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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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隋唐古典文献 编纂 分类思想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3.179

1 隋唐时期典籍的特征

典籍，是我国古代时期一种书籍的记录形式，从意义上来讲，是我国古代古典文献的典藏方式之一，用其特殊的方法将数据、文字、传记等资料进行整理，有一部分类书的影子，却与我们众所周知的类书有着质的区分，这种区分体现在意义上，类书是工具书的一种，它从记载到整理其文化价值高于艺术价值，而典籍在艺术价值的层面上来看，其精确的记录、详实的分类、时代性的文化特征震撼着每一个学者。

学者普遍认为，我国隋唐时期的典籍应该具有一些类书的性质，既功能性较强，以纂辑文献中的知识为核心，典籍中的类目，就是所载知识的性质及范围的代表，类目本身具有成熟的检索功能，其编纂目的也十分明确，礼官在方便查阅和征引由文献材料所承载的各种专门的知识，因而典籍具有文献工具书的性质。典籍文献的编纂过程之严谨很难为现在的人所想象，其主要内容是对文献中有关资料进行重新离析、整理和排纂的过程，典籍并非个人专著，因此具有“古籍整理著作”的性质[1]。隋唐时期的典籍编纂，在现代的文明看来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的确，隋唐时期的文化纷繁多样，这个时期的典籍著作更是让今天的学者汗颜，其艺术性体现在现实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融合，不是简单的资料统计，也不是由个人对一些文化现象的见解和记录，是一大批文化官员根据详实的实际材料进行加工，流传给后世的文献典籍。这可以看作是类书最根本的性质。比如隋唐五代时期的密宗研究，多是以敦煌文献为中心，像流传至今的《摩登伽经》、《灌顶经》等，佛教的研究都是以敦煌所出的遗书为依据。

2 隋唐时期典籍的起源及编纂

任何成熟的、新兴的文献编纂形式的出现都有一定的渊源，文字的出现是文献产生的前提条件，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和商周时期，古典文献学的历史也开始于这一时期，大量的古典文献被记录下来，比《如坟》、《五典》、《八索》、《久丘》等，都是是传说中最古老的典籍，《易经》、《诗经》、《尚书》这类则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传世文献，我国的商代和西周时期，文献典籍的保存，多是集中在官府，官府中有专门的官吏掌管，我国上古时期史官文化相当发达，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力的强盛，对古典文献的搜集，整理，保存和流产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关于典籍的起源，有学者主张，是由战国时期的杂家所创，也有人主张，是以《尔雅》为始，开创了我国的典籍文明。

通过笔者的调研，可以推理出我国典籍的创始阶段，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我国的典籍文化，有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是官府修书，并借此一统天下文化，我们从史志所存的典籍来看，可以做出以下推断，这个时期我国还没有出现私修典籍的风尚[2]。没有印刷之术的时代，民间组织没有财力及人力来解决摘抄问题，在这种落后的条件下，也只有官府，才能充分利用卷数浩大的官方藏书。其次就是这个时候编纂目的非常单一，编纂目的主要为了服务皇室，我们从很多典籍的书名便可看出，比如《皇览》、《修文殿御览》等，“究兰台之籍，穷策府之文，以为观书贵博，博而贵要，省日兼功，期于易简。”是那时文献的真实写照。最后，是编纂思想上来讲，典籍的编纂都非相对独立的，有史为证，《文史通义》卷五《答客论》认为，“比类相从，原非著作”，典籍家是“书簏”，他们在编纂典籍时“采事而忘意”。官府在典籍的目录文献著上还没有单独成类，在文献类的图书出现在市面后，传统的分类法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局限性。

