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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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金融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金融地理学属于地理学庞大体系的一个分支，更准确地说，它是经济地理学科的一个子集。金融地理学家Leyshon和劳拉詹南均认为金融地理学是由经济学衍生而来的。国外很多学者将经济地理学分为旧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并认为金融地理学的学术渊源应该在于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顾朝林等，2002)。经济学家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基本包括两个重要主题，即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另外，作为主流经济学分支的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模型分析的方法。地理学家却对经济学家认为的“新经济地理学”持批评态度，他们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更多地考虑了区域的个性，文化、社会、历史、制度这些要素普遍受到重视。国内的学者一般更加关注作为主流经济学分支的“新经济地理学”，而国外研究金融地理学的学者则格外推崇地理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我们可以从Yeung(2003)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定义看出这一点：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特征包括对经济行为的社会根植性(embeddedness)的理解；对社会主体变动性身份的描绘；探讨耗散背景在塑造经济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

金融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研究内容

金融地理学的研究是繁杂、琐碎和不系统的，本文只是尝试对其目前的研究工作做一梳理。

一、关于在金融学研究中是否纳入地理要素的争议。

传统的观点是以O′Brien为代表的“地理已死”的观点。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信息交流的速度削弱了空间作用，实际上，情况可能是“可替代的货币仍将继续避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逃离现存地理条件的限制”(O′Brien,1992)。一些学者从不对称信息的角度提出了相反意见。Porteous(1995)认为，尽管存在当今的电讯革命，借贷双方的物理距离仍是金融交易的重要影响因素。Zhao(2002)则将信息分为标准化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更接近信息源。更多的学者则从社会和背景等软性要素出发，转向了“缺失的地理学”，认为需要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多元化地理学认真看待。

二、强调地理因素在金融现象实证分析中的作用。

Beaverstock & Doel(2001)分析了东亚金融机构的空间体系结构，指出危机的空间性和由这场危机产生的关于全球金融系统的地理学上的争论。Clark & Wojcik(2003)对德国的资本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欧洲一体化水平及资本市场有效性低，一些职业投资者仍然可以从搜寻信息、分析信息中获利，因此需要离信息源近一些。对德国的研究表明，不仅国家边界而且区域边界对市场透明度和有效性至关重要。Maurseth(2001)利用空间回归分析法介绍了欧洲经济的收敛性，同时凸显了地理因素的作用。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是Labasse在1995年写出的关于里昂地区金融地理学的博士论文，劳拉詹南对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三、关于货币地理学的研究。

这方面的文献相对来说是最多的。如Marx, Weber & Simmel对货币支配模式的研究；Douglas, Polanyi & Zelizer对货币社会含义的研究；Dodd对货币网络的研究；Thrift对国际信用货币网络的研究；Leyshon & Thrift对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排斥性的研究等等。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出，有关货币、货币网络和金融网络的研究有着浓重的哲学味道和人文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历史和社会人类学的。如Zelizer(1989;1994)对传统社会关于货币的作用与效果提出了批评。Dodd(1994;1995a;1995b;1995c)的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其货币网络的概念上。Thrift(1994;1996)主要致力于金融网络的研究。这三位学者在研究货币地理学的过程中，都坚持货币是比政治经济学所指的复杂得多的多元化现象，在分析过程中，应更多地关注社会结构和具体化过程。还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货币交换与信用和债务的地理学。另外，货币地理学的相当一部分研究集中于政治经济方面。如Leyshon(1998)特别研究了金融的排斥性(Financial exclusion)；另有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的金融经济，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也强调了世界城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货币地理学的研究开始由一般性转向特殊性，由对系统、网络研究的关注转向对主体的关注。如Wills(1996a;1996b)关于财经服务社工会的地理学；Allen & Pryke(1994;1995)关于伦敦金融市场的空间表示；Clark(1997a;1997b)关于信息、知识与金融决策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目前处在关于经济、文化、空间和位置关系争论的最前沿。

四、关于金融流动和金融中心的研究。

Clark(2003)论述了全世界时空范围内金融的流动。Leyshon & Thrift(1997)以及Martin(1998)对货币怎样流动、如何将远距离的地区联系在一起、如何成为资本主义运转之轮的剂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很多学者都是从信息以及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讨论金融的流动。Portes & Rey(2000)主要从信息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股权资本跨界流动的决定因素。金融中心问题同样是金融地理学家研究的热点。Gehrig(1998)利用市场摩擦理论和大量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某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聚集趋势与另外一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趋势并存。他同时论述了金融市场的离心力与向心力，探讨了金融中心的未来。将信息腹地(information hinterland)理论应用到金融地理学领域中，并探讨中国金融中心的演化，这方面的工作由Zhao、Smith & Sit合作完成。

第2篇

关键词：经济地理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基本学科之一，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地理学类包括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系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三个专业，经济地理学也自然成为三个专业的主干课程。从2009年开始，中国科协开展了学科发展研究。在地理学学科发展研究中，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指出，“明确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经济地理学的科学地位得以进一步明确和巩固，这既体现了地理学学科结构的客观要求，也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特别是高师院校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教学方法、实践环节等方面并未真正凸显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地位，而经济地理学教学在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地理学科发展、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明显薄弱，同时，高师地理科学专业更因为中学新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现实，加强高师经济地理学课程建设及其教学内容体系与教学方法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一、经济地理学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的基本原则

国内高师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存在如下问题：课程体系设置重自然轻人文-经济；课程内容选择与学科根基有偏离倾向、重国际轻国内、与中学地理新课程改革脱节；教学环节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教学方法选择与学科综合性特点及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不适应；等等。要解决国内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顺利实现地理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体系改革优化和教学方法改革是目前国内经济地理学教学改革面临的当务之急。我们以为，经济地理学教学改革必须立足学科根基——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即经济活动地域布局体系研究，凸显学科特色，并遵循经典与现代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国际与国内结合、高师教育与基础教育结合、学科内容与教学方法相结合等原则对经济地理学教学内容与方法进行整体优化改革。近年来我们主要围绕科学制定培养方案、优化理论教学内容、创新实践教学、探索综合性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系列改革探索。

二、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优化

1.修订地理科学专业培养方案，科学架构经济地理学课程体系。修订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立经济地理学作为地理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地位，应明确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分为理论和实践教学两大部分，以突出课程的实践教学地位。鉴于课时及经费等实际情况，经济地理学课程实习可与人文地理学系列课程联合进行，并在培养方案中以“人文-经济地理课程实习”课程的设置来体现。同时，在理论课程设置上，增加区域分析与规划、中国区域发展论、可持续发展概论等必修或选修课程，适当时候还可以设置农业与工业地理、城市经济地理、乡村经济地理、第三产业经济地理、现代服务业地理等选修课程。

2.改革优化理论教学内容，创新经济地理学内容体系。针对目前流行的主要教材内容选择的缺陷，在经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结合、国际与国内、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结合等原则指导下，经济地理学理论教学内容改革优化的逻辑思路是：

（1）人类经济活动必然面临区位选择：经济地理学就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结合关系，即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布局体系或经济活动的区位与空间组织的学科。明确经济地理学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学科特点与内容体系等基本问题。（2）经济活动区位因素分析：经济活动区位因素的影响分析是经济活动区位选择与空间组织的基础。（3）区域产业部门结构与布局：产业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变化的交互作用导致产业结构演变和产业部门布局差异，该部分内容包括产业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第一产业布局、第二产业布局、第三产业布局。（4）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产业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差异及其演变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该部分内容可以包括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模式、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模式、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等。（5）经济区划与区域发展规划：经济活动区域分异必然导致区域分工及经济区域形成发展，经济区域划分、区域发展规划、区域分工与协调则成为必要的内容。（6）经济活动全球化及区域影响：全球化发展使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空间扩大，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的地理特征以及区域影响等内容。（7）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

3.注重课程教材选择与建设，提高经济地理学教学效率。目前比较通用的经济地理学教材主要有：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经济地理学》（李小建等编）和国家教委重点教材《经济地理学导论》，这两部教材均为国家重点教材，但根据学科发展背景和基础教育实际，这两教材都不能很好地满足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之需。鉴于《经济地理学导论》教材符合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的要求，内容丰富且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结合紧密并与现行中学地理新课程标准内容衔接较好，通过教师优化更新教学内容，该教材更适合师范大学教学需要，因此，可以选择使用《经济地理学导论》（修订四版）作为本科教学的主教材，而将《经济地理学》作为辅助教材。当然，也可以将这两部教材的教学地位互换，还可以参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区域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原理、方法与应用》等。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唯教材是从，必须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在充分突出科学性、理论性、系统性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利用和开发教材。教师要力求实现经济地理学教学内容体系经典与现代、国内与国际、高师教育与基础教育相结合，从而发挥教材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中的科学高效的引领作用。

第3篇

什么是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只是描述性地将其解释为低排放、高增长。由此，国内学术界的不少专家学者基于各自的观察视角和研究需要提出了关于低碳经济概念的种种说法。以潘家华(2010)、付加锋等(2010)等学者为代表，提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他们认为，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形态，并在这一形态上加入人文约束，通过发展碳生产力来实现。付允(2008)、朱四海(2009)、金乐琴(2009)等一批学者则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经济模式”，“一种由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过渡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国际新规则的形成。杨丹辉、李伟(2010)撰文指出:“低碳经济的背后是和联合国、关贸总协定一样，是规制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又一个新的联合国，一个国家低碳经济战略的制定，……关乎一个经济体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国家循环经济立法小组组长冯之浚教授则将低碳经济视为:“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活动的总称”。以上种种观点，尽管都意识到低碳与经济存在密切联系，但仅仅是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某一角度，如社会人文要求、社会发展路径、制度建设等方面来定义低碳经济，是从侧面对低碳经济的描述和刻画，尽管在本质上与低碳经济发展需求并不矛盾，但并未能揭示低碳经济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以及低碳经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关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相关政策相继推出。由于这几个概念颇为接近，加之频繁出现在我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中，不仅使大众困惑，对学术研究也形成不小的干扰，特别是在厘清低碳经济概念、低碳发展重点和任务时，容易与其他概念的内涵和发展任务产生混淆，反映在实际领域中，低碳经济有被泛用的趋势。在低碳经济研究中，目前，围绕碳排放驱动因素和碳足迹的研究，大多是从能源领域获取数据并建立分析模型，进而将结论推广至整个经济系统，这种方式忽略了能源行业与工业过程、农业林地、废气物等其他领域具有的不同的碳排放特征，其结论的严谨性有待推敲;关于国际贸易中碳排放的归属问题，大多数的定量研究忽略了上游中间产品生产排放的间接影响，并采用投入产出方法对截面数据进行静态估算，造成了全球产业分工对“贸易内涵排放”(EmbeddedCar-boninTrade)影响的显著低估;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评价，主要以国家宏观层面研究较多，并形成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和低碳政策为维度的指标体系对策研究，针对区域或行业低碳发展需求的微观领域评估体系则相对较少;围绕各种模拟模型的使用，主要以实现各种减排模式的减排情景预测为目标，较少考虑经济是否平稳增长以及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总体增长最优等问题。综上，国内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低碳经济研究已取得了不小成绩，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和困惑。理论研究进展的缓慢，既不能满足国内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需求，在面对全球低碳经济领域业已出现的激烈利益博弈时，也难以及时跟进并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因此，尽快构建低碳经济学发展平台，完善低碳经济理论框架体系，成为当前推动低碳经济研究向纵深发展以及满足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最为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二、基于范式理论的低碳经济学理论框架

1．“范式”理论与经济学范式

最早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以范式概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的理论。库恩对“范式”的理解有3种:一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二是“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三是指“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以及仪器设备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库恩(2003)认为，规则、属性这些东西都是事后的，范式具有在先性。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而它的形成须要仰赖于“范式”。因此，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从学科建立的角度看，范式是“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在经济学领域，“库恩的范式理论得到经济学者的高度重视，范式理论被用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范式。钱颖一提出，现代经济学“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视角”是经济学中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标尺，包括一系列公认的理论和公式等，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等，都被经济学家用作分析经济问题时的基准点;经济学还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即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其作用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萨缪尔森的重叠代模型、所有权－控制权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等。由此可见，“视角”———基本假定、“参照系”———理论术语体系以及“分析工具”，这三部分是构成现代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基本要素。如今，经济学家们正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认识和揭示各种经济行为和现象。

2．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

根据经济学范式的要求，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学是基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有限这一基本假定，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配置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下面的一门学科分支。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配置”(Allo-cation)不是“配额”(Quota)，前者是研究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如何配置的整个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事件，后者强调的结果，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这里所指的温室气体除了通常所了解的CO2、CH4、N20等气体，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还包括已经发现并证明的CO2、CH4、N20、HFCS、PF-CS、SF6等30余种气体，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中的5个方面:能源行业、工业工程和产品用途、农业、林地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其他领域和途径等，低碳经济学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5个方面展开。

(1)低碳经济学的基本假定

低碳经济学承认经济学范式中的“理性人”和“资源稀缺”假设，在学科本质上归属于经济学。同时，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温室效应对人类产生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理性人”、“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共同构成了低碳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下一门学科分支的假定前提。低碳经济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对脱钩，解决这一问题主要靠经济手段，即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高排放之间的矛盾。所以，经济系统是低碳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持续和高效的经济系统，以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

(2)低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低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即一切与温室效应有关的人类经济活动都是低碳经济的研究对象，低碳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找到并运用其中的规律。在现实中，通过对大量低碳经济现象的观察，可以将其从4个维度抽象概括，即低碳经济成分、形态、模式以及秩序。低碳经济成分，凡是与低碳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低碳经济成分，它是低碳经济中的最小元素，也是构成低碳经济的基本单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低碳经济行为，如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增加可再生资源利用率、植树造林等具体行为都是低碳经济的一种成分。低碳经济形态，是指低碳经济各种成分的总和，是各种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潘家华、庄贵阳、付加锋等学者的研究，就是从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出发，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经济形态，并分析其具有的特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最终形成的结果，它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子，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低碳经济秩序，代表着国际社会一种新的规则的形成，温室气体问题导致气候成本与收益在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秩序是低碳经济内在运营的要求，这一秩序的形成不仅将重塑全球产业结构的形态和布局，而且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3)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配置问题，即通过对温室气体(目前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配置，实现经济高增长和低排放的目标。基于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配置，国际社会形成了以下共识:低碳经济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提高高度兼容，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自然系统最大可排放温室气体这个客观尺度的刚性约束下展开。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遏制全球气候暖化是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通过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合理配置，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实现以碳生产力为核心的碳中性经济，即经济发展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与通过人为措施吸收的温室气体实现动态均衡。低碳经济要求人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社会。

(4)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主要来自于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目前，已经提出的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失灵理论、产权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生态足迹理论、“脱钩”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城市矿山”理论等;研究方法上包括情景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方法、简均分解法(SampleAverageDivision，SAD)、自适应权重分解法(AdaptiveWeightingDivsion—AWD)、Topio脱钩指标、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ogarithmicMeanWeightDivisionIndexMethod，LMDI)、Kaya恒等式、数据包络分析(DEA)技术、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IPAT方程理论等;模型分析工具则形成了以能源所开发的IPAC系统为核心的能源经济模型(IPAC－SGM)，排放模型(IPAC－emission)，能源技术模型(IPAC－AIM)，中国科学院引入的经济分析和预测模型REMIPolicyInsight，以及CGE模型、MARKAL－MACRO模型，STIRPAT模型等等。随着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将进一步发展并完善。

3．低碳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作为经济学范式下的一个新兴理论分支，低碳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4门学科都是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对经济行为与自然关系不断反思过程的背景下形成的，通过设定理性人选择、资源稀缺两大假设，研究人和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不同之处来看，环境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能源经济学是研究能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规律以及能源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科学;低碳经济则是近10年出现的概念，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低碳经济学是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交叉学科。同时，低碳经济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其他3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环境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产权交易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生态经济学的生态价值、生态均衡理论等，能源经济学中的能源替代与转换、能源利用技术等。

三、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目标和重点任务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之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技术领先并掌握了一定主导权。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中国:能源结构上，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0%以上，这一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根本转变，在降低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上中国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困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呈现加速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必然还会持续增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中国居世界前列，受不平等国际贸易规则以及“锁定效应”影响，中国总量减排的压力依然很大。因此，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低碳经济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目标

