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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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关于概念表述

在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中，对医患冲突现象的表述用语不多，且不统一，使用最多的是“纠纷”、“医闹”、“闹丧”和“医患冲突”，也有使用“医疗暴力”的。所谓纠纷，是指争执不下的事情，不易解决的问题，而纠纷的过程不一定都有暴力行为发生。所谓“医闹”，是指患者家属、亲友及受雇者一起，采取在医院设灵堂、殴打侮辱医护人员、打砸财物、设置障碍等手段，严重妨碍医疗秩序、扩大事态、给医院造成负面影响并从中牟利的行为。2006年7月10日，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就曾直斥“医闹”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但现实中，面对有争议的医疗结果，患者（死者）家属追求的又并非都是货币。所谓“闹丧”，俗称“打人命”，有非正常死亡发生是其引发的基本前提，其有着浓厚的封建宗族色彩，发生地可能与医院毫不相关。如发生在农村公路的交通肇事事件。“冲突”一词的本意指近身袭击，同时也包括：直闯、碰撞、冒犯、争斗、矛盾等意，当然也含心理冲突；现代词意上的冲突是指发生在同一空间两个或以上事物的相互对抗过程，分为意识和物质两种，意识以认识为基础，所以是无形的，物质的冲突是可见、有形的。“冲突”的特征主要有：其直接目的是打败对方，直接以对方为攻击目标；双方必须有直接的交锋；冲突双方追求的目标既可能相同又可能不同；冲突在形式上往往突破了规则、规章甚至法律的限制，带有明显的破坏性、危法性。冲突的类型包括：从规模上划分有个人之间和集团群体之间的冲突；从性质上划分有经济冲突、政治冲突、思想冲突、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民族冲突、国际冲突等；从方式和程度上划分，有辩论、口角、拳斗、决斗、仇杀、械斗、战争等。因此，综观已经被曝光发生在医院内的“那些事”，用“医患冲突”来表述应是最为恰当的。

（二）关于历史划定

《南方周末》报曾以“中国医疗暴力史”为题，长篇报道了我国的医患冲突历史，其中提到最早的案例为2001年11月14日，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被炸，致5死35伤，死者中包括因视网膜脱落疗效不满的患者包季厚。对医患冲突的历史划定，至今并没有权威的论述，但仅以2001年为划分而论史显然其“史”太短，准确地说也只是本世纪的“史”。仅从建国开始计算，应当承认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医患冲突早已有之，只是非现在如此严重而已。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为例，当被强制“结扎”的妇女因故死在手术台上后，以“兴师问罪”、“吊民伐罪”为特征的农村“闹丧”事件便自然发生，医院被砸、医生被打亦是常事，笔者就曾亲眼所见死者家属将“大队长”（现称村委会主任）家房子拆掉的场景，而对因“闹丧”引发的纠纷冲突，笔者在1991年参加的江西省社科课题成果中就有论述。

（三）关于成因分析

就医患冲突事件引发的原因，对现有论述分析后可用符号形象加以表示。一面是痛斥医院医生的不良医术、过度治疗、不负责任等等，谓之“活该”；另一面则是痛斥对医生的犯罪行为是丧尽天良，谓之“暴徒”；更深层次的则是结合我国的医改政策、医疗资源、相对贫困人群及弱势群体等进行理性分析，呼唤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大力推进，将医生和患者在利益争夺中推开，从而真正避免冲突悲剧的发生。由此看来，国家医疗制度、医疗政策层面的改革，使百姓看得起病，重塑社会诚信才是治本之策。

（四）关于破解之术

在国家医疗制度层面解决之前，对已经发生、可能发生的医患冲突应积极寻找破解之术，这已形成社会共识。其中，以实行“咨询、受理、调解”三免费的第三方调解方式已开始为公众所熟知，为患者及家属所接受。以江西省南昌市为例，《南昌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自2011年12月26日实行以来，共调解结案467起，结案率100%，为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2014年2月20日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也曾进行了报道。“第三方调解”为医患矛盾冲突竖起了防火墙，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减压阀”。面对医患冲突，负有维护社会稳定之责的公安机关也在不断研究、创新化解之术。如江苏常州市公安局的“三听三算三调”法（即：听患方、听院方、听第三方；算法律账、金钱账、亲情账；联动处置、社会协同、重点掌控）；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公安分局的“六步法”实现了医患纠纷“零闹事”（即：常擦“清凉油”树牢维稳意识；用活“顺风耳”准确掌握信息；装好“减震器”，强化法制宣传；构筑“包围圈”，周密收集证据；狠出“杀手锏”把握时机严打；施展“组合拳”；联动化解争端）。就公安机关而言，用敢于担当的精神，坚决及时打击各种涉医非法行为，打击职业“医闹”应是治本的关键之术。医患冲突是世界性现象。在寻找破解之术时，也应考察、借鉴他国经验。美国：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美国每一万名医院工作人员每年大约碰到八起非致命性质的攻击，约为一般职业的四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暴力：医院的职业风险》，建议医护人员要善于与患者及其亲友沟通。目前全美已经有38个州专门立法保护医护人员，法律规定医护人员必须参加政府相关机构义务提供的反暴力培训，同时还加大了袭击医护人员的惩处力度。同时，一些医院还对医护人员了一些行为指南，如不要透露个人联络信息、不要用强烈的灯光和色彩刺激病人等。以色列：以色列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在2012年所掌握的4047宗暴力袭击医护人员个案中，39%与医护人员的行为有关，29%与病人有关，16%与医院管理有关，因此该国在呼吁医护人员不应该遭受暴力对待的同时，也要求医护人员应该以负责的态度去解决矛盾，防止暴力冲突升级，在管理中应避免医护人员人手不足，医院过分拥挤等，并规范了医院管理和运作标准，提高医护人员的服务水平，减少医患矛盾。印度：医院会聘请身材健壮、手臂上有纹身、看上去有足够震慑力的保镖站岗，防范闹事家属。英国：请设计公司组建了包括精神分析学家、服务设计师、急诊室顾问和社会科学家等在内的专家进行研究，他们系统地分析了使患者产生激动情绪、辱骂医护人员，甚至产生肢体冲突的原因，结论为患者不理解临床语言和操作流程，甚至对为什么有人比他们后来却先看上医生而产生不满，为此他们优化了看病流程，使暴力事件减少了一半。法国：法国是医疗事故频发的国家，每年平均30万－50万起，可法国同时还是医疗事故诉讼最少的国家，因为法国法律规定：法律体系不支持由于医疗事故或过失引起的诉讼。但又该如何保护患者的利益呢？它另有一套医疗事故获赔偿的法律手续，不过手续极为繁琐，患者及家属没有十足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往往会半途而废。俄罗斯：与许多国家采取“调解优先”不同，俄罗斯果断地将“调解”晾在一边，而采取“法律优先”，该国多项法律都贯穿了一条铁定原则：公民健康第一，患者及家属可拿起多部法律维护权益。

二、关于社会生态

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术界以生态经济为重点开始逐渐关注和研究生态问题，如今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已更加活跃，其研究领域覆盖了经济学、法学、哲学和社会学等许多方面，如“生态宪法”、“生态化意识形态”、“政治发展生态化转向”等，大家对生态的认识已经从单纯的经济建设领域，扩展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领域。党的十最终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可以肯定的是，医患冲突是我国当下不良社会生态现象的自然反应，治理医患冲突就是治理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

（一）对部委文件的对比分析

如前所述，国家有关职能管理部门先后于2012年4月和2014年4月出台了有关维护医疗秩序的通告和意见,二者对比后不难看出，仅两年时间，从形式到内容变化都很大：其一，从卫生部、公安部二部发文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五部委联合发文；其二，将殴打、杀害、伤害医生由原第四款提前置首款；其三，增加了严格控制的危险物品的种类和等级；其四，首次将职业“医闹”列入打击对象；其五，在执法程序上，从一般性警告到可依法驱散、依法带离；其六，在执法过程上，要求公、检、法“快”字为先，并对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的涉医犯罪行为要依法从严惩处。这六大变化，折射出我国社会生态病象的加重。

（二）社会学启示

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有机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也称作“社会系统”。“社会”与“社会系统”两个概念当然有侧重点的差异。社会是最为本源的概念，它等同于“人类社会”，更侧重于人群的聚集、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系统更侧重于社会是一个体系，强调社会的“有机体”特点，强调它是一个有机整体。依据社会说，社会具有六大特点：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社会是以人的交往为纽带；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社会是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系统具有心理的、精神的联系；社会系统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依据对社会的解读，不难发现，医患冲突双方本都是社会不同分工的组成部分，由于“疾病”的存在而必须产生交往，而交往或运行的过程中，由于视角和利益之差，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若干问题，问题积累导致冲突频现和升级，也就成了人们常说的社会病态现象的一种了。诚然，社会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问题特指社会的病态或失调现象，本文讨论的医患冲突显然属于狭义的范畴。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越来越重视社会问题构成要素的分析，国外学者主张的二维分析法把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归结为：社会性、紊乱性和破坏性。我国社会学家则归结为：必须有一种或数种社会现象产生失调情况；这种失调影响了许多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失调引起了社会多数成员的注意；这种失调必须运用社会力量才能予以解决。当前我国正发生的医患冲突完全符合这四个指标要素的要求。一个好的社会系统其社会问题应是少量存在，良性互动的，其社会生态是一种良性、健康、令人愉悦的状态；反之，则是恶性、毁坏性、令人失望的状态。对医患冲突的认识不能仅局限于简单事件的定性描述，冲突的多量存在和恶性反复只能证明我国社会生态不良状况的客观存在，所以单纯治理医患冲突的个案远非能真正治理不良社会生态的全部。

（三）冲突视角下的社会生态核心问题

如同治理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一样，我们必须找到导致医患冲突加剧的社会不良生态的核心问题，但笔者以为社会信任、职业医闹和管控无矩是核心问题。由于腐败、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楼跨跨”等诸种现象的真实存在，信任危机已在诸多领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社会学所描述的人与人之间的“囚徒”困境已成事实，如此，医患双方特别是患者对院方的不信任是自然要发生的。以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职业“医闹”是将医患冲突推波助澜的重要灰黑色力量。职业“医闹”的主体鱼龙混杂，但绑架社会，唯恐不乱是其行为的重要支撑点，如同将他人拐骗至矿井杀害，再反闹矿主出钱摆平“事件”一样，其行为令人发指，不能容忍，公安机关理应依法对其严惩。近10余年来，媒体、学者、公众等对弱者、弱势群体的解读甚多，已是人皆言弱势，当医患冲突发生后，受同情弱者心态的驱使，相关部门对患者、家属及职业“医闹”违法行为的沉默无形中强化了违法犯罪的心理，由此花钱买平安、忍气呑声是必由之路.管控无矩是纵容，不愿执法、不敢执法更有损神圣的国徽。

三、结语

第2篇

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亦是生态价值观对于人类的物质、制度、精神层面不断渗透、改善的动态关系。换言之，生态文明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所应当达到的文明程度: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形成了生态行为文明与生态产业文明;人类在改造社会过程中应以环境介质的保护为基础来处理的人与人的关系，即形成了生态制度文明与生态管理文明;人类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处理的主观与客观、人与自我的关系同时，应当秉承环境伦理观念，即形成了生态意识文明。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不协调现象，是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据中科院测算，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为7.5%，而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的矛盾仍然扩大，环境损害更是给社会各主体的环境权益及环境权造成了严重损害。将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之中，是确保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相协调的唯一路径。经过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可以得出生态文明与社会经济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且二者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达到了10%的显著性水平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证明了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及对外贸易是“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换言之，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消耗及污染破坏会制约生态文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工业化发展所增加的技术研发投入有利于控制环境损害，故应正确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加大环境修复力度、增强环境管理制度，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向因果关系，决定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只有将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融合，即向生态文明发展模式的转型，才能够正确认识和解决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存在问题，确保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对生态文明发展模式的思考