3 典籍的收录思想简述

笔者从众多的典籍研究论文、研究著作来进行了总结，隋唐时期关于文献典籍的学术研究，虽然都涉及到了有关典籍的分类思想，但是，典籍的分类思想究竟是什么，一般的文献研究都没有明确所指。众所周知，概念是研究的先导，研究对象的分类如果不确定，即使文献研究的成果颇有见地，也会有失不足之处。因此，在研究隋唐时期典籍文化之前，我们需要大量详实的资料作为储备，将所研究的文献进行有效分类、整理。我们从研究对象来看，典籍的一般分类思想即典籍的立类思想，也就是编纂者最初制定的指导思想。典籍立类的主观性受作者的影响极强，所以其文化价值取向较为真实，对文献的研究指导性较强。典籍的分类思想，从整体性上来看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典籍的立类思想，即文化取舍、章节安排所表现出的思想；第二则是隋唐时期的典籍反映了那时的文化，是文化载体的文字型记载，是精神资源的体现。

4 隋唐时期典籍的流传意义

我国的古典文献学发展至今，历史悠久而漫长，学者为了更好的把握古典文献学的发展的历程，一般要对之进行一个历史阶段的划分，每个时代古典文献的形式都不一样，如果我们参照相近的学科的历史分期法，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启发，即古典文献中蕴含的教育作用，关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整体性和时代性的把握，反应了学术研究的多元化及区域差异性，不论现在如何去把握其时代性，都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整体风貌及其演变的趋势和特征。隋唐类书的典籍体系及其分类思想，具有时代性及延展性，随着文化长河的源远流长、随着人们对古典文献认识的不断深化理解，相信我们在典籍的研究实践中，一定可以开发新的未知内容、给学术界注入新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商务印书馆.

第2篇

[关键词]隋唐佛教；兴盛；原因；表现；交融

佛教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宗教势力深入民间，隋唐时期佛教在此前传播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大步，使中国佛教于此时达到兴盛的极点，“隋唐两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期间虽然也有过战乱和动荡，但总的来看国力强盛、文化昌明、人民富裕、社会安定，与这种情况相适应，中国佛教在历经汉朝以来几百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也终于登上了它的辉煌的颠覆，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盛况。”[1]佛教逐渐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融合，成为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隋唐佛教兴盛原因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鼎盛的时代，也是中国佛教大发展的繁荣时期，其影响广泛而深入，不仅对中国本土的各个阶层，而且对当时的日本、越南等地也产生深远影响。纵观历史，隋唐时期佛教兴盛主要原因是：

首先，隋唐时期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之前魏晋南北朝的特殊环境已经为佛教后来的大发展提供了温床，奠定了其稳固的基础，赢得了人心；除此之外，隋唐国家的统一强盛又为其繁荣提供了保证，“从社会背景方面看，隋唐王朝都是高度统一的封建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为佛教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2]这就为佛教快速发展提供了必需的政治条件、物质基础和文化支撑。其次，隋唐帝王对佛教的扶植利用。如隋文帝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宣讲佛教义理等；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思想文化大都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对佛教也多采取扶持和利用，如唐宪宗可谓是唐代崇佛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其亲自下诏在法门寺迎接佛骨到长安，当时的景象难以忘怀，“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3]顿时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崇佛热潮，由于帝王的支持使得隋唐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再有，佛教中国化，能很好与本土文化融合。一方面佛教在其基本的教义基础之上吸收儒学纲常伦理、玄学的义理等成分为我所用，形成精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义，更为深刻的吸引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另一方面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观念几乎不会破产，紧紧抓住世俗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殷切的期盼、深邃的寄托，使民众对此产生依赖、深信不疑。

二、隋唐佛教兴盛特点及成就表现

隋唐时期佛教发展进入一个创造与繁荣的阶段，此时无论是译经、小说、造像、艺术等都非常丰富，主要特点及成就表现如下：

（一）南北佛学统一。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状态，南北佛学差异较大。到隋唐时期，国家由分而合，佛学也随之渐趋统一，于是，“颇斥南北，禅义均弘”成为佛学各宗派的共同特点。如华严宗的根本理论是“一真法界”，可其法界却是禅法；天台宗理论非常精密，但它原本是讲究坐禅的一派等等都是此类表现，著名佛学家汤用彤先生曾把总结为统一性、国际性、自主性、系统性。[4]

