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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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近年来，我国以初步建成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以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为主导、多元化市场主体广泛参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其中，公益方面，我国已逐步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乡镇的多级政府公益组织；经营方面，我国建立起专业分工趋于完善、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的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合作方面，目前全国已成立了经工商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50多万家，在促进农技推广、生产资料供应、标准化生产、农产品营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
2.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对农业推广硕士的需求
由于我国农业正面临着阶段性的新变化，致使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在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农业推广人才在“质”与“量”上的严重不足，成为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所面临的最直接问题。
2.1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面临的人才困境
首先，在现行的公益机构中，人员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基层农技推广新旧力量出现断层，推广队伍专业化水平不足，知识老化现象严重；其次，部分农业经营机构缺乏对行业内涵的界定，加之涉农服务行业特殊性导致的人才从业意愿低糜，令机构难以招收符合行业规格的人才，且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法律意识；[3]其三，在岗的农业技术从业人员对于农技以外的其他知识和技能疏于提升，使得国家推进现代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政策失去人才支撑。
2.2农业推广硕士对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的重要性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面临的人才困境，非常直接地对农业推广战线上的农业科技人员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农业推广硕士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其目标在于培养具备农业推广技能，致力于农村发展服务，能解决生产、管理及建设中实际问题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因此，设立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学位不仅是时代的需求，是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求，更应是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的需求。
3.我国农业推广硕士培养体系面临的问题
第一，生源方面。①经费自筹的方式增加了报考者的学习成本，且由于招考对象多为在职人员，时间精力有限，有些潜在生源虽有攻读农推硕士的意愿，却终因力不从心而放弃。②农推硕士招收单位的日益增多，造成争抢生源的现象逐渐激化。③年龄、知识背景以及工作单位性质的差异，令生源的思维能力、对高新知识的接收能力参差不齐，就对高校的培养方法与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第二，思想认识方面。部分高校对农业推广硕士的思想认识不到位，认为农推硕士是在职攻读学位，其目的仅在于取得一纸文凭，增加升迁的筹码，因此对其疏于管理，甚至将招收工作当成盈利创收的捷径，从而在思想上降低对学员的要求。第三，培养方案设计方面。部分高校在农业推广硕士培养方案的设计中，仍将教学内容侧重于理论基础知识，缺乏实践性的案例教学，导致农推硕士难以将理论运用于实际，使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初衷难以得到实现。第四，培养过程方面。①由于生源为在职人员，致使高校的教学安排难以兼顾每位学员，培养计划有时不得不进行变动，甚至出现学时缩水的现象。②部分教师教学管理不规范，未制定课程大纲、课件和讲义，考试过程不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4]③因时间和空间等原因，部分校内外导师对农推硕士疏于指导，学员也同样缺乏主动性，导师负责制名存实亡。第五，论文研究方面。有些研究生以时间精力不足为借口，跳过论文开题、中期检查等环节，直接进行论文撰写，难以保证质量，且在选题时多选择大而空的内容，未结合生产实践，没有现实意义。
4.完善农业推广硕士培养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
基于农业推广硕士培养体系在生源、思想认识、培养方案设计、培养过程以及论文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通过以下几方面提高农业推广硕士的培养质量，从而为我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弥补现有的人才缺陷。
4.1整合高校、政府资源，保证生源的“量”、“质”
高校应在保证培养质量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政府则应以提供学费补贴的方式，为学员以及高校提供一定的求学、办学资金支持；高校必须加大重视力度，在坚持培养标准及培养目标的基础上，采用灵活多样的个性化培养模式；政府应当同高校订立共同培养农推硕士的办学协议书，将干部培训同农推硕士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干部任职资格、职务晋升与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进行挂钩；高校应将主要招收对象定位为农村基层中青年村干部、一线科技推广人员以及服务基层的“村官”。
4.2端正高校办学态度，提升学位认同感
针对高校自身、学员以及教师对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认同感较低的现象，高校应当明确农业推广硕士只是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又一种方式，与学术型研究生处于同等地位，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并进一步端正办学思想，严格管理。要加大重视力度，完善培养环节，保证培养质量，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懂科技、懂应用、懂管理”的人才，逐渐改变师生偏见，提高学位认同感。
4.3兼顾理论与实践，适当调整培养方案
农业推广硕士的特殊性，决定其教育必然要紧密结合职业岗位的要求，充分考虑研究生及农业推广部门的实际需求，将培养内容着重放在农业推广理论、现代农业信息传播技术以及适应农村发展实际的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知识的扩展上；要打破传统的学院式教学培养模式，聘任优秀及推广经验丰富的高级专家担任授课教师，采取“到生产实践中办学”等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不断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和技能。
4.4规范教学过程，切实保证培养质量
要严格落实学分制，督促在职农推硕士合理安排工学时间；加强教学过程管理，注重考勤工作，只有修满培养方案要求的学分数，方可参加毕业答辩；不断深化任课教师队伍改革，聘任课堂教学成果显著、社会实践经验丰富的高职称教师，采用研讨、报告、案例分析等方法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融入具体的实际案例中，提升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加强导师队伍建设，选聘富有责任心，从事过技术推广、科技成果转化等应用研究，具有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优秀教师对其进行悉心指导。[5]
4.5完善论文研究环节，切实提高学位含金量
第2篇
1、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面临的人才困境
首先，在现行的公益机构中，人员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基层农技推广新旧力量出现断层，推广队伍专业化水平不足，知识老化现象严重；其次，部分农业经营机构缺乏对行业内涵的界定，加之涉农服务行业特殊性导致的人才从业意愿低糜，令机构难以招收符合行业规格的人才，且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法律意识；[3]其三，在岗的农业技术从业人员对于农技以外的其他知识和技能疏于提升，使得国家推进现代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政策失去人才支撑。
2、农业推广硕士对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的重要性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面临的人才困境，非常直接地对农业推广战线上的农业科技人员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农业推广硕士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其目标在于培养具备农业推广技能，致力于农村发展服务，能解决生产、管理及建设中实际问题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因此，设立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学位不仅是时代的需求，是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求，更应是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的需求。
二、我国农业推广硕士培养体系面临的问题
第一，生源方面。①经费自筹的方式增加了报考者的学习成本，且由于招考对象多为在职人员，时间精力有限，有些潜在生源虽有攻读农推硕士的意愿，却终因力不从心而放弃。②农推硕士招收单位的日益增多，造成争抢生源的现象逐渐激化。③年龄、知识背景以及工作单位性质的差异，令生源的思维能力、对高新知识的接收能力参差不齐，就对高校的培养方法与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第二，思想认识方面。部分高校对农业推广硕士的思想认识不到位，认为农推硕士是在职攻读学位，其目的仅在于取得一纸文凭，增加升迁的筹码，因此对其疏于管理，甚至将招收工作当成盈利创收的捷径，从而在思想上降低对学员的要求。第三，培养方案设计方面。部分高校在农业推广硕士培养方案的设计中，仍将教学内容侧重于理论基础知识，缺乏实践性的案例教学，导致农推硕士难以将理论运用于实际，使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初衷难以得到实现。第四，培养过程方面。①由于生源为在职人员，致使高校的教学安排难以兼顾每位学员，培养计划有时不得不进行变动，甚至出现学时缩水的现象。②部分教师教学管理不规范，未制定课程大纲、课件和讲义，考试过程不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③因时间和空间等原因，部分校内外导师对农推硕士疏于指导，学员也同样缺乏主动性，导师负责制名存实亡。第五，论文研究方面。有些研究生以时间精力不足为借口，跳过论文开题、中期检查等环节，直接进行论文撰写，难以保证质量，且在选题时多选择大而空的内容，未结合生产实践，没有现实意义。
三、完善农业推广硕士培养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
基于农业推广硕士培养体系在生源、思想认识、培养方案设计、培养过程以及论文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通过以下几方面提高农业推广硕士的培养质量，从而为我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弥补现有的人才缺陷。
1、整合高校、政府资源，保证生源的“量”、“质”
高校应在保证培养质量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政府则应以提供学费补贴的方式，为学员以及高校提供一定的求学、办学资金支持；高校必须加大重视力度，在坚持培养标准及培养目标的基础上，采用灵活多样的个性化培养模式；政府应当同高校订立共同培养农推硕士的办学协议书，将干部培训同农推硕士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干部任职资格、职务晋升与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进行挂钩；高校应将主要招收对象定位为农村基层中青年村干部、一线科技推广人员以及服务基层的“村官”。
2、端正高校办学态度，提升学位认同感
针对高校自身、学员以及教师对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认同感较低的现象，高校应当明确农业推广硕士只是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又一种方式，与学术型研究生处于同等地位，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并进一步端正办学思想，严格管理。要加大重视力度，完善培养环节，保证培养质量，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懂科技、懂应用、懂管理”的人才，逐渐改变师生偏见，提高学位认同感。4.3兼顾理论与实践，适当调整培养方案农业推广硕士的特殊性，决定其教育必然要紧密结合职业岗位的要求，充分考虑研究生及农业推广部门的实际需求，将培养内容着重放在农业推广理论、现代农业信息传播技术以及适应农村发展实际的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知识的扩展上；要打破传统的学院式教学培养模式，聘任优秀及推广经验丰富的高级专家担任授课教师，采取“到生产实践中办学”等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不断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和技能。
3、规范教学过程，切实保证培养质量
要严格落实学分制，督促在职农推硕士合理安排工学时间；加强教学过程管理，注重考勤工作，只有修满培养方案要求的学分数，方可参加毕业答辩；不断深化任课教师队伍改革，聘任课堂教学成果显著、社会实践经验丰富的高职称教师，采用研讨、报告、案例分析等方法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融入具体的实际案例中，提升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加强导师队伍建设，选聘富有责任心，从事过技术推广、科技成果转化等应用研究，具有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优秀教师对其进行悉心指导。
4、完善论文研究环节，切实提高学位含金量
第3篇
关键词：文化传递模式;教学的概念
“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阐释：一是广义的文化，即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二是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财富的总和；三是狭义的文化，指生活于一定的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长期积淀而成的一套文化系统，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其中价值观念是核心。本文以狭义的文化为出发点，来研究文化传递方向与教学概念的演变。人们对世界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会以相应的方式表现出来，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对于“教学”概念的不同界定，就是人们在某种价值观的支配下所做出的有意识的选择与取舍。不同的文化传递模式影响着教育的价值取向，也影响着人们对于“教学”这一概念的认识。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ead，M.）从文化传递模式出发，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同喻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和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后喻文化是指晚辈向长辈学习，同喻文化是指无论晚辈还是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前喻文化则指长辈反过来要向晚辈学习。梳理教学概念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这三种不同的文化传递模式影响着人们对不同时期“教学”的认识和表述。
首先谈谈“教学”概念的词源学释义。在中国古代，“教”有“教授、教诲、教化、教训、告诫，令使等含义。”[1]“教”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敎”，表示用鞭打的方式迫使孩子学习。它是指一种外存文化的灌输，且使用了强制性的手段。《说文解字》中解释道：“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深入分析，“其‘施’，就是操作、演示，即传授蓍占和龟卜；其‘效’，就是模仿、仿效，即学习蓍占和龟卜。”[2]它含有“仿效前人经验”的意思。
“学”的古体写法为“學”，其上部为左右两手结网之形，“结网为复杂之技能，非传授不能获得。”“学”就是“获得”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学”字可以表示用手把孩子头上的杂草除去，具有“使人聪慧”的意味。[3]《说文解字》曰：“斆，觉悟也”。《礼记》中说：“学者，觉也，觉民者”。 “学”就是使人觉悟，使人返回到原来的本性。可以认为，“学”在字义上具有获得知识经验，启发人生智慧的意思。
“教学”二字连用为一词，最早见之于《书·商书·说命》：“斅，學半”。意思是“教人乃益己之学半”。教人谓之学者，学所以自觉，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觉人，上之施也。《学记》引用它作为“教学相长”思想的经典依据，来说明“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学记篇》：“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里“教学”之意为“教人学”，即统治阶级利用“教”的手段，使老百姓爱好学习，进而学会明白事理，以达到淳风化俗、安邦治国的政治目的。
“教”在英文中为teaching或是 instruction，两者区分不大。严格说来，teaching涉及整个教学情境中的师生互动关系，范围较广，包括计划、准备教材、评价等全部教学活动。 Instruction范围较窄，专指在教室中所执行的例行技能之训练。teach的字源有四种意义： 1.lore：为learn的字根，指用来被教的事实与信念，早期的teach与learn相同。
2.token：使用信号或符号，向某人展示某事物，或引发某人对于特定人或事物的反应。
3.imparting：给与资讯，向某人展示如何做及进行某科目的练习等。亦即由外向内地传授。
4.inquiry：有计划地提供学习者探究的模式。指师生间进行教育性的论辩，讨论有意义的议題。[4]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论中外，“教”的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即“传授”、“教导”和“教授”。而“学”字，无论是在中文还是在英文中，基本含义均为“学习”。可是，在人类历史浩瀚苍茫的长河中，随着文化传递方向几经变革，“教学”的概念也发生了转移与更迭，超越了它的原初意蕴，被人们赋予了更多蕴涵、更深层次的意义。
一、后喻文化──教学：知识传授说
后喻文化是一种面向过去的文化。正如米德所说的：“长辈的过去就是每一新生代的未来，他们已为新一代的生活奠定了根基。”后喻文化是一种世代复制的文化，“所有文化的连续性至少有赖于祖孙三代”。[5]人们世代相传形成了封闭保守、认同过去、缺乏变化的文化传统。米德认为，典型的后喻文化是孤陋寡闻的原始文化。但是也有人认为，整个农业社会都可被认为是属于后喻文化的传递模式。[6]后喻文化的形成是与农业社会的经济特征、传统主义的思想特征息息相关的。
农业社会以单向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人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地居住在相对固定的地理环境中，“生于斯长于斯”。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手工操作的生产技术和个人单干或家庭经营的劳动方式，决定了农业社会中教学的内容、结构和形式一直停留在相对较低的初期水平。农业社会的思想背景也呈现出宣扬稳定、排斥变化、提倡服从、压抑个性的特征。其一，长辈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控制着社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主宰着“教什么”即教学内容的选择问题。其二，由于人们散居各地，重稳定性而轻流动性，造成了信息传播的困难，遮蔽了人们了解世界的渴望和探索世界的欲求，族群中的晚辈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无知的蒙昧状态。
从教学的内容来说，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的操作技能。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士之子桓为士”，“农之子桓为农”，“工之子桓为工”，“商之子桓为商”，贵族和知识分子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不需要技艺性教育和培训。身份卑微的劳动人民为了维持与延续生产、生活及种族的繁衍，惟有凭借双手将积累和获得的生产经验通过言传身教一代代地传给后人。[7]在学校教育中，长期以来沿用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作为教材，非常注重人伦道德教育，强调“三纲五常，礼之本也。”因为“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8]在西方，随着欧洲踏入中世纪的大门，披着“平等博爱”外衣的基督教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成为西方封建文化的主导。拥有知识垄断权的僧侣们信奉教会的“服从”、“贞洁”与“安贫”三个宗旨，尊从神灵而鄙夷人性。“七艺”教育名存实亡，《圣经》成了涵盖一切知识与真理的圣典。学校教育奉行禁欲主义，以残酷的体罚压制学生。
从教学的形式来说，农业社会更注重个别化的师传徒受、子承父业、口耳相传式的教与学。由于生产要素十分简单，使得劳动者或其家庭熟悉和掌握各环节的操作技能成为可能和必须。生产的独立性造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晚辈们更多的是进行模仿和记忆，一代代复制着先辈们的经验，延绵不绝。在西方，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手工业的扩大，为了使生产经验世代流传下去，通常是上辈人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教授后辈人，这种传授主要是“学中干”和“干中学”，于是形成了“艺徒制”。学校教育采用灌输注入式，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坚信勿疑。正如《圣经》中耶稣命令的“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慎行，不可添加，也不可删减”。无论中外，在教育发展的早期阶段，都曾出现过影响后世的教学方法，如孔子倡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苏格拉底提出的“产婆术”等等，但是在后喻文化的传递模式中，这些方法毕竟不能成为主导力量，因此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针对后喻文化中教学的特点，我们不妨将这一时期的“教学”概念界定为：教学就是传授知识或技能（Teaching is imparting knowledge ）。[9]这种观点是16世纪西方给教学所下的描述性定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教学的定义只是表明这个词的运用范围，“教学”的意思就是通过语言、符号、实物等向学生说明所教的内容，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他们觉得，鉴于这种定义不涉及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如讲授式或探究式，因而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事实上，在我国当代也有类似的观点。如“教学，是教师把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传授给学生的过程”[10]；“教学就是经验的传递。详细点说，教学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教学就是所说的经验或知识的传递。凡是把知识技能传授给他人的活动都叫做教学。狭义的教学，是指学校中教师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的活动”[11]；“教学一般分为广义的教学和狭义的教学：广义的教学是泛指那种经验的传授和经验的获得活动，是能者为师，不拘形式、场合，不拘内容，“父传子”、“师传徒”等活动。狭义的教学指的是学校教育中培养人的基本途径，都是现在各类学校中进行的教学活动，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教学”。[12]诚然，教与学是通过一定内容为媒介而进行的。这种观点强调了知识技能在教学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却忽略了教学中的主体和对象问题，未能全面揭示教学的本质属性。
二、同喻文化──教学：双边并合说
同喻文化是一种面向现在的文化。其基本特征是，全体社会成员以当今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同喻文化缘起于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被轰鸣的大机器生产所替代。相应的，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后喻文化传递模式也逐渐被同喻文化取而代之。米德认为“以同喻方式作为文化传递的唯一模式的社会寥寥无几”，有论者曾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尽管各种类型的社会没有一个只存在单一的文化传递模式，但是都有其主流的文化传递模式。如果说农业社会主流的文化传递模式是后喻文化的话，则工业社会的主流的文化传递模式是同喻文化。[13]
工业社会在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着可与农业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基本特征，即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权化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结构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多，其中心标志是技术装备水平迅速升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前的“艺徒制”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对大量技术工人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性和大规模培养人才成为必需。而且，由长辈传递给后辈的现成经验已经不能适应生产的变革，若想掌握更多知识和技能，人们必须向同辈学习，向现实学习。
从教学的内容来说，从与生产、生活毫不相干的人文知识改变为与现代大机器生产息息相关的人文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结合，并特别突出了自然科学知识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工业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相对应，工业社会的教育是一种着眼于服务现实的制度化、规模化的教育。“制度化教育所带来的是教育越来越专门化，……学校越来越像一个工厂，学校教育则成了生产工序，似乎未经生产便不成为社会的人。”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Tofler）曾说：“把大量学生（原料）聚集在集中型学校（工厂）里，由教师（工人）加工，整个观念完全是工业社会思潮的表现。教育的整体管理等级是仿照工业官僚制模式发展起来的，把知识组成永久性的学科是以工业社会的设想为根据的。孩子们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安排在指定的位置上，铃声宣告着时间的更替。年轻人刚走出这种教育机器，又走进工作、角色和制度等结构与学校相似的成人社会。在校学生们不仅仅学习日后可能用得上的知识，还学习并模拟过着一种他们未来将要过的生活方式。”[14]唐·库什曼和杜·卡恩也认为，“各种活动模式与工业组织自上而下的流向并无二致，与‘装配线式思维模式’也并无二致。在这种以权力为中心的制度下，师生关系是一种支配与服从、老练与幼稚、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可见，工业社会中的教育被“异化”了，它不是为了教育本身，而是为了“适应”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
