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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孔乙己》,言简义丰
孔乙己》从发表日到今天,快一个世纪了,她仍然没有被我国的读者所遗忘,一次次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足以说明她独特的艺术魅力。小说仅仅通过鲁镇咸亨酒店的日常场景的一角,就展现了孔乙己悲惨一生和人世间的世态炎凉。笔者认为《孔乙己》之所以博得鲁迅本人和后来读者的热爱,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一个叙事艺术特点——言简义丰。仅仅用不到三千字的篇幅,高度浓缩的简洁语言就包容了如此丰富的艺术含量。
一、“画眼睛”法刻画人物形象
他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1】这里所说的“画眼睛”就是要传神,以形传神达到形神兼备。“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2】。鲁迅笔下的许多经典人物就是通过这种“画眼睛的方法”完成的。《孔乙己》故事的展开是以“我”小伙计的视角完成的,对文中出现的人物语言、情态描摹的极其简练,但其背后蕴含的意义却是十分的深刻和丰富。文中对孔乙己的直接描写有:“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文学艺术论文,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3】“身材很高大”说明孔乙己是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青白脸色”说明他没有经历过艰辛的风吹日晒的劳动。“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的长指甲又一次说明他没有干比较粗笨的体力活。“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一方面说明孔乙己没有参加直接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也说明孔乙己为了表现自己与短衣帮不同的读书人身份,自诩为穿长衫的读书人,这可以看出孔乙己迂腐的性格特点。作者紧紧抓住孔乙己身上最明显的身份特征和真实心理意图来表现出一个不从事粗活的读书人孔乙己的形象:迂腐、好要面子。“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与后文出现的“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相对应,前面的事例在暗示着他后者的行为,这个细节的相互对比表现含蓄,但蕴含着作者谨慎的写作态度,他们都是在指向孔乙己仅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才放下自己清高的读书人身份去偷窃的。这就更加揭示出没有进学的读书人孔乙己的落魄,自认为读书人身份的清高的心理满足和实际的边缘尴尬地位的反差,本质上反映了封建科举制度对孔乙己的人害和摧残有多么的巨大。
但身心备受摧残的孔乙己并没有变的人性冷漠,相反在自己落魄、失意的时候仍然是慈祥的,当孩子们赶热闹围住孔乙己时“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4】弯腰下去一个简单的弯腰动作蕴含了孔乙己作为长者面对小孩的怜爱和慈祥。虽然孔乙己自诩高人一等的读书人,但面对天真的小孩子并没有蛮恨的态度而以亲切、慈爱的老人面目出现,这就看出孔乙己不完全是一个迂腐、清高的读书人,他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他也有人性温情的一面,他同样也渴望与人平等、友善的交流。当孔乙己考“我”茴香豆的“茴”字的写法时,孔乙己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这里的孔乙己分明就是一个体贴、爱护晚辈的慈祥老人形象,他也并非单纯地卖弄自己的学问,他也同时善良地想到“我”光明的未来,教给对“我”以后有帮助的一点点知识。他并没有看轻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酒店伙计。单单从这几句异常简洁的话中就可以窥见最简单的人物性格和情态。可见孔乙己本性是善良地,他是一个有着丰富人性的人物,我们从表现中看到几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侵害了多少像孔乙己这样本性善良的人,当只有很少一小部分的幸运儿体会着金榜题名的扬眉吐气和喜悦时,喜悦的背后却有着更多像孔乙己这样潦倒、破落失意者。孔乙己的命运可悲、可叹!
文中出现的短衣帮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孔乙己和短衣帮一样是站着喝酒的人,唯一的区别是孔乙己穿着长衫。孔乙己是“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的读书人”文学艺术论文,本质上也是没有任何优越地位的人。短衣帮是做工的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和孔乙己是平等的,都是底层人物。但在小说中,高明的作者正是通过短衣帮与孔乙己的对话和较量烘托出双方的性格特征和内涵。短衣帮是以取笑孔乙己为乐的,有的叫道,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5】其中“有的叫道”一般平等的人们在谈话时心平气和的,不会用“叫”这个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词,其一是蕴含着众人故意让别人听到的意思,其二这个词表明叫的人是和孔乙己不是统一战线的人。“故意的高声嚷道”“故意”二字表明了众人的别有用心,“高声嚷道”潜藏着众人有意调侃孔乙己,以此引来笑料。从几个简短却处处有意为难孔乙己的问话中,短衣帮们是把孔乙己排除在他们社会阶层之外的,他们是没有因为孔乙己未进学而穷困潦倒而同情他,反而用看似平和实则恶毒的话嘲讽他,他们?钥滓壹菏抢淠的,仅仅把它当做酒后休息的谈资和α隙已,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同情和理解他,没有一个人能用劝说的温暖来安慰孔乙己迂腐却脆弱、敏感的心灵。这固然和孔乙己本身好喝懒做,偶尔的偷窃不良行为有关系,但文中的所有人对孔乙己都是嘲讽的,这里突出的表现了孔乙己所κ贝的底层民众对孔乙己这样的人是冷漠的,虽然作者的笔调始终是缓慢而平和的,没有激烈的争吵,辱骂,但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Γ从日常最平常的说话中窥伺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作者仅仅ü几个对话场景,在如此简练的语言中,就蕴含了如此丰厚的认识价值和感情,这是相当高超的叙事艺术?
文中的掌柜是精明的商人,作者对他的着墨并不多。“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6】掌柜和短衣帮的嘲笑是不一样的,他是为了引人发笑文学艺术论文,为了调节自己酒店的活泼热闹气氛而故意调侃孔乙己,这就让人更感人情冷漠和阴毒。掌柜对孔乙己的念念不忘也仅仅是“十九个钱”。当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时,掌柜一见面,没有对孔乙己惨状发出任何同情注意,而是急着追回那“十九个钱”,或者说掌柜即使看到了也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们早知道孔乙己是被打断腿了的。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仍然同平常一样,掌柜急着要自己应该得的欠款,还有合理的地方,但面对只能用手走着来酒店的弱小者孔乙己,掌柜没有一丝的同情和不忍,仍然有意揭发孔乙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愉悦自己和麻木的众人,这就是掌柜对孔乙己的极度冷漠。这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掌柜的精神世界:冷漠、势利,精明。这也是构成孔乙己所处时代的世态炎凉的一部分。
作者能用如此简练语言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风貌,是因为抓住了人物最典型的特征,用最能突出人物精神且符合人物逻辑的语言来表现他们。
二、以笑写悲的氛围渲染
小说篇幅短小,不足三千字,“笑”字出现了12次。笑字是一个表情动词,形容人内心愉悦,但因为人类有其复杂的社会性,这个简单的表情动词并非只具有她本来的含义,如小说中出现的“哄笑”“取笑”,众人以揭穿孔乙己的伤疤而故意侮辱,取笑他,从而获得一种自我,这是极其不道德和残忍的行为,但作者正是通过“笑”,通过众人笑孔乙己的画面揭发孔乙己的迂腐和众人对孔乙己的冷漠,从笑中总结孔乙己悲惨的一生,从笑中阐发众人对弱者的冷漠和麻木,从笑中窥视中国旧时代社会的世情和人情的冷漠。“笑”是小说的整体气氛,我们读者也会被文章一开始的快活气氛所感染,“我”一个百无聊赖的酒店小伙计,就因为“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7】 就因为众人故意揭孔乙己的缺点、伤疤而引起孔乙己紧张焦虑、可笑无力的辩驳而引人发笑的场面,孔乙己在咸亨酒店是孤立无援的文学艺术论文,可怜的窘迫和众人的哄笑、欺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文中出现两次“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些做工的短衣帮在辛苦的体力劳动后,在热热地喝了酒休息中,需要一个供人玩笑的东西,来慰藉疲惫的精神,通过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获得自我满足感和。在看似快活、轻松、愉快的空气中,孔乙己没有笑,“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紧张着,争辩着,“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他凄惨着。孔乙己在快活的空气中是焦虑的,不安的。作者就通过孔乙己的几个面部表情的变化就揭示了孔乙己可怜的处境和众人不顾孔乙己感受肆意凌辱他的残忍和冷漠。“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是一句叙事发展中承上启下的话,饱含作者浓浓的同情,一句话揭穿了孔乙己对于众人的作用,仅仅是众人调笑的精神工具而已。这句话相当的简洁,但背后蕴含的意义相当的丰富,用文章下来的故事发展来证明着这个真实的存在。即使面对折了腿的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的惨状,所有人向往常一样没有一点恻隐之心,最后孔乙己“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众人一直鉴赏着孔乙己的悲惨和弱小,不管孔乙己处境多么艰难,众人对他是从始至终的麻木和冷漠。孔乙己从“笑”中出场,也从“笑”中离开。作者就是通过“笑”来反衬孔乙己的悲,这样更加强烈地揭发了小说的悲剧主题,通过十二个“笑”简洁地勾勒了孔乙己的“惨”和众人的“快活”,从笑和惨的巨大反差中烘托作品的悲痛、沉郁的沧桑感。“《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薄凉”【8】正是此小说的主题,这深深地触动了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主题的阐发也正是通过作者异常丰富的言简义丰的叙事艺术完成的。
三、四个画面链接的叙事结构
《孔乙己》有13个自然段,文章的叙事结构异常简短,分别选取了孔乙己被嘲笑,孔乙己教伙计“茴”字,孔乙己给孩子散吃茴香豆,孔乙己折退后来酒店喝酒四个画面,作者就是通过这四个轻描淡写的画面,却刻画了有鲜明特征而真实的人物,也表达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以最少的事例刻画了孔乙己读书未中举的悲惨一生和可悲可叹的悲剧性格?
文中前三个自然段叙述了咸亨酒店的经营情况和“我”的经历文学艺术论文,为叙述孔乙己做好了背景铺垫。接下来叙述了孔乙己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一面,孔乙己一道酒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孔乙己在这个世界里是被排挤的,没有真正溶入短衣帮的世界。短衣帮们故意戏谑着他的伤疤和痛苦。我们都知道文中的“我”小伙计是小说的叙述者作者正是通过“我”的叙述来完成故事的展开,但“我”是一个学识不高,地位低下的人,他的叙述却有条有理,有着强烈地读者意识,这个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很强的作者意识的,虽然本质上所有的小说的人物都是作家的一手创造。“我”选取的事例无疑是最能表现孔乙己性格和命运的。不但如此,甚至“我”的叙述顺序安排也异常的精巧,有着明显的精心安排痕迹。在孔乙己被嘲笑的画面中,前部分(第四段)写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偷窃行为,在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后半部分中是众人质疑孔乙己的读书能力,中间却插入一段孔乙己的背景描述,这是作者根据读者的阅读心理而设置的,一般读者在读到孔乙己被嘲笑的场面时,会产生好奇心理,这个孔乙己为什么要偷书而不承认偷,被众人群起而攻之,所以作者就在这个大的场景中插入这一段,正好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而且这样安排也不会有突兀的不适感觉。不仅如此,也为读者能容易理解下文中众人嘲笑孔乙己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原因。
参考文献:
【1】鲁迅杂文精编,《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张秀枫选编,—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5,第182页
【2】《且介亭杂文二集》中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杂文全集,鲁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6第173页
【3】【4】【5】【6】【7】鲁迅小说全编,张秀枫选编,—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5,第13页,第14页,第15页
【8】《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孙伏园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7
众所周知,叙事学的诞生直接受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却认为:广播电视从发明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对叙事学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本文拟从叙事学与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图像转向、图像转向与广播电视的诞生等一系列的关系链中,探寻叙事学与电视媒介的关系。
【关键词】广播电视叙事学语言学转向图像转向
从时间上看,广播电视的出现与叙事学的兴起均发生在同一时期。叙事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苏联,并在结构主义大背景下于60年代正式诞生于法国。这也正是广播电视从诞生到不断成熟的几十年。电视理论家萨拉•科兹洛夫(SarahRuthKozloff)在《叙事理论与电视》一文中指出:“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Thesamedecadesthathavebroughtthegradualinvention,birth,andincreasingmaturityofbroadcasttelevisionhavealsoplayedhosttothedevelopmentofanewcriticalfield,“narratology”or,moresimply,“narrativetheory.”)(1)
这几十年间广播电视和叙事学的发展情形是怎样的呢?广播电视的发展与叙事学的兴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
广播电视这种新媒介在19世纪末期就已有雏形,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叶。1895年俄国的科学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两位科学家经过各自独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长距离通信试验。1906年加拿大人费森登教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无线电广播实验室,并在圣诞节前夕通过无线电波首次进行了声音传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这是由美国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的商业广播电台,呼号为KDKA。
电视的诞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发明的一台叫作“电视望远镜”的仪器申报给柏林皇家专利局,一年后专利获得了批准。1924年贝尔德采用两个尼普可夫圆盘制作了一台电视机,首次在相距4英尺远的地方传送了一个十字剪影画,贝尔德本人则被人尊称为电视之父。1924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兹沃雷金的电子电视模型出现。1931年兹沃雷金又制造出摄像机显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完全采用电子电视系统播出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节目,这一天被公认为是世界电视的诞生日。1954年彩色电视在美国试播成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这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1962年6月19日,美国发射了“电星1号”,卫星首次成功地转播了电视信号。
无可否认,电视这种新媒介的出现,对整个的社会思潮、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
二
叙事学诞生在“语言学转向”的20世纪,而20世纪对西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一词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逻辑与实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认为,“语言学转向”发生的标志是哲学家们共同采纳了语言分析的方法。随后,这一用语主要由理查德•罗蒂编辑的一部题为《语言学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集》的书而被广泛传布。什么是“语言学转向”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语言学转向”有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又是相互联系的。之一,由历时语言学研究转向共时语言学研究。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创立的,他认为语言研究的着眼点应为当今的语言符号系统,应该研究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去追踪这些成分之间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二,由语言学研究转向话语学研究。什么是“语言”和“话语”呢?“语言”一般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固定的语法规则构成的完整体系,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话语”则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言语,话语意义的确定不仅要取决于话语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所决定的。语境的构成包括对话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文化修养等因素。因此相对于语言来说,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律性成为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这种转向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可以说是语言学阶段,后者是转向话语学阶段。如果说在本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批评得益于“语言学转向”,使得文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对文学对象的把握更加确定,那么到了本世纪的后半期,这种转向由于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变得不确定起来,甚至连语言的表征都产生了危机。人类文明赖以依存的载体变得不可靠起来。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特别是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批评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困境。这便是文学话语学批评产生的开始。
“语言学转向”催生了一些新学科和新理论,叙事学便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叙事学最初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直接影响着叙事学的诞生并被公认为是叙事学的发韧之作。普洛普打破了童话故事传统的分类方法——按人物和主题进行分类,他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他按照不同的“功能”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种类型,建立了一种被称为故事形态学的框架。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了法国。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的观点。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刊登了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的专号系列文章,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不过,“叙事学”一词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提出,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3)托多罗夫对叙事学的定义是:“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4)
受“语言学转向”大背景的影响,叙事学又分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流派。“经典叙事学旨在建构叙事学语法或诗学,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用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后经典叙事学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5)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大概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受到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文化批评等多种理论或者流派的影响的结果。
三
“语言学转向”几乎渗透到所有的人文学科,就像电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一样。W.J.T米歇尔说:“罗蒂哲学史的最后阶段便是他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发展已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产生纷繁复杂的共鸣。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以及文本性的种种模式已经变成对艺术、媒介以及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审思的通用语言。社会便是一个文本。自然以及对它的表征已经成为‘话语’,甚至连无意识也如语言一般结构而成”。(6)至此,我们会进一步追问:“语言学转向”是怎样发生的呢?导致这种人文学科“纷繁复杂的共鸣”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W.J.T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文中归纳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说:“思想界及学术界的话语中所发生的这些转变,更多的是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与日常生活及普通语言关系不大。这样说的理由并不见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变体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两者都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赖以立基的惯例及代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以语言乃意义之示例范型这一假定作为其开端的。”(7)也许我们会再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图像转向”?导致“图像转向”的原因又是什么?金元浦教授作了这样的解释:“美国学者W.J.P.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那么,图像的转型转向哪里?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形象化再现或图像的辅助解说转变,也不是向主体客体相互对应的理论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的现实。而是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重要的现实是,图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陶东风教授说:“通俗报业的图像化,电影和电视的数字图像化、后成像术的出现和医学成像术的发展,成了转换的标志,更不用说互联网无休止的图象轰炸了。因而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兴起了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影像成了从事摄影、电影、电视、媒体研究、艺术史、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8)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影像媒介的出现才标志着“图像转向”时代的来临,技术的发展和后现代的动力一道完成了“图像转向”的重任。维克多•维坦查说:“文字与图像谁更卓越,今天是图书和电视的卓越之争•••电视以其随机的不连续的图像与线性传统作对,打破了逻辑和思维的习惯。(9)
四
视觉和图像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希腊以来就在文学艺术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如西方绘画与雕塑等视觉艺术的影响几乎在西方文学影响之上。中国的诗学也是很重视形象的,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之说等等。但是,“图像”在中西传统叙事中却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方式,即使是近代电影的出现,也因为局限于“非现实”的艺术领域,其叙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德山在《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一文中指出:“电视图像叙事真正创造、释放了‘图像’叙事的威力与作用,以电视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强势阶段开始形成•••以电视图像叙事为代表的视觉化叙事类型开始成为主导型的叙事类型,开始占据社会叙事格局的主流。电视叙事铺衍着社会的话语,构成了西方后现代现实典型而驳杂的叙事文本。”(10)萨拉•科兹洛夫说:“在当今的美国社会里,电视也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11)
电视作为影像叙事媒介,可以说是处处浸透着叙述,也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转换成叙事文本。萨拉•科兹洛夫指出:“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情景喜剧、动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剧、小型系列片、供电视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同时,“叙述不仅是电视上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座大门或一只格栅,即使是非叙述性的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由这一叙述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12)电视叙事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着我们以前的经验。麦克卢汉在1961年就指出:“电视是一种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长久分离和分散的经验成分之间产生相互作用。”(13)
电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它已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罗杰西尔弗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一书中也指出:“电视融入日常生活的明显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意义;它随处可见,这么说不仅仅是指电视的物体——一个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现在多种文本中,——期刊、杂志、报纸、广告牌、书、就像我的这本;它对人造成的冲击,被记住也被遗忘;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电视彻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14)我们有理由认为:电视的日常生活化的诸种意义也应该包括了对于叙事学这门学科的主导作用的意义在内。
以上是我们循着萨拉•科兹洛夫的思路,从广播电视迅速发展的几十年间在人文社会学科所经历的两大事件——“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的因果关系中,从电视媒介对于社会文化和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介入及其影响中,追溯了叙事学诞生的背景和主导成因,为萨拉•科兹洛夫的断言——“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找到了一种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注释:
(1)SarahRuthKozloff:NarrativeTheoryandTelevision,inRobertC.AllenChannelsofDiscourse,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42。并参考麦永雄等译《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13)[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6页,439页。
(3)参阅谭善明:《叙事学》,/
(4)Todorov.T:GrammaireduDe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69.
