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职务犯罪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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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 预防机制 诉讼法修改

一、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的概念、内容及目标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制，是指检察机关依据职务犯罪预防理论和实践，采取各种有效的预防措施，限制、消除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原因与条件，以达到防止、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发生的工作运行机制。其本质是检察机关对公权力的运行予以监督，以确保公权力在法定范围内有序运行。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惩戒机制，即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通过查办职务犯罪案件，防止犯罪分子重新犯罪或继续犯罪并对潜在犯罪人员形成威慑力，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二是防范机制，即检察机关预防部门通过检察建议、预防咨询、警示教育、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等途径，促进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三是保障机制，即通过遏制司法公权力的滥用、完善配套制度以及其他方式来保障职务犯罪预防机制有效运行。

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的现状

（一）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我国法律体系中有关职务犯罪预防方面的规定很少，最高人民检察院虽然制定了《关于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意见》和《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但是该规则和意见仅是内部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层级较低，可操作性不强。同时，关于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仍缺乏法律依据，虽然《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对预防检察建议的内容及提出建议的情形进行了规定，但对于其法律效力以及如何实施仍未进行详细规定。而新刑事诉讼法也依然没有给职务犯罪预防一个清晰的定位。法律依据的缺乏给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深入开展带来很多障碍。

（二）配套制度不完善，职务犯罪预防效果低

关于职务犯罪预防的现行制度有财产申报制度、出入境管理制度、官员重大行为报告制度等，但是这些制度一方面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不属于强制性规范，在现实中得不到有效执行，预防效果甚微。

例如，“我国目前关于财产申报的现行文件是2010年公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2001年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这些文件属于党纪政纪，并未制度化和法律化，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并且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流于形式，并没有真正发挥预防效果。

（三）检察机关与其他监督主体之间缺乏统一的联动机制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专业性和复杂性需要当地党政部门和重点行业领域主管机关的重视与支持及相关主体的密切配合。现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主体主要有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审计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现实中，地方党政部门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工作繁忙及专业性的缺乏，往往通过简单转发上级文件的形式开展预防工作，领导作用不突出。同时，预防主体之间在预防工作中并未形成统一的联动机制，未划分各自的权限职责，常出现同一项预防工程可能几个主体同时跟进或者没有任何机关跟进的现象，导致预防工作出现重复或者空白。

三、两大诉讼法修改给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带来的机遇

（一）职务犯罪预防“惩戒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一是加强了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时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为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是加大了职务犯罪的处罚力度。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在加重职务犯罪处罚方面作出了新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这一规定加大了对职务犯罪的处罚力度，在挽回国家损失的同时，有效遏制了职务犯罪的蔓延，体现职务犯罪预防功能。

三是提高了及时查处职务犯罪的能力。“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进一步明确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规定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监视居住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这些规定对促进检察机关及时发现职务犯罪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提高及时查处犯罪的能力来促进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性，既是当前预防职务犯罪的必然路径选择，也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融入惩防腐败大格局的重要方式。”

（二）职务犯罪预防“防范机制”运行范围扩展

新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新法的“民事诉讼”取代了旧法的“民事审判活动”，这将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由原来的民事审判活动扩展到了整个民事诉讼全过程。检察机关监督范围的扩展意味着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能得到强化，这为检察机关进一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扩展了领域。另外，新民事诉讼法还从以下三个方面扩展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一是增加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二是增加了对调解书的检察监督；三是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检察监督范围。

四、检察机关完善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的对策

（一）完善法律，加强配套制度建设

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明确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权，对检察建议的效力和实施进行具体规定，为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供明确法律依据。“建议在《中毕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权，同时说明检察机关和其他职务犯罪预防机关之间的关系，为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给予明确的指引。”

二是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出台《财产公示法》，建立健全财产申报法律制度，制定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准则。例如美国“1989年《道德改革法》，该法对财产申报问题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堪称财产申报立法的典范。”“新加坡在1960年颁布了《防止贪污法》、1988年制定了《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及《公务员惩戒规则》和《公务员指导手册》等一系列规定，严格财产申报制度、严格官员行为准则，加强对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的廉政监督，限制政府公务员的贪污贿赂现象。”

（二）建立联动机制，形成预防合力

检察机关应加强与区纪委以及审计部门、监察部门的合作，建立统一的联动机制，以专门文件的形式明确各自的职责和分工，使各个部门之间有效发挥各自职能，通过各个主体之间的配合，形成预防合力。同时，可以与金融、工商、税务建立职务犯罪预防的联动协调机制。

（三）多措并举，完善职务犯罪防范机制

一是加强预防人才队伍建设。强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人员的培训和学习，提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可以建立专家库，聘请质量、技术监管行业的专家学者为某些预防项目提供咨询意见，向相关部门、企业及时发出职务犯罪预警信号，并逐步实现专家资源在相邻地区的共享。

二是加强硬件配套设施建设。建立警示教育基地，打造预防职务犯罪网络信息平台，可以借助互联网并充分运用动漫视频、微博、电子杂志等多种表现形式进行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的宣传，提高宣传效果。

第2篇

    论文关键词 涉外职务犯罪 预防 合作

    近年来,涉外职务犯罪日益猖獗,其中主要表现为国内腐败分子通过在国外、境外进行洗钱活动,将大量贪污贿赂的资金外移,腐败分子纷纷外逃以及在对外贸易交往中与不发外商勾结,损公肥私,进行跨国或跨境职务犯罪等形式。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11年这十年间,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开展追逃行动中,共捕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21533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814多亿元(以上数据是笔者根据2002-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其中2004年的追回直接经济损失的数据是根据2006年工作报告中“追缴赃款赃物和非法所得计74亿多元,比上年上升62.9%”计算得出45.4亿元。2003年、2006年以及2008年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因报告中没有公布,故笔者此处的814亿元不包括上述年限的数据在内)。这些被抓捕的潜逃的人大多是逃往香港、澳门或其他国家、地区的涉外职务犯罪的犯罪人。事实上,这类涉外职务犯罪人的总数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已被抓捕归案的人数和追回的损失,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涉外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转移腐败资金等活动十分猖獗。

    我国涉外职务犯罪的成因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宏观层面上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和规范上的缺失,也有微观层面上相关国家公职人员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个人私欲的膨胀和约束力的最终丧失。因此,科学地预防涉外职务犯罪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构筑科学的预防涉外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

    (一)建立专门机关和有关部门预防的联动的工作机制

    涉外职务犯罪是一种复杂的具有极高隐蔽性的犯罪,因此,对其进行预防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的专业预防,也需要各单位、各行业的积极配合,建立起广泛的共同预防的防线。

    第一,各机关应根据当前涉外职务犯罪的演变规律、分布区位,制定出本机关预防工作的重点和具体实施的预防计划。尤其是针对多发性涉外职务犯罪的机关或部门,专门机关可以有针对地制定出科学预防的具体建议书,供这些机关或部门参考。

    第二,各有关机关或部门应结合本机关或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可行的预防规章和制度,且将预防工作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去。专门机关尤其是检察院应该对各有关机关或部门的预防工作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督促其认真履行预防工作,发现存在问题的,应责令其及时解决。

    第三,专门机关可以结合近期涉外职务犯罪的情况,与有关部门或机关共同开展个案预防、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工作;并应将近期案发的涉外职务犯罪情况,包括犯罪动机、犯罪手段、实施行为等内容及时向有关机关或部门通报。

    总之,建立起专门机关和有关部门之间的预防的联动的工作机制,应当在各自有着明确的分工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能动作用,同时在资源上、信息上进行交换,彼此相互促进、相互监督、相互补充,构筑起预防涉外职务犯罪的城墙。

    (二)建立与境外专门机关的互动的工作机制

    在预防涉外职务犯罪中,建立起我国与国外货境外专门机关之间的互惠的工作机制对开展工作有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其一,加强彼此之间预防涉外职务犯罪的工作经验交流。目前各国都在积极地探索防止职务犯罪的新举措,因此加强交流可以不断地吸收国外或境外成功的经验,并真正地把借鉴的国外境外的经验落到实处。了解和掌握别的地区或国家的新举措也可帮助我国根据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实际状况进一步明确我国预防的重点环节和工作的难点,调整相应的措施。

    其二,建立我国与国外货境外预防涉外职务犯罪的有关监督、管理等互惠互利的工作机制。我国可以与经贸交往比较频繁、人口流动比较大的地区或国家建立起互惠性的便利的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利于及时地了解本国职务人员的财务或动向等相关信息,并能及时开展监督工作,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加强预防涉外职务犯罪的领导机构建设和相关专业人员的培养

    由于涉外职务犯罪涉及境外或国外,预防起来比一般的职务犯罪要复杂得多,因此,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领导机构。目前,我国预防涉外职务犯罪尚未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在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组织形式:党委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委员会(小组)、“联席会议”制度以及“定点联系”制度。

    笔者以为,在我国的社会制度下,职务犯罪的预防领导组织形式应该在全国各地区设立类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小组的常设机构,由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担任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的组长,政法委书记、纪检书记、检察长为副组长,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其下设立办公室,与检察机关内部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联合办公。这样的组织形式,使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拥有充分的组织保障。此外,领导机关还可以根据各地区涉外职务犯罪的情况,采取联席会议制度、联系点制度等形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有针对性的涉外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二、加强涉外职务犯罪惩治的国际形式合作

    加强国际形式合作,是惩治涉外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也是有效预防涉外职务犯罪总体规划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具体而言,加强涉外职务犯罪惩治的国际刑事合作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拓展国际惩治涉外职务犯罪形式合作的途径

    根据国际上惩治腐败刑事合作的经验和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实践,反腐败的国际刑事合作主要有以下四种途径:

    一是缔结国际公约。为加强对国际性腐败犯罪的打击,2000年11月15日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在公约第8条腐败行为的形式定罪和第9条反腐败措施中对于腐败犯罪和国际刑事合作等问题作了较为具体规定。

    二是缔结双边合约。从我国的实际上看,通过双边条约开展惩治腐败的国际合作是一种主要途径。目前,我国已经和加拿大、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

    三是加入国际刑警组织。1984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国际刑警组织专门从事跨政府的活动,并享有跨政府机构的权力。近年来,国际刑警组织在惩治涉外腐败犯罪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是运用外交手段。在没有国际公约或没有缔结双边条约等途径进行刑事合作的情形下,我国通常由被请求方宣布将逃犯驱逐出境或将罪犯移送给第三国,并通过适当的安排,由被请求国或第三国交给被请求方处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对国际刑事合作持一种比较冷淡的态度,导致目前同我国签订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家相对较少,特别是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通过法律渠道加强国际刑事合作的脚步”。因此,针对我国涉外职务犯罪日益猖獗的态势,我国应当转变观念,积极拓展国际刑事合作的途径,以适应时展的需要。

    (二)丰富国际惩治涉外职务犯罪刑事合作的内容

    惩治涉外职务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要通过具体的内容才能实现。目前,国际反腐败形势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引渡。引渡是现代刑事司法过程中惩治逃往其他主权国家的犯罪者的行之有效的手段。目前,我国与泰国、白俄罗斯、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此外我国还参加了载有印度条款的国际条约。但我国在实践中往往把引渡作为借以实现“国际礼让”的手段,而并不真正将其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部分以及在国际社会中必不可少的法律合作形式。

    其二,刑事诉讼移管。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缔结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已出现刑事诉讼移管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39条规定表明,对于我国公民在土耳其境内所犯的罪行,只要土方提出移管刑事诉讼的请求,并符合移管的条件,我国就有义务对有关犯罪事实管辖。可见,我国是承认刑事诉讼移管这一司法协助形式的。

    其三,采取刑事侦查措施和移交赃款赃物。当前,在我国与蒙古、波兰、古巴等国的司法协助条约中,代为调查取证的内容包括询问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鉴定人,进行鉴定、司法勘验以及其他与调查取证有关的诉讼行为;在我国与土耳其、罗马尼亚等国的司法协助条约中还规定了用搜查方式进行的调查取证。在移交赃款赃物方面,我国与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司法协助条约中规定,缔结一方根据缔约另一方的请求,将在其境内发现的、罪犯在缔结另一方境内犯罪时获得的赃款、赃物移交给缔约另一方。

    其四,送达刑事诉讼文书。代为送达刑事诉讼文书是国际社会开展司法合作与协助中最古老、最基本的形式之一。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条约中,都有送达刑事诉讼文书的内容。

第3篇

论文摘要 结合我省近年来对职务犯罪的立案查处情况来看，刑罚执行和羁押监管场所领域也是腐败易发多发领域之一，其中看守所作为重要的司法行政机关，不但承担着羁押监管任务，同时对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看守所职务犯罪的危害巨大，引起社会舆论关注，损害司法机关执法形象。因此加强对看守所职务犯罪的研究和预防显得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 看守所 职务犯罪 预防措施

据我省检察院监所部门的数据统计，目前对全省监管场所职务犯罪已立案侦查16件18人，与去年同期相比，立案件数和人数均有一定下降。从发案部门看，监狱系统7件8人，看守所系统9件9人，劳教系统1件1人；从犯罪类型看，涉嫌受贿罪9件9人，涉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3件3人，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罪1件3人，涉嫌行贿罪2件2人，涉嫌虐待被监管人罪1件1人。其中看守所作为重要的司法行政机关，不但承担着羁押监管任务，同时对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看守所职务犯罪危害巨大，引起社会舆论关注，损害司法机关执法形象。因此加强对看守所职务犯罪的调研和预防显得尤为重要。

一、看守所职务犯罪的特点

职务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特殊类型，具有犯罪的基本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而看守所职务犯罪主要指在看守所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违反国家的刑事司法权和治安行政管理权进行的犯罪活动，其作为职务犯罪的一种微观表现形式，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犯罪主体的特定性

在我国，看守所职务犯罪主要指公安局下辖看守所人民警察的犯罪行为。通过大量看守所职务犯罪的案件查处，可以发现看守所职务犯罪的与看守所民警的监管身份密切相关，正是由于犯罪人具有警察身份，其犯罪表现出明显的身份特征，作为看守所监管民警，其特殊身份使其从事犯罪有明显的职业化倾向。因此，在研究看守所犯罪问题时，要从治理的实质内涵出发，从整个民警队伍，改变民警形象的角度看，注重警察违法犯罪的职务化倾向则显得尤为重要。

（二）犯罪形式具有隐蔽性

看守所职务犯罪是在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过程中的执法活动中发生的，看守所本身是一个壁垒森严，对外界曝光的几率非常的小，不利于为外界监督，看守所的这一封闭性特点决定了看守所职务犯罪不易被人们所察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另一方面犯罪的客体具有的多重性，如虐待在押人员罪，客体是羁押的在押人员，侵犯的是其人身权利，在押人员是在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拘留过程，无法立刻向外界举报，也有的害怕由于打击报复，无法举证。