从教学的形式来说，这一时期产生了班级上课制，强调对同年龄学生进行同步调、同内容、同标准的教育，极大地提高了“教育工厂”的“生产效率”，同时也促进了学生的群体化生活及其相互的学习。在工业社会背景下，由于心理科学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教学方法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如夸美纽斯强调教学的直观性；赫尔巴特提出教学过程的形式阶段理论，即：明了、联想、系统、方法；杜威倡导“从做中学”，采用发现式教学；布鲁纳则着重教学要符合儿童的认知发展。同喻文化影响下的教学形式表现出实用主义倾向，重实际、重应用。
鉴于同喻文化中教学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性，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教学”的概念界定为：教学即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活动，既包括教，也包括学，并由教和学组成。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Dewey.J）曾为教学概念作过十分形象简明的比喻：教之于学犹如卖之于买，“教学”意味着教与学的双方通过相互作用产生某种结果，教学就是要让学习者掌握所教的东西。在《辞海》中，教学的定义是：“教学，指老师传授和学生学习的共同活动”。华中师院等五院校合编的《教育学》：“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一种教育活动”。[15]还有论者认为“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的双边活动”；[16]在有的教学专著中，对教学的定义也基本强调师生的双边活动，又如“教学是根据一定的社会的需要，按照确定的教育目的，通过教师的传授和学生学习，完成教学任务的双边活动”。据此，人们给教学的含义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即：教学是教师教和学生学，共同完成预定任务的双边统一活动。从表面上看来，这种说法似乎很合理，但是，教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活动整体，教与学之间有着特殊的内在联系，如果简单地将其视为“教和学”的叠加物，岂不是忽略了作为其质的规定性之一的内在联系？这种含义值得商榷。 转贴于
三、前喻文化──教学：共同生长说
前喻文化是一种全新的以开拓未来为使命的文化传递模式。其传递路径是：长辈向晚辈学习。年轻人按照自己的首创精神自由行动，他们能在未知的方向中为长者引路。前喻文化发端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在1979年发表的题为《信息社会》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其实就是信息社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知识经济社会”。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革命正是后工业社会来临的突出标志。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知识的社会、服务的社会、公众的社会。几个世纪以前，弗朗西斯·培根就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社会发展到今天，知识正变得愈加重要，它不仅是一种精神资本，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先进经济的首要资本。由于知识不断升值，“信息战”（即争夺对知识的控制）到处爆发。后工业社会中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升。
后工业社会在经济结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并且改变了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后工业社会中，这种新关系的核心就是交流，对自我改变的反应和对各种要求的反应，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不再是工业社会中那种人与机器的交流，这正是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来临的标志。年轻一代的创新性在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专门技术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途径，随着知识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知识阶层，他们通过知识来掌握权力，从而有计划地对社会做出管理。但是，原来那种结构化的社会管理体制正在逐渐被网络所消解，后工业社会带来的网络天地给人以充分的空间享受广泛的民主与自由。教育更是如此，虚拟教学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虚拟与现实相对应，是数字化方式的构成。它是虚拟世界在教学中的体现，即用数字化方式为人类提供虚拟教学空间或数字化的学习环境。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背景下，整个社会文化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如果说工业社会逐步淘汰的是落后的机器的话，后工业社会所淘汰的将是落后的人（即无创造性的人）”[17]
从教学的内容来说，前喻文化倡导一种面向未来的“创新”教育。不仅要求学生学习一般意义的知识，而且要求学生学会如何对付飞速的变化，如何思考、决策和解决问题，如何造就自己的洞察力和创造性。托夫勒曾说过，在后工业社会中，“快速、易变和能自动调节的机器将处理信息流和知识流。……明天的技术需要的不是数百万只有浅陋文化知识的人和在一起干无休止重复工作的人，需要的不是惟命是从，只知道自己活着就应该机械地服从上司的人，而是需要能够当机立断的人，能够在新的环境中迂回行进的人，能够在瞬息万变的现实中敏捷发现和确立新关系的人。用C·P斯诺的话说，明天的技术需要的是‘骨头里浸透未来’的人”。[18]可见，时代的变革迫使整个教育发生变化，教学内容也不例外。
从教学形式来看，面向未来的“创新”教育打破了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之间的屏障，给人的学习提供了充分的时间与空间。网络的普及使得信息的传递不再受到限制，教师与学生可以在相对宽松的时空内任意安排教与学的活动，教学趋向个性化和特殊化。“数字化生存之父”尼葛洛庞蒂( Negroponte，N.)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曾说：“在全球性的电脑国度掌握了政治领空之前，民族国家根本不需要经过一场混战，就已经消失无踪。……未来将越来越没有国家的发展空间。”一种超阶级、无国界的教育空间正在形成。在基于网络的学习中，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师生关系得以重新建构，亦师亦友，平等对话。通过对话，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中介都参与到教育中来，构成“我—你”式的在场相遇，对话是一种商谈，体现师生平等的关系，也是对民主精神的宣扬和民主能力的培养。[19]
前喻文化中的教学以“创新”为使命，笔者对这一时期教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教学，就是促进教师与学生共同生长的一种活动。交流是实现师生互动的前提，教学活动本身不但是一种寻求对话的实践活动，也是一个信息交流的过程。无论是学生知识经验的获得、心智的开启、能力的发展，还是教学活动质量的提高，都有赖于教学中信息的有效传递和交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前喻文化的传递模式中，信息交流是教学活动的中心，信息交流的成效决定着教学活动的效果。只有实现了教学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自由的信息交流，才能真正实现师生互动与对话。这种师生互动是双向的，既有教师对学生行为和发展的影响，也有学生对教师行为和发展的影响。后喻文化中的灌输式教学和同喻文化中的独白式教学意味着教师总是高高在上地俯视学生，充当着教学活动的主宰，可以说，教师和学生是相对立的；而前喻文化格外重视师生之间的对话，承认他们各自的内在价值和权利，因此，教师和学生是统一起来的。
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人（教师与学生）的生长。这里所说的人的生长，即是指人的持久发展，而“人的持久发展应被理解为通过提高人的所有活动的质量取得的进步”。[20]对于学生而言，教学活动是其学校生活，乃至整个人生中的重要部分，它影响着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对于教师而言，教学是其职业生活的最基本的构成部分，它影响着教师对职业的感受、态度和专业水平的发展、生命价值的体现。因此，教学活动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对于学生，都具有个体生命价值，蕴含着巨大的生命活力。师生的这种生命活力只有在教学活动中得到有效开掘，才能真正有助于新人的培养和教师的成长。
从师生关系来看，前喻文化更注重教师与学生的相互学习，强调民主平等，对话交流。古人云：“师无常师”。这句话在前喻文化的教学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教师的作用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建构。从外在于学生情景转向情景共存。教师是内在情景的领导者，而不是外在的专制者。”[21]教师亦可以向学生学习，共享共创，教学相长。共享是教师与学生共同体验和分享教学中的欢乐、成功、失望、不安；共创是教师与学生在相互适应的基础上互相启发，使师生的认识不断深化。共享共创的结果是教学相长，教师和学生共同发展。
关注师生互动，就会注重交流；关注师生发展，就会在教学中创造、更新与适应。“课堂活动不仅仅是一个教学活动过程，而且还是师生生活与成长的过程，是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是他们生命的有意义的构成部分。”[22]只有真正关注“人的生长”，挖掘人的生长功能，不断地催生教学的动力资源，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积极良好的氛围，才能使教师与学生在学习知识技能的同时，体验到学习是一种享受，一种快乐，一种幸福，一种心灵的充实，一种情感的交融和一种生命的延续。
毋庸置疑，社会在发展，教育也在发展。今天的教育不仅要复制过去、适应现在，更要面向未来。教育概念的变化标志着人们思想的深化，当代的新观念认为，教师活动中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宰者”，而是“平等中的首席”（first among equals），教学不仅仅是“教”也不仅仅是“学”，而是教与学的统一，教溶于学中，而学有教的组织引导。发展到今天，教学概念涵括了教师的教授、学生的学习与师生的互动教学。
注释：
[1] 王静：《试论〈说文解字〉中的“教育”二字》，《教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8至52页
[2] 何启贤：《也说“教”“育”二字》，《教育研究》1995年12期，第64至68页。
[3] 石中英：《“教育”概念演化的跨文化分析》，《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8至22页。
[4] 参见：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方永泉副教授2005年11月的讲稿。
[5] M·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8页。
[6] 张义兵：《文化传递模式与教育价值取向：一种社会学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5期。
[7] 张志增：《试析农业社会中职业教育与主要相关要素的关系》，《职业与教育》2005年第14期。
[8] 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54页。
[9] 《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教学（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页。
[10]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504页。
[11] 杨鸿昌：《教学心理讲话》，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12] 刘克兰：《教学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3页。
[13] 张义兵：《文化传递模式与教育价值取向：一种社会学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5期。
[14] 唐·库什曼等著：《人际沟通论》，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78至179页。
[15] 华中师院等五院校合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16] 孙震、吴杰著《教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17] 张义兵：《文化传递模式与教育价值取向：一种社会学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5期。
[18] 唐·库什曼等著：《人际沟通论》，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81页。
[19] 蔡春，扈中平：《从对话到独白──论教育交往中的对话》，《教育研究》2002年第2期。
[20]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21] 陈桂生：《师道实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22] 叶澜：《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论中小学教学改革的深化》，《教育研究》1997第9期。
参考文献
[1] 胡小林，袁伯诚. 中国学习思想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陈桂生.教育原理[M] .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
[3]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4] 戈登?德莱顿，珍妮特?沃斯 著：《学习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5] 陈时见.课堂管理论[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霍力岩.论教育特征的变化──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教育科学研究，2000，(5).
第4篇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小应该定位于“立足农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而应该与城市基础教育的目标一样，定位于为整个国家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
随着我国政府和社会对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日益重视，农村教育也逐渐成为教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所有的农村教育问题中，农村教育的目标是最为关键与核心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决定了广大农民及其子弟的命运，也决定了农村经济、社会乃至整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稳定。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认为我国当前农村教育的目标应该定位于立足农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其中有一些研究者还批判我国当前的农村教育存在，目标的单一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结果导致未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是种田不如老子喂猪不如嫂子(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首先，农村教育不等于农村基础教育，不能将两者的目标混同。农村教育中除了包括农村基础教育以外，还包括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农村高等教育、农村成人教育等几个部分。农村基础教育的对象是农村未成年人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农村高等教育、农村成人教育的对象却主要是成年人，将后者的目标定位于为农村培养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将前者的目标也定位于此却是很不适合的农村义务教育在包括农村的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在农村一些地方也逐渐普及，因此现在可以说，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也正在逐步走向普及化，接受基础教育将成为每个农民子弟的权利和义务。而普及化的农村基础教育就应该为农村学生提供普通教育，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生源，农村基础教育隶属于整个国家的基础教育，它与城市基础教育一样，都具有基础教育的内在规定性，具体表现在，一是基础性$即要满足每个适龄青少年的基本学习需要“——”包括基本的学习手段，如读、写、口头表达、演算和问题解决和基本的学习内容，如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态度，这些内容和手段是人们为能生存下去、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充分参与发展#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有见识的决策并能继续学习所需要的(2)。二是普及性$即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不论处于社会哪个阶层#群体的适龄青少年，都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三是全面性，即培养每个适龄青少年在德#智#体#美#劳等诸方面全面发展%因此$所谓农村基础教育目标的!城市化倾向只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问题。我国基础教育培养目标总的只有一条，即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农村基础教育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我国正处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农村基础教育应该适应这一时展的潮流与需要、农村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农村地区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人口素质等方面与城市文明逐渐接近、趋向同一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城乡差别缩小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城乡融合并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化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并获得巨大发展空间的表现，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诚如世界银行在《2002年的中国》中所指出的：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我国农村城市化必然会伴随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7%第二产业即工业占50%，第三产业占33%。而在未来20至50年内，第一产业将急剧萎缩，农业的比重可能降到5%以下，工业的比重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将会超过50%，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向城市第三产业即金融#服务等行业转移%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第三产业!城乡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现在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2.3%，而到2050年左右，农村人口将降到20%左右(3)。因此，我国当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应该为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服务!也就是为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服务，而不是漠视甚至阻挡这一进程，可以设想!在广大农民主要从事现代第三产业而不是传统农业生产劳动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像老子、嫂子那样去、种田、养猪了!而代之以现代化的规模农业%饲养业"我敢肯定，那时候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仍然在种田与养猪但是却要远远超过我们的老子和嫂子。
第三，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有让其子女读大学的愿望，而广大农民子弟也都有自己的大学梦，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忽视，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社会多年来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人们的心目中，城市代表着先进、富裕，而农村则代表着落后、贫穷，城市与农村分别处于社会的上层和底层，多年以来，我国城市居民一直享受着稳定的社会福利、医疗、养老、保险等待遇、政策。而农村居民则完全没有这些保障。因此改变农民身份成为城里人像城里人一样生活，一直是许多农村人的梦想。然而，农村人要想成为城里人却十分困难。虽然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生活在城市里。但由于其农村户口性质的限制，很难甚至根本享受不到城市人的社会福利、医疗、养老、保险等。也就是说并不能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就目前而言，高考仍是广大农民子弟改变其农民身份的相对较为容易的一条通道。然而，就是这为数极少的通道也要被某些将农村基础教育目标错误定位的人所堵塞。
这对于广大农村学生来说是很大的不公，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社会的平衡与稳定，社会学研究表明!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必须保证正常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包括横向的流动和纵向的流动；横向的流动指的是地域流动，而纵向的流动指的是社会升迁性流动。而这两者又紧密相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不仅仅是一种横向的地域之间的流动，而且是一种纵向的社会升迁性流动。农村学生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农村户口性质，才有可能利用自己绝不逊于城市学生的天赋、努力，走向社会的上层。这种社会流动是极有价值的，它有力地保证了所有人在公平的机会下竞争，保证最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使劳动力资源得到更为合理、有效的配置和使用。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学生的高考入学率本来就远低于城市，农村的学生要付出城市学生数倍的努力，才能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现在我们却将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定位于、面向农村。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不是要更加减少乃至剥夺他们走向城市，走向社会上层的机会吗？为什么我们在期望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面向农村!经常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掌握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的时候!不要求城市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面向城市%工厂或企业!经常参加社区服务和实践!掌握工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为什么我们在大力批判农村的所谓应试教育的时候!却无视城市学校经常补课，让学生掌握大量科学文化知识以备高考的现实。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并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现实面前，把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定位于服务农村，只会继续加剧城乡二元对立，也只会使农民处于更加不利的社会地位。我不知道!那些要求农村基础教育服务农村的、而又出生于农村并且接受过农村基础教育的决策者、倡导者和研究者们是否想过，如果按照你们的目标定位，你们今天还有机会在此谈论这一问题吗。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
首先，我们在规定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时，应该立足于农村社会的现实与发展需要"但是必须指出!我们这里所讲的农村是处于前进、发展中的农村是正在逐步走向城市化的农村。如果仅仅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农村来要求农村基础教育，那么就可能使农村基础教育永远落后于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这非但不能促进农村社会的进步!反倒有可能成为农村社会进步、发展的障碍"其次!我们在规定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需要。目前农民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最大需要就是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大学，而不是掌握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与技术，与自己一起呆在农村种田。这是农民最现实、最朴素的需要，也是非常合理的需要"农村的孩子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为什么就不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享受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在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的今天!我们有什么资格阻碍或者禁止已经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村孩子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因此，国家应该大力扶持农村基础教育!应该为农村的孩子提供更多发展的可能性，并且为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而不应该把他们局限于农村，最后，依照以上要求!当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应该与城市基础教育一样，都应该着眼于基础性、普及性和全面性!即为每个适龄青少年准备进一步发展的知识、能力和精神基础，使其成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在此，农村与城市只是区域性、地域性的划分!它们决不意味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1.刘尧，积极关注，农村教育目标错位问题[M]人民政协报，2002，10，10.