所谓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即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融入到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中，融入到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文化价值观中。发展生态文明，就是建设与自然界良性互动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即将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发展生态文明应当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及循环性等基本特征，换言之，需以宏观的视角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审视，立足于自然与人类发展全局的综合性视角促进各学科交流，发展清洁生产与低碳绿色经济，促进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降低环境损害，以促进经济增长及社会进步，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应当具备以下基本要求:第一，以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系统为立足点，即发展经济社会必须考虑生态系统的容量限度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发展方式应当顺应自然界规律及社会发展规律，善待自然，爱护自然，将生态保护观念融入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如产业发展、考核标准、生活消费、制度设计等等);第二，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乃至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宗旨，即坚持从整体主义的视角来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坚持可持续发展;第三，以发展生态文化为重心，促进生态保护理念的传播，加强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使得生态伦理观在人类社会中树立。具体而言，生态文明发展模式集中表现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生态文明产业发展与生态文化建设三个方面。

(一)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生态文明制度的构建是国家在宏观层面推动生态发展的表现。生态文明制度具体包括社会发展评价制度和生态保护法律制度两方面。所谓社会发展评价制度，即符合生态文明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及奖惩机制。政府的行政规划应当具有整体性、长远性、综合性，尤其对于涉及生态安全、长远发展的问题或事项，应当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容纳限度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把资源消耗、生态效益、环境损害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政府在编制开发利用规划时，应当充分考虑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并对建设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同时，应将生态保护纳入行政考核标准，把环境状况作为行政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并把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开，确保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的实施。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建设，主要表现为具体的环境基本制度完善，如生态修复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确保对环境损害进行救济，对于受损的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进行针对性的修建和恢复。明确生态修复的责任主体和参与主体，明确各主体的权限责任分配及协调合作机制，明确生态修复的对象并科学的进行分区和规划，对于生态修复的财政拨款及其他来源资金建立专项基金，明确构建生态修复管理机制、生态修复监督机制及生态修复激励制度，完善生态修复规划制度与评价制度。同时，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健全生态补偿的协商机制，加强生态保护及恢复治理的力度。

(二)促进生态产业发展

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发展，是生态文明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表现。循环经济，即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废弃物处理的全过程中，最大限度的实现能力利用效率的经济。把环境保护与产业布局相结合，通过优化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布局、限制排污总量等方式，将生态保护理念融入到产业发展中。鼓励企业向高科技、低污染、低能耗的产业转型，确保高耗能、高污染的设备及产业链被及时淘汰。提高新兴产业项目在产业结构的比重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例，发展节能产业及生态能源循环产业，刺激以能源资源产业为中心的多元化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应强化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维持企业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动态平衡。鼓励循环经济的发展，鼓励企业进行低碳绿色生产，开发高新技术推动能源行业发展，鼓励企业开发资源综合利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及再生利用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行清洁生产，不断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鼓励企业加大对于自然资源的循环式开发利用，开发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技术，鼓励第一公共部门(政府)、第二私益部门(企业)及公众的良性互动，以充分发挥各主体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加强政府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引导规划作用，提高企业的资源环境意识和公民的绿色消费意识，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良好社会氛围。

(三)加强生态文化建设

第3篇

既然社会生态学是协同发展论的科学基础，那么，为了创立和实施协同发展战略，首先就应当建立起有关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态观念，亦即社会生态观的优先确立。

(一)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念

人类群体(社会)与其生态环境组成的生态关系或生态系统，构成了社会生态关系或社会生态系统，它是既有生态的自然属性，也有生态的社会属性，还有生态的经济属性这样三重性质的客观现实存在。生态的自然性或自然生态，是生态关系(系统)的自然存在状态，如与人类群体相依共存的植物生态系统、动物生态系统、微生物生态系统等等。生态的社会性或社会生态，它是生态关系(系统)的社会存在状态，如人类社会创建起来的实业生态系统、运载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民居生态系统、军兵生态系统、管控生态系统等等。生态的经济性或经济生态，它是生态关系(系统)的经济存在状态(是社会生态的又一重要形态)，如生态经济领域的生态生产力系统、生态生产关系系统、生态资源配置系统、生态经济基础系统、生态经济效率系统、生态经济价值系统、生态经济流通系统等等。人类社会的生态系统，无论是全人类参与的全球生态(地球生物圈或生态圈层次)，还是部分人群参与的区域生态(城市生态、乡村生态、城乡复合生态层次)，都被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院士通称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或者被归纳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问题”之中了。

(二)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

社会生态的协同发展，自然是构成“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三大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自然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同步发展即协同发展了。显然，这里的社会生态协同发展，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其中包括社会生态的系统协同发展、社会生态的时间协同发展和社会生态的空间协同发展等诸方面的协调同步与统一运作。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平衡论

社会生态研究阐明，社会生态系统只有达到并维持其平衡状态即进入社会生态平衡时，该系统才能有效地实现协同发展。否则，协同发展就无异于纸上谈兵了。

(一)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平衡态

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大体保持均衡，从而维持着该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这个社会生态系统便达到了生态平衡的状态，亦即进入了社会生态平衡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旦由于物资、能源和信息的供给，所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根本满足不了全社会的需求时，该社会生态系统就进入到了供小于求这类社会生态的失衡状态;反之，当物能信息的供给所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远远超出了全社会的需求时，该社会生态系统便进入到了供过于求的另一类社会生态的失衡状态。德国功勋科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将一切“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获得新结构的系统”，统称为“自组织着的系统”。那么，何以并无外力作用，系统却能自我组织起来呢?这显然是因为“系统的各部分之间互相协作”，即各子系统之间“通力协作的结果”。社会生态系统就是这种“自组织着的系统”，它的各组成要素即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无需外力的作用，而是靠自身的“互相协作”或“协同工作”，就能够不断地自行产生即“自组织”起具有新的结构和功能的“社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不言而喻，这种人类社会生态平衡的系统状态，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平衡态。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平衡论

1．系统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在一定的时期内，它们的物资、能源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就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均衡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只有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统统都达到了生态平衡状态而不是生态失衡状态时，各个子系统之间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任一生态失衡的子系统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子系统一道协同发展的，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2．时间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在一定的时期内，其物资、能源和信息输入与输出，也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达到了生态平衡态而不是生态失衡态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以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方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生态失衡的某历史发展阶段，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历史发展阶段一起协同发展的，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3．空间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种空间拓展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其物资、能源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也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种空间拓展状态，都达到了生态平衡态而不是生态失衡态时，各空间拓展状态以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方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生态失衡的某空间拓展状态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空间拓展状态一起协同发展的，从而自然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三、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哲学

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问题，不仅和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念及自组织平衡态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社会生态的哲学思想息息相关: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经过升华，将会不断地丰富与深化社会生态哲学，而社会生态哲学对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则将发挥指导作用。

(一)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认识论

生态系人即身处生态系统中的人，它们和社会生态系统，分别成为社会生态研究的认识主体(研究者)和认识客体(研究对象)，并且构成了社会生态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正是这对认识论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协同运作或协同发展，才使得人类的社会生态认识，能够沿着社会生态实践社会生态认识再社会生态实践再社会生态认识的正确路线和方向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下去。不言而喻，社会生态认识论正是生态系人对于社会生态系统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必然结果，亦即生态系人与社会生态系统这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不断协同运作即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在向唯物主义认识论升华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生态认识论的指导。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辩证法

社会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并成为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生态系统还存在着各子系统之间协同运作的自组织矛盾运动，它成为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动力源泉。

1．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这样两种基本的辩证关系:前者是人天关系，后者是社会关系。然而，无论是人天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它们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达到并维持其和谐共存的相关性或相关度时，才是良性循环的最佳相关性或度，由此方能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正因为如此，社会生态系统对立统一的辩证相关性或度，便是其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否则，社会生态系统就根本不可能协同发展。

2．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动力源泉。由于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互相协作，进而产生出新结构和新功能的系统，不就是哈肯所发现的“那些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获得新结构的系统，即组织着的系统”吗?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相互协作即自我组织，也就是该系统“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正是这种内在“协作”即“自组织”的矛盾运动，成为了社会生态系统“一切运动和生命力根源”，自然也就成为该社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这一“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亦即动力源泉了。

(三)协同发展论与生态生产力论

第4篇

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它既是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又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经济观指导下，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观要求的崭新的经济体制。它的运行是要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转移到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3]348～349。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建立和完善能够体现生态价值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它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并会导致社会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要避免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对生态环境和公共性自然资源的破坏与浪费，就必须改变自然资源不能反映市场价格的制度安排，使生态产品具有相应的价格，以实现生态经济建设者的利益补偿。该制度的重点应该包括[5]11：一是建立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机制。目前，我国资源性产品（石油、天然气、水、土地、电力、煤炭）价格大多数由政府控制，整体价格偏低，没有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不但难以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起到节约使用资源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反而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的产品价格机制，本质上就是建立一个资源产品价格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成本的机制。这种价格机制要求尽快明确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政府补偿机制。通过完善资源价格体系结构，将资源自身的价值、开采成本、环境代价等均纳入资源价格体系，为资源有偿使用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加快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边界清晰、权能健全、流转顺畅的生态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产权界定及产权关系不明晰，容易导致因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破坏资源矿产；容易导致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产产权制度[6]。三是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受益者”付费；通过体制创新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通过机制创新激励投资者从事生态投资，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这一制度的实施，既离不开市场机制，又离不开政府的强制力和执行力。因此，必须按照责、权、利相统一、共建共享、政府引导与市场调控相结合和因地制宜积极创新的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推动区域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反映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又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一般性。我国的基本国情：生态环境严峻、资源匮乏、社会环境问题严重，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进入生态市场经济社会。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陆续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最近又提出实现中国梦。政府提倡的这些问题，正是我国当前最严峻从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努力朝着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迈进。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就是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生态凌驾于经济之上，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有时可能比为我们提供的产品更有价值。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生态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经济形态。这种新经济形态的运行过程能够保证：坚决反对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谋求发展；坚决反对以牺牲当前的发展去危害长远的发展；坚决反对用局部的发展去损害整体的发展；坚决反对用自身的发展去剥夺他人的发展。在新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下，能够实现人类自身价值和自然界价值的统一，当代人的发展权和后代人发展权的统一；能够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7]。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把物质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而且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不仅要把经济系统中的全部经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而且要把生态系统中某些自然生态生产与再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党的十总部署，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样，我们要建构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孤立地建立在经济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经济体制；而必须是建立在能够使“五大建设”协调发展的经济体制，强调“五大建设”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

2建立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制度是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共同构成的。生态经济制度建设必须遵循生态学原理，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工业文明的发展目标是单纯追求GDP，用消灭生态价值来创造经济价值，在获得最大量经济效益的同时，毁灭了巨大的生态价值。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始终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达到尽可能地更多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产品的目的。人们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目标，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造成了当今巨大的生态危机，更谈不上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伴随着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人类要摆脱这场生态危机，呼唤一场文明形态的全面变革。这场变革就是生态文明的转型，以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生态环境问题日益重视。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开始对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政府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1983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我们党开始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要求，并提出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生态文明战略地位的提升，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不断深入，建设生态文明自觉性在不断增强。同时，党的十报告还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崭新概念，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时代的高度。站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样一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知道，生态文明新时代应该具有以下本质特征：（1）生态时代不仅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且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两种发展关系是相互依赖、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2）生态时代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社会的社会关系，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3）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自然属性，人与人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社会属性。这两种属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生态时代的本质，这两种属性的协调发展，形成了生态时代的自然史和人类史，并推动生态文明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因此，生态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移到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使人、社会与自然重新成为有机统一体，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8]。在生态文明的新时代里，我们要以“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目标。要想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更蓝的天、更绿的地、更青的山、更净的水，我们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党的十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坚持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政策和根本方针，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生态经济是一种与地球的生态系统保持和谐关系的经济，是人们在为实现自身利益努力的同时，将更加关注生态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生态市场经济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相结合的经济，能够正确反映生态系统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和全部成本，能够有效地克服传统市场经济发展中不顾社会成本、环境代价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缺点，使发展经济、保护环境、优化生态辩证统一起来并实现三者协调发展。因此，贯彻和落实“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和生态经济优先发展的根本方针，其实质就是经济社会活动全过程的生态化变革，其目的就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整合过程[5]11。

