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农村金融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1.1解决农村“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和农民）是新一届政府施政的一大重点。“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保持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

1.2然而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存在很大问题，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组织不完善，无法为农村提供较好的金融服务……从1999年开始，全国上千家农村基金会全部关闭；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目前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农村的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发放贷款。因此现在农村剩下的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政府干预、管制限制以及历史包袱），整个信用社为“三农”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力同样非常有限。第二、不仅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而且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渠道。例如，近年来全国邮政储蓄机构吸收的存款全部存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又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专项用于农副产品的收购，这两块资金几乎相抵。到2002年11月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各项存款19469亿元，各项贷款14117亿元，两者差5352亿元，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1812亿元，净存放中央银行684亿元，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1152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计算，估计从农村流出资金约3000亿元（夏斌，2003）。第三，由于货币管理当局对一切非正规金融持严厉管制的态度，因此民间金融仍然处于初级发育阶段，无法进一步扩展规模和经营网络，从而只能为农村经济和农民提供简单的金融服务，无法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和农民的融资需求。

1.3总之，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后者的融资需求构成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也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2、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金融机构的构成

2.1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演化

自1979年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为了配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推动农村经济、金融市场化的发展，农村金融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基本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3.这一阶段的主要改革措施和政策方案主要是恢复和成立新的金融机构，形成农村金融市场组织的多元化和竞争状态。包括①1979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并改变了传统的运作目标，明确提出大力支持农村商品经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②随着体制的瓦解，农村信用合作社也重新恢复了名义上的合作金融组织地位。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不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但它接受中国农业银行的管理；③放开了对民间信用的管制，允许民间自由借贷，允许成立民间合作金融组织，例如80年代末首先在四川省成立的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同时允许成立的还有一些农业企业的财务公司，企业集资异常活跃；④允许多种融资方式并存，包括了存款、贷款、债券、股票、基金、票据贴现、信托、租赁等多种信用手段。

第二个阶段：1994～1996.在第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这一阶段的改革更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和思路，提出了要建立一个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及时、有效服务的金融体系的口号。[1]更具体地说，这一农村金融体系包括以工商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主要为农户服务的合作金融机构（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支持整个农业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保证国家农副产品收购以及体现并实施其它国家政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此①于1994年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试图通过该银行的建立将政策性金融业务从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业务中剥离出来；②加快了中国农业银行商业化的步伐，包括全面推行经营目标责任制，对信贷资金进行规模经营，集中管理贷款的审批权限，等等；③继续强调农村信用社商业化改革。根据国务院1994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计划在1994年基本完成县联社的组建工作，1995年大量组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不过，实际进度大大落后于这一阶段所设计的目标。另外一个重要的政策变化就是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再受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管理，改由县联社负责；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监督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承担。

第三个阶段：1997～。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后，在强调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也开始受到重视，客观上强化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主要体现在：①开始在国有专业银行中推行贷款责任制；②收缩国有专业银行战线。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开始日渐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③打击各种非正规金融活动，对民间金融行为进行压抑。1999年在全国范围内撤消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并对其进行清算（Seesection2.2.2）；④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确定到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上，且进入2003年以来这一政策趋势日益明显且力度不断加大。包括：放宽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限制、加大国家财政投入以解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不良资产问题、推动并深化信用合作社改革试点工作等等。2003年11月底8省（市）（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SeeBox2.1）。

专栏2.1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最新进展及其主要内容

2003年6月27日中国国务院下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为《方案》）。《方案》提出了试点改革要解决的两大主要问题，以及对农信社改革的四项支持政策。

两大问题：（1）改革农信社产权制度，确定不同的产权形式，以解决“谁出资、谁管理、出了问题谁负责”难题。产权改革的具体组织形式可以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产权组织形式（包括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不搞“一刀切”。具体而言，在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少数地区，可以组建股份制银行机构；在人口相对稠密或粮棉商品基地县（市），可以以县（市）为单位将信用社和县（市）联社各为法人改为统一法人；其他地区，可在完善合作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乡镇信用社、县（市）联社各为法人的体制；采取有效措施，通过降格、合并等手段，加大对高风险信用社兼并和重组的步伐。对少数严重资不抵债、机构设置在城区或城郊、支农服务需求较少的信用社，可考虑按照《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2）改革农信社管理体制，明确规定由地方政府负责对农信社的管理（包括使农信社贷款投向符合国家政策要求、进行人事管理等），由国家监管机构（主要是银监会）依法实施监管，但在微观经营决策上由农信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

四项支持政策。包括：（1）对亏损农村信用社因执行国家宏观政策开办保值储蓄而多支付保值贴补息给予补贴。具体办法是，由财政部核定1994年至1997年期间农村信用社实付保值贴补息数额，由国家财政分期予以拨补；（2）从2003年1月1日起至2005年底，对西部地区试点的农村信用社一律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其他地区试点的农村信用社，一律按其应纳税额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从2003年1月1日起，对试点地区所有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按3％的税率征收；（3）对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可采取两种方式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以解决农信社不良资产问题：一是由人民银行按照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安排专项再贷款。专项再贷款利率按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减半确定，期限根据试点地区的情况，可分为3年、5年和8年。专项再贷款由省级政府统借统还；二是由人民银行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票据期限两年，按适当利率分年付息。这些票据不能流通、转让和抵押，可有条件提前兑付。这两种方式由试点地区和农村信用社选择；*（4）在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实行灵活的利率政策。允许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灵活浮动，贷款利率可在基准贷款利率的1倍至2倍范围内浮动。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利率不上浮，个别风险较大的可小幅上浮（不超过1.2倍），对受灾地区的农户贷款，还可适当下浮。

2003年11月底8省（市）（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根据银监会的宣布，为解决农信社不良资产问题的资金投入规模将达到1500亿元。

2.2农村金融机构的组成

经过近20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迄今为止形成了包括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在内的，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导、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一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1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

