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职务犯罪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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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 预防机制 诉讼法修改
一、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的概念、内容及目标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制，是指检察机关依据职务犯罪预防理论和实践，采取各种有效的预防措施，限制、消除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原因与条件，以达到防止、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发生的工作运行机制。其本质是检察机关对公权力的运行予以监督，以确保公权力在法定范围内有序运行。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惩戒机制，即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通过查办职务犯罪案件，防止犯罪分子重新犯罪或继续犯罪并对潜在犯罪人员形成威慑力，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二是防范机制，即检察机关预防部门通过检察建议、预防咨询、警示教育、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等途径，促进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三是保障机制，即通过遏制司法公权力的滥用、完善配套制度以及其他方式来保障职务犯罪预防机制有效运行。
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的现状
（一）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我国法律体系中有关职务犯罪预防方面的规定很少，最高人民检察院虽然制定了《关于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意见》和《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但是该规则和意见仅是内部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层级较低，可操作性不强。同时，关于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仍缺乏法律依据，虽然《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对预防检察建议的内容及提出建议的情形进行了规定，但对于其法律效力以及如何实施仍未进行详细规定。而新刑事诉讼法也依然没有给职务犯罪预防一个清晰的定位。法律依据的缺乏给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深入开展带来很多障碍。
（二）配套制度不完善，职务犯罪预防效果低
关于职务犯罪预防的现行制度有财产申报制度、出入境管理制度、官员重大行为报告制度等，但是这些制度一方面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不属于强制性规范，在现实中得不到有效执行，预防效果甚微。
例如，“我国目前关于财产申报的现行文件是2010年公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2001年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这些文件属于党纪政纪，并未制度化和法律化，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并且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流于形式，并没有真正发挥预防效果。
（三）检察机关与其他监督主体之间缺乏统一的联动机制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专业性和复杂性需要当地党政部门和重点行业领域主管机关的重视与支持及相关主体的密切配合。现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主体主要有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审计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现实中，地方党政部门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工作繁忙及专业性的缺乏，往往通过简单转发上级文件的形式开展预防工作，领导作用不突出。同时，预防主体之间在预防工作中并未形成统一的联动机制，未划分各自的权限职责，常出现同一项预防工程可能几个主体同时跟进或者没有任何机关跟进的现象，导致预防工作出现重复或者空白。
三、两大诉讼法修改给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带来的机遇
（一）职务犯罪预防“惩戒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一是加强了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时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为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是加大了职务犯罪的处罚力度。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在加重职务犯罪处罚方面作出了新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这一规定加大了对职务犯罪的处罚力度，在挽回国家损失的同时，有效遏制了职务犯罪的蔓延，体现职务犯罪预防功能。
三是提高了及时查处职务犯罪的能力。“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进一步明确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规定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监视居住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这些规定对促进检察机关及时发现职务犯罪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提高及时查处犯罪的能力来促进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性，既是当前预防职务犯罪的必然路径选择，也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融入惩防腐败大格局的重要方式。”
