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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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也纷纷降息，一时间，降息路上，成群结队，热闹非凡。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持续低迷暮气沉沉的日本经济、昔日在全球风光无限的日本企业巨头，现已不断收缩在海外的业务战线，甚至其生存都频频告急，极大地挫伤了日本的民族自尊。虽然日本商人孙正义放出豪言，要让机器人把日本经济在2050年带回全球第一的宝座，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虽然地缘政治紧张驱使的民族主义情绪把安倍推上了连任，但安倍政府对付经济不振，仍是其绕不过去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以日元贬值为特征、量化宽松为核心的安倍经济学，成了把日本经济拉出衰退的稻草。与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量化宽松不同，日本央行不仅确定其资产购买计划的规模，而且也以日本商业银行准备金余额为操作目标，购买的合格资产不仅包括国债，甚至一度包括股票，无所不用其极。2014年11月底，日本央行已把资产购买量扩张至了80万亿日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日本不仅是全球率先推出量化宽松的国家，也是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经济凋敝、工业衰败，但印钞厂却格外繁忙。日本量化宽松，似乎成功地阻止了日本物价陷入长期负增长的通缩局面，CPI在2014年12月上升至2.4%，失业率降至3.4%，但消费者支出却下降3.4%，直接拖累了日本经济增长。

降息、宽松货币政策、阻止物价进一步下跌和刺激经济，成了全球各大经济体央行的主要政策选择和任务。但也有逆全球降息大潮而动的，如俄罗斯和巴西。在瑞郎和丹麦克朗遭遇升值压力的时候，俄罗斯和巴西代表的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却出现了贬值压力，并导致其国内通胀率持续上升，这使得它们的货币政策在全球降息潮中显得非常另类。地缘政治关系紧张、油价的持续暴跌，给严重依赖于石油出口的俄罗斯经济造成的沉重打击，俄罗斯有切肤之痛。俄罗斯卢布汇价因油价崩盘而大幅下挫。2014年初，美元与卢布之间的汇率为32卢布/美元，而到2015年2月6日，就改写为68.6卢布/美元了，期间，一度贬值到80卢布上下。卢布的汇率贬值直接导致俄罗斯国内货币攀升，俄罗斯2015年1月的通胀率达到了15%的高水平，比2014年1月的6.1%上升了8.9个百分点。卢布的对内对外双双贬值，迫使俄罗斯央行大幅提升利率，不惜牺牲经济增长来换取市场对卢布的信心。俄罗斯央行网站显示，至2月6日，它提供的隔夜贷款利率达到了16%，常备存款便利的隔夜利率达到了14%的水平，两种利率与俄罗斯元月通胀率相当。大幅升息，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极其痛苦的选择，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在地球的另一端，巴西的通胀率虽没有俄罗斯那么严重，但实际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该国央行4.5%的目标值，2015年1月实际的通胀率达到了7.14%，不仅大幅超过其目标值，而且也超过了其6.5%的容忍上限。其货币的对外价值方面，其贬值的幅度虽不像卢布那样让其持有者损失惨烈，但损失也不小。2014年初，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为2.3975，到2015年2月6日已贬至了2.7641。

2014年10月末，罗塞夫获选连任仅数日后，巴西央行就出乎市场意外而加息；2014年12月和2015年1月又接连两次加息，使该国的基准利率提升至了12.25%的高水平。2月2日，巴西央行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金融市场预期2015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仅为0.03%，通胀率则会突破7%，似乎有滞胀的危险。就在大部分国家降息刺激经济或应对本币升值，抑或升息以应对本币贬值之际，美联储又是另一个特立独行者，稳坐钓鱼台。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的量化宽松帮助美国较快地摆脱了经济衰退，尤其是在2011年的扭转操作（美联储以短期国债置换中长期国债，引导中长期国债利率下行）后，美国失业率在三年里就从原来的9.5%下降到了目前的5.6%；美国的股票市场也正从流动型驱动转向增长型驱动。经济企稳、失业率大幅下降，让美联储在2014年第三季度就结束了量化宽松，只不过保留了到期资产的续做，以维持既有的流动性供给。市场普遍预计，2015年美联储将进入加息周期，促使非传统货币政策向传统货币政策的回归。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新一轮降息潮，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美联储原已计划的货币政策调整的节奏。在最新的美联储决策会议上，美联储表示，对加息要保持耐心。这导致一些机构修正了此前对美联储加息时间节点的预期，甚至有机构预测，美联储加息可能要推迟到2016年第一季度了。

第2篇

信息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分析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时，认为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是一个整体，左右两侧相互影响，公司的资产状况会影响公司的融资能力，而公司外部资金的可得性反过来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其机理在于投资者和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债权人与公司之间就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即相对于外部债权人，公司的所有者（实际控制者）对公司投资项目拥有较多的信息，或者是当债权人把资金借给公司后，公司的管理者可能会发生败德行为。债权人为了控制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会限制信贷资金的供应量，对小公司会出现信贷配给，对大公司会出现债务积压，限制了公司外部债务资金的可得性，此时资金市场就不能由资金供求调节而出现均衡，而是债权人根据自身期望收益最大化确定均衡价格，均衡价格确定资金的供给量和需求量。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市场主体最优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而不是从市场均衡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本文主要是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考察货币政策影响公司投资的融资约束渠道的存在性，即货币政策调整是否会改变公司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进而影响公司投资支出。

二、假设的提出

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全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省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郭庆旺、贾俊雪，2005）。这意味着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可以改善经济环境和投资环境，在量的方面增加公司利润，而且可以在质的方面提高公司效率。另外，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增发国债等方式扩大购买支出，通过转移支付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借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增长；通过税收政策减少税收支出，进而刺激公司再投资，拓展资本规模。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利于公司会计业绩的增长。而扩张性货币政策通常意味着货币供给增加和利率下降，信用也变得更加充足，新的投资项目将更为有利可图；与此同时，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下，每一利率水平下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些都会导致公司有更好的盈利机会和盈利水平。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说1：假说1：扩张性货币政策与公司的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

三、模型设计

1.模型设计。为了检验不同货币政策下的公司绩效之间的差异，本文使用绩效的托宾Q模型，此模型是近来研究公司绩效的学者常使用的模型（Fazzraietal，1988，KaplanandZingales，1997，Duehinetal，2009）。具体模型如下。AP代表会计业绩包括三个指标：营业利润率、利润率、净利润率（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除以年度平均总资产），t代表时间下标，i代表公司下标，TobinQ代表公司成长机会，LDBL是财务杠杆，MP表示货币政策类型哑变量。

2.货币政策类型的界定方法。根据对2007年至2014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解读，我国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进行了相机适应性调整。虽然由于篇幅的原因，没有列示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及其类型，但是，我国自2001年第1季度至2007年第1季度一直使用稳健性货币政策，中间虽然也存在一些微调，但都没有更改基本的货币政策类型。货币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是从2007年第二季度开始的。为了控制经济增长过快，公司绩效过度，国家及时采用了适度从紧货币政策，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实施了两个季度后，政府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依然过快，货币政策改为紧缩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实施了三个季度，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从增长过快转向趋冷，自2008年第3季度开始采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说，从2007年第2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实行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从2008年第3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实行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11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3季度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

四、样本选取及假设检验

本文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公司财务数据使用2007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数据，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剔除下列公司数据：（1）公司财务数据中存在缺失值的数据，（2）季度销售收入增长两倍和减少一倍的数据，（3）总资产季度增长一倍和减少一倍的数据：（4）金融行业公司数据。为了保持更多样本观测值，将主要研究变量的上下1%的数据使用1%分位和99%分位值替代。考虑到季度数据可能存在季度变化特征，在设定研究视窗时，既要考虑货币政策的变化，又要考虑数据季度特征的影响。因此，本文将研究视窗设计如下表。

1.描述统计。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所研究变量的均值基本都大于中位数，说明这些变量都存在右偏。由于篇幅原因没有列出主要变量各季度均值变化表，表中可以看出，托宾Q值和流动比率成周期性的，反向变化。从2007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二季度中央银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在此期间，公司托宾Q值都高于均值，其它季度公司托宾Q值都低于均值，这表明紧缩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抑制经济增长过快。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受货币供给的影响，公司的价值在逐渐减少。

2.相关性分析。因为篇幅原因没有列出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从表中发现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都显著低于0.5，说明各变量之间没有显著地相关性，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第3篇

为引入预期冲击的因素参考吴化斌等[15]和Fujiwara等[16]设置，本文把可预期的冲击设为4期，即n=4。引入预期冲击的模型更加符合经济主体前向预期的决策行为。

（一）货币政策我国从1996年以来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为了模拟真实的经济环境，本文选用货币供应量规则表征货币政策，参考李成等[17]、马文涛和魏福成[18]的建模思想，把货币政策规则设定为。表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ξ和π分别表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的稳态值。在理性预期行为下，公众在接受央行公布未来货币政策的信息后，相应地调整决策和行为，也即公众做出了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所希望引导的预期，用,jmtjε−来表示这种对货币政策预期的冲击。

（二）家庭代表性家庭对消费、劳动供给、实际货币余额持有量、投资、资本存量和债券持有量做出选择来最大化效用的期望现值。家庭提供差异化的劳动，是劳动市场上的垄断供给者，不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为θw。本文采用Calvo[21]的方式引入工资黏性：每期家庭以1-γw的概率调整工资。

（三）厂商厂商包括完全竞争的最终产品厂商和垄断竞争的中间品生产厂商。最终产品厂商以价格Pi(i)购买中间品Yi(i)生产最终商品Yt，生产函数采用CES函数形式。

二、模型参数校准和贝叶斯估计

（一）数据选取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相适应，选取1996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4季度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货币供应量M2作为模型中产出Y、消费C、投资I和货币供应量M的观测变量。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以1996年第一季度为基期进行定基处理。各观测变量值除以定基CPI得到实际值，然后进行季节调整并取对数，运用HP滤波做去除趋势处理，得到本文所需要的波动序列。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参数校准及贝叶斯估计对部分参数根据现有文献及实际数据进行了校准。取贴现因子β为0.99，折旧率δ为0.025，消费习惯参数h为0.65，消费占比cy和投资占比iy校准为0.359和0.3916，其余参数选择贝叶斯估计。近年来贝叶斯估计方法被大量用来估计DSGE模型。其基本原理是结合了设定的参数先验分布p()，与利用卡尔曼滤波从状态空间方程中计算得到的基于样本数据的似然值。基于MATLAB的工具包DYNARE，采用蒙特卡洛马尔科夫链（MCMC）抽样的方法完成参数估计。预先设定的先验分布与贝叶斯估计的结果见表1，其中第2、3列为先验分布类型和均值，参考了国内有关文献，标准差的先验分布本文设为逆伽玛分布（InvGamma），其先验均值的设定与庄子罐等[23]一致。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1。从表1可得，效用函数的参数σ、φ和v的估计值分为0.3947、0.4319和0.4185与杨雪等[19]的估计结果接近；投资调整成本参数φ的估计值为0.2670，稍大于庄子罐等[23]的取值；ρz估计值为0.7544，与陈师和赵磊[24]的估计结果0.717接近；α的估计值为0.4508，接近杨雪等[19]的估计结果0.42；货币政策参数φm、φπ和φy分别为0.8332、1.0962和1.1981，接近于马文涛和魏福成[18]的估计结果0.8628、1.2952和1.4348。较大的货币政策平滑因子φm的估计值表明了央行较强的政策平滑倾向，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产出增速反应系数φy的估计值大于通胀预期反映系数φπ，说明比较而言产出的平稳增长受到了更多关注。