2.2.1正规金融

可以把受到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的那部分金融组织或者活动称为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中国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于1979年重建，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也是四大行中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一个银行，其分支机构几乎遍布中国所有的乡镇。到2001年底中国农业银行拥有资产25279.90亿元，4.5万家分支机构并雇佣了49万名职工。农业银行重建的初衷是为了支持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但事实上农行的业务基本与农业农户并无直接关系，其贷款的绝大部分都投入了国有农业经营机构（如粮食局和供销社）和乡镇工业企业。和其它国有商业银行一样，从80年代起中国农业银行就一直进行着商业化改革。但在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立之前，中国农业银行的业务兼具商业性和政策性，此后一部分政策性贷款业务，例如主要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贫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等政策性贷款被划转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1997年后农行政策性业务剥离速度加快，农行的经营也日益强调以利润为核心。但迄今为止，农行仍然有部分贷款具有政策性贷款的性质（例如对供销社的贷款、一部分扶贫贷款等等），农行的日常经营也无法完全避免地方当局的干预，这是农行资产质量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1994年成立的一家政策性银行，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为实现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相分离的重大措施。农发行的业务也不直接涉及农业农户，它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到2001年末，农发行拥有资产7698.53亿元，2273家分支机构以及近6万名职工。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分支机构最多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遍及几乎所有的乡镇甚至农村，也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唯一一个与农业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向农村和农业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力量。2003年6月末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6966亿元，占全部正规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83.8％，比1996年末增加5483亿元。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信用合作社都是中国农业银行的农村基层组织，大部分存款必须转存到农业银行，从而信用合作社事实上成为了将农户存款引导到国家所支持的集体农业和乡镇企业的一个主渠道。1996年后农村信用合作社脱离农业银行的领导，而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统一监管。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超过50％的贷款必须投向其成员。另外，超过3000元以上的贷款必须有抵押品保证。1999年农村信用合作社被允许向农户发放消费型贷款，主要用于房屋建造、教育和医疗贷款。迄今为止，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并没有受到限制，可以涉及包括生产、消费以及商业的各个环节，可以向农户、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另外，考虑到农村贷款的高风险性质，人民银行允许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利率拥有较其它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农业银行）更灵活的浮动范围，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1年期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不能超过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利率50％。到2001年底，农村信用合作社拥有资产16108亿元，35529家地方分支机构以及61.52万名职工。截止到2002年末，我国的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为4万家，各项存款1.98万亿人民币，各项贷款1.39万亿人民币，存贷款规模均据全国金融机构第四位。目前农信社是全国法人机构最多、从业人员最多和城乡分布最为广泛的金融机构（关于农信社发展概况，SeeBox2.2.1-1）。

在其它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农村商业银行属于股份制银行，目前只有张家港、常熟和江阴农村商业银行三家。三者成立于2001年底，均由原来的农村信用社改造而成。

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只吸储，再把储蓄资金转存入中央银行，以转存利率与吸储利率差额作为其收益来源，2003年8月后这一资金运行格局有所改变（ForDetails，SeeBox2.2.1-2）。除邮政储蓄之外的上述其他金融机构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有资格获得中央银行再贷款。例如，2001－2002年间人民银行就对农村信用社分别新增再贷款312亿元和260亿元。

专栏2.2.1-1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1－1959）：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到1957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信用社88368个。这一时期的农村信用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贷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基本保持了合作制的性质。

第二阶段（1959－1979）：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农村信用社曾先后下放给、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信用社基本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

第三阶段（1979－1996）：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农业银行领导、监督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存贷业务。成立了县级联社。这段时期农村信用社成了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贷款大量投放乡镇企业，农民对信用社的经营活动失去监督。

第四阶段（1996－2003）：根据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从该年起农信社改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管，中国农业银行不再对农信社进行领导管理，强调要按合作制重新规范农信社，县以上不再专设农信社经营机构，要加强县联社建设并由其负责农信社业务的管理。但在实践中这些政策很少能够予以落实。

第五阶段（2003－）：为了解决农信社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SEESECTION3.1.2），从2003年底开始进行农信社试点改革（SeeBox2.1）。目前改革仍在进行之中。

专栏2.2.1-2中国农村邮政储蓄及改革思路

在目前中国的政策性金融制度下，中央银行用来自邮政储蓄上存资金，以再贷款的方式借给农业发展银行。而且上存利率和再贷款利率是倒挂的，2002年2月后，邮政储蓄存款利率为1.98%，上存利率为4.347%，再贷款综合利率为3.015%.对邮政储蓄支付高额存款利息，已经成为央行沉重的财务包袱。

另外，邮政储蓄的吸储规模不断上升，2000年期末余额为4578亿元，2001年为5912亿元，2002年扶摇直上至7376亿元。邮政储蓄在存款市场的份额在2002年底已达8.48%，成为仅次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第五大吸储大户。这无疑会限制农信社的筹资能力（邮储存款近8000亿元中，约60％来自县以下）。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央行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规定从2003年8月1日起，邮政储蓄新增存款转存人民银行部分，按照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目前为1.89％）计付利息。这样一来，邮政储蓄不仅无法靠存贷利率差获取利息收入，反而会有所倒贴；第二，为了对邮政储蓄自2003年8月起的利息损失有所补偿，央行同时规定自同期起邮政储蓄新增存款可由邮政储蓄机构自主运用于除贷款外的多种业务，例如可以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债券买卖、与政策性银行进行业务合作，开展部分中间业务、还可依程序申请成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承销团成员。显然，央行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只会进一步加剧农村资金的外流。

目前针对邮政储蓄改革的各种争论中，呼声较高的一种方案是将邮政储蓄业务从邮政系统中独立出来，创立单独的邮政储蓄银行，不做直接面对企业的贷款业务，而将资金批发给其他金融机构获取利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2003，以下称国发方案）。这种方案的确可能会有利于邮政储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毫无疑问，它同样会加剧农村资金的“非农化”。至于创立农村储蓄银行的想法（经济日报2003年10月28日）则更不可行，它不仅不符合中央以农信社改革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思路，而且其最终结果可能是重复并放大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建议是在“国发方案”的基础上，开放农村民间金融，并干脆直接取消农村邮政储蓄业务。这样做有如下好处，一是由于没有邮政储蓄吸储，农村民间金融的放开不会直接对农信社的资金来源造成大规模的冲击；二是开放农村民间金融既可以形成农村金融的竞争局面，又不致加剧农村资金流向的“非农化”（SeeSection5.2）；三是原“国发方案”中提高邮政储蓄资金使用效益的好处仍然可以得到保留。

2.2.2非（准）正规金融

非（准）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包括所有处于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之外发生的金融交易、贷款和存款行为。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初期，非（准）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由于得到了经济管理当局的默许甚至支持，一度非常活跃。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心逐渐转向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商业化，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大了对非（准）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的管制力度，并终于在1999年解散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从而结束了非（准）正规金融的有组织状态。

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准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资本主要依赖于农户的资金注入，其经营活动归农业部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管辖。到1996年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规模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1/9.农村合作基金会对农村经济的融资需求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表明农村合作基金会45％的贷款提供给了农户，24％的贷款提供给了乡镇企业。这不仅大大超过了农业银行的相应贷款比例，而且超过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中投入农村经济的比例。由于农村合作基金会不受货币当局的利率管制，因此其贷款利率较农村信用合作社更为灵活，贷款的平均收益也更高（Brandt，Park&Wang2001）。为了消除来自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竞争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所造成的冲击，1997年，当局做出了清理整顿、关闭合并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决定。随后的1998－1999年，包括村级基金会在内的整个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彻底解散并进行了清算。[2]

