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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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兴起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加强基础设施产业建设投资(尤其是在该产业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十分必要。基础设施产业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其质量是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也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新兴市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国际化发展迅猛，对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对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一日千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关键。
其次，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高度资本密集性和复杂性的典型特征，资金短缺和效率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疲于应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在基础设施产业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尽管这样，这些国家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非洲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400亿美元，而1996-2006年跨国公司累计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仅为450亿美元(WIR2008，UNCTAD)。
第三，基础设施产业的对外开放。面对基础设施产业巨大的市场和投资需求，一些国家需要更大程度上吸引跨国公司等私人资本。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70％的投资促进机构正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为此，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进行自由化改革和放松外资收购管制，邀请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项目。为利用这些制度变化以及当地经济增长带来的获取市场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在网络设计和运营、工程能力、环境保护知识、项目管理能力和默会知识、实践技能以及盈利模式和财务实力等方面的专业技能纷纷进入外国基础设施产业。
二、全球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外来直接投资规模快速扩张
1990-2006年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31倍，达到786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29倍，达到1990亿美元(WIR2008，UNCTAD)。全球内向直接投资存量中基础设施产业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2％快速扩张到2006年的接近10％。其间大多数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金额持续增长，电力和通信产业增长最为显著，交通和水务产业则增长较少。其中1996-2006年跨国公司在该产业的私人股权投资累计高达2460亿美元。
(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来源集中但有所分化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支配着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国际化投资(WIR2008，UNCTAD)。2006年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53家来自欧盟(53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6.7％、63.7％)，14家来自美国(14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4％、23.4％)，而其中22家总部设立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体(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11.6％、8.6％)。欠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国际化过程中总体上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1996—2006年期间欠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私人股权投资中所占比例略高于5％，2006年则仅占2％。但是来自亚洲地区的跨国公司参与显著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香港(5家)、马来西亚(3家)、新加坡(3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中，来自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在亚洲和大洋洲，1996-2006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协议投资几乎占据50％，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占据大多数比例。非洲40％的基础设施产业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通信产业58％的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投资者的参与则非常有限(仅占16％的私人协议投资额)。
(三)跨国公司的参与形式多样但因产业而异
跨国公司采用直接投资、特许经营、私有化和绿地投资、管理与租赁协议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产业直接投资，但是不同产业的主要参与形式各有不同(WIR2008，UNCTAD)。在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过程中，通信产业绝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直接投资。在电力行业，最常使用特许经营(占62％)，交通(超过80％)和水务产业(占70％)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采用特许经营。其次是私有化和绿地投资(占36％)。水务产业使用管理和租赁协议的情况也相对较多(占25％)。
(四)不同国家和产业开放程度各异
发达国家和相对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由于拥有更加发达的制度和管制能力，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基础设施产业对外更加开放。例如，1996-2000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吸收了该产业跨国公司私人股权投资的67％，而2000年以来非洲和亚洲的份额增长则相对更快(WIR2008，UNCTAD)。产业方面，那些相对容易放松管制和引入竞争的基础设施产业一般对跨国公司的参与更加开放。例如，移动通信产业最为开放，水务开放程度最低。2006年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100强中，65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5家来自水务产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50强中，30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2家来自水务产业。
三、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
(一)产业促进效应
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扩散、产业竞争、产业合作和服务供应几种途径产生产业影响。
1技术扩散效应
直接投资是向接受投资的国家传授资本经营技能和技术知识等经营资源的综合行为。基础设施产业的跨国公司主要通过技术扩散向东道国输入硬件(例如水净化专业设备)和软件技术(例如组织和管理实践)。东道国政府一般选择信誉好、实力强的外国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提高建设效率、降低成本和价格，并为国内企业提供比较、学习和借鉴的机会。例如，通信产业国际经营者的进入降低了信息通讯技术的获取和使用门槛。跨国公司通过经营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流程再工程化设计，改善采购和分包实践，改进客户记录和搜集方法等带来软件技术。技术扩散的主要路径包括合资企业、人员流动和示范效应。在中国电力行业，外来跨国公司在大型合资项目的参与中涉及到与中方系统而广泛的项目管理合作。不过这种技术扩散的效果还取决于国内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吸收能力这一关键因素。
2产业竞争效应
跨国公司通过产业竞争促进效益。基础设施产业竞争程度越强，跨国公司的参与越是可能提高效益(WIR2008，UNCTAD)。在许多国家，由于通信产业的技术变革和产业改革，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已经形成。在乌干达，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导致通信价格的下降和移动电话普及率的提升。国别研究也表明，私有化和竞争之间相互促进：竞争促进私有化的收益，反之亦然。不过，在本质上仍然是自然垄断性质的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导致国家垄断转变为私有的外资垄断，这将限制竞争从而改进效益的空间(WIR2008，UNC—TAD)。在其他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参与在提升竞争和效益的同时，也限制了国内企业的进入和排斥了现有企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竞争性相对更强的电力和通信领域，跨国公司进入在某些方面存在反竞争行为。
3产业合作效应
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除了通过公司变革，还可以与跨国公司进行产业合作提升效益。在有些收入水平较高或者规模较大、国内企业竞争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通过部分私有化允许外来跨国公司持有少数股权，这种合作利于提升竞争力和效益(WIR2008，UNCTAD)。例如摩洛哥电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变得更有竞争力。在中国，外来跨国公司主要通过与国有企业合资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企业绩效得到很大提升。在印度，塔塔电力等私有电力企业利用私有化契机，通过与外来跨国公司合资进入电力产业。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的参与者更有能力与外来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尤其是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因为这两个产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参与者已经成为主要参与者甚至全球领导者。
4服务供应效应
跨国公司还影响到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服务供应和价格。跨国公司参与一般会增加东道国基础设施服务的供应和质量，但是价格影响则情况各异(WIR2008，UNCTAD)。有些情况下定价超出穷人的支付能力，因此，跨国公司参与带来的产业影响改进未必会转化为所有社会成员福利的增加(表现为更多的选择和更强的购买力)，尤其是对穷人和居住在农村、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来说。在通信领域尤其是移动通信领域，跨国公司在改善供应、扩大服务覆盖率、降低价格和增强可获得性方面的影响最为明显。随着跨国公司引入新的商业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过一场“移动革命”，低收入群体也能享受到移动服务。跨国公司进入交通领域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主要港口的服务质量从而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
但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影响则较为复杂。跨国公司参与对电价、水价及其可获得性的影响取决于政治、社会、契约问题以及生产率和效益改进等因素(WIR2008，UNC—TAD)。如果政府没有对使用者进行补贴，增加供应、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并不足以在维持收支平衡情况下保持低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增加私人部门(包括跨国公司)在电力行业的投资会增加电力供应、增强网络连结性，从而稳定改善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和服务质量。考虑到相关因素，电力价格因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优势会有所下降，但是价格变化趋势并不确定。尽管有证据表明在良好设计的框架下供水服务会得到显著改善，但是跨国公司在水务领域的参与对使用者可获得性的影响并不令人满意(WIR2008，UNC，TAD)。
5总体产业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WIR2008，UNCTAD)。外来直接投资者的参与就使得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价格下降和数量增加。例如增加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供应和降低相应服务的价格。但是在特定产业，这些积极效应还取决于特定的政策因素。尤其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如果跨国公司效率的改善(供应增加和质量提高)不足以在弥补成本的同时维持低价而且政府不对使用者提供补贴，一部分人尤其是穷人的用水、用电就会受到影响。而且技术扩散的效应取决于东道国的学习吸收能力，产业竞争过程中可能排斥竞争，产业合作可能使得小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被外国控制。因此，电力和水务等特定领域如何发挥外来直接投资的积极的产业影响，还需要当地政府从社会学的视角制订和执行重要的政策措施。这给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埋下伏笔，也给有关国家的行政当局带来严峻挑战，后面就将讨论这两个问题。
(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国家经济不受内外环境干扰、威胁、破坏而维持正常运转的一种状态。它既包括一国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包含该国为确保经济持续发展而确立的战略目标以及为此而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赵英，2007)。近年来，国际化取向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备受重视。尽管全球总体倾向于对外来直接投资保持开放姿态，2007年与对外直接投资潜在相关的政策改革中的74％目的在于增强东道国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吸引力(WIR2008，UNCTAD)。但是全球针对不断增长的保护主义的关注和争论也日益增加，过去几年中对外来直接投资不太友好的政策变革逐渐增长。美国对与国家安全可能相关的直接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独联体国家和俄罗斯联邦尽管整体上对外来直接投资日益开放，但是仍然限制外来直接投资在采掘业和其他战略产业的投资行为。俄罗斯联邦2007年通过战略产业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在这些产业只能拥有少数股权。在哈萨克斯坦，新通过的自然资源法赋予政府在相关协议损害国家在石油、金属和矿产业的经济利益情况下单方面修改协议的权力。在南美洲，采矿业比较开放，但是石油、天然气行业仍受高度管制。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不确定性使得各国担心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例如，中国水资源稀缺正在加剧，外资进入中国城市水务项目日渐增多，其中全球最大三家水务公司(法国威立雅、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泰晤士水务公司)无一例外都把中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重要部分，其获利动机迟早会与中国市场的价格承受水平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对允许外资企业控制某些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包括电力生产和输送、港口经营和通信)日益谨慎(WIR2008，UNCTAD)。出于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考虑，一些国家正大量引入新的限制措施。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4％的投资促进机构没有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而那些积极寻求外资投入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电力生产、网络服务和机场，而不是电力分销和传输领域。欠发达国家的交通产业则更倾向于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参与。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考虑。
基础设施产业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主要同其产业属性密切相关。其一，基础设施服务经常涉及到建造有形的网络，本质上具有寡头或者垄断的属性，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容易引起垄断嫌疑和激起反垄断诉求与调查。其二，基础设施产业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许多国家将进入基础设施服务领域视为一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可能降低公共服务产品的可获得性和提高服务价格，损害到部分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利益，容易引起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争议。
(三)政策挑战
尽管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基础设施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但是这种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是否具备完善的管制环境(WIR2008，UNCTAD)。为利用好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东道国政府在说服外商投资本国、营造管制环境、制定政策和施政方面却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1说服外资参与充满挑战
许多国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的基础设施，但是如何说服外资企业参与投资则充满挑战。来自发达国家和大型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潜在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欠发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达的低收入国家由于市场较小，在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和最大化跨国公司参与的收益方面力不从心、不具优势。这在需要大规模资本投资、盈亏平衡困难和社会问题众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项目失败和各种投资争议还使得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者)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更加谨慎。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直接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对相关仲裁决议的回顾显示，不足50％的补偿有利于提出申诉的跨国公司，而且所补偿的损失远低于投资者所主张的赔偿金额。尽管这些跨国公司的母国和国际组织拥有各种有助于在短期内动员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的风险管理措施，但是目前的很多风险模型并不能适应低收入国家的实际情况。例如，当地货币融资需要一个有效的货币互换市场，而当地恰恰缺乏这种市场。
2缺乏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带来风险
不管如何确定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比例，完善的制度和执行机制对于确保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和公平都很关键(WIR2008，UNCTAD)。加强对外来投资者保护和是降低他们的风险往往以政府管制灵活性下降为代价。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对外资开放基础设施产业失败的风险就会增加。而且一旦自由化，则很难逆转。理想状态下，开放前就应该进行竞争性重组、引入管制政策和建立独立的管制机构，这样有助于明确潜在投资者的竞争规则、使得政府从容应对特定的项目管理。而实际上，很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开放往往走在广泛变革的前面，结果往往不甚理想。直到建立起有效的管制框架，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改善公共部门开放的效应。
3政府官员承受更强的压力
制定和执行能够驾驭跨国公司在基础设施产业潜在作用的政策需要具备高超的技能(WIR2008，UNCTAD)。例如，东道国需要考虑何时和在多大规模上引入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最为合适。由于不同的国家政策优先考虑的因素有所不同，私人和公共投资之间的最优比例情况各异。东道国政府需要对不同项目的竞争性需求进行优先选择，为选中的项目确定明确而符合实际的目标，并将这些目标整合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战略之中。政府还需要找到一些确保跨国公司参与的项目带来预期发展效应的方式。这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需要掌握必要的引导、谈判、管制和监督项目方面的制度性技能。
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增加了政府官员的责任和压力。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需要密集的双方谈判，形成的协议要反映各个项目的特定要求和协议各方的意愿。因此，培养政府官员具备确定跨国公司参与的最优水平和形式以及谈判和监督项目执行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但是，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之间往往在信息和经验方面存在不对称性，政府官员在协议谈判过程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和能力不及外来跨国公司。大多数跨国公司倾向于使用国际法律公司和其他在项目融资交易方面拥有专长的专家，但是这在发展中国家几不可能。