（三）模型的适用性分析通过反事实仿真衡量模型的拟合值与实际观测值得吻合程度。如图1所示。从图1可看出，反事实仿真得到的主要经济变量产出、通胀、消费、投资、劳动和M2的拟合值与实际值几乎一致，说明我们构建的DSGE模型对我国的经济现实拟合的非常好，模型可以用来分析我国的经济问题。

三、动态分析

（一）脉冲响应分析通过脉冲响应分析，考察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动态特征。我们仅报告了提前1期和提前4期正向的货币政策预期冲击下的脉冲响应图，如图2和图3所示。可以看出在正向货币政策预期冲击下产出y、消费c、投资i、就业n和资本k呈同方向波动，单个变量在预期冲击下都呈驼峰式变动。提前2期和3期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脉冲响应图也类似。并且提前1期的脉冲响应波动幅度相比更大，说明我国短期的货币政策预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原因可能是我国经济发展变化较快，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较为频繁，这对公众的预期行为造成了短视化影响。

（二）方差分解分析通过方差分解来考察预期冲击解释经济波动的重要性。表2给出了模型四种预期冲击解释主要经济总量及解释通胀的无条件方差的贡献比例。从表2可看出，预期冲击可以解释54.2%的产出波动，可解释56.91%的消费波动、55.38%的投资波动、57.69%的资本存量波动和42.25%的就业波动。从数量上说明了预期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加总的预期冲击可以解释超过43%的通胀波动，其中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就可解释约33%。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可解释约16%的劳动波动，可解释小于8%的产出、消费、投资和资本存量的波动。可以看出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对通胀波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对劳动的波动影响，对产出、消费、投资和资本存量的波动影响较小。

四、结论

第4篇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第5篇

一般来说，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社会信贷供应量调控、政策传导机制两方面来体现，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展开分析。

1.影子银行对货币供应量调控机制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看，影子银行能够取代商业银行的信用中介功能，扩大社会信贷投放量。影子银行信用创造功能可以帮助企业从商业银行以外获取信贷资金，并将这部分资金存入到商业银行，这就扩大了社会贷款供给总量。另外，影子银行提供的各种金融产品和信贷业务，其利率往往比商业银行利率要高得多，这就会吸引大量社会储蓄，减少商业银行存款，流动性要求减低，由商业银行决定的超额准备金也会相应的减少，这会放大货币乘数，增大社会货币投放量。另外，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开展合作，将大量资金置于银行体系之外，打破了传统货币供给机制平衡，降低了人民银行预测货币供求关系变化的准确性，无形中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总而言之，影子银行体系通过信用创造功能扩大了金融市场信贷投放量，影响正常的货币供应量调控机制，削弱了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2.影子银行对传统利率传导机制的影响

传统利率传导机制为：紧缩性货币政策i上升I下降Y下降。也就是说紧缩性货币政策会促使利率i上升，这就会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导致社会投资I下降，最终导致社会总需求和总产出Y下降。如果存在影子银行的话，当央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信贷利率i提高，企业会减少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量，转而通过影子银行融资。因此，社会投资I可能不会发生明显变化，甚至会上升，社会总产出和需求不变或增加，这就削弱了人行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二、对策和建议

1.健全和完善货币传导机制

(1)突出商业银行的传导地位。

要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严格限制各类金融交易行为范围和幅度，从源头上化解金融市场主体有效性缺位的问题，在商业银行体系内部建立一套贯通的政策响应和执行机制，为实施货币政策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要引导商业银行信贷向中小企业倾斜。商业银行体系是我国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机制，而中小企业融资主要渠道又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这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有效实现的关键环节。目前，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主要流向大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少数行业，这使得中小企不得不向影子银行寻求融资机会，产生了大量不规范的借贷行为。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体系，彻底化解中小企业信贷难问题，是有效规避影子银行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2)增强宏观调控机制针对性。

人民银行要加强影子银行资金价格分析，对不同金融产品的收益率对流动性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以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采取正确的措施规避影子银行的负面影响。在社会流动性充裕的前提下，货币政策要充分利用利率手段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金融产品的监控，有效遏制影子银行对流动性调控的干扰。

2.完善货币政策工具

(1)调整准备金的统计口径。

在存在影子银行的情况下，大量流动性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实际提缴的法定准备金。如果将经影子银行流通的资金计入到货币供给的统计范围内，就可以计算出更加贴近社会流动性实际情况的准备金数值，从而有效化解影子银行干扰社会流动性的问题。

(2)提高再贴现工具的作用效力。

一直以来，国内再贴现工具利用频率较低，随着影子银行影响力不断增强，商业银行消化持有票据的途径选择越来越多，这显著降低了对央行贷款的依赖性。因此，要提高再贴现工具的效力，一方面要对当前金融市场上的票据理财、变相票据、"双买断"等操作加强规范。同时，要进一步规范会计操作行为，及时发现问题并严厉查处。另一方面，要明确再贴现工具的功能地位。过去以来，再贴现工具主要充当了市场培育和资金结构调整工具，通过对贴现对象和贴现条件的约束来调节经济结构，而忽视了其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功能和作用。今后要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市场化的、以票据市场利率为基础的再贴现利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引导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3)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力度

公开市场操作是央行实施货币政策主要手段，但我国目前尚没有完全发挥其作用，实质没有发挥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调节功能。央行票据存在的持有主体、期限结构、发行成本等问题难以有效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因此，从长期来看，要尽快健全和完善国债市场，特别是短期国债发行和提高国债上市流通效率，合理配置国债市场资源。另外，要将同业拆借市场、短期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等优化组合起来，形成完整的货币市场体系，加强各专业市场之间的协调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社会资金流动性，并形成合理的市场利率机制，并准确传递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实现其调控目标。

三、结束语

第6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汇率制度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市场化

2010年6月19日央行表示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此次汇改主要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人民币汇率不会一次性重估调整;二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三是人民币汇率不会出现大幅波动;四是央行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因此可以看出,此次汇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不会一次性重估,将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也将继续保持不变。

人民币汇率变动一直是市场和公众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动必须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入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就是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让市场引导人民币汇率的走势,真正建立起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是逐步推进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和汇率市场化机制的完善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包括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市场化,以及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将逐步被市场化的汇率所代替等等,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将有利于真正的人民币市场化汇率水平的形成,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

一、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

2005年7月21日我国进行了外汇体制改革,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弹性有所增加。当时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升值2%,同时央行规定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因此2005年7月2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确定为8.11元/美元,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此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受到这个初始汇率和每天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的影响,如汇改后的第一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8.11上下千分之三的区间内变动,第二天在第一天收盘价上下千分之三内变动,以此类推。由于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同时央行对人民币汇率每天的波动幅度有所限制,人民币汇率呈现持续小幅升值的态势,如自2005年7月21日至2005年底,人民币只升值了约0.49%,升值幅度并不大。由于对人民币初始汇率和汇率波动幅度限制,人民币汇率制度体现两个特征:一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区间很窄;二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变动很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很难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汇率变动超出人民币汇率的限制区间,则必须由中央银行的干预来平衡,即如果外汇供给过多,人民币升值将超过所限汇率区间的下限,多余的外汇将由中央银行吸收;如果外汇需求过多,人民币贬值将超过所限区间的上限,则央行卖出外汇满足多余的外汇需求。总之,央行的干预保证汇率的波动不要超出所限的人民币汇率区间,人民币汇率变动是有限弹性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同时央行规定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1.5%幅度内浮动,并且前一天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第二天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开盘价,因此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变动也难以反映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之间三角套汇关系很难维持,往往存在一定的汇率差价。也就是说,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有一定的浮动幅度,但由于汇率波动幅度小,同时又由于是以头一天收盘价作为第二天开盘价,容易形成汇率之间的三角汇差,不利于外汇市场的稳定,央行必须对此进行改革。

2006年1月4日,央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了询价交易方式和做市商制度,即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央行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这一改革虽然促进了汇率定价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但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一是询价能否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尽管银行间外汇市场中间价采取询价方式确定,但是由于做市商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最终会有中央银行的干预,并不完全由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来决定,它的报价往往会偏离自己预期的市场价格。例如,如果是美元的净买入者,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会报的较低;如果是美元的净卖出者,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会报的较高。如2008年12月初,我国外汇交易中心询价系统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几个交易日跌停,人民币贬值预期上升,就是由于做市商预期央行可能会采取贬值措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价逐渐走低。二是汇率权重的确定问题。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汇率权重是影响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它的确定直接影响汇率变动,人民币汇率的权重确定比较复杂,既要考虑到技术因素,又要考虑到市场因素,同时由于我国人民币汇率还承担央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功能,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还要考虑到国内外宏观经济因素,如通货膨胀、贸易收支、利率、资本流动、美元汇率的变化等因素,因此合理权重的确定是非常困难的,权重确定依赖于央行对宏观基本面和市场变动等的判断。我们认为央行虽然可以自主确定权重,但是由于中间价的确定主要是根据做市商的报价,因此人民币汇率也主要是参考美元汇率变动,而难以参考一篮子货币。实际上,做市商的报价主要是根据美元汇率指数的走势、市场供求情况等因素来报价,而央行是根据他们的报价进行加权平均,这样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的变动幅度被限制了,不管你怎样取权重,中间价总是在整个报价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央行虽然可以变动权重,但人民币汇率也主要是参考美元汇率变动,因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是根据做市商的报价确定的,而不是根据有效汇率来确定的。这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人民币汇率目标是人民币跟着美元走,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小,但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人民币对欧元、英镑和日元等货币波动幅度变大。反过来如果假设央行确定人民币跟着欧元走,人民币盯住欧元,则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将加大,同时人民币对其他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将变小,因此汇率变动取决于央行主导汇率的选取,长期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是我国汇率体系的主导汇率,因此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

2008年8月以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了相对稳定,汇率基本稳定在6.83左右(见图1),没有大的起伏,期间人民币和美元汇率保持小幅双向波动,随着美元升值,人民币对美元微贬;随着美元贬值,人民币对美元微升,但是均在窄幅内变动。

2010年6月19日我国进行新一轮汇改,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我国汇率改革目标是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人民币有效汇率应该成为央行关注的一个货币政策目标。我们认为,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必须解决两个技术性问题,一是货币篮子里的货币种类;二是人民币对篮子里每一种货币汇率的权重的决定问题,只有确定了这两个问题,才可能确定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现实的问题是建立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参考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确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人民币有效汇率是对多边汇率的综合反映,也是全面反映一国货币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尽管BIS和IMF等都公布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但是我国央行必须公布自己的有效汇率指数,篮子货币的选择、汇率权重的选择等都由央行自己确定,建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有效汇率指数之间的关系。这样只要确定了有效汇率的目标,就可以确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过,我们认为建立参考一篮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也只是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改革中的一个过程,最终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也将由市场供给和需求来决定。