国际层面，为中国经济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如何让中国争取到更多机会参与国际气候制度体系的建立，如何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争取应有的发展权和必要的排放空间，是国内低碳经济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对减排问题，探讨是否参加减排或者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参加减排，研究减排的真实成本和社会经济风险，提出明确符合国家利益的减排指标和目标。国内层面，提供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从全国层面统筹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通过各种情景分析评价中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明确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和优先领域，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和应对各种低碳经济问题提供决策依据;立足于国内低碳经济发展中各主体方的利益诉求，解释低碳经济发展推进过程中利益激励和约束的可能性，提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均衡对策，诱发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利益机制的有效运作上确保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行业和区域层面，提供低碳发展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选择。全面分析和评价各种低碳经济政策、发展方案对我国各行业和区域的经济影响，提供行业或区域的低碳发展能力建设与决策支持系统，探索不同背景的低碳发展模式及选择。

2．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任务

(1)完善低碳经济信息、数据集成系统

目前，我国尚缺少系统的碳排放监测数据，且气候变化信息分散在不同领域和部门，国外关于中国的信息和数据容易影响到对我国排放地位的科学判断，不利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决策。因此，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及能源利用信息集成系统，将目前分散的、与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整合到一个系统化的架构中，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撑;完善我国碳排放数据统计、采集、监测体系，发展集成碳排放数据系统(包括各种温室气体、不同部门和不同来源的数据)，为相关决策、评估和研究工作提供数据库支撑。

(2)研发适合中国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

由于统计体系和口径差异，国外气候变化分析工具在研究我国气候问题时存在适应性差，结论出入大等问题，因此，应开发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计算模型，形成更适应中国国情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充分认识吸收国内外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政策模拟模型的优缺点，在LEAP模型(Long－rangeEnergyAltemativesPlanningSystem)、MARKAL模型(MarketAllocation)、SGM模型(SecondGenerationModel)等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寻求更适应中国国情的模型和预测方案;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碳发展轨迹，估算各国低碳减排成本，建立一致的间接代价评估方法，对中国的减排途径进行优化选择并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依据;进一步完善IPAC模型系统对中国能源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情景分析，形成综合评价模型框架。

(3)探究低碳经济运行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

从不同的角度深入低碳经济内在运行机理，深入到具体区域、产业、行业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发展)演进的关系、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与能源(结构)演进的关系、与区域发展格局的关系;在碳排放影响因子和驱动因素研究中，具体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行业发展情况研究碳排放问题，加强居民消费行为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进一步分析核算碳排放，得出具体行业、区域的碳足迹边界系统，构建碳足迹核算框架体系;加强碳税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提出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以及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制定我国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开展碳排放贸易(交易)研究，对全球碳交易市场构架、碳交易品种、额度、市场规模以及地区分布进行统计和估算，推动国内交易机制发展;进一步深化碳汇研究，分析如何提升我国森林碳汇、海洋碳汇等的发展潜力。

(4)提出中国低碳经济路线图

研究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勾画我国国家层面低碳经济发展路线图。探讨各个区域、行业、部门等微观层面的碳排放轨迹，分析不同途径所能形成的现实节能减排量及其贡献率，以各种途径所能实现的节能减排量及其现实难度为基础对未来中国低碳发展选择重点作出判断，分析不同系统下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同时，对发达国家碳轨迹开展总量和结构比较研究，在比较的基础上探讨碳轨迹的一般性规律及不同经济和政策情景对碳轨迹的影响，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得到未来中国可能碳轨迹及其峰值年份，为国家在碳减排目标下的低碳发展路线图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5)研究与国情相适应的低碳经济政策体系

第4篇

能源、能源消耗、能源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形成机理问题，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这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是经济客体在地表上的位置关系、集聚程度及各经济客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亦是自然、市场和政府三种配置力量空间耦合的结果。近年来，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推进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经济地理学界在研究能源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形成机理、能源效率空间格局及其与产业结构关系方面的成果比较密集，影响也较大。

能源效率作为一种效率概念，目前尚无确切定义。影响较大和被引用较多的，一是世界能源委员会提出的：能源效率为减少提供同等能源服务的能源投入;二是Bosseboeuf提出的：经济上的能源效率是指用相同或更少的能源获得更多产出或更好的生活质量，技术上的能源效率是指由于技术进步、生活方式转变、管理水平提高等引起的能源使用的减少。在能源效率的衡量指标方面，Patterson认为能源效率衡量指标主要有热力学指标、物理-热量指标、经济学-热量指标、纯经济指标四类，但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考虑，能源效率主要有经济能源效率（包括单位产值能耗和能源成本效率）、物理能源效率（包括热效率和单位产品或服务能耗）两类，其内涵则是能源消耗对维持或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效率，既要考虑能源的开采、储存与运输环节，也要研究能源的加工、转换和最终消费等过程。

与经济学界主要针对的行业能源利用效率（以工业能源效率为主）研究不同，经济地理学界的能源效率研究主要针对区域能源效率问题。区域能源效率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能源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形成机理的研究，目前国内经济地理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全国范围的省际间比较与分析。在研究手段上，既有单要素能源效率分析，也有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其中，由于全要素能源效率能更好地反映能源与地理要素、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被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所普遍采用。在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模型中，近年来主要使用的有非参数测算的DEA数据包络分析、使用参数测算的SFA随机前沿函数分析。与SFA随机前沿函数分析相比，DEA数据包络分析因无需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而被广泛使用。

能源效率空间格局及其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也是区域能源效率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热点问题。在理论上，结构变动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最初是在“结构红利假说”中的一种表达，由于各行业的生产效率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差别，能源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必然会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其结果是促进各部门共同构成的经济系统的总效率提高，而总生产率的增长值超过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加权和值的部分，就是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能源效率增长的部分。例如，由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为以轻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将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能源消耗强度。对于中国20世纪80～90年代能源消耗强度下降原因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在导致中国能耗强度下降的诸多原因中有35%～45%要归功于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上升。

第5篇

本刊的编辑约我写一个对于那群通常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叙述。由于我本人也是其中的成员，也许我做不到不偏不倚。但是，我仍将努力符合编辑的要求，描述一下我们奥地利学派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领域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需要彻底变革。古典经济学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点要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要么只有在经过重大的修正和补充后才能成立。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观点一致。但是，关于缺陷的最终原因，两派观点有根本的分歧，并因而展开了关于方法的激烈争论。

历史学派相信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最终源泉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即几乎完全抽象—演绎的方法，而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仅仅——或者至少主要是——归纳的。为了完成经济学的必要的变革，我们必须改变研究方法；我们必须放弃抽象而是专注于收集经验材料——专心致志于历史和统计。

奥地利则相反，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仅仅是经济学的年轻时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经济学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而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它还要年轻，虽然它被过早地赋予了“古典”的名称，它其实只是个新生的胚胎科学。其它任何科学都没有一下子被全部发现，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全部被发现——甚至古典学派也没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们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们是先驱者；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后继者。我们比先驱者们多掌握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为只需干得更好。历史学派主张理论应有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的支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赋予收集工作异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完全摆脱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将其置于后台却是错误的。没有概括就没有科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是关于这个方法之争的（1），其中Menger的《社会科学方法论》（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处理最为深刻和全面。这里应当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确”——我更愿意称之为“隔离”——方法，与“经验—实在”方法一样，绝不是纯粹思辩的或者非经验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是，虽然方法之争是引起世人对奥地利学派关注的主要原因，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实证理论。他们就像在前线一手持犁一手持剑的农民一样，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劳动受到历史学派的抨击的干扰，他们才几乎是被迫地花费部分时间和精力捍卫其立场并且解决强加于他们的方法问题。

那么，奥地利学派在实证理论领域中提出了什么新主张呢？

他们的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从价值论开始，其核心是著名的最终效用论。这个理论可以被浓缩为三个极其简单的命题。物品的价值是只有由拥有这些物品才能满足的需求的重要程度衡量的。哪个满足是取决于某个物品的可以非常简单而且准确地通过考察不拥有该物品时哪个愿望将得不到满足而确定。此外，显然，被物品决定的满足不是物品实际用于的满足，而是个人的全部财产能够购买的所有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为什么？因为，根据实际生活中非常简单而且确凿无疑的审慎考虑，我们总是把财产的损失对我们的境况造成的损失转移到最不敏感的地方。如果我们损失的是用于满足较重要的需求的财产，我们不会牺牲满足这个需求，而只是牺牲其它满足较小需求的财产来弥补损失了的财产。因此，损失就落到较小的效用上，或者说——由于我们自然会牺牲所有的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落到“最终效用”上。假设一个农民有三袋谷物：第一袋，A，是用于维持生计的；第二袋，B，是种子；第三袋，C，是增肥家禽的。假设第一袋A被烧毁了。该农民会因此挨饿吗？当然不会。那么他会不会不种地了呢？当然不会。他只需把他的损失转移到最无关紧要的地方。他会用C袋的谷物烤面包，不再增肥家禽。因此，真正取决于A袋烧毁与否的是可以替代它的最无关紧要的单位，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最终效用。

众所周知，奥地利的理论的这条基本原理一些其它经济学家也持有。德国经济学家Gossen在他的185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布了它，但当时它没有受到任何注意（2）。以后，同一条原理几乎同时在三个国家被三位互不相知而且不知道Gossen的经济学家——英国的Jevons（3），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Menger（4），和瑞士人Walras（5）——发现。一位美国的研究者J.B.Clark教授也非常接近了这个想法（6）。但是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运用这一基本思想于构造经济学理论。最终效用的想法是专家用于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最复杂的现象并且解决经济学中最艰难问题的开门咒语。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的独到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方面。

万物都归于此：我们只需在现代国家的高度发达和多样的经济中的复杂现象中辨别出最终效用定律如何起作用就行了。这么做开始会很费力，但却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将依次遇到所有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将以最自然的形式出现，因而最容易解决。我将举几个最重要的情形为例——至少在不深入细节的前提下尽我所能——说明这一点。

最终效用定律的基础，如我们所见，是出于认真细致的考虑作出的物品的特定替代。那些最易于舍弃的物品随时会被用于填补更重要的地方的空缺。在有三袋谷物的农民的情形中，替代行为的因和果是很易于理解的。但是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情况则复杂得多，因为物品的替换在方方面面都超出了同种替换。

第一个复杂之处是交换造成的。如果我仅有的过冬外衣被盗，我当然不会受冻，听任我的健康受损，而是会用原本要花在其它地方的20元再买过冬外衣。当然，然后我会少买相当于20元的其它物品，而且我当然会少买我认为我最用不着的；也就是说其效用——与上个例子一样——最小的；总而言之，我会舍弃最终效用。因此，取决于我是否丢失过冬外衣的其实是最可放弃的满足，在给定的财产和收入条件下，我可能再有20美元时购买的满足；通过交换替代，损失以及取决于它的最终效用被转移到性质可能十分不同的其它满足上。（7）

如果我们仔细地深入考察这个复杂之处，我们就会遇到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给定的物品的市场价格以及各人根据各自的不同需要和偏好对这些物品作出的主观估价，与其财产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完全的解决需要细致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奥地利学派最先开展的，而且下面我将给出他们得出的结论。根据他们的研究，物品的价格或者“客观价值”是买主和卖主根据最后效用定律作出的对于物品的不同的主观评价的结果，而且，价格与“最后买主”的评价十分接近。众所周知Jevons和Walras也得出了类似的价格定律。但是，他们的表述有严重的缺陷，而奥地利学派最先弥补了这些缺陷。奥地利学派最先找到了摆脱过去的理论——即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中的循环论证。无可置疑，一方面市场上的价格受到买主对物品的评估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同样无可置疑，在许多情况下买主的评估也受到市场状况的影响（例如，我的过冬外衣如果能在市场上用10元买到就比用20元才能买到时的最终效用要小）；那些认为供需定律需要更加精确的心理学说明的理论家（8）通常都陷入了循环推理。他们或多或少明确地用个人的评价说明价格，而且反过来，用价格说明个人评价。当然，这样的解决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奥地利学派最先通过上述细致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了实质。（9）

物品的替代性的第二个有意思和困难的复杂之处是由于生产：也就是说只要有充足的时间，需要替代的物品可以被生产出来。正如上述情况中物品是被货币的使用替换的一样，它们也可以直接被生产资料的转化替代。但是，当然用于其它目的的生产资料就少了，而且和以前一样，生产的必然的减少将被转移到那些最易于放弃的被认为最没有价值的那类物品上去。

举Walras的例子（10）：如果一个国家发现需要武器捍卫其荣誉或，它就会用原本用于其它不那么重要的物品的铁生产武器。那么，生产武器给该国人民造成的后果就是他们损失了一些最不重要的器具；换句话说，损失落到生产武器所消耗的物质的最小效用或者最终效用上。

这一论点同样导致以某种形式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之一。这条原理就是，那些可以随意地不费力地复制的东西的价值趋向于生产成本。这条原理其实是最终效用定律在给定的实际条件下的特殊情形。“生产成本”不过是物品或者其替代品被生产出来所需的材料的总和。如上所述，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替代品的最终效用决定的，因此，只要替代品可以被随意生产出来，产品的价值就必然与生产材料的最终效用和价值一致，或者如通常所说，与生产成本一致。

关于这种一致性的最终原因，奥地利学派有一个与过去的理论颇不相同的理论。过去的理论把成本当成原因——而且是终及原因——而把产品的价值当成结果来说明成本与价值间的关系；它假定，说明物品的价值这个科学问题只有用作为“价值的最终决定”的成本说明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相反，奥地利学派相信这只是全部说明的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成本等同于物品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当生产资料（燃料，机器，租金，劳动力）上涨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上涨；当生产资料的价值下降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下降。因此，显然必须首先说明生产资料的价值。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细致地贯彻说明时，它总是使我们看到，完成的产品的价值才是起因。这是因为，毫无疑问我们只有当生产资料能够带来有价值的产品时而且正是由于此我们才赋予生产资料较高的估价。因此，因果关系与过去的理论所说的正好相反。过去的理论把产品的价值作为结果加以说明，而把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原因，并且认为不必进一步说明。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发现：第一，生产资料的价值首先需要说明；第二，做出了这一说明而且理清了复杂的关系之网后，人们最终发现生产资料的价值才是结果，而产品的价值才是原因。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论点许多读者初看上去会觉得很奇怪。我在这里无法阐述它甚至无法澄清常见的一些误解。我只提一点。在某些生产资料的真正因果关系出于某种理由显而易见时，过去的理论也承认这条原理；例如，就表现为地租的土地使用的价值而言，AdamSmith指出土地产品的价格并不取决于地租的价格而是相反。同样，没有人会认为铜价昂贵是由于铜矿公司股票价格高昂；而是铜矿及其股票的价值在铜昂贵时也高昂。正如不可能一条河里的水会向山上流而另一条河的水向下流一样，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中的因果关系也不会相反。定律对于一切生产资料都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在某些生产资料的情形中真正的因果关系很容易看出来，而在另一些情形中，由于情况复杂，很难看出来。在那些欺骗性的假象导致相反的说明的情形中也确立定律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之一。

也许这正是最重要的。每个政治经济学家都知道生产成本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起多大的作用——在生产理论中不亚于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又不亚于在分配、租金、资本收益、国际贸易等等的理论中。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在说明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重要现象时都被迫直接或间接地诉诸生产成本。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用于说明其它现象的生产成本又在现象体系及其说明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它是不是个所有其余的价值现象都围绕着它转动的固定的绝对的中心点？还是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虽然有种种矛盾的表象——是可变的、是被产品的价值决定的？

这个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意义就像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争对于天文学的意义一样。每个小孩子都知道太阳和地球在相互转动，但今天人们不必成为天文学家就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在产品的价值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同样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关系。但是，任何想理解这一关系以及依赖于该关系的无数现象的人都必须知道是产品的价值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还是相反。任何想成为经济学家的人都必须首先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几乎被普遍采纳的折衷行不通。在科学体系中我们不能一会儿说地球绕太阳转一会儿说太阳绕地球转。因此，任何人要是希望主张生产成本是“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可以继续这么做；但是他会发现这么做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我们将公正地期望他试图说明源头，用他的原理完满一致地说明价值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的现象。也许，如果他认真对待这一任务，他会发现困难重重。如果他自己发现不了这些困难，他也必须至少考虑其它人在同一深度上遇到的困难——他们正是由于这些困难最终转而试图根据相反的原理说明价值现象。无论如何，经济学理论的这一部分今后将得到比从前多得多的细心和深刻的研究，除非我们的科学想接受长期以来十分经常加诸它的污蔑，即它是关于经济事物的喧嚣而不是真正的重要的科学。(11)