(5)申丹:《叙事学》,《外国文学》2003第3期
(6)(7)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
(8)金元浦/陶东风:《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文化研究二人谈》,/chinese/s15_wxs/qianyan/whyj/11.htm
(9)熊澄宇编选:《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49页。
(10)于德山:《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第3期。
广播电视这种新媒介在19世纪末期就已有雏形,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叶。1895年俄国的科学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两位科学家经过各自独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长距离通信试验。1906年加拿大人费森登教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无线电广播实验室,并在圣诞节前夕通过无线电波首次进行了声音传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这是由美国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的商业广播电台,呼号为KDKA。
电视的诞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发明的一台叫作“电视望远镜”的仪器申报给柏林皇家专利局,一年后专利获得了批准。1924年贝尔德采用两个尼普可夫圆盘制作了一台电视机,首次在相距4英尺远的地方传送了一个十字剪影画,贝尔德本人则被人尊称为电视之父。1924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兹沃雷金的电子电视模型出现。1931年兹沃雷金又制造出摄像机显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完全采用电子电视系统播出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歌舞节目,这一天被公认为是世界电视的诞生日。1954年彩色电视在美国试播成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这是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1962年6月19日,美国发射了“电星1号”,卫星首次成功地转播了电视信号。
无可否认,电视这种新媒介的出现,对整个的社会思潮、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
二
叙事学诞生在“语言学转向”的20世纪,而20世纪对西方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一词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逻辑与实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认为,“语言学转向”发生的标志是哲学家们共同采纳了语言分析的方法。随后,这一用语主要由理查德•罗蒂编辑的一部题为《语言学转向——关于哲学方法的论文集》的书而被广泛传布。什么是“语言学转向”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语言学转向”有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又是相互联系的。之一,由历时语言学研究转向共时语言学研究。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创立的,他认为语言研究的着眼点应为当今的语言符号系统,应该研究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去追踪这些成分之间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二,由语言学研究转向话语学研究。什么是“语言”和“话语”呢?“语言”一般被看作是一个由一整套固定的语法规则构成的完整体系,确定性、清晰性、规律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话语”则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言语,话语意义的确定不仅要取决于话语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所决定的。语境的构成包括对话者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文化修养等因素。因此相对于语言来说,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规律性成为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这种转向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可以说是语言学阶段,后者是转向话语学阶段。如果说在本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批评得益于“语言学转向”,使得文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对文学对象的把握更加确定,那么到了本世纪的后半期,这种转向由于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变得不确定起来,甚至连语言的表征都产生了危机。人类文明赖以依存的载体变得不可靠起来。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特别是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批评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困境。这便是文学话语学批评产生的开始。
“语言学转向”催生了一些新学科和新理论,叙事学便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叙事学最初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鲍姆等人发现了“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直接影响着叙事学的诞生并被公认为是叙事学的发韧之作。普洛普打破了童话故事传统的分类方法——按人物和主题进行分类,他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他按照不同的“功能”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1种类型,建立了一种被称为故事形态学的框架。他的观点被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了法国。列维—斯特劳斯主要研究神话之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结构形式,并试图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的观点。到了60年代,大量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出现。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都开始译介俄国形式主义的论述。1966年,《交流》杂志第8期刊登了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标题的专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系列文章,宣告了叙事学的正式诞生。不过,“叙事学”一词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提出,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3)托多罗夫对叙事学的定义是:“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4)
受“语言学转向”大背景的影响,叙事学又分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流派。“经典叙事学旨在建构叙事学语法或诗学,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用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后经典叙事学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5)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大概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受到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文化批评等多种理论或者流派的影响的结果。
三
“语言学转向”几乎渗透到所有的人文学科,就像电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一样。W.J.T米歇尔说:“罗蒂哲学史的最后阶段便是他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发展已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产生纷繁复杂的共鸣。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以及文本性的种种模式已经变成对艺术、媒介以及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审思的通用语言。社会便是一个文本。自然以及对它的表征已经成为‘话语’,甚至连无意识也如语言一般结构而成”。(6)至此,我们会进一步追问:“语言学转向”是怎样发生的呢?导致这种人文学科“纷繁复杂的共鸣”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W.J.T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文中归纳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说:“思想界及学术界的话语中所发生的这些转变,更多的是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与日常生活及普通语言关系不大。这样说的理由并不见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变体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两者都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赖以立基的惯例及代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以语言乃意义之示例范型这一假定作为其开端的。”(7)也许我们会再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图像转向”?导致“图像转向”的原因又是什么?金元浦教授作了这样的解释:“美国学者W.J.P.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那么,图像的转型转向哪里?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形象化再现或图像的辅助解说转变,也不是向主体客体相互对应的理论回归,更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的现实。而是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因为重要的现实是,图像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陶东风教授说:“通俗报业的图像化,电影和电视的数字图像化、后成像术的出现和医学成像术的发展,成了转换的标志,更不用说互联网无休止的图象轰炸了。因而继文化研究,怪异理论和黑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兴起了视觉文化这个时髦的、也有争议的研究交叉科学的新方法。视觉影像成了从事摄影、电影、电视、媒体研究、艺术史、社会学及其它视觉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中心。”(8)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影像媒介的出现才标志着“图像转向”时代的来临,技术的发展和后现代的动力一道完成了“图像转向”的重任。维克多•维坦查说:“文字与图像谁更卓越,今天是图书和电视的卓越之争•••电视以其随机的不连续的图像与线性传统作对,打破了逻辑和思维的习惯。(9)
四
视觉和图像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希腊以来就在文学艺术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如西方绘画与雕塑等视觉艺术的影响几乎在西方文学影响之上。中国的诗学也是很重视形象的,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之说等等。但是,“图像”在中西传统叙事中却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方式,即使是近代电影的出现,也因为局限于“非现实”的艺术领域,其叙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德山在《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一文中指出:“电视图像叙事真正创造、释放了‘图像’叙事的威力与作用,以电视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强势阶段开始形成•••以电视图像叙事为代表的视觉化叙事类型开始成为主导型的叙事类型,开始占据社会叙事格局的主流。电视叙事铺衍着社会的话语,构成了西方后现代现实典型而驳杂的叙事文本。”(10)萨拉•科兹洛夫说:“在当今的美国社会里,电视也成为最主要的故事叙述者。”(11)
电视作为影像叙事媒介,可以说是处处浸透着叙述,也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转换成叙事文本。萨拉•科兹洛夫指出:“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情景喜剧、动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剧、小型系列片、供电视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同时,“叙述不仅是电视上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座大门或一只格栅,即使是非叙述性的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由这一叙述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12)电视叙事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着我们以前的经验。麦克卢汉在1961年就指出:“电视是一种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长久分离和分散的经验成分之间产生相互作用。”(13)
电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它已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罗杰西尔弗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一书中也指出:“电视融入日常生活的明显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意义;它随处可见,这么说不仅仅是指电视的物体——一个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现在多种文本中,——期刊、杂志、报纸、广告牌、书、就像我的这本;它对人造成的冲击,被记住也被遗忘;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电视彻底融入到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14)我们有理由认为:电视的日常生活化的诸种意义也应该包括了对于叙事学这门学科的主导作用的意义在内。
以上是我们循着萨拉•科兹洛夫的思路,从广播电视迅速发展的几十年间在人文社会学科所经历的两大事件——“语言学转向”和“图像转向”的因果关系中,从电视媒介对于社会文化和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介入及其影响中,追溯了叙事学诞生的背景和主导成因,为萨拉•科兹洛夫的断言——“广播电视从发明、问世到不断成熟的这几十年也是对新批评领域内一门学科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门新学科就是叙述学,或简而言之,就是叙事理论”找到了一种事实上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注释:
(1)SarahRuthKozloff:NarrativeTheoryandTelevision,inRobertC.AllenChannelsofDiscourse,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42。并参考麦永雄等译《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13)[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6页,439页。
(3)参阅谭善明:《叙事学》,/
(4)Todorov.T:GrammaireduDe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69.
(5)申丹:《叙事学》,《外国文学》2003第3期
(6)(7)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范静晔译,
(8)金元浦/陶东风:《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文化研究二人谈》,/chinese/s15_wxs/qianyan/whyj/11.htm
(9)熊澄宇编选:《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49页。
(10)于德山:《视觉文化与叙事转.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第3期。
(11)(12)[美]罗伯特:《重组话语频道》,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45页,第46-47页。
论文关键词:《孔乙己》,言简义丰
孔乙己》从发表日到今天,快一个世纪了,她仍然没有被我国的读者所遗忘,一次次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足以说明她独特的艺术魅力。小说仅仅通过鲁镇咸亨酒店的日常场景的一角,就展现了孔乙己悲惨一生和人世间的世态炎凉。笔者认为《孔乙己》之所以博得鲁迅本人和后来读者的热爱,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一个叙事艺术特点——言简义丰。仅仅用不到三千字的篇幅,高度浓缩的简洁语言就包容了如此丰富的艺术含量。
一、“画眼睛”法刻画人物形象
他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1】这里所说的“画眼睛”就是要传神,以形传神达到形神兼备。“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2】。鲁迅笔下的许多经典人物就是通过这种“画眼睛的方法”完成的。《孔乙己》故事的展开是以“我”小伙计的视角完成的,对文中出现的人物语言、情态描摹的极其简练,但其背后蕴含的意义却是十分的深刻和丰富。文中对孔乙己的直接描写有:“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文学艺术论文,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3】“身材很高大”说明孔乙己是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青白脸色”说明他没有经历过艰辛的风吹日晒的劳动。“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的长指甲又一次说明他没有干比较粗笨的体力活。“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一方面说明孔乙己没有参加直接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也说明孔乙己为了表现自己与短衣帮不同的读书人身份,自诩为穿长衫的读书人,这可以看出孔乙己迂腐的性格特点。作者紧紧抓住孔乙己身上最明显的身份特征和真实心理意图来表现出一个不从事粗活的读书人孔乙己的形象:迂腐、好要面子。“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与后文出现的“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相对应,前面的事例在暗示着他后者的行为,这个细节的相互对比表现含蓄,但蕴含着作者谨慎的写作态度,他们都是在指向孔乙己仅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才放下自己清高的读书人身份去偷窃的。这就更加揭示出没有进学的读书人孔乙己的落魄,自认为读书人身份的清高的心理满足和实际的边缘尴尬地位的反差,本质上反映了封建科举制度对孔乙己的人害和摧残有多么的巨大。
但身心备受摧残的孔乙己并没有变的人性冷漠,相反在自己落魄、失意的时候仍然是慈祥的,当孩子们赶热闹围住孔乙己时“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4】弯腰下去一个简单的弯腰动作蕴含了孔乙己作为长者面对小孩的怜爱和慈祥。虽然孔乙己自诩高人一等的读书人,但面对天真的小孩子并没有蛮恨的态度而以亲切、慈爱的老人面目出现,这就看出孔乙己不完全是一个迂腐、清高的读书人,他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他也有人性温情的一面,他同样也渴望与人平等、友善的交流。当孔乙己考“我”茴香豆的“茴”字的写法时,孔乙己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这里的孔乙己分明就是一个体贴、爱护晚辈的慈祥老人形象,他也并非单纯地卖弄自己的学问,他也同时善良地想到“我”光明的未来,教给对“我”以后有帮助的一点点知识。他并没有看轻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酒店伙计。单单从这几句异常简洁的话中就可以窥见最简单的人物性格和情态。可见孔乙己本性是善良地,他是一个有着丰富人性的人物,我们从表现中看到几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侵害了多少像孔乙己这样本性善良的人,当只有很少一小部分的幸运儿体会着金榜题名的扬眉吐气和喜悦时,喜悦的背后却有着更多像孔乙己这样潦倒、破落失意者。孔乙己的命运可悲、可叹!