（三）罪案侦破的难度大

由于看守所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行为人作为公安民警长期在一线从事监管工作，部分看守所民警从事狱政等工作，对案件的侦破及查处方式极为熟悉，常常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其次由于监管场所的封闭性，其犯罪手段狡猾，隐蔽性强，因此看守所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常常极其困难。实践中查处看守所民警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都将面临着很大压力，这里有亲朋故友的请托说情，有上级领导的命令干预，甚至有来自公安机关内部的不和谐的声音。

二、看守所监管民警职务犯罪的成因

（一）从主观上看，价值观错位，执法观念淡漠

一方面，价值观错位是造成看守所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逐步蔓延，部分监管民警责任意识缺失，个人修养不足，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以至于把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在私欲促使下，一步一步滑向犯罪的泥潭。另一方面，监管民警长期与各种违法犯罪分子接触，接触的阴暗面多，本身就容易被感染，由于部分监管民警忽略思想政治的学习，法治观念和人权保障理念缺失，思想上一旦动摇，未能分清界线，当遇到拉拢腐蚀，往往就顶不住利诱，拉不开情面，把手中的权利想象为个人的私权利，自由放任而无视权力的责任和义务，滥用手中的权力，将其视为进行权钱交易、人情交易的筹码，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二）从客观上看，法律规定缺失，执法监督乏力

一方面，监督法律依据不充分，检察监督权的实现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8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和《看守所条例》第8条是目前人民检察院对看守所监管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主要依据，从立法层面看，目前对看守所监督检察缺乏具体、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增加了监督困难，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实效。另一方面，虽然《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19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有违法情况时，应当通知主管机关予以纠正。根据上述规定， 检察机关发现看守所存在违法行为时， 可以通过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方式，要求有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人员纠正其职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但是，由于《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既没有规定被监督机关根据人民检察院纠正违法通知书的要求纠正违法的义务，也没有规定被监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纠正违法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是否被采纳完全取决于被纠正单位的认识态度，致使实践中被监督机关藐视或者无视检察机关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检察监督的权威和驻所检察人员监督的积极性。

三、看守所监管民警职务犯罪的预防措施

（一）加强思想教育，牢固树立思想道德防线，从源头上做好看守所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加强对监管民警的思想教育，开展廉政教育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警示教育等等，使每个监管民警都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牢固地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在严格教育，管理队伍的同时要敢于正视队伍中出现的违法违纪现象，要敢于严肃处理，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树立执法严明的威信。

（二）加强所务公开，建立监督制约机制

一方面，在监管场所内部建立健全一个整套执法监督制约机制，使看守所在收押、羁押、会见、出所等各个环节的监管活动都得到有效的制约监督，使看守所执法权力运行始终处于规范有序的良性循环之中，有效防止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看守所要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在押人员及其家属等来自外部的广泛监督。主动增强监室管理和刑罚执行活动各个环节的透明度，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监督，可借助网络平台，加大公开力度，改变看守所封闭保守的形象，从而使监管改造工作、生产经营活动和队伍管理更加规范，增强纪律性，减少随意性，从而防范了看守所民警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以实际行动增强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

（三）尽快修订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监管执法行为

法治和人权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现行的宪法、法律和监管工作制度，对看守所的执法管理和在押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只有一些零散的、不完整的规定，而没有系统、明确的立法。建议尽快修订有关法律法规，特别是1990年颁布实施、已不适应当前人权保障形势和监管工作实际的《看守所条例》，尽快出台《看守所法》，确立看守所应有的法律地位，为建立在押人员人权保障机制提供可供遵循的法律依据，使看守所民警依法履行羁押监管职责，不给监管民警中的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四）加强法律监督，强化办案意识，加大看守所职务犯罪打击力度

一方面，在坚持派驻看守所检察室，驻所检察官深入监所一线检察的同时，进一步通过严厉查处职务犯罪案件，形成威慑效应，强化职务犯罪预防效果。从2008年起我院已连续三年查办看守所民警职务犯罪案件，通过案件的查办，对所内监管民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和警示教育作用，极大提高了检察机关的监管成效。因此预防看守所民警职务犯罪必须以查处为前提，查处职务犯罪本身是最有效的预防，是预防措施中的重要手段。

（五）与看守所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联系制度

检察机关通过办案深入调查研究，清楚找准监管场所职务犯罪的易发、多发环节，摸清犯罪的规律、特点，以此为契机与看守所建立有效的预防工作联系制度，与看守所共同制定关于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施方案，通过联席会加强检察院与看守所信息的沟通与协调，及时与看守所交流有关查办和预防看守所职务犯罪方面的信息，提供看守所职务犯罪的重要环节和重要部位方面的实例资料，及时发现看守所职务犯罪倾向性和苗头性问题，双方应发挥各自的业务优势，共同分析看守所在制度管理，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存在的漏洞，深入研究看守所职务犯罪的根本症结，提出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的治本性措施和对策，解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的盲点，弱点和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个案的预防工作，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帮助监管场所整章建制、堵塞漏洞，从而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第4篇

论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 社会矛盾 群众力量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各种矛盾多发、复杂时期，化解矛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紧迫任务，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由于矛盾涉及行业多、范围广，化解矛盾的工作不是依靠一两个部门就可以完成的，而应当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每一个具体环节，依靠群众力量，各部门共同参与，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合理化解。

一、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建立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重要性

腐败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毒瘤，它所带来的危害后果及其严重，在各方面的损害都是巨大的，因此可以说腐败问题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催化剂。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侵害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直接导致人民群众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激发群众和基层政府对立，影响基层政府正常开展工作。二是由于腐败发生，在处理人民群众各种矛盾纠纷中无法实现公平公正，不仅使化解矛盾的问题得不到正确的处理，相反有时会使矛盾产生激化。三是腐败的发生也会使社会生产力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又由于社会分配中的不公现象的存在，就成为了产生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的隐患。

职务犯罪侦查是我们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一项重要职权，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性在于：

1.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容忽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处于反腐倡廉的前沿，不仅在惩治腐败，打击犯罪方面发挥着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维护全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的一个环节。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性在于清除腐败这株毒瘤，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党、政府以及司法机关的威信，对于当前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群众利益。

2.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建立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是社会矛盾发展形势的需求。笔者在从事多年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感触到，在所查处职务犯罪的领域内往往存在着较多的比较激烈的社会矛盾。如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吞侵占各种各种国家征地等补贴补偿，损害农民利益造成各种纠纷;商业贿赂，是发生在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是引起人民群众对看病困难、看病医药费用贵的强烈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企业领导从中贪污自肥，而工人失去生活保障，产生了矛盾;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执法过程中有失公平公正，导致了人民群众对政策和法律失去信任度。种种现象，不难看出在职务犯罪的侦查中定会牵扯到与之相关的各种矛盾，社会矛盾可以说也是伴随在职务犯罪发生的多个领域之中，因此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建立化解社会矛盾机制也是社会矛盾发展形势的需求。

3.职务犯罪侦查中建立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是全社会多个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化解社会矛盾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需要我们全社会各部门合作与协调，全社会各个部门在各自分工、各职其责的前提下，应当主动发挥各个部门职能作用，尽可能地参与到化解矛盾之中，使化解矛盾的工作成为各个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之一。当然，我们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也不能置身其外，更应当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从深处去挖掘化解社会矛盾的潜力。

二、当前职务犯罪侦查中化解社会矛盾工作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实践工作中，检察机关是越来越重视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部署，在检察机关反贪工作各方面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已形成了控申部门负责受理举报、控告，预防部门负责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侦查部门负责侦查工作的工作总体布局。三个部门之间的分工合作一方面把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如同一条龙式的工作流程线，为痛击职务犯罪而快速高效的运转，但是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却没有形成有效的具体实施的工作机制，笔者认为还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控申部门与侦查部门工作有些不衔节。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窗口，是检察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获取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一个主要渠道。这项工作是我们检察机关通过受理人民群众的控告、检举、申诉以及复查刑事申诉和刑事赔偿案件，直接依靠人民群众履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不仅是打击犯罪，惩治腐败的前沿，更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司法公正的后防阵地。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控申部门在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中，尤其是接待群众举报案件后的一段时期内存在着与侦查部门不衔节的现象，这些都在客观上限制了控申部门随时了解案件进展情况，无法在案件初查过程中及时的向举报人做出恰当明确的案件进展情况说明，很容易给举报人产生造成故意拖延推诿，敷衍了事的印象。对案件的进展和情况不能及的了如指掌，就有可能使举报人的情绪产生波动，会对检察机关的工作产生怀疑和不信任，往往容易导致群众上访的情况发生，造成检察机关在工作上的被动局面。

二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靠后，忽略了矛盾的化解。预防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目前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开展预防工作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行业预防和个案预防。在个案预防的工作中，预防部门与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存在着紧密的工作联系，就是针对侦查部门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深入了解发案单位管理上、制度上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发案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对发案单位发出检察建议，进行警示教育，协助发案单位进行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但是无论是作为行业预防和个案预防，预防工作主要都放在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警示教育上，而忽略了在预防职务犯罪的同时注意化解各种矛盾，特别对于侦查部门初查不立案的案件，成为预防工作的空白一项内容。

三是侦查部门缺乏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缺管一套正规的程序和规范，随意性较大。在进行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遇到具体矛盾发生时，大都还不具有解决问题的水平与经验，同时也找不到可以执行的程序和规范，比较多地是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等领导拍板，因而具有个案化的特点，很难取得理想效果，甚至有些时候会把事情搞得事得其反，不仅没有消除矛盾，反而会把矛盾激化，严重影响打击职务犯罪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建立化解矛盾机制的设想

由于化解社会矛盾不是我们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唯一功能，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为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笔者认为应当对职务犯罪侦查进一步规范，在现行法律政策下，探讨建立一些新的化解矛盾机制，并使这些机制具有可操作性，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套完整体的工作机制和规范，才能真正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发挥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

1.建立建全控告申诉部门的案件全程跟踪工作机制。改变过去那种控申部门对于举报案件线索只负接举报线索做法，侦查部门不仅要侦查终结后将处理决定回复给控告申诉部门，还要在初查过程中建立案件的定期的通报制度，实现控申部门对案件进展的全程追踪，以便根据举报人的诉求，及时掌握矛盾的症结所在，尽快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对于那些初查后不立案的举报人要及时的给予答复，对于初查立案的案件举报人要予以奖励，还要认真答复，拉近我们检察机关与群众的距离。在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的案件中，除规定对举报人给予一定奖励外，更应当对举报人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加大办案力度，查办职务犯罪的同时，要通过宣传和释法使群众认识到党和政府为群众解决问题的决心，认识到司法的公正，培养群众通过法律、政策渠道解决困难的信心。

2.建立建全预防部门提前介入机制。对于初查不立案的案件的预防工作，一直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项空白内容，笔者建议预防犯罪部门应当提前介入案件，在不影响查办案件的前提下，在案件初查阶段就应介入，深入到发案单位，一方面从案件预防的角度展开工作，尽早发现和解决问题。加强对单位干部职工的廉政警示教育，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对人民群众的一些社会化的情绪进行劝导，注意发现在侦查各个案件时潜在矛盾，协调各相关部门，想方设法的加以解决，防患于未然。做到以职务犯罪案件的预防为切入点，以化解矛盾、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目的。

3.建立侦查部门自行发现和化解矛盾的机制。一是建立社会预警报告机制。目前我们检察机关已经普遍建立了反贪案件管理系统和情报信息系统，但是对于容易产生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信息有些缺乏及时地关注和解决，因此，应当在此基础上考虑建立信息报告机制，在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中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案件调查方面的优势，通过掌握的第一手的案件相关资料，对社会舆论和相关案件信息的收集汇总，使已有的各种信息形成系统，及时发觉异常情况并进行一定的汇总分析，定期向有关部门报告，给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提供帮助，政府有关部门对于检察机关提供的信息应该迅速做出正确判断并采取适当行动，这样可以有效防止信息阻滞和扭曲，为反映群众意见增加了一个畅通渠道，有利于发现各种事件的苗头，防微杜渐，为相关部门处理问题提供可靠的依据。

第5篇

论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 社会矛盾 群众力量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各种矛盾多发、复杂时期，化解矛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紧迫任务，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由于矛盾涉及行业多、范围广，化解矛盾的工作不是依靠一两个部门就可以完成的，而应当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每一个具体环节，依靠群众力量，各部门共同参与，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合理化解。

一、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建立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重要性

腐败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毒瘤，它所带来的危害后果及其严重，在各方面的损害都是巨大的，因此可以说腐败问题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催化剂。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侵害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直接导致人民群众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激发群众和基层政府对立，影响基层政府正常开展工作。二是由于腐败发生，在处理人民群众各种矛盾纠纷中无法实现公平公正，不仅使化解矛盾的问题得不到正确的处理，相反有时会使矛盾产生激化。三是腐败的发生也会使社会生产力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又由于社会分配中的不公现象的存在，就成为了产生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的隐患。

职务犯罪侦查是我们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一项重要职权，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性在于：

1.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容忽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处于反腐倡廉的前沿，不仅在惩治腐败，打击犯罪方面发挥着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维护全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的一个环节。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性在于清除腐败这株毒瘤，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党、政府以及司法机关的威信，对于当前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群众利益。

2.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建立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是社会矛盾发展形势的需求。笔者在从事多年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感触到，在所查处职务犯罪的领域内往往存在着较多的比较激烈的社会矛盾。如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吞侵占各种各种国家征地等补贴补偿，损害农民利益造成各种纠纷；商业贿赂，是发生在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是引起人民群众对看病困难、看病医药费用贵的强烈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企业领导从中贪污自肥，而工人失去生活保障，产生了矛盾；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执法过程中有失公平公正，导致了人民群众对政策和法律失去信任度。种种现象，不难看出在职务犯罪的侦查中定会牵扯到与之相关的各种矛盾，社会矛盾可以说也是伴随在职务犯罪发生的多个领域之中，因此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建立化解社会矛盾机制也是社会矛盾发展形势的需求。

3.职务犯罪侦查中建立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是全社会多个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化解社会矛盾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需要我们全社会各部门合作与协调，全社会各个部门在各自分工、各职其责的前提下，应当主动发挥各个部门职能作用，尽可能地参与到化解矛盾之中，使化解矛盾的工作成为各个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之一。当然，我们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也不能置身其外，更应当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从深处去挖掘化解社会矛盾的潜力。

二、当前职务犯罪侦查中化解社会矛盾工作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实践工作中，检察机关是越来越重视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部署，在检察机关反贪工作各方面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已形成了控申部门负责受理举报、控告，预防部门负责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侦查部门负责侦查工作的工作总体布局。三个部门之间的分工合作一方面把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如同一条龙式的工作流程线，为痛击职务犯罪而快速高效的运转，但是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却没有形成有效的具体实施的工作机制，笔者认为还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控申部门与侦查部门工作有些不衔节。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窗口，是检察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获取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一个主要渠道。这项工作是我们检察机关通过受理人民群众的控告、检举、申诉以及复查刑事申诉和刑事赔偿案件，直接依靠人民群众履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不仅是打击犯罪，惩治腐败的前沿，更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司法公正的后防阵地。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控申部门在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中，尤其是接待群众举报案件后的一段时期内存在着与侦查部门不衔节的现象，这些都在客观上限制了控申部门随时了解案件进展情况，无法在案件初查过程中及时的向举报人做出恰当明确的案件进展情况说明，很容易给举报人产生造成故意拖延推诿，敷衍了事的印象。对案件的进展和情况不能及的了如指掌，就有可能使举报人的情绪产生波动，会对检察机关的工作产生怀疑和不信任，往往容易导致群众上访的情况发生，造成检察机关在工作上的被动局面。