成本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其实只是一个更加一般得多的问题——在生产同一个于我们有用的效用中的互有因果关系的物品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的一个具体形式。能够生产一件外衣的材料能够提供的效用显然等同于成品外衣将提供的效用。由此显而易见，通过同一个效用对我们的处境产生影响的一个或者一些物品必然在价值上也处于规则的固定不变的关系。这一规则的关系最早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用清晰和全面的形式表达；它以前只是在“生产成本”的名义下以非常不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过研究。然而，这个普遍的而且重要的命题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有意义的推论，却从来没有在关于成本问题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任何关注。很常见，几个物品同时结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效用；例如，纸、笔和墨一起用于写字；针和线用于缝纫；农具、种子、土地和劳动力一起用于粮食生产。Menger把处于这些关系中的物品称为“互补物”（complementarygoods）。这就出现了一个既自然又困难的问题：这里的共同效用如何分配到各个互补要素上？什么定律决定每个要素的比例价值和价格？

这个问题的命运迄今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旧的理论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般性问题，但却被迫逐个决定潜在地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具体问题。财产的分配的问题特别需要这样的决定。鉴于好几个生产要素——土地，资本，雇佣劳力，以及雇主本人的劳动——合作生产产品，因此各个要素应占价值的多少部分的问题显然是上述一般问题的特殊情形。

那么，这些具体问题是怎么决定的呢？每个要素都由其自身决定，与别的要素无关，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是这样的：如果要说明租金，那么租金就等于支付了生产费用之后给土地剩余的部分，这里的生产成本包括所有其它费用——资本，劳动力和经理人员的利润。这里所有其它因素的作用都被认为是固定的或者已知的，而且土地被当作根据产品数量变化的剩余量撇在一旁。如果随后在另一章里需要确定企业家的利润，那么人们又假定，把所有其它要素支付了以后的剩余就是他的收入。这时候土地的租金又与劳动、资本等等一样被视为固定的了，而企业家的利润则被认为是随着生产量上升或下降的可变量了。资本在第三章以完全一样的方式被研究。Ricardo说，资本家得到的是支付了工资后的剩余。似乎是为了嘲讽所有这些经典教条，最后，MrF.A.Walker先生说劳动者得到的是支付了所有其它要素之后的剩余——面面俱到了。

很容易看出这些陈述是循环论证，也很容易看出它们为什么如此。论者根本就没有以一般的形式表述问题。他们有几个未知量需要确定，他们没有去抓住问题的关键探究普遍原理并且运用原理可以把共同的经济后果分解为组成部分，而是回避基本问题——普遍原理的问题。他们把研究活动割裂开，并且在片面的研究中每次研究某个量时把其它量当成暂时已知的。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几页前或几页后他们又把已知的当未知把未知当已知。

古典学派之后是历史学派。如人们经常所见，他们采取可疑的傲慢态度，并且声称他们没能力解决的问题是不可解的。例如，他们认为一般而言不可能说一个雕像的价值有百分之多少来自雕塑者百分之多少来自大理石。

其实，只要正确地表述这个问题，即如果我们希望分离经济的而不是物理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就可解了。它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合乎理性的企业中都被农业或工业企业家解决了；而理论只要正确地仔细地反映现实就能够发现理论答案。最终效用理论在这方面最为直截了当。这是老调重弹。只要正确地观察每个组成部分的最终效用，或者说每个组成部分的存在或不存在会添加或减少什么效用，只要如此研究下去就自然而然地解决据说不可解的问题。奥地利学派最早作出这方面的努力。Menger和本文作者以TheoriederkomplementarenGuter（互补物品理论）为题讨论了这个问题；Wieser以TheoriederZurechnung（贡献理论）为题讨论了同一个问题。尤其是后者，以令人钦佩的方式表明了应如何提出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Menger在我看来则是兴高采烈地指出解决的方法（12）。

我曾称互补物品定律为成本定律的逆定律。前者澄清了从同时的起因——几个因素产生同一个效用时的同时合作——中产生的价值，而成本定律则说明了从时间和因果关系顺序——从接续的几个因素的因果依赖性——中产生的价值。“通过前者，由协作的要素的相互的价值关系组成的复杂的网的网眼——这么说吧，网眼的长度和宽度——就被澄清了；而通过后者我们澄清了网眼的深度；但是两个过程都符合无所不包的最终效用定律，两个定律都不过是对于特定问题的特定应用。”(13)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奥地利学派最终处理分配问题。这里他们不过是把一般的理论定律应用于一系列特殊的问题，而这些一般定律是通过漫长的但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为人所知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是生产的互补因素。它们的价格，或者说租金、工资和利率，都由那些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定律和互补物品的定律的结合直接得出。奥地利学派关于这些问题的特定观点我这里就不叙述了。即使我想，我也做不到在这篇文章中对他们的结论给出任何恰当的陈述，更不必说展开了；我将仅限于给出对他们论述的问题以及——如果可能——他们的工作所赖的精神的简要叙述。因此，我将仅仅简要地指出，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全面的资本理论(14)，在其中他们构建了新的工资理论(15)，此外还重新解决了企业家利润(16)和租金(17)的问题。借助于最终效用理论，最后提到的那个问题得到了简单容易的解答，它证实了Ricardo的理论的实际结论并且在许多细节上都论证得更加细致了。

当然，决非最终效用定律的所有可能的应用都作出了。说它们刚刚开始更正确。这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图将该定律运用于金融领域（18），另一些人则运用于法学的某些困难又深刻的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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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与进一步的研究有关的是，人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改进了科学必需的工具以澄清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经常所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一个看上去极为平常简单的领域作出了极大的改进和更正，而关于这个领域，几个国家的文献——例如英国的文献——很少论及。我指的是经济品（economicgoods）的概念。Menger交给经济科学一个逻辑工具，这就是既简单又富有启发的物品替代（Guterordnungen）的概念（20），这个概念在所有未来的研究中都有用。本文作者特别致力于分析一个似乎最简单但却是最模糊和误用的概念：物品的用途（GebrauchderGuter）的概念（21）。

相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刚刚开始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讨论（22）。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经济生活的实际需求，更不意味着他们不想把他们的抽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事实正好相反。但是只有先建好房子才能布置房间，而只要我们仍忙于建立理论的框架，我们就不必投身于同样消耗时间的大量的实际问题。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有我们的观点，我们讲授它们，但我们目前所写的文章几乎全部都是关于理论问题的，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是基本问题，而且历史学派对他们的长期无视还必须得到弥补。

那么，说这许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些人谈论关于商品、价值、成本、资本和其它问题对于经济科学本身有意味着什么呢？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由于我本人属于被讨论的这群人，我感到有些尴尬。因此，我必须限于陈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作为整体是什么样的人，正在试图做什么；而其它人可以判断他们是否成功。

他们苦苦追求的是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复兴。旧的古典理论，虽然在当时很值得景仰，却只是一些相互间关系不明确的而且与人类科学的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的一些片段认识。我们的知识最多只能是修补，而且永远将是如此。但就古典理论而言这个特征尤为显著。先辈天才的洞察使他们发现了纷杂的经济现象中的一些规律，而且，虽然困难重重，他们也试图理解这些规律。而且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从表面深入到了原理中。但在某个深度之外，他们无一例外地迷失了方向。无疑，古典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有的说明必须被追溯到哪一点——人们对其自身利益的关注，这种关注并没有受到利它动机的干扰，仍然是所有经济行动的最终的驱动力量。但是由于说明的中间项——人们在确定产品的价格、工资、租金等等时的实际行为应该与对效用的关注的基本动机正是通过这一中间项联系起来——的某个状况，这个中间项一直是错误的。这个状况是这样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只和物品打交道；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我们必须与物品还有我们——通过交换、合作等等方式——获得我们所使用的物品的人。当我们成功地表明我们的处境与物质产品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待我们的处境的态度要求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物质产品时，与世隔绝的人的经济就得到说明了。而为了说明现代经济，显然需要两个过程：第一，和与世隔绝的人经济的情形一样，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利益与外在物品的关系；第二，我们必须试图理解当我们的利益与其它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时我们据以追求我们的利益的定律。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第二个过程不复杂——古典经济学家也不会。但是他们严重低估了第一个过程的困难。他们认为人与外部物品的关系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什么需要决定的。人们需要物品满足其欲望；人们想得到物品，并且根据他们的效用赋予其不同的使用价值。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人与物品的关系所知道的和教导的。尽管交换价值从AdamSmith到Macvane先生的时代一直被广泛地讨论和说明，但人们通常不考虑使用价值，而且经常还说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无关。

但事实是人与物品的关系决不是这么简单和单一。最终效用的现论在生产成本、互补物品等方面的应用表明我们的境况与物品的关系可能有无穷的方面，而所有这些方面都对于我们是否用该物品交换其它物品有影响。古典理论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正在这里；它试图表明我们在与其它人的关系中如何追求我们的物质利益，但它却未能彻底地理解利益概念本身。自然这些说明的尝试都是不连贯的。说明的两个过程必须像机器的两个齿轮一样匹配。但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对第一个齿轮的形状和嵌齿应该是怎样一无所知，他们当然无法正确地构造第二个齿轮。因此，在一定的深度以外，他们的说明就都成为一些陈辞滥调了，而且这些说明在其推广中是错误的。

这就是理论的复兴的必然的出发点，而且由于Jevons及其追随者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努力，复兴已经开始了。对于一切复杂的经济学说明必然最终导致的经济学的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那部分，我们必须用真正的科学研究取代不够专业的只言片语。如果我们想正确地理解发达的经济秩序的全貌，我们必须细致地研究局部。这是一切科学都或迟或早达到的转折点。我们开始时毫无例外地总是考察最重要的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忽略细微的日常现象。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宏观世界的复杂和不解之谜在最小的显然也是最简单的要素上以更加奇特的方式发生——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必须在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中发现理解宏观想象的钥匙。物理学家最早研究天体的运动；今天他们却最多地致力于分子和原子理论，而且我们现在在自然科学中最寄希望于化学的细节带来通向对于整个科学的最终理解的重要进展。在有机世界中，最高度发达的最庞大的有机体一度引起人们的最大兴趣。今天，人们感兴趣的是最简单的微生物。我们研究细胞和阿米巴虫的结构，到处寻找细菌。我确信在经济学理论中也是如此。最终效用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它比众多的其它的早期的价值理论更加正确，而在于它标志着对经济现象科学中的那个关键的转折点的逼近。它表明了在表面上看来简单的人与外在物品的关系中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背后存在不变的定律，发现这些定律需要研究者付出心血；但在发现过程中，对人在与它人的经济关系中的行为的研究也就大部分完成了。屋里点亮的蜡烛照亮了屋外。

当然，对于许多自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来说，发现在他们一直辛勤耕耘的领域之外要增加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广阔的而且需要大量劳动的领域——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吃惊、不便和不快。一直以来用“供应和需求”或者“成本”的陈词滥调说明价格现象多么方便啊！现在，突然间，这些支柱倒塌了，我们被迫大大深化基础，而这需要大量艰苦的劳动。

不论是否不便，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做那些前辈们忽略了的工作。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熟视无睹是情有可原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一切都是新的和未被发现的，随便在哪里做科学研究都会带来丰硕的结果。但现在不同了。首先，我们是后来者而不是先驱者，我们没有先驱者的优势：要求更高了。如果我们不想继续落后于其它科学，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学科中引进我们现在还不具备的严格的规范。我们千万不可洋洋得意。当然，每门科学中随时都可能有错误和遗漏发生；但是我们的“体系”仍然充斥着陈腐的肤浅的错误，这类错误随处可见是一门科学处于原始阶段的确凿标志。我们的研究在触及实质之前就迷失在烟雾之中；我们的研究在遇到困难时立即变得空洞无物；最重要的问题甚至还没有被表述；我们毫不掩饰地循环论证；不仅在同一体系中，甚至在同一章节中，都有关于同一个问题的相互矛盾的理论；我们被混乱模糊的术语引向显而易见的错误和误解——这一切失误在我们的科学中频繁发生，几乎成了特征了。我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其它科学的遵守严格规范的代表人物怀着遗憾看待许多政治经济学的著名著作，并且否认政治经济学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

这种状况必须而且应该改变。在过去40年间主宰了整个德国的历史学派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事。相反，由于它对“抽象”推理的盲目恐惧以及它的廉价的怀疑——它在经济学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宣称问题是“不可解的”而且发现科学定律的努力是毫无希望的——，它一直极大地阻挠了这方面的微薄努力。我并没有忽视他们在在提供经验数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未来将公正地表明他们如何出于片面的热情在一方面做了许多而在另一方面损害了许多。

但是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忽略了的奥地利学派今天正在努力完成。他们在战斗中并不孤立。在英国，自从Jevons以来，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同事和追随者正在进行他开创的与奥地利学派相似的研究；而全世界有很多的研究者由于受到Jevons和奥地利学派的激励，最近都接受了新思想。荷兰文的文献几乎完全是这类研究；它们在法国、丹麦和瑞典也开始为人接受。他们在意大利和美国的文献中逐日传播；甚至在历史学派的老巢德国，新思想一寸一寸地在与历史学派的抵抗斗争中夺取着阵地，现在已经占据了强大又有影响的地位。

难道这个有如此的吸引力的趋势只是个错误吗？难道它不是来源于经济学的需要并且满足了这个需要吗？这个需要长期被错误的方法压制，但最终人们依然感觉得到——这就是对真正的科学深度的需要。

NOTES:

1.Menger,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1883;DieIrrthumerdesHistorismusinderdeutschenNationaokonomie,1884;GrundzugeeinerClassificationder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inConrad''''sJahrbuhfurNationalokonomieundStatistik,N.F.,vol.xix,1889;Sax,DasWesenunddieAufgabederNationalokonomie,1884;Philippovich,UeberAufgabeundMethodederpolitischenOekonomie,1886;Bohm-Bawerk,GrundzugederTheoriedeswirschaftlichenGuterwerths,inConrad''''sJahrbuch,N.F.,vol.xiii,1886,pp.480,etseq.;reviewofBrentano''''sClassischeNationalokonomieintheGottingerGelehrtenAnzeigen,1-6,1889;reviewofSchmoller''''sLitteraturgeschichteinConrad''''sJahrbuch,N.F.,vol.xx,translatedin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vol.1,no.2,October1890.

2.EntwickelungderGosetzedesmenschlichenVerkehrs.

3.TheoryofPoliticalEconomy,1871,2nd,ed.,1879.

4.GrundsatzederVolkswirthschafslehre,1871.

5.Elementsd''''EconomiePolitiquePure,1874.

6."Philosophyofvalue"intheNewEnglander,July,1881.ProfessorClarkwasnotthenfamiliar,ashetellsme,withtheworksofJevonsandMenger.

7.Bohm-Bawerk,Grundzuge,pp.38and49;Wieser,DerNaturlicheWerth,1889,pp.46etseq.

8.AsforexampleinGermany,thehighestauthorityonthetheoryofprice,Hermann;cf.Bohm-Bawerk,Grundzuge,pp.516,527.

9.Austrianliteratureonthesubjectofprice;Menger,GrundsatzedeVolkswirtschaftslehre,p.142,etseq.,Bohm-Bawerk,GrunzugederTheoriedeswirschaftlichenGuterwerths,PartII,Conrad''''sJahrbuch,N.F.,vol.xiii,p.477etseq.,andonthepointtoucheduponinthetext,especially,p.516;Wieser,Der

naturlicheWerth,pp.37etseq.;Sax,GrundlegungdertheoretischenStaatswirtschaft,1887,pp.276etseq.,Zucherkandl,ZurTheoriedesPreises,1889.IwillnotlosethisopportunitytorefertotheexcellentaccountgivenbyDrJames

Bonar,someyearsago,oftheAustrialeconomistsandtheirviewsofvaluein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Oct.1888.

10.DerNaturlicheWerth,p.170

11.Austrianliteratureontherelationofcostandvalue;Menger,Grundsatze,pp.123etseq.;Weiser,UeberdenUrsprungunddieHauptgesetzedeswirtschaftlichenWerthes,1884,pp.139etseq.;DernaturlicheWerth,pp.164etseq.;Bohm-Bawerk,

Grundsuge,pp.61etseq.,534etseq.;PositiveTheoriedesKapitals,1889,pp.189etseq.,234etseq.