第5篇
【论文摘要】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新情况对基层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原因的分析，乡镇政府应开始思考自身的职能定位：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提供优质的农村公共产品。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 针对以往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站在十七大报告的背景之下，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乡镇政府应该重新定位自己的价值取向：强化公共服务，提供优质公共产品。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基本内涵
农村公共产品按照消费竞争性、收费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的过程中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农村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农村准公共产品是指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在消费的过程中具有不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主要包括：一般准公共产品，如农村职高教育、乡村道路建设等；在性质上近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如农村电信、自来水等。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后至税费改革前和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几次制度变迁。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数量不断增多、质量也不断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与农村、农民的实际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总体来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1. 税费改革后公共资金出现困境
农村的税费改革在为农民减轻负担，为村民委员会减轻了行政压力的同时，也将农村发展中的深层次的矛盾激发出来。农村的税费改革给基层政府带来了减收的事实，但基层政府承担的事权并没有减少，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的分摊者的身份也没有改变，这些都提前引起了乡村债务危机的发生，使得乡镇政府掌握的公共资金严重不足。
2.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低下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都是至上而下的，很少顾及到农民的真正需求，加上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只为追求自身的利益，使得现行的公共供给效率低下。表现在：一是生产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包括：（1）保护和稳定农业社会的各种政策以及农业生态环境等；（2）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非生产性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比如，政府热衷于一些见效快，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不愿意投资一些见效慢，但是具有战略意义，农民真正需要的纯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错位根据财政分权理论，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的提供，跨区域的公共服务由中央和地方公共提供或几个区域联合提供。但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只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支基数及收入分成比例，而对于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还不够清晰，导致乡镇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承担了许多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责任。
3. 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
在现行的体制下，私人组织、第三部门等由于受到政府决策、产权界定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大规模的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仍然是单一的供给主体。长期以来，乡镇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普遍透明度低，经费不足，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有限，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要，既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也造成了农民对政府的不满。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职能定位
首先，乡镇政府要积极拓宽农村公共产品的筹资渠道。税费改革后，中央财政预算内支持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的筹资在下降，而地方预算内的筹资的地位在增强，乡镇政府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要多向省、市、县级政府争取资金投入并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可以通过给予信贷等优惠政策，调动经济组织增加对公共产品生产的投入。总之，不能再抱着坐、等、靠的陈旧思想。
其次，应当重构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程序和需求表达机制。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应逐步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供给模式，以满足广大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同时乡镇政府也要处理好公共产品投入的优先权问题，应遵循这样一个“梯度”：保证基本民生需要的农业生产、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等优先提供，对于一些发展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应该适度，而对于一些享乐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要严格控制，使有限的农村公共产品资源最大限度的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的民生方面的公共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大力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充分发挥农村社区等第三部门的作用，使一个村或乡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
再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该明确各自的供给责任。公共产品因为其不同的特性分为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上的供给主体要各尽其职，失位，错位都会带来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科学地划清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的职责十分必要：全国性的纯公共产品完全由中央政府供给，准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供给，跨区域公共产品，可以由受益的各方政府供给，由中央政府出面协调。
最后，要改变现行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的状况，应该坚持“一体与多元相结合，一体为主”的供给主体体系。坚持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要建立多元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充分发挥农村社区供给、私人组织供给和第三部门供给在供给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划分并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监督机制，以提高供给效率，是目前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题中之意。
参考文献
[1] 史玲.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研究[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5，(5).
第6篇
农村公共产品按照消费竞争性、收费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的过程中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农村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农村准公共产品是指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在消费的过程中具有不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主要包括：一般准公共产品，如农村职高教育、乡村道路建设等；在性质上近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如农村电信、自来水等。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时期、改革开放后至税费改革前和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几次制度变迁。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数量不断增多、质量也不断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与农村、农民的实际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总体来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1.税费改革后公共资金出现困境
农村的税费改革在为农民减轻负担，为村民委员会减轻了行政压力的同时，也将农村发展中的深层次的矛盾激发出来。农村的税费改革给基层政府带来了减收的事实，但基层政府承担的事权并没有减少，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的分摊者的身份也没有改变，这些都提前引起了乡村债务危机的发生，使得乡镇政府掌握的公共资金严重不足。
2.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低下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都是至上而下的，很少顾及到农民的真正需求，加上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只为追求自身的利益，使得现行的公共供给效率低下。表现在：一是生产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包括：（1）保护和稳定农业社会的各种政策以及农业生态环境等；（2）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非生产性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比如，政府热衷于一些见效快，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不愿意投资一些见效慢，但是具有战略意义，农民真正需要的纯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错位根据财政分权理论，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的提供，跨区域的公共服务由中央和地方公共提供或几个区域联合提供。但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只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支基数及收入分成比例，而对于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还不够清晰，导致乡镇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承担了许多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责任。
3.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
在现行的体制下，私人组织、第三部门等由于受到政府决策、产权界定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大规模的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仍然是单一的供给主体。长期以来，乡镇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普遍透明度低，经费不足，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有限，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要，既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也造成了农民对政府的不满。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职能定位
首先，乡镇政府要积极拓宽农村公共产品的筹资渠道。税费改革后，中央财政预算内支持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的筹资在下降，而地方预算内的筹资的地位在增强，乡镇政府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要多向省、市、县级政府争取资金投入并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可以通过给予信贷等优惠政策，调动经济组织增加对公共产品生产的投入。总之，不能再抱着坐、等、靠的陈旧思想。
其次，应当重构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程序和需求表达机制。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应逐步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供给模式，以满足广大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同时乡镇政府也要处理好公共产品投入的优先权问题，应遵循这样一个“梯度”：保证基本民生需要的农业生产、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等优先提供，对于一些发展性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应该适度，而对于一些享乐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要严格控制，使有限的农村公共产品资源最大限度的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的民生方面的公共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大力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充分发挥农村社区等第三部门的作用，使一个村或乡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
再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该明确各自的供给责任。公共产品因为其不同的特性分为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上的供给主体要各尽其职，失位，错位都会带来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科学地划清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的职责十分必要：全国性的纯公共产品完全由中央政府供给，准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供给，跨区域公共产品，可以由受益的各方政府供给，由中央政府出面协调。
最后，要改变现行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的状况，应该坚持“一体与多元相结合，一体为主”的供给主体体系。坚持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要建立多元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充分发挥农村社区供给、私人组织供给和第三部门供给在供给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划分并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监督机制，以提高供给效率，是目前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题中之意。
【论文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政府职能
【论文摘要】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的新情况对基层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原因的分析，乡镇政府应开始思考自身的职能定位：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提供优质的农村公共产品。
参考文献
[1]史玲.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5).
第7篇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建国50多年来，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适应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随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突出地表现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在农村实行之后，一些原有的对农村老年人的保障政策被削弱，但新的保障制度却又未建立，农村老年人不得不面临着严峻的生活风险。由此可见，滞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无法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危害。因此，在当前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的趋势下，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构建合理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迫在眉睫和至关重要。
一、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1、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处于极低的发展水平上，农民可支配的收入十分有限，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也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保障。。而且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般是在一个县的统筹范围内进行的，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别也很大，再加上农民手头可支配的钱少，造成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也少，而且缴纳的保费很低，无法满足年老时的生活需求。湖南省邵东县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区，该县有人口113万，其中农民有一百零几万，而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仅为5万，占农民总数的5%，且大多数农民选择的都是养老保险中层次最低的一次性缴纳200元的投保档次。如果按照20年投保期计算，每月只能领取几十元的养老保险金，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上并不能起到养老的作用。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设计有误，范围笼统，且阻碍社会发展。
现行《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明文规定，在保险基金的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但是由于设有具体规定集体缴纳养老保险调剂金的义务，并且对国家的责任也设有具体规定，导致在实际的工作中，“以个人缴纳为主”变成了“完全由个人缴纳”。如山东省《平阴县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就规定：保险费“集体确无力补助的，由个人全部缴纳”。这已经连社区保障的性质都不具备了，而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自我保障。而且农民的个人社会养老保险账户形式上与个人银行储蓄账户相同，但实际上不如银行的储蓄账户，因为养老保险账户不可以随时支取，必须在退休年龄后才能支取。农民要承担养老保险管理机构的费用开支，以及保险基金被违法挤占、挪用的风险。这样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与减轻农民负担相违背，导致农民无力接受和农村养老保险并未落到实处。同时，现行《方案》将农村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全部纳入保险对象，这就将实际上脱离农业生产的务工、经商人员再次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且以前的户籍制度与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固定化，也最终导致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受阻碍，社会结构的转型速度大大减缓。由此可见，只有对农村社会的保障对象进行科学的划分，为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建立适合自己的保障体系，割断他们与土地的联系，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国家投入不足，社会保险退化为商业保险，而且基金保值增值难。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坚持“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在政策上予以扶持”的原则。这项政策扶持对乡镇企业职工参加养老保险具有益处，集体补助部分可由乡镇企业税前支出。而现实中大部分农村务农人口享受不到这一待遇。当前，乡村两级负债严重，可以利用资金非常有限；尽管集体经济较雄厚的村组，其养老金积累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集体补助为辅就成了空话。实际上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实际上成了纯个人储蓄积累保险，社会保险退化为商业保险。而且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面临与城镇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样的投资运营问题。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主要采取存银行、买定期国债，非常有限的投资渠道导致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困难，极难以度过承诺较高的养老金的支付风险。
二、对策。
1、加速农村经济发展是增加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根本。
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社会保障水平的高和低。因此，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这是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根本。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然而我国的经济又不够发达，再加上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这就要求我们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经济，同时要求我们按照现实情况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障。
2、范围的划分合理化。
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农村人口按照其实际生活和工作情况可以划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又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全部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是其的农业收入，这些人是最为标准的农业人口；第二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迁移的农村人口，农忙时节回乡承担着沉重的家庭负荷，而且农闲时进城从事流动性较强的工作。第三类是生活在小城镇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村人口，其非农业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的大部分，乡镇企业职工和乡镇个体经营者是这部分农村人口的典型代表。第四类是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村人口。他们的工作相对稳定，而且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生活习惯实际上已经城市化的农村人口。因此，我们不能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混为一谈，并且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要消除一切不和谐的因素，为新农村的建设奠定基础。。所以要区分他们的实际情况，选择加入相对应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笔者认为第一、二类人应加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第三类人应选择加入小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第四类人应选择加入城市社会保障制度。