二、人民币对非美货币汇率、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动的形成机制

如果人民币盯住美元,则人民币对欧元、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动幅度都较大。2008年8月以后,人民币对美元稳定,人民币对欧元汇率波动幅度较大,根据三角套汇原理,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则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和美元对欧元汇率的走势基本相同(见图2),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反映了美元对欧元汇率的变化。2010年上半年在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美元走强,美元对欧元、英镑等货币纷纷升值。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的条件下,美元对欧元汇率升值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上来,随着美元对欧元升值,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也跟着升值。随着美元对欧元走弱,人民币也会跟着走软(见图2)。

从2010年美元汇率变化来看,美元对欧元汇率从1月4日的1.4389美元/欧元升值到6月17日的1.2363元/欧元,美元对欧元升值了16.39%。同样从人民币汇率变化来看,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从1月4日的976.35元/100欧元升值到6月17日的838.78元/100欧元,人民币对欧元升值了16.40%,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人民币对欧元升值幅度较大。

人民币有效汇率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加权平均,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是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套算出来的,因此人民币有效汇率也主要是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加权平均得到的,因此从美元有效汇率变化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就能够基本判断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变化。由其中NEERt为t期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t-1为t-1期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Si,t为t期人民币对i国货币的汇率,Si,t-1,t为t-1期人民币对i国货币的汇率,Wi,t为t期人民币对i国货币的贸易权重。根据三角套汇原理,Si,t=S1,t*Xi,t,其中S1,t是t期人民币对美元货币的汇率,Xi,t是t期美元对非美货币的汇率。

Mt表示美元货币对这n-1种非美货币升值或贬值幅度,也是一个指数化的数值,尽管Mt和美元有效汇率指数的权重不同,但是由于包含多种相同的货币,同时又由于两个数值都是指数化形式,因此Mt和美元有效汇率指数走势比较接近。而S1,0是一个固定值,S1,t将影响NEERt的走势。

尽管统计上人民币和美元的有效汇率的权重不同,但这不影响我们对有效汇率总体趋势的判断。随着Mt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化,人民币有效汇率和美元有效汇率之间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至2010年6月19日汇改。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因此,人民币有效汇率走势和美元有效汇率走势基本保持了平行走势(见图3)。

因此如果人民币钉住美元,则人民币的有效汇率也基本上跟着美元的有效汇率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形成机制也决定了人民币对非美货币的变动和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变动。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完善

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我国银行间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我国的汇率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要依赖于这一汇率套算决定(见表1)。

目前为了防止投机者套汇,人民币兑欧元、日元和港币汇率中间价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分别根据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与上午9时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日元和港币兑美元汇率套算确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直接影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水平的大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市场化程度也直接影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市场化的程度。2005年9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作了调整,由原来的上下1.5%扩大到上下3%。尽管浮动幅度有所扩大,但是汇率的中间价的变动决定了汇率区间的位置,如果汇率中间价偏离了市场汇率,汇率区间也就很难反映外汇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变化。2007年5月21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根据三角套汇的原理,若知道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波动幅度,我们就能计算出美元货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由于我们采取的是上午9时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日元和港币等对美元汇率,因此就能套算出当天人民币对这些非美货币汇率应该在9点汇率水平的上下3.5%幅度内波动。但值得指出的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并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一旦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变动幅度超出上下3.5%的幅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变动幅度就不能够满足三角套汇原则。也就是说,央行锁定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幅度,也就间接地锁定了美元和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幅度,但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幅度是由市场自动调节的,央行对此不能够控制。实际上,即期外汇市场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人民币对美元货币波动幅度,以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制约关系有利于防止投机者套取汇差,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一旦国际金融市场美元对一些非美货币汇率波动幅度超过了锁定的幅度,央行必须通过第二天的中间价调整来消除套利机会。因此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央行将来应逐步放宽人民币对美元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让人民币变动有更大的弹性,更多地让市场力量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变动。

除了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以外,外汇局还要完善银行对客户挂牌汇价管理,放宽挂牌汇价波幅限制。实际上,2005年7月21日后,央行规定银行对客户挂牌的美元对人民币现汇买卖价不得超过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2%,而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见表2)。这样柜台市场的区间幅度小于银行间市场的区间幅度,会出现银行柜台市场买入美元的价格可能低于银行间市场卖出美元的价格,银行存在经营亏损的可能。因此银行为规避经营风险,不得不把每天挂牌汇率确定在规定浮动幅度的两端,客观上导致了银行对美元挂牌汇率只能是每天价格不变。

而现在美元现汇卖出价与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交易中间价的1%,而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5%的幅度内浮动,柜台市场区间幅度基本等于银行间市场区间幅度,且是不对称管理,更具有灵活性。如果央行进一步放开银行对客户挂牌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我们认为央行必须得同时调整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如果只放宽柜台市场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柜台市场区间幅度大于银行间市场区间幅度,银行同样可以套取汇差。如果柜台市场美元买入汇率越低,则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卖出美元,获得的差价也就越大,商业银行可能会把美元价格压得很低。因此:如果柜台市场的区间幅度小于银行间市场的区间幅度,银行存在经营亏损的可能;同样如果柜台市场的区间幅度大于银行间市场的区间幅度,银行可以套取汇价之差,央行需要协调柜台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幅度。

四、人民币汇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障碍还体现在我国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要承担央行的宏观调控功能,往往还需要在多个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首先人民币汇率需要兼顾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如2008年上半年我国通货膨胀较高,专家呼吁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同时人民币升值,中央银行买进同样的外汇资产所投入的本币会下降,外汇占款会减少,货币供应量增速变缓,这都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盈余的不利影响,央行又不希望人民币汇率升值过快。2008年底随着国内对外贸易形势的恶化,人民币贬值呼声较高,企业希望通过人民币贬值促进产品出口。其次央行需要在人民币对美元货币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之间取得平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往往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央行还需要在人民币对美元货币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之间取得平衡,维持人民币币值总体水平的稳定。最后需要在人民币利率和美元利率之间取得平衡。2008年上半年,随着美元利率下调,人民币的基准利率比美国的基准利率高,根据利率平价的原理,只要人民币保持升值的步伐,投机者就可以获得套汇和套利的双重收益。因此上半年我国为了防止“热钱”流入,在中美利率倒挂的情况下,必须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限制投机者的获利空间。由于我国的人民币汇率一直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一种调控手段,央行干预是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需要央行逐步放弃汇率工具,通过基准利率的调整来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汇率将不再直接作为央行宏观调控的工具。

另一方面,汇率制度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人民币钉住美元会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央行必须要干预外汇市场,货币政策要服务于汇率稳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不仅仅人民币对美元保持稳定,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港币和美元是联系汇率制度,香港就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由于香港是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资本自由流动,所以根据“三元悖论”,港币钉住美元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香港要么选择固定汇率,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要么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放弃固定汇率。在这两者之间,香港选择了固定汇率,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意味着香港为了维持固定汇率,香港的利率水平必须跟着美国走,如美国降低联邦基金利率,香港也必须同时降低基准利率,保持利率政策的高度一致性。

就大陆而言,稍有不同,人民币钉住美元,但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货币,资本不能够完全自由流动,大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相对较高。不过,随着我国不断扩大金融开放,资本流动增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会有所下降。央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必须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被动买进美元,投放本币,货币政策必须服务于汇率钉住,独立性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在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条件下,大陆也面临着香港类似的情况。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热钱流入增加,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必须买入美元,投放人民币,外汇占款增加,同时央行又必须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冲销,控制基础货币,防范通货膨胀。

从人民币、港币和美元三角固定来看,香港钉住美元,放弃了货币政策;大陆钉住美元,但由于资本不完全流动,货币政策部分独立,只有美国才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在三角固定中,美国居于主导地位,香港和大陆处于从属地位,因为港币和人民币主动钉住美元,而美元是自由浮动货币,不用维持美元对港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美国可以独立地决定自己的货币政策。而香港和大陆没有选择,为了稳定汇率,不得不跟着美国货币政策走,这是三角固定汇率的特点。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大陆人民币不能够完全自由兑换,资本不能够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相对独立,但是在人民币钉住美元和经济高度开放的情况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如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为了稳定汇率,央行必须买进外汇,投放人民币,货币政策处于被动地位。就三角固定的整个汇率系统而言,港币和人民币主动钉住美元,美国处于货币政策的主导地位,不会干预汇率,干预汇率的任务主要由香港和大陆自己完成。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调整货币供给和利率,必然会影响到香港和大陆,如美国货币增加供给和利率调整,流动性上升,热钱流入,为了维持汇率稳定,香港和大陆必须吸收这些流动性,港汇占款或人民币外汇占款会增加,资产价格上涨,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因此美元贬值,港币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冲销干预的压力加大。同时美元币值的变化对港币和人民币影响也较大,如美元走弱,人民币和港币也跟着美元贬值;如果美元升值,港币和人民币也跟着美元升值。另一方面美元走软,美元的吸引力下降,意味着港币和人民币的吸引力上升,港币和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上升,升值压力增大。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必须要考虑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

总之,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资本不完全流动,货币政策是部分独立的,而美国货币政策是完全独立的。实际上,我国央行往往会陷入调控困境,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必须投放本币,流动性上升,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这样央行又必须大量回笼流动性,会推高货币市场利率,如果存贷款利率提高,资本将进一步流入。因此为了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加强对资本流动和利率变动的管理,这样才有利于央行在维持汇率稳定的同时,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国内经济目标。不过,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最终还是需要人民币汇率增加弹性,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既定目标。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加和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人民币汇率水平更能反映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变化,汇率对货币政策调控反映更加灵敏,在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中也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摩根士丹利研究部.人民币汇率机制会如何演变,北京:中国证券报,2009年7月2日。

2.陆前进.有效汇率更有参考价值,北京:中国证券报,2009年6月10日。

第7篇

(一)ECM模型分析通过上文对各个变量进行协整分析，我们发现五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接着本文运用ECM模型进一步研究这些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经估计得具体ECM模型为。 从模型中可知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44，符合反向修正原则，这表明变量之间的短期非均衡状态会不断向长期均衡状态趋近。从结果上看，收入差距变动在短期内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显著。滞后一期的收入差距对于当期的消费差距作用为正，系数为0.67，说明短期内消费差距主要受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扩大了消费差距，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影响的短期动态变化和长期稳定效应一致，均扩大了消费差距。除此之外，其他变量的滞后项对消费差距的影响系数均不显著，说明短期内影响消费差距的主要因素为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他因素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需要一段时间的传递才能显现出来。ECM模型反向修正系数的值较大，说明本模型的反向修正机制比较强烈，因此短期的非均衡状态将较快的向长期均衡状态不断趋近。

(二)脉冲响应分析本文以前面的ECM模型为基础，结合正交化方法以及Choleski分解技术，建立消费差距和其他变量之间的脉冲响应函数模型。分析结果见图1至图5。图1为消费差距对自身的冲击效应。从中可知，消费差距对于来自自身的冲击反应一直为正，但变化幅度较大。初期对冲击的强烈反应，而后在第四期后迅速下降，在第八期开始趋于平稳。图2为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的冲击效应。图中显示消费差距对来自收入差距的冲击反应较为迅速，开始即产生正向效应并且一直维持为正，即收入差距的拉大逐步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这与前面的模型分析也是相符的。图3为政府财政支出对消费差距的冲击效应。该图表明初期时FE对消费差距的冲击为正但较小，在第三期转为负向效应，且此后持续为负。这说明我国财政支出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经过一段时间后，财政支出对消费差距的负向作用显现出来，明显缩小了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图4为货币供应量对消费差距的冲击效应。由图可知，货币供应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冲击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大，且持续为正。这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拉大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这与协整分析和ECM模型分析的结果也是一致的。图5为通货膨胀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冲击效应。图中显示通货膨胀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冲击一直为负，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负向冲击变的更为明显，即长期内通货膨胀能够促进消费差距的缩小。