12.Menger,Grundstze,pp.138etseq.Bohm-Bawerk,Grundzuge,PartI,pp.56etseq.,PositiveTheorie,pp.178etseq.;Wieser,DernaturlicheWerth,pp.67etseq.

13.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201.

14.Bohm-Bawerk,KapitalundKapitalzins:I.GeschichteundKritikderKapitalisinstheorien,1884.[TranslatedintoEnglish,withaprefacebyW.Smart,1890]II.PositiveTheoriedesKapitales,1889;differingfromtheolderteachingofMenger''''sGrundsatze,pp.143etseq.

15.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assim,andpp.450-452.

16.Mataja,DerUnternehmergewinn,1884;Gross,DieLehrevomUnternehmergewinn,1884.

17.Menger,Grundsatze,pp.133etseq.;Wieser,DernaturlichteWerth,pp.112etseq.;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p.380etseq.

18.RobertMeyer,DiePrincipiendergerechtenBesteuerung,1884;Sax,Grundlegung,1887;Wieser,DernaturlicheWerth,pp.209etseq.

19.Mataja,DasRechtdesSchadenersatzes,1888;Seidler,"DieGeldstrafevomvolkswirtschaftlichenundsozialpolitischenGesichtspunkt"Conrad''''sJahrbuch,N.F.,vol.xx,1890.

20.Menger,Grundsatze,pp.8etseq.

第6篇

随着新课程不断推行，地理教学设计越来越重视与新课程接轨，通过查阅三大杂志地理教学类文章可总结以下趋势：第一，新课程理念不断深入。新一轮地理课程改革倡导“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双主理念”、“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对终生发展有用的地理”的“两用地理”理念等。《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指出地理课程理念是培养现代公民必备的地理素养；满足不同学生的地理学习需要等理念。这些理念在地理教学设计研究中不断得到探究和体现，许多教师着眼于探索不同的方法实现新课程理念。第二，地理教学设计方式方法不断创新。在观察三大杂志地理教学设计相关文章后发现，在按例说理类文章里，许多教师探索着基于各种不同理论的教学设计方式。第三，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在三大杂志57篇按例说理类文章中有17篇关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如数字星球系统、地理信息系统、虚拟三维地球仪软件等技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今后的教学设计将不断应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实现自身发展。

二、地理学习环境设计概述

“学习环境”是指学生与学习资源之间面对面交流的一种学习状态或学习境况。地理学习环境是在地理学特征基础上运用所有教学资源创设的有利于提高学生地理知识和技能学习，形成空间思维能力的环境。学习环境设计是新时期教育思想和理论变革的产物，是建立在二十世纪以来建构主义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发展基础上的新学习理论。它是能较好体现信息社会教育特征的一种现代教学设计，旨在创立一种有效学习、积极学习的环境以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自我理解和掌握、促进学生自我认识能力提高。

1.地理学习环境研究现状

关于学习环境研究，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许多努力。Hannafin&Land在1997年提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核心要素即心理学基础、教学论基础、文化基础和实用基础。当今很多关于学习环境的研究都建立在这四个基础之上，钟志贤在2005年也提出任何学习环境设计都离不开五大理论视角，即心理学的、教育学的、技术的、文化的和实用主义的视角。情境化思维与真实境脉在学习环境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Brown等认为知识、思维和学习的境脉相互联系。一些建构主义环境提供了宏情境，将相关信息置于或者镶嵌其中，而不是提供孤立的信息。学习环境也重视多种观点的协商和解释，许多建构主义学者强调学习的社会中介，通过探索、协商和解释，理解得以深化。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另一个潜在价值观是个人信念和经验为新的理解提供独特的个人框架。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研究属于学科学习环境设计研究，目前大部分关于学习环境设计的研究都着眼于通识教育的角度，国内关于学科学习环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的研究也较少。

2.地理学习环境研究趋势

学习环境的创建主要有两种关于情境的理论，森杰的实习场理论和莱夫和温格的实践共同体理论。Senge将这种设计看作创设实习场。所谓实习场即一种与真实场地分开的情境脉络，所有努力都是为将真实的活动安置在这个境脉中，学习者遇到的问题将和真实环境下相一致，即一种模拟真实环境的境脉。抛锚式教学、基于问题的学习和认知学徒制就是实习场的典型案例。莱夫和温格（Lave&Wenger，1991）提出实践共同体的概念来体现活动将个体与共同体加以联系的重要性和共同体使个体事件合法化的重要性。罗斯（Rose，1998）认为实践共同体就是具有共同成员介入共同的任务，具有相关的实践和资源，具有没有异议的背景假设，共同人可以写常识和实际理由。笔者认为创建一种符合学生认知方式、符合地理学特征、具有时代特征的学习环境是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的研究重点，应具有以下趋势：丰富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的理论基础，体现学科特性；紧随时代潮流，善用信息技术辅助学习环境；切合新课程理念，促进地理课程发展；不断创新方法和技术，拓展地理学习环境的深广度。

三、地理教学设计和学习环境设计差异分析

地理教学设计与学习环境设计作为两种预设型地理教学模式，根据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教学系统设计与学习环境设计无论起源还是具体趋势都有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建构的基础、设计的目标、关注的对象、操作的方法等方面。

四、从地理教学设计到学习环境设计变化动因

1.更切合新课程理念

如果说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学设计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双主理念”下的教学设计，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那么地理学习环境的设计将是一种完全以学生为中心创设的环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提供了互动的、鼓励性的活动，能满足个人独特的学习兴趣和需求，在不同复杂程度下加深理解。近年来以学生为中心的认识论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这些理论就包括诸如基于问题的学习、抛锚式教学、认知学徒制、交互式教学、基于目标的情境、基于项目的学习、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和开放学习环境等。尽管在应用范围、技术和方法上这些方式都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体现了如何加深学生理解的本质和最适于促进学习的方法的相似假设。另外，地理学习环境是在与实际极其相似的境脉中培养学生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探究能力和学生相互之间交流合作的能力，解决的这些问题也都与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相类似。因此，学习环境设计所创设的是一种与新课标“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学习对终生发展有用的地理”理念相契合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获取知识与技能不再是学习惟一目标，培养个人能力，促进自身全面发展与获取地理知识一起成为地理学习环境所追求的结果。

2.理论基础更合理

教学系统设计建立在客观认识论基础上，受到行为主义和信息加工理论的影响。由于行为主义力求用外显的行为来解释学习，而信息加工理论依赖于符号认知，集中于有意识的推理和思维，忽视文化和物理的情境脉络，因此教学系统设计是从系统的角度关注系统要素，偏重微观知识的呈现、传递和教学策略的设计，注重学习结果和学生外在行为变化的分析。虽然不同学习环境有不同的理论支持，如情境理论、分布式认知、活动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但它们大多建立在主观认识论或主客观互动的认识论上。学习环境的设计是从宏观角度关注学生的学习活动，注重学习情境的设计、认知工具和资源的设计以及学习共同体的设计。这种设计是动态的，没有固定的步骤和策略，以一种框架的、非线性的形式提供一些设计的思想和原则，从理论上来说也更加合理，地理学习环境更加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

3.现代技术不断发展

伴随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在教育领域中信息技术的应用逐步扩展，地位日渐突出。首先，教学系统设计的发展从技术角度分析基于摄影、幻灯、投影、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语言实验室、计算机等多媒体。其次，从信息传播角度来看，这些媒体内容的表征是单一的、播放式的、线性的，人们通常把这些媒体只当作教学系统设计的一个要素，设计者通过比较不同媒体的教学特性、教学作用并结合所讲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媒体。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发展为当前教育信息技术的主要基础，这类信息技术以信息处理为核心，以硬件、软件等为手段。从信息传播角度分析，这类信息技术内容的表征是综合的、交互的、非线性的，人们不再把信息技术只看作教学系统的一个要素。在这种环境中，教室的实体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学习活动可以不分时间与地点在一个虚拟的“电子教室”中进行，数据库中存储有许多与课程相关的辅助教材与练习题，学习者可透过网络更快速与便捷地获得参考资料，与同学交流沟通更趋便利。通过各种网络通讯工具，学生之间可以匿名方式讨论交流，这里的学生不再限制于一个班级一个学校，而有可能来自不同省区，甚至不同国家。学习环境设计关注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营造互动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学习环境中如何促进学生的学习活动、实现学习目标以及培养学生的高级思维能力等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是学习环境的优势。

五、思考与总结

第7篇

关注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发展条件的差异，在发展速度、发展进程上也有明显反映。其中，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同一时刻，不同区域往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有不同发展特点、不同的政策需求及其它环境需求。在全国统一格局下，应考虑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的要求。以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关系而论，一般来说，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区域由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粗放，对土地、能源等资源的需求大，对环境污染也比较严重；而已经进人发达阶段的区域，由于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开始逐步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对资源的消耗降低，同时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开始逐渐减少。如果全国实施完全一致的资源政策，可能会带来十分矛盾的结果：如对发达地区有利，便对欠发达地区不利;若照顾欠发达地区，则对整个社会带来资源过度消耗的威胁。因此，从区域关怀的角度来看，应该关注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区别对待。当然，从全国宏观调控角度，也可为了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采取相对严厉的政策。但必须配以公平的资源环境补偿机制，以使为保护资源环境作出贡献的区域得到较好的回报。

关注区域优势的发挥。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优势。基于国家优势的发展设计，并不一定是区域层面的最优设计。从区域关怀的角度研究区域，应注重充分发挥每一个区域的优势，并针对其优势，设计相应的发展战略、发展途径和举措，进而建立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理论。如城市地区具有基础设施好、人才密集的优势，在研究中，应关注其集聚经济效应的进一步发挥，同时，还应考虑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带动以及其负面外部性问题；相反，农村地区具有自然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等优势，在促进农村地区这些优势发挥中，应该兼顾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如此，同样的城市地区，同样的农村地区，也可具有不同的优势特点，相关研究更应关注这些具体差异，以充分调动区域的发展积极性。

关注落后地区的发展。尽管区域关怀不应该有区域歧视，从区域经济研究的角度对落后地区关怀时，可从明确落后地区的发展条件和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人手，根据这些发展条件和阶段特点思考落后地区的发展机理、发展路径。如思考如何激发落后地区各种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使其参与到区域的发展中来。如在农村地区，如何调动农户的积极性，促使农区发展，进而建立基于农户的农区发展理论。还可研究如何通过区际联系促进落后地区借助发达地区的力量实现发展等。

第8篇

【关键词】探究式教学　经济地理　渤海国

【中图分类号】G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5962(2012)08(a)－0055－01

引言

近几年在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学生问这样一个问题：“这门课有学了什么用?”这表明学生的学习具有了更强的目的性和选择性，或者说更强的功利性，如何吸引学生让其目光转移到课程本身成为高质量教学的一个前提。而在一些课程教学中，学生面对传统的理论+案例式教学法很难激发学习的兴趣，课堂效果不好。

1　探究式教学

探究式教学法又称发现法、研究法，是指学生在学习概念和原理时，教师只是给他们一些事例和问题，让学生自己通过阅读、观察、实验、思考、讨论、听讲等途径去独立探究，自行发现并掌握相应的原理和结论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最早由杜威提出。区别于传统的教学方法，探究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一种教学模式，学生在获得问题后通过收集信息、归纳整理、分析总结的过程锻炼了自身的能力，并通过这种主动的参与加深对知识的学习和理解。

探究式教学法的过程一股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环节：首先，由教师根据课程内容提出问题；其次，学生主动收集问题相关材料；再次，学生分析材料形成结论；最后由教师与学生共同总结评价。

由此可以看出，探究式教学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重传授，学生强记，机械独立的训练，强调交流、沟通，以讨论式、协作式启发探究为主，重视创造精神的培养；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教师是居高临下的传授者，学生是被动接受者的师生关系，建立相互平等的组织者、协作者、参与者的新型师生关系。

2　经济地理学中探究式教学方法的运用

经济地理学是以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为中心内容的一门学科，它是地理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包括全球化的研究、环境与经济研究、区域发展研究、技术进步空间影响研究。这门学科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本身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绝不是通过背诵原理就可以掌握的学科。　 《经济地理学》本身理论性内容较多，如经济活动的区位、跨国公司区位、多部门企业区位。单纯按照课本内容宣讲很枯燥，课本上的案例学生也感受不深，理论与实际结合不强。如农业区位论中杜能圈理论，按书中理想化孤立国图形进行讲解，学生最后只是死记硬背从自由式农业圈到畜牧业圈的六个圈层结构，并没有兴趣了解其成因与蕴含其中的理论原理。

2.1　教学过程

2.1.1　教师创设情境：同学们有没有打算未来成为一名市长的?如果成为了市长，给你一片广阔的土地，你打算如何建设?在封建社会当市长和现代社会当市长有什么不同呢?先通过一系列的问题，使学生激发兴趣并参与进来。

2.1.2　布置问题；学校外有一个古城遗址，上京龙泉府渤海国遗址，大家周末去旅游过没有?渤海国存在时，它的城区分布是什么样的?与中原地区的城市相比有什么区别?现代社会的城区分布又是怎样的?

2.1.3　学生通过图书馆书籍、网上搜寻、周末实地考察等方式了解相关资料。

2.2　教学效果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意识到获取知识能够加强自己对现实的理解和改变。课堂内外都有很高的讨论热情，这样的情绪帮助学生提高了学习成绩。

通过探究式教学培养了学生思考和研究的能力，为学生毕业论文的设计提前打下基础。

2.3　应注意的问题

2.3.1　探究式教学并非万用灵药，应当与其他教学方法相结合。

探究式教学只是教学方法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的一些优点，但是也不能忽视其缺点。如大班级授课时探究式教学只能让很少的学生参与进来，反不如启发式教学与案例式学效果好。

2.3.2　问题设置应恰当

不能为了提问而提问，问题的设置应紧贴课程核心，以问题为引一点点接近课程教学重点，实现教学目的。

2.3.3　课下环节可能会失去控制

出于对问题的理解偏差，学生对信息的获取可能会偏离预期，导致课堂讨论环节效果大幅度下降。这就需要教师与学生及时沟通，了解其掌握的内容，随时进行方向的调整与指导。

2.3.4　课堂讨论时间不易掌握，容易耗时过长

学生得热情一旦激发出来很可能出现讨论热烈的情况，这个时候教师又不好压制学生的热情，最后可能出现讨论结束了，教师还没来得及点评就下课的情况。

学校教育的主题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承，更要教导学生如何去学习。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知识更新愈加迅速的今天，后者变得越来越重要。探讨式教学兼顾了二者，是获取知识与学习方法的统一。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为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应加大课堂中这一教学法的使用。

参考文献

第9篇

规模经济与垄断力量

上世纪70年代，克鲁格曼等学者相继独立提出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思想，并据此对缺乏比较优势的贸易模式进行解释。伊希尔于1979年提出中间产品而不是最终产品基于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模型，随后，克鲁格曼最清晰、最系统地阐述了国际贸易理论中这一革命性方法。

1979年克鲁格曼发表于《国际经济学》杂志的短文“收益增长、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具有双重贡献。该论文不仅为解释现实中的产业内贸易现象提供了理论工具，而且播下了经济地理学的思想种子。经济地理学对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运用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克鲁格曼表述这些思想仅用了十页的篇幅，他提出的单生产要素模型极为简单，并用有固定成本的线性成本函数来表示规模收益。由于克鲁格曼的模型极其简单，因此对关键机制的阐述非常透彻。

克鲁格曼方法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即企业可以通过增加产量降低平均成本。在这种情形下，市场不可能实现完全竞争。贸易理论中通常避免运用不完全竞争模型，因为分析起来相当复杂。但克鲁格曼运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垄断竞争规模对贸易活动进行了成功分析。

克鲁格曼研究发现，在产品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确定的情况下，由劳动量（假定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决定的经济规模对均衡产生以下影响：（1）在效用函数形状给定的情形下，每种产品的产量不受经济规模的影响，但产品的种类与劳动同比例增加；（2）每种产品的人均消费随着经济规模增加而减少，因为每种产品产量不变，经济规模扩张意味着劳动者数量的增加；（3）每个消费者的福利随着规模经济增加而提升，实际工资随着产品多样化而增加。因此，经济规模越大，可以生产的产品种类就会越多，就可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根据克鲁格曼的分析，在资源给定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收益的增加也可增加产品的产量，从而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我们据此对两国间的贸易进行分析。