（二）中国化佛教宗派形成及佛学国际中心地位确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的日益深入，佛教内部逐渐产生不少流派，到隋唐时期，则出现宗派之分，即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和三阶教，其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规范制度和独特教义，最终形成了中国式佛教，此时的高僧如玄奘等已经多是中国人而非南北朝时期的印度人；禅宗宗奉的《坛经》是中国人自创的，其与民间信仰相互融合、渗透，特色显著。隋唐两朝都曾设置译馆专事翻译，数量颇多，随着佛教典籍的大量翻译和佛教的中国化，中国逐渐取代印度，成为世界佛教传播的中心。外国人学佛求法往往径直来华，而且许多来自日本、新罗、高丽等国的僧人在中国学习佛法并将它们又带回国内。这一时期我国僧人开始向外传播佛教，如鉴真大师就前往日本弘法，这也是佛学在这一时期国际中心地位的体现。

（三）佛寺迅速发展和佛教信仰者范围扩展。这一时期佛教寺院的建造、分布几乎与佛教的发展是一致的，隋唐时代的佛寺不仅有宗教属性的一面，更具有政治、社会和文化属性，而且势力扩张很快。隋禅定寺、延兴寺等都很有名；唐代佛寺数量更多，有的建造更为奢华，如唐代长安大慈恩寺“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床褥器物，备皆盈满”[5]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数量很多，“史书记载，隋代二君37年，全国共有佛教寺院3985所。有唐一代，太宗时有寺3716所，高宗时有寺4000余所，玄宗时有寺5358所，武宗时有寺4600所，这还不算民间大大小小的招提、兰若。”[6]与此同时，佛教信仰者不断扩展，这一时期的佛徒很普遍，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很多帝王如高宗、武后等都大肆兴佛崇佛，如唐太宗对玄奘大力推崇，尤其玄奘取经归来后更是热情款待，专门为其修建寺院，很多官员看到这种形式也积极效仿，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快速发展；文人士大夫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与佛教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中也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如果将唐宋家放入当世的历史背景中，充分考虑唐宋士人不管是崇佛还是排佛，无一不出入于佛老的现实，则接受佛教的影响是必然的事。柳宗元、王安石之喜佛，三苏以佛老为阪依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人类性格的复杂性，以及佛教已发展到完全融入本土文化的阶段诸因素，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回避的。以上述辟佛坚定若韩、欧、曾者，也难免有大量与佛教接触的行为和言辞。”[7]上层人士与佛教有着这样微妙的关系，下层群众就更直接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和践行者，还有祈福消灾、求子生子、脱离险境等等一切关乎老百姓的事都有佛教的影响。