(三)方差分解分析Sims(1980)的方差分解方法为，通过求解扰动项对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冲击，来预测模型中各个因素对均方误差的贡献度。在此，我们运用方差分解法来了解各类因素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冲击作用，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从表3中可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的影响力度逐渐增强。除了消费差距自身的变动影响外，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率也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重要因素，分别解释20.81%和18.17%的消费差距的波动。方差分解中，各个变量对消费差距的影响程度也和协整分析中相应变量系数的大小相对应。

二、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8篇

内容提要:随着资本市场对实际经济生活影响的增强,适时调整货币政策使之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成为必然,但货币政策的四个最终目标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同时实现,如再顾及资本市场金融资产的价格,会令货币政策顾此失彼。对此国内学者意见不一,有别于两种将金融资产的价格纳入和不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的意见,本文认为应该走一条折衷的道路—央行不将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而将其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参考目标。

一、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冲击

11以物价指数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受到资本市场的挑战。

在传统的意义上,货币所对应的是商品与劳务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流通四个环节,商品与劳务的价格水平便成为判断货币供求状况的标尺。我国一直把商品和劳务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现实经济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生利金融资产,这些金融资产同商品和劳务一样需要用货币来标价,来媒介。因此,仅仅使用商品与劳务的价格水平来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多少,是不准确的。

最近几年,无论M0、M1还是M2的增长速度均不低,但原本应该出现的商品和劳务市场价格回升的局面没有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存在巨大利差,大量进入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资金都转而进入资本市场了。资本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使得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物价间的稳定联系被打破,中央银行不再能依据传统的标准判断经济形势。例如过去的经验,当现金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当居民大量现金流人资本市场时,会出现现金的投放量大幅度增加,如果中央银行因为担心通货膨胀而收紧银根,就会对经济产生收缩效应,因为这种现金的增加并没有形成推升物价的力量,只是推升了资本市场价格。

又如,广义货币M2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通常被作为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一个指标。

现在中央银行对广义货币M2的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纳入统计范围。因此M2中有一部分是对应于资本市场的投资活动的,M2大幅度增长并不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因此货币增长的调控目标也要随之调整,以往经验和数据已不适合。

21货币政策以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受到干扰。长久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但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将越来越不具有可控性和可测性。这种趋势原因之一就是资本市场发展引起的货币供需总量和结构发生了变化。

从影响货币需求方面,资本市场及衍生品市场对货币需求量大大增加。股票市场通过财富效应、交易效应、替代效应影响货币需求。财富效应和交易效应增大货币需求,替代效应则减少货币需求。

从货币的供给量看,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影响了间接融资。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的比例不断上升、间接融资比重不断下降。间接融资数量的下降使商业银行的客户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贷款意愿下降,贷款增长幅度趋缓,导致货币供给量减少。

二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控性下降。在资本市场出现之前,整个商品世界只有货币商品、实物商品与服务两部分。资本市场出现后,整个商品世界变为三部分:货币商品、实物商品与服务和金融商品。

原来构成对一般商品需求的货币,现已有很大一部分转入证券投资领域形成证券投资需求。这部分货币量随着证券行情的起伏不断变化,处于经常性的调整之中,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导致了货币需求结构的不稳定,而且使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被削弱,使得货币供应量与一般商品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弱化并变得复杂。

31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

(1)存款准备金比率、再贴现率、再贷款政策作用力受到削弱。再贴现、准备金制度和公开市场操作是三大传统货币政策工具。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深度和广度的扩大,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社会公众在资本市场的运作增加,证券公司与商业银行的资金往来增加,影响到商业银行准备金的稳定性,使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比率来改变货币乘数、收缩或扩张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调节货币供应能力减弱,同时也使金融机构对再贴现与再贷款的依赖程度降低,削弱了存款准备金比率、再贴现率、再贷款政策作用力。

(2)公开市场业务的政策效应将得到增强。

在市场经济国家公开市场上,国债的风险低、流动性强、规模大,又是其他货币市场资产定价和中央银行确定名义利率的重要基准,较之其他工具在操作上更富弹性、更具自主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资本市场得到极大发展后,公开市场操作更成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理想的货币政策工具。

而在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更多地依重于信贷指导性计划、利率手段和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一直不发达。随着我国国债期限结构调整,品种增加,流动性增强,公开市场业务将增加新的载体。

货币市场的发展将为中央银行提供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灵活调控基础货币的操作平台,而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分割、封闭状态的打破,使公开市场政策工具的影响面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与力度逐渐增强。中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适时买卖有价证券和外汇,吞吐基础货币,调节商业银行的头寸,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水平,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创造条件。

41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取决于央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控制程度,以及各传导主体的行为选择。过去银行信贷一直是我国货币政策唯一的传导渠道。

但随着资本市场的兴起和发展,资本市场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逐渐成为一条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一国货币政策通常是由利率机制、非货币金融资产价格机制、汇率机制和信贷配给机制

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现实中各种传导机制的相对重要性会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货币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关于这种传导机制较著名的观点有托宾的Q值效应和莫迪格利亚尼的财富效应。

1.Q值效应。托宾的Q理论是一种股票价格和投资之间相互关联的理论,Q是指企业市场价值与资产的重置成本之比,当Q>1时,企业就会选择投资。企业的市场价值主要受股价影响,而资产的重置成本由技术因素决定,在一定时期内被认为是稳定的。

所以,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影响Q值变动的主要因素,当股价Ps上升时,Q值就增大,从而有效带动企业投资支出。当货币供应量Ms增加时,公众实际持有的货币量多于意愿持有货币量,货币的边际效用降低,持币的机会成本增加,这时公众将通过资产选择将部分货币转换成非货币金融资产。

资本市场发展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简单表示为:Ms+Ps+Q+I+Y+

实践也表明,在中国,股票价格明显受到货币资金供应的影响,当货币供应量增加,股市的资金面就变得充足,投资到股市的资金就增加,股市就上涨。货币政策对中国股票价格有较大的影响,是因为中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过于单一,银行贷款占了很大比例,央行收缩信贷规模就会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投资者理性预期下,势必会使股价下挫。

2.财富效应。

莫迪格利亚尼从消费途径的角度,分析了货币供给量变化通过影响金融资产价格而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其基本原理是:货币供给量增加,利率下降,企业的资本成本就下降,金融资产如股票的价格就会上升,所以人们的金融财富(FR)就增加。基于储蓄生命周期理论,金融资产增值带来的财富增加就增加了人一生的财富量(LR),所以人们就增加当前的消费,从而推动产出增加。用流程式表示为:

Ms+r,Ps+FR+LR+C+Y+股价上升带来名义财富的增加会对随后的几个月的消费产生轻微的财富效应,之后随着股票的被套迫使广大投资者减少消费,其幅度要大于前期的财富效应的作用。

二、货币政策兼顾资本市场发展是否必要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也使得传统货币政策的操作受到了挑战。

面对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资产价格的频繁波动,我国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是否应该把金融资产价格的调控纳入货币政策框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11央行应该调控金融资产价格。

持该观点的人认为,货币政策应当关注以股票价格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银行信贷资金与股票的相互结合、相互转化,会带来银行资金安全性的问题,股市虚拟资本的膨胀及泡沫的破灭也会给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所导致的长期经济衰退,就是由于中央银行未能关注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

资本市场持续的泡沫时间愈长,它爆破后对实体经济的损害就越严重。金融资产价格高度的波动性将在更大范围内引起金融与经济的不稳定。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剧跌意味着个人和企业财富的急剧减少,严重动摇人们的消费信心。由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急剧下跌所引起的通货紧缩是真正的通货紧缩。资产价格暴跌还会使银行抵押品价值缩水而使银行陷入财务危机之中,这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恐慌。

21央行应将长期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而无需关注股价等金融资产价格的短期变动。持该观点的人认为,货币政策过多地顾及证券市场不仅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会影响正常市场秩序的建立。

随着资本市场对经济影响的增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受股票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在低通货膨胀时期。但无论如何,中央银行绝不能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决策的参照指标,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作用应该是中性的。

如果货币政策意在刺激股票市场,投资者普遍认为货币当局会托市,就会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和经营漠不关心,无法对上市公司形成有力的约束,促使其改善经营;上市公司不关心广大股民的利益,唯一关心的就是通过增资扩股“圈”钱。

这种行为会使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都受到损害。

货币政策干预资产价格的波动,引导资金流向,最终是为了拉动投资、增加需求、刺激消费、实现经济增长。从实际情况看,货币当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使得货币流入资本市场,但并未真正启动股市的“财富效应”。也就是说,全社会大量资金流向资本市场后,很大部分资金会在资本市场沉淀而难以进入商品市场,即使在股市存在较大风险的情形下,资金也不会完全撤出股市,只要资金不进入消费市场,最终就不能形成真正的有效需求。因此货币政策干预资本市场并不一定就能达到最终目标。

31正确的做法: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时,对股价等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应关注但不盯住。

近年来,资本市场的股价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由于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核心,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制定和决策的金融当局,应密切关注股市变动,在进行货币政策执行和操作时要考虑股票市场这一重要因素。

目前,突出地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应关注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但不能把它作为货币政策决策的决定因素之一,也就是说,对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应关注而不盯住。

应该看到,股票市场的发展使参与股票交易的货币需求量增加有客观必然性,但若因其价格虚高,引起社会资金流入过多,则会影响到对实体经济的投入。而若扩大货币供应量来满足股票交易所需,则会引发社会信用过度膨胀,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我国现实情况看,由于股票价格波动经常

脱离宏观经济基本面,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晴雨表”,因此,目前金融资产价格还不宜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的目标。

目前,应该将以股票价格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的视野,作为辅助的监测指标,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并根据市场走向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判断,进而实施必要的调控,但却不能因此认为股价变化应成为影响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之一。

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而言,着眼点仍应是对实体经济运行状况和货币需求量分析、判断,应致力于稳定价格水平和维持经济最大持续增长。中央银行对资产价格保持关注,是因为资产价格波动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只有当资本资产价格的波动影响产出和预期通货膨胀率时,货币政策才应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出手进行干预。

参考文献:

1.汪红驹1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05-231

2.于洪波1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货币政策抉择1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5-11

第9篇

摘要：票据市场在货币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与实体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市场,它的发展对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改善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以及加强货币政策的传导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票据市场发展至今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也对货币政策的实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基于票据市场存在的问题,对其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进行探讨,并在最后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票据市场货币政策信用

一、票据市场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理论基础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在一个有效的市场环境内,而货币市场因其能够灵活反映短期资金供给与需求的变化,比较准确的反映出市场信息,成为货币政策的理想实施场所。如前所述,票据市场在货币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通过票据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进行研究,有利于加深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认识,同时也可由此找出货币政策传导不利的原因。