文中出现的短衣帮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孔乙己和短衣帮一样是站着喝酒的人,唯一的区别是孔乙己穿着长衫。孔乙己是“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的读书人”文学艺术论文,本质上也是没有任何优越地位的人。短衣帮是做工的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和孔乙己是平等的,都是底层人物。但在小说中,高明的作者正是通过短衣帮与孔乙己的对话和较量烘托出双方的性格特征和内涵。短衣帮是以取笑孔乙己为乐的,有的叫道,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5】其中“有的叫道”一般平等的人们在谈话时心平气和的,不会用“叫”这个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词,其一是蕴含着众人故意让别人听到的意思,其二这个词表明叫的人是和孔乙己不是统一战线的人。“故意的高声嚷道”“故意”二字表明了众人的别有用心,“高声嚷道”潜藏着众人有意调侃孔乙己,以此引来笑料。从几个简短却处处有意为难孔乙己的问话中,短衣帮们是把孔乙己排除在他们社会阶层之外的,他们是没有因为孔乙己未进学而穷困潦倒而同情他,反而用看似平和实则恶毒的话嘲讽他,他们?钥滓壹菏抢淠模鼋霭阉弊鼍坪笮菹⒌奶缸屎托α隙眩挥幸桓鋈四苷嬲楹屠斫馑挥幸桓鋈四苡萌八档奈屡窗参靠滓壹河馗创嗳酢⒚舾械男牧椤U夤倘缓涂滓壹罕旧砗煤壤磷觯级耐登圆涣夹形泄叵担闹械乃腥硕钥滓壹憾际浅胺淼模饫锿怀龅谋硐至丝滓壹核κ贝牡撞忝裰诙钥滓壹赫庋娜耸抢淠模淙蛔髡叩谋实魇贾帐腔郝胶偷模挥屑ち业恼常杪睿庹亲髡叩母呙髦Γ尤粘W钇匠5乃祷爸锌湃擞肴酥涞恼媸倒叵怠W髡呓鼋鐾ü父龆曰俺【埃谌绱思蛄返挠镅灾校驮毯巳绱朔岷竦娜鲜都壑岛透星椋馐窍嗟备叱男鹗乱帐酢?
文中的掌柜是精明的商人,作者对他的着墨并不多。“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6】掌柜和短衣帮的嘲笑是不一样的,他是为了引人发笑文学艺术论文,为了调节自己酒店的活泼热闹气氛而故意调侃孔乙己,这就让人更感人情冷漠和阴毒。掌柜对孔乙己的念念不忘也仅仅是“十九个钱”。当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时,掌柜一见面,没有对孔乙己惨状发出任何同情注意,而是急着追回那“十九个钱”,或者说掌柜即使看到了也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们早知道孔乙己是被打断腿了的。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仍然同平常一样,掌柜急着要自己应该得的欠款,还有合理的地方,但面对只能用手走着来酒店的弱小者孔乙己,掌柜没有一丝的同情和不忍,仍然有意揭发孔乙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愉悦自己和麻木的众人,这就是掌柜对孔乙己的极度冷漠。这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掌柜的精神世界:冷漠、势利,精明。这也是构成孔乙己所处时代的世态炎凉的一部分。
作者能用如此简练语言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风貌,是因为抓住了人物最典型的特征,用最能突出人物精神且符合人物逻辑的语言来表现他们。
二、以笑写悲的氛围渲染
小说篇幅短小,不足三千字,“笑”字出现了12次。笑字是一个表情动词,形容人内心愉悦,但因为人类有其复杂的社会性,这个简单的表情动词并非只具有她本来的含义,如小说中出现的“哄笑”“取笑”,众人以揭穿孔乙己的伤疤而故意侮辱,取笑他,从而获得一种自我,这是极其不道德和残忍的行为,但作者正是通过“笑”,通过众人笑孔乙己的画面揭发孔乙己的迂腐和众人对孔乙己的冷漠,从笑中总结孔乙己悲惨的一生,从笑中阐发众人对弱者的冷漠和麻木,从笑中窥视中国旧时代社会的世情和人情的冷漠。“笑”是小说的整体气氛,我们读者也会被文章一开始的快活气氛所感染,“我”一个百无聊赖的酒店小伙计,就因为“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7】 就因为众人故意揭孔乙己的缺点、伤疤而引起孔乙己紧张焦虑、可笑无力的辩驳而引人发笑的场面,孔乙己在咸亨酒店是孤立无援的文学艺术论文,可怜的窘迫和众人的哄笑、欺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文中出现两次“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些做工的短衣帮在辛苦的体力劳动后,在热热地喝了酒休息中,需要一个供人玩笑的东西,来慰藉疲惫的精神,通过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获得自我满足感和。在看似快活、轻松、愉快的空气中,孔乙己没有笑,“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紧张着,争辩着,“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他凄惨着。孔乙己在快活的空气中是焦虑的,不安的。作者就通过孔乙己的几个面部表情的变化就揭示了孔乙己可怜的处境和众人不顾孔乙己感受肆意凌辱他的残忍和冷漠。“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是一句叙事发展中承上启下的话,饱含作者浓浓的同情,一句话揭穿了孔乙己对于众人的作用,仅仅是众人调笑的精神工具而已。这句话相当的简洁,但背后蕴含的意义相当的丰富,用文章下来的故事发展来证明着这个真实的存在。即使面对折了腿的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的惨状,所有人向往常一样没有一点恻隐之心,最后孔乙己“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众人一直鉴赏着孔乙己的悲惨和弱小,不管孔乙己处境多么艰难,众人对他是从始至终的麻木和冷漠。孔乙己从“笑”中出场,也从“笑”中离开。作者就是通过“笑”来反衬孔乙己的悲,这样更加强烈地揭发了小说的悲剧主题,通过十二个“笑”简洁地勾勒了孔乙己的“惨”和众人的“快活”,从笑和惨的巨大反差中烘托作品的悲痛、沉郁的沧桑感。“《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薄凉”【8】正是此小说的主题,这深深地触动了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主题的阐发也正是通过作者异常丰富的言简义丰的叙事艺术完成的。
三、四个画面链接的叙事结构
《孔乙己》有13个自然段,文章的叙事结构异常简短,分别选取了孔乙己被嘲笑,孔乙己教伙计“茴”字,孔乙己给孩子散吃茴香豆,孔乙己折退后来酒店喝酒四个画面,作者就是通过这四个轻描淡写的画面,却刻画了有鲜明特征而真实的人物,也表达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宰钌俚氖吕袒丝滓壹憾潦槲粗芯俚谋乙簧涂杀商镜谋缧愿瘛?
文中前三个自然段叙述了咸亨酒店的经营情况和“我”的经历文学艺术论文,为叙述孔乙己做好了背景铺垫。接下来叙述了孔乙己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一面,孔乙己一道酒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孔乙己在这个世界里是被排挤的,没有真正溶入短衣帮的世界。短衣帮们故意戏谑着他的伤疤和痛苦。我们都知道文中的“我”小伙计是小说的叙述者作者正是通过“我”的叙述来完成故事的展开,但“我”是一个学识不高,地位低下的人,他的叙述却有条有理,有着强烈地读者意识,这个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很强的作者意识的,虽然本质上所有的小说的人物都是作家的一手创造。“我”选取的事例无疑是最能表现孔乙己性格和命运的。不但如此,甚至“我”的叙述顺序安排也异常的精巧,有着明显的精心安排痕迹。在孔乙己被嘲笑的画面中,前部分(第四段)写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偷窃行为,在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后半部分中是众人质疑孔乙己的读书能力,中间却插入一段孔乙己的背景描述,这是作者根据读者的阅读心理而设置的,一般读者在读到孔乙己被嘲笑的场面时,会产生好奇心理,这个孔乙己为什么要偷书而不承认偷,被众人群起而攻之,所以作者就在这个大的场景中插入这一段,正好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而且这样安排也不会有突兀的不适感觉。不仅如此,也为读者能容易理解下文中众人嘲笑孔乙己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原因。
参考文献:
【1】鲁迅杂文精编,《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张秀枫选编,—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5,第182页
【2】《且介亭杂文二集》中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杂文全集,鲁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6第173页
【3】【4】【5】【6】【7】鲁迅小说全编,张秀枫选编,—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5,第13页,第14页,第15页
论文关键词:《后现代叙事理论》 马克·柯里 合作语境
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批评能力的萎缩和文学受众的流失。尽管导致文学受众流失的原因众多,文学批评却也难辞其咎。
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几乎承担了那个时代全部的思想启蒙功能,而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不但在整个文化领域失去了发言权,就是在作家和普通读者中,在批评家自己的圈子内,读者群也在骤减。文学批评正脱离它应该面对的作品,它应该面对的人群,而成为印刷品上漂浮着的自我表演。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对当前的文学批评启示良多,批评的作品化或者说将批评转化为艺术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点。柯里的用语是“理论性虚构作品”,这构成了本书非常重要的第三章。理论性虚构作品这种批评形式在西方形成气候,或许可以看作针对批评受众流失的一种对策。那么其针对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第一,针对批评术语的滥用带来的含混晦涩。提倡清晰明白的文风,似乎没有作为问题提出的必要,但实际上这却是当前文学批评中一个极为突出的弊病。柯里谈到,批评术语的滥用使得“成千上万的读者义愤填膺”(39),中国的文学批评不也以其术语的堆积将读者拒之门外吗?必须承认,文学批评作为文学作品的辅助消费形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清晰明白,以辅助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含混晦涩是批评应该力避的缺点。现代语用学原理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文学批评可以看作是一种发生在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语言交际,应该符合语言交际的“合作原则”。“合作原则”由美国哲学家格莱斯提出,其中方式准则(Mannermax—im)②指的是话语方式影响着交际的效果。就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交际关系而言,含混晦涩的交际方式造成了排斥而非合作的语境,引起读者的愤怒也就难免。正是针对这一点,柯里认为“将批评转换为艺术,也许是补偿的努力之一”(56)。
第二,针对理论文字的枯燥性。柯里认为,小说家将文学批评的视角结合到小说中去是“能获得哲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而无需承受这些话语的枯燥感或丧失性感的方法”(74)。文学批评作品化,有助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用语用学理论的眼光看,就是通过调整交际方式达到更好的接受效果。戴维·洛奇的《小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用青年男教师对爱情的追求来演绎“追寻圣杯”的主题,妙趣横生。其中有相当篇幅在介绍和讨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事实证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融入到小说作品中,远比论文和学术著作更加吸引人。正是以这种方式,洛奇“比任何人更广泛地传播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关于小说的思想”(58)。这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启示:可以用作品化的策略达到更好的接受效果。
可见,批评转化为艺术可以克服术语滥用带来的晦涩以及通常批评话语的枯燥,从而产生积极的接受效果。就交际双方的关系来讲,可归结为在交际“方式”上创造了合作语境,使得读者以合作的态度进入阅读。这种合作态度的力量超乎我们的预料,关于这一点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有过阐述。谈到小说《爱玛》中的叙事视角,布斯认为,爱玛并不能自动引起读者的同情,而是作者通过信息管理技巧控制了读者,使读者对她产生了同情。合上小说重回现实世界,我们发现由于技术的原因,站到了道德立场的反面。作者控制读者反应的是技术,是交际的方式,在它的作用下,读者甚至可能背叛自己日常的道德立场。可见交际方式的作用之大。奥斯丁正是通过让读者与人物共享视角而建立了一种合作语境,从而控制读者反应。因为文学批评和叙事作品一样都是“说服的艺术”,叙事学的这一发现同样适用于文学批评。也就是说在文学批评的作者和读者之间,合作语境的存在与否,足可以影响到观点的接受与否。所以批评应该借鉴这种说服的艺术。当然这并不是说批评文章的观点站不住脚,只通过采取技术策略取得读者一时的叹服,放下文章时觉得站到了自己“立场的反面”。对于批评我们认为观点重于表述的技术。只是对特定的观点考虑接受心理的因素,创造合作语境,无疑有利于它的接受和传播,而这正是目前的批评所亟需的当前文学批评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脱离文学作品。不少批评家“不经仔细阅读,甚至仅凭内容简介,故事梗概,便可以率尔操觚,进行套裁式的批评了”(杨守森161)。这使得文学批评成了远离文学作品的批评话语演练。这样,批评家和读者本该共享的作品信息缺席了,而批评家致力于谈论的理论问题又是读者不感兴趣的。这必然造成批评文章失去读者,批评的地位下降。仍以语用学的理论来看,这可视作对合作原则中关联准则(relationmaxim)的违反。交际一方在说着甲,另一方则期望的是乙,交际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础。“合作”语境无从建立,读者即使勉强阅读也是在失望的状态下消极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偶见出色的观点,也很可能失去被接受的机会。文学批评的对象理所当然是文学,否则便不符合文学批评之名,也必然遭到读者的拒绝。
脱离了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和什么走得更近理论。批评的理论化也是文学受众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因为批评理论流派纷呈,空前热闹,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是20世纪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在这种倾向下,批评家们“将文学文本看成是自己最喜爱的那一部分文学理论的讽喻,不断地暗示着这便是文本的实际内容”。也就是文学作品沦为了无足轻重的例证,批评家所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理论,本来的主人沦为了奴隶。柯里认为他自己对于《化身博士》的解读就属于这种情况,并且他这种做法并非特立独行而是模仿了像米勒和德曼整整一代批评家的方法。在那里,文本沦为理论的图解,文本自身的内容或意义就很容易受到忽视,遭到扭曲。这类批评关注的与其说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如说是理论的阐述。这种批评促使文学批评走向更狭小的精英文化圈,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则构不成吸引甚至恰恰成功地将他们挡在了门外。并不是说文学批评不能有理论建设的意义,但就它目前面临的“小众化”困境,这种理论化倾向是应该有所控制的。因为这意味着批评进一步地脱离读者。