（二）职务犯罪预防“防范机制”运行范围扩展
新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新法的“民事诉讼”取代了旧法的“民事审判活动”，这将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由原来的民事审判活动扩展到了整个民事诉讼全过程。检察机关监督范围的扩展意味着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能得到强化，这为检察机关进一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扩展了领域。另外，新民事诉讼法还从以下三个方面扩展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一是增加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二是增加了对调解书的检察监督；三是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检察监督范围。
四、检察机关完善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的对策
（一）完善法律，加强配套制度建设
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明确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权，对检察建议的效力和实施进行具体规定，为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供明确法律依据。“建议在《中毕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权，同时说明检察机关和其他职务犯罪预防机关之间的关系，为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给予明确的指引。”
二是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出台《财产公示法》，建立健全财产申报法律制度，制定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准则。例如美国“1989年《道德改革法》，该法对财产申报问题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堪称财产申报立法的典范。”“新加坡在1960年颁布了《防止贪污法》、1988年制定了《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及《公务员惩戒规则》和《公务员指导手册》等一系列规定，严格财产申报制度、严格官员行为准则，加强对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的廉政监督，限制政府公务员的贪污贿赂现象。”
（二）建立联动机制，形成预防合力
检察机关应加强与区纪委以及审计部门、监察部门的合作，建立统一的联动机制，以专门文件的形式明确各自的职责和分工，使各个部门之间有效发挥各自职能，通过各个主体之间的配合，形成预防合力。同时，可以与金融、工商、税务建立职务犯罪预防的联动协调机制。
（三）多措并举，完善职务犯罪防范机制
一是加强预防人才队伍建设。强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人员的培训和学习，提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可以建立专家库，聘请质量、技术监管行业的专家学者为某些预防项目提供咨询意见，向相关部门、企业及时发出职务犯罪预警信号，并逐步实现专家资源在相邻地区的共享。
二是加强硬件配套设施建设。建立警示教育基地，打造预防职务犯罪网络信息平台，可以借助互联网并充分运用动漫视频、微博、电子杂志等多种表现形式进行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的宣传，提高宣传效果。
第2篇
论文关键词 涉外职务犯罪 预防 合作
近年来,涉外职务犯罪日益猖獗,其中主要表现为国内腐败分子通过在国外、境外进行洗钱活动,将大量贪污贿赂的资金外移,腐败分子纷纷外逃以及在对外贸易交往中与不发外商勾结,损公肥私,进行跨国或跨境职务犯罪等形式。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11年这十年间,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开展追逃行动中,共捕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21533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814多亿元(以上数据是笔者根据2002-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其中2004年的追回直接经济损失的数据是根据2006年工作报告中“追缴赃款赃物和非法所得计74亿多元,比上年上升62.9%”计算得出45.4亿元。2003年、2006年以及2008年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因报告中没有公布,故笔者此处的814亿元不包括上述年限的数据在内)。这些被抓捕的潜逃的人大多是逃往香港、澳门或其他国家、地区的涉外职务犯罪的犯罪人。事实上,这类涉外职务犯罪人的总数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已被抓捕归案的人数和追回的损失,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涉外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转移腐败资金等活动十分猖獗。
我国涉外职务犯罪的成因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宏观层面上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和规范上的缺失,也有微观层面上相关国家公职人员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个人私欲的膨胀和约束力的最终丧失。因此,科学地预防涉外职务犯罪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构筑科学的预防涉外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
(一)建立专门机关和有关部门预防的联动的工作机制
涉外职务犯罪是一种复杂的具有极高隐蔽性的犯罪,因此,对其进行预防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的专业预防,也需要各单位、各行业的积极配合,建立起广泛的共同预防的防线。
