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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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自信用货币产生以来,通货膨胀就成为影响一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通货膨胀,经济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比较权威的说法是1987年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英国着名经济学家莱德勒和帕金将其定义为:“通货膨胀是价格持续上涨的过程,或者从等同意义上说,是货币不断贬值的一种过程”。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美元兑人民币的价格自公告之时起调整为8.11元/美元,人民币升值了2%。这一标志性的事件,拉开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的序幕,并大有越演越烈之势。截至2008年3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为7.0752元/美元。

一、我国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原因

对于通货膨胀的成因,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有四种类型: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另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的国际间传递也是一国(地区)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不能简单归为上述几种类型中任意一类。其既有需求扩大导致供不应求的原因,也有成本价格上升引起的产品价格上涨。具体分析,我国现阶段通胀压力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1、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本轮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商品既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工业生产的上游产品,当其价格上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传导到下游产品。由于这些产品的产业关联度强,其价格上涨会导致诸多产品价格的上涨。

2、货币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胀压力增加。货币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并对价格上涨形成了强劲的推动力。我国货币流动性过剩主要是由贸易顺差过大、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信贷规模扩大等因素造成。

3、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固定投资过热。自2003年以来,我国GDP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0%以上,而且呈逐年加快的趋势。2007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1.5%。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固定投资的高速增长实现的。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存在局部过热现象,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4、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及股市的财富效应。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近两年,国家大幅提高了公务员、教师等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待遇;2004年以来出现的“民工荒”使得农民工工资有所提高,国家推出的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得农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消费的增加,继而对价格的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升值这一现象是多个因素、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内因是关键和根本,而外因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简言之,人民币升值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偶然。

1、内因

(1)国际收支顺差。双顺差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源头。若一国收入大于支出,即国际收支出现顺差,这意味着该国外汇市场上汇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外币将贬值,而本币必将升值。我国近年来持续出现双顺差现象,就2007年上半年而言,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其中,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增长132%。因此,人民币在下半年,甚至明年继续出现升值预期就不为奇了。简言之,双顺差是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根本所在。

(2)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过多表明:在外汇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同样会引起外币贬值以及本币升值。我国2006年2月外汇储备高达8,751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国家。外汇储备反映了一国国际支付能力和外债偿还能力,具备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然而,由于机会成本的存在,所以并非越多越好,太多的外汇储备反而会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

2、外因。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持续施压成为人民币升值的外因。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只要满足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那么本币贬值就能改善贸易收支。因此,他们施压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是维护其本国的利益。他们企图通过阻碍中国商品过大规模地进入其国内市场,打击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美国为例,实施“弱势美元”政策,力图扭转其国际收支逆差局面。

三、政策建议

鉴于我国目前面临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由诸多因素导致的,笔者认为,缓解当前通胀压力也应采取“一揽子”措施。

1、实施多种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出击面对国内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如央行2007年已经连续10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普通存款金融机构将执行14.5%的存款准备金标准。根据我国当前资本泡沫迅速膨胀的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实施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出击。央行应继续提高利率水平,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形成稳定的紧缩性政策预期,抑制货币需求,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投资过热现象降温。同时,应辅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央行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动,适时适量地出售有价证券,以缓解货币量供应过度的局势,还可以向部分贷款数额增加较快、流动性充裕的商业银行发行定向央票进行货币回笼。

2、针对特殊行业采取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以调整供需结构。本文所说的特殊行业是指对通货膨胀压力的产生起主导作用的行业。鉴于房地产行业和生猪养殖行业供不应求的结构问题是我国此次通货膨胀压力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将上述二者归为“特殊行业”。

3、逐步调整外贸政策。贸易顺差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即要控制出口,扩大进口,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在控制出口方面,2007年我国已经对出口退税作出了3次调整。鉴于我国出口以高污染、高耗能和低附加值产品居多的现状,笔者建议加大出口退税结构调整力度,在现行税率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取消出口退税率的资源型、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数量,并相应上调资源税。在扩大进口方面,重点对象应该是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和高精尖设备,因此对这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可作适当下调。:

4、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力度,防止资本快速进出。为了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防止国际游资进出对我国资本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应当加强对国际游资出入境的监管力度。笔者建议借鉴国外的做法,如对以非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外国资本实行半年期的没有补偿的储备要求方案,超过半年后方可使用;对以非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短期外国资本征税,比如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股票征收1%的税;或者限制短期外汇信贷或持有外汇头寸的规模。通过以上做法可缓和国际资本迅速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引起价格的哄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短期内的撤离行为引起的经济动荡,保证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此外,还要搞好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一是改革现行的结售汇制度。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很充裕,不仅足以保障对外贸易活动的需要,而且也为选择更加宽松的外汇管理制度创造了条件。因此,适时调整强制结售汇制度,实行意愿结售汇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目前,可先进一步放宽所有出口收汇企业的留汇额度,再逐步变一些项目的强制结售汇为意愿结售汇;二是改革现行储备制度和储备政策,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可以增加进口石油等战略物资储备,减少外汇储备;增加企业和个人持有的外汇,减少国家的外汇储备等。这样可以减少经常项目顺差,既可缓解资源压力,又可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三是运用市场机制缓解由外汇储备增加所引致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增加问题。可考虑通过将中央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债务证券化回笼一部分发行在外的货币,以及将央行现有的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等措施,对冲由外汇储备继续增加给货币政策造成的压力。在鼓励资本流出的同时,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理,改变资本流出和流入不对称的状况。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一些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到海外投资的同时,抑制一些不必要的资本流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主要参考文献:

第2篇

个人财富可能缩水，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清议认为，假如人民币升值，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将更值钱。比如，如果人民币升值10%，1000元人民币就相当于132.90673美元。如果单纯从狭隘的角度来看，升值对百姓有好处，但是如果从整体的国家或者经济层面考虑的话，人民币升值以后，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不确定性，甚至给就业带来困难，个人百姓的财富很有可能会缩水。

他还认为，人民币升值短期看肯定是有利于进口，所以进口车的品种会更多，价格相对也会便宜不少，对想买车的消费者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他还建议，真升值的话，把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应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将会带动商品价格上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教授说，假如人民币升值，国内整个商品价格体系会出现重大变动。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或原材料，从而影响到国内一些商品的价格，有升也有降。

从长期看，国内进口的增大，扩大了国际商品的需求，也有利于国际商品的上涨，而国际商品的价格上涨又会使国内商品价格向国际商品价格靠拢，从而最终带来国内商品价格的上涨。

出国留学旅游更实惠，人民币升值会让老百姓出国旅游和留学变得更加实惠。比如，当年日元升值前，35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后，86日元就可以兑换1美元。如果按这样的升值幅度计算，现在1万元人民币的出国游，就会变成2500元。当然，人民币升值的比例不会这么高，但升值后，人民币在国外就更值钱了。

2.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渐进升值增强中国经济"底气"，经过接近9个月的跋涉,昨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汇改以来的累计升值幅度不多不少地落在了1%。1个百分点的跨越,虽然只是数字上变化,但是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淡化一次性升值的行政色彩后,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以市场供需决定的升值幅度。

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争取到时间，然而意义还不仅止于此。自去年7月22日到3月17日,人民币再度升值1%,总计经历了162个交易日,平均每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升值5个基点。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陆文磊表示,在这一渐进而有节奏的升值过程中,不仅给了出口企业以缓冲的时间进行适应和调整,而且为了我国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争取到了时间。

将热钱的冲击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1%的升值幅度,意味着从去年7月22日起的9个月内,热钱流入的成本在提高。随着美联储不断升息,目前中、美之间的利差已经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而人民币升值幅度却远远低于这一利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海外热钱大规模流入的进程,将热钱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此外,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70%的国内经济而言,汇率的变动无疑牵一发动全身。对这9个月的汇率改革的结果,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教授的综合评价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利大于弊。这位有着十几年外汇研究经历的资深专家表示,1%的升值幅度对出口企业仍然有利可图,因为这还没有达到企业平均换汇成本之上的水平。同时在进口方面,其成本却因人民币升值1%而更具有增长动力。

黄泽民教授的结论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宏观数据进行佐证。今年以来,外贸进出口继续延续了以往的增长速度。今年1至2月份尽管受到春节假期的影响,但是出口仍然保持在25.5%的增长态势；出口增长速度达到27.4%,去年全年则为17.6%。再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今年1、2月份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6.2%,与去年全年基本持平。

汇率升值的时间和节奏将非常重要，然而这期间并非没有隐忧。陆文磊表示,人民币升值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升值预期将是长期的,就今年而言人民币极有可能达到3%的升值幅度,这将对出口企业尤其是定价能力较弱的纺织行业有较大影响。但是这些企业也可以通过兼并、重组降低成本。因此,从未来的一段时间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时间和节奏将非常重要。

目前应注重本外币政策之间的协调，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人民币汇率怎样遵循"中国原则"走自己的道路?黄泽民教授认为,目前应该注重本、外币政策之间的协调。近一时期货币市场利率走低已经引起关注,其中虽然不排除有汇改的因素,但是货币政策应立足国内的经济状况,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这样才能进一步增加人民币的底气。而在外汇市场方面,则应该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推进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扩大投资者对外汇的需求,促进供需平衡,进而有助于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3.人民币升值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提升股市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于昨日创下去年汇改以来的新高。对此,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人民币升值将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正面影响,提升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信心。

"从短期看,人民币升值对内地股市的影响主要来自于A股和H股的联动"。国泰君安研究所宏观部经理周克瑜表示,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国际资本进入和退出香港股市都很方便,所以H股对人民币升值的反应要比A股灵敏得多。近期,香港市场地产股和商业股的上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币升值及升值预期。而H股的上涨又会对A股市场相关板块产生示范效应,提升投资人对A股市场的估值预期。

周克瑜同时表示,人民币升值的实质影响应该从长期来看。本币升值意味着国内资产价值的提升,而这必然会增强证券市场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国外战略投资者加快进入A股市场,未来外资并购案例将逐渐增多,A股市场将进一步活跃。周克瑜的观点也得到了其他业内人士的认同。东方证券冯玉明认为,根据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在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本国货币的持续升值一般都伴随着证券市场的走强。所以,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有望对中国证券市场产生向上的推动作用。

"近期人民币的升值其实在市场的预期之中,尽管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内地股市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但由于QFII额度的限制,短期内对A股市场的直接影响不会太大,主要还是增强投资人对股市的信心。而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资本流入压力可能会推动QDII的进程。"海通证券研究所投资策划部负责人陈久红表示。

而某券商投资部负责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投机资本冲击压力往往会迫使央行采取低利率的政策,进而使得国内货币供应量出现上升,而大量资金的存在肯定需要寻找合适的投资渠道。"从目前情况看,股市并不缺钱,许多资金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合适的进场机会"。

4.人民币升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汇率波动可能加剧上市公司优胜劣汰，昨日记者采访发现,在人民币升值影响各不相同的情况下,一批行业人士认为,汇率波动可能加剧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升值对于各行业的影响是较为复杂和多角度的,往往是利空和利多相交织；不过,总的来说,原材料或部件进口型的行业将会有所受益,传统的出口优势型行业将会受到直接冲击。前者如造纸(纸浆进口)、钢铁(铁矿石进口)行业等,后者则包括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行业。