3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

第5篇

川北河是发源于昌平区东北山麓的山区河道，起点是望宝川村，位于北纬40°19′55″，东经116°18′01″，终点是北庄村，位于北纬40°21′51″，东经116°20′58″(图1)。主河道全长约12km，主河槽宽10~50m，流域面积约45km2，河流上游建有南峡水库。川北河流域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平均水面蒸发量为1245mm，无霜期170~200天，平均降水量为616.2mm，年降水量80%集中在7—9月，径流系数为0.3。川北河流域内第四纪地层中存在一层地下水，其类型为潜水，水位埋深随基岩起伏而变化，含水层岩性为卵砾石，川北河流域地形西高、东北低，故水力梯度由西向东逐渐降低。川北河生态环境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河床、水源缺乏、湿地退化、植被稀少、生物多样性缺失，生态系统破坏严重。

2川北河生态设计目标

川北河生态设计目标是改善生态环境和健全生态功能。具体而言就是在恢复川北河水文特征的前提下，根据水源条件拦蓄雨洪，建设由水系、护坡、滩地、水生动植物、陆生植物及微生物等构成的完整的河流生态系统，增强河流自净能力，涵养水源，恢复河流的生态功能(图2)。

3川北河生态设计

3.1水系空间格局设计1)川北河基本空间形态确定。河道平面布置与河道绿线的划定：河道设计中心线与原河道中心线一致，根据两岸地形地势确定所需行洪宽度，不占用岸边农业规划用地，河道绿线划定范围是河道边坡及巡河路路肩。川北河从南峡水库至治理终点上下游高差是125.14m，河道纵坡平均比降(单位距离的落差)为0.016，本次治理按照沿岸高程与河道高程的变化取河道纵坡，原河底纵坡不变。河道行洪横断面已经按10年一遇洪水要求整治(图3)，目前需要清理河道障碍物和修复护坡，治理后将达到河道行洪横断面设计的流量标准(表1)。2)重构河床微地形设计。天然河床由水流长期塑造形成，在横、纵、垂三维空间上有着其特有的深槽、浅滩、江心洲、水湾等多种形态。川北河水系空间设计根据河床演变规律，结合河道地势，通过清淤和疏挖等造型措施调整，在深坑处形成深槽与水坑地形，在非主流区形成水湾地形，在宽阔水域形成江心洲，在窄槽处形成水浅流急的浅滩急流。在此基础上，结合水位变化情况及水生动植物适水深度生物习性，配置适于深水区生长的沉水植物、适于浅水区和滨水区生长的挺水植物以及适于陆地生长的湿生植物。在深槽和水坑内设置利于生物栖息与繁衍的多孔隙石岛。通过河床上中下游、点线面、表中底立体空间的综合塑造，形成自然河床形态的多样性(图4)。3)子槽水系设计。形成较为连续和稳定的水系空间是川北河生态系统恢复的重要基础，因此对贫乏的水资源要高效利用。具体来说是在满足生态功能需要的前提下，将水体空间塑造成狭长的子槽水系(图5)，减少水系面积，以减少河水的蒸发量与渗漏量，节约水资源。设计方法是在河床中间位置疏挖子槽(图6)，要求子槽中间位置深度60~100cm，宽度5~10m，形成具有一定深度和宽度的过水断面。子槽的水位和流量会根据不同季节时水源的情况而变化，川北河中下游子槽水系在雨季的丰水期能形成较为连续的水系；在冬、秋季节的枯水期，子槽水系主要水源为渗入河道的山泉、蓄水坝拦蓄雨洪和南峡水库来水，中下游子槽水面变窄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较为连续的水系，流量也相应变小，如辛庄村段河道流量约0.1m3/s，北庄村段河道流量约0.2m3/s。4)开敞水空间设计。为形成较大水面，在北庄村、黑山寨村、延寿寺及辛庄村4处开阔河段，通过开挖河道与砌筑蓄水坝来拦蓄雨洪及涵养水源(图7)。根据河流地形和水资源情况设置12座蓄水坝。蓄水坝高度约1m，坝体驼峰型，结构上采用不透水浆砌石墙和河石堆坡，由木桩固定散堆河石。为不影响川北河防洪断面，蓄水坝不高于河底设计高程。5)拟自然防渗。为节约水资源，在子槽河底及常水位以下部位采取必要的拟自然防渗措施。拟自然防渗采用有微渗功能的膨润土防水毯材料，与PE膜等其他防水材料相比，对河流生态系统与地下的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影响相对较小。拟自然防渗面积是15000m2。为确保汛期雨水和上游来水迅速下渗，补充地下水，在非重点区域不作减渗处理，不进行补水，以减少水量消耗。6)水量设计。因为长期干旱和上游水库的截流，川北河上游河段已干涸多年，为解决子槽所需用水量，采用南峡水库库区水和雨水为主要水源。本段河流环境用水量主要包括补水量和换水量，换水的目的是使水流动，防止水体富营养化。由于北京市干旱缺水，本段河流用水仅考虑补水量。川北河沿岸支流较多，雨季有大量雨水补充河道水源，年平均径流量约为831万m3，南峡水库总库容21.5万m3。随着灌区内节水灌溉技术的逐步实施，农业灌溉用水量会进一步减少，为本段河流提供环境用水创造了有利条件，南峡水库预计给本段河流提供环境用水量每年15万m3。

3.2生态护岸设计为恢复河岸的综合功能，需要将河岸抗冲能力和生态系统重构进行有机融合。具体来说是结合自然条件，保护具有防洪功能的天然岩体岸坡；以适当修整方式利用自然边坡；对不同的河岸形态下的乱坡构建对应的生态护岸模式。生态护岸范围从南峡水库至北庄段，总长度约15km。采用的主要护岸形式如下。1)植被护岸。在岸坡缓、水流慢处采用草地和灌木护岸，这种自然舒缓的边坡是理想的亲水空间。2)驳石生态护岸。采用自然石砌筑护岸，以植物点缀，具体方法是在卵石缝隙中种植垂柳等植物，以河卵石和芦苇等水生植物点缀坡脚，这一做法既能稳定河床，又能改善生态环境。

3.3湿地恢复与保护设计1)湿地设计。川北河湿地面积约5万m2，主要分布在河流开阔处的北庄村、黑山寨村、延寿寺及辛庄村等地段。在河流内通过开挖子槽和涵养水源等措施构成湿地水系，引进多种湿地生物，以此形成河流湿地生态系统的基本架构。由于湿地存在水面狭小和水深不足的问题，导致水生动物稀少和食物链简单，需要从上游南峡水库挖取适量底泥以培育底栖动物，如长三肢轮虫、枝角类、环棱螺等；引进鱼类等大型水生动物，如中华鳑鮍、高体鳑鮍、彩石鲋、小似鲴、无须矞、赤眼鳟、鳙、罗非等；引进水生动物约8万尾。2)湿地水质净化设计。在川北河外的生活污水通过污水管网收集处理后在进入河流内部之前，先通过入河口处沙子和碎石组成的过滤床排除杂质，再经过湿地内水生植物群落吸收和降解N、P等污染物质，以及利用昆虫、鸟类、鱼类取食微生物等浮游生物，使污水和污染物消除率达到60%～70%，净化后的水体最后流入川北河水域内。

3.4生态公益林设计1)河岸防护林带设计。防护林带改造有利于川北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和洪涝灾害预防。在暴雨和洪水发生过程中，河流林地能够大量地蓄积水源，避免水资源的浪费；提高岸坡抗冲刷能力，减少水土流失；也减少了下游洪水的威胁。另一方面，防护林带改造为川北河水、陆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是野生动物迁徙的重要廊道。防护林带分布在黑山寨村(林带长约1300m，宽约20m)、辛庄村(林带长约1000m，宽约20m)、北庄村(林带长约1200m，宽约20m)等川北河两岸的村庄和主要交通路附近。在改造过程中，要统筹考虑因水位变化而产生的生态环境、景观及污染防治等问题。2)上游水土涵养林设计。水土涵养林位于川北河主要支流分水岭沟和川北河的汇合口(图2-1)，分水岭沟东部是怀九路和上黑路的交叉口，是十三陵景区进入川北河沟域主要通道，是主要的景观廊道之一。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此汇合口是川北河上游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目前该区域植被稀少、土地、水土流失严重，急需通过建设水土涵养林完善调节流量、减少洪害及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具体措施是种植油松、桧柏、国槐、黄栌、山桃、银杏等植物形成面积约3.5万m2的大片自然林地。

3.5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设计

3.5.1营造多样化生物群落根据川北河的土壤、气候、水源、植被及地域结构等自然条件，培育滨水区的水陆复合生物群落。具体来说，首先是在河岸水际带及堤内地带形成生态关系完善的生物群落；其次是结合各区域不同自然环境，营造特色鲜明的生物群落，例如水生生物群落、陆生生物群落等。

3.5.2保护和利用乡土物种保护和利用乡土物种是生物多样性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首先乡土物种适宜当地生长，其管理和维护成本低；其次，乡土物种消失是当今急需解决的全球生态问题之一。因此要坚持适地适树的原则，培育和利用本地的植物，引进本地区水生动物及鸟类等。1)植物多样性设计。多种类植物引进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形成。目前河流两岸仅有杨树、柳树、苹果树、梨树等少数植物。为丰富林相，选种白蜡、油松、国槐、七叶树、黄栌、迎春、黄刺玫及连翘等多种乡土植物，营造乔灌木及地被的多层次植物立体空间体系。在河流生境改善基础上，引入芦苇、菖蒲、香蒲、睡莲、千屈菜、荷花、野慈菇、水葱、雨久花、鸭舌草等水生植物。2)引鸟设计。引鸟设计是根据鸟类的繁殖、度夏、捕食与栖息等活动规律制定实施措施。由于鸟类的飞翔需要一定起落空间，因此选择延寿寺下开阔的河面为引鸟区，营造开敞的水面，在西侧河岸减少高大乔木，为鸟类提供飞翔降落的净空；在水体内营造湿地、沼泽、岛屿等不同环境类型的栖息地；根据鸟类在自然条件下的捕食要求，在人迹稀少的东侧河岸营造林地、灌丛、草滩、浅滩等多种生境以吸引鸟类需要取食的昆虫，种植大面积的蜜源植物和鸟嗜植物为鸟类提供食物果源；为减少人类过度干扰，观鸟区与引鸟区之间利用水面和树林隔离，游人所在观鸟区与引鸟区直线距离大于20m。满足鸟类不同要求。引鸟区面积约8000m2(图2-2)。3)水生动物多样性设计。为丰富水生动物种类，从上游的南峡水库引进无齿蚌、中华米虾、鳖、龟、鲢等底栖类、食草类及捕食类的多种水生动物，约5万尾。

4结论与展望

第6篇

论文关键词：福斯特;发展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

论文摘要：福斯特的生态学是当代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分支。他在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生态学分析的过程中所阐明的发展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都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这些宝贵思想，对于当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多方面的启示。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学理论家，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和《脆弱的星球》等几部著作中，通过阐释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生态相悖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走出生态危机的制度替换之路，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生态学理论。福斯特的生态学不仅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而且他对当代生态问题所做的多维度揭示，对于当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发展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选择

福斯特认为，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条件和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怎样保持发展与环境的协调一致?不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我们目前的社会形态就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积累制度，“过去，这种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不会自动解决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通过采取诸如消灭城乡之间敌对分工、注重人口的合理布局、实现工农业的有机结合、实现土地营养物质的恢复和改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等具体措施，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工业方法合理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始终是和他对生态可持续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