三、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政策条件
1983年起我国开始利用外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外合资建设码头优惠待遇的暂行规定》，中国港口建设最早开始向外资开放。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发展。该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设立的从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的生产性外资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五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国务院关于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税收优惠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国发(1999)13号)则规定：自1999年1月1日起，将外资税法实施细则关于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扩大到全国。2004年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的《港口法》将港口的建设和经营列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项目，并且在投资比例方面取消了限制。
(二)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借用国外贷款，包括借用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泛推进，外商开始直接投资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最早形式是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例如，和黄集团1993年持股50％与上海港务局合资组建了总投资达56亿人民币的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随后又持股73％与深圳盐田港集团合资成立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开创了外方控股中国大陆港口的先河。而近年来BOT(Build-Oper-ation-Transfer)、TOT(Trans-1et-Operation-Transfer)等新型直接投资模式则屡见不鲜。
(三)主要问题
1投资规模不足
整体上看，我国吸引的外资中超过50％集中于加工工业，近30％用于房地产，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比例很低。仅从基础设施内部的投资比例来看，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不足5％。这往往与以下因素有关：外商投资者往往固守中国资金短缺的传统观念提出很高的、不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率要求；外商出于对中国政治政策环境稳定性的偏见性的误解(例如外商对我国尚未完成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经济、法律政治环境缺乏足够的信心)而实施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往往贻误很多在华投资的良机；国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心理上存在排斥和担忧。
2产业分布不合理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地区的通信、电力、供水、供热等公用事业，而对垃圾污水处理、道路桥梁、公共交通等(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方面投资严重欠缺。这可能同各产业间的投资收益率差异以及相关产业价格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不同步直接相关。
3地区分布不协调
全国外资中86％均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基础设施行业也基本是这个比例。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侧重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上海、江苏、辽宁、广东等沿海省市有不少外企直接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大量内地省市几乎没有利用外资，西部地区微乎其微。这可能同内地市场发展程度不足、收益风险较大、外资缺乏了解直接相关。
四、政策启示
为充分利用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于缓解资金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并削弱消极影响，我国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和完善投资环境方面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
首先，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安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而基础设施产业安全则是产业安全的基础。对于日益扩大开放的中国而言，必须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的安全问题。尽管直到2007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我国国有投资，但逐步多样化的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意味着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在基础设施产业安全问题上，我国需要牢牢把握两点：不能为了解决资金、技术不足的矛盾而放弃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控制权；不能因为没有失去对基础设施产业的控制权而对产业安全威胁置若罔闻。因为外资对于产业安全的威胁不完全基于对股权比例的表面控制，更多的会是基于技术和管理优势的经营行为操控所带来的实质性威胁。出于产业安全的考虑，在我国管制环境尚待完善、欠缺管制经验的情况下，在吸引外资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产业方面最好继续坚持小规模进行而不是大张旗鼓，而且最好在较少引起安全争议的基础设施产业(例如电力和交通)开始扩大外资引进规模。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也要高度重视管制外资经营行为的制度建设。
其次，高度重视完善投资环境。有效优化和改善投资环境是发挥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最可持续的路径。具体包括：
做好说服外商投资于我国基础设施产业的引导工作。随着内外资政策的逐步统一和国民待遇原则的普遍适用，仅靠优惠的税收和关税政策吸引外资不可持续。为说服外商，需要做好三项引导工作。一是引导外商投资者提出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因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基础设施供需瓶颈已经得到很大缓解，投资回报已经趋于正常水平，过高追求投资回报率可能丧失在华扩大市场份额的先机和优势。二是引导外商投资者合理评估投资风险，提出合理可行的融资方案，减少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适应中国快速成长的市场环境建立精明、强干、决策和执行迅速的项目管理团队。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成长速度快速、人民币值稳定偏强、外汇储备丰富、社会稳定，盲目夸大政治和国家风险就会丧失投资信心和诸多重大的市场机会。三是引导外商投资者负起社会责任，因为我国吸引外资正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化、从以高回报率为条件向以互惠互利、权力义务平等、合理回报率为条件转化。
立足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带来的持续市场需求，营造稳定、透明、公正、法治的管制环境。一是鉴于基础设施产业的特殊性，我国需要制定国家级的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产业的管理办法或者规定，就基础设施项目的服务功能优化、监督和管理、风险分担、审批程序简化和审批时间缩短、国家经济安全影响评估和控制、诚信履约控制等共性问题实行统一指导、规范管理。二是重视建立信用调查评估渠道。一方面，培育和发展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实际的信用评估中介机构，借助这些专业机构做好针对外商投资者的信用评估和调查。另一方面，实施独立会计师事务所制度，规范信息披露，妥当提供符合国家公认会计准则和外商投资需要的系统的财务信息及其会计报表，配合外商投资者及其贷款银行的信用调查。
第2篇
赤湖皮革园集控区东面、南面靠台湾海峡，周边附近最近的亭里村距离有1800m，周边没有敏感点，选址较为合理。园区首先定位为皮革生产专业园区，按照“总量控制、分期推进、逐一审批、宁缺勿滥”的原则，提高入园企业的门槛，淘汰产能低于30万标张/a的企业，坚决清退或关闭不符合准入园的企业。从原有64家入园企业中严格筛选12家作为首批入园企业，产能达650万张，已全部通过省环保厅环评审批，其中瑞森公司为上市企业，泰庆公司是全球最大皮革集团企业。这此企业达产后产值80亿元，税收可达4亿元。
2打造好园区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园区已投入土地开发费用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约8亿元。土地统一规划统一平整统一招商，水、电、路、污水集中处理、集中供热等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善；园区管排污管网、深海排放管道、排洪防护附属设施等也均已竣工，并交付使用。
3做好污水、废气、固废污染的防治
集控区实行“四集中，三统一，一控制”的防控措施。“四集中”为废水集中处理、废水集中深海排放、固废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清运。“三统一”为园区统一供水，统一供电，统一供汽。“一控制”为污染物排污实行总量控制。
3.1废水污染的防控措施含铬废水、含硫废水、综合废水和员工生活废水、雨水统称“五水”，所有入园的皮革企业实行“五水分流”分治及车间、厂区、园区“三级防控”措施。车间防控主要从源头控制，生产车间要求高浓度含硫浸灰废液、含铬的铬鞣废液循环回用，其余的分质分流后，要求废水中铬、硫污染物必须于车间或设施出口处理达标，达标后的废水纳入综合废水由自建污水站进一步治理；厂区的防控即为废水中污染物于企业内污水处理站自行处理，各污染物的排放浓度符合园区的纳管标准后方可排入园区的管网进入污水处理总厂；污水处理厂进一步深化处理，处理后废水部份回用生产企业，部份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排放标准后进行深海排放。由于染色加脂工序的废水偶尔会有铬超标，园区为确保铬污染物在第一车间达标和综合污泥不是危废，特别要求制革企业必须把染色加脂废水纳入铬水预处理系统处理和监控。
3.2大气污染防治
3.2.1园区统一由供热站供蒸汽，该供热站的锅炉配套炉内、炉外脱硫环保设施，并安装废气在线监控设备，燃煤产生的废气治理可控性强，处理较为彻底，可避免园区内烟囱林立，废气面源难治理，对周边大气产生影响。
3.2.2企业生产工艺废气防控工艺废气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为磨革产生的含粉尘废气；二为涂饰工艺产生的含非甲烷总烃废气；三为去肉、浸灰脱毛等前处理工序，原皮仓库，污水处理设施，固废临时场所等部位散发的含硫化氢、氨气的恶臭气体。磨革废气由袋式除尘装置处理、涂饰废气采用水和活性炭吸收装置处理。制革企业的污水处理站、原皮库、水场车间都分别建设恶臭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站的调节池、沉淀池、水解酸化池、提升格栅、污泥房等恶臭点源部位都采用封盖隔离密闭，通过引风机收集送至恶臭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原皮库采用低温冷藏、库内负压并配套卸货廊桥抽气等恶臭废气收集系统；水场车间采用在去肉片皮工序封罩抽气、鼓内抽气等方式收集恶臭废气。恶臭气体经抽风集气装置收集后采用传统工艺“酸式吸收+次氯酸钠氧化+碱式吸收”化学除臭法进行处理。
3.3严格管控防腐防渗工程制革企业的铬鞣区、化料区、危化品库、危废暂贮场所、污水处理设施的集水井、调节池、事故池以及相应管沟的防腐防渗工程和隐蔽工程实行重点监理、规范施工、建档备案。
3.4固体废物的分别集中统一处理园区综合污泥焚烧中心依托供热站建设，设备配套已到位；园区配套的铬泥危险废物处置项目由福建微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采用解毒固化的处置工艺，处理铬泥及废毛屑100t/d，综合利用废油脂150t/d；此外漳浦银邦环保有限公司配套建设的年产2000t工业半成品油脂生产项目也已通过环评审批，在抓紧建设。园区内这些配套项目落成后，皮革企业产生的普通污泥、铬泥、皮屑、毛渣、油脂等废物能就地得到消化处理，可避免废物运出区外，对环境产生影响。
4强化环境监控监管措施
按照《赤湖皮革园区皮革企业建设期间环境监管实施方案》，聘请华侨大学对在建项目实行环境工程全程监理，环境监理公司严格实行先设计后施工和一厂一档、一日一查制度，从车间及隐蔽工程抓起，强化管道管沟、防腐防渗、防臭除臭等环保设施现场监理，保证污染防治工程质量和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同时在园区设立赤湖环保分局，分局设置环境监控中心和中心实验室，便于环境就近监管；园区污水处理厂、供热站和所有皮革企业的污水处理站都在规定位置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和视频监控仪，与分局环境监控中心联网，实时监控，并与省、市环境信息中心对接联网。
5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和环境应急
预案园区所有皮革企业建设，环保设施配套到位完成后，必须按照规定组织编写、评审环境应急预案；企业在环保设施、环境监理和环境应急预案都落实后，须通过市环保局核查同意后方可投入试产。
6集控区卫生防护距离和环境风险防范工作
第3篇
基础设施是一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前提，是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主要物质支持系统。为推动我国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自1998年以来，政府采取增发国债，增加财政赤字等措施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然而，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政府财政资金越来越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建设需求，基础设施建设与资金短缺的矛盾十分突出。为了弥补财政建设性资金缺口，各级政府开始利用银行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出现了贷款建设的。1998年至2003年期间，基础设施融资中的国内贷款由1998年的28.1%上涨至2003年的37.8%,财政预算内资金与银行贷款大体保持着1：2的配比关系，银行贷款在基础设施融资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
近些年来，商业银行经营开始走向市场化，风险防范意识逐渐增强，对贷款的风险度和赢利性的要求日益提高，寻求理想的放贷对象日益成为各家商业银行面临的首要问题。基础设施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给商业银行提供了巨大的业务开发机会。一般而言，基础设施项目作为市政重大工程，其工程进度通常都有严格的控制，将信贷资金挪做他用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基础设施项目中的经营性项目和部分准经营性项目，贷款规模大，现金流量稳定，回报相对可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项目往往以政府信用做担保，具有较高的信用等级，还本付息有一定的保障。这对各商业银行而言，显然极具诱惑力。因此，各商业银行纷纷将基础设施项目贷款视为优质贷款，作为市场开发和信贷投放的重点。
二．商业银行介入基础设施融资：存在的主要风险
虽然从目前各银行信贷资产的质量来看，基础设施不良贷款所占的比重很小。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隐含的问题陆续浮出水面，已给银行资产质量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1.长期信贷资产隐藏的流动性风险
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要求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的“三性”统一，保持资产的流动性是其资产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中短期存款占有很大比例，虽然这部分负债成本较低，但同时具有流动性高、稳定性差的特点，按照资产负债管理的期限匹配原则，其发放的长期贷款比重不能过高。然而，基础设施项目一般建设周期较长，大都建设期在三年左右，长的可达五年，同时为了减轻政府和借款人的还款压力，还款期限的设定也比较长，一般设定在八到十年，如城市道路建设，有的更达15年甚至20年，如城市地铁项目。因此，无论是从建设周期，还是从贷款回收期来看，基础设施项目具有资产流动性差、资金周转慢、收益见效缓等特点，极易造成银行短期内难以收回贷款，不易满足银行对流动性的要求。银行将大量的短期储蓄资金集中投向回收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这种不对称的结构很容易产生流动性风险。
在基础设施项目贷款的实际运作中，为了回避中长期贷款审批过程中的种种限制，银行往往采取流动资金循环贷款，允许借款人分次提取贷款，逐笔归还贷款，“借新还旧”的周转使用贷款。这既加大了银行信贷管理的难度，也掩盖了潜在的信贷风险。而且，很多基础设施项目多是“三超”工程，经常出现“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决算超预算”的情况，这使得最初申请的贷款额往往不能满足项目建设要求，贷款银行出于种种原因被迫再次向该项目放贷，不断地为建设项目注人资金。这样一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的债权一经形成，很多情况下便会形成一种自我增强的机制。一旦出问题，银行的筹资成本、信用损失、资产变现损失将十分巨大。
2．项目法人实体不明带来的债权虚置风险
我国《贷款通则》规定，地方政府不具备借款人资格，禁止政府作为贷款主体或出面担保直接从金融机构借款。为了合法获得银行信贷支持，地方政府通常会组建一个融资“窗口”，如各类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代表政府从银行融资。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名义多上以公司或企业的形式进行，但这些公司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指定或应银行要求而新设立，隶属建设局、财政局等某个政府机构，其主要职能是作为政府向银行机构贷款的工具。此类借款人往往注册资金不到位，资产、机构虚置，贷款多少并不是根据公司承担债务能力的强弱来确定,而是根据地方政府建设资金需求量和财政能力而定,由政府财政作担保。同时资金的使用以及贷款的偿还由政府进行统筹安排，借款人对借入的资金没有处置权，实事上仅起政府“出纳”的角色。由于政府掌握着各种权力和资源，贷款银行在多数情况下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变相贷款给资本金比例达不到要求的基础设施项目，客观上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
此外，大多数基础设施项目存在着项目法人实体不明的问题，即项目借款人与真正的用款人并非同一主体，地方政府、借款人与用款人之间的“借、用、还”和“权、责、利”关系不明晰。基础设施项目由政府有关部门决策投资，政府通过组建一个融资公司来向银行借款，贷款资金的具体使用则交于负责工程建设与运营的项目公司，从而造成借款人不负还款责任，而还款人以未参与项目的具体筹建和融资过程为由拖延还款。从近几年实际情况看，除少部分可收费的基础设施项目依靠自身收益能满足还款要求外，其余大部分项目自身收益很少或根本没有收益，依靠自身无法偿还贷款，必须由政府代为偿还。因此，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的还款人实质上是各级财政，最终的结果是银行债权虚置，这其中所潜藏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让人担忧。如果这类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演变成政府债务危机，将给银行带来新的巨额不良贷款，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3．贷款约束软化引发的信贷领域道德风险
信贷领域的道德风险是指在信贷活动中的经济个体（组织或个人）为了达到自身收益最大化而做出的有损对方或第三方利益的行为，它是伴随着银行的信贷活动而出现的一种金融风险。由于基础设施项目贷款与其它性质的商业贷款相比具有特殊性，由此引发的信贷领域的道德风险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贷款银行片面追求短期利益，贷款管理松化，产生某种“偷懒”行为。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期限通常都很长，在贷款发放至还本完毕的这段较长的期间里，银行工作人员一般要经历数次轮换付息，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变得相当分散，未来货款的偿还成了一个事实上“无人关心”的长期目标。另外由于这期间包含很多不可控因素，如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政府规划调整都会不同程度的波及基础设施项目的正常运营及管理，因此即使贷款出现问题基本上也不可能追究初始放贷人的责任，造成初始放贷人对贷款风险关心程度较低。更为主要的是，基础设施项目大多具有社会公益性质，政府常常以财政收入或补贴还款的方式来保证项目有稳定的还款来源，这就使得贷款银行对这类贷款的管理存在惰性，放松对风险的警惕。
另一方面，尽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采取了项目法人负责制，但据资料显示，目前至少有三成以上的此类项目并无严格意义上的法人实体对项目进行规范运作，对项目的经营和管理承担风险，总体上还是以政府行为为主导，以政府信用为基础。项目当地政府大都与银行签有金融合作协议，在此协议框架下实施“借、用、还”一体化的项目贷款运作。由政府推荐或组建借款人，承诺财政出具项目资本金，落实还款资金来源并承担还款“财政兜底”责任，落实银行贷款担保条件等。因此，政府信用是否可靠，政府承诺能否兑现，成为银行贷款安全的关键所在。政府能否一如既往地信守其偿还贷款本息的承诺，不仅涉及本届政府的信任度，还涉及下届政府的态度，而政府换届很容易导致“新官不理旧账”的情况发生，贷款的潜在风险不言自明。
三．商业银行介入基础设施融资新途径：资产证券化
随着基础设施领域市场化、多元化的投融资模式的逐步形成，各类金融机构也已开始尝试通过金融创新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融资模式、新的金融工具纷纷推出。作为基础设施融资主渠道的商业银行，实事上正受到来自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业务上强有力的竞争。面对内部和外部金融环境的迫切需求，商业银行必须探索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利用新的融资工具克服存在的制约因素，分散和化解面临的风险，强化对基础设施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从而也为银行自身业务的发展开拓新的空间。
1．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实施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
资产证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是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量的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风险及收益要素进行分解和重组，进而转换成以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为担保，可以在金融市场上流通的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资产担保证券，简称ABS)的过程。根据资产证券化设计的出发点不同，大体可以分为收益资产证券化和信贷资产证券化。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将流动性差的不同项目贷款资产集中起来，打包组合成资产池，以一定的价格出售给一个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PurposeVehicle，简称SPV)，即通过债权资产的真实销售回收部分资金。SPV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和信用增级(CreditEnhancement)，分离与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包括信用、流动性、利率、外汇等风险)，将其转化成债券，选择承销商向投资者发行。SPV利用发行收入支付购买资产的价款，并向聘任的各类机构支付专业服务费。由SPV委托的受托人则负责归集贷款的本息，对投资者进行债券本息的偿还。在这一过程中，选择合格的基础资产是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逻辑起点，因为基础资产的选择问题，不仅关系到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能否在一级市场上顺利发行，也关系到这种产品在二级市场上的流动性和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即直接关系到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成败。