二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靠后，忽略了矛盾的化解。预防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目前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开展预防工作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行业预防和个案预防。在个案预防的工作中，预防部门与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存在着紧密的工作联系，就是针对侦查部门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深入了解发案单位管理上、制度上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发案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对发案单位发出检察建议，进行警示教育，协助发案单位进行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但是无论是作为行业预防和个案预防，预防工作主要都放在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警示教育上，而忽略了在预防职务犯罪的同时注意化解各种矛盾，特别对于侦查部门初查不立案的案件，成为预防工作的空白一项内容。

三是侦查部门缺乏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缺管一套正规的程序和规范，随意性较大。在进行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遇到具体矛盾发生时，大都还不具有解决问题的水平与经验，同时也找不到可以执行的程序和规范，比较多地是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等领导拍板，因而具有个案化的特点，很难取得理想效果，甚至有些时候会把事情搞得事得其反，不仅没有消除矛盾，反而会把矛盾激化，严重影响打击职务犯罪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建立化解矛盾机制的设想

由于化解社会矛盾不是我们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唯一功能，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为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笔者认为应当对职务犯罪侦查进一步规范，在现行法律政策下，探讨建立一些新的化解矛盾机制，并使这些机制具有可操作性，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套完整体的工作机制和规范，才能真正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发挥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

1.建立建全控告申诉部门的案件全程跟踪工作机制。改变过去那种控申部门对于举报案件线索只负接举报线索做法，侦查部门不仅要侦查终结后将处理决定回复给控告申诉部门，还要在初查过程中建立案件的定期的通报制度，实现控申部门对案件进展的全程追踪，以便根据举报人的诉求，及时掌握矛盾的症结所在，尽快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对于那些初查后不立案的举报人要及时的给予答复，对于初查立案的案件举报人要予以奖励，还要认真答复，拉近我们检察机关与群众的距离。在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的案件中，除规定对举报人给予一定奖励外，更应当对举报人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加大办案力度，查办职务犯罪的同时，要通过宣传和释法使群众认识到党和政府为群众解决问题的决心，认识到司法的公正，培养群众通过法律、政策渠道解决困难的信心。

2.建立建全预防部门提前介入机制。对于初查不立案的案件的预防工作，一直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项空白内容，笔者建议预防犯罪部门应当提前介入案件，在不影响查办案件的前提下，在案件初查阶段就应介入，深入到发案单位，一方面从案件预防的角度展开工作，尽早发现和解决问题。加强对单位干部职工的廉政警示教育，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对人民群众的一些社会化的情绪进行劝导，注意发现在侦查各个案件时潜在矛盾，协调各相关部门，想方设法的加以解决，防患于未然。做到以职务犯罪案件的预防为切入点，以化解矛盾、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目的。

3.建立侦查部门自行发现和化解矛盾的机制。一是建立社会预警报告机制。目前我们检察机关已经普遍建立了反贪案件管理系统和情报信息系统，但是对于容易产生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信息有些缺乏及时地关注和解决，因此，应当在此基础上考虑建立信息报告机制，在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中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案件调查方面的优势，通过掌握的第一手的案件相关资料，对社会舆论和相关案件信息的收集汇总，使已有的各种信息形成系统，及时发觉异常情况并进行一定的汇总分析，定期向有关部门报告，给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提供帮助，政府有关部门对于检察机关提供的信息应该迅速做出正确判断并采取适当行动，这样可以有效防止信息阻滞和扭曲，为反映群众意见增加了一个畅通渠道，有利于发现各种事件的苗头，防微杜渐，为相关部门处理问题提供可靠的依据。

第6篇

[论文关键词]职务犯罪 权力侵蚀 预防对策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

近年来职务犯罪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得到不断的完善，不过因为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国内刑法学和犯罪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概念。概括地看，在我国刑法学界大致总结过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职务犯罪就是特定身份的犯罪，即它应当是具备一定职务身份的人故意或过失实施与职务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的、触犯刑律应受刑罚处罚的各种行为的总称。第二种观点，学者们的见解更加宽泛和笼统，指出只要是刑法和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都应当是职务犯罪的依据。也就是说，国家公务人员或者视同公务人员滥用职权的犯罪。第三种观点，认为职务犯罪就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放弃职权、玩忽职守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以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第四种观点，认为职务犯罪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所从事的犯罪活动。第五种观点，认为在阐释职务犯罪之前，应当对“公务”、“职务”、“公职”这三个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和区分。支持该观点的学者们指出，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破坏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的总称。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则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际上是义务）上的便利，贪污受贿，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破坏国家的社会、组织管理职能，依照刑法规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的总和。

而笔者认为综合分析以上的五种观点，职务犯罪的概念应当有两种，即广义和狭义的分发。所谓职务犯罪，从广义的角度来审视，即为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与其职务密切联系的，严重危害社会、违反刑事法律规定的各种行为的总称。而从狭义的角度来审视，那么职务犯罪的主体仅仅指国家公职人员，也就是说职务犯罪指国家公职人员实施的与其职务密切联系的，严重危害社会、违反刑法的各种行为的总称。就一般意义而言，遵从狭义说是通常的应有之义，也符合我们的国情和现状。

（二）职务犯罪的特征

职务犯罪的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是特殊主体

在我国刑法的理论体系中，对职务犯罪有着特别的要求，即行为人必须是从事公务的人员，若非公务人员则不构成该罪。因此对于非公务人员的犯罪，那么就应当由其他条款来进行调整。这正是职务犯罪有别于其他犯罪的特别之处。我国《刑法》第九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职务犯罪的发生要与主体所从事旳公务和具有的职务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应当和他的职务以及职务活动有内在的紧密勾连，这才是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职务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设想，如果行为人本身做出的犯罪行为和职务无关，譬如抢劫和盗窃等普通犯罪，那么就不应当认定为职务犯罪，即使是公务人员。这就是说，职务犯罪对公务人员的职权的使用是有要求的，其主要包括三种。第一，应当具有职务的便利性。比如贪污、挪用公款罪等。第二，滥用职权。行为人违背法律授权的宗旨行使职权，但是最终超越了职权范围，或者从根本上违反了职权授予的行使程式，最终以不正当目的或不法方法实施职务行为。比如滥用职权罪。第三，不正确履行职权。这是指行为人本人对工作极其不负责任，不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比如玩忽职守罪。

3.职务犯罪的客观方面既可表现为作为，也可表现为不作为

在刑法理论中，客观方面是一个关键，在刑法的构成要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如果刑法理论中缺失了客观方面，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职务犯罪为例，一旦缺失客观方向就很难清楚地把握和理解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这样来看，也就无法认定职务犯罪。所以客观方面的行为，也正是职务犯罪和非职务犯罪的重要区别之一，不可或缺。清晰界定职务犯罪的客观方面这个要素，能对我们进行分析职务犯罪的定罪和量刑带来十分重要的意义。从通常意义上来说，职务犯罪的客观方面可以有多种表现，既可表现为作为，也可表现为不作为。无论是哪种，都不影响最终的犯罪构成。在此，要强调的是前者是指行为人积极地利用其职权实施犯罪，后者则是指行为人有为特定行为的职责义务但消极地不履行其职责义务致使造成刑法规定后果的行为。

二、职务犯罪的成因

职务犯罪是特殊主体实施的犯罪，它有着特殊的发生原因。

（一）制度的缺失

在我国，因为制度的不完善，给职务犯罪的发生制造了条件。

1.人事组织存在的缺陷。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其一，一些地方和部门，人事组织不科学合理，并不依照法律来进行科学的规划，常有混乱编制、设岗的行为发生，造成了管理的困难和混乱。其二，有些行政机关，并没有对权责做出科学的划分和配置，容易造成权责的不当分配和冲突，造成严重的影响。其三，即便在《公务员法》颁布之后，局部地区仍然依照旧法，对新法的颁布并不在意，这就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和问题。其四，干部人事制度如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缺乏公开、民主、竞争机制。

2.财务管理存在不足。财务管理是行政机关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极容易导致犯罪的地方之一。通常来说，财务管理容易出问题的在预算、会计和审计等核心环节上。此外，个别行政机关出于犯罪的目的，也对财务的管理进行模糊化的运作，进而容易实施犯罪行为。这正是财务管理上面存在种种缺陷，而又不进行改进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单位故意违反纪律，他们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司法实践表明，有些单位在账外设立“小金库”是导致贪贿案件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经济发展的影响

1.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容易被权力所侵蚀

我国当下，发展经济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各地方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如何来完成高速的经济发展，成就巨量的GDP。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之下，各种权力寻租成为可能。况且在市场、官员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灰色文化，即部分官员因为掌握了权力，他们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把自己在职责范围内应做的事，看成是一种“付出”，企图索取等价“回报”。这种心理突出表现为受贿、索贿，甚至对方不给自己好处就故意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把手中的权力看成是等价交换的一个筹码，受贿、索贿与其履行职责已融为一体，成为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社会不公现象存在，影响官员的心理

实践中，贪利型职务犯罪的产生，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有极大的发展，所以掌握权力的部分官员，就会利用权力，来达到自己享乐的目的。在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形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从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政策和路径来看，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再来带动剩余的人再富。因此短短数十年，民营企业和个体户如雨后春笋式的发展，迅速积累了巨量的财富，国家的经济总量也一步步提升，以至于达到世界最前列。不过正是由于允许先富，所以社会中存在着不公。不过作为官员，拥有特殊的权力，因此有些官员就在不公的心理之下，以权谋私，这正是社会不公造成官员的心理失衡，以致其不惜触犯法律。

（三）文化和个人的道德原因

1.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我国从古以来，都是官家统治的模式。官员站在统治金字塔的顶端，而百姓无疑是位于塔底。长久以来，在官员的逻辑内，人民群众都是其统治对象，身份上并不平等。官员掌握着权力，这是他们有别于人民群主最大的不同。诚如阿克顿爵士所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时我们也知道，人的天性就是避苦求乐，享受永远比禁欲更加有市场。因此某些官员的手经常放错位置，伸到人民群众的口袋，这样的就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同时也助长了他们享乐的风气。这种官本位的思想绵延至今，影响着当下行政机关的行政人员。在此不得不说官本位思想的存在，正是职务犯罪发生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2.职业操守和认同感的缺失

如前所述，现代国家的行政机关是具有服务性质的机关，与之相应的行政人员也是服务人民群众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职业伦理就是服务，而职业人员的存在，应当对该职业有强烈的认同感。从职业伦理到职业认同感，是从外在的影响到内在的遵守的路径，这对于行政人员来说，是一条恰当合理的路径选择。不过在当下的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成就和文化呈现出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严重侵蚀了行政机关的行政人员，最终让一部分行政人员丧失了职业操守和职业认同感。在没有职业荣誉感和不顾及道德的影响下，职务犯罪也会常有发生。

三、预防职务犯罪的方法

（一）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如前所述，职务犯罪和职业操守和职业认同感的缺失有关。事实上正是内在的规制失去了底线，以至于这样的情形经常发生。所以预防职务犯罪就应当首先要求行政官员自律，才能最终预防。国家工作人员的高度自律性，来源于他高度的思想觉悟、自觉的法律意识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因此，自律首先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任何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都与物质生活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全面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文化、生活水平，才能保证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要在各方面加强对干部的教育，使他们自己充分意识到腐败的严重危害，并坚决制止此类现象在自己身上和身边发生。在各类各级国家工作人员中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使他们正确摆正个人利益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关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以权谋私，甘做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能够经受住各种不良思想诱惑，经受住公利与私利的冲突的考验。只有这样，才能从思想上铲除职务犯罪的土壤，堵塞职务犯罪的漏洞，从而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第7篇

当前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上层建筑设计的不合理。

（一）职务犯罪侦查范围过于狭窄

现行的法律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涉及经济和职务犯罪方面的类罪进行一刀切的做法并不妥当。按照现有法律的允许，国有控股公司在经营、上市等市场活动中是独立法人的身份，当其内部职工涉及经济犯罪或是职务犯罪时，主体身份难以界定，到底是属于公职人员还是属于企业的聘用人员，主体身份的难界定会导致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都管辖或者都不管辖的情况出现，这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是不利的。而涉及企业中的商业贿赂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相交织的情况也呈大幅度上升趋势，由于改制，很多企业的性质发生变化，但是在商业领域发生的账外回扣、收受贿赂等现象越来越严重，损害的不仅仅是公司、企业业主的利益，更多得是损害群众的整体利益，如高价药品、有毒食品等。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中发生的侵吞、收受贿赂等行为不仅侵犯了财产权，而且侵害了社会的公平、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念。仅用现有的法律和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各自的侦查权来查办这些案件受到的制约非常大。

（二）职务犯罪侦查缺乏专门的法律手段

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过程中，采取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等强制措施和搜查、扣押、查询、冻结等侦查手段，与公安机关办理普通刑事案件相同，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特别侦查权力和特殊侦查手段，这与其所承担的打击职务犯罪的职责不相匹配。由于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刑事诉讼法对职务犯罪的侦查程序也没有作出特殊的规定，并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建立职务犯罪查办的特殊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

（三）侦查协作机制不健全

职务犯罪侦查协作方面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欠缺可操作性，而各级检察院也没有根据相关规定制定实施细则。由于职务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实践中很多职务犯罪案件还牵扯到当地的重要企业，这就牵扯了地方的经济利益，为了保住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当地政府部门往往不配合检察机关的办案。职务犯罪侦查协作离不开请求方和协作方的密切配合，但在实践过程中协作方却设置重重障碍，不配合。有的单位随意确定协作范围，有的单位随意附加协作条件，人为设置障碍，影响了协查工作。另一方面，有的检察机关为了案件保密，防止案件侦办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干扰，也不愿意主动请求协作。

完善职务犯罪侦查必须从完善上层建筑开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扩大查办案件范围

检察机关侦查权进行改革，首先改革的应该是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的范围。应当将非国有公司、企业中利用职务实施的商业贿赂案件的侦查权纳入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之内。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公司、企业所创造的财富都是社会的共同财富，如果检察机关侦查案件的范围还仅限于“国有”的话，是不利于打击主体性质模糊的犯罪的。应当将检察机关的侦查范围扩大至商业贿赂、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既负责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又查办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商业贿赂、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因此，将公安机关侦查管辖的商业贿赂案件、职务侵占案件等与职务犯罪案件相关或是相牵连的案件，全部划归为由检察机关统一实施侦查，以保证检察机关办案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二）完善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特别调查权