此外,文学批评进入文学作品的方式也影响着读者的接受。“当代文学批评的写作,在文体样式上很大程度地存在着体系封闭的弊端。通常表现为论者高高在上,他通过层层逻辑推理,把自己的观点与结论硬塞给读者……读者会因此对批评文本产生拒绝的情绪,这样,论者即使有十分独到的见解,也难以取得大的反响”(阎霞29)。这里表面上说的是文学批评的写作,实质上是批评家进入作品的方式。落脚点仍是批评的接受问题,就合作原则来说,这里是交际的内容在阻碍接受:批评家进入作品的方式与读者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当前的批评论文,主要是以理论分析的路径进入作品,而读者接近文学更多的恰恰是主体的体验性参与。这种差别很可能让读者感到隔膜。批评家应该站在高于读者的视点给读者以启发,应该有理论的眼光,不可能与读者进入作品的路径等同。但是如果不考虑读者进入作品的方式而只以逻辑的旨趣进人文学作品,交际双方就失去了合作的基础。连同前面所说的艰涩含混的术语,论述的繁复等等也与进入作品的方式构成合力,促使读者产生排斥心理。尤其对于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理论分析的路数可能更让读者感到格格不入。所以《人间词话》融人了批评家的阅读体验,创造了与读者的合作语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读者首先在进入方式上与批评家取得认同,为观点的接受铺平了道路。当读者进入批评家营造的体验情境,和他一起吟诵“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时候,就自然能够接受并激赏“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的观点。可见在进入作品的方式上创造合作语境,是与读者的合作,也是进而让读者与批评家合作的途径。这与上文提到的论者高高在上、读者产生拒绝情绪的关系模式相比,显然更利于观点的传达。这样,进入作品的方式就应该针对不同的作品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人间词话》就是以体验的方式批评诗歌的成功范例。又如对《尤利西斯》,德里达就采用理论性虚构作品,或将批评艺术化的批评方法。这部西方人都称为天书的巨著中,多的是批评家也不能穷尽的“难以解释的符号”(米勒l4)。而艺术化的批评,以施为叙事学的特殊方式,揭示了施为性的指涉理论,也就是以虚构作品的方式言说虚构作品。德里达的批评之作《尤利西斯唱机》因为考虑了作品的独特性而采用了独特的批评方式,取得了特别的效果,这是通常意义的文学批评做不到的。
对作品的关注,对作品特点的考虑,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对读者的考虑,对接受的考虑。因为交际双方的联系点就是作品。
综上所述,第一,最基本的合作是内容上不能脱离文学作品和风格上清晰明白,这是任何交际活动都需要遵循的基本要求,批评当然也不例外。
数学差生即指数学能力较弱,且数学成绩评价长期低下一类学生,这类学生在中学阶段存在一定比例。一般说来,数学差生大多数对数学缺乏兴趣, 他们认为数学抽象,枯燥乏味,有的学生产生反感,甚至认为学习数学是苦恼的事。分析其产生的心理因素主要来源于两个因素。
一、自身因素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教师说,这学生比较聪明,那个学生比较迟钝; 这个学生长于记忆,那个学生善于思考;这个学生有音乐才能,那个学生绘画出色;这个学生活泼好动,善于交际,那个学生沉默寡言,喜欢深思。这些都是学生之间表现出来的心理上的个别差异。就同一心理发展阶段的学生来说,虽然他们有着大体相同的心理特点,但同中有异。由于人的遗传因素,天赋素质或生理条件, 构成了人的心理个别差异的物质基础。而人的心理个别差异,是人们在各自不同素质的基础上,在各自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文化教育环境中,接受到不尽相同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正是这些后天的决定因素,使每个人具有不同的兴趣、性格、能力等特点。
1.数学差生的心理差异 数学差生的形成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致。由于他们有一朝数学分数低下, 引起愁闷,数学中存在的问题、疑惑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和解决,所以就会有一夕自信心不足,自尊心受挫,受到老师、家长的批评、埋怨的机率就会上升,促使他们对学习数学的情感逐渐发生变化。他们在老师面前常表现出胆怯、性格内向、自卑,在同学面前常表现出自私、冷漠、消极。久而久之,学习数学的动机、兴趣和意志日渐消失,更认识不到学习数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学习数学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应付老师的作业,免受老师和家长的责备。他们对数学的学习通常感到厌烦、有太多的弄不清的问题,以致数学的情绪低劣。正如《左传》中所述“喜生于好,怒生于恶......好物乐也,恶物哀也。”
2.数学差生的能力差异
首先,学习者的认识结构,即人在认识活动中的心理过程(感觉、知觉、思维、想象、记忆、注意等)和个性心理特征(情感、意志、能力、体质等)存在差异。其次,数学认知结构的形成依赖于外在的数学知识结构和学习者内在的心理结构,它是学习者通过教师所激发起来的心理结构作用于外界的数学知识结构而形成的一种内在的知识结构。因此数学认知结构是从数学教材的知识结构转化而来的,它一旦形成,将对学习者后继的数学活动产生调节作用。但由于各人的心理结构的差异,则同一知识结构作用于不同的对象会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构,因此,不仅有正误之分,而且也有优劣之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习数学的能力。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数学差生的认知活动往往表现为没有形成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一般思维动作,也没有形成认识活动必须具备的特殊思维动作。
二、环境因素
客观环境的影响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数学学习的环境因素,是指学习者所处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等,在数学学习中,不论是数学知识、技能和能力的获得,还是对数学学习兴趣、态度、情感、意志等的激发和发展,都受到学习者的环境因素的严重影响和制约,并起主导作用。
1.家庭教育的影响
人生第一位老师是妈妈。老舍曾说过:他母亲对他的教育是生命的教育。家庭教育尤其是渗透在家庭全部生活之中的。家庭中每一天的氛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对各种事物的评价,家族生活的习惯。所有这一切,每日每时都塑造着家庭最小的心灵。有些学生家庭贫困,学费难以支付,因此这些学生自觉矮人一截,自卑感十足,对前途悲观失望;有些学生恰恰相反,由于家族优越,父母为官,因此这些学生自觉混到毕业,前途自会有望;有些学生家长,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整天忙于赚钱,忙于应酬,无暇顾及子女;还有些家长进卡拉OK厅、跳舞、打牌,甚至“三缺一”时,把子女也拉上,放任自流;有些事业型家长,忙于自已的工作,认为学习是孩子自已的事,不懂的问题可以问老师,对子女缺乏营造家庭学习数学的环境的细心和耐心;有的学生家庭不和睦,父母经常吵架,甚至离异,有的学生丧父丧母,给子女带来心灵的创伤,这些学生缺少正常的关爱;还有的家长对孩子百般溺爱,养成了子女依赖、怕苦畏难等不良习惯,不懂得生活的艰辛,挥霍无度,以致各种恶习产生。以上种种都是数学差生受家庭教育的不利因素。
2.学校教育的影响
学校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环境。它是按照发展人的身心这种特殊需要而组织起来的环境。数学教师通过数学,极大地影响着每个学生的心灵。教师对学生的热爱关怀、期待厚望、指导帮助和行动表率等,不仅产生积极的效应,甚至影响他们的终生。无疑这将对学生的成才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数学差生的形成过程有着抑制的作用。但是有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热衷于搞应试教育。白天上了九节课,学生还得饿着肚子加上两节晚自修课,星期六、星期天也不休息;有些老师满 堂灌,学生的书包越背越重,正当的兴趣爱好受到了压制甚至剥夺,数学差生更是倍受歧视,身心健康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少数教师文化业务水平低下,不能胜任教学工作;有些教师缺乏工作责任心,对学生漠不关心,或者违背教育规律,不恰当地指责学生、随意停学生的课、罚抄作业几十遍上百遍;甚至违背
师德规范,讽刺、挖苦、辱骂、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所有以上这些因素致使有些原在小学阶段数量关系理解不够透彻的数学差生到了初中就一差再差,心理畸形发展,学习数学的动机、兴趣、情感和意志荡然无存,而表现出麻木、呆滞、迟钝。
3、社会环境的影响
文学是一种灵魂的叙事,但在论到“灵魂”之前,似乎有必要先辨析“身体”一词。作为一个哲学命题,灵魂和身体的二元对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但随着现代哲学的发展,这样的对立已被更复杂的思想分析所代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在灵魂和身体之间,除了简单的对立,似乎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彼此纠结、互相转化的未明区域。灵魂和身体并不是分割的,身体也不是灵魂天生的敌人,相反,身体作为一个伦理命题,日益引起思想界、文学界的重视。尤其是在前些年喧嚣一时的“身体写作”中,“身体”因为有效地反抗了一种玄学化、知识化和灵魂虚化的陈旧写作,进而成了这一阶段文学革命的主角。诗歌界出现“下半身写作”,“身体”作为“肉体乌托邦”的代名词,更是被推到了写作的极致——关于身体在文学写作中的诸多争论,都源于这种极致写作对现存文学秩序的“冒犯”。
然而,并不能因为“身体”一词在写作界被赋予了极端色彩,就可忽视它的革命价值。“身体”一词,近年有被妖魔化的趋向,好像一讲到身体,指的就是性,就是欲望,就是个人的宣泄。其实没有这么简单。身体和肉体是不同的。肉体主要指的是身体的生理性的一面,也是最低的、最基础的一面;除了生理性的一面,身体还有伦理、灵魂、精神和创造性的一面。身体的伦理性和身体的生理性应该是辨证的关系,只有这二者的统一才称上是完整的身体,否则它就仅仅是个肉体——而肉体不能构成写作的基础。
身体的伦理性(或者说身体性的灵魂)是真确存在的,我甚至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而灵魂需要被身体实现出来;没有身体这个通道,灵魂就是抽象的,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只讲灵魂不讲身体的思想一旦支配了一个人的写作,这种写作就很容易走向玄学——玄学写作看起来高深莫测,其实里面空无一物。灵魂不该是抽象的,因为即便是最抽象的哲学和神学,也大都不否认身体存在的重要性。比如《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话很多人都熟悉,可一章十四节很多人就不一定注意了,这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人查过原文,发现“真理”和“实际”是同一个词。很多人读到“太初有道”,以为是神话,可没读到 “道成了肉身”,
“道”被实现了,“道”成了实际,成了可以在肉身里面实现的一种事物,它不再是那个抽象的“道”了。圣经如果只讲那个抽象的“道”,那个在天空中运行和人没有关系的“道”,那我们不读也罢,但它还讲了“道成肉身”的故事,这就在神性和人性之间建立起了一个通道,把神圣的“道”和人在地上的生活结合起来了,最抽象的和最具体的融合在了一起。写作难道不也是一种“道成肉身”的过程?不过它的“道”只是作家个人的思想,而圣经的“道”是神的“道”而已。“道”不同,但目的都是要在肉身里实现,要获得一个身体的现场。
现在很多人一讲到精神、灵魂、理想,以为就要反对身体,从而把身体和灵魂对立起来。其实,最有力量的灵魂、最有价值的精神都是从身体里生长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连耶稣都不例外。圣经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并非一直生活在天上,而是来到地上做拿撒勒人,在地上生活了三十三年半,“道”在他身上被彰显于日常生活中,“道”有他的身体作载体,才能被人认识。他既是在传道,也是在活道,在他那里,道和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说的道一点也不抽象,因为他的道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生活现场。他说人要爱父母,要爱人如己,不能恨人,不能杀人,等等,这些道,都以他自身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些经验,耶稣的灵魂就会缺乏说服力。连耶稣尚且需要在地上生活三十三年半,一般的作家怎能越过身体直接飞翔?其实,不仅圣经注重“道”和肉身的关系,中国思想家在讲“道”之时,也同样注重“道”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现和彰显。朱熹在 《集注》里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道”固然有超越“日用事物”的时候,但“道”也遍存于“日用事物”之中,正如王阳明的诗句所言:“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别诸生》)正因为强调思想、灵魂不能完全脱离日常,《老子》四章才有“和其光,同其尘”一说,《庄子?天下篇》才说庄子“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假如连道家哲学都对世间、日常不离不弃,文学又怎能离开身体、现世而写人记事?
就像日常生活里面也有尊严一样,身体里面也有精神。这是常识。许多时候,我们将写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当成庸常而没有尊严的代名词,这是误读。如果尊严不能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起来,那么,这种尊严就不是真正的尊严,真正的尊严应该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面。同样,精神如果无法通过日常生活、通过身体传达出来,这种精神的真实性就很可疑。因此,我反对用一种貌似高尚的精神来贬斥身体、践踏身体、把身体驱逐到一个黑暗的境地。真正的身体写作,就是要把身体从黑暗的地方解救出来,让身体与精神具有同样的出场机会。
要反对身体,从而把身体和灵魂对立起来。其实,最有力量的灵魂、最有价值的精神都是从身体里生长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连耶稣都不例外。圣经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并非一直生活在天上,而是来到地上做拿撒勒人,在地上生活了三十三年半,“道”在他身上被彰显于日常生活中,“道”有他的身体作载体,才能被人认识。他既是在传道,也是在活道,在他那里,道和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说的道一点也不抽象,因为他的道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生活现场。他说人要爱父母,要爱人如己,不能恨人,不能杀人,等等,这些道,都以他自身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些经验,耶稣的灵魂就会缺乏说服力。连耶稣尚且需要在地上生活三十三年半,一般的作家怎能越过身体直接飞翔?其实,不仅圣经注重“道”和肉身的关系,中国思想家在讲“道”之时,也同样注重“道”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现和彰显。朱熹在 《集注》里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道”固然有超越“日用事物”的时候,但“道”也遍存于“日用事物”之中,正如王阳明的诗句所言:“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别诸生》)正因为强调思想、灵魂不能完全脱离日常,《老子》四章才有“和其光,同其尘”一说,《庄子?天下篇》才说庄子“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假如连道家哲学都对世间、日常不离不弃,文学又怎能离开身体、现世而写人记事?