除农村合作基金会外，非正规金融体系主要由亲友之间的个人借贷行为、个人和企业团体间的直接借款行为、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高利贷、各种合会、私人钱庄等组成。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也是类似于信用合作组织，基本上均被取缔。合会（国外称轮转基金）是各种金融会的统称，通常建立在亲情、乡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带有互助合作性质。图1中除了部分小额信贷、不计息的亲友借款和企业团体间借款之外，根据国务院1998年7月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其他金融组织或者活动均属于非法。

3、农村金融改革对农村金融的影响

3.1对正规金融的影响

1979年以来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一直沿着使农村正规金融商业化的目标前进，并在90年代中期后大大加快了商业化改革的速度和步伐。按照当局的设想，商业化改革之后的农村正规金融体系应该更好地发挥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作用，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农村正规金融并没有很好地达到政策制订者的预期。

3.1.1对中国农业银行的影响尽管中国农业银行的大部分政策性贷款业务已经划归给了1996年成立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但农行仍然承担了许多政策性贷款业务（见2.2.1），这些贷款的管理均属政策性金融管理范畴，无法免除政府职能部门的干预。农行还必须根据政府的要求发放“救灾”贷款、“安定团结”贷款等带有明显政策性性质的贷款。这些贷款直接影响到农行资产质量。

商业化改革更直接影响到了农行向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积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负面：①农行的业务可以涉及几乎所有经济活动，在现有经济体制下，投资农业的回报相对较低，因此农行的贷款流向具有天然的“非农化倾向”；②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以后，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日渐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1998年至2002年初，包括农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3.1万个县及县以下机构，且撤并还在继续。这样一种组织结构明显加大了农行向分散的中小农户以及乡镇企业进行融资的成本，从而进一步打击了农行提供农业贷款的积极性；③虽然农业银行在大多数地区还设有县级机构，但由于贷款权的上收，很多分支机构都是只存不贷，从而加大了农村资金供需矛盾。

3.1.2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影响中国农业银行不断收缩在农村金融领域中的战线以及政府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等准正规金融组织的打击，客观上确立了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近乎垄断的地位。1997-2001年，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从10555.8亿元增加到17263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近13%和12％；各项贷款余额从7273.2亿元增加到11971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近10%和11％，其中农业贷款余额从1776.8亿元增加到4417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近54%和77％。1997-2000年，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从占金融机构乡镇企业贷款余额的69.5%增加到75.4％（李静，2002：158-170）。

但是，由于以下原因，农信社在满足农村融资需求方面仍然作用有限：①农信社只是名义上的金融“合作”组织，在实际经营中，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官办性质依然存在，从而使其经营经常受到官方的行政干预，没有突出创办时所欲体现的“合作”性质[3]，从而不仅难以履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农业和农民服务的宗旨，而且行政干预下的贷款往往最终成为呆帐、坏账，大大恶化了农信社的资产质量，据央行估计农信社积累的历史坏账达数千亿之多，不良资产率远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数在50％以上，在某些经济不发达省份甚至高达90％以上。；②由于商业化改革，农信社的经营也更加强调贷款质量和回报，其经营的利润导向越来越明显。由于农业活动的比较收益受到人为压低，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也无足够激励向农村经济活动提供贷款，表现为真正用于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贷款数量不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报告指出，农信社的贷款实际上只覆盖了20％左右的农户（IFAD2002）。许多针对地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案例研究也表明，无论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度城市化地区，还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以及部分东部农业大省，农村信用合作社都表现出“非农化”特征，或“城市化”特征，直接表现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网点设置的城镇机制化趋势、资金流向的城市化和从业人员的城镇居民化（盛勇炜2001）；③农信社所受到的贷款利率和抵押品管制（SeeSection2.2.1）不利于它向规模小且分散的农户、中小农村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④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纷纷撤出县域，农村信用社也试点统一法人、县乡两级法人并试点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这必定会加大农信社在向中小农户、中小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的交易成本；⑤由于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处于事实上的垄断地位，缺乏来自外部的良性竞争，因此其改善内部管理、加强金融风险控制的动力不足，这无疑也是农信社资产质量不高、经营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3.1.3对农业发展银行的影响在现行政策性金融体制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际上仅是单纯的粮棉收购贷款银行，业务仅限于支持粮棉流通，根本无法充分发挥支农作用。即使在支持粮棉流通方面，也同样存在突出问题。棉花购销已经市场化，随着粮食购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粮棉购销主体的多元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量明显下降，以购销信贷为主的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资产业务也出现规律性明显下降。据农业发展银行统计，2002年，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的8个主销区省份，农业发展银行的粮油购销贷款比上年下降56％。而与此同时，一些支持难度远远小于粮食收购资金供应的带有公益性的经济活动如良种繁育、种籽购销等，不能得到政策性信贷的扶持，更得不到商业性信贷（何广文2003）。

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农村正规金融组织无法很好地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1997年以来，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困难问题加剧。据统计，全国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正规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1997年的6.7％下降到2000年的6.1％、2001年的5.9%.2000年底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99371.07亿元中，农业贷款余额仅占4.92%（何广文等，2002）。农业部对江苏省武进县个体私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有45.1％认为贷款难，年收入500万元以下的有86.5％认为贷款难（《中国经济时报》，2002.8.21）。

3.2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正是由于正规金融机构收缩农村阵地，农村金融市场中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供给越来越少，农民的信贷需求不得不转而依赖于非（准）正规金融（温铁军，2001）。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研究报告，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信贷机构的四倍。对于农民来说，非（准）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IFAD，2001，xii）。实地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温铁军等人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共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一些村庄进行了个案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温铁军，2001）。据估计，仅在浙江温州市，地下金融的规模就已达到600亿元人民币之巨（贺军，2002）。

但货币当局对非（准）正规金融的发展一直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维持金融秩序、打击非法融资活动的口号下，一度在农村民间融资中极度活跃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被管理当局勒令撤消和关闭，从而结束了中国民间金融的有组织状态。政府对非（准）正规金融的态度使民间金融要么消亡，要么转入地下金融状态。虽然非（准）正规金融组织远较正规金融灵活（例如相较后者而言，前者可以收取更高的贷款利率），但由于无法组织化和正规化，非（准）正规金融在满足农村融资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终究有限。