1、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权利，允许检察机关组建自己的技侦部门并开展技术侦查。由于腐败犯罪具有高智商、隐秘性的特点，运用常规侦查手段很难获得有效的证据，因此，特殊侦查手段成为许多国家惩治腐败的重要措施。如日本1999年《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法律》第3条规定，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员认为有充分理由足以不疑将进行实行犯罪的通讯时，依据法官签发的令状对与犯罪相关联的通讯进行监听。可见，赋予肩负打击腐败犯罪职责的检察机关特殊的侦查手段，乃是国际上的普遍共识。而我国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过程中仍然靠原始的取证方式，仅靠讯问、笔录这样的方式调查取证，虽然现在实现同步录像录音，但这和新形势下职务犯罪呈现智能化、集团化、隐蔽化、专业化的趋势相比，检察机关的取证手段过于简单必然限制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

2、赋予检察机关强制取证权。虽然我国的法律规定了案件的知情人或单位有作证义务，但其不作证或不如实作证的行为或不作为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因此取证就以相应的单位或个人是否愿意配合为前提。而由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要相关单位或个人自愿作证几乎不可能，因此就必须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不提供或虚假提供证据材料的个人或单位，造成严重后果的，构成包庇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且只要有证据证实其不提供或虚假提供证据的，应给予罚款、行政拘留或其他相应处罚。

（三）完善侦查协作机制

职务犯罪作案手法隐蔽性高，形式复杂多样，物证、书证少，言词证据地位突出。如果一旦不能迅速及时的固定证据，控制住案件的关键证人、行贿人，那么侦查工作难以继续开展，运用协作机制就可以增大警力，同时兼顾书证和言词证据的采集工作，让侦查工作取得更快的进展。

职务犯罪侦查的协作工作能否取得良好的协作效果，不是依靠单纯的警力相加就能发出最大优势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流畅度、及时性以及资源能否达到合理共享的效果。这就需要加强硬件设施的建设，加大科技投入，构筑信息网络平台，充分体现资源共享，以弥补空间上的差距，更好的解决跨区域犯罪侦查收到信息阻滞而延误战机等问题。

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强制要求协助权。职务犯罪的查处离不开银行等相关部门的配合协作，而现有法律，并没有规定相关部门不作为的法律后果。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均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协助单位提出无条件提供协助的要求，如新加坡的《预防腐败法》规定了“任何拒绝或不如实向侦查机关提供其所查询的账户、物品、文件或知情事实的行为也构成犯罪，可处以二年以下监禁或贰仟元以下罚款，也可两者并罚。”

总而言之，我国可以以完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为契机，加大打击腐败和贪污等职务犯罪的力度，为社会主义建设构建一个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张伟国：对完善检察侦查协作工作的思考，《法制与社会：句刊》，2010年第22期。

[2]徐益初：论中国反贪机构设置的完善及其职权的强化，《人民检察》，1995年第10期。

[3]王平译：新加坡反贿赂法（1991年修订），《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4期。

第8篇

论文关键词　检察机关　廉政风险防控　工作路径

自2005年北京市崇文区率先试行廉政风险防控制度，截至2009年全面推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已成为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手段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0年北京市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在全市8个区县发放“第三方民意调查”搜集的3200个样本中，79.2%的受访群众对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成效认可。豍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积极参与到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中，截至2012年1月北京市16个基层院实现了检察机关参与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全覆盖。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实践中缺乏对参与基础、时间、方式等内容的规定，参与活动尚属实践阶段。笔者针对参与实务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思索，以求教于方家。

一、检察机关参与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概念与特点

检察机关参与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是指检察机关基于法律监督职权，以较少和限制职务犯罪的发生为目的，以提升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效能为任务而采取的各种预防性措施和行为。检察机关参与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是一项立足检察职能即法律监督职能的职权活动，是新时期下拓展法律监督范围、创新监督途径、增强监督实效的有益探索和有效实践。

相对于社会其他部门、单位参与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而言，检察机关的协助、参与工作，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1）职权性。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其一项法定职责，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种方式，不能推诿、放弃，更不能转让。参与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是检察机关立足自身优势，协助提升职权单位风险查找准确性、防控措施实效性而开展的预防职务犯罪行为，是行使预防职能，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具体体现。（2）建议性。检察机关对职权单位提出的关于改进、完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措施、意见及建议仅是一种指导性的建议，职权单位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予以采纳、实施。因此，检察机关参与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具有建议性、咨询性和指导性，不具有对职权单位在行政管理、业务监督自主经营等实体内容的干预权和处分权。（3）综合性与多样性。职务犯罪预防是一项长期而浩大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通过单一的或简单的几种方法就达到理想效果，因此必须遵循预防职务犯罪普适规律，针对不同情况，运用检察建议、预防讲座、预防咨询等多种工作形式，通过筑牢思想防线、健全规章制度、强化管理监督等途径方法，全面提升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水平。（4）互动性。启动检察机关参与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前提是职权单位的邀请，参与工作的开展与推动需要职权单位有关部门、人员的配合，如实反映业务内容、流程、监督措施，及时交流风险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困惑，使检察机关的协助工作质量更高、效果更好；检察机关利用查办案件的优势，时时掌握最新案件动态，及时向相关单位提示新发廉政风险、最新防控对策等内容，通过畅通的联系制度最终实现双赢。

二、当前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少数干部未能充分认识到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深远意义

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的实施与推进，得到了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认可和支持，工作成效逐渐显现，但仍有极少数领导干部对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开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行动迟缓，为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开展进度不一

当前，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虽已在各区推进，但由于职能分工不同，各单位在职权内容、组织机构及人员数量方面存在较大差别，造成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推动难度不尽相同，进而影响工作的推进速率。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国有企业风险防控工作推进速率高于行政执法与行政管理单位，呈现出防控制度建设成熟度较高的特点；另一方面，同类型单位的推进速率不尽相同，如同为行政执法单位，有单位已完成制度试点、全面推进、风险防控制度“回头看”及“深度回头看”四个阶段的工作，而极少数单位的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只完成风险点的第一轮查找，且现有防控措施简单、效果不理想。

（三）风险点查找方式不科学，未能覆盖各层次公职人员

部分单位在风险点查找方式上存在误区，具体表现在：第一，以职务为标准查找风险，如以“科长”、“处长”等领导职位为基本查找单元，忽视、遗漏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职务权力，未能对风险点进行全面清查与识别；第二，部分单位存在“重视专职岗位职权，遗漏管理工作领导职权”的情况。如笔者在对近三年石景山区采购环节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中发现，享有领导职务的非专业采购人员占采购环节职务犯罪总涉案人数的76.5%，而实际上，案发单位对专业采购人员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较为细致，对领导在采购环节廉政风险防控的规定较少，为职务犯罪的发生埋下隐患。

（四）风险等级评定待完善，欠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

实践中，风险等级划分工作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部分职权单位尚未深刻认识到“划定风险等级”工作意义，出现了廉政风险等级标识不完整的现象，导致无法有效识别等级，丧失了风险等级评定工作的功能。第二，风险等级划分标准不科学，综合评定体系不健全，如有单位单纯地以职务级别高低为依据，统一地将党组成员廉政风险划分为一级；基层职员廉政风险全部归为三级。

（五）风险防控措施过于笼统，未能达到风险防范的预期效果

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采用有效策略防控风险的发生，从而有效遏制、杜绝腐败现象，因此，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是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实践中，部分单位对廉政风险点查找工作较为成熟，但在对应的防控措施方面则规定的较为笼统，欠缺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技术性强的防控对策，工作整体水平有待提升。

（六）风险防控工作常态管理机制尚待完善

少数领导对廉政风险防控这项创新工作的研究不够深入，尚未厘清廉政风险防控与业务工作的关系，未能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出现了各自发展的“两张皮”现象。此外，部分单位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内化于单位常态管理机制的切入点较少、程度不深、效果不理想。

三、检察机关参与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模式设想

（一）协助强化风险防控意识，共同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1．充分发挥检察机关预防部门的宣传教育优势，将“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专题作为宣传教育常态内容，加深各单位对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认知度，引发对机制效用的认同感，自觉增强领导及广大干部对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通过协助建立“防控工作台账”制度，强化风险防控后续跟踪工作的效能。定期到职权单位对防控工作进行整合分析，协助职权单位及时总结工作成效，使从业人员在自身使用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后切身感受到该制度的优越性，实现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由“被动实施”到“主动推进”的转变。

3．在检察机关自办刊物《预防专刊》中增设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专栏，及时报道辖区内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最新进展，介绍外省市工作的成熟经验、辖区单位典型做法及创新工作，最大限度宣传工作成果，提升工作整体影响。

（二）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协助完善廉政风险防控制度体系

1．协助职权单位树立正确理念，正视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实现风险防控与业务工作的双赢发展。检察机关在参与过程中，要注重运用与职权单位业务相似、相通的成功实例进行讲解和启发，使职权单位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到廉政风险防控与业务工作及业务权力相生相伴的关系，启发企业充分发挥制度在规范专业管理及防控廉政风险方面的双重作用，推动两者的有机融合，实现两项工作同步发展。

2．充分发挥查办职务犯罪典型个案的功能作用，制发《风险防控检察建议》。针对查办案件过程中发现的制度不健全、管理存漏洞等问题，及时制发检察建议，提示高危风险点及合理可行的防控措施，协助发案单位实现动态管理。此外，发挥个案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以典型个案带动行业治理，利用检察机关的办案优势和专业特长，积极提供预防咨询服务，逐步提升行业防控工作水平和效能。

3．注重收集舆情信息，制发《廉政高危风险预警通知书》，提升风险点排查的综合效能。检察机关通过汇总控告申诉部门收到的高频举报线索、社会舆论及社会热点问题，及时向相关部门制发《廉政高危风险预警通知书》，提示风险并提出防控对策建议，此外，该预警风险通知书还可作为职权单位及时更新风险点，实现风险动态管理及防控措施同步完善的重要依据。

4．探索实施重点项目职务犯罪预防管理制度。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针对首钢搬迁调整、中关村文化创意产业区建设等重点工程开展廉政风险防控项目化管理制度，通过锁定重点项目，运用廉政风险防控手段，认真查找重点部门、关键岗位权力运行“关节点”、内部管理“薄弱点”以及问题易发“风险点”，从决策、执行、监督等重点环节入手，构建防控机制，保障重点项目廉洁、安全、高效。

第9篇

论文关键词：破坏土地资源 土地流转 职务犯罪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土地犯罪中主要包括破坏土地资源和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两大类。关于破坏土地资源的犯罪，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第：338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第342条）、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第228条）、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第410条）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第410条）5个罪名。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主要包括农村土地征收、拆迁、赔偿等过程中发生的“村官腐败”问题。

一、花都区土地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据统计，近五年来（2007-2011）花都区共受理破坏土地资源类犯罪25件/37人，罪名主要集中在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两个罪名上。查处的“村官腐败”的职务犯罪中，几乎所有都与土地征收、赔偿款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分析，发现土地案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破坏土地资源类犯罪中，受政策影响大。2007年前国家对土地政策相对宽松，土地案件的数量较少，适用缓刑较多；2007年后，随着确保18亿亩耕地的政策要求，开始严厉打击土地犯罪案件，案件数量也随之大幅上升，适用缓刑较少。

2．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共同犯罪的“窝案”多。在“村官腐败”的职务犯罪中，由于存在村主任和村支书之间的相互制衡，所以在村干部腐败案中一般都是村支书、村主任相互勾结，所有村委会员相互勾结、共同作案、共同腐败、共同分赃，结果是“查出一个，带出一窝”。

3．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集中在征地拆迁的土地补偿款上。在土地征收、拆迁、补偿过程中，“村官”作为连接政府和拆迁户的纽带，具有协助各级政府进行土地赔偿款的征收等职权，利用职权以贪污、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等各种款项，是土地职务犯罪中的主要表现形式。

4．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呈现出上下勾结、内外串通、共同作案的特征。村官自身一般没有实际处分公共财产的职权，而土地案件中的职务犯罪，均是针对国家赔偿款等公有财产，这就需要与政府机关内部审核部门和人员的积极“配合”，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内外勾结、共同作案、利益均沾。

5．从处理结果上，量刑偏轻，轻缓刑适用率较高。从法院判决上看，对于破坏土地资源类的犯罪中缓刑所占的比重较大，占该类案件的近50%；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通常被认定为具有自首情节，导致整体量刑也偏轻。

二、土地流转过程中职务犯罪高发的原因

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高发的原因复杂，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因，也有法制意识淡薄的主观原因。要遏制“村官”腐败的势头，必须从规范国家公权和社会治权的权力运行机制、设立专门的农民维权或监督基金、提高农民自身的组织程度等方面入手，形成防治“村官”腐败的合力。

1．民主意识薄弱，权利意识缺位，内部监督缺失。在农村基层民主实践中，民主选举机制由于受到农村宗派、家族观念的影响，部分村干部凭借家族和宗派势力被推选为村官，内部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了权力的滥用，成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滋生职务犯罪温床。

2．财务管理管制混乱，财务制度公开有名无实。在村级财物管理中，财物、会计和村长、村支书等一般均有亲属关系，钱账不分，财物支出缺乏制约，惟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命令是从，这为“村官”腐败提供了条件；而村财务公开中“选择性公开”成为一种惯例，存在“看不懂”、“说不明”、“管不了”的问题。

3．监督制约机制缺失，打击不力。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往往存在，上级监督缺失、同级监督不力、专项监督不到位的情形，村民自治制度通过选举产生村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村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机构，并没有相关的权力直接监管村内部财务的使用，无法成为有效的制约；专项监督仅仅针对某一特点款项的使用，缺乏长期有效的制约机制，导致存在监督制约的困境。同时，从司法实践来看，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人员，在当地人脉资源深厚，社会影响力大，司法机关在查处时办案压力较大，法院的判决也存在偏轻的情况。

4．价值观扭曲，法律意识淡薄。我国农村深受传统封建思想影响，法律意识淡薄，而基层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对各种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个别干部甚至认为通过虚构土地赔偿款等途径侵占公共财产，村民利益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是对村干部协助国家从事相关工作的合理补偿。

5．对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和“从事公务”的范畴规定不完善。在农民基层组织的人员构成上，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村党支部、村民小组、农村经济联合社等经济组织的成员，而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解读和认定，导致对上述人员是否构成职务犯罪的认识存在分歧；同时，我国刑法对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规定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只有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救灾、抢险等相关公务时，才属于法律规定才可能构成贪污、挪用公款或受贿罪，但在具体界定“从事公务”的范围时，无法清晰的界定“从事公务”和农村“集体事务”的界限，特别是对于贪污、挪用村集体账户中的款项，由于无法界定资金性质，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三、土地犯罪案件的预防和治理

对土地犯罪中破坏土地资源和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治理，应当从完善基层组织、建立权力监督机制、加大惩处力度等多方面进行，建立打防并举的长效机制。

1．建立完善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制度，建立监督制约机制。“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监督制约的前提，土地犯罪中基本都存在基层组织成员“暗箱操作”的情况，监督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力运行和财务公开制度，通过明确公开的项目、内容、时间、地点等，并由相关的专业人员定期进行公开检查，能够从根本上遏制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和与之相关的破坏土地资源犯罪，防止腐败的发生。