第一,各机关应根据当前涉外职务犯罪的演变规律、分布区位,制定出本机关预防工作的重点和具体实施的预防计划。尤其是针对多发性涉外职务犯罪的机关或部门,专门机关可以有针对地制定出科学预防的具体建议书,供这些机关或部门参考。
第二,各有关机关或部门应结合本机关或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可行的预防规章和制度,且将预防工作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去。专门机关尤其是检察院应该对各有关机关或部门的预防工作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督促其认真履行预防工作,发现存在问题的,应责令其及时解决。
第三,专门机关可以结合近期涉外职务犯罪的情况,与有关部门或机关共同开展个案预防、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工作;并应将近期案发的涉外职务犯罪情况,包括犯罪动机、犯罪手段、实施行为等内容及时向有关机关或部门通报。
总之,建立起专门机关和有关部门之间的预防的联动的工作机制,应当在各自有着明确的分工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能动作用,同时在资源上、信息上进行交换,彼此相互促进、相互监督、相互补充,构筑起预防涉外职务犯罪的城墙。
(二)建立与境外专门机关的互动的工作机制
在预防涉外职务犯罪中,建立起我国与国外货境外专门机关之间的互惠的工作机制对开展工作有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其一,加强彼此之间预防涉外职务犯罪的工作经验交流。目前各国都在积极地探索防止职务犯罪的新举措,因此加强交流可以不断地吸收国外或境外成功的经验,并真正地把借鉴的国外境外的经验落到实处。了解和掌握别的地区或国家的新举措也可帮助我国根据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实际状况进一步明确我国预防的重点环节和工作的难点,调整相应的措施。
其二,建立我国与国外货境外预防涉外职务犯罪的有关监督、管理等互惠互利的工作机制。我国可以与经贸交往比较频繁、人口流动比较大的地区或国家建立起互惠性的便利的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利于及时地了解本国职务人员的财务或动向等相关信息,并能及时开展监督工作,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加强预防涉外职务犯罪的领导机构建设和相关专业人员的培养
由于涉外职务犯罪涉及境外或国外,预防起来比一般的职务犯罪要复杂得多,因此,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领导机构。目前,我国预防涉外职务犯罪尚未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在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组织形式:党委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委员会(小组)、“联席会议”制度以及“定点联系”制度。
笔者以为,在我国的社会制度下,职务犯罪的预防领导组织形式应该在全国各地区设立类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小组的常设机构,由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担任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的组长,政法委书记、纪检书记、检察长为副组长,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其下设立办公室,与检察机关内部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联合办公。这样的组织形式,使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拥有充分的组织保障。此外,领导机关还可以根据各地区涉外职务犯罪的情况,采取联席会议制度、联系点制度等形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有针对性的涉外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二、加强涉外职务犯罪惩治的国际形式合作
加强国际形式合作,是惩治涉外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也是有效预防涉外职务犯罪总体规划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具体而言,加强涉外职务犯罪惩治的国际刑事合作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拓展国际惩治涉外职务犯罪形式合作的途径
根据国际上惩治腐败刑事合作的经验和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实践,反腐败的国际刑事合作主要有以下四种途径:
一是缔结国际公约。为加强对国际性腐败犯罪的打击,2000年11月15日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在公约第8条腐败行为的形式定罪和第9条反腐败措施中对于腐败犯罪和国际刑事合作等问题作了较为具体规定。
二是缔结双边合约。从我国的实际上看,通过双边条约开展惩治腐败的国际合作是一种主要途径。目前,我国已经和加拿大、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
三是加入国际刑警组织。1984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国际刑警组织专门从事跨政府的活动,并享有跨政府机构的权力。近年来,国际刑警组织在惩治涉外腐败犯罪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是运用外交手段。在没有国际公约或没有缔结双边条约等途径进行刑事合作的情形下,我国通常由被请求方宣布将逃犯驱逐出境或将罪犯移送给第三国,并通过适当的安排,由被请求国或第三国交给被请求方处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对国际刑事合作持一种比较冷淡的态度,导致目前同我国签订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家相对较少,特别是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通过法律渠道加强国际刑事合作的脚步”。因此,针对我国涉外职务犯罪日益猖獗的态势,我国应当转变观念,积极拓展国际刑事合作的途径,以适应时展的需要。
(二)丰富国际惩治涉外职务犯罪刑事合作的内容