不过,以上终究是笼统而言,根据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具体到各家公司,甚至某个行业,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影响也不好简单论断。对航空业而言,这是大好消息；航空公司一般都有较多外汇负债,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汇兑损益数额是相当大的。

对毛纺类的上市公司,公司方面人士表示,由于公司产品质量较高,拥有一定议价能力,所以升值对公司出口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可以转嫁到外商,另一方面,公司大部分原料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负面影响也就有所抵消。

第3篇

从美国与日本的发展历史来看，当美国在战后综合国力增强后，美元逐渐成为世界货币，与黄金直接挂钩，美元处于非常坚挺的状态；日本在70年代综合国力增强后，1985年在美国的压力下，通过了“广场协议”，协议前的日元汇率为240:1。1985年底突破了200:1，1987年初再突破150:1，到1988年初已逼近120:1。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已整整升值了一倍。

我国学者胡鞍钢和门洪华将国家战略资源分为经济资源、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资本资源、政策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等8个方面，利用23项指标衡量了中、美、日、印、俄五大国的综合国力。

1998年,毕业论文地方本科院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中国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二位，相当于美国的1/3，略高于日本。1980-1998年是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崛起的时期,，综合国力增长最为迅速，年变化量几乎相当于美国的10倍。但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来已近10年未作调整，而这10年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也要求人民币汇率要与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相适应，做出相应调整。

3、相对利率水平产生人民币升值压力

,论文我国企业外汇交易的风险防范与控制;比较中美两国的利率水平，自1996年至2002年3月止，中国连续八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7.47%降至1.548%，美联储连续11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由5%降至1.75%，贴现率由4%降至1.25%，创下1961年以来的新低。根据短期均衡汇率决定的利率平价说可知，当人民币的利率高于美元利率时，人民币的即期汇率将上升、远期汇率将下跌。因此从理论上来说，1996年到2001年，人民币一直面临贬值的预期，但人民币汇率却一直保持稳中有升趋势。究其原因，从我国的经济体制看，尚缺乏利率平价成立所需的：有弹性的利率，开放的资本市场，较松的资本管制，货币的完全可兑换性等基本条件。而且，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主要停留在商品市场层次上。外资的流入以直接投资为主，投机资本往往以贸易结汇的形式混入。利率平价对汇率的影响，不能直接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只能通过商品市场体现，国际资本流动与商品流动混淆,论文，因此，利率平价对人民币汇率变动无直接影响。即使利率平价发挥作用，由于人民币与美元利率几近无差，所以短期内其不影响汇率变动。

2004年10月29日起中国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1.98%提高到2.25%，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5.31%提高到5.58%。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利率也相应调整。

同时,,毕业论文关于我国开展国际招投标情况和问题1，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05年6月30日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即商业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再提高0.25个百分点，从3%提高到3.25%,学位论文会计教学中的学生学习兴趣调查与解决路径。这是美联储自去年6月以来连续第9次以相同幅度提息。

由上可知，从相对利率水平来看，由于人民币利率低于美元利率，按照利率平价理论，人民币远期应该有升值的压力。

4、外来经济压力的加剧

在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的经济增长率大体是2.6%，但是2001年降到历史最低点1.1%，2002年提高到1.7%，其中美国2001年是0.5%。西欧、日本、美国的经济都处于低迷状态,论文，通货紧缩在全球范围内出现。

,;2002年以来，日本等少数国家开始在国际社会散布&ldquo,论文医学留学生病理生理学教学现状与探索;中国输出通货膨胀”论。2003年，这种论调进一步升格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具有代表性的说法为:如果人民币汇率继续盯住美元，可能会破坏中国国内货币体系的功能，并在中国引发通货膨胀。到2005年，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或基于国内经济之需要，或迫于国内政治压力，要求中国改革汇率制度，或径直要求人民币升值。

国外鼓噪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有人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确定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入世以来，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有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日本和欧美通货紧缩，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在世界经济中担负相应责任,论文写作以竞赛推进数学建模课程化促进大学生能力培。

第4篇

我国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质上从1994年以来我们实施的却是“内在的固定汇率”政策，将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稳定在既定的水平。本文不对这种汇率制度选择多作评价，而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局势动荡我们继续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进一步使我国的汇率政策呈现出固定汇率制的色彩。

面对严峻的出口形势，我们选择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理论上讲，既可以选择财政政策也可以选择货币政策，或两者并举。但是，受我国目前汇率目标的制约，仅靠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几乎难有作为。在浮动汇率制下，为了增加产出，中央银行可以购入国内资产以增加货币供给，而这将改变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均衡，并使本币贬值。在固定汇率制下，为阻止本币贬值，维持既定汇率目标，中央银行须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国外资产换取本币。随着本币供给的下降，资产均衡回到初始位置，产出没有增加。可见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无力对该国经济的货币供给或产出产生影响。我国近一、二年多次降低利息率，效果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判断。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抵消对本币贬值的压力，促进产出增加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支出或减税，可以扩大需求，增加产出。随着产出的增加，对本币需求增加，从而产生对本币的超额需求，进而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或者本币升值，或者本币贬值的压力得以释放。如果要阻止超额货币需求对本国利率上升和本币升值的作用，中央银行可以用本币购入国外资产，增加货币供给，保持汇率不变。这样可以既实现扩大产出，又保持汇率不变的双重功效。

与货币政策不同，目标汇率制下的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影响产出，而且比在浮动汇率制下更加有效。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财政扩张带来本币升值，使得本国产品和劳务更加昂贵，从而部分地抵消了财政政策对扩大需求的直接影响。在目标汇率制下，中央银行被迫购入外汇，增加货币供给。这种非主动的货币供给增加加强了财政政策自身的扩张效应。我国1998年下半年适时作出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决定，当年扩大财政赤字500亿元，并要求银行提供相应配套资金。这使我国在外有金融危机逼近国门，内有长江洪水肆虐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基本实现了年初确定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为目标汇率制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经典例证。财政政策与产出Y和汇率E的关系如下图所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使产品市场均衡曲线由DD[，1]移至DD[，2]，汇率由E[，1]升值至E[，2]（此处可理解为单位美元的人民币价格），产出由Y[，1]增加到Y[，2].

AA：资产市场均衡曲线

DD：产品市场均衡曲线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改善产业结构为货币政策留下运作空间

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认为，在贸易品生产部门，穷国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富国；而在非贸易品生产部门，二者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很小，直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穷国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成本较低，非贸易品的价格水平也随之降低；富国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非贸易品价格从而整个价格水平都比较高。战后几十年日元不断升值与日美两国非贸易品价格变动可以作为该理论的实证。资料显示，以贸易品衡量的非贸易品价格在两个国家均有上升，但日本上升得更快一些。比如，从1973年到1983年，美国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涨了12.4％，而日本上涨了56.9％。正是由于日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加上日本的通胀率低于美国导致了日元对美元的不断升值（1950年——1971年：360日元／美元；1995年4月9日：79.75日元／美元）。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是一个穷国，我们的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还占有一定比重。这几年我们比较注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和名牌产品的出口。1998年中国机械和电器设备出口增长了12.2％，出口额达665.4亿美元，1999年增长目标为7.5％。以后，我们可以继续用减税、财政担保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和促进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双高”产品出口，这方面还有较大活动空间。只要我们在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或不断扩大贸易品范围，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可以预期人民币会随着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的上升而出现升值，我国的实际利率甚至可以低于国际水平，这为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运用货币政策给予配合开辟了空间。如果是适度利用外债，购进关键技术设备，正如我们1998年发行的10亿美元全球债券，它不仅有利于国际收支均衡，改善出口结构，而且还可避免内债的“挤出效应”。

四、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配合以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缓解我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促进扩大内需，这是以现代经济学对我国目前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同时也必须指出，当前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作为短期政策措施运用的，即是在近一、二年内主动执行的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体系，目的是自觉运用财政手段在市场经济中的反周期作用。如果长期执行财政扩张政策，通货膨胀预期将部分甚至完全抵消财政政策的作用：从长期均衡出发，永久性的财政政策改变不会影响产出，改变的只有物价，从而不利于汇率稳定。正如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所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赤字越大，私人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就越慢，赤字的规模不影响产出和就业。

第5篇

学术界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实施路径的探索层出不穷，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径:一是区域化路径，即通过亚洲货币合作使人民币首先成为区域内的关键货币，借此走向人民币国际化;二是全球路径，即直接将人民币培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除美元、欧元之外的关键货币之一。考虑到中国的贸易结构、金融体制的效率和开放度等因素的制约以及可能面临的在亚洲的领导力被削弱的风险，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全球路径并不可行，人民币应首先成为亚洲地区的关键货币，通过区域化来实现国际化。张宇燕、张静春(2008)指出，当前人民币走直接国际化路线的基础和规模都还太小，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尚不具备强健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如果贸然推行人民币直接国际化，一旦国际化进程发生逆转，将给国内经济带来严重损害。相比之下，通过区域货币合作推进人民币区域国际化是更为现实的选择。宋晓玲(201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区域货币合作对提高货币国际化份额有正的显著影响。她指出，以区域货币合作模式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更好地发挥规模效益，克服现有国际货币的网络外部性与历史惯性并降低转换成本，从而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概率。在当前格局下参与国际货币竞争以及区域货币合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占优策略。李超(2010)从产品差异程度、对外贸易竞争力、对外贸易区域结构和对外贸易全球份额等方面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现状，他发现当前推行人民币区域化具有一定的贸易基础。霍伟东、杨碧琴(2013)在CAFTA框架内分析人民币区域化的贸易基础发现，人民币区域化的贸易总量条件已经具备，在贸易结构条件上则喜忧参半。但也有少数不同观点认为，人民币区域化的可能性很低，而且比直接成为国际货币的难度更大。例如，赵海宽(2003)认为，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是一件非常复杂、困难的事情，而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之一只是在原有世界货币中再增加一种，并不排斥其他世界货币，其实现的可行性更大。李稻葵、刘霖林(2008)指出，目前日元的国际化程度远高于人民币，如果加入“亚洲货币”，人民币可能会长期受制于日元，从而失去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契机。Eichengreen(2009)认为，亚洲采用单一货币的可能性非常低，中国不需要参加任何区域货币联盟来获取经济和金融地位，中国需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的时间越长，人民币在亚洲的影响力越大。综上所述，国内外已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迪，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从理论层面分析人民币区域化的可行性，鲜有学者从定量角度构建模型来深入分析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关键货币的潜力和可能性。因此，本文尝试借鉴国外学者分析欧盟成员国是否适合加入欧元区的方法来实证研究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关键货币的可能性。根据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加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并采用欧元的国家必须满足通货膨胀率、利率、汇率、政府赤字和债务这一系列经济指标收敛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据此，国外许多学者通过检验欧盟成员国是否达到了这一收敛性标准来判断它们是否已经满足了加入欧元区的条件，如Brada和Kutan(2001)、Backe等(2003)、Fidrmuc和Korhonen(2003)、Babetskii等(2004)利用ADF检验、Phillips-Perron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E-G两步法等时间序列方法检验了欧盟成员国是否达到了欧元区的收敛性标准。然而，以上这些文献都是以相对较小的时间序列数据集为样本，无法在国家层面提供较为全面的证据支持。基于此，Kutan和Yigit(2005)选取样本期更长且包含更多信息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IPS、Hadri和SURADF3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法分析了2004年5月加入欧盟的10个新成员国是否适合加入欧元区。他们通过检验这10个国家的工业产值增长率、PPI、CPI和存贷款利差相对于欧盟基准国家相应指标的收敛性，来判断这些国家是否已经满足了加入欧元区的条件。根据这一思路，本文尝试在Kutan和Yigit(2005)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利用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面板单位根检验法，实证分析“10+3”国家的经济收敛性问题，以期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及其成为区域关键货币的可能性，进而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二、模型与计量方法