3、建立正式、规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养老保障的经验来看，一个社会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的30-40年是以储备积累方式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最佳时期，时间越短暂越被动。我国农村如果现在不抓紧建立并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会陷入严重的困境。因此，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建立正式、规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1）、第一、二类人应加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第三类人应加入小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现行《方案》将其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做法。一方面，这样做能够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让他们把小城镇作为发展之地，减少向大中城市的盲目流动，而且可以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另一方面，小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必须与城市的相区别，因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参照系的标准高、项目全，然而小城镇的主体乡镇企业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难以按照这一标准实行。所以要做到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又要不能减损因缴纳保险成本增加乡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采取乡镇企业职工个人缴费与乡镇企业缴费相结合的基金筹集方式，建立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帐户。只有构建相对独立的，合理的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体现乡镇企业在我国的独特作用，促进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3）、第四类人应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现行《方案》将第四类人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做法，不仅不能够减弱农民流向城市的热度，反而增强了他们的流动盲目性。对于有相对稳定经济来源的进城农民，他们已在城市居住多年，而且有能力加入城市社会养老保险。但对于进城时间短，且求职不易的农民来说，支出这笔养老保险费用有利于限制他们的盲目进城。因此，将第四类人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拓宽城市保险金的筹集渠道，而且打开了为中国城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进城农民踏入城市社会保障的大门，割断了他们与土地的联系，这样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
4、加大政府重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投入。
社会保障原则上要求国家出面组织并承担一定的义务。在社会保障这项工作中，国家不但是非营利的，而且应该保证此项工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不应从群众所缴纳的保险金中提取，否则就难保证社会保险的给付率高于商于保险。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国家补贴的方法，通过调整现行政策的目标，把现在主要用于粮食流通环节的大量低效财政补贴，以对实行产品换保障计划的农产品进行定额补贴的方式，逐步转向直接补贴种粮农民，承担起建立农民养老制度的财政责任，达到加快建立农民养老金保险制度的目的。国家财政提供的支持额度和农民缴纳农产品的一定比例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不仅可以保证财政开支的可控性，而且可以使农民直接感到国家的财政扶持，进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样政府作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责任主体也可以成功地构建。
5、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社会养老保险作为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和核心，是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的。而社会养老保险的这一强制性又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才能得到保证。目前，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举步维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险立法的滞后。例如，在许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中，由于一些企业主和民工的知识水平低，造成了企业主以政府有关强制社会养老保险的文件不是法律为由，拒绝给广大农民购买社会养老保险。由此可见，要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加快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有法可依，进而为构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奠定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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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42
第8篇
论文摘要:伴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的社会道德建设，将成为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中日益凸显的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之一。因之，立足于农村经济、乡土文化和农民的特性，构建农村社会公德建设机制，则是伦理学理应担当的使命。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不仅预示了农村经济、政治民主的发展，而且内蕴了乡村道德文明的诉求。无疑，作为道德文明基本要求的社会公德，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在一定意义上，缺乏现代道德文明的农村，在本质上没有完成农村的现代转型。
农村的社会公德建设，绝不止是单纯的道德教育问题，而是新农村建设中的系统工程，既有赖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环境的改善、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有赖于农村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干部遵规守德的道德示范等。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社会公德提供易于生长的良好环境
作为人类以实践一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道德，其规范要求的客观规定性和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一定社会的道德关系及其规范对具体的现实个人的既定性和先在性，从而预示了个体道德观念形成的后天性。道德心理学揭示的个体道德形成的规律表明，社会成员道德品行的形成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以致于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加脏现象”和“保净现象”。“加脏现象”呈现的是，在公共环境卫生领域，人们在脏乱差的环境中，尽管具有一定的道德认知乃至道德感，但人们的道德意志会出现懈怠，往往会放任自己的不良行为，从而出现在脏乱环境中任意乱吐乱扔的现象，即“人们所处的环境越脏，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的几率越高;人们越是乱吐、乱扔，环境就越脏”。这种现象也证实了美国犯罪心理学家凯瑟琳提出的“破窗理论”。“保净现象”呈现的是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在洁净的环境中，人们的道德意志往往会发挥控制力的作用，即能够控制自己的乱吐、乱扔的不良行径。因人们不忍心把洁净的环境弄脏，就使得环境越优美洁净，人们越是注重维护，以致于在红地毯上那些随地吐痰成习的人都会节制。不难看出，人们的社会公德意识和品行与环境的整洁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无疑，农村良好社会公德的形成，需要创设相应的环境。
农村社会公德环境的创设，相对于城市而言，既具艰巨性，又具急迫性。由于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的自然优先性，在客观上不仅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而且也造成了农村公共设施和环境卫生的落后。土路的尘土飞扬、柴草和生活垃圾的乱堆乱放、炊烟灰尘的弥漫等，无不构成了农村生活环境脏乱差的图景，以致于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成为农民习以为常的不良习惯，而且没有道德谴责的氛围。毋庸置疑，对农村普存的传统陋习瘤疾根治，光靠社会教育提高农民的道德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综合治理和美化农村的生活环境加以改善。
第一，进行农村环境的综合治理，积极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乡镇政府要推进村委会进行土路的修建、污水排放系统的规划与建设、村垃圾的统一管理和整治、环卫岗位的设置等工作，通过“净化、绿化、硬化、亮化、美化”等优化农民的居住环境，改善村容村貌，为农村环境文明奠定基础。
第二，在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村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对村镇进行整体布局、科学规划。依据村镇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给予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定位，以避免重复建设，并根据乡镇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乡村风俗，确定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村镇的农村社会道德建设类型。
第三，配置公共环境卫生的设施，根据区域面积和村民的活动范围，间隔合理地摆放垃圾桶，便于人们养成到指定地点扔垃圾的良好行为习惯。矫正农民不良的行为习惯，不仅需要启动社会教育系统，转变他们陈旧的思想观念，提高道德认识，而且也需要为其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创造条件。
第四，加大对农村水、电、气的改造，实行有偿使用的原则，为农民节约用水、用电、减少废气排放等提供伦理的经济动力。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粮食和电具有较强的节约意识，但对水的节约意识不强，对废气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认识不足。究其原因，至少有两方面:其一，许多村没有安装水表，既不限量也不交费，这种无偿使用或低价使用方式，使得村民缺乏节约用水的自我利益的约束机制，以致于经常发生经济学的“公地悲剧”现象;其二，对于我国淡水严重缺乏的实情，社会对村民进行系统的宣传教育不够，致使许多村民不知道淡水的有限性和严重稀缺性，总以为水像空气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而在客观上纵容了水的浪费现象。
二、健全农村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为社会公德的生长提供制度支撑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F.A.哈耶克曾提出一个值得伦理学深思的问题:“一切道德体系都在教诲向别人行善，……但问题在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由于遵规守德不是人的天性，加之道德以提倡、劝戒、建议为特征的价值导向，为人们提供了较大的自主选择行为的空间，即人们守德与背德，依靠的是个体的道德追求，凭借的是个人的觉悟和自觉性，而事实上光靠个人自身内在的思想觉悟往往难以抵制各种利欲诱惑。为此，社会必须建立道德的制度保障机制，使道德提倡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类型在社会中得以保护和推行。质言之，道德需要借助制度规范要求的明确、具体、稳定以及强制而弥补其白身的软弱性，从而完成道德自身力量无法实现的普遍规范要求。尤其是对农民的道德培养，还肩负着改变其传统陋习的重任。由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存在和发达是社会公德得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随地吐痰、乱穿马路、乱扔垃圾、不排队、大声喧哗等陋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与我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狭小密不可分。对于这种传习而来的不守公共秩序、公德意识淡漠等丑恶行径，除了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公民城市文明行为的形成外，还必须要启动社会管理系统，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综合手段，遏止人们的不良行为习惯。具而言之，我国农村公共生活领域陋习瘤疾的根治，村民社会公德意识的强化，村民道德水平的提高，除了施之一般性的道德教育外，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更需要法制、社会管理等外在机制的强力促进。
一是建立乡村财务管理的制衡制度，避免村干部的贪污腐化现象。农村地区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个体经济比较发达，村镇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但集体收益仍然客观存在。而村集体收益的分配和使用合理与否，既关系着村镇的公共设施建设，也关系着村民道德感的形成。一旦村镇经济的发展能够惠及当地居民，村干部不擅自挪用、滥用、私用集体款项，农民的道德感就易于形成和树立起来;相反，如若集体收益仅为少数村干部把持和独享，村干部以权谋私，就会消解农民的道德感。为此，必须要建立村财务的约束制度，即通过制度安排，对钱财的使用权限加以限制、对其使用用途以及财务支出定期公开加以规定，以遏制村干部的私用公款现象。
二是制定富有针对性的《村民自治章程》，确立本村利益关系的协调原则，使村民具有共守的行为规范。村委会要根据本村利益关系的特点和矛盾的焦点，制定详尽的行为规范，使行为准则 明确，以避免村民因是非观念模糊而使不良行为泛滥。如农村的私搭乱建、房屋出租、流动人口管理等，要出台细则加以管理，以维护村容的整洁和村庄的稳定秩序。
三是建立社会公德的奖罚制度。奖惩与道德行为模式具有联动性。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是受动机支配的。而人的动机从驱动源来看，又可分为内驱动性动机和外驱动性动机。内驱动性动机是由自我的内在追求和满足而产生的活动动力，如自己的价值追求、理想和信念等;外驱动性动机是由活动以外的某些外部刺激而对人们诱发出的推动力，如行为后果的风险性、惩罚性、奖励性、获益性等。人作为活动的意识主体，不仅了解行为的目标，而且会基于自己目标实现概率的高低及行为后果的利与害，调适行为的方式，选择对自身具有最高效用的行为类型。因而，一种行为模式或行为类型的形成，不光取决于行为主体对其价值合理性的认同，也与行为恒常后果对行为主体的利益损益密切相关。为此，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在其“三方互惠决定论”理论中，既揭示了人的思想对其行为的决定性，也指出了人的行为后果对其思想的影响性。他说:“一方面，个体的期待、信念、目标、意向、情绪等主体因素影响或决定着他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行为的内部反馈和外部结果反过来又部分地决定着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应等。这说明，一旦某一行为模式经常损害其活动主体，无论它在社会推崇的价值系统中具有多高的位置，潜在的负价效会消融人们践行的积极性。因此，要想使村民普遍具有良善道德，就必须建立奖惩机制，使守德者受到褒奖且得利，无德者受到谴责且亏利。有鉴于此，对村民讲究卫生、保护环境等社会公德的倡导，就需要制定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加以保障。
综括论之，农村社会公德的建设，不能光依靠道德自身，因为有些社会公德的缺失，不完全是人自身的道德问题，恰恰是社会管理不完善或制度缺位所致，所以，我国当前以提升公共文明为要旨的社会公德建设.就不能仅囿于道德教育自身，更要注重为社会成员的道德践行提供制度的支撑。
三、制定合乎乡情良俗的村规民约，为村民提供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
由于道德调节人们利益关系和人性完善的指向更多是带有普遍性的，因而，道德法则通常是笼统的抽象性原则，它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常常是一般性的导引，而不是具体的严格规定，而社会公德也同样具有一般道德的特性，即道德要求的抽象性、原则性和笼统性。事实上，道德惟有回归生活并能够回应生活中的伦理问题，伦理生活才能真正成为人们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并避免道德教育的空洞性。因此，农村社会公德的规范内容要实现乡村的本土化，即制定过程要民主化、表述的语言要农民化、规范要求要农村化。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主导作用和村委会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村民自治功能，由村民讨论共同制订合乎本村实情的村规民约，使村民易于识记、遵守和评价。这种由村民共同讨论并达成共识的社会公德要求，不仅为村民的道德行为提供了具体的准则，也为村民的道德监督和评价提供了褒善贬恶的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主张的“交谈伦理”原则，使村民成为制规者，实现了村民的自我道德诉求，这种对村民道德主体性的尊重，既有利于村民道德积极性的调动，也有利于村民的自我道德约束，还减少了道德宣传的社会成本，因为村民制规过程的议论、商讨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道德宣传教育。为此，我们要纠正一种偏颇的观点，以为政府展开的专门宣传活动才是道德教育，忽视村民道德商讨过程中的教育功能。
四、启动乡土社会的面子文化，强化熟人社会的道德褒贬功能
社会成员道德品行的好坏，既与奖罚制度的导向和约束相关，也与道德评价的舆论褒贬相连。道德评价对行为善恶价值的判断、道德责任的确认、道德价值信息的传递，无不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认知、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而农村的道德评价所形成的闲言碎语的社会舆论，对村民的道德品行更具影响力。一方面，农村的熟人社会特征，为道德评价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尽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工业发展，加速了农村人口的流动，但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农村经济形式，仍然是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方式。农村多数人一生或多半生依附于土地而劳作，甚至许多家庭的几辈都生活在一村一地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基本上还是在熟人圈里走动。先生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研究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的理论，仍能反映当代许多农村地区村民的交往特点。它表明，熟人社会的亚文化价值原则、舆论评判等，对个体道德仍具有维系作用。另一方面，农村保有浓厚的中国人特质的“脸面”社会心理特征。在民族性的研究中，中国人所具“面子”的人格特质，已成为共识;而心理学研究成果也表明，许多人不同程度地具有有意控制他人对自己形成良好印象的“印象整饰”，的倾向性。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的面子心理更加突出，恰是农村地区浓郁的面子文化，为家里争气、为家人长脸的面子荣誉感和“丢人现眼”的耻辱感，使得道德评价的舆论发挥着强大的鞭答作用。有鉴于此，村委会要注重舆论引导，对村民的良善道德行为要及时给予褒扬，对不良道德行为给予谴责，形成众矢之的的舆论氛围，以弘扬正气，打击歪风邪气，使村民明是非.知好歹.趋善避恶。
五、发挥村干部的道德示范作用，促发村民的道德行动
道德教育不同于科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需要教育对象的认同。应该说，道德有两种存在样态，一种是文字形态的道德，即通过文字表述出来的道德理论、规范、条例、篇言等，另一种是活动形态的道德，即以行动注解的道德。理想的道德状态应是这两种道德形态的统一，既有丰富的道德理论和合理的道德规范，又有良好的道德活动和社会风气。事实上，在道德教育中，对教育对象的道德接受和内化发生作用的，绝不止是写进文件中的道德条例、写进教科书中的道德规约、人们嘴上说的道德口号、墙上挂的道德训示，更为主要的是教育者、周围人群对道德的实际践行所产生的示范作用。换言之，受教育者对道德倡导的价值、思想、观点的认同，不仅取决于道德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而且也取决于社会成员对道德的态度和践行状况，因为社会成员都具有社会学习的能力，他人良好的道德行动，会通过观察、模仿等社会学习，熏染受教育者。无须赘言，最能打动教育对象的教育方式，不是单纯的说理，而是道德行动的示范性教育。应该说，以行动注解的道德，更具感召力，尤其是在农村，村委会干部和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是无言的道德说服力。因此，发挥村干部的道德示范作用，为村民树立“零距离”的道德典范的标杆.尤为重要。
六、开展社会公德的素质教育，提高村民的道德认识
在农村社会公德建设中，要反对唯经济发展论，认为只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农民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村民的道德素养会自然而然提高，无须施之道德教育的片面观点。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农民的道德教育，切忌大道理的空泛说教，要契合农民的认知能力和特点。
第9篇
论文摘要:伴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的社会道德建设，将成为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中日益凸显的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之一。因之，立足于农村经济、乡土文化和农民的特性，构建农村社会公德建设机制，则是伦理学理应担当的使命。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不仅预示了农村经济、政治民主的发展，而且内蕴了乡村道德文明的诉求。无疑，作为道德文明基本要求的社会公德，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在一定意义上，缺乏现代道德文明的农村，在本质上没有完成农村的现代转型。
农村的社会公德建设，绝不止是单纯的道德教育问题，而是新农村建设中的系统工程，既有赖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环境的改善、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有赖于农村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干部遵规守德的道德示范等。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社会公德提供易于生长的良好环境
作为人类以实践一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道德，其规范要求的客观规定性和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一定社会的道德关系及其规范对具体的现实个人的既定性和先在性，从而预示了个体道德观念形成的后天性。道德心理学揭示的个体道德形成的规律表明，社会成员道德品行的形成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以致于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加脏现象”和“保净现象”。“加脏现象”呈现的是，在公共环境卫生领域，人们在脏乱差的环境中，尽管具有一定的道德认知乃至道德感，但人们的道德意志会出现懈怠，往往会放任自己的不良行为，从而出现在脏乱环境中任意乱吐乱扔的现象，即“人们所处的环境越脏，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的几率越高;人们越是乱吐、乱扔，环境就越脏”。这种现象也证实了美国犯罪心理学家凯瑟琳提出的“破窗理论”。“保净现象”呈现的是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在洁净的环境中，人们的道德意志往往会发挥控制力的作用，即能够控制自己的乱吐、乱扔的不良行径。因人们不忍心把洁净的环境弄脏，就使得环境越优美洁净，人们越是注重维护，以致于在红地毯上那些随地吐痰成习的人都会节制。不难看出，人们的社会公德意识和品行与环境的整洁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无疑，农村良好社会公德的形成，需要创设相应的环境。
农村社会公德环境的创设，相对于城市而言，既具艰巨性，又具急迫性。由于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的自然优先性，在客观上不仅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而且也造成了农村公共设施和环境卫生的落后。土路的尘土飞扬、柴草和生活垃圾的乱堆乱放、炊烟灰尘的弥漫等，无不构成了农村生活环境脏乱差的图景，以致于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成为农民习以为常的不良习惯，而且没有道德谴责的氛围。毋庸置疑，对农村普存的传统陋习瘤疾根治，光靠社会教育提高农民的道德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综合治理和美化农村的生活环境加以改善。
第一，进行农村环境的综合治理，积极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乡镇政府要推进村委会进行土路的修建、污水排放系统的规划与建设、村垃圾的统一管理和整治、环卫岗位的设置等工作，通过“净化、绿化、硬化、亮化、美化”等优化农民的居住环境，改善村容村貌，为农村环境文明奠定基础。
第二，在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村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对村镇进行整体布局、科学规划。依据村镇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给予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定位，以避免重复建设，并根据乡镇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乡村风俗，确定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村镇的农村社会道德建设类型。