2．完善基层组织建设，建立权力的约束、制约机制。我国目前实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中，村民大会具有选举、监督、制约甚至罢免村委会主任的职权，但目前由于村民大会并没有常设机构，无法对村委会主任进行动态监督，可以通过设立“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对“村官”权力进行常态化的监督制约，并审核和批准“村官”提出的预、决算方案；“村官”提出的重大施政措施，必须在取得“村常委”半数以上委员的同意后才能实施等。同时，建立村官的罢免机制，对于“村民委员会成员丧失行为能力或者被判处刑罚的，其职务自行终止”或“连续两次被评议不称职”的，可以终止其职务，强化对农民基层组织成员的监督。

第10篇

论文关键词　检察理论　“村官”犯罪　工作探讨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虽然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即我们平时所说的“村官”）不享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但他们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家事务管理时，如果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钱财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范围，由检察机关立案管辖。那么，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有可能触犯什么罪名？它的特点怎样？有什么预防的对策吗？在此，笔者试图在本文中予以探讨。

一、“村官”有可能触犯的几个刑法罪名

1．贪污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标准规定，贪污数额达到5000元时，应立案侦查，或个人贪污数额虽不满5千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应立案侦查。花都区雅瑶镇有一位村委书记邓某某，伙同该镇经济发展办主任、村委副主任以及一名社会人员，经密谋后，趁新街河防洪整治工程征收该村土地之机，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假丈量，谎报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数目等手段，骗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然后分赃，这位村书记分得90000元人民币，这就是贪污，最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2．受贿罪。在现实执法中，普通受贿罪必须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同时，为他人谋取利益。至于索贿，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但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有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权钱交易是普通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如花都区新华街岐山村村委主任黄某某，于2004年9月至2006年春节前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办理广州立信染整有限公司与岐山村220亩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过程中，先后三次收受徐某贿送现金8万元。

3．挪用公款罪。按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1万元以上，超过3个月未还的和挪用公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检察机关应予立案；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5千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检察机关应予立案。

4．职务侵占罪。所谓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5．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我区新华街新街村出纳员梁某，女，利用负责新街村属下的四个经济社的财务工作之职务便利，采取收入不入账以及支票取现金等手段，多次挪用资金共计人民币984299.04元，大部分用于赌博活动及家庭支出。最后，梁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

二、“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农村干部犯罪现象呈上升趋势

主要表现为：一是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通过调查，农村干部犯罪案件由前三年占同期之案总数16.35%上升到现在占同期立案总数的26.7%。二是涉案数额呈上升趋势。三是在犯罪性质上贪污、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所占比重较大，占近几年的有罪判决案件的70%。

（二）犯罪数额小危害大

村干部是我们党和政府在农村第一线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农村干部犯罪涉案尽管金额不大，但涉及面广，危害大。它破坏了国家的法令和政策在农村的实施，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影响了一方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三）作案手段简单直接，却肆无忌惮

从整体来看，农村干部经济犯罪的手段不像其他领域那样狡猾，反侦查意识相对来讲比较弱，犯罪中智力因素参与较少。作案的手段往往采取收入不记账，重复支出，打白条支出，伪造单据，虚报冒领等直接对公款公物予以侵吞。许多村干部借招待来客，“跑项目”向有关单位和个人送礼，购买抢险物资等事项为由，虚列、虚增开支，冒领公款占为己有。

三、“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

导致“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素质低，思想教育跟不上，法律知识严重匮乏

在违法犯罪的村干部中，多数仅为中小学文化。受文化教育程度的局限，作为村干部，尽管对贪污受贿要受到党纪、国法制裁的道理都知晓，但在日常交往中，尤其是在收受好处费时，何谓收受贿赂，何谓正常人情往来，往往又划不清界限，有的“村官”竟以“我为你办事，你给我好处”两厢情愿为由，肆意实施受贿犯罪。如在2008年8月，我们在查办赤坭镇剑岭村第12经济社原社长蓝某贪污“水库移民危房改造补助款”28000元一案中发现，蓝某就是以“我为你办事，你们必须每人支付200元给我，否则我不为你办”，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却没有想到这是犯罪行为。

（二）特权思想严重，作风不民主

有的“村官”大权独揽，毫无民主作风可言，自以为不贪公家一分钱、不拿村社一分钱、一心一意为村民谋利益，就不会犯罪。如：原狮岭镇振兴村十四经济社社长毕某，以为经济社牟利为目的，多次主持召开村民会议，未经批准，决定将该经济社部分土地以公开拍卖方式，永久转让土地使用权，为该经济社非法获利600多万元。后毕某被法院以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判三缓刑，并处罚金二万元。

（三）村、社务不够公开，权力不透明，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是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

当然，近年来经过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村、社一级基本上实行了“社账村管、村账镇管”的严管措施，使得暗箱操作、滥施权力、缺乏监督等现象大大减小，有效地杜绝了这类案件的发生。

（四）宗族派性争斗，引发矛盾冲突，导致农村干部职务犯罪

许多农村，村干部之间为争夺村主任大权，不同姓氏派别之间相互告状明争暗斗，选举时拉帮结派破坏选举，掌权后厚此薄彼。有的村会计、出纳员与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存在特殊裙带关系，他们相互串通，对违法违纪现象守口如瓶。有些村干部凭借家庭势力当上村干部后大耍特权，只要群众稍有不同意见，就打击报复。致使群众即使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也敢怒不敢言，为部分村干部长期违法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预防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对策

（一）加大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使群众懂法守法

当今农村，普遍存在着村民学历层次低、学习主动性差、小农意识重的现象。尽管有村民会议、学习会等，但这些会议只用于议事，不用于学习。因此，法律、法规、政策未能得到有效的学习和宣传。由于对政策和法律的不正确理解，往往容易引起上访。如新华街某村村民，拿着国家新出台的有关征地方面的政策，到检察院上访，质询十多年前该村与征地单位签订的征地合同的合法性，并以此为由，怀疑当时的村干部贪污受贿，继而举报。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对农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消除他们的误解，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二）对有关政策的实施一定要到位

有些通过试点、实践，证实行之有效的管理方面的政策，一定要抓好落实。比如现行的财务制度（即村帐镇管、社帐村管）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社一级的会计由于历史的原因，普遍存在着社长会计一人担、无会计基础知识、账目管理水平低的现象，再加上没有一个班子，无人监管，以致账目混乱、无法清算。因此“社帐村管”的政策一定要到位，做到票据专管，社的票据要有村的会计填写；社的开支实行“用款申报”制，涉及一定数额的开支，须经村的审批；社的“清算小组”在村委会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好监督作用。在此，建议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用款申报”制加以细化，并做好监督，务必解决账目混乱问题。

（三）认真抓好村社一级干部的纪律、法规教育

新时期关于加强农村干部、尤其是新当选的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法律法规知识教育以及反腐倡廉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有关部门应多点组织农村干部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习，加强法律法规、政令政策学习，不断提高村（社）干部的综合素质，增强他们的拒腐防变能力，使之成为人民信赖、政府放心的好干部。

第11篇

论文关键词 检察院 服务 保障 生态文明

一、科学谋划,增强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主动性、针对性、有效性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然后由于缺乏环保意识,很多地方对环境保护的关注程度不够,以至于出现“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不仅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也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话题。在十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将环境保护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为子孙后代着想”。顺应发展和人民期待,我院主动思考、科学谋划服务和保障的具体举措,出台了关于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意见,促进了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有序开展。根据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格局的新部署,我院及时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服务和保障美丽厦门·活力海沧建设纳入工作总体部署。

二、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加大对破坏生态文明犯罪惩治和预防力度

我院充分发挥打击与预防犯罪的职能作用,严厉打击各类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刑事犯罪,着力查办和预防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职务犯罪。

一是严厉打击破坏生态文明的刑事犯罪,并积极参与综合治理,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建章立制。2008年以来,我院共对盗伐林木、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破坏环境资源类犯罪提起公诉35件38人。结合对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案件的查办,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对工作中发现的环保监管领域制度不健全问题,积极向有关单位提出对策建议,努力促进监管制度完善; 对查办案件中发现的污染生态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等问题,积极采取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督促执法等方式,督促有关行政执法依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确保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安全。

二是严肃查办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福建省检察院的工作部署,我院集中开展“查办与预防危害生态环境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对社会舆论强烈、政府重视程度高以及广大群众反映的职务犯罪问题进行了突查,对机关领导干部工作的、等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查办,从而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在环保项目审批、工程和设备招投标、专项资金的分配、管理和使用以及执法监督等环节中、而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渎职犯罪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审批、监管、执法等职权的贪污贿赂犯罪。2008年以来,我院共查办环境保护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12件12人。

三是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结合办案不断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我院成立生态保护专业化预防调查小组,结合厦门市海沧新城开发、海沧区新安村古厝历史风貌维护等项目,与相关责任主体共建预防工作室、共签预防协议,建立了联席会议、情况通报、预防调研、宣传教育、建议落实等5项制度,共防风险。我院还联合厦门海投国际航运开发有限公司、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等廉洁共建共防单位到福建省重点工程——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总部大厦工地开展“植树造绿·美化海沧”检企环保公益活动,并与区环保局、厦门外轮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开展了“绿色海沧·美丽海湾” 环保主题法制宣传,通过宣传《环境保护法》、发放环保购物袋、提供法律咨询等方式,深入宣传、推广和普及环保知识和环保理念,提高公众参与保护生态文明的意识。

三、不断健全环保联动执法机制,加大执法司法机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合力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涉及多个单位、多个部门,为了解决各单位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避免各自为战的情况出现,我院与法院、环保局、公安系统等相关单位开展全面的合作,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执法力度。

一方面,完善机制制度,夯实工作基础。与区环保局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就加强环境保护联动执法工作进行专题研究,不断完善环境保护联动执法机制,实现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司法保障的有效对接。建立了联席会议、联络员、派驻检察员等制度,创新检察引导、联动执法的一站式环境维权新模式;并与环保、法院、

等部门建立环境保护信息专送通道,设立专线电话和邮箱,对涉及生态文明方面的信息实行共通、共享、共用,建立环境污染“黑名单”,将有严重污染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纳入其中,进行重点监管。 另一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提升联动执法成效。针对行政处罚、治理效果不理想的侵害环境事件,积极与环保局、公安、法院等联合执法,共同调查取证,消除各种阻力。、近年来,我院联席公安、法院、环保等召开会议16次,研究专门性问题9个,完善法律咨询和重大案件情况移送通报等制度,提前介入公安侦查7次,引导侦查机关收集固定证据,突出联动执法实效。 四、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体会与设想

近年来,我院在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回顾近年来工作,我们有以下五点体会和设想:

(一)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检察机关服务大局的重大责任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是实现“中国梦”的重大举措,保护生态环境是造福于中华民族、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最近几年,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很多地区出现饮水安全事故、雾霾天气、土壤重金属超标等问题,在广大人民群众以及社会舆论中引起很大反响。环境问题也是民生问题,关系着人民的生命健康与生活质量,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繁荣具有重要影响。检察机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扞卫者,落实执法为民宗旨,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同样肩负着重大责任。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检察机关履行检察职责、落实为民宗旨、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政治责任,必须高度重视、全面履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检察机关在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中大有可为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决定了其不仅要担当起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责任,而且也能够在服务和保障中有所作为。近年来,检察机关积极履行刑事检察职能,批捕了一批盗伐滥伐林木、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蓄意污染环境等破坏环境资源类犯罪;认真履行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职能,立案查处了一批发生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严惩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背后的贪贿、渎职犯罪;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综合治理,结合办案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监管缺失、制度漏洞等,积极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帮助完善制度、强化监管。通过积极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得到了彰显,服务大局工作成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在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检察机关具有更加宽广的工作空间,应当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提供更加有效的服务。

(三)检察机关将进一步选准切入点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检察机关将以执法办案为中心,综合应用打击、预防、监督、宣传、教育等手段,全面发挥检察职能,切实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严厉打击破坏环境的刑事犯罪行为,对污染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大气资源等行为严厉打击,加大偷伐、偷狩等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及时查办人民群众反应的环境问题,严厉打击相关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将加大生态环境领域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力度,切实推进督促、支持、公益诉讼工作。通过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案件的办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环保权益,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四)检察机关将进一步与有关职能部门形成联动、凝聚合力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走法治化的综合治理道路。因此,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强与环保、公安、法院等的协作配合,共同创新环境保护联动执法工作模式,积极探索行政、民事、刑事“三位一体”的多元化保护格局。在加强与职能部门联动中,努力打造环境保护联动执法工作信息平台,建立相关行政调查案件的通报机制,及时了解和掌握相关部门调查处理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案件情况,有效整合行政和司法资源;完善环境保护联动执法工作机制,增强环保联动执法力度;加强联动预防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发生。

(五)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努力提升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第12篇

论文关键词 金融系统 工程项目建设 职务犯罪

工程建设领域是发生商业贿赂、职务犯罪等腐败现象的高发区域，据统计，全国检察机关查处的历年职务犯罪案件中，60%以上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犯罪金额所占比例高达67.4%。金融系统因其网点众多、迁移频繁、装修改造更新周期短，具有基建项目多和投资金额大的特点，过去在这一领域出现的权钱交易等职务犯罪案件也占有较大的比例。近年来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通过积极开展和集中治理商业贿赂活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规划，强化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监督惩处等措施，特别是集中采购制度的推广和实施，发案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以笔者所在中国工商银行苏州分行为例，2007年工行股改上市后，根据工总行的经营转型战略指导思想，该行在对全行辖属机构网点进行科学选址调研、优化布局的基础上，近几年来通过购置、迁址、扩建、改造等方式不断加大投入，全面快速地实施了网点渠道优化建设，最近三年内总共装修改造了160多个营业网点，约投入建设资金4个亿左右，应该说是项目建设多、投入金额大，相应地预防工程建设中的道德风险和职务犯罪的任务也更重了。但该行通过积极推行集中采购方式，严格执行集中采购制度，不断创新采购工作机制，加强规范流程环节管理，在实施集中采购制度的八年多来，至今保持着工程建设项目零发案率，这一领域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总结回顾该行近年来在工程建设项目集中采购管理上的一些做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风险排查为先导，增强防范意识

从工程建设领域违法犯罪的主要形式来看，主要有工程发包中以权谋私现象、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的舞弊现象、工程施工中偷工减料违规操作现象、工程材料设备采购中的回扣现象和工程款项拨付过程中的贿赂现象等。在工行苏州分行工程建设项目的集中采购工作中，从提出项目需求到竣工验收结算前后共包含十多个环节，涉及使用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审批部门、集中采购部门和监督部门等多个部门，因此在上述多个环节或部门都有可能存在潜在风险点：在集中采购流程环节，采购行为是否进入集中采购流程，如使用部门通过化整为零、分散采购等手段自行采购；在需求制订环节，因为需求是整个集中采购行为发生的前提；公开招标资格预审环节，如制定招标预审资格文件时，为个别施工企业或设备制造商量身订做；邀请招标推荐供应商环节，如推荐供应商数量较少或者推荐的供应商明显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采购结算执行环节，如强行要求施工单位向指定的材料或设备供应商采购，未经多方审核、审批，随意变更签证；签约和付款环节，如未按评审意见签署合同，擅自更改施工单位，不按进度付款、多付款或无理刁难拖延付款等。该行通过对风险点的排查，引起各个流程环节经办人员和负责人的重视，也为完善制度、加强管理打好基础。