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它们在偏好、技术和经济规模方面完全相同，我们可以比较两种情形：一种是自力更生，禁止贸易，另一种是假定运输成本为零的自由贸易。通过自由贸易，总经济规模等于两国经济规模之和，世界的产量和消费量就像只有一个大国一样。于是，产品的种类将增加一倍，两国都专业于部分产品的生产，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但产品的地区分布并不确定，各国的贸易额将等于该国GDP的一半，消费者将可消费到比闭关锁国时代更多的产品。即使两国拥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资源分布，自由贸易仍可以增加社会福利，因为贸易可以增加产品的种类。根据克鲁格曼的效用函数，自由贸易可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克鲁格曼的模型并不能确定产品由哪国生产，产品i和产品j在哪国产生是随机的，即使两种产品十分相似（例如，两种汽车）。在这种情形下，自由贸易将形成产业内贸易。

国际贸易

运输成本与贸易：国内市场效应

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是运输成本的下降，但长期以来大多数贸易模型中都不包含这一因素。克鲁格曼于1980年通过引入运输成本拓展了他1979年的模型，假定运输成本是货物运输量的一定比例。这使得他更好地分析了国内市场效应，即企业倾向于集中于大市场，这也解释了偏好对贸易模式的重要性。一国通常出口的是那些拥有庞大国内市场的产品。

国内市场效应看起来一目了然。通过增加收益、降低运输成本，企业靠近最大的市场会受到激励。通过在一个区域集中生产，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而靠近最大的市场进行生产可以实现运输成本的最小化。国内市场效应对一国在特定产品生产方面具有优势给出了答案。工人在更大的经济体中工作福利会得到提升，因为规模经济可以降低价格水平，同时可以降低消费中运输成本所占比重。

新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克鲁格曼1979年提出的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颠覆了传统的比较优势说、资源禀赋说等理论，对现实存在的重要贸易模式进行了有力的解释。新旧贸易理论的整合尤其重要，由此引发了对不同国家国际贸易模式差异的检验。

有关国际贸易模式的另一个事实是发达国家之间发生的大量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这些产业通常被跨国公司所垄断。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贸易格局，学者研究发现这是企业对固定研发成本的市场反应。克鲁格曼将这些理论综合进他的专著之中，成为国际贸易理论权威的参考资料。

新贸易理论对贸易政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用新贸易理论可以对贸易自由化在贸易模式、产出分布、要素收益等方面的影响进行预测，同时可用于对社会福利的分析。现实模型容易被经济计量方法搞得复杂得无法运用,新贸易理论模型已被世界银行用于对WTO贸易自由化谈判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评估。

经济地理学

很早以前生产要素流动与产品贸易的替代性就被学者所认识。贸易壁垒的存在会导致要素价格的国别差异，从而引发了劳动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克鲁格曼对产品差异和垄断竞争情形下的要素流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如果没有贸易，大国将为本国居民提供更高的福利，因为大国可以提供更多样化的产品，对移民有更大的吸引力。克鲁格曼经过十二年努力将以上思想发展成为所谓的“核心－边缘模型”，这是新经济地理学的起点。为了分析“核心－边缘模型”的深远影响，我们需要回顾经济地理学的相关背景。

经济地理学的相关背景

将空间与竞争均衡相结合是一项挑战。传统贸易理论将空间的异质性视为给定的外生变量，从而得出要素分布和技术差异导致贸易模式不同的结论。由马歇尔开始的区域经济分析，发现规模经济推动了经济活动的集中，同时假定规模经济对企业而言是外部因素，但对行业或城市来说是内部因素，从而与完全竞争理论保持了一致。一个例子是在一个地区公司间技术的溢出效应，因为技术的转移有利于产量的提高。但此理论的缺陷是规模经济外部性的性质相当模糊，根据经验来检验和运用这些理论时很难对技术的外部性进行衡量。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通过假定内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发展了传统的地理经济理论。

货币外部性通过市场价格推动形成企业的集中，因为大市场为企业实现产品多元化和降低成本提供了可能。当家庭或企业的交易在同一市场完成时，通常可以通过交易价格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当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时，这些影响可以被视为一种外部性。克鲁格曼研究发现，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意味着市场的非充分竞争性，因此，外部性成为经济的根本特征。

享德森在规模经济外部性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特定产业生产的外部性导致企业边际成本随着整个城市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城市的经济规模依赖于这些外部性的相互替代，从而决定产业集中的收益和经济活动空间集中的成本。城市倾向于集中发展特定产业，从而使这些产业的规模经济具有更大的外部性，吸引更多的企业进驻，实现城市的扩张。

享德森假定城市是围绕中心商务区（CBD）建立的单中心，就像在经典的模型中表示的一样。但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均衡状态下土地价格、工资和土地在生产和住宅之间的配置后发现中心商务区与副中心商务区可以并存，即主中心与副中心可共同存在于同一城市。一个重大发现是，当运输成本和其他关键因素变化时，城市可能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化。

新经济地理学――核心边缘模型

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在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少数几座高度发达的城市里（核心），少数人口居住在农村（边缘），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对这种现行的模式进行了解释。他首次向模型中引入了工人（消费者）流动性变量就像在国际贸易模型中引入运输成本一样。假定有两类产品，食品和工业品。假定食品是同质的，生产食品的规模报酬不变；而工业产品则是多元的，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并在垄断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中销售。假定消费者对食品的偏好服从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工业产品的替代性由拥有固定的替代弹性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决定。

比如有两个地区，具有相同的基本条件（产量和偏好的函数相同），货物可在两地区间自由贸易；农产品的交易成本为零（之后此假定被放松），而工业品则有运输成本；有两类人，制造业工人和农民，前者可自由迁移到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地区，而农民则不能迁移。需要分析的是，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和经济活动在两个地区间是如何分布的。研究证明，企业有积极性选择更大的市场以利用规模经济、节约运输成本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个人也倾向于迁移到更大的地区，因为大地区可以提供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更多的消费品选择。这种趋势加剧了两个地区市场规模的差异和企业、个人迁移的动力，两种力量之间互为因果。假定初始情况两个地区人口数量完全相同，各有一半人口，如果两个地区其他要素也完全相同，这显然就是个均衡状态。现在假定，一个偶然因素打破了两个地区间的平衡，一个地区市场比另一地区市场更大。于是在国内市场和实际工资效应的作用下，人口和企业从较小地区向较大地区开始迁移，最终形成与初始均衡完全不同的新均衡。

然而，这种人口和资源流动过程中仍然存在阻力。如果所有企业都迁到大地区，只有一家企业迁至小地区，那它将成为市场的垄断者。垄断企业将产品卖给当地农民和自己的员工，但会遇到进口工业产品的竞争，进口产品价格和数量受运输成本的约束。垄断企业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制约，因为它要提供足够高的实际工资才能吸引到所需的工人。小地区企业工人的福利取决于企业支付的工资、垄断企业产品的价格和含运输成本的进口产品的价格。小地区的市场状况不只对一家企业有吸引力，有更多的企业脱离大地区（中心区）到小地区（边缘区），从而形成分散均衡。分散均衡能否形成取决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偏好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其他因素，比如大地区的拥堵成本、地价上涨等也会导致经济分散而不是集中。克鲁格曼的比较表态分析结果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运输成本下降、技术收益递增的情形下城市化进程和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

国际金融危机

克鲁格曼在国际金融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他于1979年提出了研究货币危机的新分析框架。他认为在基础经济已经出现非均衡的情况下，政府仍试图维持固定汇率（在资本项目开放的形势下）从长期看是不可能的。政府通过大量买卖外汇对汇率进行干预，只能在短期维持固定汇率。由于理性投资者预期政府的外汇储备不久将会枯竭，因此他们会通过做空攻击该国货币。克鲁格曼据此准确预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克鲁格曼对目标区内的汇率波动也进行了研究。货币目标区是相关央行为实现币值稳定而制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在欧元出现前欧洲曾采用的欧洲汇率机制（ERM）就是一例。克鲁格曼提出“正则模型”对目标区汇率的波动进行分析。基本思想是，在目标区的中间，汇率上下波动的概率相同，汇率的预期波动幅度为零；在目标区的上限，汇率更可能向下波动，预期波动幅度为负值。理性投资者可以预期到这些趋势，并运用期权定期模型对目标区内的汇率波动进行分析。结果，可信的目标区有助于实现汇率的稳定。

结论

第10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3-0089-05

在大众化与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被时代赋予了鲜明的地理印记或符号，“时空域”螺旋式发展使得高等教育呈现趋同性与差异性、同质化与特色化并存的格局。当代高等教育解读离不开必要的地理语境，高等教育维系离不开特定的地理场域，高等教育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地理协同。源于高等教育学科与地理学科新近发展、变轨而形成的富含吸引因子的重要交集，高等教育地理学遂成为当代新兴交叉学科。

一、高等教育地理学的学科溯源

高等教育地理学具有方法论渊源和本体论渊源。前者由地理学科提供研究框架与逻辑进路，以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为视角，持续审视高等教育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后者则基于高等教育现象与规律，以高等教育学科为核心理论体系。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其理论基础与教育学具有较强的拟然性，与教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存在较高的牵连度，诸如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等，都可以进一步演绎为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社会学等。如果分支学科已经比较成熟，就能够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踩在巨人肩膀上”的研究捷径。但是，相对于其他高等教育分支学科，教育地理学却是一门新兴学科（更准确地说，目前还处于“研究领域”阶段，还未真正上升到“学科”层面），高等教育地理学科不具备上述捷径效应，其研究与建构更加具有探索性与挑战性。

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运用地理分支学科理论研究高等教育活动。以经济地理学为视角，许长青认为，高等教育经济地理的研究横跨经济学、经济地理学、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经济学等专门领域，具有其独特的主体论价值和认识论价值。[1]以历史地理学为视角，许甜基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初始阶段地域分布的阶段性变迁特征，探索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2]以人口地理学为视角，傅凰等从人口结构对高等教育规模、经费、师资和质量的影响以及人口结构对高等教育地区（布局）结构的影响两方面探讨了人口结构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认为高等教育要受人口结构状况的制约，并对人口结构的变动起作用。[3]另外，陈亚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功能对中国生源进行了分析。[4]李泓泽等通过对2008年全国各地区高校招生规模、效率的综合评估，发现中国高校招生规模总量、增长率和综合效率均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5]

国外学者同样十分关注高校发展与地理因素的互动关系。在高校定位方面，有学者在研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卑诗省）高等教育体系地理分布的经济与社会意义的基础上，认为地理空间不平衡与高校机构类型分布之间具有相关性，高校应当呈现多样性，盲目升格将产生负面影响。[6]在高校招生方面，有学者围绕高等教育入学的地理学问题，对于区域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空间分化、量具选择、扩大入学比例、符合时代与利益相关者的政策等进行探讨，希冀探索一个能够反映多元社会、空间和时间特征的高等教育入学新模式。[7]在高校制度方面，有学者探讨了确立高等教育政策地理学的重要意义，试图揭示高校与其所在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关联性。[8]在高校教育方面，有学者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多样性与地理多样性的关系，并对少数族裔和女性由于地区和背景差异而导致学习差异问题进行了研究。[9]有学者进一步认为高校和课堂是人文地理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与社会发展基础彼此交织、联系，应当促进高校地理教育学和批判地理学（critical geography）的有机结合。[10]在高校经济互动方面，有学者研究了高等教育在创新型城市建设和创新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11]；还有学者对特定区域的若干高校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了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12]

就学科建设而言，高等教育地理学尚处于萌芽阶段。据中国知网、Google Scholar检索结果发现，国内外均未出版高等教育地理学研究专著，也没有发表专门针对高等教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目前还没有出现全面系统阐述高等教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许多领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内外机构、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对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从不同视角对高等教育的地理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为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为高等教育地理学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高等教育地理学的价值分析

所谓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在相互联系、相互适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中所产生的效应，既包括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也包括主体对客体的效应。[13]同样，高等教育地理学的价值体现在人―地、高教―区域、理论―实践等对应要素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呈现多元化、交融性和持续性特征。

一方面，高等教育地理学基于人―地的本质关系，反映了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而高等教育则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与阶梯。虽然远程教育技术方兴未艾，MOOCs（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风靡全球，但是传统的高校教育模式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高校是知识分子、高端人才的富集地，也是莘莘学子慕名求学的核心场所，承担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对于地理因素（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很强的依附性。同时，高校之“人”对“地”具有明显的反向价值，地理因子完全浸润在高等教育的浓郁氛围中。不仅“地”之物理状态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趋势而发生显著变化，而且“地”之民主、文明、教化程度也将日益提升。因此，高等教育地理学成为人―地互动关系研究的独特领域，具有独立的学科价值。

恩格斯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18]高等教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的独立性也同样具有类似的重要性，因为这决定了该学科的独立品质。同时，综合性与倾向性是交叉学科性质的又一特征。具体来说，高等教育地理学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属性，但倾向于社会科学；具有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属性，但倾向于应用科学；具有硬科学与软科学属性，但倾向于软科学；具有传统学科与交叉学科属性，但倾向于交叉学科。可见，交叉学科的学科性质不能认为是对所谓上位学科的学科性质的简单继承甚至混同，这将违背交叉学科的生长规律，扼杀交叉学科的生长空间。当前将交叉学科强行纳入某一学科（例如僵化地将教育经济学纳入教育学科，或者纳入经济学科，试图成为某一学科的子学科）的做法值得商榷。

由于高等教育地理学发轫于实践领域，是对当前高等教育发展失衡、定位失真、管理失范等诸多问题的现实回应，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同时，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理论体系的创建也是该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高等教育地理学建设兼具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构建的双重任务。另外，如果从研究视角来看，可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地理学的层面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二是从高等教育的视角研究地理学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上述两个研究方向甚至可以视为“高等教育地理学”与“地理高等教育学”的逻辑分野。“从实际的角度看，任何现实的问题都是综合的，它们并不完全尊重学科的分类。如果将一个现实的综合性的问题削足适履地放在某一个专门性的学科中进行研究和分析，或者过分强调某一学科的专门性，可能会出现认识上的片面性与失误。”[19]高等教育地理学研究领域的综合性决定了其学科性质具有多科性、开放性、复杂性、系统性等特征，因此，需要在理论凝练与具体实践中予以全面把握。

第11篇

英文名称：Review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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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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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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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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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致力于介绍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应用及最新发展，为中外学者就演化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及其应用问题进行讨论和对话提供一个平台，同时也为展示我国演化经济学学者的研究与思想提供一个机会窗口。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辑收录的论文大致囊括了以下专题：演化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地理学以及演化经济学的应用等问题。它涉及制度演化、技术创新以及演化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应用等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要学术话题，还涉及我国制度创新深化、自主创新战略这两大主题的深层次学理问题。

第12篇

关键词 旅游营销文本；地方；视觉表征；社会构建；文化研究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lace:Cultural Turn in Western Tourism Advertising Researches

LIU Danpi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mid and late 1990s,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saw a major theoretical incident―“Cultural Turn”, whose core was to put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al theories into the analytical system of humane geography and stress on the shaping role of soci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space and place. For marketing many destinations use pictures to show their landscape, which some scholars named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se marketing pictures just are texts which involves culture, place and man. The major conclusions of those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made are: Firstly, the destination is an image and myths. Secondly, postcards are narrative texts involving many social signifiers. Thirdly, those visual marketing texts often make fake representation about the hosts.