惩治涉外职务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要通过具体的内容才能实现。目前,国际反腐败形势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引渡。引渡是现代刑事司法过程中惩治逃往其他主权国家的犯罪者的行之有效的手段。目前,我国与泰国、白俄罗斯、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此外我国还参加了载有印度条款的国际条约。但我国在实践中往往把引渡作为借以实现“国际礼让”的手段,而并不真正将其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部分以及在国际社会中必不可少的法律合作形式。
其二,刑事诉讼移管。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缔结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已出现刑事诉讼移管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39条规定表明,对于我国公民在土耳其境内所犯的罪行,只要土方提出移管刑事诉讼的请求,并符合移管的条件,我国就有义务对有关犯罪事实管辖。可见,我国是承认刑事诉讼移管这一司法协助形式的。
其三,采取刑事侦查措施和移交赃款赃物。当前,在我国与蒙古、波兰、古巴等国的司法协助条约中,代为调查取证的内容包括询问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鉴定人,进行鉴定、司法勘验以及其他与调查取证有关的诉讼行为;在我国与土耳其、罗马尼亚等国的司法协助条约中还规定了用搜查方式进行的调查取证。在移交赃款赃物方面,我国与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司法协助条约中规定,缔结一方根据缔约另一方的请求,将在其境内发现的、罪犯在缔结另一方境内犯罪时获得的赃款、赃物移交给缔约另一方。
其四,送达刑事诉讼文书。代为送达刑事诉讼文书是国际社会开展司法合作与协助中最古老、最基本的形式之一。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条约中,都有送达刑事诉讼文书的内容。
第3篇
论文摘要 结合我省近年来对职务犯罪的立案查处情况来看，刑罚执行和羁押监管场所领域也是腐败易发多发领域之一，其中看守所作为重要的司法行政机关，不但承担着羁押监管任务，同时对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看守所职务犯罪的危害巨大，引起社会舆论关注，损害司法机关执法形象。因此加强对看守所职务犯罪的研究和预防显得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 看守所 职务犯罪 预防措施
据我省检察院监所部门的数据统计，目前对全省监管场所职务犯罪已立案侦查16件18人，与去年同期相比，立案件数和人数均有一定下降。从发案部门看，监狱系统7件8人，看守所系统9件9人，劳教系统1件1人；从犯罪类型看，涉嫌受贿罪9件9人，涉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3件3人，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罪1件3人，涉嫌行贿罪2件2人，涉嫌虐待被监管人罪1件1人。其中看守所作为重要的司法行政机关，不但承担着羁押监管任务，同时对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看守所职务犯罪危害巨大，引起社会舆论关注，损害司法机关执法形象。因此加强对看守所职务犯罪的调研和预防显得尤为重要。
一、看守所职务犯罪的特点
职务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特殊类型，具有犯罪的基本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而看守所职务犯罪主要指在看守所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违反国家的刑事司法权和治安行政管理权进行的犯罪活动，其作为职务犯罪的一种微观表现形式，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犯罪主体的特定性
在我国，看守所职务犯罪主要指公安局下辖看守所人民警察的犯罪行为。通过大量看守所职务犯罪的案件查处，可以发现看守所职务犯罪的与看守所民警的监管身份密切相关，正是由于犯罪人具有警察身份，其犯罪表现出明显的身份特征，作为看守所监管民警，其特殊身份使其从事犯罪有明显的职业化倾向。因此，在研究看守所犯罪问题时，要从治理的实质内涵出发，从整个民警队伍，改变民警形象的角度看，注重警察违法犯罪的职务化倾向则显得尤为重要。
（二）犯罪形式具有隐蔽性
看守所职务犯罪是在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过程中的执法活动中发生的，看守所本身是一个壁垒森严，对外界曝光的几率非常的小，不利于为外界监督，看守所的这一封闭性特点决定了看守所职务犯罪不易被人们所察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另一方面犯罪的客体具有的多重性，如虐待在押人员罪，客体是羁押的在押人员，侵犯的是其人身权利，在押人员是在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拘留过程，无法立刻向外界举报，也有的害怕由于打击报复，无法举证。
（三）罪案侦破的难度大
由于看守所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行为人作为公安民警长期在一线从事监管工作，部分看守所民警从事狱政等工作，对案件的侦破及查处方式极为熟悉，常常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其次由于监管场所的封闭性，其犯罪手段狡猾，隐蔽性强，因此看守所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常常极其困难。实践中查处看守所民警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都将面临着很大压力，这里有亲朋故友的请托说情，有上级领导的命令干预，甚至有来自公安机关内部的不和谐的声音。
二、看守所监管民警职务犯罪的成因
（一）从主观上看，价值观错位，执法观念淡漠
一方面，价值观错位是造成看守所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逐步蔓延，部分监管民警责任意识缺失，个人修养不足，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以至于把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在私欲促使下，一步一步滑向犯罪的泥潭。另一方面，监管民警长期与各种违法犯罪分子接触，接触的阴暗面多，本身就容易被感染，由于部分监管民警忽略思想政治的学习，法治观念和人权保障理念缺失，思想上一旦动摇，未能分清界线，当遇到拉拢腐蚀，往往就顶不住利诱，拉不开情面，把手中的权利想象为个人的私权利，自由放任而无视权力的责任和义务，滥用手中的权力，将其视为进行权钱交易、人情交易的筹码，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二）从客观上看，法律规定缺失，执法监督乏力