4、各方对改革农村金融体制的建议

针对目前中国农村金融的现状，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今后如何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意见，这些意见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进一步界定、分离出中国农业银行中的政策性业务，集中力量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由于农信社是目前农村正规金融中的主力军，因此对农信社的改革构成了今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相应地，绝大部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也集中到如何进一步完善对农信社的改革建议上来。这些建议主要包括：

4.1进一步加大农信社贷款利率浮动的改革力度，实现农信社利率市场化。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将农信社贷款利率浮动试点扩大到更多的市（县）以及更高的行政级别（从乡营业点扩大到县营业点），二是扩大农信社存贷款利率浮动的范围（马晓河，姜长云2003；IFAD2002；；Brandt，Park&Wang2001），以使农信社以更灵活的姿态提供农村金融服务。

4.2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为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提供体制基础。目前有数种备选模式可供选择，（1）原有农村信用社框架内的重组模式：即2000－2001年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组建省联社为标志的江苏模式；（2）股份制模式：即2001年在信用社基础上改组成立的常熟、张家港、江阴三市农村商业银行模式；（3）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即2003年4月在农村信用社基础上改组的浙江鄞州农村合作银行试点模式。考虑到中国各地区农村经济、文化、地理条件千差万别，以上三种模式又各具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因此在模式的具体选择上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制宜（人民日报，2003－09－25）。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模式，不能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代替合作制（何广文，金融时报，2003－06－09）。除以上三种已经进行试点的模式外，有专家还建议在调整金融准入政策的基础上，允许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甚至外资银行收购农村信用社，以此带动农信社的体制改革（马晓河，姜长云2003）。

4.3为了更好地推进农信社改革，有必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解决历史上农村信用社因政策性因素形成的呆坏帐（谢平2001），[4]同时考虑由国家为农信社的农业贷款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

4.4在管理体制上，中央部门监管、省级政府管理、农信社自主经营“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是目前情况下和现有认识水平上的最佳选择（王洪章、刘锡良2003；人民日报，2003－09－25）。

4.5放松对非（准）正规金融的管制，允许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促进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竞争（林毅夫2003；马晓河、姜长云2003；何广平2003；谢平2001；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2001）。

大部分上述建议在国务院于2003年6月颁布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有关农信社管理体制、产权制度、经营机制和政策扶持等细则中都有所体现（SeeBox2.1）。

5、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5.1《方案》会有多大效果（WillSchemeWorkWellinTheFuture？）

从《方案》公布，选择八个试点省市进行农信社改革以来至今，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历时仅半年，还没有充分的信息以对此次改革的成效进行评判。但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一是截至2003年11月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已经实现9年来全行业第一次扭亏为盈，共盈利1.48亿元；二是截至2003年底，八个试点省市不约而同地基本将省联社模式作为第一选择。

就第一个信息而言，应该可以判断为这种农信社全系统的扭亏为盈基本属于短期性的政策刺激效应——一项体制性改革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立竿见影。同时，农信社盈利并不代表它的“非农化”倾向有所改变，实际上，数据显示同期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仅占贷款总余额的42％。就第二个信息而言，到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此次试点改革的弊端所在：即由上而下的产权改革设计并没有体现出（反而远远背离了）《方案》设计之初所欲体现的“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的原则。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成功的改革案例（例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等等），均遵循了“基层发明－上层肯定－试验推广”的“由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模式（或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凡是失败、效果有限或后遗症极大的改革案例，均走了一条“上层设计－试验推广”的“由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模式（或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不同改革方案选择的不同效果可归因于改革设计者、参与者和受益者之间对信息的享有程度存在极大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导致两种改革模式中不同经济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大相径庭。随着时间的推移，《方案》的实施结果是否会与《方案》设计目的相一致是大可怀疑的。事实上，已经有官方人士和学者对此表示了忧虑（陆磊2004；于宁、何禹欣2003）

最后，农村金融问题实际上是农村各方面问题的综合反应（农村要素市场、农民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护等等），很难想象《方案》这样一个纯粹从金融角度出发的政策设计会对农村金融发展起到治本的作用。

5.2新的政策建议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这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5.2.1创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Settingupmedium&SmallSizefinancialAgencies）

迄今为止，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是那些中小规模的农户、私人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理想的农村金融机构应该是能够为这些农村中小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务。显然，由于相对于大银行而言，中小银行在向小规模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上更具比较优势，因此农村合适的金融结构应该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不过，目前有关农村金融改革尤其是针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各种方案（SeeSection4andBox2.1），客观上都会造成农村金融机构向中大型化发展（何广文、冯兴元和李莉莉2003）。因此，在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进程中，必须注意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挥作用的有效边界。例如一些学者认为，信用合作社的最有效边界就是村落的边界。突破了村落的地缘和血缘边界，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借贷风险也会大幅增加（何广文、冯兴元和李莉莉2003）。另外，小额信贷、民间自发的金融合作，互助会及其他的自发的借贷行为都应该是适合农村现阶段经济基础的金融制度安排。

5.2.2必须提倡充分竞争（FreeCompetitionamongRuralFinancialAgenciesisNecessary）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放松并最终解除对农村非（准）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的歧视和压抑政策，从而使不同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之间出现良性竞争的局面是十分必须的。现有改革方案并没有认识到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的重要性，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有效扩大金融服务（包括数量和品种），满足农村融资需求。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中，才能有足够的信息比较判断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从而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目前在解决农村信用合作社历史坏账的问题中就存在一个道德风险问题，即部分农信社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把正常情况下造成的呆账归结为历史包袱（谢平2001）。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外部市场环境条件下，这一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而放开民间金融，将非（准）正规金融纳入正规金融的轨道，是在农村金融发展中实现充分、自由竞争的最佳制度选择（SeeSection5.1）。另外，只要有合适的配套改革措施，放开民间金融并不一定会对农信社的经营造成很大的冲击（SeeBox2.2.1－2）。

5.3.3解除对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管制（RemovingtheRegulationsonRuralEconomicandSocialLife）

在目前针对农信社改革的各方建议以及最新的政策措施中，一般均通过由国家规定贷款比例的方式来达到农信社贷款支农的目的。这一措施是必要且符合国际惯例的。但过去的历史经验也表明，这种国家硬性规定贷款比例的做法并不能扭转农村金融机构贷款“非农化”趋势。这里有必要指出，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流向的“非农化”是和农村和农业经济的低回报率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回报率一直处于较低状态，资金流向的“非农化”现象就不会消失。反过来，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也会进一步恶化农村和农业经济投资环境。