在货币政策工具中,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都可以在票据市场中得以实施。再贴现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制定和调整再贴现利率来干预和影响市场利率以及货币市场的供应和需求,从而调节市场货币供应量的一种政策措施。公开市场业务则是指中央银行通过买进或卖出有价证券,吞吐基础货币,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活动。目前,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设有功能齐全的票据专营机构,各国中央银行也将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手段,把货币政策直接传导到基层商业银行和企业,并通过票据市场来吸收反馈、调控或修改货币政策。首先,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再贴现利率和额度,影响人们运用票据进行融资的成本,由此发挥金融宏观调控的作用,调节货币供应量。其次,通过再贴现对象和再贴现票据的选择,直接引导信贷资金的流向,促进信贷结构的调整,从而增强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灵活性。最后,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在票据市场买卖各种票据,进行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促进商业票据流通,减少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转。因此,票据市场是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实行宏观调控的理想场所。

二、我国票据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1.票据市场信用制度不健全,影响货币政策的预期目标

我国的票据市场建立之初,市场经济制度才开始建立,信用机制也刚刚起步,在这样的环境下,票据市场的信用状况至今为止仍不容乐观,违约行为时常发生,而且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假票据和克隆票据,为贴现资金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目前我国的票据信用形式主要是由银行承兑汇票,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市场信用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票据的买卖双方不得不选择信誉度高的银行作为中介来进行承兑,虽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同时也得到了较好的安全保障。所以,在我国银行承兑汇票在票据市场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但与此同时,在贴现与承兑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信用风险转由银行承担。如前所述,当市场上存在假票据或克隆票据时,银行的信用风险将大大增加,进而影响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央行有可能会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将资金注入有风险的金融机构,从而维持金融的稳定。但同时这也是一种投放基础货币的行为,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最终可能会对货币政策的目标产生影响。

另外,在一个具有完善的信用机制的票据市场中,票据的高安全性相对会具有高流动性,而商业银行也倾向于持有这种票据,其持有票据的货币则是从超额准备金中提取的,这样就会降低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乘数增大,进而货币供应量增加。然而由于我国票据市场信用机制的不健全,票据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商业银行对票据的持有意愿并未达到发达票据市场的水平,所以我国票据市场对货币乘数的影响较弱。

2.票据市场交易结构存在问题,影响货币政策的操作力度

我国票据市场交易主体缺乏,票据种类单一,贴现和再贴现规模小,是票据市场发展以来一直都面临的问题。一个完善的票据市场,可以将供求双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相互制约的整体,中央银行通过这样的体系传导政策会得到显著的效果。由于我国票据市场交易主体贫乏,只有企业,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银行要“身兼数职”,且各银行间利益趋同,相互很难制约。而且银行出于其本身对存贷规模的追求,以及不良资产率降低的需要,作为票据交易的一方,很难公正、客观地承担起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任务。

票据市场种类单一,市场规模小,直接影响了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实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进行公开市场业务要以丰富的票据种类和一定的票据规模为基础,以我国目前的票据市场情况来看,除了支票和银行汇票较为普及以外,本票和商业汇票较少,而且商业汇票中一大部分都是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仍占有绝对的地位。并且,尽管我国近几年票据市场的发展速度加快,但同发达国家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票据市场远未达到央行宏观调控所需要的票据规模,不利于公开市场业务的灵活操作。

3.票据市场定位不明确,阻碍货币政策功能的发挥

关于我国票据市场定位的问题,主要争论在于贴现票据是否要严格区分为贸易性票据和融资性票据。在国际上,贴现票据并无贸易性和融资性的区分,各商业银行审查的重点是风险程度。但从我国国情出发,为防范风险,将票据市场限定为发展以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为前提的市场,不支持融资性票据的贴现和再贴现。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很难区分贸易性和融资性的票据,中央银行也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规范的制度,商业银行很难操作,许多融资性票据经过技术操作后进入市场。当然,这也反应了在市场经济下,供需是由市场决定的,融资性票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说明企业的融资需求可以通过票据市场满足。

正是由于我国政策管制和市场客观需要的矛盾,使得我国票据融资波动较大。融资性票据的出现是市场发展的必然,如果我国不明确解决这个问题,势必使商业银行在业务拓展中遇到经营和政策的风险,导致运作不畅,最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功能发挥也会收到阻碍。

三、关于我国票据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1.完善票据市场的信用机制

票据市场是一个古老的融资市场,其建立的基础就是商业信用,因此一个完善的信用环境是票据市场发展的基础,同时也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行提供了必备的条件。但是信用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有赖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法律、道德等因素的改善。而当前票据市场本身应该注意的是信息披露的加强,或者考虑建立票据风险基金,用于参与发行者的违约支付。另外,社会约束措施可以通过建立信用评级机构来执行,负责审核票据市场主体的信用等级,完善信用评级制度,一方面确保票据的安全性、流动性,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企业重视自身信用的建设。

2.扩大票据交易品种,培育多元化参与主体,健全市场运行机制

票据市场基础是票据业务,因此扩大票据交易的种类和规模,并进行品种创新,是票据市场发展的必要出路。所以,中央银行应该对符合条件中小企业的票据承兑、贴现申请大力予以支持,稳步推进商业银行的汇票业务,扩大票据承兑、贴现量,努力拓宽票据承兑贴现面。另外,鼓励推进融资性票据的使用也是近几年我国票据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国目前还处在探索使用的过程中,接下来应注重培育和拓展规范、高效的融资性票据市场。

此外,积极发展票据市场的中介机构,培育多元化的市场参与主体,也是我国票据市场应着重解决的问题。

3.积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再贴现是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再贴现率应该体现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如果中央银行希望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则应将再贴现利率定得高于货币市场利率,以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上行,反之,则应低于当期的货币市场利率,以便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但我国由2001年开始,再贴现率一再提高,2001年由2.16%提高到2.97%,2004年3月25日,中央银行又将再贴现率由2.97%提高到3.24%,致使再贴现业务量迅速减少,2007年,再贴现率一度上调为4.32%,过高的再贴现率大大限制了票据市场的贴现规模,阻碍票据市场的拓展,实施再贴现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再贴现率过高的问题已成为各界共识,因此,2008年11月27日央行将再贴现率下调到2.97%,以期由此活跃企业间商业票据市场,增强企业间的商业信用,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而票据市场的活跃,则更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

另外,在完善法律制度和监管机制的同时,放松政府的过度管制。从法律上规范票据市场的秩序,为金融机构的创新提供法律的保障,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以及完备的市场准入和推出机制,对于我国的票据市场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时也应该放开对票据市场的过度管制。因为虽然我国票据市场的制度是政府强制推行的,但在现阶段票据市场各方面逐步趋于市场化,政府应为票据市场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建立完善的机制,而不是过度的管制和过多的参与,既由一个创建者转变为一个监管者。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票据市场的活跃,提高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使票据市场自我完善。

参考文献:

[1]张立云.我国票据市场现状分析及相关建议[J].时代金融,2007.1.

第10篇

经济学中所谓的“财富效应”最初是指庇古(ACpigou)提出的实际货币余额效应，即“庇古效应”。它是指价格总水平变化引起人们手持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变化，进而引起消费水平和总需求量的变化。后来，弗里德曼(MFriedman)、莫迪利安尼(FModigiliani)等人在他们的现代消费函数理论中，提出了消费的“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引入财富变量，考察了它对消费的影响。RobertlElHall(1978)和MarjorierFlavin(1981)把理性预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假说综合起来，同样突出财富对消费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如下的现代消费函数的形式：

C=αWr+βYd+γ(1-β)Yd-1(1)

其中，0＜α、β＜1，Yd和Yd-1分别是当年和上年的可支配收入。上式表明，决定消费支出的不仅仅是现期和前期的可支配收入，还包括消费者积累的财富。消费者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房地产资产。当房地产价格上升时，财富增加，资产组合价值就会增大，这样消费也就随之增加，这就是房地产的“财富效应”。房地产“财富效应”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可以分为两个过程。(见图1)

一是货币政策影响房地产价格的过程。当货币供应量(M)增加，利率降低时，一方面，储蓄变得没有吸引力，社会公众就会将持有的储蓄资产转移，银行信贷放宽，企业与社会公众货币持有增加，富余货币的出路之一就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另一方面，利率降低了，又会鼓励通过按揭方式投资房地产的购房者，结果对房地产的需求增加，从而提高房地产的价格(Ph)。反之，则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二是房地产价格影响消费与产出的过程，即通过房地产的“财富效应”影响消费和产出。房地产“财富效应”存在与否，以及大小如何是房地产“财富效应”传导货币政策机制能否实现的重要依据。这一作用机制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方面是产生“正的财富效应”。对于拥有房地产的消费者来说，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净财富的增加，因此可以增加当期消费。如果房价上涨后可以通过再融资方式或出售房地产的形式来兑现资本收益的话，那么这种收益必定对家庭消费会有促进作用。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但并没有进行再融资或出售房产的话，这种没有兑现的财富仍可能促进消费，原因是它提高了财富的贴现价值。因此消费者在预期他们比以前“更富有”时就会增加当期消费。另一方面也带来“负的财富效应”。例如，对于租房者来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对他们的个人消费就有负的效应，而那些计划购买住房的家庭的消费会因为房地产价格上涨而减少，因为在面临上涨了的房地产价格时，这些家庭要么只能购买一套更小的住房，要么就必须依靠减少当期消费来应付。

综上所述，房地产“财富效应”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是：

二、房地产“财富效应”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1.降低了仅以物价稳定作为最终目标的完善性。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日益发展，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存在使得房价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构成较大影响，狭义价格指数的稳定并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房地产价格上升，“财富效应”改善了企业、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增加即期消费，促进了经济繁荣，可能造成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膨胀。反之，房地产价格下跌，“财富负效应”会引起企业、居民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将会动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投资和消费，引发了经济衰退，可能陷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房价波动产生的“财富效应”及“财富负效应”会进而引发经济的波动，而仅以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不够的，并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

k或V稳定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可通过控制货币供给量来控制名义收入P—Y。即货币供给量能够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前提是货币流通速度稳定。

而伴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由于房地产的“财富效应”，长期内货币流通速度是变化的。因为房地产价格波动会导致消费者对资产组合重新选择，这必然会导致货币需求量的变化，即k值或V必然要波动。这就使得货币供给量M2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必须随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做出调整。即存在如下关系：Hp波动资产选择变化Md变化k或V不稳定Ms不确定货币政策效应的不确定性。

3.增加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监控的难度。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财富效应”的日益扩大，房地产成为传导货币政策的一条重要渠道。传导主体的增加，使得传导链更加复杂，传导效果的不确定性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央银行实施宏观调控的难度。首先，房地产市场加入传导体系使得信用创造功能可以在更大范围实现，中央银行控制货币的难度加大。其次，互动性增强使房地产市场吸纳货币的能力增强，传导更具弹性，房地产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价格变化更直接地影响到商业银行存款的增长。

三、实证检验

根据前面的分析，房地产“财富效应”影响货币政策的机制是通过房地产价格变化进而影响消费等实体经济过程来实现的，财富效应的大小对房地产财富效应对货币政策传导作用的发挥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房地产“财富效应”作一具体检验。本文借助现代消费函数(1)，来检验我国的房地产“财富效应”。考虑到前期的可支配收入已经分解为本季度的消费和投资(或储蓄)，而投资(或储蓄)部分已经形成居民的个人资产(实物资产或金融资产)，因此消费者在考虑当期消费支出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当期可支配收入和上期的居民资产，现代消费函数(1)再次简化如下：