被证券化的资产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这些资产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即能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的未来现金流，且可以同其他资产所形成的现金流相分离，即资产权益相对独立，出售时不宜同其他资产权益相混淆，这是资产证券化的本质和精髓。同时，这种资产本身可以从持有者的资产负债表中完全被剥离出来，也就是说该资产一旦被出售，在法律上可以确保与其母体不再有任何联系，不再受其母体经营状况、破产与否的影响，这是能否实现“真实销售”和“破产隔离”的关键。此外，该项资产持有者要具备某种提高拟发行的资产证券信用的能力，即对所发证券进行信用增级。从技术上来讲，被证券化的资产还必须达到一定量的规模。基础设施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属于满足社会基本需求的层次，需求弹性小，消费者对基础设施的消费次数或数量是比较稳定的，不会有较大的波动;消费价格受政府管制，也不会有较大的波动。所以，它在经营期间能够产生较为稳定的现金收入。其次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期较长且遵循一定的自然和生活规律，历史记录完备，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入具有可预测性。再次从可供证券化的资产风险性分析，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都会有政府的支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基础设施证券的信用级别，降低了风险，比较容易吸引投资商的投资。最后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数额巨大，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基础设施的规模呈稳定上升趋势。因此，商业银行可以选择基础设施项目贷款作为基础资产，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
2．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实施资产证券化的意义
（1）降低流动性风险。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必须保持资产负债合理的期限结构，以防止因为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所引发的流动性风险。把一部分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减少长期信贷资产的具体措施。商业银行将基础设施信贷资产按照一定的标准整理成新的资产组合，并以此资产作为担保，发行证券筹资，把呆滞的资金变活。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将风险提前规避，并将风险分散，提高资金流动性。资产证券化的一个核心作用就是能够解决银行长期信贷资产的流动性问题，是银行流动性管理的有力工具。同时银行必须保持适当的资本充足率，以保证承担经营损失的能力。在资本总量一定的情况下，通过证券化把部分信贷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移出去，也是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具体措施。
（2）增加银行获利能力。长期资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时间价值和风险收人上，以前商业银行要得到这部分价值，要通过控制利差，低存高贷，并且不得不忍受较长的时间、承担较大的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即商业银行将资产收益和风险收益的一部分让渡给投资者，部分转变为自己的服务收人。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发起机构（银行）通常作为服务商，受托为证券化资产提供管理和服务，获取服务报酬。由于证券化资产已经从银行表内移出，银行提供的贷款管理服务属于表外的中间业务，这可以强化银行的金融服务中介功能，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将风险资产的利差收入转换为无风险的服务收费收入，从而逐步改变银行以利差收入为主的状况。
（3）改善银行业务品种。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对表外科目进行大量推广、扩展中间业务，从而使商业银行的经营从产品到服务全方位实现创新。在国外商业银行体系中，大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约为30%至40%，越是中小银行，由于自身业务实力的限制，信贷资产占比越少，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越高，有些可以达到50%以上。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能够使银行从一个信贷提供机构转变为一个信贷服务机构，由靠借贷利差盈利的模式转变为靠贷款服务收费盈利的模式，从而实现银行职能的转变。这实际上是商业银行职能的一种回归，因为商业银行本质上是一个金融服务机构，而不是一个投资者，它得到的应该是服务收人，而不是资产收益或风险收益。
四．总结
尽管商业银行在介入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时，存在一定的障碍，面临一些显现和潜在的风险，但是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具有良好的社会和信贷效应，对商业银行而言，无疑是其金融支持的理想对象。商业银行通过积极的金融创新，将基础设施项目贷款进行证券化，利用借贷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工具，可以增强流动性，提高资本充足率，化解和分散基础设施项目贷款的风险，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来源，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小锋等资产证券化：中国的模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王开国等资产证券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3．何小峰资产证券化——中国的模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第4篇
政府担保给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保障的同时也为政府带来了或有负债。在融资时，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分配原则是项目参与者的相互合作作为基础和纽带，按照最小成本进行风险控制一方的协议来进行风险分配，市场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非市场风险由政府部门进行承担，主要通过签订经营方面的特许经营范围、特许经营期限、投资回报率、经营收入、冲突解决机制等项目后勤支持、法律一致性等特许权协议担保条款体现，并改变了政府对项目其它参与方的作用见图1所示。在图1中虚线表示政府提供担保的作用。项目总价值是由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共同构成的，政府希望以最大的程度来提高项目的社会价值，而项目经营者则关心的是如何获得经济价值，将自身收益最大化是理性投资者的最终目标。
二、公共基础设施政府担保的期权特征分析
假设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价值为V，非政府投资者投资价值为E，非政府投资主体的预期回报率为er。若综合考虑项目在运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市场风险因素的影响，保证投资者在特许经营期内获得不低于*I的运营收入，此时可以根据B-S期权理论可以得出，当政府以向投资者提供担保来进行融资时，投资者相当于在建设基础设施项目时获得了一个看涨期权的投资收益。其中T为特许经营期，E为T时刻期权的执行价格。但如果公投资者在共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经营期间不进行分红，那就在特许经营期T的期末，政府所担保的期权收益价值为*G(T)max(0,IE)。
若考虑到在共基础设施项目运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非市场分析因素的影响，保证投资者在特许经营期内获得的运营收入不低于R，特许期内投资者实际获得的项目运营收入用V表示，TV表示V在特许经营期结束时刻的价值。G随着TV与TR之间大小关系的变化而取值不同：当TTVR时，投资者的收益是获得项目实际收入，此时政府担保的价值为零（G0）；当TTVR时，政府需要针对项目担保收入和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部分给予投资者一定的补偿，此时担保的价值大于零，即TTGRV。综合上述两种情况，若政府提供担保，则项目的运营收入始终为max,TTRV，政府担保的价值为max0,TTGRV，因此，政府担保其实是以V为基础资产，R为执行价格，T为到期日的欧式看跌期权。
三、结语
第5篇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兴起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加强基础设施产业建设投资(尤其是在该产业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十分必要。基础设施产业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其质量是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也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新兴市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国际化发展迅猛，对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对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一日千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关键。
其次，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高度资本密集性和复杂性的典型特征，资金短缺和效率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疲于应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在基础设施产业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尽管这样，这些国家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非洲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400亿美元，而1996-2006年跨国公司累计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仅为450亿美元(WIR2008，UNCTAD)。
第三，基础设施产业的对外开放。面对基础设施产业巨大的市场和投资需求，一些国家需要更大程度上吸引跨国公司等私人资本。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70％的投资促进机构正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为此，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进行自由化改革和放松外资收购管制，邀请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项目。为利用这些制度变化以及当地经济增长带来的获取市场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在网络设计和运营、工程能力、环境保护知识、项目管理能力和默会知识、实践技能以及盈利模式和财务实力等方面的专业技能纷纷进入外国基础设施产业。
二、全球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外来直接投资规模快速扩张
1990-2006年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31倍，达到786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29倍，达到1990亿美元(WIR2008，UNCTAD)。全球内向直接投资存量中基础设施产业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2％快速扩张到2006年的接近10％。其间大多数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金额持续增长，电力和通信产业增长最为显著，交通和水务产业则增长较少。其中1996-2006年跨国公司在该产业的私人股权投资累计高达2460亿美元。
(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来源集中但有所分化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支配着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国际化投资(WIR2008，UNCTAD)。2006年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53家来自欧盟(53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6.7％、63.7％)，14家来自美国(14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4％、23.4％)，而其中22家总部设立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体(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11.6％、8.6％)。欠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国际化过程中总体上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1996—2006年期间欠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私人股权投资中所占比例略高于5％，2006年则仅占2％。但是来自亚洲地区的跨国公司参与显著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香港(5家)、马来西亚(3家)、新加坡(3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中，来自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在亚洲和大洋洲，1996-2006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协议投资几乎占据50％，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占据大多数比例。非洲40％的基础设施产业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通信产业58％的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投资者的参与则非常有限(仅占16％的私人协议投资额)。
(三)跨国公司的参与形式多样但因产业而异
跨国公司采用直接投资、特许经营、私有化和绿地投资、管理与租赁协议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产业直接投资，但是不同产业的主要参与形式各有不同(WIR2008，UNCTAD)。在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过程中，通信产业绝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直接投资。在电力行业，最常使用特许经营(占62％)，交通(超过80％)和水务产业(占70％)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采用特许经营。其次是私有化和绿地投资(占36％)。水务产业使用管理和租赁协议的情况也相对较多(占25％)。
(四)不同国家和产业开放程度各异
发达国家和相对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由于拥有更加发达的制度和管制能力，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基础设施产业对外更加开放。例如，1996-2000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吸收了该产业跨国公司私人股权投资的67％，而2000年以来非洲和亚洲的份额增长则相对更快(WIR2008，UNCTAD)。产业方面，那些相对容易放松管制和引入竞争的基础设施产业一般对跨国公司的参与更加开放。例如，移动通信产业最为开放，水务开放程度最低。2006年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100强中，65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5家来自水务产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50强中，30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2家来自水务产业。
三、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
(一)产业促进效应
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扩散、产业竞争、产业合作和服务供应几种途径产生产业影响。
1技术扩散效应
直接投资是向接受投资的国家传授资本经营技能和技术知识等经营资源的综合行为。基础设施产业的跨国公司主要通过技术扩散向东道国输入硬件(例如水净化专业设备)和软件技术(例如组织和管理实践)。东道国政府一般选择信誉好、实力强的外国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提高建设效率、降低成本和价格，并为国内企业提供比较、学习和借鉴的机会。例如，通信产业国际经营者的进入降低了信息通讯技术的获取和使用门槛。跨国公司通过经营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流程再工程化设计，改善采购和分包实践，改进客户记录和搜集方法等带来软件技术。技术扩散的主要路径包括合资企业、人员流动和示范效应。在中国电力行业，外来跨国公司在大型合资项目的参与中涉及到与中方系统而广泛的项目管理合作。不过这种技术扩散的效果还取决于国内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吸收能力这一关键因素。
2产业竞争效应
跨国公司通过产业竞争促进效益。基础设施产业竞争程度越强，跨国公司的参与越是可能提高效益(WIR2008，UNCTAD)。在许多国家，由于通信产业的技术变革和产业改革，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已经形成。在乌干达，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导致通信价格的下降和移动电话普及率的提升。国别研究也表明，私有化和竞争之间相互促进：竞争促进私有化的收益，反之亦然。不过，在本质上仍然是自然垄断性质的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导致国家垄断转变为私有的外资垄断，这将限制竞争从而改进效益的空间(WIR2008，UNC—TAD)。在其他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参与在提升竞争和效益的同时，也限制了国内企业的进入和排斥了现有企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竞争性相对更强的电力和通信领域，跨国公司进入在某些方面存在反竞争行为。
3产业合作效应
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除了通过公司变革，还可以与跨国公司进行产业合作提升效益。在有些收入水平较高或者规模较大、国内企业竞争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通过部分私有化允许外来跨国公司持有少数股权，这种合作利于提升竞争力和效益(WIR2008，UNCTAD)。例如摩洛哥电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变得更有竞争力。在中国，外来跨国公司主要通过与国有企业合资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企业绩效得到很大提升。在印度，塔塔电力等私有电力企业利用私有化契机，通过与外来跨国公司合资进入电力产业。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的参与者更有能力与外来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尤其是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因为这两个产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参与者已经成为主要参与者甚至全球领导者。
4服务供应效应
跨国公司还影响到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服务供应和价格。跨国公司参与一般会增加东道国基础设施服务的供应和质量，但是价格影响则情况各异(WIR2008，UNCTAD)。有些情况下定价超出穷人的支付能力，因此，跨国公司参与带来的产业影响改进未必会转化为所有社会成员福利的增加(表现为更多的选择和更强的购买力)，尤其是对穷人和居住在农村、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来说。在通信领域尤其是移动通信领域，跨国公司在改善供应、扩大服务覆盖率、降低价格和增强可获得性方面的影响最为明显。随着跨国公司引入新的商业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过一场“移动革命”，低收入群体也能享受到移动服务。跨国公司进入交通领域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主要港口的服务质量从而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
但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影响则较为复杂。跨国公司参与对电价、水价及其可获得性的影响取决于政治、社会、契约问题以及生产率和效益改进等因素(WIR2008，UNC—TAD)。如果政府没有对使用者进行补贴，增加供应、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并不足以在维持收支平衡情况下保持低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增加私人部门(包括跨国公司)在电力行业的投资会增加电力供应、增强网络连结性，从而稳定改善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和服务质量。考虑到相关因素，电力价格因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优势会有所下降，但是价格变化趋势并不确定。尽管有证据表明在良好设计的框架下供水服务会得到显著改善，但是跨国公司在水务领域的参与对使用者可获得性的影响并不令人满意(WIR2008，UNC，TAD)。
5总体产业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WIR2008，UNCTAD)。外来直接投资者的参与就使得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价格下降和数量增加。例如增加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供应和降低相应服务的价格。但是在特定产业，这些积极效应还取决于特定的政策因素。尤其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如果跨国公司效率的改善(供应增加和质量提高)不足以在弥补成本的同时维持低价而且政府不对使用者提供补贴，一部分人尤其是穷人的用水、用电就会受到影响。而且技术扩散的效应取决于东道国的学习吸收能力，产业竞争过程中可能排斥竞争，产业合作可能使得小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被外国控制。因此，电力和水务等特定领域如何发挥外来直接投资的积极的产业影响，还需要当地政府从社会学的视角制订和执行重要的政策措施。这给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埋下伏笔，也给有关国家的行政当局带来严峻挑战，后面就将讨论这两个问题。