农村和农业经济目前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和政府在农村中所推行的一系列不恰当的政策所联系在一期的。迄今为止，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仍然有相当的干预和管制，包括粮食收购和一系列从上而下、并未配备足够资源的赶超指标。这些政策和管制妨碍了农民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调整资源配置，优化生产结构，从而加重了农民的税费负担，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陶然、刘明兴和章奇，2003），从宏观上来看则直接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不断下降和恶化。因此，只要政府不放弃这些干预和管制政策，农村和农业经济的收入增长潜力就不会得到提高和释放，从而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化”倾向就不会消失（章奇、刘明兴、Vincent和陶然2004）。

总而言之，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偏好，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深化针对农信社本身的改革，以使农信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杜绝政府参股或干预管理决策；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放弃对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以释放农村和农业经济增长的潜力，从而恢复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的信心和动力。5.4.4目前农信社改制的试点模式，并不能有效地防止政府对（改制前后）农信社经营的干预。这不仅是农信社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金融体制所面临的问题。未来的进一步改革，必须将政府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实施金融监管，防止地方政府对农信社具体经营行为的干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邮政储蓄必须与邮政体制联动改革”，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2月1日；

何广文：“对农村政策金融改革的理性思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资料库，2003年8月；

何广文、冯兴元、李莉莉：“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模式评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资料库，2003年8月；

贺军：“民间金融的大机遇”，载《新证券》，2002年9月23日。

李静：“农村金融发展情况”，载《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8-170页。

林毅夫：“金融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C2003026；

陆磊：“农信社改革模式需要改革”，《财经》2004年1月27日；

马晓河、姜长云：“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3年12月08日。

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农村金融与信贷政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

盛勇炜：《城市性还是农村性：农村信用社的运行特征和改革的理性选择》，《金融研究》2001年第5期；

陶然、刘明兴和章奇：“中国农村税费负担：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第一期；

王洪章、刘锡良：“如何将农信社改革推向纵深”，《金融时报》，2003年10月29日。

温铁军：“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研究：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课题主报告”，载中经网50人论坛，2001年6月7日。

夏斌，近期金融热点问题和银监会成立的利与弊，《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月22日。

谢平：“中国农村信用合作制改革的争论”，《金融研究》2001年第1期；

于宁、何禹欣：“农信社有限改革”，《财经》2003年8月10日。

章奇、刘明兴、VincentYiuPorChen和陶然：“中国金融中介与城乡收入差距”，《中国金融学研究》，2004年第一期（即将出版）；

周其仁，“农民收入是一系列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量文，No.C2001012；

IFAD（April2002）：Double-edgedsword？Efficiencyvs.equityinlendingtothepoor.IFAD‘sthematicstudyonruralfinanceinChina.EvaluationProfile，No.3.34.

IFAD（1.December2001）：RuralFinancialServicesinChina.ThematicStudy.VolumeI–MainReport.ReportNo.1147-CNRev.

Park，Albert，LorenBrandtandJohnGiles，1997，“GivingCreditwhereCreditisDue：theChangingRoleofRuralFinancialInstitutionsinChina”，papersubmittedfortheannualmeetingof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heldinChicago，ILduringMarch13-16，unpublished.

Brandt，Loren，AlbertParkandWangSangui.“AreChina‘sFinancialReformsLeavingThePoorBehind？”，paperpresentedattheconferenceonFinancialSectorReforminChina，11-13Sep，2001.

这是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AsianDevelopmentBank）所撰写的分析报告内容之一，非经作者同意，请勿转载。

注释:

[1]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2]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其经营中所出现的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并不比那些正规金融机构所出现的问题更严重（温1999）。而且农村合作基金会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经营不善，而在于地方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周其仁2000）。Park等（2001）的研究亦表明，当局之所以会强行关闭农村基金合作会，在于防止后者的竞争会对农信社经营造成冲击。

第2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有效性；农村金融适应性；农村金融结构

有效性低，适应性弱，是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深层次问题。提高农村金融适应性和有效性，关键在于构建与金融需求相适应的农村金融结构，同时要处理好金融竞争与合作、进入与退出、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农户融资模式创新等问题，为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

农村金融的有效性，是指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向农村金融需求主体有效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后者的金融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

农村金融有效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农村金融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农村金融机构必须提供有效金融产品，才能使其运行得以继续和深化，如果供给无效，则金融有效性便无从谈起。其二，农村金融机构提品后价值实现的有效性。如果金融需求主体通过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能有效地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则农村金融机构便拥有相应的优质资产，能获取预期的效益，其金融有效性便得到提高；反之，金融需求主体在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后，却因种种原因产生经营失效，甚至出现了亏损，本息逾期难以归还，则金融机构由此多了一份不良资产，其金融有效性便降低。至于金融需求主体逃废债务，则会使金融机构血本无归。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内在联系、相互依存，因而不能封闭地考察农村金融，也不能孤立地谈论其有效性。农村金融有效性，是同农村经济有效性内在联系的。农村金融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促进农村进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反过来又为农村金融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平台。相反，如果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力日趋弱小，农村经济便会因资金制约而难以发展，其结果便会造成农村金融的基础日渐薄弱，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不断弱化。

当前，农村金融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低效性，其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机构推出的某些产品难以为客户和中小企业所接受；而农户和中小企业期盼和欢迎的产品，农村金融机构又不推出来。许多农村经济主体对信贷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益，还本付息存在问题，使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较高，农村金融效益远低于城市金融效益。农村金融低效性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一是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农村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经营机制不活等。二是农村经济较为落后，农业经济存在较高风险，农民收入总体较少，农村经济实体的规模化经营水平较低，农村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对农村金融产生抑制作用，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很不完善等。

农村金融低效性，给农村经济金融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低效性使得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衰弱，导致许多农村信用社陷于资不抵债的困境，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纷纷撤离农村金融市场，转而进入城市金融市场，即使是定位于服务农村的商业银行和信用社，也减少了不少支农业务。农村资金供给原本就存在巨大缺口，但低效性使得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这对于农村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农村亟待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的金融体系，然而低效性却增加了非公资本进入农村金融业的忧虑。低效性给农村经济实体造成许多困难，农户和中小企业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困难重重，这迫使他们转向高利率的民间借贷，从而增加了他们的生产成本。农村金融低效性加重了农村经济低效性，而农村经济低效性又使农村金融难以摆脱低效性的困境。

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不仅是农村金融发展的重大课题，而且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提高农村金融效率，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二

农村金融适应性，是指农村金融供给与农村金融需求相互适应。农村金融适应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总量的适应性，即农村金融供给总量，与农村金融需求总量相互适应；二是结构的适应性，即农村金融供给结构，与农村金融需求结构相互适应。