1．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面板单位根检验经济收敛性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β收敛、σ收敛和随机条件收敛。不同于β收敛和σ收敛，随机条件收敛不再关注各国经济增长率的绝对差异，而是强调只要地区间的人均产出差距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变化路径即可视为收敛。本文将采用随机条件收敛来研究“10+3”国家的经济收敛情况，“10+3”体制中在统计上与中国的经济指标趋同的国家越多表明人民币在区域内影响力越大，其更有可能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货币。2．非线性检验为了检验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检验是否适用于样本面板，应首先检验面板数据是否为非线性的。McLeod和Li(1983)通过ARMA(p，q)模型的平方残差来检验线性模型的功效，其检验统计量为。

三、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的经济指标为CPI、工业产值、GDP、汇率和外汇储备。其中，CPI通常能反映一国货币政策的执行结果和经济状况的稳定程度，工业产值和GDP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衡量指标，汇率对两国的对口贸易和外汇结算具有重大的影响，外汇储备能反映一国的国际清偿力，对于平衡国际收支有重要作用，这5个指标可以基本反映一国的总体经济状况。检验的样本期为1993年10月至2013年9月。为了研究“10+3”国家经济收敛性的动态变化趋势，本文以中国加入WTO的时间为界将数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3年10月至2001年12月，第二个阶段为2002年1月至2013年9月。为了进行对比，本文分别选取中国和日本作为基准国，通过检验“10+3”各国的经济指标相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收敛性程度和变化趋势，考察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及其发展成为区域关键货币的可能性。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经济指标数据库。2．数据的统计性特征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业产值和GDP均值都很大，这表明中国是“10+3”区域内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其次是日本和韩国。同时，人民币汇率的方差远小于日元和韩元，这表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程度很小，人民币币值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助于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增强持有人民币的信心，进而推动人民币发展成为区域关键货币乃至国际货币。3．非线性检验对“10+3”国家的各个指标序列进行非线性检验的结果如下:由表2可知，所有国家(除文莱外)CPI的Q统计量都显著拒绝了原假设，这说明所有国家的CPI数据都是非线性的。从汇率、外汇储备和工业产值的检验结果来看，大部分国家的数据都是非线性的。为了进一步识别数据是否存在非线性特征，本文画出了利用傅立叶函数拟合这13个国家各项指标的图形，如图1～图4所示。可以看出，傅立叶函数能够很好地拟合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这进一步证明了利用傅里叶展开式来刻画数据非线性特征的合理性。4．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检验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所有国家的工业产值和GDP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所有国家的工业产值和GDP都不收敛于中国。由于还未加入WTO，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较低，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合作有限，所以趋同程度较低。而在CPI、外汇储备和汇率方面收敛于中国的国家数分别为6个、1个和7个。从回归系数β来看，系数越小表明在受到外生冲击以后各个国家的经济指标与中国相应指标的离差回复到长期均衡水平所需的时间越短，收敛性越强。在表3中，除了CPI和汇率外，其余3项指标的系数均接近于1，这表明“10+3”各国的经济状况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相对于中国的收敛性非常弱。由表4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韩国的工业产值拒绝了“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这5个国家的工业产值都收敛于中国。工业产值和GDP收敛于中国的国家数量由中国加入WTO之前的0个变为5个和2个。从CPI、外汇储备和汇率来看，收敛于中国的国家分别为7个、9个和3个，除汇率外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从各国工业产值的系数β来看，除日本外所有国家的回归系数都减小，说明各国工业产值相对于中国的收敛性都有所增强。这表明，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其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和“10+3”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加深，区域内国家各项经济指标收敛于中国的数量和程度都有所增加。由表5和表6可知，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CPI、GDP和汇率收敛于日本的国家数分别为5个、7个和7个;在加入WTO之后，这一数据变为6个、6个和7个，两者相差不大。而工业产值与日本趋同的国家由之前的7个减少为3个，外汇储备收敛于日本的国家由之前的2个变为8个。总体来看，“10+3”各国的经济指标收敛于日本的数量基本没有变化，但从回归系数来看，中国加入WTO以后，各国相对于日本的收敛程度比之前有所下降。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导致经济长期不景气，但由于日本的金融市场发展已经较为完备，经济的开放程度比中国高，所以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亚洲各国的经济情况与日本更为趋同。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发展较为平稳甚至缓慢，各国经济指标收敛于日本的数量基本没有变化。表7汇总了表3～表6的经济收敛性结果。由表7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之后，“10+3”收敛于中国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而收敛于日本的国家数量基本保持稳定，总体来看，目前“10+3”国家的经济指标收敛于中国的数量仍然略低于日本。为了衡量收敛性程度，本文计算了各项指标的半衰期。半衰期越大表明受到外生冲击后经济指标的离差回复到长期均衡水平所需的时间越长，而收敛性程度则越低。较强的收敛性意味着外部冲击只能给各国经济指标的离差带来一个暂时的偏离。由表8和表9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之前，虽然收敛于中国的国家不多，但其半衰期都在6个月之内，这显示了很强的收敛性。而中国加入WTO之后，各项指标收敛于中国的半衰期略有增长，这表明收敛程度稍有降低。从日本的数据来看，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各项指标的半衰期都明显增大，尤其是工业产值、GDP和汇率，这表明收敛于日本的程度明显降低。横向来看，“10+3”国家相对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收敛程度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基本处于相同水平。

四、结论和建议

第6篇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国际储备货币；储备货币生成条件；储备货币生成路径

“货币国际化”一词来源于日本。广场协议前后，日本的一些英文文献中出现了“internationalizationoftheyen”(日元国际化)一词。但在英文文献中，没有关于internationalizationofacurrency的用法，在英文中，internationalization和intemationalized是技术用词，表示将一种电脑软件系统用各种语言来使用。近年来，国内经济界根据日本人对英文词汇的创造，相应地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说法，而且还将人民币国际化“炒”成了一个热点。日元国际化是在日元已经被广泛使用，日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已经确立的条件下提出的。此时日元国际化的涵义是扩大日元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进一步增强其储备货币的地位。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由于讨论的起点不同，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与日本的日元国际化涵义出现了较大区别。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演化成这样的涵义：人民币从目前状态发展成为中心储备货币的过程中任何一步有利于此方向的变化。依据这一理念，人民币从目前还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到最终成为像美元那样的中心储备货币，要经历三个阶段：(1)从非储备货币演变成储备货币；(2)从地位较低的储备货币演变为地位较强的储备货币；(3)从地位较强的储备货币演变为中心储备货币。可见，日本人所讨论的日元国际化实际上是第二个阶段，而我们中国所探讨的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第一阶段。

人民币从非储备货币迈向储备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不可逾越阶段。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三大国，经济总量第四大国，但人民币仍然不是国际储备货币，而排在世界经济第20位以后的港币却是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员，IMF统计的国际储备货币中有十几种货币其发行国的经济地位远在中国后面，为什么它们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人民币不能?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值得研究。为了避免误解，本文使用“人民币生成国际储备货币”这一概念来代替“人民币国际化”以精确表达国际化的第一阶段。人民币生成国际储备货币就是人民币至少被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列为储备货币，从而成为众多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种，而不论其在全世界国际储备货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港币在世界储备货币中所占比例还不足1％，但它也是一种储备货币，因为它是其他经济体(例如中国大陆)保留的储备资产。

一、国际储备货币生成条件的细辨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学术界通常认为需要四个条件：第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第二，它的金融市场——国内资产和外汇——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第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四，在金融和贸易上有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认为，货币发行国必须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与第四个条件较接近，因为一个经济大国通常就会有较大的金融和贸易交易量。

下面我们就来考查“牙买加体系”诞生以来，所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是否达到了上述四个条件。

第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根据1980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年报》，日元在1976年时，已经占世界外汇储备的2％，但是，日本宣布取消外汇管制的时间是1979年，而实际执行是在1980年。可见，日元在远未满足“完全可兑换”的条件下就变成了储备货币。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年报》的世界储备货币构成表列出美元、欧元、日元、瑞士法郎这些占世界储备货币之比例最高的四种货币，其中，瑞士法郎虽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仅有0.7％，除了以上四种货币之外的所有储备货币占总储备额的6.3％。因为其他储备货币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这些货币至少有10种以上。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已经成为某一经济体储备的货币在14种以上(在欧元发行之前应在26种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占世界储备货币总量的比例不足0.6％。尽管许多储备货币只有极少数经济体将其用作储备，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可见，“广泛接受”性在国际储备货币当中并不广泛。

第二，“金融市场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这句话通常理解为“开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场”(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日本不仅没有开放金融市场，而且还实行着严格的外汇管制。日本对金融市场的封闭遭到西方国家的一致抗议，因而有广场协议的产生。可见，日元在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前后也没有实现这一条件。

第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图1说明了1963～1975年间日本的通胀情况。图形表明，日元在成为储备货币的初期存在着较严重的通胀。日元不仅对内通胀严重，对外的价值也不稳定。从20世纪70年代(史密森协议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25年间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30日元，波动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上述储备货币条件对于中心储备货币(如美元)可能是正确的，而我们所讨论的却是国际化的第一阶段，即成为一种非中心储备货币(如日元)的条件，上述对日元的考证表明：通认的四个条件对于实现非中心储备货币这种较低的目标是过于充分了。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根本没有可能代替美元成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也没有可能达到欧元那样的第二储备地位。在这种条件下探讨遥不可及的中心储备货币实现条件，对于中国的金融实践虽不能说是痴人说梦，至少可以说是操之过急。

在本币没有实现完全兑换，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条件下，一种货币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呢?显然从日元70年代的表现看，完全有可能。那么进一步，一种货币成为一种储备货币必须具备哪些最基本的条件，或者，一种货币最低需要几个条件，才能成为储备?这对于人民币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需要的条件越多，实现的难度越大，准备这些条件的时间越长，需要做的事就越多。只有我们了解了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最少条件，我们才能用最少的资源和最短的时间使人民币变成一种国际储备货币。

从目前舆论关注的情况看，经济界对人民币能成为储备货币寄予厚望。许多学者表示，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多种好处，不仅在经济上能获得铸币税的收益，而且还能提高国家的政治地位。因此，探讨一种最低的充分条件，从而在最短的时期内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非常必要的。为达到此目的，本文先尽可能将所有的必要条件挖掘出来。

二、国际储备货币生成的必要条件

根据前面的定义，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条件就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不包括军事和政治的胁迫)，世界上至少有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愿意将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的条件!