就像日常生活里面也有尊严一样,身体里面也有精神。这是常识。许多时候,我们将写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当成庸常而没有尊严的代名词,这是误读。如果尊严不能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起来,那么,这种尊严就不是真正的尊严,真正的尊严应该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面。同样,精神如果无法通过日常生活、通过身体传达出来,这种精神的真实性就很可疑。因此,我反对用一种貌似高尚的精神来贬斥身体、践踏身体、把身体驱逐到一个黑暗的境地。真正的身体写作,就是要把身体从黑暗的地方解救出来,让身体与精神具有同样的出场机会。
二
身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当然有物质性(生理性)的一面,但物质很可能是我们了解精神的必由通道。文学虽为精神事务,但并不等于说文学由此就可脱离身体这一物质外壳而独自存在——任何的精神、灵魂和思想,都必须有一个物质的外壳来展现它,没有这个通道,写作就会演变成为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或者变成语言的修辞术。强调身体在写作中的意义,其实是强调作家写作时个人的在场。“身体”是个人在场的标志之一。一个人的写作,如果没有对存在、对他所体验的生活的身体性参与,他的写作很可能是凌空蹈虚的,这和意识形态管制下的假大空写作并无不同。
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真正伟大的写作都是身体写作,都是写作者的身体在场的写作。身体是不可复制的,而文化具有某种公共性。为文化而写作的作家,常常显得个性模糊;而面对自己的身体,忠诚于自己的身体感觉,并对身体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语言处理的作家,反而有可能成为好作家,因为他们有能力将身体语言化,使语言具有他身体的形状。比如,读李白的诗,可以感觉到李白这个人是豪放的、飘逸的,有一种神采飞扬的身体印象;读杜甫的诗,你会觉得这个人比较沉着、忧伤,身体前进的步伐感觉是缓慢的,这些都是他们的语言留给读者的印象,它是另一种真实。伟大的文学总能让人通过它的语言,看到作者的身体——读这样的作品,你会觉得是在和一个具体的人对话,而不是在和一种空泛的思想打交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阅读感受,当你喜欢读一个作家的文字,时间久了,你还会喜欢上这个人,你会去寻找这个人的照片,去读他的传记,了解他身体活动的历史,渴望知道他的爱情故事,甚至会想去他的故居看一看。会有这种愿望,就因为他的作品把他的身体带到了你的面前,你渴望了解这个人更多的方面,才会萌生看他的故居和遗物的想法。现在很多作家在写作上的失败,就在于他们不承认写作是有身体性的,或者,他们意识到了这种身体性,但没有面对自己身体的勇气,没有把身体在语言中实现出来的能力,比如,一些明明是脆弱、无能的人,却经常在作品里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伟大、刚强、充满力量的人(相反,卡夫卡就真实地面对了自己的脆弱和无能,他承认,“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这种虚假性就会构成对写作的致命伤害。
写作的虚假性,许多时候正是源于写作者对身体的遮蔽。身体从一方面说,是个人的身体——物质性的身体;从另一方面说,许多的人也构成了社会的身体,社会的肉身,“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这种肉身状态,正是写作需要用力的地方。今天,很多人的写作之所以显得苍白无力,就在于他的写作几乎不跟这个社会的肉身状态发生关系,他的写作,总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或某个超验的思想结论里进行,凌空高蹈,停留于纯粹的幻想,看不到任何来自身体的消息。真正的写作必须面对身体,面对存在的每一个细节,面对这个社会的肉身状态,留下个人活动的痕迹,这是写作的基础性部分;如果在写作中看不到这一面,就会落入单一的大而空的务虚之中,像过去那种政治抒情诗一样。
其实,不仅写作事关身体,一切的社会事务都和身体有关,连政治也不例外——没有身体的政治,肯定是不会尊重人性、尊重生命的。没有身体的政治向往的是远方,为了远方的某个超验的理想,它可以不惜牺牲许多现实中的生命;强调政治的身体性,就是要避免政治只在空中飞翔,而无视千万哀痛的灵魂在大地上游荡。只有从身体出发的政治,才有可能是人性的政治。历史已经一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政治开始限制身体的自由,什么时候就会现思想专制和生命迫害,因为政治要飞向那个虚无的远方,它是决不允许身体束缚它的。身体是当下的朋友,远方的敌人。忽视当下性、只顾远方的政治和写作,对人类是一种灾难;人连藏身之处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幸福和理想?死魂灵的写作就是一直在空中飞翔,永远落不到大地上,不能魂归“我”这个身体,最多只是现有文化和思想的转述,这种写作显然是被别的思想作用了,接受的也是别的思想命令,哪怕这种思想很高尚,符合人类最伟大的理想,于写作者的身体而言,也是死的,虚假的。一些作家在政治运动期间写了不少“假大空”的作品,为何现在不愿再谈及?因为事过境迁,他发现那些东西不能代表真实的 “我了——由此可见,当时那个真实的“我”是被有意遮蔽起来的。包括诗歌界一度极为推崇的海子,他在长诗和诗学随笔中,经常使用希腊哲学和希伯莱神学的一些思想词汇,可他并未在自己的身体中找到和这些神学思想相契合的点。在 “王在深秋”、“我的人民坐在水边”这些空泛的诗句中,你看不到海子那个柔弱的、多愁善感的身体,你感觉不到他的身体是如何存在于“王在深秋”这样的诗句里的。我不否认海子是有才华的,但他的写作没有足够尊重自己的身体,反而用一种高蹈的方式蔑视了身体的存在,并亲手结束了自己的身体——从他惨烈的自杀悲剧中,你可看出他是多么厌恶自己的身体,多么想脱离身体的束缚而独自在空中飞翔。他的诗歌,很少有身体的在场感很少有那些和个人的身体密切相连的细节,看不到多少现世经验,你只能看到他张狂的灵魂在希腊上空、在神学殿堂里漫无边际地飞翔,这种灵魂最终因为失去了它最主要的基础——身体——而显得过于空洞。
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除了海子这种观念写作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虚假的身体写作———它使用的是公共的身体,这看起来是在书写身体,其实这样的身体已经没有多少个人的色彩,只不过是在转述一些身体的公论而已。比如,小说写作中的那些私生活,有多少不是照着现有的消费口味所设计?诗歌写作中的个人经验,又有多少出自诗人自身的深切体验?现在市场上有那么多似是而非的“个人写作”,就是因为这些“个人写作”都有着鲜明的公共价值的烙印。真正的“个人”其实一直处于隐匿之中,很多的“个人”只是经验、表象的不同,支配这些“个人”的依然是某种思想的总体性,并无多少精神的个性可言。它的直接后果是缩减了文学的精神空间,也使写作变得日益表浅化。
要反抗这样一种公共写作,没有身体的揭竿而起是无法成功的。但是,身体在今天的写作中被简化、被过度使用后,也面临着再度被公共化的危险。如果说,上次的公共化是专断的思想,那么,这次的公共化则是性和欲望。它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不能说,一个人大量写到了性和欲望的场景,这个人就是在进行身体写作;身体一旦被公共化,即便作家写了再多身体性的细节,它也不再是身体写作,因为这样的写作用的不再是个人的身体,而是公共身体,它在骨子里其实还是观念写作,因为在他笔下的性和欲望,只是一种社会公论,一种与自己的个人经验无关的类型化表达。很多人甚至看到书写性和欲望的作品好卖,便按照这个社会的总体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写作,这是写作的复制,已经和那个真实的身体无关。
三
钱穆曾经指出,晚清的衰落,就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照此说法,现在的写作困境,也在于写作成了纸上的写作——最有活力、最有个性的部分被遮蔽了,千人一面。千人一面的写作肯定是观念写作,而不会是身体写作。这样的观念写作,就是为了某个意识形态的总体要求,或者为了一种所谓的抽象精神,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写,集体戴上文化面具(如罗兰?巴特所说,现在的写作都戴上了文化的面具)——这面具要遮蔽的首先就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跳。这种文化面具既可能来自意识形态,也可能来自书面的阅读经验;阅读中的文化面具,与意识形态的文化面具是一个意思。反抗这种写作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回到身体,回到有体温的写作现场。
为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生文学的语言革命之后,到二十世纪末,身体会成为另一次文学革命的主角。语言和身体,前者指向的是“怎么写”,后面指向的是“写什么”——比如 “下半身写作”,不就是一次“写什么”的革命么?好像“怎么写”的可能性已经穷尽了,再次的革命,只能诉诸身体,造道德的反。从这个意义上说,“下半身”的出现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它作为一种诗歌的行为艺术,把诗歌从“怎么写”再次转回到“写什么”,这里面其实蕴含着新一作者很深的文学焦虑和精神焦虑。
但我也注意到了,当身体写作成为一种时髦,当肉体乌托邦被一度神圣化,“身体”很快就在当代文学中泛滥成灾。真正的身体遭遇到了被简化、被践踏的命运。简化的意思就是把身体等同于肉体、欲望和性,结果就把身体写作偷偷地转换成了肉体写作。这种对身体的迷信很容易走向肉体乌托邦。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写作者,普遍以为肉体就是一切,以为肉体可以决断一切,把身体的生理性强调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蔑视身体固然是对身体的遗忘,但把身体简化成肉体,同样是对身体的践踏。当性和欲望在身体的名义下泛滥,一种我称之为身体暴力的写作美学悄悄地在新一下建立了起来,它说出的其实是写作者在想象力上的贫乏——他牢牢地被身体中的欲望细节所控制,最终把广阔的文学身体学缩减成了文学欲望学和肉体乌托邦。肉体乌托邦实际上就是新一轮的身体专制——如同政治和革命是一种权力,能够阉割和取消身体,肉体中的性和欲望也同样可能是一种权力,能够扭曲和简化身体。”!虽说“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但是,一旦肉体本身也成了一种权力时,它同样可怕。因此,我更愿意用一个新的说法来代替“身体写作”这一称谓——“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说“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强调的是两个要素,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语言。“身体”说的是作家使其焕发出新的光辉——遗憾的是,这样的创造性写作,在当代是越来越少了。
(一)传统舞蹈教学模式僵化
当前舞蹈教学主要还是以口传以及身授为主要方法。口传就是舞蹈教师对相关的知识进行口头描述,对舞蹈的技巧进行语言描述;而身授主要是指舞蹈教师通过不同的肢体语言方式对舞蹈技巧或者训练技巧进行演示,让学生能够更为直观地理解。这两种传统方式从抽象理解和直观呈现两个方面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但通过讲解和示范进行舞蹈教学,相对而言容易缺乏趣味性,因为讲解相关的知识是比较枯燥,而肢体动作的示范也较为单调,所以对学生来说缺乏吸引力。这就导致一些学习舞蹈的学生对于舞蹈的内涵认知不足,仅仅只是应付日常的舞蹈学习和训练,这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对于舞蹈教学质量的提升同样也是不利。因此,采用新的舞蹈教学模式就非常有必要。
(二)教育叙事对于舞蹈教学的积极影响
教育叙事本身能够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让他们更为积极地参与到日常的舞蹈教学当中。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运用叙事的方法进行舞蹈教学能够更好地结合学生的天性,从而更好地提升学生对于舞蹈艺术的综合理解。教育叙事实际上就是采用讲述故事的方式围绕教育实践对象进行描述和表达。教育叙事本身就是一个间接经验的传授过程,同时也能够引发学生的知识累积。舞蹈艺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除了留下很多规律性的舞蹈训练模式,也留下了非常多的舞蹈艺术类的故事,舞蹈早已经是世界重要的艺术财富之一。所以,舞蹈教学的过程当中,教师对舞蹈艺术中的故事内容进行讲述可以充分对传统的舞蹈教学方式进行补充,让学生可以从新的角度重新观察舞蹈艺术,从而产生学习舞蹈艺术的热情,更好地配合舞蹈教学。
二、提升舞蹈教学中教育叙事的应用实效性思考
在应用教育叙事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把握好舞蹈教学原本就有的课堂教学模式,同时充分发挥教育叙事的各种优势,积极推动舞蹈教学的全面发展。教师要把握好教育叙事在舞蹈教学中的主线,并且鼓励学生参与其中,这样才能收获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增强舞蹈教学的吸引力。
(一)教育叙事在舞蹈教学中的关键点
在运用教育叙事教学方式进行舞蹈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明确每一次舞蹈教学的关键点,也就是舞蹈叙事要紧密联系的教育主体内容。因为教育叙事实际上是对舞蹈艺术当中的故事进行重新的演绎,但是一个舞蹈艺术故事当中所能够包含的信息量实际上是非常多的,因此舞蹈教师应该紧密联系每一次舞蹈教学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每一次舞蹈教学的主要教学目标,从而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运用教学叙事方式进行演绎。教师运用教育叙事时不能对于各类相关的故事进行随意地联系,而是要集中在一个主要的教学目标上进行故事讲述,这样才能够更为集中地运用舞蹈教学时间,提升舞蹈教学实际效率。实际上,明确教育的主体内容就是每一次舞蹈教学的主线,因为教师只有围绕这样的一个主线进行教学,才能够让学生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思维互动,进而参与到舞蹈教育叙事活动当中。教育叙事是围绕一条主要的线索展开的,因此,教师在一个课堂当中也要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进行发展,才能够让学生通过教育叙事获得更为丰富的知识。主线明确是教育叙事在舞蹈教育中进行应用的关键点,教师需要在运用过程当中重视这一点,充分发挥教育叙事的教学机能。
(二)教育叙事和舞蹈教学实际的结合
在开展教育叙事的过程当中,教师也需要关注舞蹈教学和教育叙事之间的结合。教育叙事虽然是一种较为新颖的教学模式,但是实际上不能够完全取代示范性的言传身教,需要和传统的展现式教学以及理论教学模式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舞蹈教学的重要模式。教师在进行教育叙事的过程当中,最好是叙述自己的一些故事,直接面对最为真实的自我,并且以这样的故事去引导学生逐渐进入到日常舞蹈教学的常态当中,让学生更进一步理解舞蹈教学里面的深层次含义。教师要根据班级当中舞蹈教学的实际状况,结合舞蹈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运用教育叙事的手段,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促进舞蹈教学的发展。而对于舞蹈教学过程当中的问题,教师仍然要通过日常的言传身教以及训练才能够逐渐发现。因此,在开展教育叙事的时候,教师不能够完全脱离日常的舞蹈教学,只有充分结合舞蹈教学的实际,才能够使教育叙事在课堂教学当中奏效。在开展教育叙事的时候,教师要充分分析舞蹈课堂上学生的实际状况,从而选取恰当的方式进行教育叙事。如果学生年龄比较小,他们可能对于口头语言的叙事比较容易产生兴趣,所以教师在叙事内容上,要选取学生相对比较容易接受的;但是针对年龄相对于较大的孩子而言,在开展舞蹈教学过程中,教师就需要更进一步运用新的教育叙事方式,如采用视频等,让学生更加信任教育叙事的内容,并且从这些叙事内容当中可以真正得益,这就达到了教育叙事的目的。而在高年级的舞蹈教学中开展教育叙事,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参与到课堂的叙事活动当中。学生在参与教育叙事中,可以在教师和其他学生面前进行自主表达,如参加舞蹈训练的感想、自己对于舞蹈艺术的认知等,包括参与到舞蹈学习之中的各种内心世界的变化等。教师应该适当地结合教师叙事和学生叙事,从而发挥出教育叙事在舞蹈教学当中的良性作用。
(三)通过反思叙事促进舞蹈教学的发展
众所周知,倒叙是语文中的修辞手法,倒叙并不是把整个事件都倒过来叙述,倒叙特点是根据表达的需要,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重要、最突出的片段提到文章的前边,然后再从事件的开头按事情原来的发展顺序进行叙述的方法。采用倒叙的方法,能增强文章的生动性,使文章产生悬念,更能引人入胜,同时也可以避免叙述的平板和结构的单调。在教学中应用倒叙能打开学生的深层记忆,让学生把知识记牢固。对于应用型课程来说就是符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基于问题解决来建构知识,通过问题解决来学习是建构主义者提出的许多教学改革设想当中被广泛采用的基本思路。
二、“倒叙案例式”教学法在教学改革中如何实施
传统类课程一般从教授理论内容出发而引出实例,对于理论内容以案例支持,属于传统的由“理论—实践”的教学过程,但是设计类课程中大多数理论知识并不像理工文史专业那样内容复杂,设计类专业课程通过实践总结出的内容占多数。因此,对设计类课程实行课堂教学改革,应在教学中尝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课堂授课模式。“倒叙案例式”教学法打破传统先讲述理论知识的授课方式,以倒叙的案例出现在课堂上。这种课堂教学改革思路基本如下:1.教师展示优秀的设计案例(实践感知)。2.师生共同提出完成该作品设计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问题、有的放矢)。3.讲解、提炼、归纳设计作品所需要的基本理论(理性认知)。4.根据章节设计相应作业,启发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完成设计(理论联系实际,启发学生对抽象知识的掌握)。5.总结通过案例使学生自主理解的理论知识(学生已经具备相当的理论知识和基本的实践能力,使理性知识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得到发展)。6.教师针对学生实践当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和疑惑进行系统的分析讲解(再认知)。7.学生再实践(巩固认识)。以《3dsMax》课程为例,下表是3dsMax的授课安排。可以看出3dsMax是一门很典型的应用型课程,讲授课时与实训课时基本相同,目的就是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练习教师所讲授的知识,从而掌握技能,怎样运用“倒叙案例式”教学法是成功教学的关键。我认为,应该把每个章节的知识点设计成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经典案例,在授课前展现给学生看,告诉学生要想完成这样的案例需要学习哪些知识点,再开始讲授相对应的知识,学生就会带着问题去学习,印象会很深刻,紧接着的实训课时就让学生亲自操作,遇到问题时教师及时帮助解决,以学生为主体主动学习、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各章节知识点都学会后,教师再引入一个综合案例,巩固所学知识,掌握系统流程,最终可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三、“倒叙案例式”教学法给我们的启示