Key words： tourist marketing text; place; visual representa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study

一、 问题来源

二战后，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思潮呈现阶段性变化，从1960年代的“数量革命”(计量地理学)，演变到1970年代的“行为革命”(行为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①，再到1980年代中期的“转向”(即结构地理学，或称激进地理学)。到了199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总体上对人类文化的兴趣大大增加，文化成为普遍性的研究热点，西方人文地理学也随之呈现出“后现代的”多元化属性，并最终导致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等各分支学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转向，约翰斯顿称其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1]。

与上述理论走向相一致的，就是西方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某些变化。例如，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实证主义影响下的那种强调空间分析、运用“经济人”假设和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methods)、对经济活动空间规律的探讨很少涉及社会过程和文化层面等做法，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复杂的地理现象时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于是，人本主义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社会批判(social critics)的以及后现代(postmodern)的方法论逐渐得到重视，一系列原本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所谓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2，3]被采纳。其中，不少学者注重探究人类的视觉体验，通过分析摄影图片、影视光碟等视觉资料，来揭示地理现象中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有学者称其为“视觉方法”(visual approaches)[4，5]。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地方”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利用摄影图片进行旅游地的视觉营销一直是旅游企业所重视的策略[6，7]。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文化转向”思潮在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旅游地理学的研究中开始有生动的体现，众多西方学者对明信片、旅行指南、导游手册中的摄影图片进行了符号学(semiology)、修辞学(rhetoric)、叙事学(narratology)、语用学(pragmatics)的分析，揭示了旅游地(“地方”，place)如何被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以及如何被社会性地构建(socially constructed)，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研究内容和结论，极大地丰富了对人类旅游活动的理论解释。

自1999年起，我国学者就敏锐地预见到西方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纷纷在《地理学报》[8]、《地理研究》[9]、《人文地理》[10-12]、《经济地理》[13-15]等刊物上进行介绍和评述，着重从研究体系或框架上概括出该学术事件在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以及区域地理学等分支学科中的基本特征，更有部分学者率先选择国内案例地做了某些前沿性的研究工作[16]。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西方学者关于旅游地视觉表征的研究这一“文化转向”思潮中最活跃的学术活动尚缺乏了解，相关的综述与评价也鲜有见到。本文拟在此方面有所贡献。

同时，如果说国内先前已有的那些关于“文化转向”的综论性文章重在粗线条的勾勒，那么接下来该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从微观层面考察国外同行如何进行地理学问题的文化研究。鉴于此，本文就将综述的起点放在西方学者的典型案例研究上，然后再对他们的理论工作加以评价和阐释。

二、 述评方法

本着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角度探讨旅游营销图像的原则，笔者将文献收集范围限定于旅游研究中的视觉文本分析。文献来源主要有两类：国际旅游研究领域内仅有的两个被SSCI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收录的期刊《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一直代表了旅游研究的前沿成果，它们从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论文就成为本文综述的第一类文献；另外，2003年6月，英国Sheffield Hallam大学举办了主题为“旅游与摄影：静态的视觉影像与动态的生活”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交流论文80余篇，集中反映出该议题的国际研究动态，它们是笔者关注的第二类文献。

在具体评述时，笔者将分两个层面进行。

第一层面是案例研究观摩。笔者从国外同行的诸多研究个案中选择三个代表性工作加以详尽的解析，目的是细致地观摩和学习他们有哪些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如何开展工作，以及做了哪些理论解释。

第二层面是关键词的抽取与阐述。借鉴近年来文化研究领域(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日益推崇的“关键词”(keywords)研究思路[17-21]，笔者从西方学者关于“地方”的视觉表征和社会构建的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他们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若干核心词语(这其实是学者们取得的某些共识所在)，然后将这些核心词语视为该议题的“关键词” 逐个进行简要分析。显然，这些关键词彼此勾连应合，已形成一条西方学者关于旅游营销文本的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主线。

三、 典型案例观摩

西方学者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历史受制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以及决定这种经济制度和结构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某一“地方”之所以成为旅游地，成为旅游者消费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的选择，是一定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意志的集中体现。同时，他们还认为，探究旅游营销图像的产生过程，是洞悉旅游地形象问题的最佳切入点之一。国外同行的多项研究表明，旅游地是视觉表征的结果，是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与销售商、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或host)以及游客共同地、社会性地重构原地方后形成的一个“非真实世界”[21，22]。

1. 旅游地是一个“意象”：苏格兰旅游委员会案例

Caroline E．等人以苏格兰旅游委员会(STB)为例，试图回答物质景观如何实现话语转换，成为导游手册里的图片影像这一问题[23]。研究发现，在导游手册里旅游空间被设计、转化成某种视觉表征需要经历三个媒介传播过程：市场调研机构提供游客需求信息，并由此提出形成苏格兰地方特色的关键性图符(icon)；专业摄影师运用技术和社会文化知识选择性地拍摄景物；导游手册编辑设计人员使用媒介话语精心编排出一个极具劝服功效的导游手册，最终完成影像表达。三方在整个过程中都需要遵循当代社会关于旅游发展、关于导游手册角色的约定。作者不无幽默地描述导游手册编辑设计人员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页面里，以引起游客注意，让他们想到：“哦，这很有趣”，或者“嗯，这地方看来值得一去！”

据此，Caroline E．等人认为，地理背景并不能单纯地决定一个地方是否成为旅游目的地。对某一地方而言，不是其自我评价，而是外来因素合力对它进行的描绘使其成为人们所说、所观看到的“地方”。即，旅游地实际上是一个“意象”(image)，它由旅游运营商“经营”(operate)，由市场营销人员“包装成型”(model)，再由旅游者“使其具有生命力”(perpetuate)。供需双方共同建造了一个地方“神话”(myths)。

2. 自然界是一系列值得拍摄的机会：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案例

旅游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旅游一直是国内外旅游研究的热点，其中如何看待旅游地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加拿大学者Keri Cronin的研究可圈可点。他以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Jasper National Park，简称JNP)这样一个典型的生态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却一改不少学者从旅游地生态与环境监测、生态评价、旅游者行为管理等入手进行研究的惯例，而是收集有关JNP的旅游营销图片，对它们进行内容分析，解析图像中具体的构图元素(element)和修辞手法(rhetoric)，探究图像所隐喻的自然资源管理人员、旅游开发经营人员对JNP生态环境的认知，以及资源利用的主张，由此剖析该旅游地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24]。

Keri Cronin注意到，导游手册、明信片、旅行指南里关于JNP的图片的画面“主角”始终是广阔无垠的原始森林或其它自然景观，似乎刻意避免出现人类活动的痕迹，以塑造JNP“未被侵染的、纯净的、新奇刺激的野生环境”之形象。但这显然违背公园的发展实情：其旅游业发展得十分红火，某些地段和景点常常游人如织。同时在导游手册里，人们满眼看到的是公园内一长串适合拍照的景点，以及相应的取景角度和时间说明。对此，Keri Cronin不无讽刺地写道：“在旅游营销文本里，自然界变成了一系列值得拍摄的机会(photo-opportunities)，导游手册简直就是一个为摄影发烧友服务的向导(shutterbug Guides)。”另外，研究者还发现，JNP的管理政策也大多是从有利于旅游发展的角度制定的，常常为取悦游客而人为干涉生态系统的自身循环。例如，公园有禁火规定，每年干燥季节里自然燃起的山火都会被立即扑灭，并在最短时间内原地补种树苗或草坪，目的就是保证游客的眼睛和照相机镜头所观察到的都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世界。

Keri Cronin进一步揭示，旅游营销图像树立的JNP“自然绝境(the sublime)”的形象诱使更多的游客前往观光体验。当这些被“艺术化唯美化”的旅游广告图片“洗脑”后的游客大量涌入时，很难期望他们能够自觉意识到JNP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以及过度的旅游、拍摄行为可能导致何种生态损害。研究者总结道，为了JNP的旅游业发展，公园管理者、旅游批发商和游客等群体的态度和行为都是“以人为中心的”(humancentered)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野生地(wilderness space)是一个非人类世界(nonhuman world)，人类可以不断地征服和利用它。就这样，摄影和旅游营销图像“进入了国家公园的生态过程(ecological processes)”，并在其中起到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

JNP案例再一次证明：但凡被营销者贴上“生态旅游地”标签的地方，永远维持“处女的” 形象和状态就成为它们的重要任务。因此，地方是表征的结果，被如何表征则受控于人类社会的选择。

3. 明信片是一种“社会能指”：札格勒布市案例

Sanja KalaposGasparac将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首都札格勒布市( Zagreb )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了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和二战后这两个历史时期内札格勒布市明信片中影像的不同[25]。研究发现，在第一段时间里，当地人一直有“札格勒布市是欧洲中心”这一地方认同感。明信片里的影像大都是展示该市精美绝伦的教堂、高贵典雅的文化场馆、古典厚重的城市雕塑以及奢华迷人的贵妇人等，那些五色琉璃、世界名画、人体线条、蕾丝花边等构图要素无时不在传递札格勒布市浓厚的浪漫主义文化气息。而二战后，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明信片里的影像则更多地试图树立“新札格勒布”、“人民的札格勒布”的形象，各种能集中反映“繁荣”、“进步”、“平等”、“祥和”、“兄弟手足情”等社会主义特质的生活场景成为明信片的画面主题，且这些特质通过陪衬物、拍摄角度、画面色彩以及文字说明等手段逐一突显出来。

同时，研究者还发现，以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明信片都形成了强大的劝服诱导功效，它们为游客量身定做了一个札格勒布市，通过符号和象征规定和指导了游客如何选择该市的旅游景点、如何欣赏城市风景、如何选择拍摄对象、如何产生“合适”的情感以及日后如何形成“应有的”记忆等。当然，两个历史时期的旅游者，也都分别认为自己欣赏到了当时札格勒布市的精华所在。

这一案例表明，明信片很容易被人们操纵，它是政治、审美、修辞的合力结果，是具有多种意义的强有力的“社会能指”(social signifiers)。无论是二战前的浪漫之都，还是二战后的社会主义新城市，札格勒布市都是城市管理者(政府部门)、旅游开发商、景点销售商以及游客等一起为自己精心重构的一个旅游地。他们共同策划并联合演出了一幕戏剧，所有演员各取所需：旅游产品的供给方获得金钱，旅游产品的购买方获得畅快、愉悦或刺激等体验。

四、关键词的抽取与阐述

从西方学者的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归纳他们频繁使用的核心概念，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洞察旅游地被视觉表征和社会构建的基本特征和实质，准确把握国外同行的若干理论点。笔者视这些核心概念为“关键词”。通过串连、参照、对比、整合这些关键词，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西方学者关于该议题的一条理论主线。

1. 抽取关键词

这些核心概念可划分为如下5部分：

第一部分属于旅游地视觉表征问题的研究基点，或者是一个理论分析工具，主要有“凝视/被凝视”(gaze/gazed)这一对关键词[26-34]。

第二部分是西方学者用以解释旅游地视觉表征和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人及其行为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发送者/接收者”(sender/receiver)和“编码/解码”(incode/decode)这两对关键词[35，36]。

第三部分是西方学者进行旅游营销图片视觉分析时重点使用的概念，包括“图符”(icon)、“符号”(sign)和“符码”(code)等[37，38]。

第四部分是西方学者揭示旅游营销图片如何激发人们产生旅游动机时所频繁使用的核心词语，包括“表征”(representation)[39，40]、“隐喻”(metaphor)[41]、“叙事”(narrative)[42，43]、“修辞”(rhetoric)[44]、“象征”(symbol)[45，46]、“意指”(signification)、“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47，48] 等。显然，这些关键词分别援引自符号学、修辞学、叙事学、语用学以及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学派。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与其它学科的交融日益深刻和广泛的事实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第五部分是西方学者用以回答旅游地视觉表征和社会建构过程之本质的核心词语，包括“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49，50]、“话语”(discourse)[51，52]、“权力”(power)[53-55]等关键词。

2. 阐释关键词

上述5类关键词深刻揭示出旅游地被视觉化表征和社会性构建的原因与过程，其间有复杂多样的政治缘由和意识形态问题。笔者将选择其中几个关键词进行阐述。

第一，“凝视/被凝视”。它表明旅游者(凝视主体)与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凝视客体)之间的关系。旅游，原本就是一个看与被看的过程，游客正是通过欣赏旅游地不同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而获得审美、愉悦、刺激、新鲜等情感体验的[11]。而在西方文化里，凝视主体与凝视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着某种权力之争。“凝视/被凝视”这一对概念其实就暗含有这样一个观点，即，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显然，“凝视/被凝视”是国外同行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视觉化地表征？其中的社会建构过程和意义是什么？”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所有相关论述都由此深入展开。

第二，“发送者/接收者”和“编码/解码”。它们描述了旅游营销文本与游客之间的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广告设计者以满足游客需求的原则对旅游地景观进行重新设计，精心拍摄广告图片并撰写文字说明(即编码)，然后以明信片、导游手册等形式销售或赠送(即发送)到游客那里；游客阅读和理解这些营销文本，并做出自己对旅游地景观和吸引力的判断(即解码)，决定是否出游。

第三，“图符”、“符号”和“符码”。这是社会批判、传播学以及视觉文化理论中常见的核心概念。其中，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人的动作与姿态、服装、建筑、饰物等所有的社会与文化活动或产品都可以视为符号；而符码则是这一套受制于使用它的文化成员明确或不明确赞同的规则的符号系统[11]。换言之，文化成员不仅借助于这些符号和符码去表达、传递和构建某种意义，同时也有意无意地采用固有的文化惯例和规则破译并理解这些符号、符码。基于此，整个社会生活得以延续和推进。显然，旅游广告的设计者(我们完全有理由扩展到旅游产品的开发商、经营商)和旅游广告的阅读者(包括潜在游客和实际到访游客)都是这样一些文化成员，他们共同通过某些符号、符码来完成旅游产品的供给与消费。于是，在西方学者分析明信片或导游手册里的旅游营销图片时，画面主角、色彩、拍摄视角、背景物、附加文字等各个要素就被他们视为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表征和社会建构的理想切入点，国家公园的原始森林、城市街头的灯饰图案、女性衣裙的蕾丝花边等也都成为一系列符号被逐一探测和解释。

第四，“表征”、“隐喻”、“叙事”、“修辞”、“象征”、“意指”、“能指/所指”。国外同行通过这些词语揭示了一个事实：旅游营销图片其实就是使用一系列符号，通过隐喻、修辞、象征等手段引起旅游者的情感共鸣，促使他们产生旅游的欲望。例如，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森林是一种符号)象征生态旅游地的处女地性质，贵妇人华美的衣帽(衣帽是一种符号)隐喻城市古典文化，海浪、悬崖、野生动物意指未被征服的自然界绝景，等等。

第五，“文化再生产”、“话语”和“权力”。这些关键词揭示出旅游地被表征和社会构建的最本质问题――如何生产意义？如何使意义合法化？谁掌握了权力？首先，这里需要分别解释“文化再生产”和“话语”的含义。因为与前述若干关键词相比，它们并不为人文地理学家所普遍熟悉，而是国外同行从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转借过来的概念，带有某种“后学”倾向[56，57]。

“文化再生产”表示文化领域作为一个各阶级为争夺社会利益而在意指方面进行不断斗争的场所所发挥作用的方式。其结果是文化在任何时代都或隐或现地有利于解释支配阶级的利益，有利于他们的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于是，文化再生产就是使统治阶级集团利益的社会权威自然化与合法化的过程。同时，什么能够得到再生产不是一个可预知的结论，而是特定空间与时间中运行的文化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58]。

同样，在文化研究和批判学派那里，“话语”也决不简单地等同于“语言”。前者本身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属性，同时指涉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同时，话语是社会化、历史化及制度化形构的产物，它体现着权力关系，而意义就是由这些制度化的话语所产生的。话语包括电视和新闻这些媒介话语，以及诸如医学、文学和科学等制度化的话语。因此，话语是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各种话语无不体现着社会权势的意志，无不对应着特定的权力机构[59]。

借鉴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的上述观点，西方学者揭示出旅游地被视觉表征和构建为某种非真实世界的深刻内涵，即，刻意设计、规划和选择性拍摄旅游地景观，然后通过明信片、导游手册等旅游营销方式将其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并最终强烈地影响游客的消费决策和体验，这一切行为说到底就是一种文化再生产。同时，这样的文化再生产并非随意或偶然地发生的，而是文化产业的各个相关机构(institutes)(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图片社、出版商等)通过国家各项发展政策、经济法律制度等共同界定和规范了旅游者的凝视主体地位和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的凝视客体地位，其后暗含着复杂的制度化、政治化操纵意味。换言之，旅游营销图片就是媒介话语的一种具体形式，它具有强大的说服和洗脑功能；旅游者掌控了话语权，他们决定了究竟哪一地方能讲故事，为谁讲，以及如何讲。

至此，我们就可以勾连到第一类关键词“凝视/被凝视” 进行初步总结：正是因为要满足旅游者观光、凝视和消费的需求，旅游地才被表征和社会性地建构为游客所希望的“模样”。迎合旅游者的凝视偏好是塑造和强化旅游地形象的根本动力之一。