（四）佛教与社会生活。佛教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影响着人们的言谈举止、风俗习惯等各方面，隋唐社会的民风民俗里面都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子。其一，随着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进程的逐渐完成，佛教的一些节日和中国原来固有的传统节令结合，深入到民间。如佛教节日盂兰盆节是每年七月十五日供养佛祖、超度祖先的法事节日，其与“孝悌为本”的儒家伦理契合，被演化为世俗佛教信徒在这一天向佛教寺院供奉各种食品的节庆活动；其二，佛教对民间的丧葬习俗影响也较为突出。这一时期，一般都有佛教寺院的僧人参加葬礼，有时还借用佛教寺院的场地为死者做法事，以此求得来世的好报；其三，佛教逐渐成为一个公共场所，与民众的闲暇生活联系紧密。在寺院举行的有各种节日活动，也有世俗的约会与聚会，佛教对此包括旅游玩赏、文化娱乐等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隋唐时期，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佛教寺院一般都有很多房舍。他们经常收容过往的旅客在寺中留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旅馆的职能。尤其是到了唐代，俗人寄寺已经成为比较常见的现象。”[8]其四，佛教一些民间活动体现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佛教一些思想在今天看来是一种自利利他的思想，这就会在客观上做出有利于社会公德的事情，如“唐玄宗开元年间，五台山清凉寺专门设‘粥院’，供养各地来的游方僧，同时也周济贫民。”[9]佛教寺院及其僧尼救助济贫、施医治病和养护放生的理念与实践，对于当时的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除了上述，唐代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在文学艺术、天文历法、雕版印刷术以及教育领域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佛教在唐代达到了其发展的一个顶峰，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传入中国之时就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既斗争又融合，到了隋唐时代，这种磨合进入了新阶段，加之其自身不断的中国化，其教义和社会活动都能贴近当时各阶层的需要，其备受封建统治者的礼遇扶持以及士人和民众的喜爱，成为隋唐帝王进行有效统治的手段，也因此其在中国前所未有地迅速发展起来，登上其发展的顶峰，有很多明显的特点和成就表现即可以从其南北佛学统一、中国化佛教宗派形成、佛寺和佛教信仰者增多和佛教渗透社会生活这样几方面看到佛教在隋唐时期基本完成了其中国化改造，更好的适应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也可得知隋唐文化兴盛与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深度交融分不开。

参考文献：

[1]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18.

[2]黄钊.隋唐佛学思潮泛论[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3（1）：78.

第3篇

关键词 颜体；楷书；当代书坛；创作

引 言

楷书鼎盛期在隋唐。隋唐楷书承前期的勃兴之势，将楷书艺术的发展退至鼎盛，书家辈出，风格多样，蔚为大观，以“唐楷”称之。隋朝楷书熔南北书风为一炉；初唐楷书承此楷书风格之变，欧、虞、褚、薛各显其个性体貌，开宗立派；中唐颜真卿楷书以雄风创新；晚唐柳公权以“柳骨”相媲美于“颜筋”。唐楷是唐文化的标志之一，是唐文化繁荣的产物。佛道兴盛，抄经也必以楷书为体，经生以此为业。楷书的实用价值在兴盛的社会文化中得到最广泛的展现。楷书内在的艺术特性及其以往的艺术积累，也在这深广厚实的实践中得到充分的提高，楷书艺术风格更趋多样化。

一、颜体楷书的风格特征及其影响

苏轼曾云：“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将颜真卿的字与杜甫诗、韩愈文、吴道子画相提并论，是极高的评价。

（一）颜真卿的生平介绍及其影响

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唐代杰出的书法家。曾为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代宗时李希烈叛，宰相卢杞“衔恨”唆使皇帝使真卿往劝谕，为希烈所留，忠贞不屈，后为李希烈缢杀。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

清王澍说：“魏、晋以来，作书者多以秀劲取姿，欹侧取势。独至鲁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趋简便，不避重复，规绳矩削，而独守其拙，独为其难。”颜体书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以后很多名家，都从颜真卿变法成功中汲取经验。“颜体”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晚唐、宋、元、明、清，乃至今天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成为后学的艺术范本。

颜真卿开拓了书艺的崭新的恢宏境界：从特点上论，颜体形质之簇新、法度之严峻、气势之磅礴前无古人。颜真卿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唯一能和大书法家王羲之互相抗衡，先后辉映的，就是颜真卿了。他所留下的碑帖很多，后世的书法家认为从他的一些碑帖中可以找到圆笔的痕迹，和其他书法家的方笔不同。颜真卿被使用圆笔的书法家奉为开创者。

（二）颜体楷书的发展阶段与风格特征

“颜体”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五十四岁以前，笔法方峻，隶意犹在，筋骨层棱的独特风格尚未成形，代表作有《多宝塔碑》（图一）、《东方朔画赞》等。五十四岁至六十四岁是第二阶段，风格渐显，用笔由方变圆，横轻竖重，转笔不折而转，巧妙地用中锋和藏锋运笔，“蚕头燕尾”，字形由传统的背向转变为相向，这些都是颜体的崭新笔法。这时期的著名作品有：《八关斋会报德记》、《大唐中兴颂》、《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等。用笔雄重，结体更趋端严朴拙，中宫宽博，臻于炉火纯青，人书俱老之境，代表作有《自书告身帖》、《颜氏家庙碑》等。