虚拟实践教学是传统实践教学的领域拓展。尽管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实施多年,但是,对何谓实践教学的认知依然见仁见智。黄蓉生等人将其归纳为五种主要看法,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内涵界定: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是由课堂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组成的、以实践为中介、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和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内容与形式有机结合的、以研究性学习为桥梁、把大学生的动脑思考与动手实践相互联接的以知识和方法为纽带的教学过程的总和。具体的实践方法包括“社会调查”“观察体验”“宣传教育”“榜样示范”“亲自体验”“比较分析”“思想转化”等。很显然,这个界定把实践教学看作一个涵盖课堂实践教学与课外实践教学的教学过程,突出了实践环节动脑与动手结合、进行研究性学习的特点,强调了课程建设与实践环节的有机结合,很好地概括和揭示了实践教学的构成与特点。应该肯定,这是一个合理性、适用性都很高的看法,对于本课题组界定虚拟实践教学的内涵具有极大启发和借鉴意义。不过,其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第一,过于宽泛,不够严格。在我们看来,作为“第二课堂”的社会实践是大学生以社会为师、向社会学习的过程,其操作流程和实施原则不同于和课堂教学连接紧密的实践教学。所以,不宜并入实践教学环节。同时,这种看法将“宣传教育”“思想转化”也看成实践教学的实施方法,明显超出了自己的界定,模糊了实践教学与理论宣传的界限。第二,对网络环境下的虚拟实践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在我们看来,应当从严格意义上,即与理论教学直接联通的意义上界定实践教学。概括地讲,所谓思政课实践教学,就是学生在预定目标牵引下,运用世界观、方法论,独立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理论焦点问题的一种研究性学习活动。第一,它是思政课整体教学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思政课的传统形象是清一色“满堂灌”、教师单一主体的理论讲解,当下思政课教学的基本样式则是“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第二,它与课堂教学是一种“分工协作”关系。课堂教学偏重于知识习得,实践教学强调知识运用,共同服务于塑造大学生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根本目的。第三,它更加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课堂教学的主角是教师,实践教学的主角则是学生。当然,实践教学也需要教师的设计和引导,但是,教师只是导演,实践教学的效果与成败关键在于学生积极性的发挥。思政课虚拟实践教学,是传统实践教学的拓展和深化,它开辟了新的空间、拓展了新的形式,将实践教学引入了一个网上实践与网下实践、现实实践与虚拟实践交互影响、良性互动的新境界。其活动展开的空间是网络世界、虚拟空间;其活动的展开和完成需要实践主体具备一定的电脑操作技术和能力;其成果的呈现不再是传统的纸质形式,而是寓时效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多媒体作品。思政课虚拟实践教学区别于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一种新的发展形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指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具体说,它是“在了解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知识,掌握现代传播技术基础上,通过制作、传播和控制网络信息,引导网民(或受众)在全面客观地接触信息的基础上,选择吸收正确的信息,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主渠道教育之外的另一种教育形式,它通过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网络社区、师生网络互动、易班(E-Class)、网络化的日常管理和交流互动等形式,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目的。它主要由学校的特定职能部门(宣传部、团委、学生会等部门)和特定人员(主要是辅导员)来组织实施和完成。与之不同,作为思政课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虚拟实践教学是由思政课的任课教师基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基本规律,制定详细的实践教学计划和流程,通过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依托网络平成拟定的虚拟实践教学任务。任课教师基于学生提交实践成果的形式(主要有电子书、网站、网页、视频、电子报等形式)和质量给予合理的评价,并最终纳入整个课程的总成绩。信息化时代的来临,网络伸展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网络参与人以年轻人居多,在大学生中尤为盛行,是吸引大学生的文化、生活阵地。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指出:“电脑网络的建立与普及即将彻底改变人类生存及生活模式,而控制与掌握网络的人就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因此,大学生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不仅要意识到网络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而且要主动进入网络,了解网络的特性,由一个游弋于网络外的关注者迅速变成网络运用操作的使用者。因此,高校的思政课教学必须渗透到网络空间中,充分利用网络空间阵地,建立思政课的教学网站,着力创建大学生思政课校园网络实践教学平台。虚拟实践教学就是这一探索的初步结晶。通过这一形式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动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反映和标志着实践活动的“属人性”特点。人正是通过实践证明着自己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动物仅仅利用外部,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虚拟实践比现实中实践具有更大的能动性。由于网络空间是人的创造物,是全然的人工自然,人对其摆脱了天然自然的不可预测的客观必然性的制约,因此相比较而言,人在其中比在纯客观的物理的自然中拥有了更大的能动性,而且其电子的瞬时的反馈性和动态性又使这种能动性如虎添翼。此外超文本的流动性使人的思维处于激活状态,也为主体的能动性奠定了基础。在虚拟实践中,大学生主体可以突破现实社会中的性别、身份、地位等的限制,因而可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这也是其能动性的表现。而且由于主体的匿名性和实践范围的全球性,很难有某个外在的力量来支配主体的实践,也难使主体成为受外界力量任意摆布而无力掌管自己命运的木偶或奴仆,主体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可以支配自己的实践,因而更利于能动性的发挥。在思政课中实施虚拟实践教学,正是充分利用了大学生的这种虚拟主体身份,也正是通过这一崭新的实践平台,大学生学习思政课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二、虚拟实践教学的支持系统
根据我们的研究,虚拟实践教学的支持系统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教学管理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探索性改革举措,虚拟实践教学能否取得实效,关键在于教学管理是否规范、合理。为避免流于形式,应当从事前、事中、事后三方面订制规范,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管理。我们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课前制定并动态完善教学计划。将“分析社会问题和网络现象、培养提升学生辩证思维能力”作为教学目的,明确实践类型和具体形式的内涵与要求,同时为学生推荐参考选题、学习网站。该计划在开课第一周即公告全体学生。二是制定以过程考核为主的教学文件,包括“基本原理概论实践作业要求和评分标准”“基本原理概论虚拟实践教学手册”“基本原理概论期末免考细则(修订版)”“上海政法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虚拟实践作品比赛评分标准”等。贯穿其中的基本理念是“过程管理”“过程考核”,突出之点就是将实践教学的成绩作为重要指标纳入课程总成绩,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三是做好教学总结和档案整理。通过举办大赛和实行期末免考,让优秀学生脱颖而出;对于实践作业、实践手册和获奖作品,及时进行分类整理,遴选部分作品刻录光盘,作为资料长久保存。同时,进行教学总结和研究,不断探索实践教学规律,为下一轮教学提供支撑。其次,虚拟实践教学考评体系。考评应当做到两个结合:过程与结果结合、思想性与技术性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具体包括:一是分类考评。校外、课外的“虚拟实践教学”具有分散性特点,应以结果考评为主,辅之以过程管理。校内、课内“虚拟实践教学”具有一定可控性,尤其是课内“虚拟实践教学”集中性则更高,应当坚持过程考评为主,辅之以结果考评。二是考评指标要体现思想性与技术性相结合原则。学生提交的“虚拟实践教学”作业,摆在第一位的是思想性,包括内容的科学性、学术性、创新性,同时还要考核其技术含量,如技术难易程度、操作的便利性等,当然还有信息量大小、资源类型的丰富性等因素。三是考评主体应当是学生互评和教师考评二者结合。由于学生是“虚拟实践教学”活动主体,让那些选取同一类型虚拟实践的同学之间互相评价,既可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又便于互相促进,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考评环节的实践教学。又次,建设虚拟实践教学资源库。该资源库不同于思政教育与研究专业网站,也不同于思政课网上课程中心,而是直接服务于课内、校内管理可控式“虚拟实践教学”需要的一种新型资源库。建设时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使用的便利性,既可以供课堂教学师生共用,也可供学生在校内任何一个网络接口连接使用,同时也可以在不同模块之间切换。二是共建共享性。本资源库由师生共同开发,共同使用;共建的过程也是实践教学的一种形式。三是实践性,即便于师生、尤其是学生开展网络调研型、问题研究型虚拟实践活动(另外两种不适宜在校内或课内完成),而不是简单地浏览信息。在内容构成上,资源库应当包括两个层次:一是集成单元库,包括微教学单元、网络经典案例库、经典问题库等等。本库的功能是为师生选定虚拟实践教学的具体问题提供帮助。在设计上,宜采用模块化集成的方式排列,即以课程内容的若干微教学单元为轴心和统领,配置相应的案例库和问题库,并适时更新、补充。二是基础素材库,包括文本库、图形图像库、动画库、音频库、视频库、参考资料库、相关网址等。本库的作用是提供开展虚拟实践教学所需资料、完成实践作品必备的素材,在资料的搜集与更新上,动态对应于集成单元库的需要。
三、虚拟实践教学的育人功能
一、语文教学中课堂提问的地位及作用
明代学者陈献章说:“学贵质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讲过类似的话: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后者仅仅是方法和实验过程,而提问,则要找到问题的关键要害。课堂提问的重要之处不仅在于切入学生的疑惑之点,设置悬念,从而激活学生的积极思维和主动探索的欲望,还在于激起学生探究知识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求知欲,为学生体验学习的成功创造机会,保证学生能够保持相对长久的浓厚学习兴趣。
古今中外无数学者的探索证明,质疑是人的天性。课堂提问可以引导学生发挥和发展自己质疑的天性,促使其自主形成凭借经验产生的、按照课堂教学要求的、比较持久的能力或倾向的变化,大大提高学生的主体质疑能力,为学生日后的工作、生活奠定强有力的独立基础。其次,课堂提问能不断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果不积极思考,是不会质疑的。学生有疑问,说明他学习过程中在积极思维,在用“心”去比较、分析、综合和归纳所获得的信息。这样不断积极思维的结果,学生的创造力一定能得到逐渐培养和增强。有人说的“不会质疑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正是这个道理。
二、目前语文教学中课堂提问存在的不足
在现代教育体制下,教师固然是教育的主导,但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提问也会出现问题,从而使语文教学效果不够理想。
1.课堂提问缺乏计划性,过分重视提问的数量,使满堂灌变成了满堂问。一些教师课前没有精心钻研教材,没有根据学生实际创设课堂提问,上起课来,经常信口开河,为提问而提问。这些随意提出的问题,有些过于简单,学生不用思考就可随口回答。这种提问,不但不能激发学生思维,反而会使学生思维受到抑制,容易使学生养成不假思索,随意应付的坏习惯,而有些教师提出的问题却又过于深奥,学生无从答起,课堂出现冷场,教师或责备学生,或自问自答,这样的提问既浪费了宝贵的教学时间,又打击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课堂提问重视优等生,不能面向全体学生。教师在课堂提问时不能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性、层次性,只将眼光盯在几个尖子生身上,即使有时候照顾到后进生,也会害怕他们答不出、答不准要点,影响教学进度。特别是公开课时,这类现象尤为突出。这就使得后进生在教师提问时不是积极参与,而是消极等待,甚至把自己当作局外人,最终导致其思维能力衰退,产生厌学情绪。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创造能力人皆有之。教师应平等对待学生,努力创设问题情境,唤醒每个学生潜在的创造意识,使学生人人都具有创新精神。
3.更有甚者课堂提问只重结论,轻过程;或超出学生能力,难度过大;或流于形式,轻实效。有些教师认为学生学习主要是掌握知识,即记住结论,至于探究过程无关紧要,不必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于是这些教师在课堂上围绕着结论设计问题,忽视对学习过程的提问与反馈。其实,学习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结果。有些教师为了制造热闹的课堂气氛,上课时只是问对不对是不是行不行等类似的问题,学生也是简单的回答是不是对不对等。这样的提问使学生思维的质量低下,学生也只能是简单应和,并没机会提出自己的见解,课堂提问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达不到启发学生思维的目的,严重影响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
三、针对语文教学中课堂提问存在不足的探究
正如马克思说的出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同时产生的,针对语文教学中课堂提问存在的不足,我从以下六方面谈优化课堂提问的策略。
(一)课堂提问设计合理、数量适中,既系统又科学。
新课程强调教学过程师生互动、共同发展,但并不意味着问题越多越好,就越能体现新课程理念。只有克服课堂提问的随意性,才能做到数量适中。一方面提问太多,学生没有思考回旋的余地,对所学知识难以理解。另一方面提问太少,讲授太多,学生难有参与的机会,最终会产生厌倦情绪。在准确把握住问题的数量多少后,还应考虑到问题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系统性要求设计好问题的难易层次,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而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要科学合理,题意明白准确。首先,问题中概念的含义和指向要明确,问题范围要大小适中。其次,问题中的概念应是不相容的关系,否则也使人无法找到答案。再次,还要注意课堂提问的用语一定要准确、恰当,能真正表达应该表达的意思。
(二)课堂提问面向全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体验成功中学习。
由于学生的观察角度、理解能力、知识水平、个人经历的差异,对问题的看法肯定会有许多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尝试展开集体讨论,让更多的学生参与选择:“你们觉得谁说得更好?”“你们认为谁的想法更贴近当时的情况?”“假如你看到了这种景象,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感觉他们俩谁理解得更合情理?”“你认为谁理解得更深刻?”等等。这样,宽容学生的一切想法和看法,肯定学生的发现、参与和探索,鼓励自由奔放的想象,既尊重了每一个同学,保护了参与的同学的积极性,又使更多的同学得到了参与的锻炼机会,使学生始终处于对知识的渴望,发现、获取知识的兴奋,研究、探索问题的喜悦之中,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和能力自然而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课堂提问时,尤其要关注那些学习困难的学生。在教学实践中我也尝试了分层教学,即经常让一些成绩较差的学生回答一些很浅显的、在书本上很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做一些简单的基本题和练习作业,如果答对了、做对了或者答对了、做对了其中的一部分,就立即加以表扬,表扬他进步了。然后逐步加大训练难度,提高训练要求,让学困生在不断的训练中获取点滴的长进,体验成功的快乐。另外,对于学困生我还经常作出一些模糊的激励性评价,例如:“其实你很聪明,只要多一些努力,你一定会学得很好。”“这个问题你说得很好,证明你是个爱动脑筋的学生,只要努力,你完全能学得更好!”“你的看法很独特!”“你的分析很有道理!”诸如此类的评价,不但承认了学生的进步,而且强化了学生的进步,并使学生在心理上也感受到进步。由此喜欢上语文老师,也喜欢上语文课。
(三)课堂提问题的时间间隔久些,让学生的思维过程充分展现。