比较自布雷顿体系解体以来世界所有国际储备货币产生的过程及其发行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本文认为一国货币生成储备货币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开放境外非居民本币贸易存款账户、政治经济稳定和与某一个国家的流通和交易规模较大。

1．开放境外非居民本币贸易存款账户。如果一种货币不允许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币存款账户，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例如人民币)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保有的用来支付国际收支逆差及偿付外债的以外国货币命名的资产。货币发行国不给非居民提供本币账户的清算服务，他国怎么用这种货币来支付逆差，偿付外债呢?所以，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首要条件是：该种货币必须允许非居民使用。

从需求角度看，若一国不允许非居民使用本币的存款结算账户，则非居民就不会持有这种货币的存款，因而，对于任何国家，它的进出口商没有使用这种货币进口支付的要求，因而也没有储备这种货币的需求。以中、韩两国为例，若中国允许韩国对中国出口使用人民币账户结算，则中国的进口可(向韩国出口商)支付人民币。韩国的出口商再将其贸易账户上的人民币存款卖给韩国的进口商，韩国的进口商再用其进口中国的商品。但是，由于人民币对非居民账户没有放开，韩国的进出口商手中没有人民币存款(充其量有些人民币现金)，进口商想进口中国的货物，他可以支付美元，因而没有对人民币的支付要求，因而韩国没有储备人民币的客观需求，因而韩国政府不必储备人民币。可见，一种货币没有非居民本币的存款账户，它就没有成为储备货币的必要。

一国不对非居民开放本币账户，只允许非居民使用本国的现钞，能不能使他国储备这种货币呢?不能!表面上看，收购本国居民持有的某种外国货币现钞，也可以形成储备。但政府的储备，通常是以亿计算的，而使用现钞的交易双方都需要清点货币，那么当一国与另一国进行债务清偿时，两国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数以亿计的钞票进行清点，其费用之高是难以接受的。另外，现钞的运送和清点需要很长时间，即使能承担起费用，也承受不起这种时间延误的折磨。相比之下，如果使用他种货币来进行清算和交割，快捷、方便，成本低。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这种储备不符合经济过程最一般的原则(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所以，不可能有这种储备存在。目前，由于大陆政府允许香港非居民使用人民币小额现金存款账户，使香港居民持有人民币现金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但三年来平均每年由人民银行回收的现金不足100多亿元，这与香港与大陆的结算金额无法相比，2005年两地仅进出口总额就达1367亿美元，投资交易额超过400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达14000多亿元，而现金支付总额还不足这一交易额的1％。事实很清楚，香港人特别期望使用人民币结算，多次提出申请，但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香港并没有人用现钞进行进出口贸易结算(目前的结算只是旅游性零售)，否则，现金流入量就不会是1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如果不开放非居民结算账户，非居民就不会用这种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因而政府也不必储备这种货币。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日元在演化为储备货币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仅对非居民的贸易账户实施了开放政策，对资本账户却严格限制，但这并没有阻断日元生成储备货币的进程。所以，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说，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在贸易账户上开放非居民对本币的使用。

2．政治经济稳定。储备货币是一种信用资产，储备发行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保证其发行的储备资产安全性的前提。如果这种安全性都保证不了，谁还敢将其当作储备?所以，一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第二必要条件。

尽管“政治经济稳定”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但存在着客观尺度。从政治上看，极不稳定的国家，可能会出现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变革及政权更迭，新当政的政府可能会不承认原来政府的债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前的债务。政权更迭对于外国人来说是最大的经济风险。从实际情况看，美国、日本和英国的政体具有稳定性，而泰国和马来西亚，人们还不敢确信其稳定性(2006年泰国发生了)。从经济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经济条件较差，那么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都有可能出现一场革命或骚乱；而当一个国家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且其经济还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一般来说，这个国家的政体也不会突然变动。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还没有一个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所以，一般地说，作为储备货币要求的政治经济稳定，以一个较发达的国家作为标准似乎较为合适。然而，依据前面的定义，成为储备货币只需要一个经济体的承认，所以，只要有一个经济体认为这种货币的发行国政治经济稳定而持有了这种货币，“政治经济稳定”这一国际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已经成立。

3．与某一个国家的交易规模较大。一个政府要将某种货币当作储备货币，有两种原因：一是为了进口的支付；二是为了平衡外汇市场。如果一国实行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包括钉往或货币局)，那么，当某一时刻，进口需要的外汇超过出口所得的外汇时，政府就必须用储备支付进口，否则固定汇率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哪一种货币为储备货币，取决于经常支付的数额，若某种货币的使用量很少，将其列为储备货币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一国实行不完全的浮动汇率，也需要外汇市场的干预，此时所使用的干预货币就是该国的储备货币。选择哪一种货币干预市场，要依据市场的情况，目前各国使用的干预货币主要是美元与自己本国货币，只有少数国家使用少量欧元。也就是说，其他货币成为储备货币主要是某些国家需要这种货币用于进口支付。例如，我国政府储备部分港币，用于对香港贸易的支付，主要原因是我国进出口使用这种货币的数量和比例都较大，若数量较小，例如对阿根廷，我国没有将其货币比索列入储备货币的必要。虽然，港币在全世界的流通和交易规模在所有货币中没有排到前列，但由于它对中国大陆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因而也成为一种储备货币。而如果一种货币连这种条件也达不到，没有可能成为储备货币。因此这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从理论上看，一种货币如果缺少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所以，这是三个必要条件。三、经济大国货币生成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之必要条件

如果一个经济大国(不考虑被侵略和殖民的情况)能使世界某一国家对他的交易有较大的规模，这表明他的产品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因而其他国家也会购买他的产品，所以，这种竞争力会使其对全世界的出口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这样的水平，那么就会有多个国家需要使用这种货币作为进口支付货币。所以，对于一个经济大国，第三个必要条件应改为“有较大交易规模”更为恰当。此处的“交易”一词既包括商品和服务交易，也包括资本交易。

一个经济大国与外国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则其出口总值占GDP的比例必然很大。假如这个国家对非居民放开本币贸易账户，那么，当这种货币具有升值趋势时，外国人势必想持有这种货币，这将导致该国进口用本币结算，而出口用外币结算，结果是出口的外汇没有用于进口，即进口所用外汇和出口所得外汇不能相抵。如果这个国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那么，出口外汇收入将大量节余，储备将加速增长。也就是说，固定汇率制和非居民贸易账户开放这两种制度的结合，意味着该国的贸易账户可能会将对外债权的减少转变为对外债务的扩大，如果进出口总额又占国民收入的一个较大的比例，那就意味着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会达到一种超常的水平。这个结果将使货币政策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难：若该国经济处于繁荣和自行扩张时期，那么，储备的加速增长会使过热的经济火上加油，政府虽有货币政策这个强大的消防力量，面对大火，可能也力不从心。

以我国的情况看，我国的进出口总额2006年达到17216亿美元，出口所得外汇9697亿美元，进口7519亿美元，顺差2177亿美元。由于人民币正处于较快的升值时期，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外国商人都愿意用人民币结算(持有人民币)，而我国进口商品的企业也不愿意用外汇结算(因为人民币升值给进口商带来汇兑损失)，如果此时政府允许外商用人民币结算，其结果必然是绝大多数进口都使用人民币结算。我们假定有一半的交易用人民币结算，那就是说我国2007年的外汇储备将会在2499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3700多亿美元。在2000亿美元储备增量的压力下，我国目前的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货币流动性强劲的局面，中央银行2006年被迫两次提高存款准备率并对房地产采取了选择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700亿美元，货币回笼的压力将再增加3万亿人民币(到2006年9月，人民银行已经发行央行票据3.3万亿人民币)，人民银行势必大量集中发行中央银行短期票据，大量集中地发行势必导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经济形势将变得异常复杂，也就是说，一年超过5700(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币结算，那就可能达到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长，是我国经济根本无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历史上，日本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日本早于1960年7月就开放了日元非居民贸易账户(称非居民自由日元存款)，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元危机和日元升值趋势，大量结算采用日元，外汇储备加速增长，1972年欧洲共同体宣布联合浮动后，日元还没有开始浮动，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超过了货币政策容纳的限度。日本大藏省为此启动对非居民账户的严格限制措施，1972年6月对日元非居民贸易账户征收20％的准备金，只过了一个月。从20％提高至50％。直到日元浮动后，才取消了这一限制措施。另外，西德在1950年代末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过程，只是西德对非居民账户完全开放，因而掩盖了贸易账户的特点。

透过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非居民贸易账户开放与储备及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为了讨论一个较为严格的储备货币形成条件，我们只考察了非居民贸易账户，如果在更大的范围——全部非居民账户，则其后果更为夸张。

众所周知，固定汇率与非居民账户开放的矛盾，也是布雷顿体系解体的原因：一方面，布雷顿森林协议要求各国尽可能放开对外汇的管制，而这种放开的主要方式是非居民账户的放开；而另一方面，协议又要求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对于欧洲共同体和日本这样的大型经济体，矛盾不可克服。同样对于21世纪的世界贸易第三大国——中国，这个矛盾也是不可克服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一个经济大国其货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条件有四个：开放非居民账户、政治经济稳定、有较大的对外交易规模、实行(基本上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其中，浮动汇率是实现开放非居民账户这一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

四、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路径与政策选择

上述四个条件当中的第二和第三两个条件具有客观性，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历史过程的结果，不由当前的决策者意志所决定，因而，可称为“硬条件”。而第一和第四两条件是却有一定的主观性，可由货币发行国的决策者掌握。因而可称其为“软条件”。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一国决策者也可以实施“软条件”，例如，泰国和马来西亚。但如果“硬条件”没有达到，储备货币不能形成。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则该国不易选择非居民账户开放，而不选择非居民账户开放，就不能形成储备货币。

从客观条件看，我国的政治经济稳定、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三位，具备了“硬条件”。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实行浮动汇率，因此我国还不具备开放非居民账户的条件，因此人民币还不能成为储备货币。

对于外国人来看，从钉住汇率到浮动汇率似乎是“临门一脚”，但对中国经济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来在我国全部价格篮子商品中，贸易品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贸易品的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提高(巴拉

萨-萨缪尔森效应)，目前由IMF测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达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币)，我国商务部也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即6.6215)；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经验，汇率波动存在着超调现象(反应过度)，所以，若人民币立即自由浮动，则市场价格必升至购买力平价以下，调整幅度将大大超过15％。如此大幅度调整必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因为出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计算，2005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如果将间接的贡献(消费和投资)也计算在内，对GDP增量的贡献远远超过40％。所以，人民币突然大幅度升值将使大批贸易企业倒闭，猛烈冲击中国整体经济，其后果是中国人民无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币绝对不能立即由市场定价。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明确表示要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区间；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表示：“此次汇率机制改革是强调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另一方面，一年多以来人民币逐步升值，至2007年1月17日已经升值了5.9％。这些情况都表明，人民银行试图先让人民币汇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接近购买力平价，然后再实行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制。假定人民银行计划平均每年升值5％，则从现在算起，约需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即在2011年的年底接近IMF认定的购买力平价。

通过上述对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分析，我们实际上已经将人民币未来的路径勾画出来：从2007～2011年人民币通过参考一篮子货币计值逐步对美元升值，2012年人民币汇率开始基本由市场定价，在汇率企稳，人民银行基本掌握了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操作的要领之后，约在2013年前后，中国将允许非居民在贸易账户下使用人民币结算。届时，我国可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成为许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而他们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顺理成章。

综合上述储备货币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得出下述两个重要的结论：

1．不完全开放金融市场，也不会耽搁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进程。

从日元生成储备货币的过程看，只要一国贸易规模足够大，其货币就有可能演变为储备货币，并不需要完全开放金融市场。既然日元在严格实行外汇管理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结算上的使用生成了储备货币，人民币为什么不能在有限制度开放金融市场的条件下生成储备货币?