福斯特的发展观，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就在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确立科学的发展模式，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第一，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是从环境与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与模式，它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就是经济的健康发展应该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战略向人类提出了一条新的发展原则:经济的发展既要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又不能超出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既要给现时的经济发展提供环境支撑，又要给后续发展留有空间，同时还要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条件。这就要协调好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关系、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经济系统与生存系统的关系、人化自然与原生自然的关系。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考虑，应该着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发展过程后，按照生态规律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物质、能量代谢过程有机融合的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经济运行模式。首先，循环经济仿照自然界物质代谢、循环、共生等规律，在经济发展中也形成类似自然界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者之间的有机匹配，改变了“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组织成了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资源利用最大化、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而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发展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矛盾。其次，传统经济运行由基础设施、机器、工厂等加工资本，劳动、智力等人力资本和现金、投资和货币等金融资本三大部分构成。循环经济将资源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作为第四种资本加人经济运行。这种生态资本内部化改变了传统经济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改变了企业节约资源与污染防治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的目的。

第三，对传统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目前，我国已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经济结构已很难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这一潮流，对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大调整，在坚持继续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同时，要着力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构成，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内部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以前高投人、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第四，建立科学的GDP核算体系。过去多年我国通行的做法，是把GDP和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发展的最重要指标甚至唯一指标。尽管这些指标不可或缺，但GDP总量或人均GDP并不能准确反映发展的社会成本，不能准确衡量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准确衡量效益、效率和实际的国民财富，尤其不能对是否实现了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它还助长了一些地区和部门为追求过高的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地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陷人了“拼资源求发展”、“有增长无发展”、“有发展无幸福”的困境。因此，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势在必行。

二、生态价值观与中国现代价值观的探寻

福斯特生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在于，他强调，必须认识到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并且努力保护它。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我们不能避免改造自然，因为我们就工作并生活其中。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以可持续的方法改造自然，制定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理性规则。”

然而，在福斯特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本身、自然和社会关系却出现异化，其集中表现在人与自然间的剧烈的不和谐以及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造成自然本身异化、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及产品远距离贸易是其直接原因;第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是其根本原因。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本身异化、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是必然的。

福斯特积极倡导自然的社会化，极力反对自然的私有化。在他看来，目前最应该受到批评的就是所谓自然的私有化。“今天全球经济正逐渐将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东西—水、森林、植物种，甚至大气本身—变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私人商品。这种自然的私有化趋势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并且激化了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特有的那种环境问题。”自然的社会化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认为，“自然越是被置于人民的保护之下—一般来说，这种保护是通过决定可持续规则的民主过程进行的—情况就会越好。如果我们把自然交给了资本，那么我们就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可持续性这个集体目标的各种形式的私人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私人利益集团，人口中的大多数在反对拥有和控制大量社会资源的强大的少数人意愿的时候，就会丧失保护自然和自己的能力。相反，如果我们把一些事物置于公众领域，我们就会把这些事情置于一种可以运用民主原则的政治控制之下。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社会化代表一种民主的和反资本主义的策略，一种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策略。

福斯特强调，在生态问题上必须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在他看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在生物圈中的存在的、真实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并无裨益。这种观点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而这种观念正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

透过福斯特的生态价值观，给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最深刻的启示就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实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必须确立起一种全新的生态价值观，以此指导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建立全民生态文明观。生态价值观的确立，离不开正确生态文明观的引领。生态文明观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和谐相处的统一体。为此，应该在全社会倡导生态文明观，进而使人们达成以下共识:一是，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之子。自然孕育、哺育了人类，使人类得以产生和发展。二是，发展使人类变得不断强大，强大又使人类自我意识膨胀，使自然之子自以为是自然的主人，没有限制地向自然索取，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进而引发生态恶化。三是，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人类不仅要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更要爱护自然、尊重自然，既要考虑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其它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类和自然要协调发展。四是，建立全新的生态文明观念，不仅科学家要高度重视，而且政治家、企业家及全体公民都要高度重视，站在自然之子的角度，人类应当约束自己，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关注自然的存在价值。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第二，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衣食住行及精神需求，即为了消费。然而资源的有限性与消费需求无限扩大，构成了一对矛盾。因此，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倡导正确的消费观，以引导人们合理消费，任重道远。具体来说，可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倡导适度消费，崇尚节俭生活。适度消费就是对环境友好的合理消费，它要求我们以获得基本需要的满足为标准，而不是鼓励对物质资源的无止境占有。无节制的高消费是一种脱离现实生存环境与合理需求的消费方式，它以享乐、挥霍为特征，使人们对物质与能量的消耗最终增加到自然界无法承受的程度，既有害于自然生态，也有损于健康。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倡导适度消费，反对一切挥霍性、奢华性、铺张性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二是，积极参与“绿色消费”，这应该成为实践消费道德的一种新境界。在消费过程中，我们应当自觉抵制对生态环境有消极影响的物质产品和消费行为，主动购买对环境友好、对健康无害的绿色产品，用正确的消费导向引导生产经营者向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向转变。

第三，健全生态法律制度。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标志，而且是生态价值观确立的刚性制度约束，其作用在于用刚性制度约束人类的生态不文明行为，惩罚破坏生态文明的行为。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的现况来看，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如下制度:一是建立清晰的生态产权制度。在自然特征上，生态的天然属性决定了生态资产的公有性，任何个人和企业都无法有效行使生态产权，只有国家政府有权代表社会来行使。但在现实中，国家产权得不到很好地实施和贯彻。在生态产权不清的情况下，生态资源的社会再生产与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割裂的，生态价值没有通过一般的商品价值的实现而得到足量的实现，结果导致少部分人对生态资源开发的获益是建立在多数人环境损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损失就是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因此，国家对生态资产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就必须建立一整套包括生态产权界定、配置、流转、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二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价值的实现，仅靠明晰产权、生态定价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一些财政制度的安排，达到功能维护的目的。生态补偿制就是实现生态资源生态价值有偿制度的财政手段之一，是生态受益者在合法利用生态资源的过程中，对生态资源所有人或为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的相应费用。生态补偿须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原则，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应承担环境外部成本，履行生态环境恢复责任，赔偿相关损失，支付占用环境容量的费用;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有责任向生态保护者支付适当的补偿费用。三是严格落实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尤其是刑事责任的追究制度，加大对违法超标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

三、生态伦理观与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

福斯特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态问题上还存在不道德行为。任何一种破坏环境并使未来几代人在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上更为贫困的制度，就是一种高级不道德。“人类不拥有地球，我们只是使用地球。必须为未来几代人保护好地球，维护它的完整。我认为，这是关系到所有可持续性问题的基本道德原则。”

在福斯特看来，要解决这种在生态问题上的不道德行为，第一，需要进行一次“道德革命”，即一次不仅针对个体消费者、政治家以及首席执行官们的不负责任的行动和决定，而且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高级不道德”的革命。通过这样一次革命，以取代我们目前对待环境的不道德或至少是非道德的做法。第二，建立一种新的生态道德。福斯特指出，自15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以来，以“支配自然”为核心的价值观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提倡保护环境被看作是对人们自由权利的限制。这种道德价值观在当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支持下，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的关系模式，并最终一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福斯特强调，通过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生态道德，可以引导我们重新学习在地球上如何居住，最终把自然看作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至于这种新的道德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在福斯特看来就是“绿色思维”。由此可见，在福斯特看来，社会变革和建立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是缺一不可的。当然，在福斯特看来，我们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并非社会道德的关键，关键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体制。

福斯特的生态伦理观，给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最现实的借鉴意义就在于，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进行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重视生态伦理的培育和倡导。要实现这一目标，可抓住以下主要环节。

第一，培育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就目前来看，最迫切的就是，我们在认同自然界自身存在其内在价值的同时，必须承认代际价值的存在。既然我们承认自然存在着内在的价值，那么，人类后代也具有自身的价值就不能予以否认。应该看到，人类后代的权利就是当代人生命和精神的延伸和延续，承认和尊重当代人的权利，就必须承认和尊重后代人的权利;反过来，承认后代人的权利，就是对当代人权利的承认和尊重。在代际价值的理解上，应该明确两点:一是权利和义务的非对等性，承认后代人享有权利并不意味着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义务，正如我们承认自然的权利而很难要求动物、植物等对人类承担义务一样;二是由于后代人尚未出场，因此其权利的行使并非一个现实的存在，而是一种观念的存在，存在于当代人的“观念”中，因此，后代人的权利必须由当代人来，由当代人按照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

第7篇

按照一般的界定，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狭义的角度讲，生态文明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形态。然而，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形态的超越，在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物质文明，将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自身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逐步形成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生态文明下的精神文明，更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转移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关注；生态文明下的政治文明，尊重利益和需求多元化，注重平衡各种关系，避免由于资源分配不公、人或人群的斗争以及权力的滥用而造成对生态的破坏。因此，与其说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对应的文明形态，不如说，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超越，是一种建立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人们的消费行为、生产行为以及社会的分配格局都将沿着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轨迹运行。因而，笔者把生态文明界定为上述广义的生态文明定义。

然而，生态文明的提出本身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种种的不和谐。

第一，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看。生态理性是和经济理性相对应，而且，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理性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传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人们要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产生了劳动异化、资本异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覆盖着利益面纱的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消除这一类型的社会公平隐患。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然而，在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环境公平问题如何得以根本解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而，生态文明本质是和谐，构建生态文明必须从和谐的角度人手，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或制度重建消除各种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音符。

二、市民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

理论界认为，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存在的问题是在社会领域之中，并认为，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无法有效运行。另有学者更是认为，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进而推动社会领域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对于市民社会的理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界定。比如，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从私人活动这一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概念，“既是一个实体性范畴，又是一个理念性范畴”，“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与其文化特征是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过程以及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结合体系”。市民社会是解决传统社会结构下矛盾的重要途径，“根本出路在于公共领域挣脱商业化和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复生”。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但从总体上看，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是以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充分尊重并且加以法律上的严格保护为基础的。这是市民社会特有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第二，维系市民社会的，既不是横向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纵向的行政命令关系，而是在平等自治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契约关系。第三，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以尊重和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第四，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第五，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社会成员的意见，在公共空间交换彼此意见，并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形成过程。

三、市民社会对生态文明可能的贡献

如果生态学所说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是同一个概念，那么，在生态学者看来，市民社会不可能对生态文明作出贡献。问题是，当我们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生态文明的贡献者却会由现代公民社会创造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利益的协调。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因而，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促进并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是其存在并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人们在追求的自身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与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矛盾。因而，生态文明在物质利益关系上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一个发育充分的市民社会，通过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为人们创造财富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奠定基础；同时，通过产权的界定，确立资源、自然环境的保护边界，通过公共空间与政府的合理互动，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而，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比如，排污收费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只要我们知道污染带来的边际社会成本和企业本身的边际收益，就可以确定排污收费标准，但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是因为信息的问题，在确定边际社会成本时出现困难；其次是污染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不可能靠政府的简单规制就可以解决。在市民社会框架下，相关利益群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结成合法的团体，这些团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搜集相关资料，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依据，在维护自身利益(比如环保要求，避免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等)的同时节约了政府政策制定的成本。

第二，精神和谐的缔造。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缔造精神和谐，市民社会通过其文化领域的作用保证人们认知自然的同时实现人们生活的非物质化。“作为文化生活的领域，市民社会拥有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区别的阐发生活意义的符号体系。”作为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是一种自主、自愿、全面发展的生活领域和关系结构，是人们普遍交往活动的空间，它渗透于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市民社会伦理精神能够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