思维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过程。有的教师只注重结果,而忽略了思维过程,问题一提出,就马上要求学生发言,特别是在上公开课时,教师为了追求所谓的课堂效果,根本不给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只要学生说出正确答案,教师就心满意足。这样势必造成少数思维敏捷、表达能力强的优秀生在尽情挥洒,大多资质平平者在“隔岸观火”,使学生的思维受到限制,能力培养也成了一句空话。尤其是所谓的小组合作探讨学习,智者滔滔不绝,庸者洗耳恭听。时间一到,老师一声令下:停,我们开始回答问题。至于这个问题学生探讨到何种程度,何种深度,对文章的理解有多大作用,老师不得而知。这种所谓的自主合作形式充其量只是走过程而已。留一点空白,让学生静心思考;留一段寂静,让学生默默探究,用心与文本对话。频繁的问答,难以达到对话的最佳境界,有时,一段冷场往往绽放智慧的火花。教学设计不是对课堂情景进行面面俱到的预设,它只描述大体的轮廓,它只明确需要努力实现的三维目标,它给各种不确定性的出现留下足够的空间――并把这些不可预测的事件作为课堂进一步展开的契机。给学生留下思考的余地,同时也给教师留下了发挥无限智慧和创造力的空间。
(四)课堂提问题要放飞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在自由争论中学习。
如何学好语文?《新课标》认为学生是关键。因此,在语文课堂上,要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重点和关键是要让学生在课堂上独立思考,使学生敢想、敢说,不受约束地去探究、思考,让学生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去“标新立异”、“异想天开”。让学生在无拘无束的争论中思维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给课堂教学注入生机。因此,在课堂上,教师应该依据一定目的,把握关键问题,组织学生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教师不要急于用自己认为最好的答案去“闭塞”学生的进一步思考,而应该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即使是学生不完整、不周密的发言,教师也不宜匆忙打断,以免挫伤学生的积极性,截断他们的思维活动。当学生能畅所欲言时,就有可能突破思维习惯,有所创见,并进一步使教师得到某些启发,修正事先不确切、不完善的认识,调整预案,使教学活动向纵深发展。
(五)课堂提问注意激发学生的情感,真切体验文章美质。
心理学家卢家楣认为:情感是认知活动的启发、发展和维持的动力,是构成心理素质的重要成份,没有情感就没有-智力。因此情感教育是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以教育心理学理论为指导,针对学生生理和认识特征,充分激发和培养学生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情感。只有激起并满足了学生的情感需求,才能产生强烈的求知欲。
课堂提问采用多种手段,激发学生的情感,能达到非常理想的教学效果。眼睛是心灵之窗,脸面是心灵之镜。师生的面目表情、动作神态是一种动态的无声语汇,它蕴含了大量的情感信息,是师生心理交流的重要“外显点”。课堂提问时,教师应根据教材提供的情感线索,恰如其分地让学生运用自己的面目表情、动作神态,直观、形象、真切地进行情感体验,产生共鸣。并鼓励他们表达出来。
(六)课堂提问时展现“生活”情境,激活语文课堂。
通过对大量在校大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进行调查,我发现大学生在进行英语学习时有很明确的学习需求,并且在不同的方面表现出的程度和形式也不相同。
(一)课堂教学方面的需求
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还是采取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学生在课堂中只能被动地接受,而且在教学形式的使用上根本不具有自主选择的权力。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习,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他们在课堂教学方面的需求是希望教师能够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给予自己充分的自,提供真实的英语交际语境,在课堂中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炼。
(二)教学内容方面的需求
在英语学习内容方面,学生希望可以学习到特别实用和与时俱进的英语知识。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活动却过于拘泥于教材,缺少灵活性,无法给学生带来新鲜感,也不能满足学生提高英语素质的需要。
(三)教师团队方面的需求
在大学英语教学活动中,学生希望大学英语教师可以成为自己学习上的启发者和激励者,对自己的学习起到帮助,并能与自己成为朋友,而不是单纯进行知识讲解的教授。这就对大学英语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英语教师不但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还要能够灵活运用教学方式,活跃课堂气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大学英语教学中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对于英语学习的需求,在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大学英语课堂中的学生积极性很差,因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针对性的教学,使学生对英语学习失去了兴趣,学习上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不愿意与教师进行互动,使大学英语教学成为了教师的独角戏。其次,在课堂中缺少真实的语境,学生学习的英语没有用武之地,英语运用能力没办法得到充分的锻炼,教师也没有将英语与现代实用英语相结合,英语运用缺乏灵活性。再次,教师教学方式陈旧,与学生的关系处理不好,没有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往往使学生对教师产生抵触心理,甚至对英语这门学科产生了厌学情绪,学生的英语运用思维不够活跃,在英语运用上过于呆板。
三、学生英语学习需求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措施
大学生在英语学习的需求上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表现特点,并且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我们不能只从学校和教师的角度进行考虑,而应充分结合学生对英语学习的需求,采取有效措施对大学英语教学进行改革。
(一)尊重学生个体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对英语学习的需求,并给予尊重,根据学生个体需求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教学。具体来说,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个体情况来制定学习目标和计划,不能笼统地进行统一规定,而应根据学生知识掌握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照顾到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进度。
(二)创新教学方式
大学英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需求,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将学生放在教学活动的主置,对教学方式进行不断的创新。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为学生提供真实的交际语境,提高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尽量多采用英语进行教学,当然也要适当照顾基础较弱的学生,不能全程都使用英语教学,避免一些学生跟不上教师的节奏。另外,教师还可以采用分组讨论或者是竞赛的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活跃课堂氛围,加深学生对课堂教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三)科学合理地安排课程设置
根据学生多样化的英语学习需求,高校应建立多元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开设具有自身特色的课程,满足不同学生对于英语课程的差异性需求。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分为基础英语课程、提高英语课程以及能力拓展英语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层次和需求,对英语课程进行自由的选择。同时,还可以开发隐性的英语教学课程,如课外英语专题讲座、课外英语角等,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补充,使英语教学活动延伸到课堂之外,全面提升大学生英语综合素质。
四、总结
关键词: 网络文学 穿越小说 叙事模式
“穿越小说”是“穿越时空小说”的简称,作家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刘方对此解释为:“穿越小说的称谓不是类别划分,而是按内容定义。其情节通常是描述一个当代青年遭逢变故,机缘巧合下,进入古代,以在场的方式参与见证了种种众所周知又知之不详的历史事件。”[1]
穿越小说作为网络文学中最热门的一种类型,在网络文学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仅以晋江原创网为例,在晋江文学城以“穿越时空”为标签的作品,完结的作品已有2450多页,并且每页作品数量达到50多部,足见穿越小说数量之多。诸多网络穿越小说作为实体书出版之后,也受到读者们热烈的追捧,一年之内有超过200多部穿越小说出版成书,甚至很多还被翻拍为影视剧。但是与小说盛行的火热程度相反,目前学术界对于网络穿越小说的研究却不丰富。因此,本文重点从叙事模式角度分析穿越小说的基本特点。
一
穿越小说按穿越者的身份可以粗略分为两类:男主穿越小说与女主穿越小说。男主穿越小说,顾名思义,即穿越的主体是男性。相比以女性为主体的穿越小说,男主穿越小说在数量上要少很多,且情节类似,模式单一。小说通常都描写现代社会中普通的甚至是不得志的男性青年,穿越时空回到古代后,利用现代人的智慧及现代文明大展拳脚,几乎无所不能,最终建功立业,顺便再收获几个绝色美女,诸如《寻秦记》中的男主角项少龙等。男主的自信和现代智慧所支撑的独特魅力,使其在古代受到无比欢迎,得到古代女性的欢迎。但这与女性心中对专一爱情的期待明显冲突,男主穿越小说并不受广大女性欢迎。网络文学的主体读者正是女性,所以男主类穿越小说没有成为穿越小说中的主体类型。
穿越小说的主体是女主穿越小说,它们数量庞大,读者众多。早期的小说穿越女主角大多是绝色美女,或为王公贵族,或为大家小姐,或为商贾名流之女,甚至穿越为青楼女子。但是无论女主角穿越到哪里,身边一定围绕着俊美的男主和痴情的男配,为她鞍前马后效劳,女主更是在古代混得风生水起,无所不能。这种女主万能模式多了之后,读者就会产生审美疲劳,又产生种田模式和宫斗模式。无论哪种模式,女主穿越小说的特点便是着力描写爱情,女主一心追求忠贞的爱情,最终都能找到一个甘心为她抛弃三妻四妾的男人共度一生。
二
显然,穿越小说的作者群和读者群中都以女性为主,女主穿越小说的情节通常有着固定的套路,笔者将之分为两类:主角万能模式与非主角万能模式。
在主角万能模式中,首先,穿越小说中的主角外貌必是无可挑剔的。女主不是绝色佳人就是气质飘逸,男主不是英俊帅气至少也是五官端正。这点从很多穿越小说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不是“倾世”就是“绝色”,体现出现代社会对美的追求,无论男女,都想让自己的形象变“美”。穿越小说中经常帅哥美女云集,而男女主角更是帅男美女中的佼佼者。
在女主穿越小说中,穿越的女主总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些接受了现代文明教育的女主们,虽然不会女红,绣不来花,但是唐诗宋词却信手拈来。尤其当她们穿越到架空的朝代时,唐诗宋词便成为其宣传自己、增强魅力的工具。现代社会娱乐产业的高度发达也给女主角们提供了帮助,她们可以利用现代流行歌曲和现代歌舞在古代大出风头,引得无数文人才子竞折腰。
虽然女主穿越小说中爱情是主线,但是作者往往还会加入对女主角们在古代开拓事业过程的描写,而不仅仅围绕爱情展开情节,这和现代女性大多参与工作的原因息息相关。现代职业女性,让她们整天待在院子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难以做到的。在古代,现代女性可以利用穿越这个巨大优势,顺利地闯出一番事业。但是身在古代,女子出门抛头露面总是不方便,因此女主们大都采取女扮男装的办法,或找一个人代替自己出面打理事业,本人则退居幕后。她们的事业往往是由男人在保驾护航,在遇到官府、地痞滋事的时候,往往是由男主或者男配帮忙解决,维护她的事业。这虽然体现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悲哀,但也表达了女性自身对于获得事业发展的诉求与期待。
可是,“当网络类型小说新颖的幻想方式流于烂俗,这幻想方式便是源动力溃败的最大因素”[2],穿越小说同样如此。随着穿越小说固定不变的主角万能模式的泛滥,读者们开始对这种情节套路感到厌烦。于是,非主角万能模式出现了。在早期的“种田文”中,穿越女们已不再万能,相反,却对陌生的时代充满了警惕和未知的恐惧,她们小心翼翼地掩藏自己的穿越身份。与之前穿越回古代呼风唤雨的穿越女们不同,种田文的穿越女们只求在乡间种田,老实本分地嫁人生子,过柴米油盐的古代生活。随着种田文的大规模跟风出现,读者对这种平淡琐碎的种田文渐渐失去兴趣,于是“宫斗文”诞生了。此时爱情已经不再是穿越文的主线,在后宫中生存,主角与其他女性争宠夺权互相陷害成了这类小说的主要情节。宫斗文中那些后宫争宠互斗的情节侧面反映了现代职场中人与人之间互相斗争的紧张关系。但宫斗文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历史背景对作者的写作功力有较高的要求,要求相对较低的“宅斗文”便出现了。“宅斗文”,顾名思义即女主人公生活在大户人家里,每日要处理婆媳、妯娌、姑嫂和妻妾之间等家庭矛盾。此类小说既结合了宫斗文中人与人互相斗争的一面,又有种田文中古代人家生活画卷的味道,在回避了宫斗文对写作功力较高要求的同时,还避免了种田文般流水账似的叙述方式。
随着穿越小说的这几类故事不断被跟风模仿,最终形成了穿越小说几大固定套路,被后期许多专为搞笑的穿越小说作为调笑的桥段使用。过去各类穿越小说中的女主们纷纷作为反面形象出现,在这种对俗套模式的反复调侃中,“反穿越小说”初见雏形。
以晋江文学城热门穿越小说我想吃肉的《非主流清穿》为例,小说讲的是女主穿越成清代康熙年间伯爵石文炳的嫡女,成为清朝太子妃,改变废太子胤的命运,在康熙驾崩之后成为皇后的故事。女主一反过去的清穿女主的固定套路,她小心翼翼地学习古代的各种礼节知识,表达了对于面对皇权的恐惧和未知命运的担忧。女主多次提及,亲身穿越到清代后发现很多清穿小说的常识都被颠覆了。例如在康熙年间,无论男女小时候均是金钱鼠尾的发型,这一点无论是清宫戏还是清穿小说,基本都没有提及,而这本小说的作者却细心地将这个细节写入文中。除了这些细节的常识问题外,还有人物设定的变化。在过去的清穿小说中,对康熙诸皇子的描述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如“冰山四爷”、“痴情八爷”等。这部小说一改过去清穿小说的设定,描写八爷其实是有很多小妾的,四爷其实是话唠,太子其实是聪明睿智的,诸位皇子的外貌也并不都是俊朗潇洒的,相反不少皇子长得并不怎样,就连康熙也是一脸麻子。文中也有涉及典型的“穿越女”试图和四爷来一段惊天动地的爱情,结果却被视作异端的情节。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对过去主角万能模式的异议与嘲讽。
随着穿越小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反穿越小说”开始出现。所谓的“反穿越小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针对穿越泛滥的现象,穿越小说的主角一般隶属于“时空管理局”之类的机构,其任务就是来监督这个已经被穿越女穿越得千疮百孔的时代的穿越女们,不让她们干涉时代的发展,甚至拥有特殊的武器能够将这些穿越女送回其本身所在的时代;另一种多是古代的重生女主与穿越女主对抗,或是在一边看着想要兴风作浪的穿越女自取灭亡,或是用自己重生的优势压制穿越女,最终穿越女输给本土重生女。历史不受穿越女的干扰,回归正常。
三
穿越小说作为网络文学中最热门的一种题材,经由网络这个自由开放的平台迅速发展。由于男女审美的不同,产生了男主穿越小说和女主穿越小说两大类型,但是男主穿越小说和女主穿越小说相比,受众要少很多,女主穿越小说在穿越小说乃至网络文学中都占据了主置。穿越小说在发展中产生了固定的模式和套路,早期的穿越小说,主角都是万能的;随着穿越小说的发展,也产生了非主角万能模式的小说,由此衍生出了种田文、宫斗文和宅斗文等形式。
穿越小说兴起以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赞誉,穿越题材是网络文学中全新的题材,它给了广大作者和读者广袤的想象空间,给网络小说的创作增强了幻想性和娱乐性。但是穿越小说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一些作者喜欢跟风随大流,作品带有强烈的趋利性,且缺乏文学性,情节俗套,模式固定,有很多不合逻辑之处。同时,由于网络的自由性,小说作者的素质参差不齐,其作品质量自然也良莠不齐,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注意加以克服和改善的。
就穿越小说的发展前景而言,目前它们发展态势良好,基本进入平稳期。读者对于穿越小说热情不减,高质量的穿越小说层出不穷。因此,短时间内,穿越小说并不会被打入冷宫,穿越题材将是长期热门话题。
参考文献:
在当前的影视教学过程中,创设虚拟实验情境的课件大都是利用flashmx软件制作完成,并将其分为运动拍摄以及固定拍摄两种形式。其中固定虚拟拍摄比较容易操作,首先通过矢量图将现场拍摄的实际情景模拟展现出来,包括里面的人物动作以及摄像机的具体摆放位置,并将所有摄像机设置成为按钮,然后再将已经拍摄完成的视频材料通过超级链接连到已经设置完成的按钮之上,这样就算是完成了固定拍摄的实际虚拟实验。不过在制作该课件过程中,经常容易碰到的问题是为了改善教学,一般情况下,在虚拟实验之中都要求学生对其操作流程进行实时有效的反馈,但由于在影视教学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视频教材,这势必会整个课件观看速度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所以,为了有效的解决掉这个问题,当前在制作课件时,大都采用flv格式的视频教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课件的自然顺畅性。
而相比之下,要想实现运动拍摄的效果,其过程以及操作就会显得较为复杂,需要学生依据它的实际变化而进行相应的鼠标跟随,并将鼠标位置同图片序列有机的绑定起来。
⑴创设一种合适的拍摄场景。通过使用计算机中的图形功能,简单的创设一个拍摄场景,并且包含人物的实际位置与动作、摄像机的具体摆放位置以及视频框等内容。此外,还应依据一定标准将视频框同摄像机位相对应起来。
⑵为按钮添加一些相应的动作,并将操作效果实际模拟出来。首先要依据一定流程,来为鼠标制定一些跟随效果,并将拍摄中摄像机位地变化情况模拟出来。其实际的操作方式可以简单概括成为:将虚拟情境中的机位2改设成为影片元件,然后在为其添加一些特定的动作脚本,同时实现鼠标的有效跟随。具体操作如下:
第一,当在操作过程中,完成“点击”机位2之后,实施以下动作,amera2一mc.onPress=function()