2．逐步开放非居民账户是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必由之路。

第7篇

从2002年底以来，国际流行的人民币升值“陷阱论”正在对我国人民币汇率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目前最严峻的问题是国际炒家在阻击人民币未果的情况下，又采取突袭的办法炒高港元，欲将港元拖人东亚货币升值的潮流中，以达到孤立人民币，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目的；加之现在中国经济又出现通货膨胀因素，这将进一步增加影响汇率的变数。凡此种种迹象，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民币升值“陷阱论”及其政策取向。

一、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主要观点综述

（一）人民币升值论。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提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论的震撼观点，引发了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导火索；2003年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提出类似1985年英美等七国针对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来逼迫人民币升值；6月16日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洛（John·Snow）发表讲话称“中国应该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在印尼召开的亚欧会议的声明也呼吁人民币升值；6月19日，美国“健全美国联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提出欲借中国“货币操纵政策”而通过“301条款”促使人民币升值；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表达了类似的愿望；欧盟15国也决定将于2印4年4月正式取消中国“普惠制”。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其主张是我国在过去9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应再依靠弱势的人民币政策来保持出口竞争优势，增势人民币不仅可以为我国进口公司减少成本，提升企业赢利和扩充海外投资业务，而且由于中国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可以使外资不因进入成本的增加而撤出，同时还可以提升我国偿还外债的能力。

（二）人民币稳定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野村证券、“欧元之父”蒙代尔和美国斯坦福大学麦肯恩教授以及摩根斯坦利亚洲执行董事谢国忠等机构和学者都认为，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建议是错误的，中国目前必须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其理由是：第一，人民币汇率走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存在低估的问题；第二，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克服中国通货紧缩，不利于吸引外资，容易诱发金融风险；第三，中国汇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货紧缩的根源，人民币升值不仅不能解决日美通货紧缩，反而会加剧世界经济通货紧缩。

（三）人民币自由浮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年来一直建议，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更有弹性的汇率机制，以真正推动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国内一些著名学者也持此种观点。他们认为，人民币汇率不能自由浮动，不利于提高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容易产生外汇倾销效应和经济结构扭曲，容易助长经济中的泡沫和投机活动，这样更不利于营造健全良好的出口经营秩序。

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的现实选择

Weymakr（1995）认为，根据国际收支余额的货币分析法，本国居民对商品和证券的超额供给（以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表示）将引起对本币的超额需求，这种国际市场上对本币的超额需求就是外汇市场压力（ExchangeMarketPressure，简称EMP）。EMP作为度量外部非均衡指标，一般不能直接观察到。如果本币自由浮动，EMP表现为汇率的变动；如果实行固定汇率，EMP表现为外汇储备／国内信贷的变动；在中间汇率安排下，EMP可由汇率变动、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干预的线性组合来测度。南京大学朱杰（2003，3）根据Weymark的EMP一般定义与模型分析方法，利用1994—2002年的经验数据计算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中国的EMP和W指数；他通过分析EMP的34个样本点中有26个显示升值压力（负值），并有升值压力的样本均值（-6.08%）在绝对值大于贬值压力（1.49%）；其结论为：上述表明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隐含的EMP以升值压力为主，这与我国当前由外贸顺差和不断攀升的外汇储备所引发国际上呼吁人民币升值现实相吻合。但是，结合中国目前经济形势和基本国情，人民币汇率应继续保持稳定是中国汇率政策的主要取向。

（一）人民币升值将会通过对贸易进出口汇率的影响，进而给中国的优势产品带来严重损害，使国内外企业的风险加大。按照国际分工格局和比较优势理论来看，中国相对于一些以研究开发和服务业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讲，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同时，中国传统上存在着进口的需求弹性较低，而出口的需求弹性较高的局面。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进而影响物价，达到损伤制造业的效果。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在需求弹性比较高的前提下，货币升值可以降低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提高出口产品的国内价格；通过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一方面进口可以较快增加，从而使生产进口替代品的国内产业得以萎缩；另一方面出口相应要减少，使生产出口商品的产业也面临紧缩的困境。再者，中国一直实行的是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会引起进口材料、外销商品价格的变动，从而降低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加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因面临种种不确定所造成的风险。

（二）日、美公开组织并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关键目的是：延缓中国工业化进程，阻止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日、美反复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动机是，为外商对华投资流向设置障碍，通过提高在华投资成本来让国际资本流向日、美；并利用中国人世后关税下降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的贸易自由化环境，将低价产品大批量打人中国市场，冲击中国相关产业，达到延缓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目的。目前，虽然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但由于外国不断对华启动反倾销和特殊保障措施，取消普惠制待遇等，使中国出口环境面临日趋恶化。特别是在中国财政赤字如此之大、失业增加、房地产泡沫初步显现等国内经济不利的条件下，人民币升值最终将会对中国长期苦心经营的经济稳定增长形势带来负面影响。

（三）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利于整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经济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为此，各国竞相将本国货币贬值来维护本国利益；中国出于维护亚洲利益和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既定政策，承受了大量的经济损失，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金融稳定、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国当前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将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这样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出口；再者，世界各国也可以更多地从中国进口低价的初级产品、轻工业制成品和具有高附加值的加工产品，从而可以在更大限度内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提高进口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促进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并没有挤占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份额，而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投资和消费市场。

（四）人民币升值会恶化当前的就业形势，继续增加就业压力。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经济失衡有两种表现，一个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造成的结果是通货膨胀；另一个是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结果就是失业增加。前一个问题尽管说中国目前房地产出现经济泡沫，原材料、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价格有所上扬，这些是通货膨胀的因素，但都属于局部的结构扭曲、流通不畅、暂时的财政赤字和信贷扩张所引发的问题；从总体上讲，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出现严格意义上的通货膨胀。所以说，当前的[来

突出问题是后者——失业问题。中国现在失业率已超过4.6%，且每年新增劳动力是1300万，加上1997至2000年经济增长持续疲软，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同时，我国近几年一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总量出现结构性变化，失业将是中国长期的社会问题。而外国投资企业是吸引国内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渠道，如果人民币升值，问题不仅仅是招商引资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三、减缓人民币升值措施及汇率制度的改革

（一）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政策选择。

1.调整进出口商品的贸易结构，美、日、欧等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借口是我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可是，从出口商品结构看，虽然中国贸易一直处于顺差，但大部分是外资企业生产的加工贸易，获利最大的是外资企业。而中国出口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像汽车、机械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等方面的出口并不具有绝对优势。所以说，要采取措施扶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适度调低部分以加工、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从我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差异看，我国和整个亚洲的贸易处于逆差，和欧盟贸易基本持平，而和美国有近2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所以我们要积极协调与主要贸易国的关系，主动减少对美贸易逆差，努力开拓亚洲、欧洲市场，扩大对亚、欧的贸易顺差。2.主动协调各方，统一贸易计算口径。以2002年为例，按美国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2亿美元，而同期中国统计，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仅为427.2亿美元，误差高达504亿美元。中国和日本贸易统计误差也是如此。因此，中国要积极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统一计算口径，消除贸易统计误差。3.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拓展外汇投资渠道。我们应允许大型企业在境内发行外国债券，这不仅有助于改善外汇存款过高的局面，而且有利于债券市场的开放发展，也有利于减少企业发行成本。另外，要建立战略性投资基金，选择中国目前像石油、主要矿产品等类似的能源及原材料依赖性较大的战略性项目，可将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拿出来到国外购买一些生产基地。4.借QFII东风，适时推出QDII.QFII的推出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又向前迈了一步，而我们应在将外资“请进来”的同时，也应该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适时推出QDII.QDII作为在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国家允许本地投资者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制度，不仅可以减缓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压力，而且可以为我国有序开放资本市场积累经验。5.丰富外汇交易品种。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主要集中于美元、港元、日元、欧元的即期交易上，交易币种相当缺乏。因此，要尽快开放人民币对世界主要可兑换币值的直接即期外汇买卖，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外币对外币的交易；还要增加类似远期外汇交易的外汇交易工具，积极发展多样化的避险金融工具等等。

第8篇

自2005年7月23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目前，有关人民币汇率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文章大多集中在对外贸易方面（如卢向前、戴国强，2005；李海菠，2003），而很少涉及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的分析。

国外有关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一致的结论。Kohlhagen（1977）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20世纪6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英国，1967；法国，1969；德国，1961，1969）的汇率贬值或升值都对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有着系统的影响，尽管存在着资本管制。Cushman（1985）则区分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两个概念，并通过经验实证的方式对美国和五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年度直接投资水平进行分析，得出实际汇率的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效应。而Froot和Stein（1991）进一步将市场信息不对称这一因素引入模型之中，研究发现美国1970－1980年涌入的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应归功于同一时期疲软的美元汇率。Sercu和Vanhulle（1992）通过汇率对出口的价格和数量的影响分析，得出汇率波动性的增加对出口企业的价值有着正向影响效应，也使得出口策略较直接投资更有吸引力，即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逆向影响效应。Aizenman和Joshua（1993）区分了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对经济的冲击，得出了在名义变量冲击之下，汇率的波动性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存在正向关系的结论。Goldberg和Kolstad（199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汇率贬值对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任何大的或显著的影响；但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却具有正向影响效应。Dewen-ter（1995）放弃了过去的经验分析（如Froot，Stein，1991），直接以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水平作为研究变量，而代替以外商投资与国内投资的比值作为实证检验的变量，并基于美国1975－1989年的数据得出：汇率水平与外商投资的相对水平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专家伊藤隆敏等人对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实体（不含中国）的研究表明：若某一经济实体货币贬值10％以后保持经济稳定，则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加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5％，反之亦然。