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是否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除了满足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以外，还创造了人们的道德生活世界，为人们提供广泛的公共生活空间。人们通过社团的和传媒的沟通不仅满足了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内在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个体也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心灵秩序的内在紧张，导致浮躁的心态，人格的分裂以及精神家园的丧失，市民社会特有的公共精神能够培育人们的开放意识、交互主体的人格，以及宽容的精神和理性的价值取向。“当市民社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合理有效的环境时，同时也就消解了因生产和权力之争给人们造成的压抑和紧张。”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中，人们可以自主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平等地辩论、理性地宣泄，有效地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营造人们和谐的心灵和精神秩序，从而实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利益平衡的构建。市场的作用导致了利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单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不同的利益都要有合适的利益表达途径，否则，便会形成政治上的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危及生态文明。成熟和健康的市民社会会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首先，市民社会是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社会，法治是市民社会伦理精神的现实表现。法治强调的是人民，个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与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国家也必须服从法律。马克思曾经断言，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及其社会化，构成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客观和现实的体现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在市民社会中，法律及其制度是人的需要及其行为的普遍形式，也是社会秩序的客观的和外在的表现，伦理精神必须透过法律和制度，透过法律和制度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才能获得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合理性。”其次，市民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个体伦理精神和权利伦理精神的充分展开总是以社会的开放性为必要条件，开放性表现为非权威化，非权威化则意味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一种要求权利和义务对等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否定一切形式的特权，强调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充满道义关切的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

四、结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一种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构过程，是协调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是以生态环境优化与发展为目的、促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生态文明的构建过程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性的重新认识过程，也是逐步推进人类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构建生态文明新社会不应单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手，不应仅仅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而应从整个社会结构和人类发展的角度思考才可以看到生态文明的和谐本质。市民社会与广义的生态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民社会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这样的高级文明形态提供了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新社会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从构建市民社会人手，构造和谐社会。

奥康纳把生态学看作是从生态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及未来社会特征的新理论，把生态社会主义看作是新的社会历史实践，即奥康纳本人倾向于赋予“生态学”以理论性质，而赋予“生态社会主义”以实践性质。当然，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分析还是有差别的，马克思更侧重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意义。笔者认为，生态文明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它是一种和谐的理念，要关注整个生态系统内部的所有关系。因而，构建生态文明，不能忽视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问题。

第8篇

（一）教育双主体文化生态关系失衡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主义核心正能量的流动过程，能量的传播主要在教师与学生和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但是受限于传统教学方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突出自己的主体地位，形成了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天然鸿沟，切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量传递途径，教、学两个主体的分离导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分离，最终导致了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面理解很透彻，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我行我素的问题现象。

（二）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失衡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大学生的思想多元性是极强的，学生普遍表现出较强的新知识接受能力和新观念领悟能力，而当前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还延续着过去的教育方法。以单纯理论的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这种单一、枯燥的教学方式必然不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接受能力需求，导致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对学生失去吸引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来源于实践的科学价值观念，其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活动中，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应该与教学方法的实践性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教育效果，而现实状况是，教学内容与教育方法实践性的失衡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质量。

二、文化生态学视阈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一）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激活文化生态定位

教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的主导，主导的文化生态定位就注定教师不能够将课堂建立成“一言堂”，相反应该放低姿态，以平等的姿态对面对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更加“平民化”的诠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述过程中应该找准自己引导者的定位，更加注意学生的文化生态需求，从学生价值观的实际切入，以满足学生对价值观的需求为目标，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单纯的理论转化为有血有肉的价值体系，结合到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当中去，满足大学生对价值观念的需求，才能真正保证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二）学生发挥主体作用，找到自己的文化生态位置

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其自身的文化生态定位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单纯的教育活动来看，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而在于学生接受了多少。所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率和质量的提升重点还在于学生的文化生态位置确定，学生不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当成是普通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应该结合自己在学习生活中的价值观需求实际，认识到自己在价值观问题上缺陷，体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是对自己价值观体系进行完善的最佳机遇，进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过程中充分的结合实际需求、实际状况和特殊事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更加深层次的体会和领悟。

（三）建立文化生态型的师生关系

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最为核心的关系就是师生关系，传统教育理念指导下，学生与教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最终导致教师难做、学生难当的现象。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文化生态型的师生关系，教师要在激发和培育情感上下功夫,使情感升华成为意志,实现意志转化为行为习惯的完美过渡,不断增强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

三、结论

第9篇

关键词：建筑设计环境艺术关系

一、建筑设计

人是环境的人，环境是人的环境，形式是人和环境所需要的形式。人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主宰了设计的全过程，这就是建筑设计。长久以来一直困惑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到底是人主宰环境还是环境影响了人?其实人在空间之中，人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表现为刺激和效应，效应必须满足人的需要。需要反映为人在刺激后的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和活动空间状态的推移，也就是人的行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建筑设计是解决室内空间的使用、美观的要求，同时在外部形体上，具有一定特性风格的前提下与周围环境、城市文脉及城市控制性规划相协调的结果。一个全新的观念进入了建筑师的思想和他的人民生活之中。此后，建筑逐渐成为空间的，被认为是一连串相互联系的空间。而何以为空间呢?空间的概念到底是什么?著名建筑学者冯纪忠教授在讲课中提出过———建筑是空间，并生动的拿茶壶作比较，壶身是大空间，壶嘴是小空间。空间一词用于建筑是近百年的事情，后来对城市进行设计，空间便移植入城市中，成为城市空间……一直以来，建筑物被西方人看作实体，被看作塑造的主体，建筑师们如同雕塑雕像一样极力刻画着建筑物本身。上世纪末，建筑界发生了一场革命，人们看见了原先看不见的“空间”，建筑师们先前的理念殿堂轰然倒塌了，似乎一切都“黑白颠倒”过来。中国人一直以来就不曾把建筑单体当作主体来刻画。中国建筑工匠的注意力一直在建筑群体上，李允铢曾在《华夏意匠》中讲到：“中国的建筑是在平面上展开的”，中国建筑工匠考虑的是建筑与建筑之间的“院落”。中国古代建筑，以“院”为中心组织单座建筑，“院”被称为一个基本的组织单元，若干院落组成建筑群，所谓“无院不成群”，而院与院的空间感受是绝不相同的，从而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建筑空间效果。西方建筑师则更多的注重了建筑物单体本身，很大精力花在建筑单体的形体塑造上。因此，西方建筑的形体要比中国古代建筑形体复杂得多。另一方面，在城市空间设计上，中国是城市较早的，中国很早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筑与建筑之间上了。西方建筑师这样教授我们什么是空间：这是一种图底关系。把房子当作实体，周围环境作底，我们只看得见房子；如果把房子当作底，房子周围的形状就出现了，这便是空间。

二、生态环境艺术

建筑设计中除了建筑本身优美动人的造型外，其配套设施也是衡量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城市绿地系统是城市中唯一有生命的基础设施，在保持城市生态平衡、改善城市面貌方面，具有其他设施不可替代的功效。是我们创造生态环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依托条件。只有搞好城市绿化，创造优美、清新、健康、舒适的人居环境才能更好的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目前全球环保人士呼吁保护好我们的家园，地球是我们唯一家。作为设计师尤其是建筑设计师，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创造宜人的生活空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三、建筑设计与环境艺术的关系

建筑仅仅是环境的一个部分，建筑美从整体上说是服从于周围环境的。“建筑”作为稳定的不可移动的具体形象，总是要借助于周围环境恰当而和谐的布局才能获得完美的造型表现。绿色植物的季节性变化和易修剪的特点使其在营造建筑外部空间环境中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独特的地域景观建筑的外部空间环境不仅同建筑形象有关，而且同建筑室外绿化景观密切相关，空间环境的特定性是建筑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重要特征。生长环境和民族文化喜好的不同使各地域的自然植物景观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而建筑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结合，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且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景观。虽然现代资讯共享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审美取向的日渐趋同，使建筑风格的同化现象不可避免，但迥异的建筑室内外绿化景观却为城市面貌带来迥然不同的人文视觉景观，这种不易消融的特点使其成为一幢建筑或一座城市最不易磨灭的印记。从城市区域规划出发设想建筑与大环境的结合：建筑的整体轮廓上，与周围的现有建筑呼应，立面上虚实对比、色彩处理与环境格调相协调，流线上，符合环境的肌理；从人的感觉出发想象建筑局部小环境的处理：通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塑造空间，“环境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环境问题是一个复合而复杂的问题，环境问题的可变性也就决定了“环境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认为自然界“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存在和生命的延续都依赖于自然界所馈赠的给养；同时，自然界也只有被纳入到人的生活轨迹中，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要素。人类的建筑活动作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创造性劳动，毫无疑问具有明显的实用功利目的，但同时又必须兼具审美意识和精神情趣。而地面绿色植物系统作为功能最复杂、结构最庞大的生态系统之一。一直同建筑有着最为广泛的联系。

四、节能生态型建筑的塑造

“生态建筑”不仅仅是指绿色植物的应用，单纯的颜色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环保材料的应用、环保的施工。在各种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为了我们能有个健康的生活环境，设计师义不容辞。建筑是能源消耗的主要领域，人类对于建筑的需求经历了从遮掩一舒适一健康一绿色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是低能耗甚至零能耗阶段，第二、三阶段是高能耗阶段，第四阶段即现在所讲的生态建筑是高能量效率、大量利用可再生资源，突出强调能源节约和建筑材料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避免和减少建筑过程中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损害。目前中国建筑业物质消耗占全部物质消耗总量的15％左右，建筑能耗约占全部能耗的28％，建材生产，建筑活动造成的污染约占全部污染的34％。因此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推进建筑节能，对于解决中国能源问题，改善环境有着重要意义。同时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住房需求的增加，中国建筑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预计2020年全国房屋建筑面积达690亿m2，推进建筑节能的任务将是十分艰巨的。我国生态建筑的发展，应该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体现绿色平衡理念，充分展示人文与建筑、环境与科技的和谐统一，实现建筑的选址规划合理、资源利用高效循环、节能措施总和有效、建筑环境健康舒适、功能灵活多样的目标。

第10篇

［关键词］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建设也开始向生态化、智慧化的方向发展。在世界各地建设智慧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智慧城市不仅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能提高经济的发展，也能更好的改善目前城市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所以，我国建设智慧生态城市更加注重的是环保问题，并以此建立新时代的智慧生态城市。

1建立智慧生态城市的准则

智慧生态城市是集智慧城市、生态城市、绿色城市、数字城市、园林城市等特点为一体，从而达到一种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社会状态。所以智慧生态城市的建立要有一定的准则。

1．1符合公共利益

建立智慧城市就需要满足公共利益，关于个体的需求、人与人之间需求、个体与外部之间的联系等都进行相互的协调，这样才能更好的改善城市环境。公共利益主要是指通过协调资源，来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体现最大限度的公共利益，同时也要实现人和城市之间的和谐，达到人文、科技产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1．2提高自律

想要保护城市的生态问题，主要还是靠行为的自觉性。在建设智慧生态城市中，要发挥自觉维护的优势，对行为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方式进行有效控制，对城市的人口、居民的生活状况等进行合理控制，这样才能实现智慧城市的自律性，从而实现智慧生态城市的建设。我们可以通过道德思想对个体行为进行规范，提高人们的自律性，从而实现城市和人的和谐共处。

1．3符合智慧生态

智慧生态城市就是要体现智慧和生态的建设，通过生态思想和智慧理论，实现关于人们的地理、人文、气候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对生态城市进行合理布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存在。智慧生态城市体现在城市的持续发展方面，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提供更好的环境，从而实现城市服务的效率和优势的最大化。

2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的分析

2．1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的理论分析

在2012年的时候，我国建立了首批智慧城市试点，根据这些试点的城市建设情况，可以看出智慧生态城市的建设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建立智慧城市需要实现全方面的智能化管理，比如:城市服务、环保、交通、工商业活动、公共安全等方面实现智能反应。只有这样，智慧城市的建立才能更好的存进经济的发展，从而改善城市中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等情况。建立智慧城市同时也需要合理的配置城市的资源，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实现城市发展模式的改进。目前我国已经有将近200多个城市开始进行“生态城市”的建设，主要面对的问题还是传统城市存在的问题，各种污染现象和交通资源等问题的破坏。建立智慧生态城市就是要实现信息化，将农业的发展、工业化技术、信息技术有效的结合，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从而解决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随着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对健康问题的重视等，建立智慧生态城市已经成为必然，同时结合现代信息化技术，从而提高城市的智能作用。利用现代科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改变城市的功能和发展面貌，提高城市的便捷性、高效性、宜居性等。