3. 简析西方学者的理论走向

在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文化转向”思潮这一重大理论事件中，各个分支学科各有不同的表现。其中，文化地理学的要点就是借鉴“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最新成果，将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纳入人文地理学的分析体系中。在“新文化地理学”看来，“景观”并不是传统文化地理学所定义的“那些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风景，或一片土地”，而是人类对世界的“多种解读方式”(ways of seeing)[60]。至于区域地理学，学者们则普遍关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地方”定义为“利用空间来提供社会相互作用的场所”的观点，开始偏重小尺度的视野。于是，作为对文化转向的响应，“新区域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就由过去的“区域”(region)转变为被赋予了社会化涵义的“地方”(place)。在“新区域地理学”看来，“地方”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个人和各种组织实现其功能的限制空间[61]。基于此，我们对比分析前文所述的西方学者关于旅游地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的前沿研究，就不难发现他们是在旅游研究领域里接受和演绎了人文地理学中关于“景观”、“地方”的某些新观点。在他们看来，所谓旅游地形象并非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相反地，它受制于人们观看的方式(即旅游者的凝视偏好)，是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当然，我们还可以将思考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后现代地理学关于“空间”(space)概念的某些观点，来理解西方学者对旅游地视觉表征的若干结论。例如，后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专著《空间的生产》里指出：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其物质属性，更有其精神属性[62]。著名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其著作《社会公正与城市》一书的后序里写道：“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体现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63]。西方思想界大家、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更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64]。他论述道：“是的，空间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中都极为重要；空间在任何权力的运作中也非常重要。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渡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65]并非巧合地，在剖析旅游地的视觉表征时，不止一位国外同行提出这样的观点：摄影术提高了人类操纵视觉空间的能力，它可以反映事实，更可以创造事实。摄影中常用的方法，如取景、剪裁、调焦距、柔化、布景以及对底片的技术处理等，都使它具有隐藏、神秘化和欺骗等功能。实际上，摄影照片从来没有描绘客观事实，它总是陷入社会、经济意义所编织的网中，参与社会历史进程。当与旅游营销目的结合时，摄影便表现为社会权力手段，旅游地(“地方”)按照人的意愿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被重新构建。因此，无所不在的旅游营销图像帮助人们搭建起一个想象的空间――旅游地。在那里，山水、树木、雕塑、街灯等景物都被赋予特殊意义；在那里，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之间凝视/被凝视的权力关系得以体现和强化。显然，这是后现代地理学和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思想(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在旅游研究中的某种渗透和引用[11，66]。

应该说，把艰深晦涩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应用于旅游现象的研究是有相当难度的，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存在不少或牵强附会或肤浅僵化的缺憾。然而，他们探索性的前沿工作却极大地丰富了旅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拓展了人地关系、人人关系的思考方向。当然，对他们的某些社会批判思想也应该结合其国家发展状态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具体分析。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学者的批判目的并非简单地否定一切(如否定旅游广告、否定图片营销、否定旅游需求)，而是希望提出一种思考社会现象的方式来帮助人们理解旅游现象。

五、 对我们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成熟旅游地异常重视旅游市场营销，某些深藏于偏僻山区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也因其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而被迅速纳入到旅游消费市场中。通过摄影营销图片和各种大众传播媒介，这些区域特有的人文事象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知。它们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某种审美与消费偏好，并获得了社会制度、政策以及相应组织、机构的引导和支持。虽然国情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旨意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国外同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学术观点进行如下思考：当下国内旅游营销文本的特征是什么？它们如何介入到旅游地的发育过程中？这又反映了怎样的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缘起与结果？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能仅仅停留于某一具体研究议题的层面，本文的写作初衷也绝非局限于旅游话题，西方学者在人文地理学领域内异常活跃的科研探索才真正需要引起国内同仁关注。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在国内最近两、三年问世的传介西方学界关于都市文化和空间研究的若干新观点的译著或编著中，有不少是专业背景为文艺美学的学者完成的。例如包亚明[67-70]、周宪、许钧等[71，72]学者，他们对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爱德华・苏贾②、米歇尔・福柯等学术大家思想的评述十分可贵，其中不乏对“地方”的文化研究和后现代地理学倾向。相反地，国内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们却显示出某种缺席，无论是编译、述评还是实证研究，近来相关论著所见不多[73]，这或许是一个遗憾。笔者谨借旅游地视觉表征这一小议题，提示国内同行应该对西方人文地理学及城市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保持必要的学术敏感性。

注释：

① 虽然有译为“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但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学界学多译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参见：(1)马润潮：《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地理学报》1999年第4期；(2)张祖林：《当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4期。同时，该流派的创始人段义孚(Yifu Tuan)先生也同意“人文主义地理学”这种译法。故本文采纳之。

② 当代杰出的地理学家Edward W. Soja，国内也有人翻译为“爱德华・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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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篇

关键词：产业空间演进；区域二重开放；两国三区域模型；贸易自由度；区际开放度；对外贸易的开放度；新经济地理学；区位选择；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061.5；F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6002909

一、引言

经济学家历来注重对产业空间演进的研究。Von Thunen（1862）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并探讨了工业布局，认为生产费用最小和销售价格最低是工业区位选择的最高原则。Weber（1909）创立了工业区位论，研究了影响工业在区位间选择的原因，并将影响工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分为区域性因素和非区域性因素。Walter Christaller（1933）提出了“中心地理论”，探讨了一定区域内城镇等级、规模、数量、职能间关系及其空间结构的规律性。August Losch（1939）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区位问题，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格局。

古典区位理论更多地是从微观的企业视角探讨企业的区位选择问题，同样有学者从产业的宏观视角来研究产业转移。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2）的雁行模式理论认为，次发达国家某一行业的生产一般要经历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和出口阶段三个阶段；Vem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的演变应当与产品的生命周期演变相一致；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1978）的边际产业理论认为，投资国在对外投资时应将该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该产业正处于优势地位或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Arthur Lewis（1978）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会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过低和对低成本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增长，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轻移至存在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

刘 朝，鞠市委：区域二重开放下的产业空间演进研究古典区位理论是以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而新经济地理学则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企业的聚集与扩散问题。Krugman（1991）认为即使在完全相同的均质空间下， 产业自发的集聚、扩散也能使区域内生地演变为“核心—边缘”结构。Martin和Roges（1995）通过自由资本模型得出了企业区位分布的显性解。RobertNicoud（2002）在自由资本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资本结构的垂直联系模型，加入了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把资本流动性和垂直联系结合在一起，研究产业的聚集和扩散过程。

然而，限于研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经济背景，上述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即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对外开放会对产业的布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事实上，自20世纪中后期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题。不少研究者也注意到，一国或地区内部的产业聚集在贸易政策自由化或者加入国际或地区经济组织以后都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相异。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聚集因为对外开放而强化，而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聚集则因为对外开放而被打破。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历由封闭到对外开放的过程，故不少学者对中国的开放与产业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如Hu（2002）、Fujita 和Hu（2001）、黄玖立和李坤望（2005）、贺灿飞和谢秀珍（2006）、Ge（2006）、金煜（2006）、赵伟和张萃（2007）、张萃和赵伟（2009）等。尽管这些研究揭示了中国的制造业聚集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但是都只研究了一个国家总体的开放对于制造业空间区位变化的影响。而赵伟（2001）的研究认为，一国各地区的对外开放构成了该国国际化的基础，而该国区域间的开放则能促进其区际市场和全国市场的形成，因此一国经济的开放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一国总体经济的开放，这是单纯的国际开放；另一个是一国内部区域层次的开放，是一个区域向国内其他区域的开放。事实上，区域的开放确实带有“二重开放”的特征。

因此，本文拟在开放具备二重性的前提下构建一个“两国三区域模型”，以说明产业在这种二重开放型经济下是如何进行空间演进的。从理论上讲，产业的区位选择由相对收益率来决定，当产业选择一个地区作为生产的地点时，则在该地区生产的收益率必然高于其他地区或者说在该地区生产的成本必然低于其他地区。一般文献在考察产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时，主要考虑5个方面的因素，即市场规模、税收、运输及基础设施条件、劳动成本、人力资本或劳动生产率；而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经济活动的区位主要受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市场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引入区域间差异化的工资，并设定不同的区域间贸易自由度，考察产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并着重研究差异化的开放程度对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二、模型的基本假设

本文假设整个经济体中存在三个区域，分别是区域0、区域1和区域2。其中区域1和区域2分别代表一个国家内部的两个区域，如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区域0则代表世界的其它地区。每个区域都有工业部门，且是垄断竞争的部门。区域0也即外国的工业部门生产最终产品，使用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三个区域的消费者均对最终产品有消费需求。区域1和区域2的工业部门只生产中间产品，且区域0的工业部门对区域1和区域2的中间产品都有需求。区域0工业部门生产的最终产品只需要投入复合要素，复合要素是工人劳动和和中间产品按柯布—道格拉斯的形式组合，且复合要素的生产使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而区域1和区域2中间品的生产只需要投入劳动，使用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生产。

四、厂商区位的决定

在不同区位的收益将是决定厂商最终选择生产区位的决定因素。对于母国内部而言，其两个区域内的中间品生产厂商会根据收益来决定是在区域1内生产还是在区域2内生产。但是，对母国总体而言，其有可能面对国外为追求更高收益而来的外国企业，因为外国的企业也会根据自身在不同区域的收益情况来决定其生产区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所以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1.无外商直接投资时母国内部企业的生产区位决定

2.外国厂商区位的决定

事实上，如果外国厂商从区域0迁往区域1生产最终产品，其在区域1和区域2内的收益是始终增加的。这是因为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大于1的，价格的降低将会使收益增加。厂商在从区域0迁往区域1的过程中其销往区域1和区域2的产品价格降低了，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厂商在区域1内使用的工人比其在区域0内使用的工人的工资更低，而且其接受的中间产品的价格指数在区域1内相比区域0也降低了，这使得厂商的生产成本降低，最终使产品价格降低；二是因为厂商的区位变化使得产品的运费降低，从而使商品在区域1和区域2内销售的价格相比厂商迁移前降低了。

3.有外商直接投资时母国内部中间品厂商的区位决定

根据前文的论述，这里假设对于外国厂商而言，其在各个可能的生产区位的收益满足RF0

在外商直接投资选择区域1的前后，母国两个区域的中间品生产商各自的收益变化呈现出相反的关系，而具体的哪个区域厂商的收益增加，那个区域厂商的收益减少，则由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相对大小来决定。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具体过程略，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整个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变化由区域间的经济规模相对大小、工资差异的相对大小以及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共同决定；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相对大小对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起分配的作用。

五、不同开放政策下的产业空间演进

第一种情况：母国是彻底封闭的开放模式，即φ1=φ2=φ3=0。此时不仅母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成本为无穷大，而且母国内部的两个区域之间的贸易成本也为无穷大。由（20）式可以看出，此时虽然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区域1的中间品厂商迁往区域2的收益要大于成本，因为此时区域1的厂商如果迁往区域2，其将获得更低的工资的工人，而由于其迁移前后的贸易成本都为无穷大，故其贸易成本没有变化，所以说此时区域1的厂商迁移的收益要大于成本，因此，即使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母国内部的中间品生产商也会向具有低工资的区域2聚集。虽然此时所有的中间品厂商都向区域2聚集以争取更低的工资，但是由于此时的交易成本为无穷大，完全依靠对外贸易的企业将无法继续生产，只能倒闭。此时外国的最终品生产厂商将在其本国生产，不会向任何一个区域迁移，但是由于无穷大的贸易成本而无法购买所需要的中间产品，也只能倒闭。

同样的，通过该系统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国内部的区域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对外贸易自由度对于其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上述的第三那种情况中，虽然区域2具有低工资的优势，但是由于其过低的自由贸易度阻碍了厂商的进入，使得产业最终向区域1内聚集。而如果此时区域2能将对外直接贸易的自由度提升到跟φ1同一个水平，在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时候母国内部的中间品生产厂商会向区域2内迁移；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之后，中间品厂商仍然会选择区域2作为生产区位，最终厂商也会向区域2内聚集，从而改变初始的厂商都在区域1聚集的情况。

通过该系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不同的开放模式下产业空间区位变换的趋势；而且通过该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具有低工资优势而开放度较低的地区而言，加大该地区与其他具有高开放度地区之间的区际开放度，或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其直接对外贸易的开放度，都有利于吸引产业进驻该地区。

六、结论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两国三区域模型，对区域之间的工资和贸易自由度进行了差异化的设定，通过比较垄断竞争下最终品生产厂商在各个可能的生产区位的收益以及中间品生产厂商在各个可能的生产区位的收益，得出了最终品生产厂商和中间品生产厂商的区位变换条件。在本文模型中，企业在考虑是否选择某一区域作为生产区位时总是会面临运费与要素成本之间的权衡，低要素成本的区域往往有着相对较高的运费，而运费较低的区域则有着较高的要素成本。企业是否进行空间区位变换取决于区位变换带来的收益与成本能否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影响该收益与成本的关键因素则是贸易自由度、区域内的要素成本等区位因素。整个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变化由区域间的经济规模相对大小、工资差异的相对大小以及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共同决定；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相对大小对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起分配的作用。通过本文的产业空间区位演进系统，可以判定在不同的开放模式下产业空间区位变换的趋势。分析表明，对于具有低工资优势而开放度较低的地区而言，加大该地区与国内其他具有高开放度地区之间的区际开放度，或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其直接对外贸易的开放度，都有利于吸引区外产业进驻该地区。因此，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和控制国家间以及区域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引导外商以及国内企业的区位演变，进而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因此，针对我国相对落后、对外开放相对迟缓的西部地区，本文有如下政策建议：（1）西部地区应当通过积极推动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消除区域间贸易壁垒等举措，优化其与沿海地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度，从而吸引国内东部沿海地区和境外的产业进入，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2）西部内陆可以通过进一步开发欧亚大陆桥、打通东南亚出海大通道等举措来开辟新的贸易路径，从而直接优化其对外贸易的自由度，进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并推动其产业结构升级；（3）西部内陆地区可以同时采取上述的两种举措，一方面优化对外贸易自由度以吸引FDI流入，另一方面积极扩大对内开放以优化内部贸易自由度。既吸引FDI流入，又可以通过垂直联系将FDI产业链条中的其它产业也吸引到西部内陆地区，以此形成产业链条的聚集，这无疑将会极大地推动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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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1 电影产业的内涵

1.1 电影产业的定义

经济学中电影产业是对“电影”这一物质的商品属性延伸而形成的产业，是通过电影制片、发行和放映及周边服务将电影作为一种商品生产、推广和销售的行业。电影产业主要包括电影制片、电影发行和电影放映三大核心环节；随着电影产业广泛的延伸和拓展，广义的“大电影产业”形成，在原有的制发放一体化流程的前端延伸出电影投融资，后端衍生出后电影产品和增加更多放映渠道（图1）。

美国学者Litman从跨空间和跨行业两个维度完善了“大电影产业”概念。跨空间维度是指随着全球化过程中通信技术的发展，以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普及为起点，到当前以网络为核心的新型传播方式出现，电影产业突破传统影院，通过付费电视、有线和无线电视网络、卫星直播电视、DVD、手机等移动通信工具、互联网等方式在全球传播，逐步转变成文化创意产业、媒体业等产业体系中最有活力的部分；跨行业维度是指当前电影产业涉及了更多高科技、高创意、高文化附加值的产业，例如明星经纪、广告业、演艺业、游戏娱乐业、旅游业、服务业等部门，为他们提供了内容资源和经济动力等[1]。

1.2 电影产业的特征

1.2.1空间特征

电影产业空间的独特性主要在于其兼具了全球化特征和地方化特征。首先，电影市场的全球化。互联网技术缩减了全球空间距离，导致各区域的消费者日渐接受和理解了跨文化、跨种族、跨国界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元素，为电影这一大众娱乐方式在全球频繁流动创造了基础，优质的影片在全球各地区和国家市场都能找到消费者。

其次，电影生产资源的全球化。电影生产所需要的核心资源――导演、演员、创意、资本等在全世界领域内的流动已成为常态。电影产业内部人才资源流动频繁，特别是好莱坞影片对全球各地区、各国家人才的吸引力。好莱坞电影项目中长期流动着全球诸多有实力、有潜力的演员和导演，以欧洲和拉丁美洲最为显著，大量电影产业从业者向美国移民，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优秀的外国电影导演、演员、摄像、特效技术人员等人才加入美国电影生产制作项目，不仅有助于提高其影片质量，更为关键的是有利于该影片在外部市场的发行和营销。电影产业涉及大量资本的全球流动，以好莱坞为例，一方面各国都在向好莱坞企业进行资本投资，以实现商业利润获取；另一方面，好莱坞也对外投资，建立海外分支机构、企业联盟或兼并、收购外国企业，以实现对地方资源最大化利用。