根据上面的分析，国外针对汇率升、贬值及其波动幅度与外商直接投资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可谓众说纷纭，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有的认为汇率贬值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的认为汇率波动的激烈程度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但究竟是“正向还是负向”影响，又有着不同的答案；还有的认为，不论是汇率的贬值，还是汇率的大幅波动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国内针对人民币汇率专题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汇率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上，而涉及汇率与资本流动项目关系的研究尚显匮乏。即使涉及，所得的结论大多一致，即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有利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陈华和李波（2000）得出人民币贬值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一般要在贬值后1－2年内才明显地表现出来。孙雷和杨舜贤（2005）认为，如果人民币在可控的范围内升值（即所谓有管理的浮动），对FDI在不同的产业分布方面可能会产生如下影响：那些针对国内市场的、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的FDI将可能增长；已往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外来工业资本，将可能下降；FDI形成的收益继续留在中国将呈上升趋势；对服务业，特别是金融领域外商投资将可能有正面影响。张谊浩（2003）运用我国1978年至200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指出长期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更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陈浪南、王瑞馄和林海蒂（1999）对中、美、日三国汇率变动与FDI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的升值会引起流入我国的FDI减少。国内上述研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缺少实证检验的验证，多数研究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解释。（2）选取的样本数据多为年度数据，造成样本点过少，在统计上缺乏可信度，影响实证结果。（3）人民币汇率往往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代替，但当时这一汇率是固定不变的，忽视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4）缺少单位根检验，使得一些非平稳数据直接被用来回归，这会产生伪回归的结果，影响结论的可信度。

基于国内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国内一致得出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结论并不具有完全的可信度，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本文运用1995－2004年的季度数据，以保证样本数据达到统计上的要求，采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方法，以避免伪回归的结果，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其波动性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二、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区间为1995－2004年共10年40个季度数据。其中，REER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IMF测算并定期公布其成员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IMF对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的定义为：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是经本国与所选择国家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调整的名义有效汇率，它是本国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与所选择国家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加权几何平均的比率与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的乘积。计算公式如下：

之所以采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于名义汇率的变动并不一定引起实际汇率的同方向变动，而实际汇率变动才是引起经济变量的主要原因。这样，一般的人民币汇率，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基本稳定的名义变量，使得其汇率作用难以显现。二是均衡汇率是一种政策目标的真实有效汇率，它只能采取估算的形式得到，数据较难获得，且获得的途径不一样，数据也是不一致的。相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数据来源（IMF）更为可靠，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采用人民币对主要国家货币加权实际汇率更能综合反映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FDI和GDP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经济统计快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并做了一定的调整而得到季度数据。由于中国FDI和GDP季度数据具有很强的季节规律性，因此需对其进行季节调整，消除季节因素影响。季节调整使用的方法为移动平均调整法。用FDI／GDP来替代FDI这一变量的原因在于：消除或减轻FDI变量的趋势因素，因为FDI和GDP大致有着协同的趋势方向，二者的比率可以平缓趋势项，把握总体规律。

Vt表示t期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水平。为了反映汇率波动的聚类性，沿用了Abdur（1993）所采用的计算汇率波动水平的方法，即实际汇率变动率的移动样本标准差的方法：

其中，为保证汇率波动的聚类性同时又能得到足够多的数据，初步将m定为8（Abdur，1993）。这种估计方法更有利于表明实际有效汇率波动水平的总体移动。

对于FDI／GDP和Vt数据分别乘以100，以表示它们变动的百分比。

（二）数据分析

传统的回归分析技术往往假定所使用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即要求该序列是常均值、同方差和任意相同滞后阶具有相同自协方差。然而现实经济中的许多变量序列是不平稳的，根据Granger和Newbold（1974）的分析，对非平稳的随机变量进行回归可能导致“伪”回归结果。为了避免回归的失效，Engle—Granger（1987）提出一种处理非平稳序列的方法——协整检验，其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同阶的时间序列向量分别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某种线形组合却是平稳的，则这两个（或两个以上）序列向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长期稳定关系）。由于只有具有同一单位根的两个变量之间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文将首先对所取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再进行协整检验，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1．单位根检验

通常利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方法检验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ADF检验基于以下方程：

滞后期k值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BI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同时考虑残差的非自相关性。

结果表明：中国的REER、Vt和FDI／GDP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均小于10％（或5％）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的绝对值，即不能拒绝原假设，所以这些序列是非平稳的，存在单位根。因此，不能继续进行协整检验，否则会产生伪回归的情况。而经过一阶差分之后，这些序列所得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均大于1％（或5％）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的绝对值，表明这些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不存在单位根，即它们是I（1）数列。因此可以继续对这些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检验I（1）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一般方法是E—G两步法，即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向量进行协整回归，然后再对协整回归所得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E—G两步法得到的协整参数估计量具有超一致性和强有效性。由于中国的REER、Vt和FDI／GDP都是I（1）数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所以直接进行第二步：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回归。

首先，分别检验REER对FDI／GDP以及Vt对FDI／GDP的协整关系。分别对REER和FDI／GDP以及Vt和FDI／GDP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残差的回归序列，设为resid1和resid2，进行单位根检验，所得的ADF检验（滞后期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对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要大，表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因而，REER与FDI／GDP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说明了中国汇率水平的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无长期的影响关系。而Vt对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还要大，则说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Vt与FDI／GDP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中国汇率的波动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存在长期的影响关系。

既然REER与FDI／GDP之间、Vt与FDI／GDP之间都不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再对REER、Vt和FDI／GDP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由于汇率波动的激烈程度Vt是通过REER计算得来的，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先检验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得出的结果如表3。

从表3可知，Vt和REER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在此基础上，进行三者协整关系分析。

对REER、Vt和FDI／GDP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残差的回归序列，设为resid3，对其做单位根ADF检验（滞后期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Vt与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要大，表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因而，REER、Vt和FDI／GDP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汇率升贬值和汇率的波动幅度之间并没有一个稳定的长期关系。

三、结论

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包括水平变动和波动剧烈程度）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存在长期影响关系，而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无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三者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的是投资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看重的是潜在的市场发展空间以及良好的投资获利前景），而非投机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更多的是取决于汇率波动下所带来的收益的变化）。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更多的是得益于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是对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肯定。强劲的经济增长趋势、良好的投资环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等，都带动着外商直接投资在不断增长。即使有些外商直接投资是亏损的，但从占领中国市场先机目标出发，也不会影响其对中国的投资。因此，中国政府并未涉嫌操纵人民币汇率水平来获得不公正利益，更没有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强烈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得益于整体经济形势，而非人民币汇率的低估。

另外，从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来看，主要是一些制造加工型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两头在外企业，即企业的原材料主要是靠国外进口的，而生产出的成品也主要是出口的，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在降低了出口收入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所以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显著地减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前我国大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汇率的低估而产生的。

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我国汇率改革的方向，但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选择更为重要。当然，由于中国现行汇率制度的独特性，上述的分析结果可能由于某些制约因素而不是十分的完美，但得到的关于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间的关系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这也为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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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bdurR．Chowdhury，1993，DoesExchangeRateVolatilityDepressTradeFlows?芽EvidencefromError－CorrectionModels，75：700－706．

［8］卢向前，戴国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1994－2003［J］．经济研究，2005，（5）．

［9］李海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基于1973－200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3，（7）．

［10］张谊浩．现行人民币汇率有利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J］．财经科学，2003，（6）．

［11］陈华，李波．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渝州大学学报，2000，（3）．

第9篇

中国经济近几年高速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相对萎靡形成鲜明对比，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廉价的加工制造产品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制造”的低价格才造成了这些国家的持续贸易顺差，因此他们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继续扩大，这种来自于国际方面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持续的双顺差条件下，不得不买入外汇，投放人民币。这不仅对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产生了扭曲。同时受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大量的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对我国的金融稳定造成了威胁。所以，人民币汇率改革势在必行。

二、人民币汇改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为中国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人民币适当的升值有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减少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稳定我国的金融环境。

另一方面，人民币的汇率改革有利于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减少外汇占款对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央行可以更多的使用货币政策调节我国的宏观经济，是国民经济更加健康稳定的运行。

三、人民币汇改的影响分析

1.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首先，从进口方面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使得人民的定价趋向合理化，汇改后人民币一直处在升值的状态。因此，对于进口来说，成本相对下降，扩大了进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进口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国内的竞争，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也应注意到，进口过多则意味着国内存在着大量的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缺乏效率。

其次，从出口方面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从目前我国主要以低价格占领国际市场的现状来看，成本的提高会使我国的出口企业丧失一部分市场，缩小利润空间。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人民币升值会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我国出口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2.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会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使得央行可以根据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对货币供应量进行控制，而不是被动的买卖外汇。对于我国货币的币值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较高，也正是由于被动的外汇占款过多，货币供给量与我国实际的经济运行状况不符。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央行干预人民币汇率的操作货币依然是美元。尽管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较大,但距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要求和市场预期还相差甚远。这就造成了我国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过于求与人民币供不应求的局面。因此在具体的实施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3.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稳定的汇率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汇率改革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论是在进出口企业的成本管理方面，还是引进外资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只有稳定的汇率制度，成本的核算才能稳定，同时也有利于汇率风险的管理。而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对于我国的汇率稳定是必要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稳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而是根据市场环境可以随时调整的相对稳定。

四、汇改的再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越来越夺的融入了到世界经济之中。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大。我国长期持续的双顺差，外汇储备迅速的增加，巨额的外汇储备说明我国已经处在严重的外部不均衡状态。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涉及到多国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小，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人们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因此我们要加强汇率风险的防范意识，做好防范风险的准备，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降低由于汇改造成的短期汇率水平的较大变动所引起的风险，同时也要相应的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维持金融的稳定。

参考文献：

[1]杨元杰.中美贸易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中国金融，2008，（4）.

[2]相勇，章晶.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思考—“两极制度”还是“中间制度”.世界经济研究，2003，（8）.

[3]胡祖六.资本流动、经济过热和中国名义汇率制度.国际金融研究，2004，（7）.

[4]刘文翠，汪爱琴.对“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思考.新疆财经，2008，（1）.

第10篇

（一）货币互换协议，包括以下内容：2008年12月4日，中国与俄罗斯就加快两国在贸易中改用本国货币结算进行了磋商；1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两国通过本币互换可相互提供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的短期流动性支持。

2009年2月8日，中国与马来西亚签订的互换协议规模为800亿元人民币/400亿林吉特。

2009年3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宣布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通过推动双边贸易及投资促进两国经济增长。该协议互换规模为200亿元人民币/8万亿白俄罗斯卢布。协议实施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银行宣布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支持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为稳定金融市场提供短期流动性。该协议互换规模为1000亿元人民币/175万亿印尼卢比。协议实施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阿根廷中央银行29日在这里签署了700亿元等值人民币的货币互换框架协议，这是迄今中国和拉美国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交易。根据该框架协议，阿根廷从中国进口商品时可以使用人民币，不必再使用美元作为交易的中介货币。

（二）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于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发展，规避汇率风险，改善贸易条件，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从货币理论的角度来看，一国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其货币职能必须国际化，与其作为一国国内货币的职能有所不同，必须具备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相应条件。

政治方面：国内政局保持长期稳定，并且在国际中处于强势地位，以保证金融资产的安全性。经济方面：一国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规模总量足够庞大；币值需保持相对稳定；有完善的金融市场机制。

综合以上考虑，我觉得人民币目前还没有具备成为国际储备的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够健全，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可兑换，离岸金融业务也没有得到充足的发展。但我们现在具备的优势以使我们有能力向世界推广人民币：

充足的国际储备——这是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为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兑换要求。根据通行的国际储备需求理论，充足的外汇储备一般应维持在30%左右。我国近年来外汇储备稳步上升，达到并远远超过了同期进口额的30%，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不利因素）