2．2智慧产业建立分析

实现智慧生态城市的建设，提高智慧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根据生态理念和信息技术相结合，发展创新性的产业模式，减少工业化发展制造的环境污染。可以通过智慧产业链的建设，融合生态产业发展的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比如:根据电子商务平台，建立城乡经济产业发展模式;加强清洁技术的研发，减少工业污染;发展高新技术型的产业，实现高的附加值等。

2．3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

城市是人们生活的家园，建设智慧生态城市当然也要以人为本。首先在建设生态城市时，要充分融入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整体提升智慧城市的建设。其次就是合理规划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经济、文化、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再则，就是加强资源的利用和控制，减少各种资源的浪费，发展循环经济，从而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以人为本、绿色环保的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的生态文明。

3积极应对政策

为了保证城市规划建设向生态化、智慧化的方向快速发展，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对环境建设不断进行机制探究，通过多种渠道，积极进行生态环境建设的改善，为了使其更加规范，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还要大力加强城市环境管理工作，加快构建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智慧生态发展模式。同时吸引各种各样的资本，使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得到大量的支持。

4结语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智慧生态城市，也将开辟我国未来几年的发展现象，现在为了做好智慧生态城市建设工作，就要强化智慧生态型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且要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其提出相应的建议。只有这样，才能为更好推动我国智慧生态型城市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作者:屈振辉 单位:邹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参考文献:

［1］冯琪．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J］．智能城市，2017，(02):213．

［2］徐振强．智慧城市与城市规划、生态文明协同创新关键路径的思考［J］．城市住宅，2016，(03):6－10．

［3］袁业飞．智慧城市建设:还需量力而行———聚焦智慧城市热潮［J］．中华建设，2013，(03)．

第11篇

按照这一农保制度的要求，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一个都不能少，实现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以保障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

按照指导意见，新农保的试点将于今年启动，试点覆盖面为全国10%的县（市、区、旗），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在全国普遍实施，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至于养老金待遇，则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支付终身。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这意味着，这一制度将使农村中的每个老人都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制度性老有所养。

这一制度和先行一步的城市社保制度对接，将形成一个完美的社保覆盖网，惠及全体国民。

从文化传统而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传统养老观念的升华。大同社会是中国儒家宣扬的最高理想社会，体现在社会保障上就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但是，这样的理想一直都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因为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明清时代，统治者根本匮乏执政为民的思想，更没有公共财政的概念。因此，对于小民，统治者只有“皇粮国税”的榨取，哪有国家财政去反哺民众？2006年，中央取消农业税，中国农民背负数千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这是传统的消解；而新农保制度的筹划成行，则是农民权利的确认和解放，使中国社会从城乡二元结构的权利不对等蝶变为平权普惠的公民社会。

第12篇

1.1目前，由于各学者学科背景的差异性，针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的侧重点不同，给出的相应指标体系并未达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对不同区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时，应避免盲目效仿，而应从研究区域实情出发，合理选取评价指标.为此，本文以协调发展理论内涵为依据，从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特征出发，遵循指标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取性的原则，参考了近些年发表的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并对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和独立性分析处理后［23］，最终选取了27个评价指标构成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4结论与讨论

第13篇

关键词：生态伦理 绿色企业 生态效益

生态环境问题的紧迫性

1971年，美国生态、生物及教育学家巴里·康曼纳（Barry Commoner）出版了《封闭圈-自然·人和技术》一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的《商业周刊》评价此书是继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有关环境问题的最好且最具有挑战性的书籍之一；《时代周刊》称巴里·康曼纳是一个在课堂上拥有千百万人的教授，是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改善人类生存环境问题上最有见识、最具有说服力的代言人。巴里·康曼纳在此书中用极其生动的例子详细叙述了生态学的四条法则，即每一种事物都是彼此相关联的；一切事物都有着必然的去向；自然懂得的最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王如松等，2004）。生态系统中，每件事物均与其他周围事物相互联系，并且根据系统的回馈能力来支持其稳定的状态；其中，生态网络的复杂性和其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的畅通与否，决定着它所能承受的外界压力的大小及时间的长短。问题是：生态系统的回馈能力是有限定的，如果超出了系统的阈值，系统将无法负担而崩溃（王正平，2004）。可见生态系统是一个很脆弱的稳定结构，一旦被破坏，就会产生深远而且巨大的影响。

环视当今的产业生产，生态环境等议题不再是政治家的时髦用语，也不仅是一种道德启示，可被视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生态产业，已成为务实的、国际性的、不可回避的经济战略，它强调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综合利用和保护增值、回收再制等，并以发展清洁生产技术和无污染的绿色产品、弘扬绿色意识、倡导绿色观念、确立绿色消费等价值观为目标的一种庞大的文化工程，它以生产者、消费者、再生者、外部环境为四个基本组成部分，以生态战略、可持续发展等为思考点，以达成降低人类生态风险为目的。生态产业以实现充分发挥资源潜力利用的最大化；废弃物利用的最大化；高效能、高产能、低耗能的优质生产；维护生态资源及其服务功能，使经济资源与生态资源做到均衡调节，发挥其最大的综合效益（欧阳志远，2003）。

在这个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年代，我们的态度决定了对刻不容缓的生态问题的反应，层出不穷的污染、资源耗竭、动植物掠夺栖地、废弃物任意抛掷、人炸、土壤的侵蚀及贫穷化、气候的突变等，就生态问题的独特性与立即性而言，就足以构建一门新型的伦理学科。再者，在生态问题上所面临的伦理议题或者道德冲突，已不再局限于有关外部限制的协调问题或个人、团体的偏好之间的冲突；内部的冲突也是无法避免的。

生态伦理-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

生态伦理的建构、落实，与生物圈中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与基础是一致的。因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生物圈的任何物种皆无例外；所有的生命都依赖于自然系统的不间断运转而保证了能量与营养物质的供输。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建筑在对自然生物界的尊重与包容上，具有与自然界相同步的认知上，我们必须在生物学限度内生存与工作，尽管这样的限度不是刻意针对人类的努力去设限，但有限利用才能可持续发展，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应设法去增加动植物的种类并且丰富人类生活的方式，这样的道德基础，才能保证对自然的利用价值能公平地分配并保存给后代子孙，而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任何人必须为他们自己的生活与地球上的生物世界负担起责任，从伦理和文化的角度看自然与人类生命及命运，不管在某种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意识形态是如何的。

生态伦理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处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为核心的行动哲学，它有别于其他的伦理学，如政治伦理、医学伦理、社会伦理等，这些伦理学皆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态伦理把道德关怀和调节的范围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动植物、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从整体观察的角度思考，生态伦理讲的是人类未来生存攸关的重大议题。其中有严肃的一面：到底是人类利益优先还是生态环境拥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在现有体制下，已习惯既有的现实利益者，可能放弃所拥有的而去保障、维护他人权益及后代子孙吗？如何公正、公平地分配、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责任与义务？第三世界对经济增长与生态伦理的认知有可能与发达国家取得共识吗？或许，正因为不完美、不易解决，我们才知道此问题的严重性与急迫性，我们才更应携手面对，发挥集体智慧寻求解决方案。必须指出：生态伦理的性质和主旨皆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的特征，它很难仅止于清谈，也不可能是纯概念的、形而上学的学问，更不可能哗众取宠，满足少数人一时的好奇与兴趣，它总会有持续的诉求，需要参与者充满了某种精神、感情、意志、行动的投入，它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透过行动与坚持它还可以成为一种信仰，一种终生无怨无悔彻底关注的信仰，一种为众生可持续发展的终极关怀。它不想去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改造人心、改造人类自身的内心世界。

生态伦理肇因于严重的时间问题、生存危机，认同这种信念，并且在它鲜明的实践性、信仰性的目标下，很可能会督促我们做点什么、付出什么。由于对现况的焦虑及自觉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无论如何想为它付出行动的渴望，不管是内在的行为改变，还是外在的生态保护行动，令人鼓舞的是：它可能带来知识的喜悦，也可能会要求一种精神信念的支持及生活方式的调整，并鼓励他人起而效行。因此，生态伦理的落实是信念的承担，也是行动的承担（何怀宏，2002）。

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最终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视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可持续发展等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基本尺度，并作为人类评判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成长、社会发展的最高标准。

生态效益-企业发展的新路径

1992年里约地球高峰会议（Rio Earth Summit）中，世界企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BCSD）在报告中提出了将“生态效益”（Eco-Efficiency）作为一种企业发展的理念。1995年，经济与合作暨开发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在挪威的罗森达（Rosendal）举行研讨会，提出了生态空间（Ecospace）、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s）、生态效益等有关可持续发展、消费的观念，对于经济活动与环境破坏之间的互动、驱力、生产者与消费者行为的心理与伦理动机等，生态效益被视为是最为实用的概念之一（章海荣，2005）。

生态效益基本上是一个企业经营的概念，可以被视为一种产生（out put）除以投入（in put）的比率，产出指的是企业、产业或整个经济体的产品与业务的总值；而投入则是指企业、产业或整个经济体造成的环境压力的总和。从字意来看，生态效益意涵着企业借由对生态及环境的保护，来提高经营绩效与竞争优势，并需要在整个产品与劳务中累进地降低对生态的冲击与资源使用的密集度，达到符合我们所顾忌的地球负载能力以内的程度。生态效益并非设限于现有产品与习惯，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激发企业的创新研发能力、寻求突破性的管理绩效与行动哲学、开创无止境的商机与竞争优势，增加产品的可持续性及附加价值。

生态效益的核心是要促使生态目标与经济目标的最终一致，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具有可利用性、功能性的绿色资源，特别是目前虽然不具有商业利益价值但却无可取代的资源，可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洛杉矶研究中心（Rocky Mountain Institute）的罗文斯夫妇（Amory and L. Hunter Lovins）与知名企业家保罗·霍肯（Paul Hawken）共同提出了倡导绿色资源的四点建议：

大幅地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率，并抑制生物圈退化的现象，具有远见的企业通过对生产流程设计和生产公益等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不但可以减少初始资本投入的损失，也将获得更大的收益。

使生产模式朝着生物链式的方向发展，在减少废弃物产量的努力中，一方面模拟生物及自然的设计，在封闭式环境的生产系统中，以无害的营养物质形式重归自然，另一方面是杜绝浪费，杜绝那些损害自然再生能力的有害废弃物。

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使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其中涉及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上的调整，从商品与购买者之间的关系，调整为服务与流动的经济关系。在此全新的价值观下，富裕度的衡量标准发生的质的变化，由过去以物质占有率来衡量社会福利的经济观点，转变为对于质量、功能、绩效等的期望值，其所获得的持续的满意度的高低，同时可借着产品的品质、实用性、功能性、耐久性来增加社会福利。

对自然资源进行再投资，回复及扩大绿色资源存量的投资，大规模提高生产率，推动生态系统服务，仍然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刘湘溶，2004）。

倡导绿色资源，明确地将生态系统的完善性、不可替代性与经济的获利目标相结合，因此，最先进行变革的企业势必获得强有力的竞争优势，没有参与变革的企业，将来也无法避免这一挑战，企业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这场绿色革命的挑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并且这一波即将来临的产业革命，企业的革新并非源于内部现有的产业结构，而是几乎来自外部的力量。如世界上最大的森林产业公司与死对头—绿色和平组织关于热带雨林活动网络接触计划未来的战略合作，这些看似非理性的接触、合作，显示出企业开始面对和参与一直回避、反对的问题，并与之对话。这些率先提倡生态效益的公司，为企业的生态伦理做了最佳的见证，他们不但节省了人力、能源、资金，取得竞争优势，也提升了企业形象，同时也尽了维护生态之责，并同时强化了新的使命感与认同感（李明华等，2003）。