(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国家经济不受内外环境干扰、威胁、破坏而维持正常运转的一种状态。它既包括一国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包含该国为确保经济持续发展而确立的战略目标以及为此而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赵英，2007)。近年来，国际化取向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备受重视。尽管全球总体倾向于对外来直接投资保持开放姿态，2007年与对外直接投资潜在相关的政策改革中的74％目的在于增强东道国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吸引力(WIR2008，UNCTAD)。但是全球针对不断增长的保护主义的关注和争论也日益增加，过去几年中对外来直接投资不太友好的政策变革逐渐增长。美国对与国家安全可能相关的直接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独联体国家和俄罗斯联邦尽管整体上对外来直接投资日益开放，但是仍然限制外来直接投资在采掘业和其他战略产业的投资行为。俄罗斯联邦2007年通过战略产业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在这些产业只能拥有少数股权。在哈萨克斯坦，新通过的自然资源法赋予政府在相关协议损害国家在石油、金属和矿产业的经济利益情况下单方面修改协议的权力。在南美洲，采矿业比较开放，但是石油、天然气行业仍受高度管制。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不确定性使得各国担心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例如，中国水资源稀缺正在加剧，外资进入中国城市水务项目日渐增多，其中全球最大三家水务公司(法国威立雅、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泰晤士水务公司)无一例外都把中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重要部分，其获利动机迟早会与中国市场的价格承受水平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对允许外资企业控制某些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包括电力生产和输送、港口经营和通信)日益谨慎(WIR2008，UNCTAD)。出于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考虑，一些国家正大量引入新的限制措施。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4％的投资促进机构没有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而那些积极寻求外资投入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电力生产、网络服务和机场，而不是电力分销和传输领域。欠发达国家的交通产业则更倾向于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参与。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考虑。
基础设施产业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主要同其产业属性密切相关。其一，基础设施服务经常涉及到建造有形的网络，本质上具有寡头或者垄断的属性，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容易引起垄断嫌疑和激起反垄断诉求与调查。其二，基础设施产业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许多国家将进入基础设施服务领域视为一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可能降低公共服务产品的可获得性和提高服务价格，损害到部分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利益，容易引起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争议。
(三)政策挑战
尽管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基础设施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但是这种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是否具备完善的管制环境(WIR2008，UNCTAD)。为利用好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东道国政府在说服外商投资本国、营造管制环境、制定政策和施政方面却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1说服外资参与充满挑战
许多国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的基础设施，但是如何说服外资企业参与投资则充满挑战。来自发达国家和大型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潜在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欠发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达的低收入国家由于市场较小，在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和最大化跨国公司参与的收益方面力不从心、不具优势。这在需要大规模资本投资、盈亏平衡困难和社会问题众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项目失败和各种投资争议还使得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者)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更加谨慎。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直接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对相关仲裁决议的回顾显示，不足50％的补偿有利于提出申诉的跨国公司，而且所补偿的损失远低于投资者所主张的赔偿金额。尽管这些跨国公司的母国和国际组织拥有各种有助于在短期内动员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的风险管理措施，但是目前的很多风险模型并不能适应低收入国家的实际情况。例如，当地货币融资需要一个有效的货币互换市场，而当地恰恰缺乏这种市场。
2缺乏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带来风险
不管如何确定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比例，完善的制度和执行机制对于确保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和公平都很关键(WIR2008，UNCTAD)。加强对外来投资者保护和是降低他们的风险往往以政府管制灵活性下降为代价。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对外资开放基础设施产业失败的风险就会增加。而且一旦自由化，则很难逆转。理想状态下，开放前就应该进行竞争性重组、引入管制政策和建立独立的管制机构，这样有助于明确潜在投资者的竞争规则、使得政府从容应对特定的项目管理。而实际上，很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开放往往走在广泛变革的前面，结果往往不甚理想。直到建立起有效的管制框架，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改善公共部门开放的效应。
3政府官员承受更强的压力
制定和执行能够驾驭跨国公司在基础设施产业潜在作用的政策需要具备高超的技能(WIR2008，UNCTAD)。例如，东道国需要考虑何时和在多大规模上引入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最为合适。由于不同的国家政策优先考虑的因素有所不同，私人和公共投资之间的最优比例情况各异。东道国政府需要对不同项目的竞争性需求进行优先选择，为选中的项目确定明确而符合实际的目标，并将这些目标整合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战略之中。政府还需要找到一些确保跨国公司参与的项目带来预期发展效应的方式。这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需要掌握必要的引导、谈判、管制和监督项目方面的制度性技能。
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增加了政府官员的责任和压力。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需要密集的双方谈判，形成的协议要反映各个项目的特定要求和协议各方的意愿。因此，培养政府官员具备确定跨国公司参与的最优水平和形式以及谈判和监督项目执行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但是，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之间往往在信息和经验方面存在不对称性，政府官员在协议谈判过程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和能力不及外来跨国公司。大多数跨国公司倾向于使用国际法律公司和其他在项目融资交易方面拥有专长的专家，但是这在发展中国家几不可能。
三、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政策条件
1983年起我国开始利用外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外合资建设码头优惠待遇的暂行规定》，中国港口建设最早开始向外资开放。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发展。该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设立的从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的生产性外资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五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国务院关于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税收优惠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国发(1999)13号)则规定：自1999年1月1日起，将外资税法实施细则关于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扩大到全国。2004年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的《港口法》将港口的建设和经营列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项目，并且在投资比例方面取消了限制。
(二)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借用国外贷款，包括借用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泛推进，外商开始直接投资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最早形式是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例如，和黄集团1993年持股50％与上海港务局合资组建了总投资达56亿人民币的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随后又持股73％与深圳盐田港集团合资成立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开创了外方控股中国大陆港口的先河。而近年来BOT(Build-Oper-ation-Transfer)、TOT(Trans-1et-Operation-Transfer)等新型直接投资模式则屡见不鲜。
(三)主要问题
1投资规模不足
整体上看，我国吸引的外资中超过50％集中于加工工业，近30％用于房地产，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比例很低。仅从基础设施内部的投资比例来看，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不足5％。这往往与以下因素有关：外商投资者往往固守中国资金短缺的传统观念提出很高的、不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率要求；外商出于对中国政治政策环境稳定性的偏见性的误解(例如外商对我国尚未完成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经济、法律政治环境缺乏足够的信心)而实施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往往贻误很多在华投资的良机；国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心理上存在排斥和担忧。
2产业分布不合理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地区的通信、电力、供水、供热等公用事业，而对垃圾污水处理、道路桥梁、公共交通等(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方面投资严重欠缺。这可能同各产业间的投资收益率差异以及相关产业价格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不同步直接相关。
3地区分布不协调
全国外资中86％均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基础设施行业也基本是这个比例。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侧重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上海、江苏、辽宁、广东等沿海省市有不少外企直接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大量内地省市几乎没有利用外资，西部地区微乎其微。这可能同内地市场发展程度不足、收益风险较大、外资缺乏了解直接相关。
四、政策启示
为充分利用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于缓解资金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并削弱消极影响，我国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和完善投资环境方面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
首先，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安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而基础设施产业安全则是产业安全的基础。对于日益扩大开放的中国而言，必须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的安全问题。尽管直到2007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我国国有投资，但逐步多样化的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意味着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在基础设施产业安全问题上，我国需要牢牢把握两点：不能为了解决资金、技术不足的矛盾而放弃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控制权；不能因为没有失去对基础设施产业的控制权而对产业安全威胁置若罔闻。因为外资对于产业安全的威胁不完全基于对股权比例的表面控制，更多的会是基于技术和管理优势的经营行为操控所带来的实质性威胁。出于产业安全的考虑，在我国管制环境尚待完善、欠缺管制经验的情况下，在吸引外资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产业方面最好继续坚持小规模进行而不是大张旗鼓，而且最好在较少引起安全争议的基础设施产业(例如电力和交通)开始扩大外资引进规模。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也要高度重视管制外资经营行为的制度建设。
其次，高度重视完善投资环境。有效优化和改善投资环境是发挥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最可持续的路径。具体包括：
做好说服外商投资于我国基础设施产业的引导工作。随着内外资政策的逐步统一和国民待遇原则的普遍适用，仅靠优惠的税收和关税政策吸引外资不可持续。为说服外商，需要做好三项引导工作。一是引导外商投资者提出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因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基础设施供需瓶颈已经得到很大缓解，投资回报已经趋于正常水平，过高追求投资回报率可能丧失在华扩大市场份额的先机和优势。二是引导外商投资者合理评估投资风险，提出合理可行的融资方案，减少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适应中国快速成长的市场环境建立精明、强干、决策和执行迅速的项目管理团队。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成长速度快速、人民币值稳定偏强、外汇储备丰富、社会稳定，盲目夸大政治和国家风险就会丧失投资信心和诸多重大的市场机会。三是引导外商投资者负起社会责任，因为我国吸引外资正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化、从以高回报率为条件向以互惠互利、权力义务平等、合理回报率为条件转化。
立足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带来的持续市场需求，营造稳定、透明、公正、法治的管制环境。一是鉴于基础设施产业的特殊性，我国需要制定国家级的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产业的管理办法或者规定，就基础设施项目的服务功能优化、监督和管理、风险分担、审批程序简化和审批时间缩短、国家经济安全影响评估和控制、诚信履约控制等共性问题实行统一指导、规范管理。二是重视建立信用调查评估渠道。一方面，培育和发展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实际的信用评估中介机构，借助这些专业机构做好针对外商投资者的信用评估和调查。另一方面，实施独立会计师事务所制度，规范信息披露，妥当提供符合国家公认会计准则和外商投资需要的系统的财务信息及其会计报表，配合外商投资者及其贷款银行的信用调查。
第6篇
近年我国建立了特许经营制度，能否取得成功，专业化的运作非常重要。公用事业与市民利益关系密切，一个包括投资内容的特许经营项目的合作期限可能在20年以上，可以降低风险。公用事业的特许经营涉及财务、商务、法律和技术等方面问题，把各种因素有机的相结合，特许经营项目才能取得成功。咨询机构对项目中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积累经验，并掌握项目成功的技巧。政府由于受经验和知识的限制，在项目运作过程中总会有很多处理不好的问题，导致项目失败，影响项目运作效率。因此，发挥工程咨询机构的专业作用，对于特许经营项目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2试点项目循序渐进推动改革
公用事业的改革涉及到各种利益关系和管理规则的调整，局部改革风险小，为全面改革积累经验，一旦失败影响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试点项目来说，政府很重视，配备有力人员，项目进行过程中出现问题能及时纠正；通过试点项目的运作可以发现问题，及时在后续项目中调整；试点项目成功了会对原有的体制产生影响，促使其提高效率。
政府部门的人员在试点项目中与工程咨询机构共同工作，这些人员通过项目得到一定的锻炼，为后续项目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他们对项目运作的程序很清楚，预防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一个试点项目的运作，对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起了有效的规则；项目的实践也使政府认识到项目条件、商务条款和风险分配应相对合理，才能被市场和投资人接受。
如北京第十水厂A厂BOT项目，由原来曾参与该项目运作的部分人员，组织了东坝、垡头、五里坨、北苑、定福庄五座污水处理厂BOT项目；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工作小组充分吸收第十水厂和肖家河、卢沟桥两个污水处理厂的经验，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五个污水处理厂项目的招标文件编写。在招标文件中，充分了解招标人的承受能力，对在其它项目中投资人无法接受的条件，在这五个项目中都放宽了要求，据此固化了很多实质性条款，既保持五个项目都符合北京市的污水管理体制，也提高了谈判效率、缩短了项目运作周期。
通过试点项目积累产业化的运作经验并培养运作人才，在试点项目基本完成时再逐步推进其它项目的运作，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了公用事业改革任务。逐步改革的过程也是公用事业市场培育和完善的过程，随着改革的推进，社会资金的承受能力会逐渐加强，最终确定的公用事业资产和产品价格将是合理的，政府做出的承诺(协议)将可以执行。
3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规范运作项目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首先，在聘请工程咨询机构的标准应该是科学的，关注点是咨询机构的业绩和实力，不是咨询费用；如果机构不专业，则带来的损失远超过节约的咨询费用。其次，要重视兄弟城市的经验和教训。在运作项目前，应组织人员到已经做过类似项目的城市进行调查研究，学习兄弟城市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们的教训。第三，应强调以改制目标为导向。在运作项目的每个环节，都要认真研究如何才能有利于达到改制目标。如为了吸引更多投资人参与项目，在运作大兴天堂河污水BOT项目时，采用了给排名第二、三的投标人经济补偿，提高了投标人的投标积极性，增强了项目竞争，降低了污水处理服务费。第四，强调竞争的作用。公用事业的特许经营项目应强调通过竞争提高效率；能竞标的优先考虑竞标，不能竞标的研究可行的竞争方式，以实现项目价值和效率的最高化。
规范运作是项目成功的基本保障。前些年，各地完成的基础设施投融资项目，有的是采用一对一谈判或私下协商的方式完成的，这种方式操作的项目问题比较多。有的项目政府觉得合同不公平，单方终止合同，导致投资人上诉，对当地的投资环境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有的项目因为当时商定的条件不客观或不可行，导致项目难以执行。而通过规范运作，类似问题可以尽量解决或避免发生。
一是特许经营招商项目的组织工作应该规范。应成立以当地主管城建的市领导为组长的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各项目重大问题的决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运作工作和办理各项领导小组交待的工作，保证项目有条不紊地进行。二是项目运作程序应是规范的。专业的咨询机构将根据有关法律和国内各地实践经验设计运作程序，程序获得领导小组批准后作为工作指南。三是项目文件应是规范的。项目文件是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要载体，是政府与潜在投资人沟通的纽带；项目文件中包括的各项协议，是运营期中政府和投资人权利义务的依据，是特许经营重要的合同文本；项目文件的质量直接关系到项目的运作效率和效果。在准备各项文件时，应注意在保护政府利益的前提下，公平合理、充分吸收国内外惯例成果，认真解决项目本身问题，用国内外投资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形成文件。
4结合项目实际适度创新
任何两个项目都不是完全相同的，同样是污水处理厂BOT项目或股权转让项目，由于项目运作的目和技术条件不同等因素，使每个项目都有其特点和问题。这就要求咨询机构以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为基础，从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的特点和客观规律出发，对每个项目的情况进行创新，实现项目运作的目的。如长沙岳麓污水处理一期工程BOT项目中，针对该项目将厂区和管网打捆融资的特点，设计了水厂水价和管网水价两套价格机制，分别约定了不同的价格构成机制和调价原则；将运营期内对管网的运营维护，以托管的方式委托给了政府指定机构。这种安排很大程度上打消了投资人对包含管网项目高风险的担忧，合理的项目结构得到了投资人的认可，不同水价的构成降低了财政负担，实现了招商效果。
5结束语
随着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越来越多，后特许经营时代对政府职能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特许经营期中，政府应成立专门机构，配备相应人员对项目公司进行监管，监督其严格履行特许经营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政府也应恪守信用，依法履行协议中的承诺。