第三，配置公共环境卫生的设施，根据区域面积和村民的活动范围，间隔合理地摆放垃圾桶，便于人们养成到指定地点扔垃圾的良好行为习惯。矫正农民不良的行为习惯，不仅需要启动社会教育系统，转变他们陈旧的思想观念，提高道德认识，而且也需要为其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创造条件。
第四，加大对农村水、电、气的改造，实行有偿使用的原则，为农民节约用水、用电、减少废气排放等提供伦理的经济动力。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粮食和电具有较强的节约意识，但对水的节约意识不强，对废气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认识不足。究其原因，至少有两方面:其一，许多村没有安装水表，既不限量也不交费，这种无偿使用或低价使用方式，使得村民缺乏节约用水的自我利益的约束机制，以致于经常发生经济学的“公地悲剧”现象;其二，对于我国淡水严重缺乏的实情，社会对村民进行系统的宣传教育不够，致使许多村民不知道淡水的有限性和严重稀缺性，总以为水像空气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而在客观上纵容了水的浪费现象。
二、健全农村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为社会公德的生长提供制度支撑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f.a.哈耶克曾提出一个值得伦理学深思的问题:“一切道德体系都在教诲向别人行善，……但问题在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由于遵规守德不是人的天性，加之道德以提倡、劝戒、建议为特征的价值导向，为人们提供了较大的自主选择行为的空间，即人们守德与背德，依靠的是个体的道德追求，凭借的是个人的觉悟和自觉性，而事实上光靠个人自身内在的思想觉悟往往难以抵制各种利欲诱惑。为此，社会必须建立道德的制度保障机制，使道德提倡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类型在社会中得以保护和推行。质言之，道德需要借助制度规范要求的明确、具体、稳定以及强制而弥补其白身的软弱性，从而完成道德自身力量无法实现的普遍规范要求。尤其是对农民的道德培养，还肩负着改变其传统陋习的重任。由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存在和发达是社会公德得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随地吐痰、乱穿马路、乱扔垃圾、不排队、大声喧哗等陋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与我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狭小密不可分。对于这种传习而来的不守公共秩序、公德意识淡漠等丑恶行径，除了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公民城市文明行为的形成外，还必须要启动社会管理系统，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综合手段，遏止人们的不良行为习惯。具而言之，我国农村公共生活领域陋习瘤疾的根治，村民社会公德意识的强化，村民道德水平的提高，除了施之一般性的道德教育外，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更需要法制、社会管理等外在机制的强力促进。
一是建立乡村财务管理的制衡制度，避免村干部的贪污腐化现象。农村地区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个体经济比较发达，村镇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但集体收益仍然客观存在。而村集体收益的分配和使用合理与否，既关系着村镇的公共设施建设，也关系着村民道德感的形成。一旦村镇经济的发展能够惠及当地居民，村干部不擅自挪用、滥用、私用集体款项，农民的道德感就易于形成和树立起来;相反，如若集体收益仅为少数村干部把持和独享，村干部以权谋私，就会消解农民的道德感。为此，必须要建立村财务的约束制度，即通过制度安排，对钱财的使用权限加以限制、对其使用用途以及财务支出定期公开加以规定，以遏制村干部的私用公款现象。
二是制定富有针对性的《村民自治章程》，确立本村利益关系的协调原则，使村民具有共守的行为规范。村委会要根据本村利益关系的特点和矛盾的焦点，制定详尽的行为规范，使行为准则 明确，以避免村民因是非观念模糊而使不良行为泛滥。如农村的私搭乱建、房屋出租、流动人口管理等，要出台细则加以管理，以维护村容的整洁和村庄的稳定秩序。
三是建立社会公德的奖罚制度。奖惩与道德行为模式具有联动性。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是受动机支配的。而人的动机从驱动源来看，又可分为内驱动性动机和外驱动性动机。内驱动性动机是由自我的内在追求和满足而产生的活动动力，如自己的价值追求、理想和信念等;外驱动性动机是由活动以外的某些外部刺激而对人们诱发出的推动力，如行为后果的风险性、惩罚性、奖励性、获益性等。人作为活动的意识主体，不仅了解行为的目标，而且会基于自己目标实现概率的高低及行为后果的利与害，调适行为的方式，选择对自身具有最高效用的行为类型。因而，一种行为模式或行为类型的形成，不光取决于行为主体对其价值合理性的认同，也与行为恒常后果对行为主体的利益损益密切相关。为此，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在其“三方互惠决定论”理论中，既揭示了人的思想对其行为的决定性，也指出了人的行为后果对其思想的影响性。他说:“一方面，个体的期待、信念、目标、意向、情绪等主体因素影响或决定着他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行为的内部反馈和外部结果反过来又部分地决定着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应等。这说明，一旦某一行为模式经常损害其活动主体，无论它在社会推崇的价值系统中具有多高的位置，潜在的负价效会消融人们践行的积极性。因此，要想使村民普遍具有良善道德，就必须建立奖惩机制，使守德者受到褒奖且得利，无德者受到谴责且亏利。有鉴于此，对村民讲究卫生、保护环境等社会公德的倡导，就需要制定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加以保障。
综括论之，农村社会公德的建设，不能光依靠道德自身，因为有些社会公德的缺失，不完全是人自身的道德问题，恰恰是社会管理不完善或制度缺位所致，所以，我国当前以提升公共文明为要旨的社会公德建设.就不能仅囿于道德教育自身，更要注重为社会成员的道德践行提供制度的支撑。
三、制定合乎乡情良俗的村规民约，为村民提供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
由于道德调节人们利益关系和人性完善的指向更多是带有普遍性的，因而，道德法则通常是笼统的抽象性原则，它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常常是一般性的导引，而不是具体的严格规定，而社会公德也同样具有一般道德的特性，即道德要求的抽象性、原则性和笼统性。事实上，道德惟有回归生活并能够回应生活中的伦理问题，伦理生活才能真正成为人们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并避免道德教育的空洞性。因此，农村社会公德的规范内容要实现乡村的本土化，即制定过程要民主化、表述的语言要农民化、规范要求要农村化。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主导作用和村委会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村民自治功能，由村民讨论共同制订合乎本村实情的村规民约，使村民易于识记、遵守和评价。这种由村民共同讨论并达成共识的社会公德要求，不仅为村民的道德行为提供了具体的准则，也为村民的道德监督和评价提供了褒善贬恶的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主张的“交谈伦理”原则，使村民成为制规者，实现了村民的自我道德诉求，这种对村民道德主体性的尊重，既有利于村民道德积极性的调动，也有利于村民的自我道德约束，还减少了道德宣传的社会成本，因为村民制规过程的议论、商讨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道德宣传教育。为此，我们要纠正一种偏颇的观点，以为政府展开的专门宣传活动才是道德教育，忽视村民道德商讨过程中的教育功能。
四、启动乡土社会的面子文化，强化熟人社会的道德褒贬功能
社会成员道德品行的好坏，既与奖罚制度的导向和约束相关，也与道德评价的舆论褒贬相连。道德评价对行为善恶价值的判断、道德责任的确认、道德价值信息的传递，无不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认知、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而农村的道德评价所形成的闲言碎语的社会舆论，对村民的道德品行更具影响力。一方面，农村的熟人社会特征，为道德评价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尽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工业发展，加速了农村人口的流动，但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农村经济形式，仍然是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方式。农村多数人一生或多半生依附于土地而劳作，甚至许多家庭的几辈都生活在一村一地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基本上还是在熟人圈里走动。先生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研究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的理论，仍能反映当代许多农村地区村民的交往特点。它表明，熟人社会的亚文化价值原则、舆论评判等，对个体道德仍具有维系作用。另一方面，农村保有浓厚的中国人特质的“脸面”社会心理特征。在民族性的研究中，中国人所具“面子”的人格特质，已成为共识;而心理学研究成果也表明，许多人不同程度地具有有意控制他人对自己形成良好印象的“印象整饰”，的倾向性。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的面子心理更加突出，恰是农村地区浓郁的面子文化，为家里争气、为家人长脸的面子荣誉感和“丢人现眼”的耻辱感，使得道德评价的舆论发挥着强大的鞭答作用。有鉴于此，村委会要注重舆论引导，对村民的良善道德行为要及时给予褒扬，对不良道德行为给予谴责，形成众矢之的的舆论氛围，以弘扬正气，打击歪风邪气，使村民明是非.知好歹.趋善避恶。
五、发挥村干部的道德示范作用，促发村民的道德行动
道德教育不同于科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需要教育对象的认同。应该说，道德有两种存在样态，一种是文字形态的道德，即通过文字表述出来的道德理论、规范、条例、篇言等，另一种是活动形态的道德，即以行动注解的道德。理想的道德状态应是这两种道德形态的统一，既有丰富的道德理论和合理的道德规范，又有良好的道德活动和社会风气。事实上，在道德教育中，对教育对象的道德接受和内化发生作用的，绝不止是写进文件中的道德条例、写进教科书中的道德规约、人们嘴上说的道德口号、墙上挂的道德训示，更为主要的是教育者、周围人群对道德的实际践行所产生的示范作用。换言之，受教育者对道德倡导的价值、思想、观点的认同，不仅取决于道德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而且也取决于社会成员对道德的态度和践行状况，因为社会成员都具有社会学习的能力，他人良好的道德行动，会通过观察、模仿等社会学习，熏染受教育者。无须赘言，最能打动教育对象的教育方式，不是单纯的说理，而是道德行动的示范性教育。应该说，以行动注解的道德，更具感召力，尤其是在农村，村委会干部和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是无言的道德说服力。因此，发挥村干部的道德示范作用，为村民树立“零距离”的道德典范的标杆.尤为重要。
六、开展社会公德的素质教育，提高村民的道德认识
在农村社会公德建设中，要反对唯经济发展论，认为只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农民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村民的道德素养会自然而然提高，无须施之道德教育的片面观点。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农民的道德教育，切忌大道理的空泛说教，要契合农民的认知能力和特点。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诚信缺失，治理策略
一
社会学对社会转型的界定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经济体制的转轨，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二是社会结构的转变，主要是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变等。本文中的社会转型是指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所引导出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它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还促使我国伦理道德观念进入了转型发展时期。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的运行是依靠权力来维系的，由国家通过指令与服从建立经济秩序，统一对资源进行配置，以克服个体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混乱，诚信体现着对党和国家政治上的忠诚和伦理道德方面的正统，并被强化。这时，不存在竞争，也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搞假冒伪劣、损人利已，破坏信用的空间很少，甚至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法律体制仍在改革和完善之中，与此同时，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冲击和瓦解着人们原有的诚信道德观念现代企业管理论文，而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诚信道德观念仍末建立，而恰恰是这种旧破新末立的特殊社会转型时期，构成了中小企业诚信危机产生的契机。因而中小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他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了制假售假严重、债务债权纠纷多、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等失信现象，这些行为严重地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需对其进行治理。
二
结合我国实际和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一般认为，实现诚信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进行约束的，即法律制裁和道德制裁。所谓的法律制裁主要是通过国家制定的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制度来对人民的行为进行限制。所谓的道德制裁主要就是指通过社会的舆论和良心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限制。这两者是通过相互作用来对诚信发挥作用的。
第一，加大教育和宣传的力度，实施诚信的思想道德教育
其一，加强中小企业员工的诚信思想道德教育
中小企业要实现诚信经营，必须在企业内部实施诚信教育，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建立自律机制来保障中小企业诚信经营教育的效果。一是，要认真制定诚信经营准则，使中小企业员工明确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诚信经营准则有哪些内容，什么是属于诚信经营行为，什么是不属于诚信经营行为，从而使中小企业员工有章可循，能够自觉地接受中小企业诚信经营准则。二是要建立诚信经营的奖惩机制。对遵守诚信经营准则的员工给予必要的奖励，对于违反诚信经营准则的员工要给予必要的处罚，只有这样，才能使越来越多的员工遵守诚信经营准则。正如一石说：“一个社会的道德完善与否，仅靠每个人的内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完善的制度。如果有一种机制，能从恶的人的信用记录上留下污点，并让他为这个污点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整个社会的信用就一定能走上正道论文格式范文。”[1]因此，中小企业员工必须在内部实施诚信经营教育，丰富他们的诚信经营知识，提高他们的诚信经营水平，使他们树立起敬业爱岗、公平竞争、遵纪守法的良好道德风尚。
其二，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诚信价值观教育
由于中小企业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但中小企业的诚信缺失已经严重制约其参与正常的生产经营和对国民经济各方面作用的发挥，那么，中小企业诚信道德建设显得更是令人瞩目。所以，中小企业应作为诚信道德建设的重点，应首先进行现代企业管理论文，然后以点带面，影响和带动全社会的诚信建设，逐步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让他们形成互动，从而促进中小企业诚信道德建设。
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诚信价值观，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也需要法律的支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的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大力宣扬体现时代精神的道德行为和高尚品质，激励人们积极向上，追求真善美；坚决批评各种不道德行为和错误观念，帮助人们辨别是非，抵制假恶丑，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文化氛围”。为达到这种要求，首先，加大社会信用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信用意识。“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治”。培养信用意识是有利于信用制度的建立，是有利于市场主体的自律和对信用资源的开发利用。当前，要广泛深入地开展讲诚信的宣传活动，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大众媒体的正确引导，向社会宣传诚信是一切道德依赖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对中小企业的最基本的要求，要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得尊，悖信遭耻”的舆论环境，从而以诚信道德规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太仓市在开展诚信建设过程中注重抓好示范点，以点带面，带动全社会的诚信建设。一是在城区商贸最集中的人民路开展创建“诚信经营规范服务示范街”活动，确立了10家诚信服务示范窗口及20家参创单位，通过这30家单位的引导，带动全市商贸流通行业的诚信建设。二是在太仓民营经济最壮大的璜泾镇召开创建诚信企业动员会，选择了四家影响较大的企业作为示范企业，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带领全市民营企业深入开展诚信创建活动。三是在全市窗口服务单位，开展“诚信服务”示范窗口和示范岗的评选活动，引导更多岗位由“微笑服务”向“诚信服务”提升。四是抓好乡镇示范点，把璜泾镇、新联村作为全市农村创建的示范点。[2]其次，要努力为诚信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加强法制教育与宣传，营造社会舆论环境，使人人知法、懂法、守法，使诚实守信成为每个中小企业立足于社会、立足于市场的根本，在全社会形成遵守契约、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目前，我国对违反道德特别是违反诚信道德规范的行为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一般只是立足于思想道德教育，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不能给予应有的惩罚，这事实上就是纵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不讲诚信行为，应当改变这种传统的做法，用法律手段解决不讲诚信行为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制止中小企业的不讲诚信行为。
第二，加大信用立法力度，严格依法办事
其一，完善信用制度的相关法律建设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诚信的基础和依据首先是法律，因而完善信用的法律体系，便是营造和保护讲信用的社会环境的第一要务。信用缺失是一种违约行为，经济学分析表明，经济活动主体是否选择违约，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当违约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的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便会选择违约。所以治理中小企业诚信缺失问题，必须立法先行，尽快建立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我国目前有关信用的法律法规涉及《担保法》、《个人信用实名制》、《个人消费信贷实施细则》等。就体系而言很不完整，就立法层次而言，大多属于部门制定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对中小企业的失信行为只能依照《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处理，制裁的力度明显不够。如《合同法》中对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只是笼统地指出“应承担违法责任”因此，对现有法律法规不完善之处，要通过细化法律来进行调整，提出明确规定和要求，真正做到有法可依。通过立法保护经济主体的交易自由权和财产权，这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性制度。另外还要建立有关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法规，其内容应涵盖信用等级评定、资信评估、咨询机构和公共信息、数据的取得与使用程序等。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强化违约责任追究，不仅对逃废债务的单位要处罚，而且对恶意逃废债务的企业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构成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其二，严格依法办事，加大执法力度
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阶段，更需要严格的法律制度来保障。从司法和执法上落实法律责任，通过加强对失信经营者的打击力度，强化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和执法部门的执法权，建立有效责任追究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使法律制裁对实行中小企业信用行为发挥有效的作用，实现真正的法治，这也是保证中小企业信用建立的前提条件。如温州的乐清县柳市镇中小企业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十多年前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柳市黑潮”曾搅得全国不得安定，国务院曾史无前例地为了一个小镇下发了国办【1990】29号文件，开展了毁灭性打假行动。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全部关闭，1544家庭生产户全部歇业。十多年后的今天，柳市镇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全国所选用的低压电器，有50%来自这个滨海小镇，仅财政收入一项，就由1990年的几百万元上升到2000年的3、45亿元。同时，柳市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低压电器出口基地，一年出口创汇3亿美元，居全国之首。今天的柳市是真正名副其实的电器之都，同时也是打假打出的电器之都论文格式范文。[3]
第三，建立和完善符合国家规范的信用体系，以制度约束失信行为
其一，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
目前，由于我国中小企业所有权主体缺位，产权关系不明晰，没有明确的最终责任主体。对国有中小企业经营者来说，国有中小企业经营者既缺乏产权所有者从外部进行有效约束，又缺乏一种基于自我财产利益的自我约束，在这种产权约束的条件下，国有中小企业经营者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就淡化中小企业经营者的责任意识，使中小企业经营者只追求权利而逃避责任，只求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最终导致其经营行为短期化，而不顾及诚信。私有中小企业不讲诚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产权缺乏有力的保护，最终导致私有中小企业经营者不可能像真正的所有者那样能从长计议，从而使中小企业追求短期行为是必然的。一旦经营主体不注重对长期利益的关注，信用的基础就会被摧毁，使中小企业追求短期行为是必然的，那么必须严加治理。为此，一方面，政府必须明晰中小企业产权，明确其责任，使中小企业经营者成为真正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长期和稳定的保护其发展的政策。使中小企业形成稳定的长远经营预期，做到诚信经营。
其二，不断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广义的信用体系包括信用记录、信用征集、信用调查、信用评估、信用保证以及信用制度、信用管理在内的信用系统。狭义的信用体系指以独立的中介机构为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收集和分析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资料，为客户提供当事人信用状况等证明资料的社会化的信用系统。中小企业的诚信建设离不开整个社会的支持现代企业管理论文，要使中小企业走上诚信发展之路，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同明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中小企业行为，做到让守信者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失信者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要求必须建立起一套符合国家规范的信用体系制度。当前，要重点建立企业与个人信用档案、社会信息系统、社会保障体系、任用干部的道德机制等制度，以形成以市场规则为基础，制度健全、手段完备、调控有力、管理有序的社会信用体系，为中小企业创造平等竞争条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事实上目前社会和政府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国家经贸委等十部门今年5月份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步骤地建立中小企业信用状况评价体系，建立信用风险的防范、信息披露和监督管理系统。”广东提出建立的企业“黑名单”档案制度，江西的“经济户口”管理制度，以及浙江的“企业信用查询系统”都在为这一方面而努力，但相比社会信用制度建设而言，目前的立法工作还有待加快。虽然目前我国现行维护信用有关的法律条款在多种法律中涉用到，但内容都比较零散，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规范的信用法律对企业失信行为只能依照《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处理，制裁力度明显不够，使违法成本远远低于违法收益，使得中小企业的“守信”走向“失信 ”。银行在合法债务工作时，往往陷入“赢了官司赔了钱”的状况之中。“执法难”已经成为治理“失信”行为的顽症，从而加剧信用危机的程度，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靠信用体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1]一石.关注信用：让我们共珍重[J]. 精神文明导刊，2001，9.