农村金融有效性与农村金融适应性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农村金融有效性，既是对适应性的检验，又是提高适应性的动力，它反映农村金融适应与否及适应程度，推动适应性的提高。适应性是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适应，农村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相互适应，才能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农村金融曾出现过一些奇怪而有趣的现象：国家为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设立了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构成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这三类金融机构并未解决农村金融需求的缺口问题，而农村民间借贷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方面却表现出了较强的有效性，农户融入资金的70%是通过民间借贷而实现的；大型商业银行出于支农考虑推出了小额农贷产品，但是这一产品却难以做大做强，小额农贷甚至贷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农户和中小企业融资心切，农村资金需求缺口呈扩大之势；大型商业银行出于有效性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县以下机构，而民间借贷同样由于有效性原因，反而规模越做越大，形式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型商业银行的金融供给不适应农户和中小企业金融需求的特点；小额信贷虽有创新之名，但其限制太多，要求过严，手续甚繁，因而与农户金融需求特点相背离；民间借贷虽不具备合法地位，但由于其适应农户和中小企业金融需求，因而效率较高，发展较快。由此可见，农村金融适应性是有效性的决定性因素。

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存在许多弊端，然而根本性问题，在于农村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不相适应，由此派生出许多具体的矛盾和问题。农村金融体制几经改革，但由于未将适应农村金融需求作为基本依据，而是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下对原有的适应性颇弱的金融供给框架予以小修小补，因而问题未能根治，甚至不相适应的程度有增无减。例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陷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博弈中，囿于双方对农村信用社修补成本的分摊，而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即农户和中小企业未被纳入其中，适应性原则未被置于应有的位置，致使农村金融的适应性难以提高，有效性自然也就难以增强。

当前，农村金融需求出现了新变化。农村金融需求总量大为增加，据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约为15万亿元，其中大部分由金融机构提供。农户资金需求规模不断扩大，借贷发生率和户均借贷次数也在增加。随着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诸如无公害、绿色、有机作物和优质果品生产，规模化和标准化种养业正加快发展，对资金需求将大大增加。温饱性农户在创业中存在金融需求，而小康型和富裕型农户在扩大经营规模中对资金需求量更大。在经济较为发达农村地区，农户需要更多资金用于发展特色农业和外向型农业。而在经济较为贫困农村地区，农户依靠开发脱贫、项目致富的愿望日益增强，因而生产性借贷的比重在逐步扩大。县域工业园区和农村企业的快速发展，促进各类经济实体征用土地、构建厂房、添置设备、扩大营销，使农村企业的资金需求随之加大，以往那种较为普遍和分散的小额借贷，正向集中的大额借贷发生转变。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各类经济组织对资金的需求快速增加，而现代农村物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规模在快速扩大。在农村产业发展的同时，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供水、供电、公路和小城镇建设将加快发展，这方面资金需求在农村资金需求总量中的占比将提高。

农村金融需求结构进一步复杂化。当前，广大农户要求农村银行业创新金融产品，渴望无抵押的贷款方式，希望信贷品种和期限能与农业生产特点和周期相适应，贷款手续简便灵活，能快速、就近地获得借款。许多富裕起来的农户手握闲置资金，他们购买国债、企业债券和投资股市的要求日益迫切。在许多种养殖地区，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日益强烈，但这方面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在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结构中，短期借款占绝大部分，但近几年来长期借款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受到信用资源短缺等因素的制约，其长期借款难以得到满足。许多中小企业不得不将短期借款转化为长期借款来使用，他们在短期借款到期后只付息而不还本，使本金转为下一期短期借款而循环使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仅希望农村银行业创新更多产品来满足其间接融资的需求，并且希望通过兼并重组而进一步扩大其经营规模，通过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来更多地实现直接融资。

总之，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推进，不仅农村金融需求总量快速扩大，而且农村金融需求结构日益丰富；不仅现实的金融需求更为强烈，而且潜在的金融需求被不断激活，并加快向现实的金融需求转化。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客观上要求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与之相适应。

然而，当前农村金融恰恰存在两种不适应性，即总量的不适应性和结构的不适应性。我们只有提高这两个方面的适应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金融的有效性，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

三

提高农村金融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关键在于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结构。

在农村金融研究中，人们较为关注的是农村金融总量增长，尤其是农村信贷总量增长。但是，农村金融结构问题决不能被忽视。农村金融结构，是指农村金融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和各种构成要素的数量比例、空间分布、相互作用、相互配合的状态。农村金融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村金融总量的增长；二是农村金融结构的优化。一般而言，总量指标反映农村金融的总体规模，只具有直观的表征意义。结构指标则能反映总量指标所不能反映的问题，能透视出农村金融深层次的矛盾和弊端，从而帮助人们推进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总量受制于农村金融结构。在农村金融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单一的金融总量扩张，必然因其不能解决适应性问题而陷于低效性，这种粗放型的增长势必不具持续性。因此，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和适应性，不仅要重视扩大农村信贷总量，而且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农村金融同农村经济的良性互动，促进农村金融真正实现总量扩张和层面提升。

当前，农村金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存在许多矛盾。农村金融的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为：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产品需求越来越呈现多样化趋势，潜在的金融需求被加快激活，而当前农村金融产品供给却十分单一，几十年一贯制的“存贷汇”产品结构，同日趋复杂的金融产品需求不相适应。农村金融行业单一，主要是银行业、非银行金融业缺乏，其供给远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农村银行业存放类资产占比过高，贷款类资产占比较低，长期贷款类资产比例尤低，证券和保险类资产的比重甚微，投资类资产不断萎缩。农村融资属于银行业占绝对主导的模式，基本上是一种间接融资，不能满足农村企业尤其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直接融资的需要。农村公有金融垄断着农村金融市场，大型商业银行的金融供给难以适应农户和中小企业金融需求的特点，而能适应这种需求特点的非公金融，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农村金融结构，包括许多具体的子结构。根据农村金融需求当前情况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应通过构建以下合理的子结构，达到农村金融整体结构的合理状态。一是完善农村金融产品结构，不仅要在资产抵押贷款、关系融资等方面创新产品，而且要在资本市场投资、农业保险等方面推出非银行业金融产品。二是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资产结构，农村存款类金融机构应降低存放类资产比重，增加贷款类资产比重，扩大中间业务和投资业务，适当提高投资类资产的占比。三是逐步改善农村融资结构，在继续扩大间接融资量的同时，大力提高农村经济规模化、市场化、股份化和证券化程度，大力培育农村资本市场，通过股票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形式，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四是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行业结构，在农村银行业方面，广泛发展新型的农村社区银行；在非银行金融业方面，积极发展农业保险业、农村信用担保业，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农村投资银行业，相应发展农副产品期货业、农业资产评估业、产权交易业、信托投资业、租赁业、典当业等。五是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所有制结构，在公有金融为主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发展非公金融业，支持非公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