第7篇
关键词基础设施建设小城镇经济建设
钟管镇位于浙江省德清县东北部，是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县首位的几个镇之一。东邻本县新市镇，西、北都与湖州市接壤，驻地距浙江最大的经济中心杭州仅40公里，离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仅185公里，交通方便，区位优势突出，钟管镇辖区面积39平方公里。90年代前，镇内突出的问题是“三乱两多一少”，即车辆乱停乱行，摊棚乱搭乱摆，垃圾乱倒乱堆；居民乱建乱围多，道路弯弯曲曲多；基础服务设施少。
早在1997年被列为首批浙江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以来，钟管镇政府深感建设好钟管镇是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方针，在近十年时间里，率领全镇人民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强化管理，把一个脏乱小镇引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并先后获得了浙江省东海文化明珠乡镇、省级教育强镇、省级村镇建设现代示范镇、省级绿色小城镇、省级文明镇等称号。同时，到2005年，该镇已挤身全省社会经济百强乡镇之列，综合指数得分排名也已上升到36位。
交通是城镇的命脉，道路是城镇的骨架。自97年以来，钟管镇道路建设投资资金数千万元，新增或改造城市道路面积128000平方米，道路总长度10.5千米，人均道路面积由3.6平方米提高到11.5平方米，建成了南湖路、振兴路、公园路、文昌路、以及环城东路、西路、南路、北路等多条城镇道路，打通了城镇交通“卡口”，建成了南湖桥、钟管桥、镇南桥、横塘桥、龙千长桥、南湖二桥、钟二桥、西二桥等多座桥梁。大大改善了城镇的内外交通状况，同时镇区新开辟的南湖路、公园路、振兴路等农民街吸引了大批农村居民进镇落户，加快了乡村城市化进程。
在进行道路建设的同时，全镇先后征用土地42.5亩，拆迁建筑物10多处，挖填土方量5000多立方米，投资一百多万元，建成了一座占地2.81公顷，居全县首位的农民公园；征用土地2000多亩，投资6000万元，建立了一个现有大、中、小企业40余家（其中国家级企业集团1家，市级企业集团5家）的工业园区，年工业产值达36亿元；先后铺设了8000多米下水道，建花坛二十个，绿化256000平方米，架路灯700盏，解决了钟管其它一些配套基础建设问题；接下去准备征用土地150亩，拆迁房屋32座，投资五千万元，开发建设一个近70000平方米的居住小区，可使近1200名居民喜迁新居。目前，钟管镇基础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布局合理、文明卫生、环境优美，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化新型农村城镇正逐步形式。
是什么原因使钟管镇建设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
——抓隹难得机遇，立足长远求发展。自1997年以来，浙江省省长、副省长，省城乡建设厅厅长，湖州市市长等有关领导多次来钟管视察指导。钟管人民把机遇看作是干事业的起点，看成把决心和实干结合的一次机会。自1997年以来，镇领导连双休日都不放过，除了其它必要工作外，几乎天都是围绕怎样把钟管建设得更好而作宣传、跑资金、搞协调。原先，县政府只计划在钟管修建一条仅3米宽的砂石路，只是解决了起码的通车问题，而钟管镇基础设施和市场滞后的问题仍尤为突出。钟管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决定紧紧抓住修建县城至钟管公路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请求批准把经过钟管的过镜段公路修建成一条路街合一的新街道——现取名南湖路，同时重点开发街道左右两侧村庄，使这一片沉睡千年的穷土地变成各方商家都关注的黄金宝地。后来，又把南湖路向南延伸至镇南的青墩工业区，大大改善了工业区的交通问题。这一抓住机遇，立足长远修建南湖路的方案，对改善钟管镇旧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抓住规划龙头，科学布局合理。规划是建设的龙头，是管理的依据。要搞好村镇建设，首先就要抓住这个龙头。过去，钟管人建房，多是这儿一间，那儿两户，既浪费了大量土地，又增加了基础设施投入，很难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为此，钟管镇政府在城镇建设中，改革过去传统的建设方式，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现在，钟管镇已请省、市规划院编制完成了《钟管镇城镇体系规划》、《钟管镇总体规划》、《钟管镇新区开发详细规划》等，城镇的主要地段及每个村庄都编制了相应的详细规划。建设完全是按照“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建设一盘棋、管理一个法”来操作的，真正做到了高起点，高标准，即布局合理、节约用地，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努力成为浙江省小城镇建设的一面旗帜。
第8篇
关键词：运输基础设施融资政策融资方式
1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
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产业，是维系国家社会生产和生活正常进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和基础保证，在我国目前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阶段，运输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运输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发展程度将直接决定其他各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市场交易的效率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正因如此，近年来，我国以干线铁路、高速公路、枢纽机场、国际航运中心为重点，大力推进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至2000年末，我国运输线路中，铁路营运里程6.8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140万公里，内河千吨级以上航道7855公里，沿海港口万吨以上泊位646个，民航机场129个，航线1120条，里程151万公里，管道运输2.5万公里。货运量总计135亿吨，货物周转量总计43359亿吨公里。
尽管这样，我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总体规模仍然很小，按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计算的运输网络密度，我国仅为1344.48公里／万平方公里和10.43公里／万人，而美国为6869.3和253.59，德国为14680.4和65.94，印度为5403.9和21.6，巴西为1885.8和118.4。由此可见，我国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就是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要改变目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滞后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状况，必须加快建设速度，加大建设力度。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数量巨大，建设周期长，在建设中面临资金投入需求大而实际投入不足的矛盾，这单靠我国交通运输业的自身积累和国家投资，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在对交通运输的投融资政策上，必须进行改革，以增加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投入水平。
实现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融资，对于集中解决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有效的推动我国各产业发展的投资收入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有效融资，实现运输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建设，也是发展基础设施平台，加速运输业向现代物流业转变的重要一环。
2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政策的主要模式
在我国加入WTO的外部环境和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内部形势下，运输基础设施融资政策的转变必须适应内部和外部的现实条件与要求。调整后的政策应建立起政府投资主体和其他投资主体并存的综合投资体制，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投资决策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但必须看到，在各种投资中国家投资仍是交通运输建设投资主渠道，其他多种投融资方式则起着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管理与加大收益的作用，以适应交通运输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目前试行或可选择的融资政策可分为以下几类，应根据其各自的特点加以规范并综合应用：
（1）政府直接投资这是传统的政府投资建设政策，对于较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采用此种政策仍有一定的必要性。其主要优点是社会效益好，消费不受限制，国家的控制力度高。其问题则是普遍存在投资主体的目标模糊不清、责权不明确、激励动力不足。同时，政府直接投资生产的品种单一、供给质量低，而且使用中缺乏维修保养，损耗较为严重。
（2）政府与私人共同投资对于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且投资盈利较低或风险较大的基础设施，可以采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投资方式——政府与私人共同投资，政府起着引导私人投资的作用。比如，可以采取投资参股、无偿赠款、提供优惠借款、提供借款担保、无偿或低价提供土地和减免税收等方式。日本在1987年由地方政府和私人团体共同投资的公共企业中，运输和道路投资企业126家。在我国现有的相关政策法规中，对这一方式也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尚缺乏明确的法制保证。对私人及外国投资者而言，其利益的保护和投资环境的安全性是进行投资决策着重考虑的方面。现有的交通运输法规尚未包括这些内容，今后应根据交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需要完善相应法规，以大力推动这种融资方式的开展。
（3）政府管制下的私人投资对于单位投资额不大的基础设施，如公共汽车、电车、缆车、渡轮等，可以由政府授予企业特许投资权，然后对其价格、数量、利润等方面进行一定的管制；通过特许方式限制一些行业的经营者数目；通过规定利润标准来控制企业的盈利水平。这样可以在政府的管制或引导下形成具有竞争性的投资准市场，投资者自担投资风险。这种形式的特点是：具有提高投资效率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政府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财政负担，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
（4）在政府允许的条件和范围内，完全由私人投资这种投资方式仅限于不存在直接收费困难而且具有竞争性的基础设施。因为此类设施便于私人投资，所以政府可以不予直接投资或进行经济资助，收费标准由市场供求关系和竞争情况调节，私人投资完全受市场调节。比如采用BOT方式发展公路、电站及地铁等。
总之，交通运输业资本的来源要从单渠道转变为多渠道，既可来自国家投资又可来自资本市场；既来源于政府又来源于民间；既来源于国内，又来源于国外，各种有效的新的融资方式都可以用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
3融资政策中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积极开放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吸引各种投资进行开发建设，可以缓解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但是融资政策的制定，如不能很好解决政府投资与各类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融资政策中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就是在民营、私营化趋势日益风行全球的形势下，处理好公私双方之间的伙伴关系，以求既能在融投资和经营管理方面充分发挥私方的积极性，又能使公方在权力下放的同时继续依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要求融资政策的制定一定要明确政府的职能责任及其同私方的伙伴关系，非如此不能调动私方投资的积极性。就政府而言，要提供高效而透明的法律环境，使私方得以建立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营运系统。融资政策的制定要能监督公私伙伴关系的运作，又不干预其商业性质的事务。并成为鼓励公开竞争、处理公私关系的一个公平准则，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在融资方式上，需要制定一个健全而明确的法律框架，规定怎样组织和建立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这可以增加合作关系的可靠性、公开性和透明度，成为吸引国际参与和引进长期投资的前提条件。如国外常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开发模式，它是由政府特许投资者在一定的时期内拥有和经营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偿还债务并收取一定的资金回报收益；特许期满后，项目无偿地转移给政府；政府保持对公共物品的终极所有权，并最终能够获得正常运行的资本设施的经营权。BOT方式可以在有效地吸收各种投资（大部分是外资）情况下，减少政府债务，并借鉴和利用私营机构高效的经营管理方法。我国目前也已开始采用这一方式，而在实行“建设—经营—移交”的规划以前，应在租让法规中明确规定这个过程的各项原则与各有关方的责任，并且还要有更为详尽的、操作性很强的、成套的规章制度，以保证其成功。又如ABS（asset－backetsecuritization即以资产为支持的证券化）方式，它以项目所属的资产为基础，以该项目资产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证券来募集资金。ABS方式是近十几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的创新之一，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看，交通基础设施很适合该融资方式，但我国目前尚未有专门的制度予以规范。由于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因而，对于这些先进的融资方式，需要进一步按照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规范与实施，完善我国的交通运输政策与法规，以推动我国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各产业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美〕G.J.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孙光圻.《国际航运管理政策与法规》.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
第9篇
关键词:基建财务管理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激励与约束机制
一、加强基建财务管理的前提
(一)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内在要求，使政府在基建投资方面承担有限责任
1.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办事，就要按科学规律和国际惯例办事。目前发达国家包括某些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国际J惯例如业主负责制、资本金制、工程招、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这是人类几十年、几百年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是客观实际的科学反映。
2.基建项目的性质不同，政府的经济职能、责任就不同。政府办企业的目的是什么?收税和就业。因为基建投资项目的性质不同，政府在基建投资与管理上的职能也不同，根据不同性质的项目而承担有限责任。
(二)改革的结果
第一，资金来源多渠道。基本建设投资由过去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转变为投资单位自筹资金、银行贷款、利用外资、财政拨款等多种渠道。第二，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主体由过去中央政府一个投资主体，转变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集体、个体、外商等多元化的主体。第三，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方式由过去主要由政府投资，转变为联合投资、中外合资、合作建设等多种方式。第四，责任明晰化。包括政府在内的不同主体根据在基建项目投资和管理上介人的范围程度不同各自承担有限责任，在投资与管理上实现责权利的对等与结合原则。第五，注重内涵扩大再生产。从过去主要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转变为在新建项目的同时，开始注重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第六、项目实行招、投标。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由行政分配任务，逐步转向引进竞争机制，实行招投标办法。
二、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
(一)规范和改革基建财务制度的主要内容
首先要明确基建财务管理的任务，一是要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二是对基建的资金实行从预算、控制、核算到分析考核的全过程管理;三是依法、合理、及时筹集建设资金，用好筹资的自(主要是指经营性项目);四是将管理的目标定为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要明确财政部门与建设单位的财务管理关系:一是规定哪些活动必须由财政部门监督管理，应包括项目概算、标底造价和竣工财务决算等;二是规定建设单位必须向财政部门提交文件资料和财政部门认为需要时建设单位应当提交的文件资料。这样规定，不仅所有的建设单位都明确哪些活动应接受财政部门的管理监督，也为财政部门加强基建财务资金管理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二)基建财务管理制度改革的原则
基建财务管理制度改革要坚持以下原则: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的，满足基建财务管理的基本需要;满足宏观调控的要求，突出资金源头控制;区别经营性建设项目和非经营性建设项目，形成不同的财务体系;注重基建财务制度的系统性等原则。
(三)严格执行基建投资与管理的基本制度
1.项目资本金制
为强化投资风险责任约束，提高投资效益，国有和集体单位各种经营性基建投资项目，必须实行资本金制度。资本金是项目法人的非负债资金，由投资方按规定的占总投资(含铺底流动资金)的一定比例认缴。在基建投资项目建设和建成后经营期间，投资者认缴的资本金可依法转让其出资额，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抽回。
2.建设项目法人制和业主负责制
为建立投资责任约束机制，规范项目法人行为，明确其责、权、利，提高投资效益，凡新开工和进行前期工作的国有单位基建项目，必须组建项目法人，实行项目业主负责制。
3.招投标制
为了维护基建领域的正当竞争，规范市场行为，确保基建项目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各类基建项目均须由建设项目法人提出招标申请，在征得项目投资方同意和有关部门审批后，全面实行招标投标制。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包括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理、设备材料购置和社会中介组织选择等建设全过程。项目总经理具体组织编制和确定招标方案、标底和评价标准，评选和确定投、中标单位。实行国际招标的项目，按国家现行规定办理。
4.工程监理和否决制
基建工程建设监理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工程监理单位受建设单位的委托，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理合同等，对施工阶段工程建设投资、工期和质量进行的监督管理。监理单位应根据所承担的监理任务，组建工程建设监理机构，并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中外共同投资的建设工程，应当由国内的监理单位进行监理，但可根据需要引进国外有关的监督技术或接受国外监理公司的技术咨询。
(四)加强财政部门对基建项目投资管理的职能与作用
1.强化财政对基建财务管理的主体地位
财政部关于“基建财务管理若干规定”明确指出各级财政部门是主管基建财务的职能部门，对基建的财务活动实施财政财务管理和监督。财政职能部门要加强对工程概算、预算及决策的审查监督，凡有财政性资金的项目，政府要加强对立项、“三算”审查工作等方面的监督。
2.正确处理基建财务制度与“两则”、“两制”的关系
系统地规范和深化基建财务制度改革，就是要进一步贯彻“两则”、“两制”所确定的改革要求。特别是对于经营性建设项目“两则”、“两制”所确立的适合市场经济的财务会计的政策、原则和方法，不仅为经营性基建项目的财务管理制度的改革确定了方向，而且直接规定了许多方面的改革内容。当前的改革，重点是结合建设项目，实行资本金制度(即实行资产负债考核)，对经营性项目和非经营性项目一系列重要财务处理的不同原则和方式做出更加科学和实事求是的规范。
三、坚持建立健全基建投资管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一)所有工程都必须一手抓工程建设、一手抓廉政
目前，基建工程中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不少，有些甚至是触目惊心的。要把防腐倡廉与工程进展结合起来。要将深化基建投资体制改革与整顿工程建设市场、严肃工程建设纪律、规范工程秩序相结合，促使基建投资体制改革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必须加强基建工程的管理和审计工作
搞基建工程，必须实行全方位和全过程管理。从立项报告到编制预算，从设计到施工，包括施工中的质量、安全、工期管理、材料的采购和供应，设备的采购、运输和安装，还有竣工投产后的经营管理，这一整套都应当有科学的程序和科学的规范，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大大加强工程的审计工作。现在的工程建设浪费严重，损失惊人，甚至有不法分子从中贪污受贿。所有重点工程都要严格进行审计，不仅要搞好竣工后的决算审计，还要加强施工过程中的单项审计，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
第10篇
关键词：大运河；国土安全；生态基础设施；南水北调
Abstract：Ecologicalinfrastrueture(EI)isthecrilicalnaturalsystemsthatprovidenature''''sservicetocitiesandtheirresidents,whichiscomposedofnotonlythetraditionallyrecognizedgreensystems,butalsosuburbanforests,farmlandandnaturalhabitatsthatareconnectedasanintegralinfrastructure.Justlikeacivicinfrastructurethatiscriticalto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acityandaregion,soistheecologicalinfrastructuretothesustainableenvironmentoftheregionandthecity.TheconstructionoftheElmustbebuiltacrossadministrativeboundariesandmustbestrategicallyallocatedforthenextcenturiestocome.Therefore,theplanningandconstructionmustbetakenaslong-termstrategyattheregionalandnationalscales.Thespeedyurbanizationprocess,andtheenormouslandscapechangeprojectssuchasthewaterdivertingprojectsfromthesouthtothenorth,offergreatopportunitiestotheformationoftheregionalEl.ThispaperproposestheplanningandestablishmentofaregionalecologicalinfrastructurealongtheGreatCanaltosupportthesustainabilityoftheeastChina,meanwhileprovidesopportunitiesforlocalandregionalrecreation,andprotectsahistoricalheritagecorridor.Step-by-stepapproachesarealsosuggestedfortheplanninganddesignoftheGreatCanalecologicalinfrastructure.