第11篇
关键词 压缩型工业化国家；人口红利：中间技术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4-0035-05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落实，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将更加严重，中国就业压力将进入新的高峰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失业与环保、社会稳定、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以更加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对改革、稳定和发展形成巨大压力。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以张坤为代表的学者率先提出中国经济存在“压缩型”特征［1］，这种特点表现在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层面，对中国人口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1 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一般特征
联合国开发署环境专家D・O・Conner指出，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工业化，在东亚国家却只花了数十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显著缩短，这种缩短的工业化被有关专家称为“压缩型工业化”［1］。压缩型经济社会典型特征是工业化进程超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转变，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问题复杂。
1．1 工业实行“跨越式”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大
工业的快速崛起是“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在工业突然而快速地替代农业，与“非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相比，缺乏自然成熟的过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自18世纪开始，到 21世纪仍处于工业信息化阶段，而工业后进国［2］则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如韩国1965年的GDP中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5％，1990年已迅速上升到了45％，同期农业部门在GDP中的比值从39％下降到9％；我国自50年代开始工业化，到2005年，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20．9％上升到47．3％，与此同时，农业总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50％左右下降到12．4%
1．2 人口膨胀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工业发展初期，经济快速增长和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人口出生率急剧上升，随着世界工业朝着自动化、信息化方向的发展，工业产业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而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使就业与失业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以我国为例，从1952-199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超过10‰，总人口从57 482万人激增到130 756万人(2005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导致就业问题出现。从“九五”期间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出现失衡，下岗失业人口大幅上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进入“十五”，就业与失业问题更为突出，不仅总量供求失衡，而且结构失衡。
1．3 人口增长结构演变历程缩短
从东亚人口发展史上看，后进工业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所经历的时间仅为发达国家的1／3。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标志着我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根据联合国(2002)预测［3］，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从10％增至20％，各国所用年数为：中国20年(2017-2037)；日本23年(1984-2007)：德国61年(1951-2012)：美国57年(1978-2028)。
2 压缩型工业社会的“人口红利”特点
2．1 “人口红利型”经济期的缩短
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口红利”期出现的时间与工业化进程大致相同，持续时间为100年左右。由于后进工业国家经济增长“追赶效应”作用，人口急剧膨胀，“人口红利”期迅速到来，持续时间缩短。以我国为例，由于政策和社会因素，在经历20世纪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后，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最多持续60年(见表1)，而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在60年内完成工业化过程尚不可知。人口抚养系数［5］在短期内赶超发达工业国家。如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抚养系数比为0．7～0．8，到2000年，抚养系数比降低到0．6左右，同期发达国家人口抚养系数比仅下降了0．039，基本稳定在0．55左右。人口结构的黄金时期也被“缩短”，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减少，经济发展必定受阻。
2．2 “压缩型”工业化与“人口红利”期的交织
“压缩型”工业化带来的人口老龄化负效应将使社会总储蓄开始减少，继而总投资下降，通过乘数作用影响经济持续发展，同时，人口抚养比上升、劳动力资源开始减少、日益庞大的养老金使政府开支增加。
显然进入老龄化社会需要一定的“社会积蓄”才能支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费用”。因此，经过充分工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都较为富裕，如英国等发达国家从成年型社会向老年型社会转变用了80年，同期人均CDP为5 000～10 000美元，而后进工业化国家完成这种转变只用了发达国家1／3的时间，我国完成这种转变用了大约20年，人均CDP只有1 000美元左右。这种“未富先老”正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所独有的。
工业化后进国家的“追赶效应”和“结构效应”使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节奏快、社会转型幅度大、经济畸形发展，致使在“人口红利”期内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获得“人口红利”，相反却出现了“压缩型”综合性的问题：自然新增劳动力+城镇失业劳动力+城镇化带来的农业劳动力，与产业结构改变、城镇化和因过快工业化导致的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后进工业化国家独特的人口特点，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人口红利”将迅速转变为“人口负担”。
2．3 人口“红利”中存在泡沫现象
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社会要享有“红利”还需要与本国劳动力资源相匹配适合的制度环境、政策措施、人文环境和足够的工作岗位等，这些条件和“人口红利”一起构成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源泉。
大多数后进工业化国家为了尽早获得“人口红利”，在工业化起步阶段鼓励生育，如战后日本人口在1947-1949年出现了持续三年的生育高峰期。这三年共出生约806万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3．2％猛增至33％～34．3％，我国在1952年人口出生率高达37％。同时各国政府大力发展教育，1990年，日本大学毛入学率为29．6％，2003年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47．7％，同期韩国大学毛入学率从386％上升到77．6％，新加坡从18．6％上升到48．3％，中国从3．0％上升到7．5%［6］，到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但当我们考察教育科研经费的投入时却发现，从1990-2005年，尽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3 951．59亿元，增长了5倍多，但是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全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从2002年最高点3．32％下降到2005年的2．16％，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占GDP 4％的水平，这种急于求成的教育发展模式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低下和教育层次的单一化。同时，由于后进工业国急于实现产业现代化，是知识技术引进的主要国家，急需技术创新，导致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而本土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要求实用性中档人才，这种多样化的需求与本国单一的人力资源素质不相匹配，导致大部分劳动力资源没有形成与本国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出现了“人口红利”泡沫。
2．4 长期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存在使实际抚养系数高于理论数据
实际抚养系数计算公式中分子为0～15岁幼儿和65岁以上老人，该公式暗含的前提条件是充分就业。只有当社会自然失业率低于6％时，理论抚养系数才与实际相符。但当大量失业劳动力存在时，被抚养人口就不仅仅限于少儿和老人了。另一方面，后进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出生缺陷人口居高不下的问题，目前，我国每年有80万～120万的出生缺陷婴儿，15年后，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先天性缺陷人口也要从系数公式的分母中扣除，这时实际抚养系数往往要高于理论抚养系数(见表2)。
3 人口红利压缩的后果―大量持续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
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正是获取人口红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可以通过生产和消费行为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因此，人口基数大不应该是导致失业的直接原因，只有当它同不合适的产业结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出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现象。孤立地判断人口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不科学的，只有将他们纳入一个系统之内来考察，这样的判断才有意义。由于人口总量是既定现实，界定人口与产业是否适应就涉及到重新判断发展中国家现行产业是否适应人口的问题。
以我国为例，我国属于压缩型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在5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这种转变是部分和不均衡的)只用了几十年时间［8］，就业形势也相应发生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经过一个短期的就业高峰，从1997年开始失业率开始进入风险区，并一直持续居高不下。对这个问题本文的理解是现行产业结构和我国的人口特征不相适应。
3．1 现代化的产业结构要求与劳动力现代科学素质［9］普遍低下不相适应
在国际产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后进工业国家也顺应潮流，大力发展自动化、信息化工业，一方面提高了本国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显示出后进工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后进工业化国家处于国际产业转移的低端，劳动力素质低下，基本上没有能力为本国要求现代化的企业提供必须的高技术产品，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发挥生产，相反，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和大量人口的存在为发达国家的生产性产品和消费性产品提供了市场。因此，就业压力、人口红利期缩短、人口泡沫等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劳动力供大于求，总量失衡，实际上是“赶超型”工业化过程中，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太快、太陡，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源支撑造成的。
3．2 生产性消费的盲目跟进
在自动化、资本化、信息化的全球性的呼声中，大部分学者一致推崇通过技术和资本投入带动经济增长，于是几乎各行各业开始千方百计地争取项目、更新设备，期望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通过解雇员工、增加投入来达到改资本广化为资本深化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种生产性高消费导致大量劳动力富余，一方面，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使就业结构发生转变，一部分岗位永久性地消失；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产品的生产知识含量较高，需要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技术人员，而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就业结构无法及时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不是在大量吸纳劳动力而是开始饱和吐出劳动力，第三产业缓慢增长的就业机会，难以容纳同时来自农业和工业外溢的劳动力。生产性的消费向发达国家产业盲目跟进导致了各产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直线下降。
3．3 对西方理论的“非本土化”借用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全球化趋势，但是实现这种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应该因国而异。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替代劳动力所获得的巨大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后进国家希望通过模仿他们的发展模式达到本国经济的腾飞，甚至用急进的方式企图将“失去的工业化时间”抓回来。因此，相应出现了一批介绍和推崇西方理论的学者和官员。但是，引介理论首先要理解理论，而要对西方理论进行充分的理解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其出现时的社会整体背景。
早期工业化国家进行技术创新的背景是：①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生产能力低下，工匠们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弥补劳动力资源的不足；②技术创新路径自下而上，是自发创新，没有行政干预；③具有“欧洲特色”的科举制度是技术创新的制度背景。工业革命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文化鼎盛时期，由于欧亚文化和生产力水平相差太远，欧洲社会无法直接模仿借用类似中国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只能通过手工艺创新来达到快速从学徒“升级”到业主的目的，因此，工艺技术创新成为手工作坊的生存之道，之后的工业革命在此基础上展开；④自由、开放的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宏观经济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人文背景与西欧大相径庭，如果只重视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忽视技术的同化和吸收，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假设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按照其价值定义为“一千英镑”技术，把发展中国家的本地技术定义为“一英镑”技术［10］，如果发展中国家贸然引进“一千英镑”技术会给本地的“一英镑”技术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基础和国情，“一千英镑”技术不能马上被当地经济消化和吸收，大量劳动力失业和经济增长放缓将在一段时间里存在，社会稳定将受到威胁。
4 通过产业结构创新解决人口问题
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早期工业化国家分阶段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同步爆发，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多而且盘根错节、相互交织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而且与本国国情结合形成各具特色的“问题团”，现有的国外理论难以有效解决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要使经济和社会持续地发展，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以我国为例，可以尝试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发展道路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
4．1 明确本国国情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基数大、国民现代科学素质普遍低下、地区发展不平衡、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为早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通过学习和模仿西方经济发展方式和管理制度，实行了大规模的产业自动化，用机器代替人力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产量，并将这种方式广泛地推广到工厂和农村，这一方面使我国在短期内经济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另一方面导致社会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低下，继而影响自动化的最初目的―经济增长，同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存在又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4．2 构建包含国家专有要素的本土经济学
我国失业理论的发展代表了后进国家学界“洋为我用”的觉醒历程，特别是后两种模式正是立足于我国实际、反思西方理论、独立思考后的结果，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有这样一种思维惯性：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路径，考察我国实际经济社会中存在却相悖于他国发展路径的“不当之处”，给予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看似有道理却难以实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面临的问题。经济和人口理论的作用在于为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其中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是主体，理论、政策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而不是通过改良社会去适应理论，然后按照理论设计进入另一发展模式。这里并不反对借用他国发展模式，但是首先应该选择真正适合本国的模式，且在实施前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去伪存真，选择其中与本国国情相融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对理论进行创新性的完善。
4.3 创新型产业模式为人口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
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创新理论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关键在于政府和学界思维方式的改变，对国际经典理论不迷信不盲从，采取审慎的态度对待“舶来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创建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
以人口问题为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失业等方面，走入了因果倒置的误区，从根本上讲失业、人口数量、人口质量等问题是相对存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偏离本国国情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人口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研究不应继续纠缠于问题的表象，而应该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如失业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当国民整体经济社会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全面盲目自动化，忽视了我国人口众多、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特点，无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舍本逐末，花费有限的资金外购昂贵的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力，导致失业现象大量存在，而且由于这种结构性失业是外生因素(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引起的，与早期工业化国家不同，很难在短期内通过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容纳失业人群(产业国际自由转移与劳动力要素的不能自由流动造成这一问题)，即“一千英镑”技术摧毁了“一英镑”技术，经济和人口问题以扭曲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有建立适合本国的中间技术产业，即“一百英镑”技术型产业才能充分利用本国充裕的劳动力，使经济真正获得“人口红利”。这种中间技术型产业可以将科技含量高的“一千英镑”技术分解为若干能适应本地产业、本地技术和本土教育水平的新型“一百英镑”产业，这种新型产业一方面提高了本地“一英镑”技术型产业的技术含金量，帮助提升国内经济和技术水平，使发展中国家尽快与世界经济接轨：另一方面，大量中间技术产业的存在能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使社会能平稳地渡过产业结构转型期，使发展中国家延长“人口红利期”，充分享受经济与人口发展带来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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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关键词：社会学；道德失范；社会结构；社会行动主体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080-02