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结构，必须坚持明确的目标，这就是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为农村经济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实现农村金融同农村经济相互促进和持续发展。实施这一工程，必须坚持适应性这一基本原则，始终将适应农村金融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总量增长的前提下，以增量调整为重点，同时协调存量调整。增量进入能较快确立自己的市场定位，有力改善原有的金融结构。存量的调整一方面要做到强化优势、转化劣势、开拓市场、提高效率。农村金融结构的构建，要以市场力量为主，依靠市场内生力量；另一方面，市场力量和作用也不能代替政府力量和作用。农村经济金融比较落后，市场力量相对弱小，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来优化农村金融结构并不现实，会产生一定的盲目行为，同时要历经很长时间。因此，市场力量和政府推动要相互结合，政策推出则应遵循农村金融与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

四

提高农村金融的有效性和适应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依靠农村金融自身的改革和创新，而且有赖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了有效推进这一工程，需要系统思考、统筹兼顾，处理好一系列问题。下面仅择其荦荦大端，谈点意见。

1.在金融业拓展对外开放的同时搞好对内开放。在对国外开放的条件下，农村金融结构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会受到国外农村金融结构的影响。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是迟早之事，目前初见端睨。随着外资金融产品、金融业务、金融技术进入农村，农村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必然加快步伐。但是，农村金融业在对国外开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对内开放。对内开放既包括对农村地区的开放，也包括对城市的开放。金融业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农村金融业必须通过对内开放进一步夯实对外开放的基础，以做到有能力充分利用对外开放带来的机遇，有实力应对对外开放中出现的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金融业在对内开放方面进展甚微，金融垄断的思维方式依然存在，农村金融的行政化色彩依然浓重，这无疑给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造成了障碍。农村金融业对内开放，主要包括金融体制和金融业务的对内开放，这两个方面对内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在于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我们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业对内开放，在增强适应性和有效性方面，放宽某些条件，简化审批手续，放松某些行政管制，出台配套支持政策。

2.建立农村金融的竞争与合作机制。引入竞争机制，是提高农村金融适应性和有效性的必由之路。金融竞争与合作具有共生性。不同的金融行业、同一金融行业中不同的金融企业，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作用。竞争能促进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功能交叉和扬长避短，从而推动他们彼此合作、互为补充。金融合作则促进竞争在更高层面上展开，达到互补多赢的效果。

以金融竞争推动金融合作，以金融合作促进金融竞争，实现两者作用的相互转化，必须建立相应的竞合机制：第一，完善农村金融准入机制，充分发挥这一机制促进竞争与合作的功能。准入时应考虑农村金融机构的合理分工，小型金融机构以零售业务为主，以避免同大中型银行的无序竞争。准入时还应考虑在空间布局上的问题，农村新增金融机构应在发达地区、一般地区和贫困地区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以避免一齐挤进发达农村地区而引起恶性竞争。第二，形成产品结构优化机制。如果产品结构雷同，农村金融企业之间的排斥力就会加大，吸引力便会减弱。反之，金融企业的产品各有特色，分别与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的金融需求相互适应，他们之间的吸引力就会增强，排斥力就会减弱。因此，应建立农村金融产品优化机制，促进金融机构根据所在区域的不同情况，积极创新和推出适应不同需求的金融产品，以促进金融竞争和合作的健康发展。第三，完善农村资金的价格机制，在农村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利率未完全放开前，可继续扩大利率浮动范围。这样既可以促进金融竞争，又不致于造成竞争过度。第四，建立竞争合作协调机制。在农村金融企业之间建立对话机制，以及时沟通他们之间的观点，化解利益矛盾和冲突，协调彼此立场，避免恶性竞争发生。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以帮助金融企业提高经营决策能力、风险管理水平和合作自觉性。建立农村金融行业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一方面他能较好地协调金融企业经济利益关系，维护他们之间的公平竞争，引导他们妥善处理竞争中出现的矛盾；另一方面，又能为他们创造合作机会，提高合作效果。

3.建立退出机制。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必须妥善处理金融机构进入与退出的关系，做到有进有退，能进能退。在农村金融竞争中，优存劣汰、优进劣退现象必然产生。竞争促进金融业务不断向优质金融机构集中，他们将不断扩大资本实力和经营规模，获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相反，劣质金融机构的业务将不断流失，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将日益萎缩，如果他们不能扭转落后局面，且达到了退出标准，就只能选择退出。有进有退，才能在合理的流动中增强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无进无退，则会造成农村金融的固化和劣化，增加改革成本，浪费金融资源，甚至引发农村系统金融风险。建立退出机制，应配套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风险救助机制和存款保险机制。

4.创新“农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模式，通过龙头企业的作用，将农户、专业户的融资需求与农村金融供给较紧密地联系起来。农业产业化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金融适应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基础。龙头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利益共同体中的核心和骨干，既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者，又是夯实农村金融发展基础的推动者。既有将万千农户与市场沟通起来的功能，又有将广大农户与金融机构联系起来的作用。龙头企业熟悉农户的金融需求和经济信息，又与金融机构有着较为紧密的业务关系，他们有可能在对自身经济利益关心的基础上，通过信用担保和信用评价等多种方式，提高广大农户金融需求的满足程度。因此，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需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健全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系机制，创新以龙头企业为中间环节的农户与金融机构的融资联系机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融资促进功能。

5.繁荣农村经济，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建立和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农村金融的低效性，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农村的弱位性、农业的弱质性、农民的弱势性。诸如农业经济的高风险、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规模不经济、农户和中小企业资金使用效益低下、农民收入较低等，都是导致农村金融低效性的因素。同时，农村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农村对经济主体在金融活动中的理性程度不高、农村信用的法律供给不足、失信惩戒机制运用的权威性不够等，也对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产生了不良影响。在农村金融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金融的低效性往往又加剧了金融的不适应性。因此，促进农村经济科学发展，加快完善农村信用体系，从政策、市场、信息、人才等方面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韩俊，等.中国农村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第3篇

农业技术进步水平测算是实证检验的关键环节。本文采用科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索洛余值法测算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水平。1928年，柯布（Cobb）和道格拉斯（Dauglas）在研究中指出生产活动中的主要贡献要素是资本和劳动，即Y＝AKαLβ，其中Y为产出，K、L分别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α、β分别表示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A为效率系数，反映广义的技术进步水平。1957年索洛对C－D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假设A为时间t的函数且A（t）＝A0eεt，则C－D生产函数变为。