Keywords：ecologicalinfrastructure;greatcanal;ecologicalplanning;south~northwaterdivert
1关于区域生态基础设施实践与理论
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简称EI)，本质上讲是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的基础(NaturesServices)，这些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系统及自然保护地系统。
1．1早期规划实践和理论中体现出来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思想
早在100多年前(1879—1895)，Olmsted和Eliot就将公园、林荫道与查尔斯河谷以及沼泽、荒地连系起来，规划了至今成为波斯顿骄傲的“蓝宝石项链”(KmeraldNecklace)。在1883年，景观设计师克里夫兰得(Cleveland)为美国明尼苏达的明尼阿波利斯做规划，当时明尼阿波利斯还是一个小镇，克里夫兰得让市长和决策者在郊区购买大面积的土地，用以建立一个公园系统。在土地还远未被开发时，就非常廉价地买到了大块土地。这一行动是为50~100年之后的城市所规划的。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城市已经扩大了几倍，但这些廉价购得的土地却成为城市中宝贵的绿地系统。这样一个绿地系统的形成，不光是要一个好的概念，同时需要城市决策者提前50-100年进行投资。在同时代，当堪萨斯(Kansas)和克里夫兰(Cleveland)都还是小镇时，就用便宜的地价在其郊外购置大量土地，结合区域的河流水系规划建设并一直保护了一个绿地系统。这一当时尚在郊区的绿地系统而今已成为城市的一个有机部分了，成为居民身心再生的场所。
所以，如同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一样，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需要有前瞻性，更需要突破城市规划的既定边界。唯其如此，则需要从战略高度规划城市发展所赖以持续的生态基础设施。而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为明智而又有良知的城市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造福子孙的极好机遇。
1．2绿道和遗产廊道与生态基础设施
绿道(Greenway)是指不同宽度的绿色廊道构成的网络。根据功能，主要可分为三类：生态绿道，休闲绿道和历史遗产廊道。绿道主要指自然形成，或历史本来存在，如河流、山谷构成的廊道，也包括完全人工的，如城市林荫道，运河廊道当然也包括在内。
早在1960年代，Lewis的“环境走廊(EnvironmentalCorridors)”概念对于类似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认识到水系在生物等资源上的特殊生态意义，将水系作为城市和区域绿色通道的基本框架。McHarg在此后不久提出了“设计遵从自然”的生态规划思想，将区域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推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随着对大尺度景观的重视，绿道规划逐步成为开放空间规划的一个有效的、社会期望的方法。通过系统的线路选择和连接，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和廊道成为区域的综合性的绿道骨架，在景观生态学等相关学科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人们也渐渐认识到绿道对于物种的保护作用。许多科学家认为生境的破碎化，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岛屿生态学理论认为，加强生境岛屿之间的生物运动可以降低由于生境碎裂化带来的物种灭绝的可能性，因此廊道连接各生境岛屿对野生生物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生态学家提出建立景观廊道线状联系，可以将孤立的生境斑块连接起来，提供物种、群落和生态过程的连续性。
1995年，Bueno等进行了南佛罗里达地区区域生态绿道研究，从而重新建立了联系不同区域的大尺度生态框架。由于区域的自然景观已随农业和城市化的扩张而日益破碎化，区域性绿道(RegionalGreenway)的提出是为了在破碎化的景观之间建立生态联系通道。这样一条区域生态廊道可以从自然和文化两方面联系原来破碎的景观，从而使之成为巨大的资源。原本为农业和城市发展而兴建的水利工程如运河、排水沟、水库和防洪设施等，经过生态恢复和管理可以作为区域生态网络提供生态服务，同时也可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发挥其价值。
值得一提的还有建立在遗产保护区域化和绿道概念基础上的遗产廊道概念，它针对包含独特文化资源的线形景观提出，包括运河、铁路线都属于记载人类早期运动路线的遗产廊道。遗产廊道的目标是包括遗产保护、休闲、教育、生态功能在内的多赢战略。在遗产廊道的绿地系统规划中应注意连续性、多样性和关键区等。
经过长期发展，绿道由最初的单一目标(美化、休闲)规划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栖息地的保护、历史文物的保护、教育、解释等在内的多目标规划。绿道规划的核心思想与生态基础设施实际上已经极为类似。
1．3生态足迹、生态服务和生态基础设施
生态足迹是由MathisWackernagel和WilliamE.Rees提出的。生态足迹是无限期地用以维持一定人口和物质水平所需要的土地(水面)面积。在一定的人口或经济条件下，生态足迹能够用有一定生产力的土地面积来评价资源消耗和废物降解的程度。它拓宽了人们对城市与区域关系的认识，指明城市必须依托于更大范围的区域而持续。
Costanza等学者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service)的概念。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与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功能。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食物、医药及其他工农业生产的原料，更重要的是支撑与维持了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维持生命的地球化学循环与水文循环，维持物种与遗传多样性，净化环境，维持大气化学的平衡与稳定，提供启智的机会等。区域和城市生态系统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其生命支持系统的活力，这个系统的活力取决于其关键性结构，也就是生态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及生态服务功能的强弱。
1．4景观安全格局和中国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战略
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高效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关于如何高效地进行生态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俞孔坚提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SecurityPatterns)的理论与方法。该理论把景观过程(包括城市的扩张，物种的空间运动，水和风的流动，灾害过程的扩散等)作为通过克服空间阻力来实现景观控制和覆盖的过程。要有效地实现控制和覆盖，必须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性的空间位置和联系。这种战略位置和联系所形成的格局就是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它们对维护和控制生态过程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景观过程之动态和趋势，判别和设计生态安全格局。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在区域EI建设中的意义在于它为在有限的国土面积上，以最经济和高效的景观格局，维护生态过程的健康与安全，控制灾害性过程，为实现人居环境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可能，而不同安全水平的存在更满足了建设前瞻性和高效的生态基础设施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战略，包括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保护和建立多样化的乡土生境系统、维护和恢复河道和海岸的自然形态、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将城郊防护林体系与城市绿地系统相结合、建立非机动车绿色通道、建立绿色文化遗产廊道、开放专用绿地，完善城市绿地系统、溶解公园成为城市的绿色基质、保护和利用高产农田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立乡土植物苗圃等。
2国土安全与中国东部生态基础设施战略
2．1大运河是中国东部区域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呈燎原之势，在未来近十多年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从目前的36％达到65％。快速城市化给中国大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压力。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的贫乏，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危机四伏，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已经引起学术界和政府的空前重视。中国东部城市化水平远高于西部是中国城市化的特点之一。城市化速度过快使得自然条件限制和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危机更为明朗化，生态环境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中国东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前景。总的来说，东部地区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1)人口密度高，城镇密集，资源需求与资源承载力矛盾突出；
(2)水资源污染和浪费严重。污染问题不仅存在于城镇地区，新兴的农村工业化过程使得局部农村区域的污染甚至超过了城市。
这两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对生态基础设施缺乏保护，同时现有生态基础设施也缺乏效率和前瞻性。京杭大运河是中国东部沟通南北的重要水系，其本身在长期参与和影响河域的生态演化进程的情况下，已经成为中国东部区域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其流域所面临的快速城市化影响下的景观生态问题在东部地区也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因此，以京杭大运河为骨架建立区域生态基础设施，对中国东部区域国土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2．2以南水北调工程为契机，建设中国东部区域生态基础设施
中国的京杭大运河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完全通航也有七百多年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运河对区域景观和城市的发展形成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在扬州城市水系的形成中，京杭大运河就是最重要的主导因素。而在苏、杭城市环境形成和发展中，大运河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京杭大运河跨京、津、冀、鲁、皖、苏、浙七个省市，穿越两个中国最富活力的经济带(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和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环渤海湾经济圈)，在中国“开”字形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以来，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规划建设，运河廊道区域正面临着一系列威胁和挑战，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
在此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景观和区域尺度上生态过程的健康与安全，使运河生态网络成为高效的、能够持续地提供多种生态服务(包括输水、物种栖息、遗产保护、休闲和防洪等)的区域生态基础设施，已迫在眉睫。为了缓解中国南北水资源分配不均所带来的发展困境，国家已经制定了南水北调战略的多套方案。然而，国际上的大型调水工程大多毁誉参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其主要负面意见所在。如俄罗斯北水南调等工程一方面满足了有关地区工农业用水，缓解了里诲水位下降，但也影响了调出地区的水量、水温、积水、含盐量等，带来巨大的环境负面效应；而巴基斯坦的调水工程直接造成输水管两岸数百米宽的地带沼泽化，使耕地锐减。
在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南水北调不应仅仅成为一项单纯的调水工程，而应成为工程所在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南水北调各线路的生态环境影响正在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热点。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特别是在南水北调工程契机下，本论文提出在区域尺度上建立以京杭大运河为骨干的生态基础设施，并提出应尽快对此进行长期的科学研究和监测。
3京杭大运河的区域生态战略意义
3．1作为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
以大运河为走廊、运河支流为廊道、以与运河毗邻的湖泊和湿地及城镇为斑块，以周边农田为基质形成区域尺度上的景观生态系统，简称大运河景观生态系统，是一个独特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运河廊道长期横跨南北多种不同类型的自然、半自然、人工生态系统，通过长期的能量、物质、信息的流动和循环，河域本身形成了复杂、影响广泛的生态系统，形成了自身的生态调节能力。现在，其整体结构和功能虽然在人工、自然等多种外来因素的干扰下部分已处在瘫痪状态，但台儿庄以南部分仍然发挥着包括航运在内的多种作用。其整体在系统的生态修复之后仍然有可能恢复其区域生态功能。
3．2作为运河区域城乡EI的重要组成部分
运河廊道是运河区域多个城市环境形成的主要因素或主要因素之一，灌溉是运河历史上除去运输以外的最大功能。历代修运河，“贡赋通漕”之外，兼利灌溉都是另一个重要理由。其木断流的部分，至今仍是区域农业安全的重要基础。运河不但是中国东部区域城市和乡村重要的自然条件，而且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河域城市和乡村EI的重要组成部分。
3．3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
湿地是人类及众多动植物的重要生存环境之一，它具有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多项生态服务功能，被誉为“自然之肾”。运河河道大多依据天然河道修筑，虽然这些天然河流在航运功能要求下大多渠化，但经过长期的生态变迁以后，仍然存留了大量的沼泽、泥地。历代为蓄泻洪水，同时也沿河修建了大量的人工池塘或修建、利用湖泊作为蓄泻之用，这些湖泊、池塘或存或废，都发挥着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功能。
3．4极为重要的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美国在遗产保护区域化和绿道概念发展成熟基础上提出来的概念。由于京杭大运河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资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它实际上就是一条极为重要的遗产廊道。
所以，从区域景观生态角度出发，在南水北凋重大工程，遗产保护及区域城市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建立大运河区域生态基础设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4建立大运河EI的问题背景
4．1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问题
景观生态学认为区域由多个景观所构成，而每一景观都是由基质、廊道、斑块组成的异质空间镶嵌体。运河流经的中国东部区域是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从景观生态学的
角度看，快速城市化进程对于运河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区域景观生态问题。主要概括如下：
(1)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基质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京杭大运河区域的基质主要是农田，包括黄淮海平原主产小麦的耕地和长江三角洲主产稻米的耕地。城市化所蚕蚀的土地大多为城市周围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水源充足、土壤肥沃的农田，直接影响了基质的数量和质量，对运河区域的景观生态造成破坏性影响。
(2)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的功能和结构的影响。河流廊道是廊道的重要形式，是联接城乡并为其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通道。在区域景观生态格局中起着重要作用。快速城市化进程对运河廊道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a)出于美化或治理目的的建设性破坏。城市美化在西方曾有过惨痛的教训，在今天的中国仍然阴魂不散，对中国大地的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人们出于美化或治理目的对运河加以整治，但往往只把河道作为对象，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化整饬，堤岸的自然形态因此消失，其后果是对乡土生境的破坏，造成物种地方性与多样性的丧失，破坏生态效应的发挥。
(b)污染严重。污染严重是东部地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水型型缺水已经造成水乡无水喝的尴尬局面。运河区域的水污染的主要问题来自于沿河城镇不断增加的排污，这正是快速城市化的后果。污染破坏了水质，直接导致运河廊道生态功能的丧失和瘫痪。同时威胁到运河区域生态网络的健康性与完整性。
(c)毁林开垦，水土流失加大。毁林开垦是城市化侵占农田的后果。水土流失则是困扰中国河流的三大问题之一。水土流失对河流廊道的功能和结构都造成重要影响。
此外还有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建筑开挖、表土扰动、硬质界面增大，航运通行、灌溉、供水等压力过大等，这些都影响到运河廊道的生态功能和结构。
(3)快速、无序的城市化导致区域景观格局急剧变化。运河区域的城市化多是在沿河城镇出于本身发展或各省区小于本地区发展、而不是整个区域的宏观背景所制定的政策主导下进行的。加之很多规划编制仍在传统的规划方法下进行，很少或根本没有考虑生态问题。城镇斑块不断扩张，农田、林地、湿地等自然斑块不断缩减，直至破碎化。区域景观格局的安全存在严重问题。
(4)快速城市化严重威胁遗产廊道的保护。城市的迅速扩张正在破坏运河的历史环境。一方面运河区域的各个历史文化遗产受到威胁，另一方面，运河遗产廊道作为一个人类与自然结合的工程遗产整体上受到严重威胁，在现有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架构下没有得到适宜的保护，其真实性(authenticity)和完体性(integrity)都受到损害。
(5)快速城市化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居民休闲需求。在经济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乡居民的身心再生要求是区域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早在1860年中期，Olmosted就把公园、河谷、荒地、沼泽连接起来，规划成令波士顿人感到骄傲的“蓝宝石项链”。1883年，Cleveland为Minneapolis做规划时，就主张购买大片土地作为公园绿地系统作为未来居民休闲场所。经过长期发展，证明这一主张十分英明。京航大运河区域有着丰富的自然、文化资源和风景审美资源，如何整合这些丰富资源，满足城乡居民的身心再生要求并具有一定前瞻性，也是运河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4．2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区域生态问题
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建设又使得运河河道被以新的方式、赋予了新的功能——输水功能。运河廊道的景观属性也因此面临新的改变。其结构和功能都将重新调整，从而对区域生态产生重大影响。
(1)南水北调是继京杭大运河开凿以来又一次对以运河为骨架和主体形成的、包括支流
和湖泊、池塘、沼泽等湿地在内的运河区域生态网络施加的人工干扰。南水北调作为大规模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将是人工因素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又一次大规模干扰过程。这一干扰在景观和区域尺度L的模拟和研究，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来说，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
(2)南水北调将在区域尺度上改变运河区域生态网络的功能和结构。调水改变河道的功能，进而影响到整个网络。水作为核心生态因子又影响和改变整个区域生态格局和过程。其影响的过程可归纳为：调水+改变原来的水文情势+自然环境变化+社会经济变化[o，。
这些都将对区域可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3)南水北调是对大运河区域生态系统的巨大挑战，更是重要机遇。大规模调水形成的人工干扰，有机会使得已经成为生态基础设施的部分变得更加高效和具有前瞻性，并同时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系统修复，保护运河遗产廊道，从而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5建立大运河区域生态基础设施的技术途径
基于以上讨论，提出制定以大运河景观生态系统为骨架的区域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对策，并提出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导则分别在两个层次上进行：
第一个层次是区域景观格局的构建(oonfiguration)，包括对景观元素的空间位置、形状、尺度和连续性等进行战略性规划；
第二个层次是景观元素的设计导则，包括如运河道整理断面及护岸设计导则、湖泊及湿地边界处理导则，城市边缘与水系边界设计导则，林带及斑块构成导则，文化遗产廊道设计导则。
参照Steinitz的景观设计框架，建立大运河区域生态基础设施的技术途径可分为六个步骤(表1)：
(1)景观呈述：通过采集大量数据(借助遥感和GIS技术)，归类整理，并用图、表和文字的方式进行表达大运河区域景观生态状况。
(2)过程分析：对上述成果根据研究的需要重点分析，并形成新的信息来源。
(3)评价：基于判断矩阵的综合比价和评判。
(4)改变方案：在上述研究基础上预测在一定干扰下的景观生态状况，使用预测模型(ProlectionModels)和干预模型(InterventionModels)。
(5)影响评价：在上述干扰和预测模型基础上，进行影响评价。
(6)决策：在上述步骤基础上，用决策模型(DecisionModel)来进行决策。
6结论
以京杭大运河为骨架和主体形成的包括支流和湖泊、池塘、沼泽等湿地在内的运河区域生态网络长期参与和影响河域的生态演化进程，已经成为河域REI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景观生态学及区域生态战略意义。