以全国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来代表房地产财富变动状况，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消费支出水平，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收入水平。考虑到我国房地产价格在2000年到2005年的高速成长，本文采用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5年第三季度的数据来作为样本。数据均来自此期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本文对易受季节因素影响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作季节处理。由于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避免虚假回归，我们首先进行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见表1)。表1中的DF和ADF检验结果与DW临界值表明，各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I(1)。所以，可以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对Ct和其他变量进行协整回归。

第一步：OLS回归得到稳定的回归结果如下：

从协整回归结果(5)可以看出，消费支出、房地产市场和可支配收入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动态均衡机制。从系数上看，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可支配收入每变动1％，消费支出将变动0442％。随着我国住房货币化改革的全面推进，以及近几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价格的整体上升，我国房地产市场也初步显示了其财富效应。不过，我国房地产的“财富效应”还比较微弱，从回归结果看，全国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每变动1％，消费支出才变动0036％。

造成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比较微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自住与投资的角度看，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对自住者的消费影响是有限的，而对投资者的消费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当前，由于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还十分滞后，居民投资于房地产市场还缺乏有效的渠道，致使我国居民资产投资于房地产市场的还十分有限，房地产资产在家庭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还很低，相对于居民金融资产来说还很小，广大居民所持有的住房是以自住为主，这样，价格的上升，虽然家庭总财富是增加了，但是可用于当前消费的收入并没有增加，消费当然也就没能随之增加。其次，由于我国正处于住房消费迅速发展的时代，即广大居民从原来无房到逐渐有房的时代，而这一轮的房价上涨速度过快，价格过高，已经超出了大部份人的购买力，结果，对于那些想买房的人来说，为了能买到房子，他们就得减少当期消费来应付更高的首付和按揭贷款；对于租房者来说，这一轮的房价上涨使房租也同步上涨，抑制了其他消费的增长，也不利于整个社会消费的增长。

四、“财富效应”微弱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从房地产财富效应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看，货币政策的房地产传导渠道要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中央银行操作货币政策工具能有效地影响房地产价格并控制房地产价格走势，二是房地产价格浮动要能有效地影响消费和投资。从实证检验结果看，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十分微弱，也就是说，即使房地产价格大幅度地变化，其对消费的影响也十分有限，进而对产出的影响也十分有限，想通过货币政策影响房地产价格进而作用于消费和产出必然会事倍功半。因此，单从房地产财富效应微弱的角度看，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货币政策都不应该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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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ngelhardt，GaryV.“HousePriceandHomeOwnerSavingBehavior”［J］.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26，1996.PP31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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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建江，杨玉娟，袁冬梅.从消费函数理论看房地产财富效应的作用机制［J］.消费经济，2005，(2)P93-96

第11篇

关键词：开放经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调整

开放经济对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

开放经济下外部均衡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显著提高。

首先，央行货币政策需要兼顾内外均衡两个目标，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和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使得对外经济部门在宏观经济平衡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大，从而迫使央行在注重内部均衡的同时，也应该给予外部均衡更多的重视。这就要求央行在运用各种政策时，必须注意不同调控手段的综合运用。

其次，开放经济条件下，币值的稳定包括货币的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例如，币值的对外稳定受制于国际收支的变化，国际收支又会影响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又会制约基础货币的投放量，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导致币值对内稳定的波动。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扩大和外资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中国外汇储备也迅猛增长。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元贬值、中国的投资环境又较好的背景下，大量国际资本从美国大量流出进而流入我国。外资流入的增加，增大了货币的升值压力，出于自愿或非自愿的原因，央行收购美元投放本国(本地区)货币以降低升值压力，导致的结果就是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虽然我国的外汇储备并非全部由美元构成，但占50%～60%左右的美元币值的变化会极大影响我国对外币值的稳定。随着欧元区在国际经济中崛起，应逐渐增大欧元的外汇储备比重。

再次，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会加速国际资本在国际间的转移，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的频繁流动；这会引起金融交易量的扩大化和形式的虚拟化、会加剧金融秩序的混乱性和整个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

因此，在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目标将更专注于实现外部经济均衡和国际收支的平衡。

开放经济对我国货币政策运行的影响

开放经济对我国货币政策运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制约、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的缺位、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发生变化。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降低、外在约束增强

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我国汇率制度对外宣称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现实运行看，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降低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突出表现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与美国经济波动的不一致可能带来的宏观冲击。

与此同时，利率的独立性也有限。1994年以来，尽管外汇管制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短期性资本的流入，但在国内实行宏观紧缩、维持较高利率下，国内外利率差趋于扩大，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内货币政策所试图达到的政策目标，显著地降低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央行在进行利率政策的决策时，被迫越来越关注国际货币、特别是美元的利率走向，在调整利率时努力维持人民币利率与美元利率的适度利差关系。1998年以来，央行连续下调人民币利率，但是美元的利率无形中成为人民币利率下调的一个限度和重要的制约因素。2004年美联邦储备署于6月底上调利率后，我国在面临大量游资流入的情况下，仍然于10月29日宣布加息，这无形中又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际资本的流入。由此可见，近10年来中国的利率政策严重受制于美国的利率政策，中国利率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指货币供给作为非独立的内生变量，被动受制于客观经济过程，而货币当局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其变动。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货币供应越来越内生于国民经济运行，央行除了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控制再贷款、政策性贷款外，已不能完全控制与对外经济活动相关的货币供应及其变动，而是取决于经济增长状况、进出口状况和资本流动状况。即开放经济下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增强制约了央行对货币供应量调控的能力。

对外开放的程度越高，与对外经济活动相关的贷币供应所占的比重越大，货币供应的内生性越强，于是央行控制货币供应的主动性就越低，货币政策在控制货币供应方面的有效性也就越低。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中，与对外经济活动相关的货币投放所占的比重呈现明显的扩大趋势。目前，央行一般性再贷款占全部资产的比例已从1993年底的72%降到30%左右，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性和回旋余地大大降低。虽然1998年由于出口的急剧下降，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购买外汇不再是投放的主要渠道，但这反而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开放经济下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增强，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能力的下降。

中央银行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的缺位

在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面对不完善的经济体制，央行实施货币改策时会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的缺位。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直接信贷控制手段已经不能适应开放经济的需要，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供给渠道的增多、外汇占款的增加使央行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时力不从心。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央行通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却因我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不能在宏观间接调控中发挥重大作用。

从存款准备金政策看，1998年我国推行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合并了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账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降为8%。1999年11月，央行再次将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一般认为，下调准备金率之后，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增加，货币供应量就会增加。但是，贷款是否增加还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决策。事实上我国1998年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没有引起货币供应量M2增长。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属力度很大的政策工具，不能频繁使用，并且准备金比率已很低，将来运用这种工具的余地不大。

央行再贷款和再贴现也是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我国目前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商业票据使用不广泛，再贴现始终未成气候。再贴现手段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尚不能成为我国主要的货币控制工具。

公开市场操作的运用需要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为载体。我国国债期限较长，品种不多，数量较小，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载体；持有大量国债的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低风险、高效益的优质资产，不愿做空头，市场交易不旺，所以调控基础货币的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基础。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公开市场操作不是一种主动的干预手段，只是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被动地吞吐外汇或人民币。

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发生变化

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通常有三个：信贷配给途径、利率途径和国际经济途径。三者在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大小取决于开放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对外开放度的变迁。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央行主要依赖信贷配给和利率途径。在开放经济下，央行调节国内利率水平后，一方面，国外市场的套利活动能够影响国内货币总量；另一方面，利率波动引发的国内供求变化会导致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国际收支的变化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活动水平。套利活动、国际收支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外汇市场的供求，引起汇率的调整和国内货币供求变化。

当前，国际经济途径对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性趋于上升。从货币供应扩张的角度看，开放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本币运行“时滞”缩短。在对外开放程度有限的宏观环境下，央行基础货币从投放到扩张要经过从央行到商业银行的一系列信贷活动，以及从银行体系到企业体系的存款——贷款转化过程，具有较长的时滞。开放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94年汇率并轨，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而外汇占款能够通过银行结售汇体系将基础货币迅速转化为企业存款，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速度加快和调控时滞缩短。

开放经济下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

为适应开放经济，我国货币政策的运用涉及到两个层次的“政策协调”，一是与国内其他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二是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大国的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

健全我国的货币政策体系

必须加大货币政策贯彻执行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调控金融与经济的作用。逐步建立人民币和境内外汇总量为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的体系。同时，要积极关注网络金融、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加快利率市场化，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

只有市场化的利率，才能充分影响市场主体以至整个国民经济，才能保障货币政策有效实施。另外，加强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配合，实现内外部均衡的统一；减轻外汇储备规模的压力，削弱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的内在联系，提高央行在货币调控中的主导地位。

完善市场机制，确立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

要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合理运用央行的再贷款，发挥再贴现等工具在投放基础货币中的作用，运用政策的组合和配套措施扩大基础货币投放。

健全国内金融市场主体，进一步深化我国国有银行的改革

要深化我国国有银行的改革，从总体上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素质和国际竞争能力，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塑造理性的金融市场主体。

第12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07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从2000年到2006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由此，我国经济发展中又遇到另一个矛盾，工业品产能的过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并不慢，而且从2004年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比如从2004年到2006年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2000年到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06年扩大到3.4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2005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就当前而言，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尚显偏松，财政政策相对偏紧，这种政策组合不利于控制工业产能的进一步过剩，也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

具体调整建议：

一是调整货币政策。首先，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调控仍有空间，适当时机还可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提高贷款利率；其次，金融机构应尽快调整资金使用结构，不断调低投资贷款比例，相应提高消费贷款比例，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汽车、家电消费贷款、教育贷款、婚丧贷款等，鼓励居民贷款消费；再次，为了缓解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减少银行存差不断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比如扩大企业中长期和短期债券发行规模，创新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积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探索和支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等；另外，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财的形式加大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以此缓解流动性过剩和因贸易盈余及FDI流入给央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二是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从目前的偏紧(压缩国债发行规模、压缩赤字规模)状态向灵活状态调整，适当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增加用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的贫困救济支出，进一步扩大救济覆盖面，继续提高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职员工资水平，并继续向有利于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推动农民消费。专项基金从三方面筹措：其一，从每年财政增收部分中划出一定比例(比如财政增收的10%)的资金；其二，每年发行一笔新农村建设专项国债(比如每年500亿元)；其三，从每年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块资金来。将这三块资金捆成一起，组成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并支持农业、农村生产能力建设，降低农民生存和发展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刺激消费。

三是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财政。近几年，在企业储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国有企业存款，这些存款绝大部分来自利润。目前，在现有体制条件下，许多国有企业的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原有财政投资和行业垄断形成的，这些赢利全部归企业，明显地形成了过多的企业储蓄，为进一步投资创造了源泉。因此，无论是从财政投资回报还是公平性原则看，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都应该向财政上交一部分利润，国家拿这部分利润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降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成本，提高他们的相对购买能力。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城乡居民预期支出。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现有各类社会保障制度规定的冲突与掣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该市场化的要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该市场化的一定要根据公共服务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对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时清理，当前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五是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长期问题引起的，仅仅靠短期调控是不够的，还必须着手解决长期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实现的，过去我们实行这种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不及时改变这种战略，必然会给经济运行带来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因此，要解决投资过热、产能过剩、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还必须从长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比如一方面，改革现行财税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将目前一部分事权向上移交由中央承担，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资源管理与环境治理等，同时将一部分财权向下移交地方政府支配，以此降低各级地方政府抓投资、上项目的冲动；另一方面，改变鼓励出口的政策安排，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分步骤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安排，适度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步伐，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同时，在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监管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国内，防止恶意炒作人民币，干扰我国汇率改革的进程。

还有，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既要规范初次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又要进一步利用税收、财政转移支付、捐赠、补贴等再分配手段，调节初次分配阶段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最终实现“调高、扩中、提低”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马晓河.国家发改委研究院.