二、以公开公正为原则，形成制约机制

在工程项目的建设管理中，工行苏州分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总行的制度规定，结合本行具体实际情况，实行了“五分离、三公开”的管理体制。“五分离”即使用部门、主管部门、审批部门、集中采购部门、监督部门相互分离。使用部门提出需求、负责验收；主管部门签署合同，负责现场施工管理；审批部门为该行财务审查委员会和集中采购审查委员会或其授权人，分别负责审批项目立项费用和专家评审意见；集中采购部门组织招标、制订规则，但不得参与评审或投票；监督部门负责全程监督。“三公开”即通过报纸媒体等公开征集评审工程设计、编标、施工单位、工程审计等年度入围供应商；在有关采购文件中公开招标项目邀请供应商产生办法和评标办法；所有工程项目一律委托中介单位实行招投标，公开工程项目评标过程和中标结果。通过“五分离、三公开”，形成了部门与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甲方与乙方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从机制上防范人为操纵的可能性，杜绝一个部门做到底，一个人说了算的现象。

三、以制度规定为基础，强化细节管理

工商银行总行对工程建设的集中采购管理已制订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办法，这是办事准则也是防范道德风险和职务犯罪的基本纲要。但由于工程建设的复杂性，在坚持制度规定原则性的前提下，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工商银行苏州分行不断创新方法，完善管理手段：一是根据银行网点装修风格和用材，制订分类概算标准，房屋结构无特殊情况的，不准突破概算。同时由专人负责对中介单位编制的项目工程量清单及标底进行复核，尽量减少其中的漏项、错项和重项，使项目标底尽可能压到合理最低水平，从源头上压缩供应商利润空间。二是为防止内外串通和供应商之间串标，在严格执行工总行规定的集中采购审查委员会参会委员和评审专家小组成员产生采用随机抽取制的基础上，该行又创新增加了第三个“随机”，即每次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均实行从全行工程装饰供应商库中（之前经过统一评审后年度入围）随机抽取7家公司作为本招标项目的邀请投标单位，同时将平均价中标方式改为最低价中价，使供应商无法、无利串标。三是为防止低价中标，高价结算，按照“授权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实行“三级审批”制，由施工管理部门现场项目经理、负责人以及基建装修工作分管行长负责处理辖内基建装修项目涉及的各类变更事宜，对单笔签证金额达到一定标准的项目由分管基建装修行长实行审批，在原由施工单位、监理、甲方现场管理员或负责人三方签字确认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把防线。四是严格决算审计，试行异地交叉审计，由集中采购中心按规则确定审计单位，改变由主管部门或项目管理员选择审计单位的做法。五是装修主材实行甲控乙供方式，根据统一用材要求，由该行统一组织对装修主材的集中采购评审，确定品牌、型号、规格和最高限价。六是工程款支付方式透明公开，向施工单位明确告知不压票，财务部门根据主管部门申请严格按合同约定和工程进度审核支付，并根据掌握进度情况及时催办付款和决算。七是加强现场管理，对工程项目统一实行监理制度。为防止施工单位出现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工艺粗糙问题，除加强现场施工管理外，还通过聘请监理单位进行把关，对合同金额在100万元以上项目实行全过程跟踪审计。主管部门明确项目管理员，实行现场监督，主管行长、网点督办等实施不定期现场检查，组织竣工验收，使用单位对投入使用后的情况进行反馈等来促使工程质量的提高。

四、以业务流程为规范，加强审查监督

工程基建项目建设环节多，业务链较长，工行苏州分行根据上级行的规定，结合本行实际情况，近几年来陆续制订了《基建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和《基建装修项目变更事项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办法，制作了基建项目管理流程图，同时按照授权管理要求，明确财务审批和集中采购审批权限，充分发挥财务审查委员会和集中采购审查委员会的职能作用。在实施过程中针对风险点，严格把好以下关口：一是立项审查关。对所有项目均要求作可行性分析，通过对必要性、合理性的审查和面积、建设标准的核对，确定投资概算。二是标底审核关。在采购发包前，由集中采购中心对标底内容是否符合批复要求、标底金额是否控制在预算内、编标单位是否擅自变更、标底有否进行复标等内容进行认真审核，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对外招标。三是工程款支付关。建立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统一支付制度，对于工程项目的资金支付申请，均要通过分行集中采购中心审核，如该项目未按集中采购流程操作的，将拒绝付款，并要查清原因，追究责任，从而在资金支付渠道上控制规范采购行为。四是审计决算关。除严格按照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工程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执行外，对于决算金额大于中标金额的但未超项目总预算的，必须说明原因，并对项目项下所有工程量及变更签证单据进行审核。发现问题及时向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核实情况。超过总预算的则必须事前向财审会或财务有权人专题报告，追加费用预算获批后才能实施，否则对超预算部分不予付款。

预防职务犯罪，制度健全是关键，几年来该行在工程项目建设中注重风险点的控制，创新手段，加强管理，取得了一些成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体会。

（一）领导重视，工作开展有动力

集中采购是一项涉及面广，也很繁琐的工作，这项工作推动得得不得力、开展得成不成功，关键在于领导层对此项工作是否重视，领导层意见是否统一。单位领导对采购工作中的风险重视了，相应的人、财、物配上去了，集中采购规章制度健全了，工作开展起来也就顺利多了。单位或部门领导能否做到公正无私、廉洁自律，能否做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插手、不干预集中采购项目的具体评审工作，一心从公正角度出发，从节约角度出发，能否树立这种意识，对预防职务犯罪至关重要。

（二）加强学习，工作开展有意识

各级领导和广大员工一是要加强政治教育，提高思想觉悟。通过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分清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罪与非罪的界限，从而不断提高思想觉悟。二是要加强业务教育，提高业务水平。不要因为缺乏对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系统学习，导致执行政策或规章制度不到位，操作程序不严谨出偏差，最后无意识成了职务犯罪。要加大对领导和员工的集中采购业务培训力度，采取集中培训、以评代训等形式，提高集中采购业务水平。

（三）健全制度，工作开展有依据

很多犯罪分子都是利用我国体制、管理上的漏洞走上了犯罪道路。，只有健全、完善集中采购相关管理制度，做到“人人讲规范，处处讲标准，事事讲程序”，在采购过程中实行“使用人、主管人、审批人、采购人、监督人”五分离，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不给欲违法违纪者以漏洞或机会，就能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控制职务犯罪。

（四）加强监督，预防风险有效果

第13篇

一、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争论的误区

在我国反腐败结构功能体系中，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理想功能相当强大，不仅对包括村干部在内的所有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对职务犯罪中牵涉的部分非公务人员犯罪如行贿罪及与利用职便的公务人员共同犯罪行使侦查权，还对部分公务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它重大犯罪行使机动侦查权。 但是，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出现了功能弱化现象，尤其是出现了非功能与反功能。笔者认为，根本原因还是立法设计的理想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功能的弱化已经引起了反腐败各职能部门之间分力格局的变化。

笔者认为，学界在研讨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和替代问题时，陷入一个绝对化的误区或者说对象错误。即始终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作为一个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来研究，忽略了现行法对职务犯罪范围的设定本身是否合理以及在关于职务犯罪的人为界定范围之内是否具有基于侦查便利的管辖划分必要这两个基础性前提。尽管有学者指出了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侦查案件管辖范围的划分标准的不科学甚至有悖民主和平等价值， 但却没有提出建设性的调整意见。同时，上述的观点或者将侦查权对监督权的支撑功能混同于侦查权的监督功能，或者将侦查功能与监督功能绝对地对立起来，没有从作为子功能系统的侦查权对整个检察权功能体系的贡献以及与诉讼监督功能和公诉功能之间的互惠性角度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进行反思与重构。

二、职务犯罪侦查权功能更新

关于检察权中侦查功能的更新问题，笔者的设计思路是：（1）以支撑诉讼监督功能为必要并保障支撑的充分有效；（2）对诉讼监督功能和一体化的公诉功能没有直接贡献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按照最有利于侦查的原则划归公安机关或监察机关；（3）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侦查权，对民事、行政公诉过程中发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或直接立案侦查或指挥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应对形势变化产生的新型犯罪，填补侦查权主体多元化可能造成的盲区。

（一）剥离与诉讼监督无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范围的规定》具体规定的职务犯罪大致有55种，即贪污贿赂犯罪12种，渎职犯罪34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犯罪7种。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职务犯罪类型与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应当进行分离并归位。为此，笔者对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设计了以下分配方案：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 应当归属公安机关统一侦查。理由是：（1）市场和社会对平等主体的要求，尤其是世贸规则无差别待遇的要求，排斥单纯以身份和财产所有权区分的法律适用不平等。 试想，当相邻的两家国有和非国有银行发生同样的收银员侵吞存款或者信贷员收受贷款客户贿赂的案件，尽管最终判决结果从罪名和量刑上进行区别可以用侵犯的客体复杂性不同来解释，但在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我们凭什幺法理可以对其中属于“国有”的员工适用“12小时传唤”和“14天刑拘”，而对“非国有”的员工却适用“48小时留置”和“37天刑拘”？ （2）公安机关的侦查力量与侦查水平在对付此类犯罪时存在比较优势，譬如专门设立了经侦大队。那幺，出于对担心破案能力的反对意见显然不攻自破。 （3）除非全面推行“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否则以检察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根本无法对此类犯罪进行全面的有效打击。（4）断绝检察机关与企业等利益集团之间的权钱交易可能，将有助于保障检察权行使的公正性，有助于防范检察机关内部的腐败，进而有助于检察机关与检察官权威的重塑。 尽管交给公安机关侦查同样存在这种可能，但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总比检察机关自我监督奏效得多。

2、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中行使司法权或行政执法权的公务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以及其它国家工作人员在协助上述人员行使司法权或行政执法权过程中实施的职务犯罪，仍由检察机关负责侦查。理由是：（1）上述侦查管辖范围与法律明确授权的诉讼监督对象范围一致，包括了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劳动教养机关和狭义的司法行政机关，并没有放弃法定的监督职责。（2）根据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结合《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有关内容，对行政执法机关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究等故意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行为中存在的职务犯罪进行查处，是对立案监督功能的必要和充分支撑。同时，也对民事、行政公诉功能提供了支持。（3）以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的职权主体身份和职权行为进行的双重管辖划分，突出了法治对司法、执法主体与从事其它公务的人员在职业操守要求上的区别。从人和事两方面，为检察机关全面正确履行对最具国家强制力和作为解决利益冲突最主要手段的司法权与行政执法权进行监督的基本使命提供了保障。（4）上述双重管辖划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一方面侦查对象所在单位相对固定，而司法和行政执法的职权范围也容易确定；另一方面，从刑法分则中的许多相关罪名本身就明确指向特定的司法和行政执法行为可以直接区别管辖，如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枉法裁判罪等。（5）针对与诉讼监督权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将使得检察权中的监督功能与侦查功能实现最大程度的互惠，即从监督活动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通过职务犯罪侦查增强监督效力。（6）管辖案件各类在量上的减少将带来质上的提高，保证将有限的检察资源集中投入到应当且最适宜由检察机关承担的侦查任务中，强化侦查功能进而强化检察权的整体功能。

3、前两类以外的其它职务犯罪由监察机关进行侦查。理由是：（1）监察机关设立的目的和任务原本就是查纠公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具有廉政监督地位。（2）监察机关事实上参与甚至主持了一些重大复杂的职务犯罪，在能力与经验上可以胜任侦查职责。（3）监察机关身居政府之中，具备侦控以行政管理人员和行政管理行为为主要侦查对象的特定职务犯罪的信息优势。（4）将针对违法违纪的监察权升格为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与职务犯罪从违法违纪形态发展为犯罪形态的一般规律相符，打击与预防效果与检察机关负责侦查时相比将呈现增强趋势。（5）赋予监察机关一定范围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以取代“两规”，“两指”等政治手段，既可解决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又能促进法制化与民主化。

4、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上级监督机关进行侦查；监督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上级检察机关进行侦查。自然公正或正义要求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当然也不会允许自查自纠的侦查行为。

因此交叉侦查势在必行，但如果由同级之间互相侦查，或者有“官官相护”之嫌，或者有分庭对抗之忧。由高位阶的对方上级掌握制约机制也许是最佳选择。

5、检察机关在与公安机关、监察机关之间出现职务犯罪案件管辖纠纷时具有侦查优先权。因为侦查活动是诉讼活动的启动和起始阶段，而检察机关拥有诉讼监督权。但应当赋予公安机关和监督机关向上级检察机关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力。对于因为犯罪竞合、数罪或共同犯罪出现的共同管辖案件，检察机关立案后，认为由公安机关或监督机关侦查更适合的，可以移送管辖。

6、职务犯罪中单位犯罪的管辖参照上述划分。

原本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一分为三，不可避免将出现一些协调上的困难甚至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具体的问题有待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毕竟从理论上进行设计和论证的结果只能是“相对合理”。

（二）增补在诉讼监督过程中发现的妨害诉讼犯罪侦查权

基于健全和完善诉讼监督权功能的考虑，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不应局限于职务犯罪的范畴，应当包括对妨害诉讼活动的非职务犯罪。在增补侦查权之前，有必要借鉴一下国外关于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立法例。

在英国，检察机关仅行使部分刑事侦查权，即根据1987年的《严重欺诈局法》有权直接立案侦查涉嫌500万英镑以上的重大复杂欺诈案件。 严重欺诈局设在检察机关内，有权要求任何与商业欺诈案件有关的公民或企业提供相关信息、文件和资料，也有权进入相关机构调查等。 继英国之后，新西兰、挪威、乌干达、南非等国也仿效英国成立了由总检察长领导的严重欺诈局。 在美国，检察机关直接进行侦查的案件主要包括：特别重大的贪污案、行贿受贿案、警察腐败案、白领犯罪、智能犯罪等。 在日本，检察机关主要对部分经济与公司案件、严重偷税与漏税案件、公务人员贪污受贿案件进行侦查。一些高等检察厅还成立了“特别侦查部”，专门负责这类案件的侦查工作。 在韩国，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犯罪案件，包括智力型犯罪、复杂犯罪和严重的犯罪，如政府官员（四级以上公务员）利用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犯罪、环境污染犯罪、有组织犯罪、偷税以及警察滥用职权犯罪等。

联合国大会1990年批准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特别指出：“检察官应当适当注意对公务人员所犯罪行，特别是对贪污腐化、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人权、国际公认的其它罪行的起诉，和依照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对这种罪行的调查。”可见，检察机关的直接侦查权以职务犯罪为主但并非只针对职务犯罪，也可以针对特定的犯罪类型，具体设定完全根据实际需要。