但在经济高速增长、快速城市化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背景下，这一生态网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广阔的机遇。在这样巨大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建立大运河区域生态基础设施，对中国东部广大地区获得健康的生态服务、对中国东部城市带的可持续发展、对遗产廊道本身的保护和满足未来居民的休闲和教育需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区域生态基础设施的建立，需要借助一整套科学而系统的方法，多学科合作，当然还要借助国家政策和行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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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篇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仍出现较多不足之处，具体如下。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制约着农业经济增长
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种问题如若不引起注意，则将会在发展之中进一步的制约着农业经济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制约着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基础设施建设无法达到合理化，有其在整体布局上，致使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难以与当地实际发展性相符合。例如河南省栾川县的“面子工程”，从此事件背后反映出的社会现实，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尚未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任何促进作用，还铺浪费，花费了众多建设资金，这种资金的浪费，将会影响其他建设的发展，进而对农业经济起着制约作用。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开展进程中，出现众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下的问题，就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而言，其建设的特殊性导致了其在运营过程中的效率普遍不高。尤其体现在贫困地区，受到建设规划，以及农村当地发展的制约，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难上加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做好先进科技与技术的引用，另外一方面还要做好相关的监督工作。在国家投资建设中，出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下，从而导致农业招商引资的困难，使得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不顺，影响农业发展整体形象，既浪费了国家经济资源，也影响了农业经济的有效增长。
(三)政府扶持力度不够，阻碍着农业经济增长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难以脱离政府扶持而独立进行，但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部分地区存在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的问题，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将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导致政策落实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将导致农村建设无法进行拓展，管理方法不到位，致使豆腐渣工程”屡见不鲜，从而影响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造成农村基础建设无法发挥其原本功能，并桎梏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增长。
(四)机械化难以普及，基础设施建设破坏耕地
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各地区农村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其规划也存在较大的区别，在整体计划之中，可以看出国家大力发展机械化，以其为减轻农民负担，造福农民，但这种计划并没有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进行开展。有些山区地区农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进行机械化建设，当地政府投入众多，但这些机械化建设，在实际难以运行，至此造成经济运行缺失，基础设施资源浪费的现象。有些地区甚至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之中，大力开垦农地，致使周边地区耕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农村耕地遭到破坏直接影响农业收入，因此这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的不足体现，制约的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阻碍当地农业经济增长。
二、优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一)加强技术引导，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率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性将会直接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需统筹全局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规划，加强技术引导，大力扶持新型科技，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积极进行技术革新，合理应用网络化建设，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为技术革新创作更多的沟通机遇与条件，不断的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水平，从而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率。
(二)合理配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
随着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展开，各地区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各地区积极开展建设中，既要考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还要做好其后期的管理工作，在农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中，本文认为，首先要保障按照指导原则规范管理工作，因地制宜的采取管理工作。其次，在管理中，可以按照当地的农业发展情况进行分类式合理规划，合理安排建设人员数量，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到每个政府人员身上，明确规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并按照责任制度进行管理，一旦存在某一环节管理缺陷，可对管理人员进行查找，对管理人员作出处罚或严惩。最后坚持政府的引导，坚持保护农村环境原则，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常开展，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之中，防止对耕地以及当地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为缓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而汇集多方位建设力量，共同保障农村建设的有效性。
(三)因地制宜，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经济增长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不足，应切实结合当地发展情况，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使其可以推动我国农村建设的经济结构整体转型，确保农村经济发展稳步前进。此外应重视非建设工程基础设施对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并根据当地发展状况着重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方向，如道贫困地区的路建设工程，饮水工程等，着重把握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最终达到其与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共同促进的作用，保证当地农业各项活动稳定开展，从而调整其农业经济结构，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来进一步增加农业经济发展。
(四)加强质量监管，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质量监管工作至关重要，其要做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各环节的掌控，可利用电子计算机，定时进行监控与管理。此外这种质量监督不仅仅来自于建设工程的相关管理人员，也是农村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广大人民群众最具发表权益。因此，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选址、动工、建设等各项目，要集合广大农村群众的力量，集思广益倾听群众意见，在政府干预下，大力扶助农村建设，并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打破传统农村发展局限性，以其不断的提升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增长。
三、结论
第12篇
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运营—移交”。BOT实质上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的一种方式，以政府和私人机构之间达成协议为前提，由政府向私人机构颁布特许，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筹集资金建设某一基础设施，并管理和经营该设施及其相应的产品与服务。政府对该机构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和价格可以有所限制，但保证私人资本具有获取利润的机会。整个过程中的风险由政府和私人机构分担。当特许期限结束时，私人机构按约定将该设施移交给政府部门，转由政府指定部门经营和管理。从二十世纪90年代后，我国开始尝试利用BOT方式进行公路建设项目的融资，BOT方式包括外资BOT方式和内资BOT方式。我国的京通高速公路、上海黄浦江延安东路隧道复线工程、广州深圳高速公路、海南东线高速公路等都是采用外资BOT投资方式建成的，福建省泉州剌桐大桥则是采用内资BOT投资方式。
尽管BOT确实曾经为我国吸引外资立下了汗马功劳，但BOT方式并非一种仅仅用于吸引外资的方法，同时应该看到，我国用来吸引外资的BOT项目常常步入各种困境之中，如汇率风险问题、货币兑换的困难、国际惯例与国内现状的矛盾等等。因此BOT在中国的推广过程中，除了吸引外资以外，更应该而且能够吸引国内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即采用内资BOT方式，这才是BOT在中国的正确发展道路。利用内资BOT形式进行公路建设的目的是启动民间闲置资本用于国家急需建设、而国家财力又暂时无力建设的公路建设项目中去，通过公路建设，进一步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并使参与建设的民间资本获得合理的回报，因此，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通过近几年的实践经验，BOT模式逐渐衍生出其他运行模式，比较常见的为“建设—移交”即BT模式。BT发展时间短，是新生事物，漳州市近几年比较成功的BT融资建设项目包括2011年的漳州沿海大通道（漳浦境）一级公路工程项目和2012的厦漳同城大道先导段项目，于2013年开工的在建项目漳州新江东大桥及接线公路工程也属于这一模式。
二、资产证券化融资方式
资产证券化（AssetBackedSecuritization，ABS）是以项目（包括未建项目和已有项目）所属的资产为基础，以该项目资产所能带来的稳定的预期收益为保证，经过信用增级，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主要是债券）来募集资金的融资方式。从本质来说，资产证券化是属于一种以项目的收益为基础融资的项目融资方式。这种新型的融资方式是在二十世纪70年代全球创新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其内涵就是将原始权益人（卖方）不流通的存量资产或可预见的未来收入构造和转变成为资本市场可销售和流通的金融产品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过程，其实质是融资者将被证券化的资产的未来现金流收益权转让给投资者。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原理为“基础资产的现金流分析”，三个基本原理为“资产重组原理”、“风险隔离原理”、“信用增级原理”。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资产证券化是资产支持融资。银行贷款、发行证券等传统融资方式，融资者是以其整体信用水平作为融资基础。而资产支持证券的偿付来源主要是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而与发起人的整体信用无关。资产证券化条件下，投资者根据由资产担保所决定的证券的信用等级决定是否购买，而不需要对发起人的整体信用水平进行判断。
2．资产证券化是结构融资。所谓结构性融资安排是相对于银行、企业单一的负债行为或单一的贷款等线性融资安排而言的。资产证券化之所以是一种结构性融资方式，是因为发起人并不是直接到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或投资者以其他方式直接融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首先要成立资产证券化的专门机构SPV。第二，发起人将未来可能产生一定现金流的资产“真实出售”给SPV，实现基础资产与发起人破产风险的隔离。第三，在证券化过程中一般会先将资产按照其信用等级、期限、利率偿还方式等条件，进行分解、重组和配置。而且，为提高证券化资产的质量，增加证券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发起人往往会在资产信用等级的基础上，由自己或第三方对资产进行信用增级。第四，资产证券化为分解风险和满足不同需求，常常以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为基础设计多样化的证券品种，使得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拥有更多的投资自由和选择权，这也有别于企业发行债券、股票融资证券等形式比较单一的融资方式。
3．资产证券化是表外融资方式。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之规定，只要发起人将与资产有关的几乎所有的收益与风险转移给了另一个实体，或者发起人已经放弃了对资产的控制，将其“真实销售”给了SPV就允许发起人将证券化的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并确认收益与损失。为实现发起人表外融资的目的，SPV也必须支付全部资产的受让对价，其资金来源并非是SPV自有的资金，而是SPV以证券化资产为基础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所募集的资金。由此可见，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可以提供表外融资的融资方式。概括地讲，一次完整的证券化融资的基本流程是：发起人将证券化资产出售给一家特殊目的机构，或者由SPV主动购买可证券化的资产，然后将这些资产汇集成资产池（AssetPool），再以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持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有价证券融资，最后用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来清偿所发行的有价证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只阐述了资产证券化运作的最一般或者说最规范的流程，实践中每次运作都会不同。尤其是在制度框架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这种不同会更明显。因此，在设计和运作一个具体的证券化过程时，应以既存的制度框架为基础。
三、项目融资方式风险分析
采用项目融资方式进行融资的项目风险可以分为三大类：商业风险、非商业风险和不可抗力风险。商业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建设风险、运营风险、技术风险等；非商业风险包括法律风险、金融风险、环保风险等；不可抗力风险主要包括灾害、工程和设备遭受意外损害等。BOT项目通常采取风险分担原则，通过特许权协议将项目的风险合理分担到政府和投资人身上。即对投资人应承担的风险采取较严格的态度，如建设、设备供应、技术应用、运营与风险由投资者承担；而商业风险中的收入风险（即或取或付义务）、非商业风险中的法律变更风险等由政府承担；其他无法确定应由哪方承担的风险由双方分担，如通货膨胀风险、汇率风险等。这样一来，项目建设、运营风险基本由投资者承担，投资者又可按风险承担原则，将风险合理分担至建筑承包商、运营维护承包商、保险机构等各方面，从而大大减少了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风险。
第13篇
彼得•德鲁克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预言，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使得中层管理被取代，这主要是由于在传统组织中中层管理的工作主要是对组织内信息进行筛选和传递，而这部分工作将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而逐渐向高层或基层人员转移。市场的瞬息万变、机遇的转瞬即逝，迫使企业必须作出快速反应。传统的纵向垂直层级制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快速反应能力，传统的管理手段决定了管理的幅度不可能太大。横向扁平式组织结构层次精简，有利于信息的传递，保证信息传递的有效和不失真，组织效率大大提高，能对外部信息快速反应，成为知识经济下企业组织变革最显著的特征。结构扁平化趋势表现在：渠道层级减少，渠道缩短，渠道宽度大大增加。成立于2010年4月的小米公司，2014年全年手机出货6112万台，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第一，全球智能手机厂商第六名，目前员工7500余人，还被评为2014年全球最具创新力公司。董事长兼CEO雷军推崇的是身先士卒的管理方式，一直保持扁平化的管理，目前小米仍然保持着“创始人—团队领导—员工”的三级组织架构[5]。在出版市场的竞争中，时间就是机会，时间就是效益。速度竞争要求出版经营者对市场需求的信息反应要快，编、印、发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速度要快，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权。科学出版社近年也探索了“主管社长—分社长—编辑”的三级组织架构，每位社长分管10个左右出版分社，提高了决策效率，分社长的能动性更强，抢占了不少市场先机。
2组织网络化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企业信息传递和人际沟通逐步已实现数字化、网络化。网络化是指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独立的组织构成的一个关系紧密的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实现人、财、物与信息的流动。在这样的组织中，企业组织变成一个由许多知识结点所组成的动态网络，这些知识结点可能是许多单个的员工，也可能是一个个专业团队，或者是一个为解决特定问题而存在的组织。组织成员也可能来自企业外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组织边界模糊。正如杰克•韦尔奇提出的“应该将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障碍全部消除，工程、生产、营销以及其他部门之间能够自由流通，完全透明”。企业获取知识的速度更快、知识共享的范围更大，可进行多向知识、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使知识共享后形成合力，有利于知识创新。网络化组织就像乐高积木，企业的每个成员都是特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成员之间会因工作任务的变化，随时组成工作团队或工作小组。图1是腾讯公司组织结构图[6]，四个业务系统（无线业务、互联网业务、互娱业务、网络媒体业务）和四个支持系统（运营支持、平台研发、行政等职能系统及企业发展系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体现了组织网络化的特点，而组织互联互通的利器便是腾讯公司盈利的法宝QQ。QQ是腾讯公司所有产品与服务的基石。当前各出版社已普遍实施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选题、发稿、审稿、财务核算、销售数据查询均依赖该系统进行。而QQ、微信、电子邮件等更是人际交往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通过网络通信技术把组织目标所需要的知识、信息、人才等联系在一起，还可以构成动态的内部资源利用体，如成立虚拟的企业组织“××丛书出版小组”，包括策划编辑、文字编辑、营销宣传、校对、美工设计、印装协调、物流主管等，项目完成后可以重新组合。这种虚拟化的组织可以是企业的一部分，也可以是整个企业。
3机构柔性化
知识经济下的发展，是一种以知识为主的融图1腾讯公司组织结构图合性发展。专业分工仍然存在，但具体问题的解决却依赖于各种力量的整合式协作。为了使信息在组织内有效传递，组织内部结构的边界越来越相互渗透，消除其职能部门之间、层级之间的障碍，使信息、资源、思想能在组织中自由流动，组织更具有活力。所以，组织在内部分工设计上，要尽量破除专业壁垒，实行柔性化设计，尽可能强化组织的协调、整合能力[7]。柔性的概念最初起源于柔性制造系统（FMS），指的是制造过程的可变性、可调整性，描述的是生产系统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柔性概念应用到企业的组织结构上来，是指企业组织结构的可调整性以及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柔性化的组织结构是一种静态构架下的动态组织结构。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弹性配置作业人员”的思想和方法是这方面的典型。丰田公司一反传统的“定员制”，要求企业根据生产量的变动，弹性地增减各生产线的作业人数，以求尽量用较少的人员完成较多的生产活动。这种人员弹性配置的方法对员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员工必须“一专多能零缺陷”：“一专”指让自己有一项专长非常强，“多能”指尽可能多储备几项能力可以搭配着使用，“零缺陷”指通过自身努力和对外合作，让自己的弱势变得及格。今天的编辑所扮演的角色日趋庞杂，要全程参与出版物的策划、编辑、设计、印制、宣传、发行、服务等每一个环节，每本书的出版过程就相当于做一个小工程。编辑再“全能”也无法单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来解决所有环节的问题。项目管理是通过临时性的专门的柔性组织，在时间和预算的限制下，项目负责人对项目进行高效率的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以实现项目全过程的动态管理和项目目标的综合协调和优化。与企业的日常管理相比，项目管理更要科学化、专业化，它划分并整合更为细致的项目管理过程，应用专业的管理工具，从而以最少的投入创造最大的效益。图书出版应用项目管理机制已是出版业界的共识，但目前出版社大多还停留于项目负责人的层面，距离项目管理机制有较大差距[8]。2007年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工程院出版分社成立；2011年3月，人民邮电出版社西安邮电学院教材出版分部成立；2012年5月，化学工业出版社华中分社在武汉工程大学成立。这些出版社分支机构的设立既反映了出版社的联合经营战略，也是机构柔性化的重要体现。
4决策分散化