（一）测算模型与变量设定鉴于土地要素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将上述模型的函数形式设定为。结合广东省农业发展实际，对相关变量的确定如下：（1）农业总产出，直接选取《广东省统计年鉴》中农业总产值的原始数据。（2）农业的资本耗费，采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衡量指标。（3）劳动力耗费，经济学中常用劳动者工资、劳动时间或劳动人数等统计指标衡量（李子彪，2006），若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计算时采用农业生产实际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较为合适，但因缺乏相关统计资料，借鉴周端明（2009）的做法，选择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作为计量指标。（4）土地耗费，考虑到广东省农村土地撂荒的普遍性，采用农作物播种面积代替常用的耕地面积变量。采取同样做法的有全炯振（2009）［12］、赵芝俊等（2006）［13］。

（二）参数估计本文选取广东省1982－2011三十年的统计数据拟合生产函数，测算出各投入要素的参数。为避免多种共线性对参数估计的影响，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则有α＋β＋γ＝1，生产函数式（4）可变为。由表2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达到了0．941499，同时方程本身和各参数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另外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均能通过，模型的解释能力强，可用来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由上述结论可知，1982年至2012年间，广东省农业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α＝0．3517，土地投入的弹性系数γ＝0．25，劳动力投入的弹性系数β＝1－α－γ＝0．3983。即资本投入、土地投入及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分别增加约0．35％、0．25％和0．40％。可以看到弹性系数最大的是劳动力投入，意味着目前广东省农业产出相对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增加，属于典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某些省份相比②，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的弹性系数相差不大，可粗略认为目前广东省农业发展处于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密集型的过渡期。

（三）广东省农业技术水平测算结果及分析根据上文所得参数估计结果，结合（5）式，对广东省1982－2012年农业技术进步水平进行测算。可以看到，30年间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增长率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甚至有些年份出现负值（图1）。这一方面与广东省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总值波动较大不无关联；另一方面，所测算的农业技术进步为广义全要素生产率（TFP），不仅包括科技进步本身，还受资源配置效率和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如1992年，资本投入增长率达到153．51％，而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仅为12．57％，出现了投入多而有效产出少的情况。在剔除生产要素投入之后，农业技术进步水平不可避免地出现负值，但这并不能说明农业科技进步对广东省农业经济增长没有发挥积极作用。1998年以后，农业技术进步水平的波动幅度开始趋缓，自2007年基本保持着向上趋势，说明资金配置效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观，但这需要更多数据支持。

二、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经济财富的扩展。对于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考虑到目前广东省农村金融结构相对简单及数据的可得性，拟从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两个维度进行考量。金融发展规模指标方面，鉴于广东省农村金融以存贷业务为主，结合一般做法，选择农村存贷款余额之和与农业GDP之比为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指标。但因1990年前后乡镇企业贷款余额的统计口径明显不同，而1995年后统计年鉴重新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进行了划分，导致城乡居民储蓄存贷款余额与研究所需数据口径相差太大，故而采用农业存款余额和农业贷款余额替代农村存贷款以反映农村金融状况。金融发展效率指标方面，参考王志强、孙刚（2003）的做法，选用农业贷款与农业存款之比作为衡量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14］。采用这一指标还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农村金融发展的目的是服务农村实体经济，这一比值越大，越能反映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其次，该指标可以衡量农村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显示农村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农村资金外流状况。农业科技进步方面，直接选取上面测算出的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增长率为实证变量。以上三个变量分别用RGM、RXL和TFP表示。由于银行资金来源项目自2011年起使用新的分类，广东省统计年鉴不再提供农业存贷款余额等相关数据指标，故截取1983－2010年度样本数据，样本数据均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及《广东省农村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变化趋势如表3和图2所示。在这里主要对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进行分析，由表3和图2可看到：（1）农业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尽管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整体上呈增长趋势，尤其在1992年之后上升速度明显加快。截止2010年末，该比值达到0．67，相比1982年增长近1．5倍，说明广东农村金融资产比例不断提升，农村金融规模不断扩大。（2）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的变动趋势：1998年以前，农业贷款占农业存款的比值呈现较大波动，在1983年达最大值后，1994年降至最低点。这是因为1983年农村经济体制率先改革，众多资金流向农村；但随着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农业贷款占比急剧下降，且在1998－2000年间出现大幅度回落。大量资金流向城市，农户与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3）2006年广东省开始逐步推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改革，但从图2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持续下降趋势并未因此明显改善，相反，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出现了近10年来少有的大幅度波动，这意味着目前新型金融机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二）单位根检验由于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往往都是非平稳的，若直接将其引入模型进行经典线性估计，很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有必要先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Eviews5．1进行ADF检验，各变量的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的检验结果可看出，原有时间序列数据的ADF检验值均大于5％的临界值，即三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非平稳的，而对其取一阶差分后，序列D（TFP）、D（RGM）以及D（RXL）的ADF值都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现为平稳序列。换言之，原有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I（1）序列，故可进一步检验三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由于上述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I（1）序列，因此可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法是一种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需要确定VAR模型结构，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滞后阶数的确定，运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进行选择，同时基于数据生成过程特征，选择带有截距项并带有趋势项的VAR模型，具体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无论是AIC还是SC甚至其他如LR统计量等，均认为滞后阶数为1的VAR模型即VAR（1）模型较为合理。另外通过单位根检验对VAR（1）模型的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全部根的倒数都位于单位圆曲线内（图3），即VAR（1）模型是稳定的。协整检验模型的滞后期等于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减1，故确定为0。表6为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协整均衡向量进行标准化后，可写出三个变量的协整方程如下：TFP＝0．421947RGM－0．188170RXL（9）方程（9）表明1982－2010年上述三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发现1982－2010年农村金融融发展规模与农业技术进步正相关，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业技术进步存在反向作用关系。亦可看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取值每增加1％，农业技术进步会同向变动0．42个百分点；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取值增加1个单位，农业技术进步会下降0．19个百分点。另外进一步对TFP与RGM、TFP与RXL两两分别进行协整检验，同样发现它们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广东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技术进步间确实保持稳定的均衡关系。

（四）VEC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上面的分析给出了VAR（1）模型中的三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协整关系的结论，但这种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如何调整，需通过建立VEC模型进一步探讨。根据AIC、SC准则，确定VEC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所得VEC模型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以看到，VEC模型中TFP与RXL的误差修正项分别为－0．555930和0．962618，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说明系统内变量间如果在短期内出现正向非均衡状态，RXL会同向修正而TFP会出现反向修正，相比而言，RXL的修正幅度较大，即长期稳定关系对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调节效应分别为55．59％和96．26％。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了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明朗，因此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验证变量间的因果联系。格兰杰因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项对另一变量是否有预测作用，也即如果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项影响，就称这两个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以满足格兰杰因果检验所要求的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的检验结果可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农业技术进步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均不是农业技术进步的Granger原因。

三、结论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