有鉴于此，根据诉讼监督功能的需要，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下列案件应当行使侦查权：

1、刑法分则中规定的妨害司法类罪划归检察机关管辖。有利于在监督司法权行使主体及其职权行为的基础上，对其它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经验表明，诉讼参与人的妨害司法行为往往与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相关联。在侦查其中一类犯罪的过程中可能发现重要的其它犯罪线索，对两类犯罪的侦查都有促进作用。如从伪证罪可能挖掘出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职务犯罪。从法理上说，也只有通过对诉讼参与人的整体监督，才能将三大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落到实处，维护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

2、直接以司法人员或行政执法人员为犯罪对象的人身伤害及侵犯其它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因为对司法人员与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保护也是对司法和行政执法正常秩序的维护，是对诉讼民主、文明、公正的保障，与诉讼监督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时，也能从侦查过程中发现其它妨害司法的普通犯罪或职务犯罪线索。当然，如果确实与身份或职权无关，也可以交由公安机关侦查。如果被害人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为了回避应当交由公安机关侦查。

3、职业律师利用律师职便实施的犯罪案件。这与第一类妨害司法罪存在竞合，但律师利用职便实施的犯罪并不限于诉讼活动或司法活动。随着“法曹一元化”在我国的发展，尤其是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全面推行，律师将成为法官和检察官队伍中精英的主要人才资源。换句话说，律师作为司法工作者，其职务行为虽不属于公务，但与法官和检察官具有很大的接近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的职业操守对诉讼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对于律师在诉讼或非诉活动中的诈骗、敲诈勒索、受贿、侵占等犯罪行为，由负责诉讼监督的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有助于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和司法职业的廉洁与高尚。

（三）扩充机动侦查权

我国检察机关现有的机动侦查权同样受限于“身份”与“职权”。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它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经过以上的重组后，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应当作适当的调整和扩充：

1、在民事、行政公诉案件的调查、审查中发现的非属检察机关固定管辖的犯罪案件。如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豆腐渣”工程进行公诉时，直接侦查其中牵涉的非法招投标等犯罪。这样一来，有助于公诉权的统一行使。

2、新出现的犯罪类型。如针对足球“黑哨”事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解释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批捕和起诉。笔者认为从诉讼监督的角度考虑，检察机关对此类新概念犯罪自行侦查更为妥当。

3、基于回避的代位侦查。不宜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不限于职务犯罪案件）以及不宜由监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如公安机关领导的家属或子女的犯罪案件等。借此保障侦查程序的合法和结果的公正。如果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亲属实施的检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职务犯罪，同理应当由监察机关替代侦查。

4、基于不作为的代位侦查。立案监督中，对公安机关拒不说明不立案理由，或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后拒不立案，以及虽然立案但搁置不予侦查的案件，经向公安机关正式提出书面纠正违法意见并经上级检察机关向上级公安机关通报后，仍然不予立案或侦查的，经省级检察机关审批同意，取代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同样，针对监察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参照以上办法执行。

5、基于违法侦查的代位侦查。对于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侦查人员由于刑讯逼供、徇私舞弊、枉法追诉、报复陷害等违法侦查行为构成职务犯罪的原案，即被违法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对原侦查结论予以撤销并自行组织重新侦查。

6、将原机动侦查的范围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缩小为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重新配置相协调。

参考文献

1、谢志强、王红兵：《机动侦查权浅议》，《检察日报》2002年4月12日。

2、夏邦《中国检察院体制应予取消》，《法学》1997年第7期。

3、田双鄂、余立进：《“国家工作人员”范围辨析》，《人民法院报》2002年5月7日。

4、对于现行检察权中以身份区别管辖权的平等价值判断，属于侦查权的微观功能研究范畴。前文引述的夏邦一文关于“遗毒”的指控，笔者认为应当一分为二地理解。指控看似代表了“从身份到契约”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的前进方向，也可以用来批判亚里士多德“正义即不义，不义即正义”正义观 ，（亚氏的正义观不是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是不同的人应该享有不等的权利，是建立在不平等人生观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不正义基础上的正义。参见李龙主编，前引书，第44页）但由于忽视基于某些职权而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忽视对特殊犯罪区别侦查所体现的权责统一或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上的平等，忽视公务人员非职务犯罪的其它刑事犯罪与非公务人员适用同一侦查程序的事实和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构成对职务犯罪侦查权平等价值的完全否定，但却足以构成部分否定。因为它至少可以引发关于职务犯罪侦查中12小时最长连续传唤期限与其它犯罪侦查中48小时最长连续留置期限，以及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犯罪最长刑事拘留期限为37天而检察机关侦查的却只有14天的比较反思。

5、参见张雪妲，前引文，第153页。该文认为公安机难以胜任侦破“白领犯罪”对侦查人员谋略和技巧要求。

笔者认为，将国企人员和单位犯罪归属检察机关管辖，在检察经费依靠“皇粮”明显不足的现实条件下，已经成为了反功能，这可能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局承担的《检察机关经费保障机制研究》重点课题组调查研究显示：在检察系统开展教育整顿前的1997年，全系统经费支出85.57亿元中，各种形式的外单位赞助13.9亿元，在发案单位报销4.78亿元。参见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编：《检察理论研究成果荟萃》， 第129页。在接受了这些维持检察机关“生计”的“杂粮”之后，检察机关能否保证铁面无私遭到了合理的怀疑，这也是启动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公正既需要高素质的检察队伍，也需要保障公正的外部环境，并非搞几次运动可以解决的问题。

6、参见梁国庆主编：《国际反贪污贿赂理论与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77页。

7、张培田：《检察制度本源刍探》，孙谦、刘立宪主编：《检察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页。

8、刘立宪、吴孟栓：《国际检察制度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分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9、刘兆兴：《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比较》，《外国法评译》1995年第3期；龙宗智：《论检察官侦查的特点和要求》，前引文，第456页。

第14篇

一、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争论的误区

在我国反腐败结构功能体系中，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理想功能相当强大，不仅对包括村干部在内的所有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对职务犯罪中牵涉的部分非公务人员犯罪如行贿罪及与利用职便的公务人员共同犯罪行使侦查权，还对部分公务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它重大犯罪行使机动侦查权。但是，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出现了功能弱化现象，尤其是出现了非功能与反功能。笔者认为，根本原因还是立法设计的理想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功能的弱化已经引起了反腐败各职能部门之间分力格局的变化。

笔者认为，学界在研讨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和替代问题时，陷入一个绝对化的误区或者说对象错误。即始终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作为一个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来研究，忽略了现行法对职务犯罪范围的设定本身是否合理以及在关于职务犯罪的人为界定范围之内是否具有基于侦查便利的管辖划分必要这两个基础性前提。尽管有学者指出了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侦查案件管辖范围的划分标准的不科学甚至有悖民主和平等价值，但却没有提出建设性的调整意见。同时，上述的观点或者将侦查权对监督权的支撑功能混同于侦查权的监督功能，或者将侦查功能与监督功能绝对地对立起来，没有从作为子功能系统的侦查权对整个检察权功能体系的贡献以及与诉讼监督功能和公诉功能之间的互惠性角度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进行反思与重构。

二、职务犯罪侦查权功能更新

关于检察权中侦查功能的更新问题，笔者的设计思路是：（1）以支撑诉讼监督功能为必要并保障支撑的充分有效；（2）对诉讼监督功能和一体化的公诉功能没有直接贡献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按照最有利于侦查的原则划归公安机关或监察机关；（3）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侦查权，对民事、行政公诉过程中发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或直接立案侦查或指挥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应对形势变化产生的新型犯罪，填补侦查权主体多元化可能造成的盲区。

（一）剥离与诉讼监督无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范围的规定》具体规定的职务犯罪大致有55种，即贪污贿赂犯罪12种，渎职犯罪34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利犯罪7种。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职务犯罪类型与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应当进行分离并归位。为此，笔者对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设计了以下分配方案：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应当归属公安机关统一侦查。理由是：（1）市场和社会对平等主体的要求，尤其是世贸规则无差别待遇的要求，排斥单纯以身份和财产所有权区分的法律适用不平等。试想，当相邻的两家国有和非国有银行发生同样的收银员侵吞存款或者信贷员收受贷款客户贿赂的案件，尽管最终判决结果从罪名和量刑上进行区别可以用侵犯的客体复杂性不同来解释，但在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我们凭什幺法理可以对其中属于“国有”的员工适用“12小时传唤”和“14天刑拘”，而对“非国有”的员工却适用“48小时留置”和“37天刑拘”？（2）公安机关的侦查力量与侦查水平在对付此类犯罪时存在比较优势，譬如专门设立了经侦大队。那幺，出于对担心破案能力的反对意见显然不攻自破。（3）除非全面推行“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否则以检察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根本无法对此类犯罪进行全面的有效打击。（4）断绝检察机关与企业等利益集团之间的权钱交易可能，将有助于保障检察权行使的公正性，有助于防范检察机关内部的腐败，进而有助于检察机关与检察官权威的重塑。尽管交给公安机关侦查同样存在这种可能，但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总比检察机关自我监督奏效得多。

2、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中行使司法权或行政执法权的公务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以及其它国家工作人员在协助上述人员行使司法权或行政执法权过程中实施的职务犯罪，仍由检察机关负责侦查。理由是：（1）上述侦查管辖范围与法律明确授权的诉讼监督对象范围一致，包括了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劳动教养机关和狭义的司法行政机关，并没有放弃法定的监督职责。（2）根据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结合《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有关内容，对行政执法机关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究等故意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行为中存在的职务犯罪进行查处，是对立案监督功能的必要和充分支撑。同时，也对民事、行政公诉功能提供了支持。（3）以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的职权主体身份和职权行为进行的双重管辖划分，突出了法治对司法、执法主体与从事其它公务的人员在职业操守要求上的区别。从人和事两方面，为检察机关全面正确履行对最具国家强制力和作为解决利益冲突最主要手段的司法权与行政执法权进行监督的基本使命提供了保障。（4）上述双重管辖划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一方面侦查对象所在单位相对固定，而司法和行政执法的职权范围也容易确定；另一方面，从刑法分则中的许多相关罪名本身就明确指向特定的司法和行政执法行为可以直接区别管辖，如不征、少征税款罪、枉法裁判罪等。（5）针对与诉讼监督权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将使得检察权中的监督功能与侦查功能实现最大程度的互惠，即从监督活动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通过职务犯罪侦查增强监督效力。（6）管辖案件各类在量上的减少将带来质上的提高，保证将有限的检察资源集中投入到应当且最适宜由检察机关承担的侦查任务中，强化侦查功能进而强化检察权的整体功能。

3、前两类以外的其它职务犯罪由监察机关进行侦查。理由是：（1）监察机关设立的目的和任务原本就是查纠公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具有廉政监督地位。（2）监察机关事实上参与甚至主持了一些重大复杂的职务犯罪，在能力与经验上可以胜任侦查职责。（3）监察机关身居政府之中，具备侦控以行政管理人员和行政管理行为为主要侦查对象的特定职务犯罪的信息优势。（4）将针对违法违纪的监察权升格为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与职务犯罪从违法违纪形态发展为犯罪形态的一般规律相符，打击与预防效果与检察机关负责侦查时相比将呈现增强趋势。（5）赋予监察机关一定范围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以取代“两规”，“两指”等政治手段，既可解决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又能促进法制化与民主化。

4、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上级监督机关进行侦查；监督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上级检察机关进行侦查。自然公正或正义要求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当然也不会允许自查自纠的侦查行为。

因此交叉侦查势在必行，但如果由同级之间互相侦查，或者有“官官相护”之嫌，或者有分庭对抗之忧。由高位阶的对方上级掌握制约机制也许是最佳选择。

5、检察机关在与公安机关、监察机关之间出现职务犯罪案件管辖纠纷时具有侦查优先权。因为侦查活动是诉讼活动的启动和起始阶段，而检察机关拥有诉讼监督权。但应当赋予公安机关和监督机关向上级检察机关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力。对于因为犯罪竞合、数罪或共同犯罪出现的共同管辖案件，检察机关立案后，认为由公安机关或监督机关侦查更适合的，可以移送管辖。

6、职务犯罪中单位犯罪的管辖参照上述划分。

原本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一分为三，不可避免将出现一些协调上的困难甚至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具体的问题有待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毕竟从理论上进行设计和论证的结果只能是“相对合理”。

（二）增补在诉讼监督过程中发现的妨害诉讼犯罪侦查权

基于健全和完善诉讼监督权功能的考虑，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不应局限于职务犯罪的范畴，应当包括对妨害诉讼活动的非职务犯罪。在增补侦查权之前，有必要借鉴一下国外关于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立法例。

在英国，检察机关仅行使部分刑事侦查权，即根据1987年的《严重欺诈局法》有权直接立案侦查涉嫌500万英镑以上的重大复杂欺诈案件。严重欺诈局设在检察机关内，有权要求任何与商业欺诈案件有关的公民或企业提供相关信息、文件和资料，也有权进入相关机构调查等。继英国之后，新西兰、挪威、乌干达、南非等国也仿效英国成立了由总检察长领导的严重欺诈局。在美国，检察机关直接进行侦查的案件主要包括：特别重大的贪污案、行贿受贿案、警察腐败案、白领犯罪、智能犯罪等。在日本，检察机关主要对部分经济与公司案件、严重偷税与漏税案件、公务人员贪污受贿案件进行侦查。一些高等检察厅还成立了“特别侦查部”，专门负责这类案件的侦查工作。在韩国，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犯罪案件，包括智力型犯罪、复杂犯罪和严重的犯罪，如政府官员（四级以上公务员）利用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犯罪、环境污染犯罪、有组织犯罪、偷税以及警察犯罪等。

联合国大会1990年批准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特别指出：“检察官应当适当注意对公务人员所犯罪行，特别是对贪污腐化、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人权、国际公认的其它罪行的，和依照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对这种罪行的调查。”可见，检察机关的直接侦查权以职务犯罪为主但并非只针对职务犯罪，也可以针对特定的犯罪类型，具体设定完全根据实际需要。

有鉴于此，根据诉讼监督功能的需要，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下列案件应当行使侦查权：

1、刑法分则中规定的妨害司法类罪划归检察机关管辖。有利于在监督司法权行使主体及其职权行为的基础上，对其它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经验表明，诉讼参与人的妨害司法行为往往与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相关联。在侦查其中一类犯罪的过程中可能发现重要的其它犯罪线索，对两类犯罪的侦查都有促进作用。如从伪证罪可能挖掘出法官、枉法裁判的职务犯罪。从法理上说，也只有通过对诉讼参与人的整体监督，才能将三大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落到实处，维护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

2、直接以司法人员或行政执法人员为犯罪对象的人身伤害及侵犯其它人身权利与民利的犯罪案件。因为对司法人员与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保护也是对司法和行政执法正常秩序的维护，是对诉讼民主、文明、公正的保障，与诉讼监督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时，也能从侦查过程中发现其它妨害司法的普通犯罪或职务犯罪线索。当然，如果确实与身份或职权无关，也可以交由公安机关侦查。如果被害人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为了回避应当交由公安机关侦查。