（一）遭遇“特里芬两难”。“特里芬两难”是偿还能力与持有者信心之间的两难境地，任何一种货币来充当国际货币时都存在“特里芬难题”，即要使货币价值要稳定，它就不能作为国际货币；要作为国际货币，它的价值就难以稳定。

（二）政府的货币政策将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由下图知，人民币国际化之后，即意味着政府选择了稳定的汇率制度和资金的完全流动，因为一个高度开放的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和货币价值的稳定是国际货币的基本标准。

（三）国外热钱的涌入，投机增加。人民币国际化使得国内经济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冲击。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纵观各国经济的发展，当一国经济实力增强以后，本国货币必然要走国际化道路。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硬通货，能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兑换、国际结算、国际储备和执行价格标准。目前，在世界范围作为国际货币的货币有美元、英镑、马克、日元、法郎、瑞士法郎、欧元、SDR等不足10种，比较通用的有美元、马克、日元和欧元。

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计划：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但是，要在短期内实现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难度还很大，有不少障碍需要克服，这个时间可能是5年、10年，甚至20年，可是凭借着国民经济的强大后盾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五、小结：在全球经济瞬息万变的时代，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应经济发展，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必然要求。告诉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应不畏惧人民币国际化甚至中国国际化过程中的困难，勇于前进，积极探索，把握机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参考文献：

[1]周小川.超储备货币引发热议.新浪财经/focus/sovereignty/index.shtml

[2]陆汉星,崔强.人民币国际化研究中国.2009,7,9

第11篇

1.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一般规律，如果本国国币上升，则使境外的投资成本上升，从而对境外资本进入本国形成一定的阻碍。这种情况在我国却刚刚相反，由于我国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在人民币上升的同时，境外的资本依旧大量的在我国进行投资，这正是我国经济在人民币上升的同时还可以使得投资者获得更多利润的特点。同时，人民币的升值也使得我国国内资本的国际投资步伐得以加快，这是由于人民币的升值提升了我国资本进入东道国购买力的原因。相关数据统计，我国每一年资本进入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的规模在以每年200亿美元的数据在增长，并且这个数据每年还将会处于上升的阶段。

2.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产业结构在经济转型中还处于混乱阶段。人民币在当前时期升值将会使资金流向以服务性为主的产业，即劳动密集性产业由于其成本上升，资金必将会流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资本的转业将会使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的优化和向高技术方面靠近，在不断的优化和靠近中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将会得到提升。

3.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经济学理论方面看，人民币升值将会对我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中包括会形成消极效应，最终减弱我国出口商品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人民币的升值虽然对我国的商品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压抑效应，但是其影响效果并不明显。而且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商品进入我国国内的价格，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特别是在一些我国需要进行大量进口的能源，生产材料等方面，人民币的升值将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分析。外汇的储备是否充足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处于稳定的一个衡量标准。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外汇储备想当充足，而且每年还在连续的增多，当前的外汇储备量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人民币上升以来，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在不断的扩大，这极大的拓宽了外汇储备的机会，自从我国05年汇改之来，美元一直出现大量的贬值，贬值的幅度目前已经超过了20%，这直接性的导致了我国外汇储备大量的出现贬值，而且这种贬值的趋势还在持续。

5.对就业状况的影响分析。自从汇改以来，人民币的升值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民币升值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商品的贸易利润下降，因而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由此下；另一方面是人民币升值使得服务型产业和规模不断扩大，这部分产业和规模的扩大增加了一定的就业量。相关数据统计，自从我国人民币升值以来，我国的城乡失业率保持在4%左右，每一年的波动不大。

二、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对策建议

1.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人民币升值使得我国传统产品出口受到了一定阻碍，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加快对我国外贸商品结构调增步伐，将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产品逐渐转变成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产品，以提高商品的竞争力。另外，国家也可以出台相关的策略来来对低端商品出口进行调整，例如国家可以降低这部分商品的税率，以价格优势来提升这些低端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扩大这些商品的出口量，也可以达到目的。

2.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管制。人民币的升值必然会引起大量的“热钱”向我国经济市场流动，“热钱”的进入肯定会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市场，对我国的金融市场稳定造成破坏。在人民币升值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本币和外币如果存在利差过大是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主要原因，如何对“热钱”的流入进行防治可以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或者降低存款利率来实现，并且还应该对外汇资金的流入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在实现这些措施的基础上和的不断开发外资市场，拓宽外资的消耗渠道，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在我国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以避免套利资金的流入。

3.扩大内需，重视出口贸易。当前，我国商品出口贸易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如果还对利用出口贸易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过于依赖的话，那对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言将会是很不利的。面对当前的不利影响，必需努力发展国内的市场，增大国内市场的内部需求，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动荡时，可以利用我国的内部市场来维持经济的稳定，人口数量多不仅可以稳定经济，还可以消耗掉一部分出口的商品，即可减少出口量紧缩对经济的影响。具体的扩大内部需求策略可以通过政府降低利息、调整个税起征点等方式来实现，在扩大内部需求的同时也不能松懈出口贸易，争取达到两头抓，共同发展经济的效果。

4.发展服务业，解决就业问题。人民币升值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发生转移，附加值较低的商品出口受阻等等，这些影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口失业。一般规律，服务性产业可以为一个国家提供最多的就业岗位，因此我们可以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发展服务行业不仅为我国低端劳动力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还可以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减少了人民币升值对我们就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12篇

综合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从理论上可分为价格穿越路径、对外贸易路径、国际投资路径三种方式。汇率作为一种相对价格，其变动会通过对价格的影响改变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及资本的相对存量，促使要素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间重新配置，最终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汇率对价格不完全传递效应贯穿始终。价格穿越路径通过两个阶段性的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在价格不完全传递效应的前提下，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消费者价格的影响通过商品流通链不断减弱，而且存在一定的时滞。不同产业部门的相对价格发生改变，进而促进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改变。例如，汇率的改变直接引起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在贸易部门生产率明显高于非贸易部门时，根据巴拉萨和萨缪尔森1964年提出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使实际汇率升值导致非贸易品价格上升，投资于贸易部门仍存在更高的利润空间，更多资源流向贸易部门，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对外贸易路径是指汇率变动通过贸易条件的改变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转变。根据弹性分析法可知，汇率变动改变了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影响国内外商品的需求量，对外贸易状况发生改变。对外贸易的增长，一方面会直接影响贸易部门的产出及利润，促进生产要素及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另一方面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的国际投资路径也分两阶段发挥作用。汇率水平的变动会产生财富效应即本国财富存量相对于国外发生价值变化，汇率波动性的变动则会改变国际投资的风险和投资者的预期，促进资产的国际转移，影响国际投资的收益。在国际投资的直接和间接投资两种形式中，直接投资尤其受到关注。直接投资可直接增加资本要素的供给，促进就业，其技术外溢效应能有效提升一国的生产技术及经营管理水平，有助于相关产业部门生产力的提高，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

2.模型设定

钱纳里、赛尔昆(1975)认为发展过程受到经济结构、政策等多种因素的非线性影响，通过将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独立出来，提出了经典的半对数模型:其中X代表以比重形式表示的经济结构;y代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N是以百万为单位的人口数;F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净资源流入，用进口减去商品和非要素劳务的出口来表示;T是时间虚拟变量。钱纳里同时指出，完整模型适用于跨国横截面型的平均时间序列分析，但任何一国的有限差异范围则要求简化公式。此时，为区分不同规模经济体而加入的人口(N)变量会导致序列相关，因此略去N。由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汇率通过价格穿越路径、对外贸易路径、国际投资路径三种方式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产业结构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根据钱纳里—赛尔昆模型的构建思路，本文加入对产业结构有重要影响的汇率因素。又由于汇率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重要影响，即对决定F的进口、出口、储蓄、投资均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汇率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三条路径中包含了F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更为全面，所以去掉F。相较于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对经济结构的描述更为精确，同时在去掉人口(N)之后仍考虑经济规模的影响。从我国实际考虑，采用2005年7月汇率改革作为虚拟变量比单纯的时间段虚拟变量更为合适，而交互项更能突出该政策的效果。其中，X表示各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E表示汇率，DUME为2005年汇率改革的虚拟变量和汇率的乘积交互项。

3.实证分析

1985年后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出比重呈现“二三一”的格局。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起基本上呈不断下降趋势，2013年下降到10.0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45%上下波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2个百分点，达到了46.09%。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格局，如图1所示。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来看，产业结构也得到了一定的优化。第一产业中，农业所占比重下降、林业比重相对维持稳定、牧业和渔业比重有所上升。第二产业中，工业所占比重仍处于较高水平，工业结构正在逐步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核心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业发展迅速，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有了长足进步。从总体上看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增加。但是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失衡，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不足。农业、工业、服务业在技术水平、产业附加值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发展“短板”，产业竞争力不强。由图1可看出，产业结构在2005年左右发生变化，这可能与汇率政策的调整有关，下面将进行实证研究。

3.1数据说明

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故选用1994年后的数据。由于数据可得性，采用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从1994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汇率采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为名义标价法下月度平均汇率，处理为基期2010=1。对于产业结构的衡量，分别选用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记为FI、SI、TI)均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源数据进行如下初步处理:将名义有效汇率用Hodrick-Prescott滤波处理后转换频率为季度数据，记为NEER;对国内生产总值Y取对数，记为LY，相应平方值记为LY^2;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由FI/Y、SI/Y、TI/Y得到，分别记为FIY、SIY、TIY。各变量均经过X12季节调整。DUME为DUM和NEER的乘积，记为DUMNEER。其中DUMt=0(t≤2005Q2)，DUMt=1(t≥2005Q3)。本文计量处理采用Eviews6.0完成。

3.2模型检验

3.2.1平稳性检验对FIY、SIY、TIY、LY、LY^2、NEER、DUMNEER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结果表明，在10%的置信水平下，各变量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后均转化为平稳序列，即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3.2.2协整检验本部分检验的三个模型如下:F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3)S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4)T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5)采用Johansen(1988)、Juselius(1990)提出的JJ检验对变量进行多重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模型(3)、模型(4)、模型(5)均存在不止两个协整关系。由于下文将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所以不具体列出以上各模型的正规化协整关系。

3.2.3最小二乘回归由于四个模型均协整，故可根据模型建立方程检验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FIY=0.221071－0.0843360LY+0.0157776LY2－0.006917NEER－0.004880DUMNEER(13.07512)(－11.65283)(7.551553)(－0.302943)(－0.807726)R2=0.932351AdjustedR2=0.928837Durbin-Watsonstat=0.529718(6)SIY=0.580208+0.022826LY－0.007004LY2－0.143944NEER+0.013745DUMNEER(49.35980)(4.536475)(－4.821617)(－9.067418)(3.272139)R2=0.753342AdjustedR2=0.740528Durbin-Watsonstat=0.977726(7)TIY=0.190379+0.062486LY－0.009492LY2+0.159894NEER－0.007932DUMNEER(8.920731)(6.840224)(－3.599335)(5.547696)(－1.040001)R2=0.923054AdjustedR2=0.919057Durbin-Watsonstat=0.240892(8)三个方程的D.W.值均表示模型残差存在严重的自相关性，下面通过广义差分法解决这一问题。