[2]刘海涛，冯海燕.积哦极到稳健财政策的转型分析.中国林业企业.

第13篇

人民币升值问题凸现贸易政策调整的紧迫性

从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来看，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因素：

人民币汇价的定位

迄今为止，我国人民币的汇率一直采用与美元单一挂钩的政策，美元的相对贬值，同时导致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相应贬值。从理论意义上看，人民币汇价的定位，并不在于人民币汇率当前是升值或贬值，而是人民币汇率的确定是否具有合理的形成机制。这里的困难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不是由我国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由我国央行主导的模拟性外汇交易市场来确定。如果要使人民币汇价通过市场机制形成，意味着外汇市场的放开、现行结汇售汇政策的变化、国家外汇储备体系的改革、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重构等一系列制度的重大改变。显然，根本改变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而，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不满，将在一定时间里困扰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缓慢，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贸易增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在华的海外投资企业、特别是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推动的。

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FDI累计达到了4900多亿美元。尤其在2002年，中国的FDI超过了美国，排名跃居世界的首位。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意味着国际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这一稳定增长的态势与有关国家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国一直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由于美、日等国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使我们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会经常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在笔者看来，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的实质在于：产品以中国大陆为原产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使国际经济资源向中国大陆的大规模集中，并由此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主要发达国家试图通过人民币的升值，改变国际经济资源对中国的配置流向，来避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枝独秀。

很显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问题具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背景。鉴于该问题直接起因于贸易，且主要通过贸易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尽快调整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处理开放环境下所面临的对外经济矛盾，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制约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

在笔者看来，以下客观因素直接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调整：

“入世”后我国必须履行的有关义务

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基本确立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需要重新调整。就贸易管理而言，不论是关税政策、进出口政策，还是市场准入、投资政策以及有关经济开放的各项政策，都必须基本符合WTO的有关原则。其中，尤其是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

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作为国家整体经济政策组成部分的贸易政策，必须服务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经济发展目标。这一总体目标内在规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形成基础。不论是贸易政策的制定或调整，确保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总是第一位的。经济开放本身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改革开放，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制定贸易政策，实际就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能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所接受的有关政策体系。

作为贸易大国需要平衡的国际贸易关系

近几年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过早地突现出来。在经济的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相当不利。因此，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适当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活动余地。我们认为，伴随我国贸易地位进入世界前列，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将不得不花费相当精力应付贸易冲突带来的贸易平衡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贸易政策调整的路径依赖

调整贸易政策意味着相关政策管理体系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管理体制的改变。这里的问题是，改变原有政策协调机制所带来的协调成本增加，是否使调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建立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但新的协调机制的有效作用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换言之，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或继承性，尤其是贸易政策的改变，如何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要尽可能避免因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引起整个宏观管理政策体系运行效率的降低。这方面，有机地融合现有的相关政策体系，是使新的内外贸易一体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现阶段贸易政策调整基本取向

关于贸易政策的体制约束问题

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今后贸易政策的基本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们看来，加入WTO之后，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将会逐渐实现实质性转变，绝非单纯意义的国际组织进入问题。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后，客观上规定了今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必须符合WTO要求的体制框架——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在整体上能与世界通行的国际惯例接轨。这在本质上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朝着现代市场体制的方向发展。因此，“入世”后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必须充分体现这一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这种转变可以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从侧重政府宏观外贸战略朝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贸易政策基础的转变，即由传统的比较优势为基础逐步向以竞争优势为基础转变。贸易政策管理方式的转变，即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贸易政策作用范围的改变，即作用范围由过去单一的外贸领域向整个流通领域延伸。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将更多地注重我国内外市场的融通、内外贸易的统一。贸易政策作用方向的改变，即由过去侧重于贸易限制向贸易促进转变。

关于贸易政策的基点问题

我们认为，尽管从大的调整方向上，新的贸易政策要符合WTO的体制框架及其有关原则是明确的。但是，现阶段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点，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选择的。这就是：我们到底是按严格履行中国“入世”的有关承诺，还是以符合WTO有关原则的基本精神为界，来制定我国今后的贸易政策，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众所周知，一国实施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旨在保护本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本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贸易政策本身具有双重目标，当现实经济中两方面并不发生冲突的时候，贸易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双重目标的同时实现。但如果实施过程中两方面存在摩擦及严重冲突时，就必须对其中的一个目标进行修正，以保证贸易政策的有效实施。在我们看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或是中性的，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对此，我们绝不能本末倒置。贸易政策本身就是政府对贸易自由的干预，它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否则，贸易政策很可能失效或产生扭曲作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

显然，现阶段贸易政策的调整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不是某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贸易政策既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也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客观要求。在我们看来，现阶段贸易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依据单一自由主义的原则，亦不能依据单一的民族主义原则，而是符合国际经济规则的、综合体现本国根本利益的、并具一定国际意义的贸易政策。当今各国贸易政策的发展，有明显的趋同现象。经济全球化正在使各国国内政策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对原有的国家主导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力量的中国，其经济政策（包括贸易政策）不可能不体现国际经济环境发展变化的要求。

现阶段的对策思考

尽快建立内外经济融通的综合性贸易管理体系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大型跨国公司能够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我国传统的贸易壁垒手段，已经无法限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为了确保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单一的外贸外经管理体系，必须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

制订促进国内优势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目前，推进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已经相当紧迫。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促进国内优势企业的海外扩展。在这方面，具体可在国外市场进入、国外市场的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等环节予以切实的政策支持，形成系统的贸易促进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企业中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通过企业间自律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可规范国内市场秩序，避免政府干预市场过多之口实；另一方面，又能以民间组织形式协调国内产业或企业的利益，利于减少倾销行为；同时，也为我国将来实施WTO的保障措施条款奠定组织基础。

第14篇

(一)宏观货币政策与微观企业投资效率

根据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框架(Cover，1992)，不同宏观货币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施加影响的作用效果是不对称的。在紧缩货币政策期间，由于企业的外源融资通道受阻，内源融资成为提供资金的主要方式(Almeidaetal．，2004)，而内源融资方式缺少监督，往往因信息不对称或问题导致低效的投资决策:对于自有资金短缺的企业，银根紧缩无疑“雪上加霜”，会加剧企业的投资不足;而对于自有资金充足的企业，企业管理层可能利用此契机“抄底”，加大投资力度，但是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极易引发过度投资问题。在宽松货币政策期间，银行、债券等社会融资为企业注入大量流动性，能极大缓解资金紧张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而对于资金充裕的企业，外部融资的便利会促使企业降低现金持有水平，因而由内源融资导致的现金流滥用问题得到缓解，同时企业接受来自资本市场的广泛监督，会更加科学合理地决策，以减少过度投资。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1:H1:紧缩的货币政策加剧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

(二)货币政策、未预期的风险投资与投资效率

由于风投机构的监督、认证功能(Nahata，2008)，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治理机制比无风险投资的企业更健全(Celikyurtetal．，2012;黄福广等，2013)，此外投资者的预期会对资本市场造成冲击(张荣武等，2011)，因而在企业IPO解禁期后，预期风险投资退出而实际上风险投资未退出，即“未预期的风险投资参与”，会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货币政策对未预期风险投资的作用效果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不同的货币政策导致投资者形成不同预期，由于紧缩政策下的紧缩预期比宽松政策下的扩张预期对经济影响更大(Dimsdale，2012)，故紧缩政策下未预期的风险投资参与会对企业投资造成重大冲击;另一方面不同的货币政策影响未预期风险投资者作用的发挥，如宽松货币期间，市场流动性充足，企业投资较为理性，未预期风险投资者的监督作用不明显，而货币从紧时，依赖自由现金流进行投资的企业问题较为严重，因而未预期的风险投资者能够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2:H2:在紧缩货币期间，未预期的风险投资参与能够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并缓解企业投资不足;在宽松货币期间，未预期的风险投资作用不明显。

(三)货币政策、风险投资与机构投资者

在紧缩货币政策期间，外部融资机会的匮乏使得上市企业的利益相关人寻租、行为盛行，困窘的外部投资环境加剧了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复杂性，会出现诸如“搭便车”等监督低效问题，使得风险投资和机构投资者难以协同发挥监督作用;而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予经济主体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使得二者可以共同发挥对上市企业的监督作用，尤其对我国易于出现的过度投资现象能够很好地抑制。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H3:在宽松货币政策期间，未预期的风险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相互作用，抑制企业过度投资。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取2007—2012年中国A股市场共6年的数据①，剔除了ST类、PT类、金融保险类公司，以及股东控股权和主营业务发生重大改变的公司，剔除了样本数据不完整和上市时间不到一年的公司，最后得到1917组样本，共计7452条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小于1%和大于99%的极端值进行Winsorize处理。本文中财务数据和风险投资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而机构投资者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二)变量和模型说明

1．未预期的风险投资模型模型构建如下:先建立企业实际的风险投资Logit模型，得到系数估计值;再以估计值建立预期的风险投资Logit模型;最后对实际和预期的风险投资哑变量进行比对判断，得到未预期的风险投资选择方程。(1)实际的风险投资Logit模型VC*i，t代表t期企业实际吸纳的风险投资数量，VCi，t代表实际是否有风投参与的哑变量，VC_Si，t－1代表风投机构持股比例，Liqi，t－1代表股票流动性，等于股票交易总量/流通股股数。Growthi，t－1是代表企业成长性的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净资产收益率ROEi，t－1，净利润增长率NPGi，t－1，总资产周转率TATi，t－1以及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NOCFi，t－1。此外，Dk代表年度哑变量，Dj是行业哑变量，并按照CSMAR数据库分类方法分为6大类，分别为:农业、公共事业、房地产业、商业、工业和综合。(2)预期的风险投资Logit模型对上述模型回归得到系数估计值^β0、^β1、^β2和^β3，代入模型可计算得到预期的风险投资数量，并进而构建预期的风险投资Logit模型其中，^VC*i，t代表预期的风险投资数量，^VCi，t代表预期是否有风投参与的哑变量。(3)未预期的风险投资选择模型实际和预期的风险投资参与情况可能不一致:若预计t期风险投资会退出企业，但实际风投并未退出，此时实际和预期的哑变量相减得1，即VCi，t－^VCi，t=1，表示存在“未预期的风险投资参与”;若预计t期风险投资不会退出，实际上风险投资退出或未退出均有可能，则VCi，t－^VCi，t≤0，即不存在“未预期的风险投资参与”。2．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模型本文借鉴Richardson(2006)和Biddle等(2009)的设计建立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模型，以考察未预期的风险投资参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其步骤为:先估计投资方程，根据其残差得到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变量;再建立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模型，引入未预期的风险投资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1所示，我国上市公司的风投参与程度普遍偏低，只有10%左右，但数量和比例的总体趋势是增加的，反应了风投行业在我国尚处于成长阶段。而机构投资者参与程度非常高，是我国股市的绝对主体，对于规范证券市场、监督上市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从A栏看到，从7452个总样本中筛选出投资过度且内部现金流富余的观测值只有771个，企业投资过度和富余自由现金流的匹配度不高。而B栏中投资不足且内部现金流缺口的样本观测值约占总体一半，二者匹配度高，说明内部现金流缺口是引起企业投资不足的重要因素。此外，投资不足变量的最大值、均值和中位数值均小于投资过度相应变量的值，表明企业过度投资是我国更为严重的问题。为探究主要变量的相互关联性，我们还报告了其相关系数，具体见表3。从A栏Spearman相关系数来看，过度投资与货币增长率M2显著负相关，但其Pearson相关系数不显著，说明仅有微弱的证据证明紧缩货币政策抑制了过度投资。从控制变量看，过度投资与富余自由现金流的Spearman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富余自由现金流滋长了企业的过度投资。从B栏看到，投资不足变量和内部现金流缺口的Spearman相关系数和Pearson相关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内部现金流缺口是造成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与表2的分析结果相一致。