一、问题的提出和概念的界定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轨，诸多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深思。当“小悦悦事件”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和对于人们之间信任质疑的同时，我们越发深刻的思考在当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道德水平的发展呈现出了怎么样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早在19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在《社会分工论》一文中使用了“失范”（anomie，又译为“脱序”）一词，这个词的提出是在当时法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背景，旧有的价值观念、社会道德标准已经被打破，但是能够对人们社会关系产生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还没有形成。中国当前的发展也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但具有自身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历史的进程中看，当前的社会转型发生的时间较晚，是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呈现出“外生型”的特点；其二横向的发展程度中，中国的社会转型表现出了“时空压缩”的现状，即在短时期内需要完成工业化、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等多方面的转变，不仅要求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过渡，同时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要求快速的在同一短期的时间段内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在西方社会是用了很长的时间。简单地说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呈现出后发型、外向型以及发展时间短、转型层面叠加的现状，因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社会问题比较多的凸显是转型中的必然之路，尤其对于人们一直遵循的道德标准会出现“失范”的状态。
（二）概念的界定
关于道德失范的界定，涂尔干在其研究中明确的指出“转眼之间，我们的社会结构竟然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超出了环节类型以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与这种社会类型相适应的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新的道德还没有迅速地成长起来，我们的意识最终留下了一片空白，我们的信仰也陷入了混乱的状态。”[1]336同时其在《自杀论》中也提出了“失范性”自杀类型，就是由于道德失范的现状而引起。后期的社会学家墨顿在其论文《社会结构与失范》（1938）以及《社会结构与失范理论的连续性》（1957）中指出了失范状态来源于价值体系或者伦理原则规定的目标无法通过社会赋予的正常手段所能达到，也就是目标和手段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协调不均衡，从而出现了越轨的社会行为。
不论是涂尔干还是莫顿关于道德失范的阐述都强调其是一种病态的表现，旧有的社会道德标准、伦理价值在社会中的指导作用，但是这种指导的能力下降，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以及约束人们的个人欲望，与此同时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道德标准还未完全树立，使得个人对于生存意义和个人价值产生怀疑，对于社会出现的混乱无序都是一种“道德失范”的状态。道德失范在心理层面上是对于现有社会价值的怀疑、否定、不认同，在行为层面上表现为越轨行为。社会学中强调事务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但是本文的道德失范主要是从消极意义上运用。
二、道德失范的原因分析
关于道德失范的原因，学术界主要有社会解体论、社会失范论、亚文化论三种不同的理论流派。在分析原因的过程中，有些研究者采取的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三个方面分析[2]；有些是利用系统理论从宏观层面即社会、中观层面即教育以及微观层面即个体三个层面分析[3]，而本文主要是基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在与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在分析道德失范产生的原因要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两个视角分析。道德失范产生不仅仅单纯的是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社会背景因素，同时也有社会行动的主体即道德的行动主体的主观因素，在两方面因素交相作用下才形成了道德失范的结果。
（一）社会结构层面
1.社会结构的变化—根本原因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需要在短时期内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在几百年才完成的任务，因此社会变革的速度快、内容广、问题多是必然的现象。“几十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迅速，传统意义上的刚性、同质的社会结构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一个断裂的社会”[4]347从一种稳定的以家族、宗亲为核心的传统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向以法律法规为基准的异质性增强的社会过渡，也就是从一种稳定的状态向另一种稳定的社会状态转变，在其转换的过程中会出现平衡被打破的现状。社会结构是人们社会行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社会规范的一种结构层次，但是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开始，这种旧有的社会结构不断地被打破和否定，但是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缓慢或者不被所有的社会群体所接受。尤其是伴随着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经济结构由单纯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竞争为原则的经济结构，国家企业社会对于经济的评判标准单一，人们的逐利倾向越发的明显。与此同时在政治结构上以传统的权威为核心的统治合理性正在悄然的发生变化，既然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的准则都在被人们质疑和摒弃，那么统治的合理性也在变化。文化结构上的多元化倾向，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世界七大主要文明的形成，在当前中国的转型过程中，除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以及理论指导下的文化价值观同时还受到西方社会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多元的社会价值理念和道德标准。
社会结构层面的平衡稳定被打破，不断地受到社会现状的冲击和威胁，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还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发展，因此在转型的阶段“真空”的社会结构缺乏对于人们行为的约束力和制约力，同时缺乏调整适应的能力。社会结构转变缺乏弹性呈现出刚性发展的方向，吸收和转化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因此道德失范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的转变。
2.社会控制的弱化—外在原因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的耦合度不高，脆性较大，社会运行机制不稳定，处在不断转换的过程中，这一时期的社会控制显得更为复杂，也更加重要。“规范真空”与“控制失灵”是这一时期最常见的社会控制失调现象[5]404。当前中国处在转型的社会时期，社会控制机制的力度和涵盖的范围逐渐出现弱化现象。尤其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在政策指引下展开的，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在这样的基础上控制机制的形成也缓慢的完善和形成。中国当前的转型需要在短时期完成，同时社会变革和经济体制转变是处于叠加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的控制机制也需要根据社会状况转变。但是在这种状况下的社会控制机制的转变是有很大困难的，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下，控制和束缚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控制社会发展的机制是以传统权威为基础，克里斯马型人物权威为支撑以及法理型为主体的混合型的权威体制。但是伴随着这种转型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旧有的权威控制体系不能适应当前社会转变的节奏和内容，同时人们也从对于这种权威的信服中转变为对于经济利益的追逐。因此旧有社会控制机制尤其是社会道德准则和价值标准无法保障能够对社会行动的主体的行为产生约束力和控制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控制的多元化。在转型之前，政府和国家是一切事物控制的中心和最高指挥者，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转变，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和集团利益的凸显，使得政府控制的社会领域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地缩小和减弱。同时当前的社会发展趋势使得社会分层的出现，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念，很难将具有一致性的社会控制理念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因此虽然在当下政府和国家仍然是社会控制的中心和主要方面，但是其影响力和范围都在缩小，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
其二，非正式控制机制欠发达。长期以来的政府完全掌控社会各个领域的现状，使得除了正式的法律法规机制之外的社会道德非正式的机制长期不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空间。当社会流动加大，工业化发展较快，同质性减弱，国家控制力下降的现状下，非正式的控制机制不能快速的深入到“空白”的领域进行监督和约束，出现了无法约束的领域，尤其是在道德和价值标准上，使得道德失范的社会现象不断出现。
其三，社会控制的难度大。同质性的单一的传统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社会现状，因此相对稳定和完善的社会控制体系就可以对于人们的社会行为进行约束。但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之下，人们的流动性加大，新问题不断凸显，社会控制的难度不断加大。
3.社会关系的转变—直接原因
涂尔干曾指出在传统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团结”即社会秩序是建立在相似性较强的人们之间的联系，从而在这样的联系之上产生了集体的意识，这种意识能够完全的包容个人的共识，“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共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者共同意识”[1]42。也就是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联性是建立在相似的基础上，并且产生了达成共识度高的集体意识。这就像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类似于水波纹式的社会关系[6]175。这种社会关系的发展，在当前中国的发展中不断地发生变化形成了以劳动分工为主体的“有机团结”的形式，更加强调个体的差异性和异质性，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是以个人的独立性为基础，这种独立性越强社会的分工越强，人们之间越发的需要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连接起来。但是这种断裂的社会出现了传统的观念无法适应当前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转变，无法充当这种社会联系之间的纽带，因此道德失范的产生是随之而来的。
（二）道德主体层面
当我们把道德失范的原因归结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的同时，也应该想到社会学的研究从早期的注重宏观层面的发展逐渐的延伸和发展到对于微观个体即社会行动主体的研究。关于道德失范的问题也是同样，单纯的社会结构背景原因的探讨和挖掘，并不能全面地说明道德失范产生的原因，道德主体自身的主观方面也有一定的根源。
1.道德认同下降
道德失范除了当前的道德准则和标准无法适应社会转变的现状之外的客观因素，还有道德的主题对于主流的价值观念认同下降的原因。当前中国的发展过程也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包含着荣辱观、道德观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内容。但是当社会环境的因素在发生着改变的同时，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认同下降从而缺乏自身行为的指导。人们仅仅遵守相关的道德理念和价值标准，但是在内心深处将其与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结合。在转型之前的中国，一元的社会结构赋予人们固定的社会角色，使得道德主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社会主义的价值道德标准，并且按其指导社会行为。但是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开始，一元社会转变为多元的社会，社会赋予人们的社会角色不是单一的固定，而是多重的和变化的，这样人们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下认同不同的道德准则，加之道德准则在转型期约束力下降，从而使得道德主体对于当前转型中国核心的道德认同下降，出现了有悖于道德准则的行为。
2.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人是情感性的动物，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人们通过自身不断的吸收和分析外界的道德准则从而做出相应的行为选择，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行为。但是这种选择信息的过程中会出现非理性的因素从而做出的行为不符合实际道德标准的要求和规范。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感官的刺激不断加强，道德规范的束缚力下降，使得人们在理性分析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动摇，从而出现了道德失范的现状。
3.个人欲望的增加
个人欲望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急剧的膨胀，在涂尔干分析时指出伴随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人们的欲望要求超出了自己本身能力的要求，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和落差，这种状态的长期发展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也就是涂尔干在其《自杀论》一书中指出的示范型的自杀类型的社会原因。在道德行为选择过程中为了满足自身不断增加的欲望从而忽略社会责任感、无视道德准则，导致了道德的约束力下降，出现了道德失范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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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篇
关键词：城市规划；居住区；景观生态
1 引言
多样化城市居住区景观；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规划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日益成熟的今天，对居住区必须做到规划、建筑、景观同步进行，根据人们的择居动机，居住对象、规划设计现代的居住区，应该是有一定规模的、有良好生境的居住区，是生态型的居住区。居住、生存、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三原主题。人类与自然界在生态、社会、文化、经济上都是相互依存的，人们能否在某个地方定居下来，主要取决于这个地方的环境条件是否满足人们的三大需要即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和精神需要。远古时代，人们以采集野果和狩猎动物为生，于是，野果丰富、动物活动频繁、取水方便，而且有利于抵抗猛兽攻击的地域，便成为人们选择的居住地。进入农业社会，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是小麦、大米等农作物，所以选择在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的平原地带居住，出现了许多村落；随着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人们向集镇、城市、城市带聚居，以获取便利的交通、生活设施和信息交流等各方面的服务。时至今日，人口增多、资源缺乏、污染严重、环境恶化等现象的出现，使生态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身心疲惫的现代人以较以往更大的热情渴望自然，希望生活于近自然的环境中。具有绿地景观生态系统的居住区便成为人们择居的首选地。
2居住区绿地景观生态设计的原则
2.1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
随着景观生态思想的发展，在规划设计居住区绿地景观生态系统时，首先要以植物学、景观生态学、人居学、规划学、社会学、美学、建筑学等为基础，遵循生态原则，重新认识身边熟悉而又陌生的自然生态景观造景要素：例如立地环境、水系、植物、动物、微生物、气候天象、时空变幻等。要始终以人为本、以生态为本，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居住区绿地景观生态系统与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环境因子组成有机整体，体现环境多样性、景观多样性。
其次要从非自然造景要素：如人文环境小品、建筑、灯光、道路等景观，以及人类思维行为等诸方面来规划住宅绿地生态系统，使居住区绿地空间不仅有绿化的数量，更要考虑绿地的质量和功能，即创造回归自然、融于自然的诗意景观天地，使居住区景观生态建设不仅仅停留在生存、生理需求的生物层次，而是迈向心理和精神上的愉悦的高尚层次，是对美和情的追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居住区环境的社会活力，才能与人与自然相协调的规划设计理念相对应。
2.2规划设计中的立地环境要素
①原生态土质的重要性。自然界是具有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是由食物链构成的生态金字塔，塔底是孕育万物的土壤、水分等，其上为微生物、昆虫等分解者，位于分解者之上的是将太阳光、水转化为有机物并产生氧气的植物，塔顶为消费者的动物和人类。原有的地球生态系统是亿万年演化而成的，在自身系统内可以完成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转换，所以住宅区原生态表土的保持相当重要，而以往在住宅区的开发建设中常常忽视这一点，随意弃土、回填土、整土，会无意中破坏大地的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的原生态环境。因此尽可能保留住宅区本土是住宅生态复原的基础。在规划时既要注意借景（山、水、树），同时也要保护土壤、防止原生态水土流失；做好地形地貌，尽可能保留野生生物，顺着绿脉而得以生存繁衍。人作为城市和住宅区的生物主体也和其他生物一起共生共存。因此在住宅空间规划时同样既要注意借景（山、水、树），保护土壤、防止原生态水土流失，又要做好地形地貌，保持原生态水土流失。
②形成多样性的地形地貌小环境。起伏的地形是自然界的表象，形成起伏的地形，有一种亲近自然的感觉，有了地形环境的多样性才可能有植物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因为人类向往的聚居环境包含了海滨、河流、谷地、森林、岛屿，而森林大部分生长于地形起伏的山岭中，对于绿地面积有限的住宅区来说，模拟自然的地形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可以增加绿地面积，形成区域小环境、小气候，有利于地表径流，有利于排水，而且因地下水位过高引起的植物种植难度系数可相对降低，有利于栽植高大怕湿性景观植物，如雪松等各种各样的植物种类，丰富景观层次，使各类植物在层次上有变化、有景深，有阴面和阳面，有抑扬顿挫之感，进而有利于提高住宅景观品位，可做到生态、视觉景观和大众行为的三位一体。
2.3水景的生态设计原则
水是生命的起源，如果把植物比喻是“水塔”，那水就是其源泉和本底。湿地是自然界最富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态环境之一，具有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同时湿地系统也是孕育生命的生态系统。建设住宅的水景湿地有助于改善住宅的生态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①水系利用原则：住宅区收集和排水系统基于生态观点的设计模式是：阻止和收集减缓地表径流蓄水缓释和灌溉利用。
②从生态的角度：水有较大的热容量，不仅增加空气湿度，而且可起到调节气温的功效；
③人的亲水性：水是生命的象征，从飞机上看地球，绿色的山峦、弯曲的河流和绵延的海滩常连在一起，人类聚居最向往的地方往往是海滨、河谷，用模拟自然结合现代园林的包装手法，可使水产生流动跌落;模拟自然的溪流，从跌落、流动、水位变化，完全是大自然的缩影。在菊园、浦江花园、河滨豪园都用了水景。所以模拟自然的溪流、瀑布、人造湖泊，通过水位变化的水流是人工再现的自然水流，形式上是一种人造湿地，从人类原本行为心理上得到了回归自然的满足和欢愉。
2.4景观植物配置的多样性原则
植物配置应向生态化、乡土化、景观化、功能化方向发展。植物材料既是生态造景的素材，也是观赏的要素；位于分解者之上的植物能将太阳光、水转化为有机物并产生氧气,所以应正确选择树种特别是多用乡土树种，因为乡土树种是自然生态历史演变的结果。科学地配植各种植物有利于发挥植物的特性，构成生态美景。
2.5 景观道路、雕塑、健身设施等户外空间在住宅区绿地中的设计
我们将住宅区的资源环境生态诸要素结合起来，把建筑的尺度、景观小品尺度和树木的尺度合理地量化，从空间、时间、自然、人文诸要素来规划住宅区的绿色生态系统。适度的户外空间对每个人来说是必需的，人与自然对话、与人对话交流中需要户外空间，如果说“居”具有私密性，那“聚”就有公众性、开放性、参与性，没有人参与、感知的绿地是苍白的、缺少品位的，所以说景观道路、健身设施等户外空间合理分布于绿地中是聚集活动的需要，由自然园路相连的“植物园天地”、“亲子乐园”、“探险者之路”、“鸟类乐园”、戏水池、茶室平台等，在住宅小区中是相当重要的，人们生活、聚居8+8+8方式的形成是人类的向往：8小时室内、8小时工作、8小时户外娱乐活动，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小区的户外活动空间的容量是在住宅规划中确立的。住宅区绿地景观生态系统的规划设计，根据该住宅区的居民容量，居民知识文化层次，合理区分聚集需要的硬质景观，生态需要的软质景观，以及生理需要的视觉景观。贯彻绿地景观生态网络（绿脉）的思想，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原则；以人为本，以生态为本，坚持住宅空间形态规划格局、建筑风格、环境品质、文化特色和立地环境、植物配置多样性、特色绿化应用、水体（水生植物）合理应用等方面综合考虑，做到住宅和环境的和谐、功能的完善，使住宅建筑、人文景观、户外空间、绿化系统等交融在一起，即赋予绿地空间多样性与功能的兼容性，形成良性住宅区绿色景观生态系统，并进而和大地自然景观生态系统相连。让住宅区存在于可持续发展的绿地景观生态系统中，让人们生活于近自然的环境中。
第14篇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学 女性体育生活方式 社会转型 休闲
论文摘要:通过论述社会转型期女性体育生活方式的休闲特征，指出今后女性体育生活方式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休闲体育将成为女性终身教育的主要内容;学校体育、单位体育、社区体育和家庭体育将“四体联合”;休闲体育消费等级将不断提升;社会各阶层的女性休闲体育生活方式将出现差异。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人，国民的体育观念发生质的改变，体育现代化不断加深，全社会的体育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尤其是终身体育的理念已经基本达到共识。体育产业的现代化促使体育消费呈现多元化、多层次发展，体育场馆的加大投人、人均场地面积增加，使得体育消费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特别是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多、体育与旅游的有机结合，让体育的功能延伸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女性体育生活方式与社会发展和世界社会发展目标紧密联系，它符合以人为本的核心发展、可持续和谐发展的社会发展目标与主题。
1社会现代化与女性体育生活方式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上篇中提出:在未来50年，中国社会现代化需要完成两次社会转型。第1次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第2次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城市社会向城乡动态平衡社会的转型。与此相适应，全国人民的空间结构(人口分布结构)、生活方式、劳动结构(就业和职业结构)，都将发生两次转变。这两次转变，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五千年形成的传统习惯和生活方式，导致社会利益和社会角色的重新调整。