3.2.4广义差分法估计分别将方程(6)、(7)、(8)的残差序列分别命名为res01、res02、res03，判断其滞后期。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中结果可以看出，三个模型残差项自回归的滞后阶数均为1。对各残差序列分别自回归，得到res01=0.677438res01(－1)，res02=0.510785res02(－1)，res03=0.824656res03(－1)。模型中存在LY^2的平方项，一般的差分方法不适用。方程(6)、(7)、(8)的估计结果为无偏估计，且关注点在各解释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即斜率上，所以本文借鉴肖芳芳(2011)的方法，引入残差滞后项，建立新的差分模型如下:F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677438ut－1+vt(9)S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510785ut－1+vt(10)T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824656ut－1+vt(11)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如表4所示。估计结果中D.W.值显示三个模型的自相关性基本消除，而且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与样本观测值拟合的程度较好。对于LY和其平方项LY^2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对数的二次项可以很好拟合发展过程的渐进水平，且保留平方项可以检验总量构成的变化中存在非线性。其次，放弃平方项会导致对方程的错误解释，这是多重共线性的最大危险。同时，从上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LY和LY^2都是显著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者的综合结果，可以预计这种共线性未来还将存在，对预测不构成严重问题。由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汇率NEER及其与汇率改革的交互项DUMNEER对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的影响均不明显。2005年汇率改革前，汇率每升值1%，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减少0.15127%，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加0.191706%。汇率改革后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可根据NEER和DUMNEER的系数之和反映出来，表4结果表明，汇率改革后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均略有降低，汇率每升值1%，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减少0.138714%(－0.138714=－0.151270+0.012556)，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加0.185604%(0.185604=0.191706－0.006102)。汇率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大于第二产业，汇率改革对第二产业影响更明显。LY及其平方项对第一产业影响明显，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增加1%，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减少0.000378个百分点①(－0.08828+2×0.017492×1.443856)，这符合我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随经济发展逐渐降低的现实。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增加1%，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增加0.0000395个百分点小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增加(0.0003192个百分点)。

4.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4.1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非线性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我国1994—2014年的相关季度数据依次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最小二乘估计、广义差分法估计，得出如下结论:

4.1.1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第一产业影响不明显同时，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第一产业相较于第二、三产业的经济外向性较弱，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低，且我国第一产业尤其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资源配置中的影响较小。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会增加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格，从而减少出口;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较弱，定价能力低，出口企业自身会通过降低商品价格来维持市场占有率，从而导致在平均利润较低的情况下进一步降低利润，这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购买力的上升也会通过影响国内市场对国内外商品的相对需求，进而削弱出口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第二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中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并且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逐渐增大，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升高有利于这些企业利润的增加，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4.1.2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变动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大于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这是本文与之前的相关研究结论不同的地方。在之前的大多数研究中，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对第三产业出于各种考虑存在多种管制，对外贸易中第二产业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要大于第三产业。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在我国逐步放松对第三产业相关管制等情况下，第三产业得到较好发展，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增大，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人民币升值会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入，增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淘汰一部分生产率低下的产业部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使得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在这一前提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在一定范围内的上升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1.32005年汇率制度的改革降低了汇率变动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汇率改革促进了我国外汇市场的成熟，有利于交易主体的自主定价和汇率风险管理，减小了汇率变动的冲击，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有小幅降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长快于第二产业。这符合一般的经济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基于我国目前第二产业内部发展并不均衡，国际竞争力较低，同时第二产业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依然极为重要，而且出于经济安全稳定的考虑，人民币的升值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才能保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2相关政策建议

第13篇

(一)积极影响

1.降低进口成本，改善贸易条件人民币升值，提高了我国货币的购买能力，降低了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石油、天然气等战略物资的购买成本，加工贸易的生产成本不断降低，产品的竞争力也大幅度提升。盈利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将进一步加快我国企业引进高新技术的步伐，从而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也有助于我国企业的产品由低端产业链向中高端产业链发展，使对外贸易的条件得到相应改善。2.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由于出口贸易发展迅猛，中国已经连续18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13年全年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了92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有71起，比2012年增长了17.9%。我国作为世界的加工厂，一直实行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扩张来实现出口导向战略，凭着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低端市场，面对如此高的市场占有率，必然会加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通过人民币升值，适当提升出口产品的价格，有助于减少其他国家对我国产品的倾销诉讼，减少贸易磨擦，缓解贸易形势，缓和我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同时也可以减少贸易顺差，缓解国际间收支不平衡现象。3.有利于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产业价值链被更详细地分割为一个个的价值元，全球分工明确，发展中国家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从事低端价值链的生产，而发达国家则处于价值链的上端，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工艺，人民币升值会使得我国的资金流向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同时，国外原材料相对变得便宜，在国外就地设厂会增加利润，国内企业就会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中国的资本输出和投资实力，增强外贸企业的海外并购能力，这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消极影响

1.对于国内企业来讲，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将会大大减少，而这些企业势必将投资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了劳动力密集和附加值低的行业的发展，而且还可能迫使国内制造企业在海外建厂，将生产转移到低成本国家，这就造成了国内企业的就业者面临失业危机。对于外资企业来讲，外企在我国建厂多是为了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这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减少也使就业岗位的数量下降，使国内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增加我国的就业压力。2.抑制外商对华投资人民币升值会使我国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涨，增加在华投资的企业的投资成本，降低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减少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更严重的是会导致部分外资撤离中国，把资金转向更具竞争力的发展中国家，直接导致我国引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不利于加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就业水平。3.阻碍我国出口贸易发展人民币升值会使我国出口企业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上涨，同时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相应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被大大削弱，大大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这会导致我国的贸易顺差逐步缩小甚至导致贸易逆差的出现，造成收入损失。并且人民币升值使得其他低劳动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竞争能力增强，造成已有的市场份额减少。4.使我国外汇净资产收益受损截至2014年6月，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达39932.13亿美元，然而如此庞大的外汇规模大部分是由美元构成，人民币升值，美元相对贬值，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外汇不良资产增加，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长远发展。

二、对策建议

(一)政府应进一步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完善外汇管理体制

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对外经贸活动日益增多，因此政府应该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得更多的企业和机构能够参与外汇的结算，规避外汇风险，完善外汇管理体制。我国央行应该加大管理力度，合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多管齐下加强对我国产业的政策扶植，积极鼓励优秀企业直接对外投资，并设立相应的咨询机构，对于我国的企业提供优质的信息，优化投资能力，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

(二)外贸企业应不断优化产品结构，规避金融风险

第14篇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这项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曾饱受世界赞誉的政策所得到的评价已是今非昔比。因为坚持“人民币定值过低导致中国出口猛增的同时输出通货紧缩，任何旨在有秩序、有效地刺激世界经济增长并扭转全球通货紧缩的政策都必须包括人民币汇率调整这一环节”的说法，从去年的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马不停蹄地在国际社会上游说，到最近的美国财长约翰·斯诺打破沉默敦促中国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种种迹象表明，包括美国在内的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正在进一步施加压力，要求中国让人民币升值、放弃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在压力尤其是国际压力不断加强的情况下，维持现有政策的做法可以理解为，中国对自己能够同时实现出口贸易的增长和外汇管理体制的稳定感到满意。这意味着在这次争论中，“稳定派”占了上风。他们认为，目前人民币汇率水平基本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实际，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有益于中国和世界。

中国的这种态度会得到赞同。国际上认为“让人民币升值是个坏主意”的人为数不少，像“欧元之父”蒙代尔、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等。

是谁需要强势人民币？人为地让人民币升值不符合中国利益也不符合“重估派”的利益。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人民币汇率重估论者的理由有缺陷：一、中国的出口在快速上涨的同时进口也在快速上涨，中国巨额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源于资本净流入而非贸易顺差。而且中国出口产品的对外竞争力不是靠贬值得到的，而是来自大量非国企进入国际贸易市场，来自拥有大量低成本、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二、尽管中国对美国保持了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但其中许多是在中国的美方企业或与美国进口商相联系的生意往来。有鉴于此，并不清楚人民币汇率重估将对美国有多大益处，反而有可能伤害美国消费者。三、那种认为因为中国经济比其他国家增长快，所以人民币应该升值的逻辑有问题。谴责中国是世界通货紧缩之源的理由有缺陷。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并非是所谓的“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之过，这种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的手段不见得事事有效；自己在十几年前曾吃过货币升值的苦，不能让别人也跟着尝。

第15篇

中国经济近几年高速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相对萎靡形成鲜明对比，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廉价的加工制造产品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制造”的低价格才造成了这些国家的持续贸易顺差，因此他们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继续扩大，这种来自于国际方面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持续的双顺差条件下，不得不买入外汇，投放人民币。这不仅对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产生了扭曲。同时受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大量的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对我国的金融稳定造成了威胁。所以，人民币汇率改革势在必行。

二、人民币汇改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为中国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人民币适当的升值有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减少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稳定我国的金融环境。

另一方面，人民币的汇率改革有利于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减少外汇占款对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央行可以更多的使用货币政策调节我国的宏观经济，是国民经济更加健康稳定的运行。

三、人民币汇改的影响分析

1.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首先，从进口方面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使得人民的定价趋向合理化，汇改后人民币一直处在升值的状态。因此，对于进口来说，成本相对下降，扩大了进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进口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国内的竞争，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也应注意到，进口过多则意味着国内存在着大量的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缺乏效率。

其次，从出口方面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从目前我国主要以低价格占领国际市场的现状来看，成本的提高会使我国的出口企业丧失一部分市场，缩小利润空间。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人民币升值会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我国出口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2.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会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使得央行可以根据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对货币供应量进行控制，而不是被动的买卖外汇。对于我国货币的币值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较高，也正是由于被动的外汇占款过多，货币供给量与我国实际的经济运行状况不符。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央行干预人民币汇率的操作货币依然是美元。尽管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较大,但距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要求和市场预期还相差甚远。这就造成了我国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过于求与人民币供不应求的局面。因此在具体的实施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3.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稳定的汇率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汇率改革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论是在进出口企业的成本管理方面，还是引进外资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只有稳定的汇率制度，成本的核算才能稳定，同时也有利于汇率风险的管理。而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对于我国的汇率稳定是必要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稳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而是根据市场环境可以随时调整的相对稳定。

四、汇改的再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越来越夺的融入了到世界经济之中。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大。我国长期持续的双顺差，外汇储备迅速的增加，巨额的外汇储备说明我国已经处在严重的外部不均衡状态。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涉及到多国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小，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人们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因此我们要加强汇率风险的防范意识，做好防范风险的准备，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降低由于汇改造成的短期汇率水平的较大变动所引起的风险，同时也要相应的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维持金融的稳定。

参考文献：

[1]杨元杰.中美贸易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中国金融，2008，（4）.

[2]相勇，章晶.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思考—“两极制度”还是“中间制度”.世界经济研究，2003，（8）.

[3]胡祖六.资本流动、经济过热和中国名义汇率制度.国际金融研究，2004，（7）.

[4]刘文翠，汪爱琴.对“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思考.新疆财经，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