第三，电影发行的全球化。因为市场的全球化趋势，电影生产企业积极寻求与全球电影发行商的合作。在电影产业价值链中，营销发行环节渐渐与生产占据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一部好莱坞大片的生产成本与发行成本比例已逐渐接近1∶1。本土电影在发行环节与全球各国发行企业间的相互合作成为常态。一方面，生产商与外??发行企业合作能有效利用发行企业已有的资源与渠道，实现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与外国发行者的合作，能进一步获取不同区域消费者偏好等信息，有助于本地发行企业规模、经验和资源的提升。

尽管全球化特征显著，但电影产业的地方化特征同样不容忽视。一方面，消费者偏好有本地根植性。学者Craig等人通过“分层线性随机参数”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Random Parameters）研究了美国影片在国外市场的接受度，得出文化与美国更接近的国家对好莱坞影片的接受度远高于文化与美国有一定距离的国家[2]。

另一方面，电影产业是基于项目合作的组织方式，影片生产过程中临时性合同占很大比例，为生产某一电影产品，制片企业成立项目并在短期内召集和协调专业人才进行创造，在项目完成后解散这一临时的合作团体。因此大量电影企业只雇佣有限的常规人员，当某一生产项目需求更多劳力时则通过雇佣合同来补充内部职员的不足和功能，例如电影制片企业会与编剧、摄影师、音乐制作人、特技人员、化妆师、后勤保障人员等签订短期合同。这需要电影制片企业与相关从业者不断接触和合作，建立信任，这种交互存在一定的地方根植性。Maskell和Lorenzen[3]、Storper和Venables[4]等学者均指出文化产业的地方集聚能使得企业、个人在一定时限内建成项目小组，整合各成员的技能和知识，激发创意，满足市场需求，完成项目任务。

总之，电影产业成为一种横跨全球和本地关系的力场（force-field），生产越来越位于本地化的集群中，产品的分配则追求越来越广阔的消费网络[5]。

1.2.2 组织特征

电影产业兴起初期，影片生产和创作的组织方式主要是小作坊式生产。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更多专业设备的发明和经济效益的显著提升，产业组织渐渐向大规模纵向一体化生产方式转化，某些大型企业垄断了整个电影产业。随着整个社会产业的发展、交通通信技术的进步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电影产业也进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阶段，组织方式从福特大生产的纵向一体化转向了后福特制的垂直分离，某个或某些大型电影企业不再垄断全产业链，而是渐渐将部分环节让位于市场[6]。然而，电影产业的垂直分离并不是完全的纵向分离，以好莱坞六大主流企业最为典型，其剥离出自身企业的主要是生产环节中一些低技术含量、重复劳动的活动，关键的知识和创意密集环节依然为主流企业所有。电影产业组织方式转化过程中，电影产品的流动空间也相应的变化。早期基于交通条件和成本的限制，影片从本地向周边区域的流动总体较少，而后期电影产品全球流动成为常态，电影生产资源、生产过程的全球流动日渐兴起。因此，从地方和全球网络视角研究电影产业有其必要性。

从微观尺度来看，电影生产制作以临时性项目合作为组织方式展开。项目组以制片人或导演为中心，组建包含有创作表演人员、技术支持人员和组织管理人员3种类型的项目合作单元来完成电影。企业长期雇佣的员工主要是管理人员，例如高管、会计、法律、金融、市场、行政等，创意型人才和技术人员多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存在，生产企业一般以某个电影项目的方式短期雇佣和集聚适合的创意人才。

1.2.3 技术特征

电影产业中对技术的要求存在双重性，一是硬技术，一是软技术。硬技术主要是指电影拍摄、后期制作、放映等产业链环节中的视觉听觉设计、特效制作、3D效果、imax放映等（图2）[7]。软技术是指内容的创意，主要包括了电影相关从业者的经验、艺术创作力等，不同于高新技术产业中以硬技术为产业发展、网络构建和创新的核心，电影产业中软技术是其核心价值所在。一部高质量的电影作品是硬技术和软技术的协调和融合，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平台，后者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前者的功效。

1.2.4 网络特征

“网络”起源于图形应用学，是一种由不同节点被有方向和数值的线段所连接形成的连通图[8]。“网络”概念被引入多个学科来表征由不同主体间基于某种关系而建立联系的系统。经济地理学中的“网络”是指不同主体间因为各种经济行为构成的联系，这种网络组织形成的理论依据是产业内企业间生产和劳动的专业化分工。关于网络形成的影响要素，学者们指出网络初始形成?^程中，空间距离是重要的影响要素[9]，随着通信技术发展，空间距离对网络形成的重要性逐渐被认知、制度、组织、社会、文化等要素所替代[10]。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经济地理学中网络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表1）。经济地理学者们主要是基于电影的产业内涵和特征从地方网络和全球网络的视角出发展开分析，其中地方网络以强调内生力量驱动的产业集群理论为核心，全球网络以强调外生力量驱动的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核心。

2 国内电影产业研究刚刚起步

电影作为艺术和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自1896年引入我国已有100多年历史，新闻与传播、世界与中国文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关于电影的艺术表现形式、技术进步、传播内容、市场结构、历史演变等内容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因为我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电影自产生到现在并非持续以产业的形态发展，因此将电影作为一种产业而展开的研究数量较少。笔者以“电影产业”为篇名对中国知网上所有期刊文献、硕博士论文进行搜索（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共得到相关文献1797篇，前提是已全文发表在被同行评审过的中文期刊上，剔除每年的产业备忘录、新闻报道、政府公报外，剩余1050篇相关文献。通过Citespace软件对上述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图3）：第一，我国对电影进行“产业”的相关研究起源于2000年以后，特别是2010年前后研究增多，文献数量有一定突破。第二，我国电影产业相关研究的关键词整体围绕国产电影、中国电影、好莱坞电影、电影市场等展开，具体内容涉及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现状描述、国外经验借鉴、市场运营、政策制定等。第三，2008年以前，电影产业分析的关键词主要是中影集团、发行放映、数字技术和某些知名影片与导演等，这与当时我国电影产业发展的现状密切相关，2008年前我国电影进入从“事业”转向“产业”阶段，市场主体从国有企业为主向私有企业转变，电影技术在向国际接轨，进行数字化生产、发行、放映的更新；2008年以后，电影产业研究的关键词更为多样化，包括有电影票房、国际竞争力、产业链、电影院线等与市场维度更密切的主题，也开始研究合拍片、世界电影（好莱坞、韩国等）、互联网等，此外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动画电影、艺术电影等关键词也称为学者们研究的突破点。这一阶段我国电影产业的研究总体更加趋向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

从经济地理学研究视域出发，我国电影产业研究以价值链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有16篇，以产业集群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有10篇，以全球生产网络为理论基础的研究还没有。相较高新技术产业和制造业，我国经济地理学者对电影产业的研究才刚刚萌芽，从相关理论视角展开的分析远落后于电影产业迅猛发展的现实。

3 国外电影产业研究成果多样

3.1 电影产业的地方网络研究

地方尺度的网络分析主要是以产业集聚、产业集群等为理论依据。电影产业集群的驱动力和影响因子是学者们的重点关注领域之一。经济地理学者首次关注到电影产业，特别是电影产业的集聚现象，是以Scott等学者为代表的加利福尼亚学派。20世纪80年代，Scott和Storper首先从理论上将产业的水平和垂直组织方式、劳动的社会分工、交易费用与地理空间的集聚联系起来，强调在弹性专业化生产方式的前提下，生产系统的垂直分离导致以中小企业为主，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既合作又竞争的新产业区出现[12，13]。学者Christopher等证明了好莱坞电影生产的垂直分离形式导致了电影产业围绕洛杉矶形成新产业区[14]。学者们关于集聚成因的探索，为地理学者从弹性专精和生产系统的垂直分离来解释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奠定了基础[15]。

Bathelt在Malmberg等人[16]从横向、纵向和机制3个维度定义本地化产业集群的理论前提基础上，指出要关注集群内部权力，集群与外部网络的联系这两个维度对集群增长路径的影响，并从这5个维度分析了莱比锡的影视业集群[17]，进一步他和Boggs比较了莱比锡的2个媒体集群――影视产业集群和曾经在莱比锡为主的书籍出版集群，指出莱比锡影视集群既不是政府政策引导形成，也不是基于路径依赖，而是被自发的新企业创立活动所驱动，尽管规模更小，但其与洛杉矶、多伦多等地区影视集群类似[18]。

随着产业集群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就知识的创造过程对集群建立、增长和重生的关键作用达成一致。Bathelt等学者指出集群企业不仅要建立基于供应商和客户关系的内部网络，也要和外部市场建立联系，包括与其他地区、国家行动者之间的市场和技术链结，实现本地和非本地交易的混合，媒体集群中只有实现本地和全球或跨区域的联合才能不断创造知识，例如莱比锡影视集群中的企业既无本地网络，也没有与外部频繁的接触，这导致学习和知识的缺乏[19]。在关于慕尼黑影视集群的研究中，Bathelt等人应用了“本地蜂鸣―全球管道”（local buzz―global pipeline）模型，强调集群内部本地蜂鸣（buzz）和集群外部全球管道（pipeline）的特定组合能在集群内创造出一个知识创造的自反过程，集群通过与外部企业和市场间的互动进而创造了一种动力机制，然而慕尼黑影视集群不仅内部网络和层级结构过于僵硬，而且与外部联系和交互更为脆弱，缺乏自反的、彼此联系的交互模式，这种结构性缺陷导致未来慕尼黑影视集群增长的潜力非常有限[20]。Vang等人也强调了全球-地方联系对发展地方文化产业集群的重要性，指出在多伦多电影产业集群中纳入全球联系会为本地电影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障碍和潜力提供新的视角[21]。

同时，电影产业地方网络的研究也关注了集群内部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Kaiser等人指出慕尼黑电影集群中，基于信任的个人关系，在长期个人熟悉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是集群稳定性的核心要素[22]。Turok指出在苏格兰影视集群中本地网络和社会联系的存在是基于私人友谊和熟悉，而非商业或者创新关系[23]。Lorenzen指出宝莱坞完全不同于好莱坞的网络结构，好莱坞是由大型主导企业控制着产业网络，大量中小企业以大型企业为中心形成一种简单地“桦树状”结构；宝莱坞电影产业网络被家庭和其他社会文化网络所影响，因此印度电影产业的网络关系是围绕着家族企业，形成一种“榕树状”，这是印度电影产业成功的核心[24]。Lorenzen和指出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宝莱坞50多年来电影制作的核心，这种关系网络影响了宝莱坞电影的演化[25]。Coe也认为温哥华电影业成功的原因是他们充分动员了本地、国家和国际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在不同背景和情境中互相联系，电影产业正根植于其中[26]。

3.2 电影产业的全球网络研究

3.2.1 基于价值链理论的电影产业研究

基于价值链理论的研究被视为电影产业最成熟的研究领域。Eliashberg、Elberse、Leenders、Bloore、Finney和Crissey等学者都探索了Porter的价值链模型在描述电影产业结构和经济组织中的应用。Crissey更是指出对于全球电影产业，“电影价值链”范式是过去10年中最杰出的商业分析框架[27]。

电影价值链包含了一系列位于全球不同区域的相关企业和个体，他们都致力于电影生产和发行过程中的不同要素，而全过程相互联系的横向要素是伴随着开发、投资、生产、发行和消费等不连续阶段，这些要素每个都有一系列纵向联系的活动来推进电影项目，Finney将这一系统定义成一个“破碎的模型”，因为价值链中的每个要素都高度依赖于变化着的企业和个人交互的网络中，每个要素都必须被正式的保证和努力传递具体的任务和行动[28]。

关于电影价值链的研究总体可以分为2大类：一类是以美国大制片企业为典型代表的电影价值链，另一类是独立电影的价值链。两者的本质差别在于产业组织方式、组织规模。前者价值链增加的过程主要是在一家大型、巨大型企业或者媒体集团内部完成，相对较少的企业主体涉及了价值链中的多环节。最常见的是大型制片企业掌控了价值链中的投资、生产、发行和放映各环节，这也正是好莱坞电影主导全球电影票房的原因之一。尽管全球每年超过4000部的电影产量中仅有700部左右是美国生产的，但这700多部电影却主导着全球市场，占全球电影产业收入份额的80%[29]。在该类型价值链中，生产和发行高度集中在大制片企业中。学者Eliashberg等人以美国大制片企业为分析模型，关注了价值链过程中涉及的大片营销、明星力量、续集、特许经营权、产品定位投资和衍生品的商业化等问题[30]。Vickery和Hawkins展示了电影价值链的复杂性，一方面在于它不同部门的差异化和数量上，另一方面在这些部门的特征或性质上，例如针对大制片企业，市场研究发生在开发和投资阶段，打印和广告等营销也会发生在同一时间，此外他们强调电影是“核心的中间产品”，电影将被授权的周边产品和其他二手产品所补充，这正是好莱坞大片的关键特性之一[31]。

所谓独立电影是“一部不是由大制片企业监制的电影，它的发展和生产投资是由多个来源提供的”[32]，它也被定义为“与大制片企业没有联系的发展，不论后续在哪里生产或发行资金来自哪里[33]”。独立电影的价值链包含了更复杂的主体，特别是生产环节涉及了大量中间企业和自由职业者，在不同阶段都会增加投资和艺术价值。Bloore详细剖析了独立电影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开发、投资和预售、生产（拍摄和后期）、国际销售和授权、国际发行、放映、消费，突破性地分析了片库对电影产业再开发和额外价值增加的作用，并强调了独立电影的资本投入和回收过程的复杂性，他指出电影生产不仅有大制片企业为主的生产模式，而且有另一种各价值链环节都增加单独参与者的生产模式[34]。

3.2.2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电影产业研究

关于全球尺度的电影产业网络研究，Scott多年来研究好莱坞电影产业的演化史，指出当前已进入新好莱坞时代，各大制片企业通过强势的市场推广和发行延伸了其全球范围，形成了一个全球各地区电影产业密切相关的网络[35]。Lorenzen提出如果将全球化看作是全球网络出现的过程，那首要关注的是网络成员之间的联系，全球企业可以被视作高度正式的网络联系，社会联系代表非正式联系[36]。Coe[37]，Medel和Gossel[38]等学者关注了网络联系在国际层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均指出全球结网有助于国际共同生产、好莱坞的外包服务、电影的国际发行等。实证分析中，Goldsmith等人以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电影生产为案例，指出好莱坞的全球运行需要涉及很多有利益关系的地方资产投资者和分散在全球生产中的参与者，在黄金海岸加入全球电影生产的过程中，国际电影生产企业和投资者发挥了关键作用[39]。Bassett等学者以英国布里斯托尔电影集群?榘咐?指出电影集群的增长与全球生产网络的链接密切相关[40]。Kaiser和Liecke以德国慕尼黑电影集群为对象，分析了其嵌入到全球电影生产、发行、融资和技术网络的程度，指出慕尼黑电影产业中生产和发行领域只是嵌入到了全球生产网络的边缘，只有关于摄影的电影技术在全球网络中嵌入程度较强[41]。Mossig以好莱坞与德国慕尼黑电影产业集群的关系总结出在全球网络中，尽管大量非正式网络的个人联系在大城市电影业产业集群内部的信息流动促进、集群竞争优势创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集群和他们的市场并不存在于真空中：创意内容、资本和创意人才也被贸易和链接在全球网络中，弥合了这些创意集群中的物理距离。同时，当网络间关系超过了集群边界，有较大的空间、文化、社会差异时，私人间的联系、信任和名声依然很重要，而博览会、节庆则是重要的克服空间距离的重要区位[42]。

4 小结

从当前经济地理学者对电影产业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看出，电影?a业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价值链框架的分析，特别是分类渐渐细化的电影产业链为后续电影产业地方网络和全球网络中的产业组织形式研究提供了基础概念和研究导向。经济全球化时代，产品内国际分工成为必然趋势，电影产业价值链在全球的分散化、片段化布局日渐显著，不同国家和地区电影产业位于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即使同处相同价值链环节，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产品附加值等也不尽相同。价值链的线性表述方式较易形成一种生产过程僵化的错觉，忽视企业、不同国家等主体在整个生产组织过程中多环节内的自治行动，这些自治行动正是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关键。

第15篇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