在工业经济时代，组织高层几乎拥有所有的决策权。在这种单一的决策模式下容易产生、低效率、结构僵化、沟通壁垒等问题。现在的市场竞争，谁赢得了客户，谁就赢得了市场。在企业管理中，如果给员工一定的授权，让企业员工与客户走得更近，是决定企业员工走进客户与市场的最佳路径，还会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例如，华为公司强调“让听得见炮火的人进行决策”，让员工在所属工作领域内拥有完全的行为支配权，就是对于这种趋势的反应。决策的分散化能够增强员工的参与感和责任感，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改变下级服从上级、上级行政干预下级的专制型的企业管理模式，使管理者与基层员工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服务关系。2009年8月8日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在第八届品牌中国高峰论坛上发言时坦陈，海尔集团将进行重大调整，即“把原来的‘正三角’变成‘倒三角’，原来是领导指挥员工，所有员工都为领导服务，今后要变成所有员工都在一线创造客户需求，各级领导则为员工提供支持，这是一种人单合一的企业文化，每个人都有其商业目标”。谁面向市场就给谁更多的权力承担责任，使其敢于现场作决策，更及时有效地服务顾客，增强竞争力。原来面向企业内部管控的组织结构转变为面向客户和市场，以客户和市场为导向。在这种构架下，企业的管理人员不再是发号施令，而是清除障碍、提供支持。近年来各出版社纷纷实行“分社制”，总社将选题审批权、市场营销权、选人用人权、员工奖惩权甚至财务审批权等下放给各出版分社，总社负责战略规划、利润结算、重大项目监督管理以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事宜，大大激发了编辑的工作活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5团队小型化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出现了一个新的工作者群体即彼得•德鲁克所称的“知识型员工”——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出版社编辑无疑属于知识型员工。他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个人素质，拥有较高的学历和其他方面的能力素养；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更强调工作中的自我引导和自我管理；从事的不是简单的重复性工作，而是在易变和不完全确定的系统中充分发挥个人的才干和灵感；他们往往具有实现自身价值的强烈愿望和个性。而只有通过团队合作，知识才能创造价值，组织才能获得成长。基于此，在组织结构设计时，建议将3~10人组成一个团队，因为小团体可以使人产生较强的归属感，也容易具有较高的个人成就感。如果一个部门人数较多必然会形成各自的小团体，这种非正式组织之间可能会产生各种摩擦，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和良好工作氛围的保持。团队人数太多也不利于绩效考核，容易养成“大锅饭”的陋习。团队中并不是职位越高权力越大，组织的权力将由职位权威向知识权威转移，谁掌握知识、信息，谁决策！为了应对作者、读者、经销商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欧美出版社通行的做法就是组建以责任编辑或策划编辑为核心的小型团队，一般3~10人，包括责任编辑、策划编辑、营销编辑、助理编辑等。
6内部市场化
内部市场化是利用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以价格为纽带，统一价格、统一结算方式，将企业内部上下工序之间的关系和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关系由行政关系变为等价交换的经济往来关系；用价格结算的方式解决用人多少和各个生产环节的各种矛盾；个人收入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从而最大限度地挖掘人、财、物的潜力，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的基层单位拥有市场经营的相对自，基层员工也在所属工作领域内拥有完全的行为支配权。不仅企业与市场环境的横向联系在多个层面开展，而且企业内部单位之间也被允许在一定限度内开展市场竞争[7]。小规模、多品种代替大规模、标准化。此种情形之下，势必要将价格机制引进企业组织内部，用市场价格来衡量各基层单位的工作效率。而通过内部市场化管理，企业各部门可以在第一时间准确无误地获取所需信息和服务，从而提高了整个企业的反应速度，促使企业进行管理创新，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出版社内部的编辑加工费、校对费、印刷费等均应该按照市场价格收取，财务结算应做到本本清（每本书）、人人清（每个人）。在保证出版物质量的前提下鼓励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开展市场竞争，从而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
7资源社会化
第14篇
针对油气储运工程专业的工程特点和实践性，专业课课程设计的设置必须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通过认真研究各专业课内容以及相互关系，在分析储运工程知识结构体系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课程设计教学模式，将在专业知识上有密切联系的两门或多门课程融合，形成综合性课程设计。这种做法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进行专业综合性课程设计，对学生进行系统化实践锻炼，在实践中培养工程意识和能力。油气储运工程专业中，管道输送工艺课程设计，主要是在管道选好线的基础上，通过工艺计算设计出较为合理的一条油气管道。其主要内容包括：确定管道的工艺参数、管道规格和材质、站场数目及位置、设备类型及型号、工程量等。而管道施工课程设计，主要是对已经设计好的管道进行施工组织设计，对提出建设方案。从课程内容看，这两门课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可以将这两门课程的课程设计融合，形成综合性课程设计。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系统的培养学生综合工程能力。又比如油气集输工程课程设计，主要是针对油气集输工艺部分进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而这恰好是油气管道输送的上游部分，它们之间也可以进行无缝衔接。因此，这两门课程，亦可以组成综合性课程设计。再综合一点可以将管道施工纳入，形成一个综合性更强的课程设计。同时，毕竟课程设计不是毕业设计，而且所给的时间也有限，因此，不宜综合太多，以免引起混乱，反而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2专业综合课程设计实施措施
既然是综合性课程设计，在课程设计题目上和内容要求上要体现综合性，在指导过程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和能力。
2.1设计上体现综合性和工程性
如管输工艺课程与管道施工课程组成的综合课程设计，在设计题目上体现出综合性。如某输油管道工艺设计及施工组织设计，要求每一位学生必须同时完成工艺设计和施工组织方面的内容。这样既在题目上有综合性，也在内容上也具有综合性，整个设计内容体现出管道工艺设计方面内容与管道施工方面内容的有机结合，达到了很好地培养学生工程意识和工程能力的目的，避免了工艺设计与管道施工组织设计相脱节，工艺设计不管施工方面要求的问题。目前，由于长时间的专业实践课独立教学，对于综合课程设计，在内容方面上要求理解不够深入，可能在教学内容上出现了综合性不强，系统性不够的问题，将会影响设置该课程的初衷。
2.2指导上及时纠偏
在学生做课程中应及时指导。指导学生从工程角度考虑问题，不仅考虑在工艺上合理可行，同时也要在实际施工中的可行性，前后紧密结合，纠正学生在设计过程中前后脱节的问题。在工程上，不可能做到管道设计与施工完全一致，应指导学生，在设计和施工中出现的偏差时，进行修正的要求和方法。在整个课程设计中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和工程能力。
2.3考核上要严格
加强过程管理，严格考勤纪律，把平时设计中的表现纳入考核范畴。采用答辩制度对学生逐一考核，对答辩不合格者，要求修改重新答辩，再次不合格者将视为不合格，进入下学期的补考环节，避免了一部分学生在设计中不认真和抄袭现象。
2.4提高教师工程素养
进行专业综合课程设计，这不仅对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有了高的要求，而且对教师能力要求更高。如在指导管输工艺和施工设计综合课程设计时，指导老师不仅熟悉管道工艺设计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应该熟悉管道施工、安装方面的内容，了解两者之间内在差异，如何协调统一。这需要教师具有很好的现场设计及施工方面的工作或培训经历，只有具有这样的工程素质这样才能在指导学生综合课程设计时，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目前由于仍然沿用老的课程设计模式，各门课独立设立课程设计，指导老师往往只对理论课程教学比较熟悉，而对工程性强的课程设计不够熟悉，这也在某一方面阻碍了综合课程设计的设置。同时由于具体条件的限制，教师综合现场培训，实施起来还有些困难，制约了教师工程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这也制约了专业综合课程设计推进的进程。
2.5其他措施
根据当前油气储运工程技术发展趋势、学校的人才定位以及专业培养目标，组织有丰富现场经验的老师或工程人员编写课程设计教学大纲和设计指导书，使其能够很好体现工程性，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同时，油气储运工程专业课程设计教学中，需要大量的设计手册、设备手册以及相应的规范、标准，因此，应增加这些书籍的购入量，解决在课程设计教学中资料不足的状况。
3结束语
第15篇
一、建立股市退出机制必须解决企业退市的成本机制问题
我国股市退出机制建设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建立企业退市的成本。成本是指个人或组织为获得所需要的资源而付出的代价，它相对于收益而定义。上市企业的退市不是无代价的，正是这种代价的大小及其与收益的关系决定了股市能否形成有效的退出机制。如果企业、股市和社会为一个企业的退市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它们为之所获得的收益，退市就会中止；反之，则得到施行。确切地说，上市企业退市与否，取决于退市成本与退市收益的比例，用公式表示：TI》TC或TC≤TI，式中，TI表示退市收益，TC表示退市成本。这一关系式表达了企业退市成本机制的核心。正是这一机制从根本上制约了股市退出机制的建立。
(一)退市成本与收益因素考察
企业退市会对企业、股市和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
从成本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退市企业的会计成本。这是会计师在帐薄上记录下来的成本，它反映使用资源的实际货币支出。企业退市，首先碰到的是从会计帐目上要支付多少代价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因退市而破产，那么清偿过程中偿债额便是退市的企业会计成本。第二，退市企业的机会成本。企业退市，失去上市特权和融资资格，等于企业放弃了在股市低廉筹措资本的机会，构成了退市的机会成本。第三，企业退市的社会相关成本。相关成本是作出决策过程中使用和发生的费用支付。它的核心在于与决策紧密相关，不发生决策就可能是隐含的。一个企业退市，在股市买卖该企业股票的投资者因不能再有机会在市场交易该股票，可能造成持有股票的价格缩水。这种股票的缩水部分属于社会付费，因为交易市场的活动与企业自身的运行是分离的，股市的责任由社会承担。可见，社会相关成本是由退市决策引发的。第四，企业退市的社会增量成本。增量成本是因作出某一特定决策而引起的全部成本的变化，与相关成本具有同一属性，但它发生于特定决策的情况下。第五，企业退市的社会软成本。这主要包括企业退市乃至破产需要社会各方为之付出的各种难以直接用货币衡量的费用。如社会的稳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政府出台有关退市的优惠政策、社会的责任等等。
从收益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会计收益。企业退市破产如发生会计成本，则社会就产生会计收益，两者均为清偿额。第二，机会收益。它等同于退市的企业机会成本。因为一个企业退市付出的机会成本也同时为另一个企业的上市提供了机会，使其产生机会收益。第三，社会收益。这主要是企业退市给股市和社会经济运行的规范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它属于一种软件收益，很难进行量化。但它又是退市收益的真正价值所在。
(二)现行体制下的退市成本机制考察
在退市成本的构成要素中，企业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可以概括为私人成本，属于企业本身的付费；社会相关成本和增量成本及软成本可以概括为社会成本，属于社会的付费。这两大成本的大小及其相互关系从根本上决定着退市成本机制的形成和运行。在现行体制下，它们呈现出量增价高的扩张态势。第一，私人成本畸高。一是股市的长期封闭运行，积淀了一批劣质企业，资不抵债成为这类企业的共性，如令其退市，破产便成为唯一选择，由此产生了债务清偿中的会计成本，过度负债又使得企业清偿后一无所有。譬如ST郑百文2000年中报每股净资产-9．31元，负债率216．95％。有效资产6亿元，其退市破产，企业的会计成本为6亿元。二是股市的高度行政垄断和股市容量的狭小造成了上市公司壳资源价值与价格的严重背离，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退市的机会成本。在郑百文重组案中，三联公司为什么要花5．5亿元的巨资重组郑百文?其中隐含的主要因素就是郑百文退市的机会成本。因为政府控制的股市为上市企业创造了特殊权利，退市则失去了这种权利。第二，社会成本庞大。一是企业对国有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和国有银行商业化程度不高造成了企业退市的相关成本庞大。其来源是企业退市破产时。资不抵债形成大量的贷款悬空，最终不得不由国家承担相应的损失。如ST郑百文退市破产造成19亿元银行贷款悬空。二是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使上市公司未能获得根本的制度变革，国家依然扮演着无限责任股东的角色，造成了企业退市的大量增量成本。主要是企业退市破产时，政府不得大包大揽，包括安置职工，承担亏损等等。如果郑百文退市破产，其20亿元的累计亏损和2000名职工的安置将成为社会责任。三是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使上市公司这一最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失去了本来意义，阻碍了企业通过股权流动进行自我更新的机制，国家和政府作为企业老板形象被固化，进一步肯定了国家承担社会增量成本包括软件费用的责任。四是通过退市企业股票缩水体现出来的社会相关成本不可轻视，其数额可通过股市市值的减少计算出来。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退市的成本不仅是巨大的，而且其中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存在着悬殊差距：社会成本远远超过了私人成本。面对如此庞大的退市成本，企业和社会是否获得与之匹配的退市收益呢?显然，企业的私人成本可以等额转换成社会收益，但社会成本却并不能完成这种转换，于是有：TI<TC或TC，TI，退市成本机制难以启动运行。如果启动这一机制，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巨大差距将使企业退市产生严重的外部性问题，社会因此而遭受巨大损失。这一原理正好说明了：一旦某上市公司涉及退市会遭到社会特别是企业从属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强大干预。
(三)推动退市成本机制启动运行的途径
股市退出机制的确立有待于退市成本机制发挥作用；成本机制的形成必须满足退市收益大于退市成本的条件；启动这一机制的关键是寻求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第一，建立企业质量评估制下的及时退市制度，消除退市即破产的现象。前面已提及我国股市的封闭运行造成了大量劣质企业的囤积，令其退市便是宣告破产，因此，企业和社会都不得不为之大量付出。股市应在法规建设上坚决避免产生这种现象，建立一套上市企业的质量评估，体系，让不符合相应条件与标准的企业及时退出，使其退市后仍能正常存续营运。这样，退市引起的成本被限制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因为，一个企业的正常退市不必为之进行清偿，原有的债权债务、亏损和职工等都可以在企业续存，社会不必为此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改造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为相对控股，推动企业实现有限责任制度，使国有股东为企业承担有限责任，降低企业退市的间接社会成本。在目前股市存在大量财务状况恶化企业的条件下，退市即破产的现象不可避免。为了将退市成本降低到最低程度，必须落实企业的有限责任制度。在国有股东占据企业股权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国有控股公司蜕变为事实国企，国家因此成为企业的无限责任股东，承担起企业退市破产的全部社会成本。如果国有股在企业进行相对控股(控股比例可在25％左右)，多元产权同时在企业发挥作用，可从机制上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确立，各种股权所有者便可按有限责任获得上市收益和承担退市成本，这无疑会大大降低退市的社会成本，减少政府对建立退市机制的顾虑。第三，彻底解决国有股、法人股流通问题，消除企业退市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巨大差距所引起的外部性。企业退市困难症结在于企业退市的私人成本大大低于其社会成本，政府只好采取封闭股市的措施。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除了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在产生作用，即国有股的不能流通使持股人凝固，阻碍了股权机制的功能，使企业的实体运动受到终极主体的永恒性控制。这样，即使国有股只相对控股，也同样不能使其他产权发挥应有的功能，国有股仍难逃避承担无限责任的命运。要降低企业退市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距，必须实现国有股、法人股的全额流通。理由是：第一，国有股流通可规范企业的产权机制，这将从根本上降低退市的社会成本。如果国有股流通，则要求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须委托若干国有股持有机构作为国有股的实际委托人，这些机构在持有或买卖国有股的过程中实现委托人与人的分离，并以股权控制为核心?惺苟怨镜目刂迫ǎ械S邢拊鹑巍U庑┕扇ㄊ橇鞫模ㄖ厥遣欢媳浠模笠档脑诵凶裱谐媛桑耆牙肓苏男姓刂疲笠低耸杏肫撇辉傩枰钡卣笠档乃饺顺杀居肷缁岢杀窘デ饕恢隆5诙泄闪魍纱俳笠抵肮さ纳矸葜没弧U馐墙档推笠低耸猩缁岢杀镜谝灰亍I鲜衅笠低耸衅撇淖畲笊缁岢杀臼侵肮ぐ仓谩T诠铱毓晒扇ü袒那榭鱿拢肮ぶ丈硎粲诠遥依碛Ω柰咨瓢仓谩H绻泄扇魍ǎ笠悼毓晒啥欢媳浠酥劣晒锌毓杀湮渌弥魈蹇毓桑笠抵肮び氲钡卣牧当闼嬷卸狭恕N獬肮さ暮蠊酥牵铱刹扇∮泄卣咧鸩蕉匀裰肮な敌猩矸葜没唬愫蒙缁岜U希怪肮ね耆牙攵怨业囊栏焦叵担晌杂扇烁瘛5谌泄闪魍ù俳凶时颈V翟鲋担欣谄笠低耸谐杀鞠抻诤侠硭健9锌毓苫乖谌ㄐ惺构扇ㄈɡ墓讨校梢远嘀滞揪妒迪止凶时镜谋V翟鲋怠H缪『闷笠荡砣耍蒲в行У囟云笠凳凳嗫兀ü蚵艄善惫姹芊缦眨分鹜蹲实氖找娴鹊取9凶时镜谋V翟鲋担銮苛松缁岬木檬盗Γ欣诠墒械慕】党中⒄梗幼芴迳辖档土似笠低耸衅撇南喽陨缁岢杀尽?/P>
二、建立股市退出机制必须解决企业退市的市场化机制问题
从各国股市的一般情况看，退市的情况主要有几种形式：企业主动申请退市、企业自动退市和强制退市。这三种形式都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我国股市退出机制建设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按照这种市场规律建立企业退市机制。
(一)遵循供求规律，放开股票市场，让市场决定上市企业的存续与退出
我国股市退出机制难以建立的另一个秘密是：行政控制股市造成市场供求失衡，供不应求使劣质股票的价值高估，以致退市困难。在股市政府化的条件下，靠股市的扩容已经不能解决市场的供求矛盾。因此政府行为本身产生一种稀缺资源，引发争夺资源现象。所以，解决退市难题必须放开股票市场，让市场的供求规律调节企业的退市机制。只有企业进入股市的所费成本低廉才会换来其退出股市的所费成本的降低。笔者设想按商品市场模式设计股票市场，企业进入股市同进入商品市场一样，只要办理必要的注册登记手续，按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就可以了。这样，上市企业的稀缺性就会大大降低。人们可能担心：上市门槛降低，各类企业蜂拥而至，股市岂不崩溃?其实，商品市场的供求规律使得消费者无情地淘汰了不受欢迎的商品，大量企业的消失与产生正是这一规律作用的自然结果，市场并没有因此崩溃，而是越来越繁荣了。股票市场与商品市场本质上没有区别，只不过作为股票交易场所有自己的一些特征罢了。商品市场的规范排斥假冒伪劣商品，股票市场的规范同样排斥假冒伪劣的企业股票，除此之外，应当允许一切符合法律法规而设立的企业上市。笔者主张，企业上市不但要取消审批制，也要取消核准制，代之以登记制。因为现行体制下?暮俗贾朴肷笈撇⑽薅啻蟛畋稹5谝唬俗贾仆笈埔谎氩悴闵瓯ā⒉悴愫俗迹囊桓龌方谑茏瑁笠瞪鲜卸蓟岣榍常坏诙笠瞪鲜械闹疃嗵跫换嵩诤俗贾葡略黾佣换峒跎伲煌氖钦庑跫嵊幸恍┬碌慕馐停坏谌笠瞪鲜械拇竺挪⒉皇窍蛩械钠笠悼牛且蛩兄啤⒌赜颉⒗嘈汀⒅质粲邢灾穑笠瞪矸莶煌嵊胁煌纳鲜刑跫缭讲煌拿偶鳌V挥惺谐》趴耍┣蠊媛刹呕峥凸鄣胤⒒幼饔茫善笔谐〉墓┣笃胶饣蚬┕谇螅突峤又使善敝鸪鍪谐蚓苤磐猓耸芯统闪俗匀欢坏氖虑椋乙龅墓ぷ骶褪俏な谐≈刃颍葱蟹煞ü妗?/P>
(二)遵循价值规律，让企业股票在股市的竞争中优胜劣汰
我国现行股市是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企业只是在上市前竞争，上市后便失去了竞争的环境与压力，股票的价值与价格严重背离；交易市场投机之风盛行，交易者往往炒作的是股票的概念、包装以及似是而非的题材、信息等等，“坐庄”成为时尚，致使垃圾股鸡犬升天，市盈率高企。这种现象除了股市容量偏小、法规不健全等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股市的价值规律失效。为什么会产生价值规律的失效?第一，股票的价格不由其内在的价值决定，而由行政垄断的上市企业的壳资源及其衍生物虚拟价值决定，股票的外壳与股票本身的内容和质量在现行体制下彻底分离了，股票不必通过内在价值的竞争去体现外在价格，而是只要有一块上市的牌子就可吸引众多的交易者。第二，交易者所谋取的是交易市场股票转手过程中的差价，而不是作为股票实体的企业给予的利润回报，买卖股票的内核被摈弃了，等价交换的原则被破坏，投机规律主导股市。
股市价值规律的失效所产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第一，股市泡沫无限扩张，累积的风险越来越大，最终可能崩溃。第二，上市企业失去了市场的风险约束，得不到应有的竞争性改进，股市的实体受到侵蚀，产生越来越多的劣质股票，降低了股市质量。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让股市得到价值回归，建立一套使价值规律能够发挥作用的股市规章制度，以此推进股市的市场化改革。其次，建立股市的企业价值评估体系，指导交易者认识企业价值。第三，建立上市企业利润回报制度，使市场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第四，彻底取消行政权力对上市公司牌子的维护，让被高估的壳资源价值降下来。第五，强化市场透明度，规范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使企业在公平竞争中体现自身价值，实现优胜劣汰。
(三)遵循市场规则，让证券交易所成为企业退市的决策者
商品市场的交易者进入与退出市场由市场管理者决定，股票市场的交易者进入与退出同样可以由市场管理者决定，这个管理者就是证券交易所，而不是国家证监会。证监会和交易所虽然都是股市的管理者，但各自职能不同。证监会应是国家整个证券市场的管理者，主要负责证券及其股票市场法律的执行，各类管理规章的制定，对整个证券市场进行宏观指导、驾驭、调控等；证交所则是证券法律、规章的具体执行者，负责管理在本市场挂牌交易的股票，接受证监会的授权，全权处理交易所的一切营运事务，同时接受证监会的宏观监控。在这一体制下，上市企业完全处于证交所的监管之下，证交所可按上市企业的表现情况及时作出退市等管理决策，以此消除企业退市的行政干预隐患，真正实现退市的市场化机制。按目前股市监管体制，国家证监会实际充当了市场立法者、执法者和行政管理者的三重角色，权力高度集中；相反，证交所完全成了证监会的办事机构和橡皮图章，无权行使作为市场管理者的应有职责。其后果是：第一，证监会职能越位，证交所职能脱位，阻碍了股市的规范化进程；第二，固化了股市行政化特质，阻碍了股市的市场化进程；第三，加大了证监会与上市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企业退市的难度；第四，造成了证交所管理手段和资源的闲置浪费。所以，将股市的主要管理职能归还证交所应是退市机制得以正常启动运行的必要条件，证交所应当成为企业退市的决策者。
三、建立股市退出机制必须解决企业退市的联接机制问题
我国退市机制建设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建立企业退市的联接机制，即为了保证退市机制顺利实施，减少股市可能因此引发的波动，必须建立起与之配套的相关联接体系。
(一)企业退市的联接机制之一：设立场外交易市场的退市冲减机制
为了冲减退市机制实施对于市场主体的压力，需要有一个使退市企业股票得以转让的场所来完成企业从上市到退市的平稳过渡。这就是建立场外交易市场，这一市场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退市连接作用。第一，降低退市成本。企业退出主板市场后，其股票仍能在场外交易市场流通，企业可以正常营运，企业和社会都不必为退市而付费，这无疑减少了退市的阻力。第二，有效阻止了股权凝固，为企业适时进行购并和重组提供了与主板股市同等的机会，有利于企业发展。第三，有利于退市企业重新争取上市资格。退市企业在场外交易可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业绩，创造条件，重新进入主板股市。第四，促进更多的企业自愿退市。由于场外市场的设立，使企业减轻了强制退市的压力，为了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它们可能更多地选择自愿退市。从国际的一般实践来看，自愿退市应是退市机制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