2006年全国有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等16个省市已经完成或基本实现第1次现代化，如果按照中国19802004年的速度估算，中国第1次现代化实现程度达到100%大约需要8年时间，也就是说，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完成第1次现代化，达到1960年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的道路还很漫长。作为哲学、社会学、女性学、体育学、经济学等理论范畴下的女性体育生活方式，是社会中女性的整体结构及体育活动具体而生动的反应形式，也是女性为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全部体育活动的总体模式。因此，女性体育生活方式的概念可这样理解:在一定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的指导下，社会中的女性群体通过各种体育活动，来满足自身多层次的需要，并达到社会的和谐统一，这种体育活动的全部形式和行为习惯的总和称为女性体育生活方式。
2社会转型期女性体育生活方式的休闲特征
社会转型期对女性的体育生活方式的影响，大概有以下3个方面，首先是制度方面，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化间接作用于女性群体的体育生活方式，包括社会体育的推广与余暇时间、体育消费与产业、体育与健康教育等等之间的关系;其次是物质层面，集中在信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先进科学技术作用下，体育与女性群体的衣食住行及社会交往之间的碰撞与磨合;最后是精神方面，女性群体的思想在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价值观念、自我实现、健康理念等之间的融合中逐渐成熟进步。因此，在物质硬件具备的前提下，有各项制度的保证，以及女性文化素质、价值观念等软件的提升，体育就会成为女性终生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社会转型期提出女性休闲体育生活方式这一理念是为了解决如何通过体育提高生活质量，如何通过体育丰富休闲生活内容，如何通过休闲体育提高人类生命健康的问题。因此，在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提高综合国力、满足我国小康社会逐渐实现的过程中，在强调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中，在满足社会对文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的需求下，休闲将是女性体育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形式和内容。
2. 1女性休闲体育生活方式的涵义
休闲体育生活方式是一种高度自我、强调个体生理及心理满足、重视个人兴趣爱好、非功利、以人为本的生活方式。早期的文献对休闲生活方式有过界定，例如方心清[[3]对休闲生活方式的定义:所谓休闲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如何利用闲暇时间安排业余活动，以实现修养身心的生活活动方式。但对于女性休闲体育生活方式的概念还没有过详实的描述。在此，我们综合不同体育生活方式的分类方法，从生活方式主体角度分类，提炼女性这一群体，从人的生活内容方面，提炼休闲方式这一领域，在众多的休闲方式领域内选择体育这一活动方式作为本文研究的关键词，组合为女性休闲体育生活方式。女性休闲体育生活方式可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下，女性群体为一定的价值观所引导的，满足多层次需要的全部休闲体育活动的稳定形式和行为特征的总和。
图1是女性生活方式、休闲生活方式与体育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示意图。“女性生活方式”(B)与“休闲生活方式”(c)交叉的区域是“女性休闲生活方式”;“体育生活方式”(D)与“女性生活方式”(B)交叉的区域是“女性体育生活方式”;“休闲生活方式”(C)与“体育生活方式”(D)交叉的区域是“休闲体育生活方式”;而三者交集的区域就是“女性休闲体育生活方式”。他们全部属于人类“生活方式”(A)其中的一部分。
2. 2女性休闲体育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
人类的生活方式有许多种，分为劳动生活方式、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政治生活方式、家庭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休闲生活方式等7个领域。其中的休闲生活方式包括了休闲体育生活方式，休闲体育生活方式从群体的角度又分出女性休闲体育生活方式。同时，我们的政治、劳动、物质生活方式是休闲体育生活方式形成必不可缺的外界条件，而精神、家庭、社会交往方式又与休闲体育生活方式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3社会转型期女性休闲体育生活方式的发展方向
3. 1女性成为休闲体育生活的重要成员
伴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有了进一步改变，她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支配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休闲生活作为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一部分，也在女性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了越来越大的比重，注人许多新的内容，发生了新的演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5天工作制和节日长假，2008年后虽然取消了“五一”黄金周，但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的法定假期，短假期将增加家庭团聚和消费的机会。根据华坤女性消费指导中心的数据显示，77.3%的已婚女性决定着家庭“吃”、“穿”以及“日常用品”的选择和购买，说明女性已经成为家庭日常消费的主要决策者和购买者。另外，22.7%的已婚女性在家庭买房、买车、购买贵重物品等大额支出时会“自己做主”，77.3%的已婚女性会和丈夫共同商议后再决定，但她们的喜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家庭重大消费的最终决策。女性消费中，用于购买服饰的花费最多，排在第2和第3位的分别是用于通讯以及旅游的花费，其他依次为健身、化妆品以及购买书籍的花费。从调查结果看到，在余暇时间里，参与体育活动或各种形式的旅游成为时尚，体育消费占有一定的比例。根据调查，上海市91%女性消费者选择“元旦”、“三八妇女节”和“十一国庆节”等节假日期间进行体育消费，女性消费者已成为体育消费市场的中坚力量。 转贴于 3. 2社会转型期女性休闲体育生活方式的发展趋势
1)休闲体育将成为女性终身教育的主要内容。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终身体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体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学校女子体育和大众体育的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内容。所谓“终身体育”，是指一个人终身进行体育锻炼和接受体育指导及教育。终身体育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从生命开始至结束，学习与参加身体锻炼活动，使体育真正成为一生教育中始终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二是在终身体育思想的指导下，以体育的体系化、整体化为目标，为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生活领域中提供参加体育的实践过程。
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使得劳动本身创造性的增强以及整个社会知识的升值，休闲的内容应将目标锁定在促进每个女性的个性发展和较高的生活质量上。女性们希望在工作时身心健康充实，在闲暇生活时充满乐趣和满足，单纯为谋生服务的教育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终身教育是各级各类体育所有功能的综合与提升，以及以人为本为中心，寻求既与工作联系起来，也与闲暇时间联系起来的途径。这样，女性休闲体育将与职业女性体育共同构成终身体育的完整体系，成为终身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女性休闲体育完善和健全了终身教育，把女性休闲体育作为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的重要目标，对于实施终身体育和培养女性一生追求科学、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学校体育、单位体育、社区体育和家庭体育的“四体联合”。
学校体育、单位体育、社区体育和家庭体育是我国体育教育的几个不同的渠道，也是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始至终从不同空间、不同侧面、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国的终身体育的推行。其中，学校体育是其他3种体育的基础。
单位体育是学校体育的延伸和补充，随着近几年社会的转型和单位职能的分化与部分功能向社会的转移，家庭体育和社区体育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并在体育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开始与单位体育平分天下。总的来说，学校体育为单位、家庭、社区体育提供场地设施，培养体育指导员及提供科研服务，社区体育则为学校体育提供了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的场所，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在职女性的休闲体育生活方式则以单位体育为基础，社区体育、家庭体育为辅助，在学校体育的帮助下，借助国家、政府、企事业、学校、社区的力量与支持，4个方面联合起来，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打造女性在学校、家庭，乃至进人社会后都能自觉地从事体育活动的生活习惯，并逐步提升我国女性群体生活的质量，完善她们的生命周期。
3)休闲体育消费等级的不断提升。
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相对应，人的消费也具有层次性，生存性消费属于低层消费，享受性消费属于高层次消费。随着女性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她们努力寻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休闲体育、健身娱乐作为满足女性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有效方式，在假日经济中越来越重要，这也标志着我国女性居民的休闲体育消费结构的全面升级。同时，随着消费等级的不断提升，女性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的休闲体育消费大军，不仅可以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且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并促进体育产业化发展，有助于增加社会就业机会。
4)社会各阶层的女性休闲体育生活方式的差异。
卢锋在《休闲体育学》中依据我国的国情在进行阶层划分和分析时，是按照收人、职业、教育程度和权力4个方面为标准的。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的结论中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l8]。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笔者根据个人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来划分在职女性的社会分层。在这4个资本的持有程度上，每个在职女性会各不相同，其中个体的年龄、职业、身体状况、闲暇时间、居住条件、受教育内容形式等状况对女性休闲体育生活方式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体育生活方式的表现上也具有很大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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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现代学习理念 数字化学习 学习型城市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2.012
1 数字化学习产生原因分析
1.1 信息技术的大力发展为数字化学习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随着以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及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有人曾提到，信息时代就是一个数字化的世界。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学习通常是单纯依靠自身经验的积累或是师傅的口耳亲传；在工业时代，统一化的学习内容和标准化的学习方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但是却束缚了个体的思想，不利于个体发挥创造性的自主学习，而如今，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学习与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信息技术以数字化为支柱，而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后，便引起了学习资源、学习环境和学习方式的变化，使之朝着数字化的方向发展，进而形成数字化学习资源、数字化学习环境及数字化学习方式。由此可见，伴随着网络、多媒体和信息技术在教学领域中的广泛运用，一种区别于传统的、新型的学习方式，即数字化学习随之产生。数字化学习作为信息时代学习的主要方式，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数字化学习这一说法最早被提出时，被定义为“将数字技术和课程教学知识相互整合的一种方式”。①数字化学习是一种基于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在内的、学生通过网络进行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交互式学习，又可称为网络化学习或E-Learning。由此可见，信息技术的大力发展为数字化学习的产生提供了环境和条件。
1.2现代学习理念的形成为数字化学习的发展营造了氛围
现代学习理念是人们对于学习规律和学习本质的一种新的认识，现代学习理念的形成为数字化学习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学习理论的发展，学习有了新的外延和内涵，如在学习目标上，由原来的知识传输向知识建构转变；在学习方式上，强调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及情境学习；在学习内容上，倡导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内容和知识体系。而传统的学习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当下部分学习者对学习的需求，必须积极探索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达到满足其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激发创造力、提升自主性的目的。二是终身学习理念的的呼唤与推动。终身学习强调的是“有意义的学习、开放的学习和终身的学习”，这种学习不局限于学校、家庭或企业等，而是营造一个时时能学、处处可学、人人皆学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众所周知，人生的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不断的尝试、终身的学习来积累知识，获得发展。而社会应该始终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和宗旨，为人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完善的学习设施，丰富的学习资源，进而满足人们终身学习的需求。由此可见，终身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进取地、创造性地学习，是一种生存与发展的学习。②终身学习的理念改变了众多学习者的学习理念，进而积极主动寻求一种新的学习模式和学习方式，为数字化学习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1.3 数字化学习的特点有利于公平的社会教育的实现
数字化学习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学习方式，有别于传统的学习方式，弥补了传统学习受时间、空间和内容限制的缺陷，在尊重学习者差异的基础上，注重其潜能的挖掘，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满足个体个性化学习需求。数字化学习具有内容的丰富性、资源的共享性、学生的主动性、时间的机动性、主体的平等性、学习的终身性、效率的高效性和方式的多样化等特征，能够解决学习者在学习时间、学习环境、学习内容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促使学习者利用业余时间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能力及现有认知水平通过数字化学习环境和数字化学习方式来选择自身所需的学习资源和学习内容。从这一点来看，数字化学习自身所具有的优势能为社会全员提供均等的学习机会，使之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学习者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能进一步满足人们实现终身学习的愿望，有利于践行全民终身学习的宗旨，更有利于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2 数字化学要素分析
2.1 数字化学习资源
数字化学习资源是指通过数字化的处理，可在多媒体计算机上或是网络环境下运行的多媒体的资料和材料。③数字化学习资源包括数字学习的视音频、多媒体学习课件、电子邮件、网站学习、在线学习管理、在线讨论、数据文件等多种形式的内容。数字化学习资源具有发展性、全面性、开放性及多样化等特征，既符合学习者差异化的学习需求，也可激发学习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这一点来看，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获取学习资源、处理学习资源、分析学习资源，进而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意义的过程。可见，数字化学习资源作为数字化学习的核心要素之一，占据关键性的位置。
2.2 数字化学习环境
数字化学习环境是指广大学习者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数字电视和计算机等网络设备随时随地开展学习活动，具有信息显示多媒体化、信息传输与处理智能化及教学情境虚拟化、多终端兼容性等特征的学习环境。④数字化学习环境包括多媒体计算机、校园网络和因特网等设施、多样化及共享性的资源、学习界面和网上教学活动软件系统的平台、实现远程协商与交互保障的通讯和解决学习者困难的学习工具等五个方面。数字化学习环境作为数字化学习的核心要素之一，有利于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进行因材施教，促进学习者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2.3 数字化学习方式
数字化学习方式多种多样，如借助数字化学习资源开展探索式的学习、利用自身积累的已有知识进行自主式学习、利用网络通讯进行合作式学习、利用信息工具进行创造性的实践学习等。笔者在前文中已经强调了数字化学习有别于传统的学习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化学习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与限制，不依赖于教师面授和课本的学习，而是利用数字化的学习环境和平台，随时随地地根据自身的学习目的选择数字化学习资源；二是数字化学习不再要求被动学习，而是注重学习者主动学习，通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开展讨论、协商和合作的学习，来构建意义、获取知识。
2.4 学习者的信息素养
数字化学习的核心要素不仅仅指数字化学习资源、数字化学习环境和数字化学习方式，还应该涵盖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学习者只有拥有利用信息技术获取和处理信息知识的技能、具有选择和理解信息内容的能力、拥有融入信息社会的心态和勇气，才能在信息时代更好地运用数字化学习环境开展数字化学习，故而可以说学习者良好的信息素养为其开展数字化学习奠定了基础。
3 数字化学习对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促进作用
关于学习型城市概念的界定，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概述。OECD 对学习型城市的描述是：“学习型城市通过制定战略和规划，积极开发全民个人潜能、大力倡导和发展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进而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形成社会凝聚力，为社会创造财富。”⑤由此可见，学习型城市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开发和挖掘人们的潜力，鼓励人们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促进个体与城市共同发展。学习型城市的宗旨是让全民的学习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促使居民随时根据自身的学习需求和学习目的终身享有自由、自主、平等、开放学习的权利和机会。而要想实现学习型城市的这一目的 ，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现代教育技术为支撑。⑥数字化学习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与课程教育教学深度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学习方式，其所提供的数字化学习资源能激发市民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自主性和创造性。同时，数字化学习既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为广大市民提供均等的学习平台，也符合学习型城市对开放学习资源的基本要求，能让全民便捷地选择和获取自身所短缺和急需的知识和内容。从这点可以看出，数字化学习克服了传统学习方式的缺点和劣势，满足了不同学习者的需求，实现了资源的共享，达到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符合其建设的宗旨和目的。
学习型社区是构建学习型城市的基础，学习型社区的建设对构建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前文中已提到数字化学习的核心要素包括数字化学习资源、数字化学习环境和数字化学习方式，其中数字化学习资源所涵盖的范围较广，包括数字视音频、文本材料和资源学习网站等，社区居民可以利用数字化学习的环境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挑选对自己有益的学习资源，从而满足自身差异化和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可见，利用数字化学习这一现代学习手段，有利于丰富社区居民的知识，提高社区居民的素质，从而促使社区持续健康发展，为建设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社会奠定基础。由此可见，数字化学习作为当下现代学习方式的一种，其丰富的学习资源、良好的学习环境、便捷的学习方式等优势弥补了传统学习方式的缺陷，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内容，满足了学习者差异化和多样性的学习要求，能为践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宗旨奠定基础。同时，其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均等的学习机会，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和素养，为构建学习型社区营造了环境，对学习型城市建设颇具意义。综上所述，数字化学习这一方式符合学习型城市建设以人为本，以教育为手段，以学习为动力，以满足社会学习者需求和提高市民素质为目的的宗旨和原则，是构建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手段，亦是积极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有效途径。
注：本论文系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联盟立项课题《现代学习技术应用：城市的学习资源、网络平台建设研究――以武汉市为例》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中成协【2014】047号
注释
① 孙立会.数字化学习情境下终身学习力的构建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5.
② 郭倩.论终身学习与人的全面发展[D].北京邮电大学硕士论文，2010.3.
③ 李克东.数字化学习（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核心[J].电化教育研究，2001.
④ 杨碧云.数字化学习环境下终身学习者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