限制,使得这些“宽”与“专”相互竞争,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始终是现行农林经济管理课程体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一直在不断微调,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要使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适应市场就业的需要,在课程设置、体系构成等方面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
四、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路
(一)课程体系应以学生就业需求为导向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二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学生的目的除上述外还包含着提高自身社会生存能力,社会生存能力中最重要的指标是就业竞争力。如果大学是“工厂”,培养的学生就是“产品”,评价这个“工厂”好坏的重要指标就是“产品”是否受社会欢迎。社会欢迎就意味着学生就业竞争力强,高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才算完成。因此,在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和调整过程中,应时时把握学生就业需求目标,在提高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更好的为学生实现就业而服务。
(二)把握好专业的“共性”和“个性”
从“共性”的角度来讲,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涵盖经济和管理两大学科,目前授予的是管理学学士学位。因此,在课程设置中,经济、管理通用型课程应是其主体,这是“共性”问题。但同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又有自己的“个性”问题,需要有一部分专业课程来体现这种“个性”,这也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特色所在。
(三)细化专业方向的划分
为了更好的适应学生就业的需要,全国绝大部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进行了专业方向的划分,沈阳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也划分了“农村发展”和“企业管理”两个方向。前者偏重于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是为学生继续深造服务的方向;后者偏重于实践,是为学生就业而服务的方向。但这种划分可以更加细化,如“企业管理”方向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农业企业管理”、“涉农企业管理”等。这样,一方面体现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特色,另一方面增加与工商管理的差异竞争优势,增加学生就业的核心竞争力。
论文关键词:创新,创新型经济,驱动,模式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十二五期间及未来更长的时间内,创新型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1 创新型经济的概念
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是创新型经济理论的鼻祖,其在191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将创新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其中任何要素的变化都会导致生产函数的变化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1]”,并给出了创新的概念:创新包括发明、创新和创新的扩散二重含义,其中创新是指新发明(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或新制度)第一次运用到经济中去。熊彼特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并认为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非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均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率经济学论文,而不是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有价值的商品,在不同的群体中分配,并利用价格信号来扩大稀缺资源分配的效率。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创新是外生变量——黑箱,对价格信号单独起作用,不能被积极主动的经济政策所引导的。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描述了与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不同的经济学及经济制度,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应该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中心,制度、企业家和技术变革是这一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创新是市场的进化过程,创新、制度、文化、规范、法律等这些在以往的经济学中是难以模型化的因素皆是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2]。
基于熊彼特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型经济理论在最近15年才受到足够的重视,创新型经济(或新经济)提法也零星出现,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把经济发展分为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四个阶段[3]。创新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是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进行重新定义的经济规则。我国洪银兴教授认为创新型经济是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由主要靠物质投入(资本、劳动、土地)推动转向创新(知识、技术、制度)驱动,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介入技术创新体系[4]。
创新型经济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如何创造新形式的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来扩大财富,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活质量。知识、技术、企业家精神、创新是这一经济模式的核心,在创新型经济下,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促进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大量创新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笔者认为:创新型经济是指经济增长主要由物资投入(资本、劳动、土地)驱动转向主要由创新(知识、技术、智力资源、企业家精神、制度)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在动态的、弹性的网络式创新系统之上,以灵活、快速、个性化的反应为基本特点,企业、大学、各类研发机构、政府、服务中介、顾客是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的主体,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将成为其主流产业。创新型经济意味着革新,决胜于不断地向前突破,经济增长不是来源于更多的投入及提供更多的同类产品,而是源于相对较少的投入,高效率的创新(新价值、新产品、新服务、新程序、新管理模式)。但创新也有负面作用,创新能力越强,知识不对称将一直存在,且会加速危机的爆发经济学论文,但同时,知识不对称将成为创新的最好来源。
2 创新型经济的特征
创新型经济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义,与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明显的区别:
传统经济模式
创新驱动的经济模式
关注物质资源(资本、劳动、土地)和分配效率
注重无形资源(创新、知识、技术、智力资源)及长期的优质的经济增长
封闭的创新系统
开放的、网络式的创新系统
当地集聚
全球集聚[5]
追求成本最小化,通过纵向一体化来缩减成本
注重高价值的投入和生产效率的增加,通过灵活的外包减少成本
生产不同内容产品的企业间分界清晰
边界变得模糊,所有的企业联系在一起
被迫快速变化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足够应付快速变化
顾客接受标准化的商品、遵从大规模生产,非常有限、固定渠道的选择(注重顾客关系管理)。
顾客个性化的需求及附加价值,多渠道的选择,并获得授权,成为创新的主体之一(注重顾客知识管理)
个体重点关注技能、工作、职业
高质量的工作及可观的人均收入及学习和职业生涯的灵活性
关注大企业,注重经济发展的规模
关注企业家,人才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注重灵活的商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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