结论

美国自然生态学家梭罗说过：行善是一项永不亏损的投资。商业活动的真谛不仅仅是把钱财从别人的口袋转吸到自己的口袋中，尚可视为一项艺术演出，创造与呵护一个可以通力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双赢局面。在积极营求利润的同时，还应对个体生命、全球社会、自然资源的终极关怀付出行动。企业家更不是对路过自己领地的旅客进行掠夺、抢劫的贵族，企业是社会良心的重大指标，企业家是社会的精英，所有人皆会仰头瞻望。

生态伦理是一种共生理念，这是我们生存的伦理，需要公正的评价世界生态危机的一种责任，那将是我们文明视野中的经济新风貌、新秩序，也是企业走出经营误区、价值延伸的必然途径。

参考文献：

1.王如松，周鸿.人与生态学[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2.王正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欧阳志远.上帝的陶杯[M].人民出版社，2003

4.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5.章海荣.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刘湘溶.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思[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第14篇

一、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1、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状况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马营河流域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冷龙岭，是黑河和石羊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是黑河干流东部最大的一条支流，流域总面积2347平方公里，总人口16.59万，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具有日照充足，干燥少雨的特点。区内年平均气温5.9度，年平均降水量195毫米，年平均蒸发量1695—2246毫米，具有降水量少而蒸发量大的显著特征。流域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为9398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不足600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值，流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经多次转化和重复利用，水的重复利用率高达144%，余水下行至张掖汇入黑河。

马营河灌区是山丹县唯一的大型灌区，控制灌溉面积32.42万亩，是河西走廊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灌区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掠夺式粗放经营的短期行为也导致了人们对该流域生态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山丹军马场，逐年开荒种地，破坏草原植被，与民争食，逐步蚕食包围水源涵养带，目前已扩展到了祁连山脚下，耕地面积已由80年代的30万亩，增加到现在的40万亩，造成土壤严重沙化。据掌握，仅该地沙暴天气发生率就由70年代的每年5次增加到现在的每年24次，昔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已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由于水域、植被的严重破坏，逐渐引发了气候演变——少雨、高温、多沙暴天气逐年增多。据统计，灌区泉眼湖泊由70年代的3511眼萎缩到目前的125眼，泉水溢出流量由70年代的1.8立米/秒，减少到了目前的0.8立米/秒，导致部分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林木枯亡；李桥水库年拦蓄水量由80年代初的5500多万立米减少到现在的3800万立米，减少了1000多万立米；祁店水库从1996年开始就无径流调节，只是为了维系1.37万东乐人民的生命，每年从李桥水库调剂300万立方米用于生计。

整个流域自下而上呈现出“沙化区向农业区推进，农业区向牧业区推进，牧业区向林草区推进，雪线向主峰推进”的生态恶化趋势，而且还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成为影响灌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生态环境已越来越制约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支流生态环境的恶化必将威胁到黑河干流的生态环境。因此，马营河支流应与黑河干流的利用与保护同等重要，若支流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可能会破坏水文循环，也不能达到黑河流域乃至河西内陆河流域综合治理目标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2、流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马营河属黑河水系，是山丹县境内最大的一条内陆河，河道全长176公里，综贯山丹县全境，水资源总量9398万立米，而流域国民经济各部门现状需水总量为10900万立米，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量严重超越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传统水利的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大水漫灌、串灌、明浇夜退的灌水陋习长期束缚着灌水方式的革命性突破和超越发展。以李桥水库为界，上下游在经济结构、用水习惯等方面差异极大，用水矛盾也很尖锐，上游水的浪费大的惊人，只有40%的水资源能得到有效利用。

其二，马营河流域内河床下切，水利设施基础掏空，上下游左右岸水土流失区林分结构不合理，坡地径流的汇集，缺乏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的有效拦截，入河泥沙大量增加，加快了水库淤积，至目前李桥水库已淤积泥沙300万立米，严重影响到了水库的安全运行。

其三，水利工程建设滞后，流域水库上游缺乏控制性枢纽调蓄工程，工程配套差，渠系渗漏严重，有些村社仍然沿用土渠或天然河道输水，使大量水被渗漏、蒸发掉了，水量损失较大。

其四，农牧业结构不合理，粮经比例失调，高耗水作物和高耗水企业使水资源总量不足，打破了原有的水生态平衡，经济社会发展未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农村人口的迅速膨胀，新的城市消费群体对给水需求的增加，导致政府和职能部门在协调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用水，挤占了生态用水。山丹县解放初期有人口5.74万人，到现在已增加到20.21万人，增加了14.47万人，增长252%；而由于流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属极强型气候，干旱少雨，水资源先天不足，从50—60年代政府号召农民开荒种地，到80年代至今的改革开放又使得到致富机会的农民更加过度地开垦草地、坡地，上游耕地面积越来越大，下游保灌面积却越来越小，东乐乡6.0万亩土地沙化，人均耕地不足0.5亩，昔日绿洲面临沙化的危机。以牺牲下游的生态系统来换取上游的生存和发展，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

其五，河川径流逐年减少，地下水补给量也相应减少；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一些湖泊、湿地消失，使下游地下水位下降最大达19米，井深发展到250米。祁家店水库出现库水倒灌现象，不得不从2000年开始把调水以来每年3月1日开始的轮期推迟为4月15日以后，以减少库水倒灌，保证下游的灌溉。

因此，不论是水资源的的浪费，水环境的恶化，还是区域人口、数量、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远远超出了现有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二、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途径

面对不堪重负的水资源，面对有限的供水能力及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按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办法通过建设水市场来保护和重新合理配置现有的水资源，节约用水，量水发展，以供定需，增强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三、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

1、通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节水运动，张贴节水标志和节水标语，增强人们的节水意识。

2、树立上下游、左右岸、全流域一盘棋思想，密切配合，团结治水，共同发展。

3、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病在下游，根在中上游，要坚决在上中游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禁止陡坡开荒，湖泉打井，先保护，后利用，再配置。

4、流域内打井要建立监理制度，合理布井，制定取水标准，改进水量计量手段，用价格杠杆调节用水量，防止过量开采地下水。

5、通过灌区改造，加大上中游节水工程的比重和力度，特别是上三坝灌区要搞好渠系配套，渠道防渗，配备量水设施，计量收费，节约用水，把节约的水量用在下游农田保灌和生态用水上，逐步增加科技对水利的贡献。

6、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压夏扩秋，压缩高耗水作物面积，减轻夏灌压力，减少水事纠纷，促进社会稳定。

7、在马营河河床沿岸、沿坡种草种树，营造绿色走廊，改善植被，恢复生态。

8、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从而大大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第15篇

作者简介：甘晖，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等。

（1.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2.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 首先，在总结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中西学者对中西文明特征的看法的基础上，论证了在东西方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分化的现象。又考虑到“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并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进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解为人与天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是以整体性的视角对待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和观念的总和。人与物的关系是指以分析性的思路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的总和。其次，论证了四种关系是基本关系。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基本关系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必要的；二是基本关系之间可以是相关的，但不能是完全相关的；三是在所研究的系统中，所有的基本关系必须是完备的；四是基本关系应该是所描述的系统的各个一级子系统之间的一级关系。主要通过穷举法，发现从三种生产理论或者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层面上看，其中存在九种一级关系，但是有些关系与环境社会系统的研究内容相去甚远，有的具有完全共线性的性质，把这些关系排除在外，剩下四种基本关系，即：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

关键词 环境社会系统；四种基本关系；生态文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 X1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6-0118-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20

拙文“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关系：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四种关系论” ［1］发表后，有读者提出一些疑问，尤其集中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为什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解成人与天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第二，为什么说四种关系是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而不是五种、六种或其它？

现撰文回答以上两个疑问。

1 人与自然关系的分化

先回答第一个疑问。因为这个疑问关乎东西文化的基本方向，为提高说服力，论述是在引用、归纳著名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的。

1.1 问题的提出

回顾历史，有三个问题常让我们困惑。

第一，从宏观层面看，将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驱动因素分为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2］是否有进一步细化的可能和必要？从现象看，当今世界，西方的思想占据了主要地位。近几百年来，西方世界对自然的认识与利用能力似乎把其它文明远远地甩在后面；但是，目前尚无法解决西方的增长模式带来的资源环境等困境。而在之前，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家，并且这种文明延续了几千年。为什么她可以延续几千年？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是否有深层次的原因，比如，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第二，如果东西方文化确实存在差异，那么是否可以从东方文化中，尤其是从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找出一些积极因素为世界的生态文明做贡献？如果可以，该是什么因素？

第三，如果找到了这样的因素或思想，那么它应该和现有的支撑西方文明的思想之间形成怎么样的结构？

1.2 一些西方学者对中西文明特征的评论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以来，大幅度地释放了物资生产力，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可是在西方的增长模式下，经济子系统的持续扩张也导致了环境与资源困境。

西方的有识之士深刻地意识到西方文明的困境。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如此评论西方价值理性工具化的结果：“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以甩掉的斗篷。（巴克斯特语）’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然已经逃出这铁笼（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3］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从文化比较形态学的角度，通过西方文化内在逻辑的分析，预言西方文化将走向没落［4］。

“虽然世界的统一，最终在西方的框架中完成。但是，目前在世界上的西方的优势肯定不会继续持续下去了。在一个统一的世界中，十八种非西方文明――四个还存在，十四个已消失――肯定将重新加强其影响。……西方的成分将逐渐地降到适度的地位，这就是有待于由其内在价值与其他那些文化比较所能保存下来的全部东西――现存的与已消失的――正是由于西方社会的扩张，才使那些文化相互联系起来……我们就必须做出必不可少的想象和意志的努力，来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采用作为历史的整体观。”［5］

在去世前的最后一部手稿《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汤因比还这样充满忧虑与希望地写道：“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6］可惜在这部手稿中，汤因比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古代的中国文化能给未来世界带来什么。他对中国的期望是源于比较了众多文明形态之后的的直觉，还是源于深邃思考后得出的、但尚未系统地表达出来的结论，就不得而知了。

李约瑟［7］在论述莱布尼兹和中国古代科学的时候，发出这样的感慨：“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历史矛盾，即，虽然中国文明本身不能产生现代自然科学，但离开了中国文明的特殊哲学，自然科学就是不完善的。”他还说：“欧洲科学是在一个数学的、机械的世界以及笛卡尔和牛顿的世界图像的旗帜下前进的。这种进程在此之前已充分发展了，但它所信奉的自然观不能永久地满足科学的需要；需要把物理学看作研究比较小有机体的科学，而把生物学看作研究较大有机体的科学，这个时代一定会到来。如果发生了这种事的话，科学所采取的思维模式将是非常古老的，非常明智的，而绝不是典型的欧洲式思维。”

费尔南・布罗代尔也一直关注中国厚重的文明。他的夫人这样写道：“我坚信，倘若F・布罗代尔先生依然在世，他会以极大的好奇注视今天的中国对待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布罗代尔持论正确，中国会以独特的她自己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8］

近代著名的欧洲裔日本通小泉八云［9］也说：“或者我们的文明，传遍了全地球，不过使许多民族，格外愿意研究我们的破坏技术和实业竞争，不来帮助我们，反来抗拒我们罢了……因为我们所创造的社会机能，正和故事中的恶鬼一般，在我们不能维持他的时候，便恐吓着要吞灭我们。我们这样的文明，真是一件奇怪的创造品……为了它的道德基础，它不能始终作一种社会组织维持下去，这样的断定，乃是东方智慧的教训……我也相信，将来的事情是偏于远东的―并不偏于远西。至少我相信这样，如果以中国而论。”

到此为止，虽然不能说对第一个问题给出了完美的答案，但是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不算是个夜郎自大、毫无根据的选择。那么，中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1.3 一些中国学者对中西文明特征的评论