(二)货币政策、未预期的风险投资参与和投资效率:回归结果

本文结合自由现金流，对样本进行如下分组回归以考察企业投资行为:投资过度且自由现金流为正样本(简称“投资过度样本”)、投资不足且自由现金流为负样本(简称“投资不足样本”)。表4是检验假说1的回归结果。从(1)(3)列可以看出，在紧缩货币政策期间，货币政策哑变量MC均显著为正，说明货币政策越紧缩，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程度越大，即紧缩的货币政策加剧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强烈支持了假说1。而在宽松货币政策期间，(2)(4)列的MC哑变量均显著为负，即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并能缓解投资不足，也验证了假说1。控制变量自由现金流FCF在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情形时均显著为正，说明富余自由现金流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而内部现金流缺口容易引起企业投资不足。我们再分别将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样本按照货币松紧进一步分组以检验假说2、3。依照本文第三部分的分类方法，2008年、2012年划分为紧缩货币期间，而2009年、2010年、2012年划为宽松货币期间。表5的第(1)(4)列是对假说2的回归结果。从中看出，紧缩货币期间未预期的风险投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微弱证明了未预期的风险投资能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而在投资不足时T值显著，表明货币紧缩时未预期的风险投资能发挥治理作用，减缓企业投资不足。而在货币宽松时，如第(2)(5)列所示，未预期的风险投资作用不显著，和前文的理论综述一致，验证了假说2。表5的第(3)列是对假说3的回归结果。从中看到，宽松货币期间未预期的风险投资和机构投资者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其他情形均不显著，表明货币宽松时市场的扭曲程度小，中间市场投资者能协同发挥监督治理作用，抑制企业过度投资。从系数绝对值来看，交乘项系数的绝对值大于未预期风险资本珚VC和机构投资者Inst系数的相加值，说明联合作用力度大于单独作用力度之和，验证了假说3。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进行以下替换:(1)用“营业收入增长率”替代托宾Q值;(2)关于货币政策松紧度的指标，取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银行家感受货币政策“适度”比例的中位数，低于中位数的定义为“紧缩”货币政策，高于中位数的为“宽松”货币政策;(3)依据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重新分类，除工业类因行业内差异显著而按二级代码分类外，其余行业按一级代码分类进行计算。对所有的替代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在所有的重要结论上基本与前文保持一致，表明模型的稳健性。

四、结论和建议

第15篇

【论文关键词】国债市场货币政策

一、利率市场化需要完善的国债市场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表明，经由国债市场的发展来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比较有效的改革路径之一。十多年来的中国国债的市场化改革对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债二级市场及其收益率的形成、国债一级市场引入竞争性的招标机制、国债回购利率的市场化、国债期货交易的试验等改革举措，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快了改革的进程。近年来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引导市场利率，以及各种利率市场化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为最后放开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准备了基础条件。但是，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逐步加快，中央银行亟需确定一个市场基准利率来引导市场利率。

所谓市场基准利率，是在多种利率并存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利率，是金融市场上所有金融产品价格确定的重要参考依据，是人们公认的并普遍接受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利率。目前，中国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实际上起着基准利率的作用。但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看，真正能够成为基准利率的是国债市场的利率。

首先，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般规律来看，能够成为基准利率的必须是流动性好的金融商品的利率。国债利率具备这一特点。国债有“准货币”之称，变现力极强，它的价格形成与波动能够灵敏地反映资金市场供求的变化，因而可以成为其他金融工具定价的基础。诚然，国债利率也会受到通货膨胀和到期风险的影响，但由于国债到期还本付息是一个固定额，在通货膨胀率与利率变化可以预期的条件下，国债利率就自然成了基准利率的代表。实际上，美国、日本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基准利率就是国债利率，国债利率处于整个利率体系的中心环节，它的变动决定其他金融工具利率的变动。

其次，作为基准利率，必须能够较好地反映不同期限的利率水平。国债利率也具备这一优点。在债券期限结构理论中，预期理论与市场分割理论从不同侧面解释了不同期限债券利率水平差异的原因。预期理论在债券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前提下证明了债券利率差别的原因是期限的长短，即将长期利率等于债券到期之前未来短期利率预期的平均值。市场分割理论则在市场不完全性与不同期限债券不是替代品的前提下说明了各种期限债券利率取决于各种债券市场的供求状况。期限结构理论与流动性升水理论则综合了上述两种理论，将长期利率等于债券到期之前未来短期利率预期的平均值加上反映不同期限债券供求状况的期限升水，从而比较全面地解释了不同期限债券利率差别的原因。非国债（如企业债券）不同期限利率的决定虽然也可以用以上理论解释，但由于存在违约风险，因而无法用来决定利率的期限结构。而国债的发行主体是政府，一般不存在违约风险，其利率结构也就不受违约风险的干扰，因而可以较好地反映不同期限利率的差别，能够成为基准利率的最好选择。同业拆借利率虽然也是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利率，在市场交易规模、交易者数目和规范化程度上与国债市场也有可比性，但同业拆借市场毕竟只是一个短期拆借市场，同业拆借利率也只是对短期利率有参考作用。国债市场则是提供短、中、长期不同期限债券种类的市场，可以反映不同期限的利率水平。

一旦国债基准利率形成，国债市场的发展对其他金融市场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不仅改变金融市场规模格局，而且还影响其他市场利率水平的确定，出现明显的利率市场化的传递效应，其中影响最明显的是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存款市场。因为国债市场发展后产生的大量资金需求，首先会冲击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存款市场，结果必然是，在国债市场发展以及国债利率市场化的影响下，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机制将更加完善，银行存款市场也将逐步放松利率管制。

二、完善我国国债市场的建议与措施

完善我国国债市场，提高国债市场流动性，推进利率市场化是充分发挥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必要条件。目前，完善我国国债市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完善国债发行机制

（1）进一步规范滚动发行机制。扩大基准国债期限品种范围，进一步健全滚动发行机制，使一级市场国债发行形成更加持续的发行利率曲线，也使一级市场国债招标价格更好地发挥对国债定价与估值的参考作用。

（2）尝试推出国债预发行机制。为建立发行前债券价格揭示机制，规范一级市场债券分销行为，借鉴国际成熟债券市场预发行做法，在中国国债市场尝试进行国债的预发行操作。

2、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和持有者结构

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和持有者结构，增强国债市场的流动性，提高国债市场的调节功能。

（1）合理设计国债的期限结构。国债期限结构的形成往往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过程。政府必须兼顾自身与应债主体这两方面的要求和愿望，同时考虑宏观经济条件和清偿能力等因素，对国债的期限结构做出选择。

（2）优化国债的持有者结构。国债持有者结构单一是我国国债市场的一大痼疾。这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国债市场的规范和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规模要加大，配合货币政策的运用，提高公开市场操作的传导效果。第二，取消对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某些限制，使国债成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促进现有养老保险基金等机构的发展并培育国债投资基金。这将有效地提高国债市场的参与程度，促进国债市场发行效率的提升。第四，允许国外投资者购买一定比例的国债。这既有利于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实施，又有利于调节国债持有者的结构。

3、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

目前市场交易主体还比较单一，现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主体虽然己增加到900多家，但仍然主要是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现在还很少进入这个市场，这样就限制了这个市场的覆盖面。在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却是债券市场的主要投资人。应大力发展非金融机构投资者进入国债市场，尤其是债券投资基金，由于债券投资基金具有专业投资和规模经济的优势，它们的投资风格更加稳健，有利于国债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4、发展国债投资基金

国债基金有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基本形式，同一般的证券投资基金相比，国债投资基金是国家信用和非国家信用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国家信用是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国债基金的绝大部分资金是投向国债的，同其他类型的投资基金相比，国债投资基金具有信誉高、风险小、收益稳定的特点。

5、大力发展国债市场中介机构

（1）扩大一级自营商范围，完善做市商制度，活跃国债市场。第一，扩大一级自营商范围。我国中央银行应在严格要求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扩大一级自营商成员，尽早让一些业绩好、信誉高的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加入到一级自营商队伍中来。第二，完善做市商制度，扩大做市商队伍。我国虽已经建立做市商制度，但由于制度不完善，导致报价券种偏少，很多债券不能及时报价或没有报价，价格信息难以及时发现和披露。

（2）大力发展国债市场经纪人。一些国家的政府为了提高国债市场的流动性，非常重视经纪人业务。经纪人作为给交易商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是连接交易商的重要媒介，经纪人本身不参与交易，只是将市场交易进行有效的配置，提供价格发现机制，提高交易的成功率。随着我国国债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市场参与者的增多，直接交易不利于提高市场效率。目前我国同业经纪人只有一家，缺乏竞争和效率。因此，培养一大批活跃的经纪人队伍对发展我国场外债券市场显得尤为迫切。

6、建立统一、规范、分层次的国债市场体系

（1）一个竞争、有序、统一、高效的国债市场是央行公开市场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在国债市场的建设中，当前应集中精力建立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核心市场。继续拓展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吸收各类金融机构投资者进入，以之作为批发债券市场。

（2）我国目前的国债流通市场呈现分割的状态，银行间国债市场和交易所国债市场各自存在。国债市场的两个子市场之间既独立运作又互相沟通。但市场交易具有连续性，人为地把不同交易主体分割到不同的市场，不利于扩大市场规模，完善市场机制。而且两个市场价格差的存在也不利于管理层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情况。因此，应逐步将两个市场统一起来，促进国债交易在更广的范围内开展。健全国债交易的基础设施，构建统一的国债托管结算清算系统，是统一流通市场的关键。

7、积极发展国债期货市场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没有衍生金融工具，在现有的交易体系和交易手段下，投资者无法有效地解决利率波动带来的巨大风险，使得机构投资者难以进行避险与对冲操作，阻碍了其对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参与。市场上投资者追涨杀跌，不利于债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国债期货等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可以为投资者提供规避风险的有效手段，促进市场价格发现，对于长期进行大量债券投资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用社、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来说，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