3、职业律师利用律师职便实施的犯罪案件。这与第一类妨害司法罪存在竞合，但律师利用职便实施的犯罪并不限于诉讼活动或司法活动。随着“法曹一元化”在我国的发展，尤其是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全面推行，律师将成为法官和检察官队伍中精英的主要人才资源。换句话说，律师作为司法工作者，其职务行为虽不属于公务，但与法官和检察官具有很大的接近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的职业操守对诉讼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对于律师在诉讼或非诉活动中的诈骗、敲诈勒索、受贿、侵占等犯罪行为，由负责诉讼监督的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有助于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和司法职业的廉洁与高尚。

（三）扩充机动侦查权

我国检察机关现有的机动侦查权同样受限于“身份”与“职权”。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它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经过以上的重组后，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应当作适当的调整和扩充：

1、在民事、行政公诉案件的调查、审查中发现的非属检察机关固定管辖的犯罪案件。如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豆腐渣”工程进行公诉时，直接侦查其中牵涉的非法招投标等犯罪。这样一来，有助于公诉权的统一行使。

2、新出现的犯罪类型。如针对足球“黑哨”事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解释以“公司、企业人员”批捕和。笔者认为从诉讼监督的角度考虑，检察机关对此类新概念犯罪自行侦查更为妥当。

3、基于回避的代位侦查。不宜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不限于职务犯罪案件）以及不宜由监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如公安机关领导的家属或子女的犯罪案件等。借此保障侦查程序的合法和结果的公正。如果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亲属实施的检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职务犯罪，同理应当由监察机关替代侦查。

4、基于不作为的代位侦查。立案监督中，对公安机关拒不说明不立案理由，或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后拒不立案，以及虽然立案但搁置不予侦查的案件，经向公安机关正式提出书面纠正违法意见并经上级检察机关向上级公安机关通报后，仍然不予立案或侦查的，经省级检察机关审批同意，取代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同样，针对监察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参照以上办法执行。

5、基于违法侦查的代位侦查。对于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侦查人员由于刑讯逼供、、枉法追诉、报复陷害等违法侦查行为构成职务犯罪的原案，即被违法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对原侦查结论予以撤销并自行组织重新侦查。

6、将原机动侦查的范围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缩小为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重新配置相协调。

参考文献

1、谢志强、王红兵：《机动侦查权浅议》，《检察日报》2002年4月12日。

2、夏邦《中国检察院体制应予取消》，《法学》1997年第7期。

3、田双鄂、余立进：《“国家工作人员”范围辨析》，《人民法院报》2002年5月7日。

4、对于现行检察权中以身份区别管辖权的平等价值判断，属于侦查权的微观功能研究范畴。前文引述的夏邦一文关于“遗毒”的指控，笔者认为应当一分为二地理解。指控看似代表了“从身份到契约”（〔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的前进方向，也可以用来批判亚里士多德“正义即不义，不义即正义”正义观，（亚氏的正义观不是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是不同的人应该享有不等的权利，是建立在不平等人生观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不正义基础上的正义。参见李龙主编，前引书，第44页）但由于忽视基于某些职权而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忽视对特殊犯罪区别侦查所体现的权责统一或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上的平等，忽视公务人员非职务犯罪的其它刑事犯罪与非公务人员适用同一侦查程序的事实和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构成对职务犯罪侦查权平等价值的完全否定，但却足以构成部分否定。因为它至少可以引发关于职务犯罪侦查中12小时最长连续传唤期限与其它犯罪侦查中48小时最长连续留置期限，以及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犯罪最长刑事拘留期限为37天而检察机关侦查的却只有14天的比较反思。

5、参见张雪妲，前引文，第153页。该文认为公安机难以胜任侦破“白领犯罪”对侦查人员谋略和技巧要求。

笔者认为，将国企人员和单位犯罪归属检察机关管辖，在检察经费依靠“皇粮”明显不足的现实条件下，已经成为了反功能，这可能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局承担的《检察机关经费保障机制研究》重点课题组调查研究显示：在检察系统开展教育整顿前的1997年，全系统经费支出85.57亿元中，各种形式的外单位赞助13.9亿元，在发案单位报销4.78亿元。参见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编：《检察理论研究成果荟萃》，第129页。在接受了这些维持检察机关“生计”的“杂粮”之后，检察机关能否保证铁面无私遭到了合理的怀疑，这也是启动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公正既需要高素质的检察队伍，也需要保障公正的外部环境，并非搞几次运动可以解决的问题。

6、参见梁国庆主编：《国际反贪污贿赂理论与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77页。

7、张培田：《检察制度本源刍探》，孙谦、刘立宪主编：《检察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页。

8、刘立宪、吴孟栓：《国际检察制度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分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9、刘兆兴：《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比较》，《外国法评译》1995年第3期；龙宗智：《论检察官侦查的特点和要求》，前引文，第456页。

第15篇

蒋世强检察官 法学本科，先后毕业于重庆市文理学院、西南政法大学。1978年参加工作，任中学教师；1987年调入重庆市永川新胜地区检察院工作，历任刑检科科长（批捕、合一）、法纪科长、职侦局长（反贪、反渎、控申、预防合一）等职务；2008年调重庆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工作，任检察员（高三级检察官）。期间，在职务犯罪侦查局工作长达15年之久，曾主办、参半过不少案件，并结合业务实践写下了500余万字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法学论文。如：《直接受理案件初查工作雏议》，被《中国刑事法》杂志刊用；《职务犯罪预防要实现四化》及《建立保外就医法律监督机制的实践探索》均被《人民检察》刊用，并获得优秀论文奖；《公诉案件证据标准及其运用》一文获第6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三等奖。

[核心提示] 针对当前金融领域内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线索发现难、调查取证难、案件定性难、结果处理难、赃款追缴难等现状，通过选择初查路径、灵活审讯技巧、突破侦点等侦查谋略的实施，提出侦查职能专业化、纵横机制专业化、情报获取专业化、侦查手段专业化、侦查队伍专业化等创新思路。

四、突破侦点――采用“五个结合”模式

（一）技术侦查与选定切入点相结合

近年来，金融系统贪贿犯罪案件的作案手段不断变化，多样化、边缘化、智能化等特点日益突出，案件突破难度越来越大，技术侦查无疑是应对当前复杂反腐败形势的有力手段。公安机关经过多年发展，通过通讯侦查、网络侦查等侦查手段的运用，已经形成了“现场提取物证、视频锁定轨迹、侦查逐个查证、物证认定犯罪”的疑难犯罪案件侦破模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并规定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要借鉴公安机关现有的技术平台为技术侦查服务，反贪侦查人员要熟悉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电子证据，提高在预审中运用以及转化这些证据的能力。尤其要注意在错综复杂的金融系统贪贿犯罪案情中找准突破口是案件侦破的前提。某检察院在侦办某分行副行长曹某受贿600万元案时，曹某自恃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对自己受贿问题查了多次都没有查实自己受贿的证据，自认为有一套反侦查伎俩，对受贿犯罪事实不予供述，使案件一时陷入僵局。对此，侦查人员及时转换侦查思路，依法与公安机关配合，采用技术侦查，找准突破案件的靶心，一举侦破曹某受贿600万元大案。

（二）情报信息与攻击心理相结合

从金融行业入手，收集行业数据，搭建金融、检察信息共享平台，为检察机关提供查询窗口，以便获取金融行业内部信息；尤其要建立检察机关和金融系统内部查询系统，但要设置必要的查询权限。在案件启动过程中，实行“协同上案机制”，强调技术、信息、情报三大专业手段的同步并行。重大的金融贪贿犯罪案件临时指挥部要由案侦指挥员、情报收集员、情报分析员和专案内勤组成。要运用情报信息获取的证据对金融系统贪贿犯罪嫌疑人进行攻心战，采取法、理并用，击垮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例如，某检察院在侦办某营业所主任刘某受贿窝案时，侦查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仍无突破性的进展。一天，侦查员突然秘密收到情报反映该案犯罪嫌疑人刘某的弟弟是受贿犯罪的共犯。根据掌握的情况，侦查人员得知刘某的弟弟虽然是本案受贿犯罪的共犯，但他伙同其兄作案的数额不大。如果攻下了其弟，对攻下刘某乃至全案至关重要。于是，检察院便以此为突破口，让其弟对刘某受贿的事实作了供述，为攻破刘某受贿犯罪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强制措施与拆散同盟相结合

查办金融系统贪贿犯罪案件是一个发现和证实犯罪的过程，各类证据的收集都围绕着一定的时空条件，一定的规律进行，适时采取强制措施对于突破案件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于重大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潜逃的案件，应大胆启动违法所得进行没收这一特别程序，但要把握这一程序启动过程中的证据标准。虽然这么做有一定的挑战性，但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打击金融贪贿犯罪，就必须大胆、适时启动这一程序。尤其是金融贪贿案件当事人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利益共同体，案发前后，当事人之间大多建立“同心同盟”进行反侦查活动，瓦解、拆散攻守同盟是攻破案件的关键。某检察院在侦办某分行副行长李某受贿窝案时，几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依照事前约定而对犯罪行为竭力回避，拒不交代，侦查人员利用犯罪嫌疑人分赃不均、截留赃款的矛盾，适度将信息泄露给嫌疑人，让其相互指证，并安排侦查人员对嫌疑人宣讲主动、自首等法律知识，使该案快速侦破，4名犯罪嫌疑人共同受贿80万元窝案得以侦破。

（四）全面控制与固定证据相结合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介入侦查阶段进一步强化，这就客观上要求侦查部门提高侦查水平，增强取证能力。侦查人员应充分利用嫌疑人被羁押后的第一次提讯，积极与看守所沟通，在遵守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的前提下，及时提讯嫌疑人，既充分利用难得的空隙时机继续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又能积极开展调查，不断充实与完善证据链条。另外，还要重视证人以及其他案件相关人的询问工作，强化询问的心理攻势，使证人充分、客观地作证。侦查部门要高度重视再生证据资料的收集、固定和运用，对于参与反侦查活动的人一般都可以作为新的证人。反应金融系统贪贿犯罪事实的痕迹、现场、证言等都应当查明，并以证据的形式固定下来。

（五）同步录音与类似借鉴相结合

在侦办金融系统贪贿犯罪案件中，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施情况纳入目前检察机关的考评体系中，出台科学、合理且具有良好导向作用的考评指标，发挥其积极引导作用，对在金融贪贿案件侦查过程中出现的不规则行为进行纠正。尝试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间接在场制度，讯问时，律师在讯问室的另外一间房观看经过消音处理的同步录音录像。讯问结束时，如果律师认为讯问符合同步录音录像相关规定的，应当在询问笔录上签字；如果不符合的，有权拒绝签字，并提出纠正意见，这在金融贪贿犯罪侦查中尤为重要。侦查实践中，一个部门内部管理和职能都有相似之处，金融贪贿犯罪行为与其他贪贿犯罪行为既有方法行为上的共性，又有方法行为上的个性，检察机关应重点从侦办金融系统成功案例中寻找相似点进行借鉴。例如，某检察院从外地侦办某营业所所长付某贪污案中受到启发，及时安排侦查员对该县金融系统的相关线索进行梳理，挖出县工商行一个营业所所长李某受贿犯罪线索。当对李某进行立案侦查时，李某十分强势，抗拒审讯。但事先侦查员就找关键证人证实了对其行贿30万元，李某帮助其贷款300万元的事实，并进行了同步录音录像，固定相关证据。李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供述了自己收受贿赂3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

五、创新侦查思路――实现“五个专业化”

（一）侦查职能专业化

检察机关应重新审视检察权的作用和范围，设置专业办理金融贪贿犯罪案件机构，专门办理金融系统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犯罪案件，进而打破现有依照案件类型以及诉讼环节进行职权划分的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模式，将金融职务犯罪侦查权扩充到对金融贪贿犯罪案件的侦查处理权。针对金融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巨额财产不明案等罪案，制定《办案风险预警评估办法》等专业化办案规范，细化流程、节点控制，加强对金融系统贪贿案件质量和效率的管控，打造金融系统贪贿精品案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查办金融贪贿案件的专业优势。加强与金融机构纪检监察部门的联系和协作，形成协同作战的整体合力，突出打击金融系统贪污贿赂犯罪侦查职能专业化。

（二）纵横机制专业化

健全检法两家办理金融贪贿犯罪案件信息互通机制以及资源共享机制的建设，与法院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金融贪贿犯罪案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及时统一执法尺度，完善纵横信息联动机制，对金融贪贿案件侦查、审理中发现的类型性、苗头性案件及时进行研究，以达成共识。尤其要对金融贪贿犯罪的信息资料予以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典型金融贪贿案件，及时掌握金融贪贿犯罪基本动态，了解金融贪贿犯罪的手段、方法、特点及趋势，查找管理漏洞，解决打击金融系统贪贿犯罪的法律难点，对犯罪规律、法律适用、立案条件、证据标准等问题进行调研，用以指导侦查实践。建立检察巡视制度和检察辅导制度，将办理金融贪贿犯罪的侦查员派驻金融机构，以及时发现金融贪贿犯罪线索，并对金融贪贿犯罪侦查机构报告金融贪贿犯罪案件的信息予以监督和指导。加强检察机关与金融管理机构的联系，建立联系合作制度，使金融管理机构能向检察机关及时通报金融贪贿犯罪线索，向金融监管机构提示相应的金融风险，突出侦办金融贪贿案件纵横机制建设专业化。

（三）情报获取专业化

金融贪贿案件的智能化、网络化、虚拟化特点决定了对金融贪贿犯罪的治理需要有更为及时、丰富的信息来源。检察机关应加强专业化的金融情报机构的建设，由专业化的人才组成，负责金融情报的收集、保存、整理、分析、移交，专门服务于金融贪贿犯罪侦查。将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执法部门与检察机关的数据库进行联网，达成信息共享和交流，为金融贪贿案件的侦查提供线索。只有在充足的信息支持下，金融贪贿犯罪侦查机构才能及时发现和掌握金融贪贿犯罪的相关线索，重点打击金融贪贿犯罪，突出侦办金融贪贿犯罪情报机构专业化。

（四）侦查手段专业化

通过专业的制度设计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优化配置，使职务犯罪侦查权能在侦办金融贪贿案件中实行专业化分工，充分发挥其在惩治金融贪贿犯罪以及参与金融市场综合治理中的能动作用。通过“由上级院统一组织部署，调集一定数量的侦查力量，集中进行攻坚战；由上级院派出业务骨干，带领下级侦查人员办案；由上级院将本院管辖的案件交下级院侦查；由上级院认为有必要将下级院正在侦办的案件提到本院办理；由上级院指定下级院办理其他院管辖的案件”等侦查策略的实施，结合惩治金融贪贿犯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调整金融贪贿犯罪侦查工作思路，提升金融贪贿犯罪侦查水平，完善金融贪贿犯罪侦查机制，实现金融贪贿犯罪侦查精细化，使金融贪贿犯罪侦查工作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突出侦办金融贪贿犯罪侦查手段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