第二,将机位2跟随鼠标移动,并确保其在约束的范围之内,同时也要有效的防止和避免鼠标滑出虚拟模拟的场景。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戈登在音乐教学领域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包括著述44部、论文79篇、研究报告16篇、测试工具和手册9套,他的主要著述已被译成多国文字。由于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和实践是在汲取当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在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许多创新之处,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音乐教育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众所周知,教学法是学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音乐教学领域主要关注柯达伊、奥尔夫、达尔克罗兹和铃木等音乐教育学者提出的教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教学理论和方法为音乐教学的有效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指导,其共同点主要是从教师的角度,也就是从“如何教”的角度出发,而较少以学生为出发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戈登的教学理论更加注重作为音乐学习主体的学生,强调要以音乐学习者为主体来探讨音乐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着重了解儿童是如何学会音乐的。他积极探索学生学习音乐的过程,提出为了发展儿童的音乐潜能,教师要去了解为什么教(why)、如何学(how)、教什么(what)以及何时教(when)。戈登将自己的音乐教学理论称为“音乐学习理论”,凸显了学生的学习在其教学理论中的突出位置,也显现出他看待“教与学”关系的独特视角。
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戈登本人名字命名的“音乐教学理论”所架构和指导的音乐教学实践活动逐渐成为国外中小学音乐教学的主要模式之一。美国《音乐教育工作者杂志》(Music Educator Journal)1986年第6期出版了以“音乐教育的主要方法”为主题的专刊,将戈登与柯达伊、奥尔夫、铃木和达尔克罗兹等人所倡导的音乐教学理论和方法并列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五大音乐教学理论。③ 1996年,迈克尔・马克(Michael L. Mark)在《当代音乐教育》一书中列举了当代世界最为著名的八种音乐教学方法,其中也包括戈登的“音乐学习理论”。④
其次,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是建立在对音乐“教与学”过程长期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汲取心理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应用心理测量和分析统计等科学的研究工具,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和实证研究提出的。例如,作为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的音乐能力倾向理论,就是将科学测量和评价理论运用于音乐教育实践的一个典型范例。戈登主持编制的数套具有广泛影响的音乐能力倾向测验,被看作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入和全面的,代表着20世纪美国音乐能力倾向及其测验研究的最高水平,为音乐教育提供了科学的手段和依据。以戈登的《音乐能力倾向测验》(MAP)为例,根据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施莱特(Stanley L. Schleuter)的分析,自1965年由美国著名的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公司出版以来,还没有任何其他一种音乐测验工具超越它。⑤ 再如,戈登关于音乐“听想”的研究,也同样是以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理论为依据,对音乐学习过程进行的科学探索,这种探索为音乐教育研究方法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
再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戈登对音乐教育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在音乐能力倾向、音乐听想、音乐学习理论、早期儿童音乐学习等方面建树颇多,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戈登本人撰写的音乐教学理论与方法的著述达三十多部,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音乐教学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usic Teaching,1971)、《音乐学习的顺序与模式》(Learning Sequence and Patterns in Music,1976)、《音乐学习的顺序:技能、内容与模式》(Learning Sequences in Music: Skill,Content,and Patterns, 1980)、《音乐能力倾向的本质、描述、测验和评价》(The Nature Description,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Music Aptitudes,1987)、《儿童音乐学习理论》(A Music Learning Theory for Newborn and Young Children,1990),以及《音乐学习的顺序:技能、内容与模式,当代音乐学习理论》(Learning Sequences in Music:Skill, Content and Patterns, a Contemporary Music Learning Theory,2007),等等。这些著作所提出的关于音乐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成为音乐教学的模式之一,在美国中小学和早期幼儿教育中得到逐步推广和应用。此外,戈登的许多著述已被翻译成日文、意大利文、韩文和中文等多个国家的文字。其影响已经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传播。
最后,戈登以音乐能力倾向研究的成果为依据,长期以来致力于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在该领域享有盛誉。1984年,已在音乐教育界取得很高成就的戈登亲临实践一线,担任幼儿园教师,教授儿童学习音乐,并对幼儿音乐教师和家长进行培训。这一举措在美国等国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今日美国报》刊登专文介绍戈登的幼儿音乐教学理论与实践,他还经常亮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的“今日秀”(Today Show) 节目。从此,戈登的名字不但在音乐教育界,也在美国的普通家庭中广为人知。
上述四个方面说明,戈登是国际音乐教育界值得关注的人物,对其音乐教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国外对戈登的研究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而从国内,特别是大陆地区的情况看,无论对其本身,还是他的音乐教学思想,都还较为陌生。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和方法首先在美国引起音乐教育界的关注,随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步得到传播。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上主流音乐教育杂志发表的有关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研究的论文达数百篇。其中,仅硕、博士论文就有一百余篇。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关于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的传播、介绍和评价;关于戈登编制的音乐能力倾向(也有人称为音乐才能、音乐能力倾向等)测验工具的研究;关于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在音乐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研究等。纵观国外有关戈登音乐教学法的研究,呈现出以下态势:第一,研究内容上,关注核心理论。“音乐听想、音乐能力倾向、音乐学习顺序”是戈登音乐教学理论中的三个关键问题,国外的大量研究集中探讨了以上内容并试图深入探究这些理论背后所蕴含的理论基础及其价值意义。第二,研究方法上,重视实证研究。大量成果采用实验法、调查法、统计法等科学研究方法,通过数据验证戈登音乐能力倾向测验工具的有效性、戈登音乐教学理论对学生音乐能力倾向发展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其在跨文化背景下运用的适切性。第三,研究类型上,注重应用研究。大量文献表明,国外音乐教育工作者注重将戈登音乐教学理论与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教学改革实践紧密结合,借鉴该理论并运用于中小学音乐课程及钢琴、声乐、管乐等多种课程中,并关注到其教学理论对不同国家音乐课程价值取向的影响,以及对不同国家音乐教学实践的价值与局限。
台湾地区对戈登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二十年来经历了从引入、传播到结合其理论进行应用研究和推广的过程。戈登《幼儿音乐学习理论》(2000)及《即时投入》系列教材(2004)的出版,标志着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在台湾进入了实践应用阶段。诸多学者及一线教师尝试将戈登音乐教学理论运用于台湾地区音乐教学实践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大陆地区对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的引入,可追溯至1989年其论著《论儿童音乐才能的发展基础》的翻译出版,此后约二十年间,对戈登其人及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数量很少,呈现出零散性、以介绍为主的特点。2007年10月,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音乐与智能研究中心主办了“2007年国际音乐智能教育研讨暨‘世界音乐教育之父’戈登首次学术访华”活动,表明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已经引起我国音乐教育界的初步关注。此后,学界陆续出现一些关于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其音乐“听想”理论、音乐能力倾向理论及戈登音乐教材研究等。总体而言,大陆地区现有的对戈登研究成果中,平面叙述多于纵深研究、介绍述评多于实证检验、理论探究多于一线实践,尚缺乏对戈登的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因此,对戈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必要。
任何一种科学研究活动,其目的不外有二:一是发展理论,二是指导实践,研究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亦然。就发展理论而言,对戈登音乐教育理论及实践进行研究的意义在于以下方面。
放眼世界,拓宽音乐教育研究视域 音乐教学理论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外国音乐教学理论研究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领域。对外国音乐教育家、重要的音乐教学模式和方法以及教学改革等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补充和丰富我国的音乐教学理论。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学主要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音乐学研究领域中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对外国音乐教学理论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均有欠缺。以对外国音乐教学理论代表人物的研究为例,长期以来主要关注柯达伊、奥尔夫、达尔克罗兹和铃木等,对其他的重要教学论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当代音乐教育理论的研究,不仅应立足国内,更要放眼世界,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的音乐教育成就和经验,进而开展自己的研究。大量资料表明,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已经具备公认的国际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戈登音乐教学理论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拓宽我国对外国音乐教学理论的研究领域。
借鉴国外,构建音乐教学理论体系 世界各主要教育强国的具体国情差别很大,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采取的措施也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长期以来都是“无不一方面自力更生,一方面从别国汲取经验教训”。⑥ 当代音乐教学理论的研究,不仅应重视立足国内,总结音乐教学经验,开展实证研究,更要放眼世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收国外音乐教学理论研究成果中有价值的成分,进而开展自己的研究。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也需要学习和效仿世界教育强国的先进音乐教育经验,为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作为20世纪成长起来的美国音乐心理学家和音乐教育家,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和方法以其独特的视角,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被列入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教学理论之一。因此,了解和把握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有助于我们提高对音乐教学活动和过程规律的认识,为我国音乐教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和借鉴。
就指导实践而言,音乐教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指导广大音乐教育教学工作者的教学实践活动。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为音乐课堂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教材编写、教学实验等,使其成果具有科学性、实践性、系统性等特点,不仅在美国中小学教学实践中得到广泛推广,也大量运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全面深入地研究戈登音乐教学理论,并取其精华,适当引入到我国中小学音乐一线教学实践中,可以为当前我国音乐教育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为儿童音乐学习提供科学依据 将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音乐教学研究,是戈登对音乐教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学校音乐教育的成效如何,需要通过一定的测量和评价来体现。音乐测验的结果,不仅仅是为了发现和甄别具有音乐天赋的儿童,更重要的是去了解儿童音乐方面的个体差异,使得音乐教学更具针对性。音乐教育的测量和评价是我国当前音乐教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戈登在音乐测验方面所做的贡献迄今无人超越,深入了解、研究、引进和借鉴其研究成果,有助于编制适合我国学生的音乐测验工具,为儿童音乐学习提供科学的依据。
《埃德温・戈登音乐教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以理论研究为主体,借鉴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心理学、历史学、教育学和音乐学等学科的研究思路,对戈登的音乐教学理论与实践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综合研究,希望能为我国的音乐教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本文为《埃德温・戈登音乐教学理论与实践》一书序言,
该书已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发行)
注 释:
① “音乐学习理论”是戈登本人对其理论体系的命名。在戈登的著作中,广义上的“音乐学习理论”包括音乐能力倾向及其测验、音乐听想理论、音乐学习顺序三大重要组成部分,狭义上的“音乐学习理论”则等同于音乐学习顺序。为便于读者理解并避免混肴,本书将戈登的理论统一称为“音乐教学理论”。
② 詹燕君著,《浅议埃德温・戈登博士的儿童早期音乐教育思想―略记“2007年国际音乐智能教育研讨会”》,第64至 66页。
③ 帕特里夏・ K.舍汉(Patricia K.Shehan)著,《音乐教育的主要方法概述》(Major Approaches to Music Education: An Account of Method),第26至31页。
④ 其他的音乐教学法分别是:达尔克罗兹教学法、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铃木的天才教育、曼哈顿维尔音乐课程研究、综合音乐感教育、卡拉博-科恩教学法。参见迈克尔・ L.马克著,管建华、乔晓冬译,《当代音乐教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⑤ 斯坦利・ L.史劳特(Stanley L.Schleuter)著,《有关音乐能力倾向测验研究的书目》(Research Studies Relevant To the Musical Aptitude Profile:A Bibliography),第78至85页。