对人与自然关系上述两个角度在文化上的不同侧重造成了文明巨大的分野。在文明史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各有侧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何区别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区别是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10］按我们的理解，东方文化侧重于天人关系的体味与阐发；西方文化侧重于人与物关系的揭示和实践。

著名的中国文化研究者钱穆（钱宾四）先生多次提到了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性。在他去世之前不久，更是专门撰文指出其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现将其论文核心观点摘录如下：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 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 思维迟钝，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俊来者之继起努力。……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11］

汤一介［12］高度评价了钱穆的研究成果：“钱先生这篇文章……实为我们提供研究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之路径。”

季羡林［13］也认同钱穆的观点，并在钱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他对“天人合一”的看法：“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指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西方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在一段时间以内，看来似乎是成功的；大自然被勉强满足了他们的生活的物质需求，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了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练的表达。东方文化曾在人类历史上占过上风，起过导向作用，这就是我说的‘三十年河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时移势迁，沧海桑田。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世界形势的发展就是如此，不承认是不行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同感问题之严重。但是却不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

张岱年认为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三种学说……最重要的是《周易大传》的‘辅相天地’的学说。《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谓裁成、辅相，亦即加以调整辅助。《系辞上传》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亦即裁成之意，曲成亦即辅相之意。《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此所谓先天，即引导自然；此所谓后天，即随顺自然。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即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天，即天人互相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这种天、人协调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14］”

由此可见，李约瑟同意中国哲学具有有机的特质并认为其具有潜在的价值。钱穆、季羡林、张岱年、汤一介则指出或认可“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此外，季还明确指出这种特质导致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走向，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之穷……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3］”

1.4 小结

综上所述，从人类文化史角度来看，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分化的现象是合理的，我们分别称之为人与天的关系与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是以整体性的视角对待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和观念的总和；其哲学基础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需要说明的是，“天”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多种含义，在本文中使用“自然”这一含义；至于其它的含义是否同时成立，本文不做探讨。人与物的关系是指以分析性的思路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的总和；其哲学基础的典型代表是机械唯物论。这两种关系是理想型。

如果“天人合一”确实如钱宾四先生所说的，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那么，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划分也有利于这个观念的传播。再从环境资源问题的产生的根源和可能的解决途径的角度来看，这种划分也是必要的。

回答了两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对世界文明的未来可以有所贡献，那么，在环境社会系统里，要把天人合一观放在什么的结构中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前文［1］所述，即基本思路是根据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分化的现象，将其分解为人与天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加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共四种关系，统一在三种生产理论的框架内。

2 为什么说四种关系是基本关系

这部分回答第二个疑问。

2.1 三种生产理论的（简化）物质流模型

三种生产理论可以用图1中的简化模型表示［15］。其中涉及人力，而人力包括物质性的一面和非物质性的一面。早期的研究侧重于环境社会系统中物质流动过程的描述，没有详细叙述人的意识或者说能动作用是如何影响物质流动的。此外，为了凸显废弃物回收利用产业的重要性，图1把物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个子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单独列出。

为了着重说明三种生产理论中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物质流动，可以将图1进一步简化。第一，将“废弃物”框去除，把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两个子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直接和环境生产子系统相连。第二，只考察人力作用的物质性一面，暂时不考察人力作用的非物质性一面。第三，如前文［1］所述，本文的环境包括宇宙在内，因此，图1最下端代表自然力的箭头就不必要了。这样得到图2。

毋庸置疑，当今世界，三种生产的物质流动出了问题。其原因何在？在环境社会系统中，是人影响了物质流动。人是如何影响其物质流动呢？下面我们侧重考察人力的意识的一面，意即人的能动的一面对环境社会中物质流动

的影响。这里的意识是广义的意识，包括心理学上所说的潜意识和前意识在内。

2.2 三种生产理论框架中的四种关系

把四种关系与三种生产理论联系起来，可以得到图3。于此过程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还原论的方法。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说，由于人的生产消费物资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料和环境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源，因此，可以抽象化地认为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提供的物质是先集中到人的生产这个子系统，然后再在该子系统内完成分配的。我们知道，分配是人与人关系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此外，人的生产中还包括人力资源的生产，而人力资源的生产过程也离不开一定的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作者把人与人的关系主要定位在人的生产这个部分是合理的。应该看到，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身、人与天、人与物的关系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但是不把它暂时地与其它关系分开来，恐怕就无法继续深入地分析。所以分析的方法是必要的。

各种关系之间的交互作用将另文详细讨论。

类似地，就人与物的关系来说，我们抽象地把环境资源以及人力资源集中在物资生产子系统中，在人的生产和物资生产这两个子系统之间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但是它是否包含有其它关系呢？应该还是有的，比如说水稻种植过程虽然包含着对“不违农时”等天人关系的理解，但其主要体现了人对自然物的利用能力，因此应该把这个过程放在物资生产子系统中。此外，在现代以西方的物质文明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中，人对自然的利用能力越来越强，物资生产量越来越大，把物资生产子系统和环境生产子系统分开考虑也是合理的。因此，人的生产和物资生产两个子系统之间主要体现的还是人与物的关系。

人类对待环境生产的态度和人类整体性地看待自然的态度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人与天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人的生产子系统与环境生产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在实际生产中，处理、消纳污染物的过程可能和物资生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三种生产理论把消纳污染物和产生资源的过程抽象化地集中在环境生产这个子系统内。另外，在这个子系统里，自然力发挥的作用应该大于人力的作用。“生物圈Ⅱ号”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自然环境系统的重要性。又如，Costanza［16］认为，保守地估计，生态系统服务的年产出是160 000-540 000亿美元；而当时全世界的年生产总值为180 000亿美元。

2.3 从物质和精神（能动作用）的角度看四种关系

四种关系中，人与自身的关系是指人的动机。动机指向的对象有两大类，一类是物质的，一类是意识的、或精神的。这两类对象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对于音乐家来说，演奏好乐曲、谱写出好的乐曲的行为背后有着他们的精神追求，但是这种精神追求一方面可能给其带来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经济行为。把动机指向的对象分成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类是一种便于论述的、分析性的、还原性的思路。在真实的世界中，两者常常是密不可分的。

除了人与自身的关系以外，其他的三种关系也都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对四种关系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在处理这四种关系的时候，人的意识对物质世界的能动作用及其反作用。据此，可以将图3中的四种关系分解，如图4所示。如果图4中表示的是人的动机对象偏于精神的一面，且表现了人对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及其能动作用，人对人与物的关系的认识及其能动作用，人对人与天的关系的认识及其能动作用，那么这个图就是一定动机取向下的能动作用图；如果图4中表示的是人的动机对象偏于物质的一面，且表现了人对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及其物质流，人对人与物的关系的认识及其物质流，人对人与天的关系的认识及其物质流，那么这个图就是一定动机取向下的物质流图。

把图4中各边中偏于精神的一面和偏于物质的一面组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图3。

图3和图2相比较，多了两条表示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弧线；少了一条连接物质生产子系统和环境生产子系统的边。需要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弧线的原因前面已经说明了。少了一条连接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的边是由于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物资生产水平下，物资生产子系统需要向环境生产子系统索取的资源量和排放的废物量是确定的。类似地，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人与天的关系下，环境生产子系统所能提供的生产资源的量和环境容量也是确定的。因此，我们认为，尽管从物质流层面上看，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物质流关系是重要的，但是考虑到人的各种能动作用以后，这条边就不宜作为基本关系之一来处理。或者说，由于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人，如果人能处理好人与天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相应地，就把天与物的关系处理好了。所以把天与物的关系包含进来是一种冗余，类似于计量经济学中的“完全共线性”。计量经济学认为，在用若干解释变量解释被解释变量的时候，允许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部分共线性，但是要避免解释变量之间完全共线性的现象。

2.4 四种关系是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

在四种关系以外，是否还有其它的关系可以作为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呢？答案是否定的。

所谓的基本关系，依作者的理解，必须有几个条件。第一，它是必要的。也就说，在解释环境社会系统中意识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时是不可或缺的。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了四种关系的必要性。第二，基本关系之间可以是相关的，但不能是完全相关的。由于完全相关的关系之中必定有一个可以从其它关系中推出，所以应该将这样的关系排除在基本关系之外。如前所述，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物质流就属于此类可以排除在基本关系之外的关系。第三，在所研究的系统中，所有的基本关系必须是完备的。第四，基本关系应该是所描述的系统的各个一级子系统之间的一级关系。

马世骏等［17］在1984年明确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概念。Herman Daly（转引自Sylvie Faucheux, 1995）也在1987年提出可持续发展包括并且根植在三个分离的领域：经济、社会、生态［ 18］。叶文虎等［15］于1997年提出的三种生产理论，源于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并将其命名为“环境社会系统”。在这里，经济是人类社会这个子系统的组成部分，生态是自然环境子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从物质流角度看，环境社会系统中客观地存在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种生产活动。

由于三种生产理论描述的是环境社会系统（即世界系统）的物质流运动，从宏观层面上看，其描述对象是完备的，意即可以包罗世界系统中的“万象”。

单从三种生产的物质流图来看，其中存在三对物质流的关系。如果把人的意识和三条边对应，就有了三种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物与天的关系。再加上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一共有五种关系。再从字面来看，还可以有：物与物的关系、物与自身的关系，天与天的关系，天与自身的关系。所以，从文字角度看，在这个系统中一共可以找到九种关系，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四种关系是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呢？

首先，前面已经论述了为什么基本关系中没有天与物的关系。

另外，如前所述，天是整体性看待自然情况下的自然，它包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整体性的自然；另一层是用整体性方式看待自然中的存在时，该存在即是天的一部分。我们先来看前一层意思，即天是整体性的自然，这时，天与天的关系，天与自身关系应该只属于文字上成立，而实际上不一定成立的关系。如果一定要“钻牛角尖”的话，那么这两个问题可以转换成：我们的宇宙之外还有宇宙吗？如果有的话，宇宙和宇宙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宇宙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些问题都属于哲学的本体论范畴。其中，天与天的关系不在本文讨论的环境社会系统所及的空间和时间尺度内；而天与自身的关系则未在环境社会系统中表现出现实的重要性，所以未体现出需要将其列为基本关系的必要性。因此，本文不把这两种关系列入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之列。

再来看为什么没有物与物的关系。物是分析性看待自然时的自然，它同样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指自然中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另一层是用分析性的方式看待自然时自然中的存在。不管怎样，它们都是自然中的个体。如果这两种物都与人发生直接的、或有显著影响的间接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物与物的关系归并到人与物的关系中。如果这两种物不与人发生联系，或者发生无显著影响的间接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将这样的物与物的关系归于人与天的关系中。类似地，也可以这样处理以整体性方式看待自然中的存在是自然的一部分时，存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

最后，还有一个物与自身的关系。对于非生物来说，物与自身的关系同样是一个只在文字上成立的关系，故无法列入基本关系之中。而对于非人类的生物来说，如果生物学家感兴趣的话，该关系应该是生物学的研究内容，而不应当作为环境社会系统的主要研究内容。

3 小 结

综上所述，我们主要通过穷举法，发现从三种生产理论的视角看，其中存在九种一级关系，但是有些关系与环境社会系统的研究内容相去甚远，有的具有完全共线性的性质，把这些关系排除在外，剩下四种关系，即：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

这四种关系都是必要的、非完全相关的，而且足以表示环境社会系统中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作用的结构，符合前及的基本关系的几点要求，因此我们把它们称为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这四个一级关系之间还存在交互作用，这在后面会进一步讨论。由于二级和二级以上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级关系的衍生关系，因此二级关系也不列入基本关系中（所谓n级关系是指相互作用的若干个子系统都是，或者其中最（较）低层次的子系统是，环境社会系统中的n级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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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Discussion on Four Basic Relationships in Environmental-social

System/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AN Hui1，2 YE Wen-hu2

（1. School of Economics/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

2. Center of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