一方面，监督法律依据不充分，检察监督权的实现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8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和《看守所条例》第8条是目前人民检察院对看守所监管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主要依据，从立法层面看，目前对看守所监督检察缺乏具体、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增加了监督困难，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实效。另一方面，虽然《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19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有违法情况时，应当通知主管机关予以纠正。根据上述规定， 检察机关发现看守所存在违法行为时， 可以通过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方式，要求有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人员纠正其职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但是，由于《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既没有规定被监督机关根据人民检察院纠正违法通知书的要求纠正违法的义务，也没有规定被监督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纠正违法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是否被采纳完全取决于被纠正单位的认识态度，致使实践中被监督机关藐视或者无视检察机关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检察监督的权威和驻所检察人员监督的积极性。
三、看守所监管民警职务犯罪的预防措施
（一）加强思想教育，牢固树立思想道德防线，从源头上做好看守所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加强对监管民警的思想教育，开展廉政教育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警示教育等等，使每个监管民警都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牢固地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在严格教育，管理队伍的同时要敢于正视队伍中出现的违法违纪现象，要敢于严肃处理，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树立执法严明的威信。
（二）加强所务公开，建立监督制约机制
一方面，在监管场所内部建立健全一个整套执法监督制约机制，使看守所在收押、羁押、会见、出所等各个环节的监管活动都得到有效的制约监督，使看守所执法权力运行始终处于规范有序的良性循环之中，有效防止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看守所要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在押人员及其家属等来自外部的广泛监督。主动增强监室管理和刑罚执行活动各个环节的透明度，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监督，可借助网络平台，加大公开力度，改变看守所封闭保守的形象，从而使监管改造工作、生产经营活动和队伍管理更加规范，增强纪律性，减少随意性，从而防范了看守所民警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以实际行动增强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
（三）尽快修订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监管执法行为
法治和人权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现行的宪法、法律和监管工作制度，对看守所的执法管理和在押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只有一些零散的、不完整的规定，而没有系统、明确的立法。建议尽快修订有关法律法规，特别是1990年颁布实施、已不适应当前人权保障形势和监管工作实际的《看守所条例》，尽快出台《看守所法》，确立看守所应有的法律地位，为建立在押人员人权保障机制提供可供遵循的法律依据，使看守所民警依法履行羁押监管职责，不给监管民警中的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四）加强法律监督，强化办案意识，加大看守所职务犯罪打击力度
一方面，在坚持派驻看守所检察室，驻所检察官深入监所一线检察的同时，进一步通过严厉查处职务犯罪案件，形成威慑效应，强化职务犯罪预防效果。从2008年起我院已连续三年查办看守所民警职务犯罪案件，通过案件的查办，对所内监管民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和警示教育作用，极大提高了检察机关的监管成效。因此预防看守所民警职务犯罪必须以查处为前提，查处职务犯罪本身是最有效的预防，是预防措施中的重要手段。
（五）与看守所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联系制度
检察机关通过办案深入调查研究，清楚找准监管场所职务犯罪的易发、多发环节，摸清犯罪的规律、特点，以此为契机与看守所建立有效的预防工作联系制度，与看守所共同制定关于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施方案，通过联席会加强检察院与看守所信息的沟通与协调，及时与看守所交流有关查办和预防看守所职务犯罪方面的信息，提供看守所职务犯罪的重要环节和重要部位方面的实例资料，及时发现看守所职务犯罪倾向性和苗头性问题，双方应发挥各自的业务优势，共同分析看守所在制度管理，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存在的漏洞，深入研究看守所职务犯罪的根本症结，提出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的治本性措施和对策，解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的盲点，弱点和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个案的预防工作，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帮助监管场所整章建制、堵塞漏洞，从而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