二、当代书坛楷书创作现状分析

认真分析和观察一下当今书法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最近几年，楷书，尤其是唐楷，出人意料的遭到冷落。

唐楷，以其形体完备，法度森严为特征。纵观历史上的楷书四家，无一不是法度森严的，走笔有致的，其中风范，不好学，是出不来的。现在都在谈书法个性，楷书在这方面的局限性就大一点，不像行草书那样能充分发挥个性，楷书的法度非常严备，

给个性的表现和张扬带来一定的局限，特别是唐楷，除了褚遂良之外其它的唐楷很少在展览中露面。这跟当今追求展厅效应可能也有比较大的关系，因为楷书篇幅写大了不一定好看，而且比较吃力，很难体现个性。

在品种比例与法源上来看：

（1）、小楷50%。小楷作品大多集中取法于锺繇、文征明、王宠、赵孟或《灵飞经》、《敦煌写经》等。

（2）、魏楷20%。魏楷基本集中在几块名碑名志之间，如《张猛龙》、《爨宝子》、《爨龙颜》和《张玄墓志》、《元倪墓志》、《元略墓志》等。

（3）、唐楷20%。唐楷取法以褚遂良为最多，依次是虞世南、颜真卿、欧阳询、赵孟和少量的柳公权。

（4）、其他10%。指非以上类楷书，如瘦金书、金农、弘一、赵之谦等，还有不少数量尾随当代名家风格的作品等。

除小楷外，大量的是中楷，大楷（指字径10公分）比重相对小，大字（字径20公分）和榜书作品甚少。楷书在整个来稿总数的比例是13.8%，这本身在总体上已经失衡。同时，自身内部各种书体也比例失衡，小楷占半壁江山，这不是一种正常的格局。

三、激活颜体楷书创作及对策

笔者不才，临习训练数年的颜楷常常会把其写呆，写死。更有时写滑，写媚。缺少了古韵的质朴，苍劲，浑浊之感。在求有所“变”时，也曾试着去掺入一些魏楷笔法，但往往做成机械、生拉硬套式的搬入。创作时并不能很好的融合，反而更显得做作、别扭。结合对国展和兰亭奖的综合考察，当代楷书创作在形态上的变化出现如下走势：

1.内容上，碑和帖结合，多体多书家互相结合、渗入，从其他碑帖中汲取营养，把它添加到颜楷中来。在国展中唐楷类创作作品虽有中国书协的呼吁和评选中的偏重，但是形式仍是无法乐观，取法于虞世南、柳公权、徐浩等几乎不见影子。颜体上有《自书告身帖》出现，但是《麻姑仙》、《颜家庙》、《中兴颂》、《多宝塔》消失了……

2.从形式上看，加强构成意识，从字法墨法，章法做一些变革。

3.作品外观上，可以注重作品的外形包装，如采用不同的形式：屏条，册页，色宣，也可加入图案、花纹等等。尺幅上可以选择八尺大幅，给人造成视觉的影响力。或者以小片拼接的形式。

前两点是在加强字体间的“综合、融合”。即是“矛盾融合、承传创新”，这个观点的依据源于哲学史观。当然，其中包括着“矛盾融合论”。课本中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即是指事物自身所包含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牵延过来，不同书体即是不同的矛盾个体，他们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所谓对立，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互相斗争。即不同的书体有着属于自己特有的书风特色。所谓统一是指如下两种情形：第一，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这里可以说是“逐渐融合”。

参考文献

[1]金开诚，王岳川.中国书法文化大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 二五（卷一）、二六（卷二）[M].荣宝斋出版社， 1993.

[3].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

[4].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入展作品集[M].安徽美术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